傅景华中医金语录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2-10 20:56:51

傅景华中医金语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大运作
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
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
中医展示道法自然的原理
中医实现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生命之道已囊括有无
中医运气之道可通贯古今
中医摄生之道乃益寿之最
中医心神之道为诊治之极
中医经历百年奋争而重生
中医战胜科学主义而复兴
中医将引领现代科学革命
中医将主导未来人类健康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2-11 17:49:55

谢！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2-14 15:19:59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什么是传统？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其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黄帝内经》的宏篇巨制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文献，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经典巨著。中华医道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级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中华医道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中医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中华医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强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体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中华医道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愈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同异，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美与和谐，中和通标识相互关系的最佳态势。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门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重新认识《黄帝内经》，重新认识中华医道，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所在。

　　医道的认识领域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和。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中华医道在于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而治道亦在于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自生、自化与自和。每一个人都有调理失和与转化疾病的本能。医生的作用只是帮助与促进这本能的实现。所以，《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识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五运六气不是“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五藏六腑不是组织器官，而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传递、反馈、协调、演化、控发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实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藏、形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生命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中华医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中华医道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生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治疗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中医病机不是定位、定性、定量，而是求因、求属、求势。中医病机不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异常的认识，而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者，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就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医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道为本，德为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以两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腿。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东方之道的回归，都是向中医理论的回归。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从金元争鸣到温病诸家，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细胞说到分子论，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
什么是中医

中医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道不是指道家，也不是指道教。《黄帝内经》出现“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的概念出现。而用“学”字6次，只以学习、学问的含义出现。《素问》有言：“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不是“朴素”“自发”的原始哲学，更不是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生命的存在方式为神气形，而不仅仅局限于人体结构。神为本，气为用，形为器。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是人体结构与功能。“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之道，而不仅是存在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中医的思维方式包括感、知、悟，但主要是悟思与感思，在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与以形式逻辑为推理工具的现代医学明显不同。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综合；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本能。中医摄生与治人就是调动这一本能。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像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中医不仅是所谓“应用科学”，更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也是文化艺术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营造了梦幻般诗情画意的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和谐，提供了天人和通的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通于天道，亦通于人道。关于医道的社会原理及其应用，虽然常被人们用“自然科学”之剑来横加斩杀，但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本性的光辉展现。
　　对阴阳、五行、病因、治法的再解读
　　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朴素的矛盾论。阴阳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经验医学的说理工具。阴阳是过程与枢机领域的概念，是运动方式、相互作用、变化属性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物质。阴阳的相互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而不是什么阴阳相争，阴阳平衡，阴阳转化。
　　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五种物质元素，也不是朴素的机械论，更不是封建迷信。中医五藏是五类生命运动方式的五行归类，而不是人体的组织器官。《黄帝内经》一再重申神藏、气藏、形藏的区别，就是为了避免后人将藏理解成什么“脏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藏是生命之神所属魂神意魄志的五行归类。气藏是生命活动反馈与协调、主导与驱动、演变与运化、传递与转输、发生与控制的五行归类。
　　中医病因是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中医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中医诊治之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方得医道之真谛。
　　中医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气化神，以神还虚；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还值得指出的是，中药治人，以药之偏调人之偏。微弱能量可以转动枢机，微小信息可以引发突变。信息是药之神。提取出中药的所谓有效化学成分，其自然和生命能量信息荡然无存。

中医与易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科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中医的验证和改造，始终是主导性的潮流。近年来，一些奉行科学主义的专家，又以“中医是伪科学”为纲领，发起对中医理论大规模的批判，但尚未引起中医界强烈的反响。2004年9月3日，杨振宁教授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作了关于“《易经》与中华文化”的报告。提出“《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2004年10月23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表了“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要抛弃中医的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等观点。
于是，学术界在评价《易经》的同时，则再次掀起对中医的批判。其中最具权威性的讲话，则数2004年10月19日，何祚庥院士在“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究会”上所作“对《易经》文化的反思”，其代表观点为“《易经》是落后文化”，以及对所谓《易经》与中医“思维模式”的评价，即“一是宣扬神秘主义，二是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还有直接对中医的批判，如“典型的例子是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玄而又玄的说法，而且还认为深得《易经》思维之妙！为什么从总体来说，中医的医疗效果不如西医？为什么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等。
鉴于中医一再遭遇人为的否定，一再陷入西化的陷阱，一再丧失历史的机遇，一再面临存亡的抉择，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封杀的医道，重申医易的关系及其未来的发展。这是全民健康需求的所在，也是全民根本利益的所在；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呼唤，也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呼唤。
一、中医与易的同道关系及其主要认识领域
“易”是《周易》的简称。《易经》只是易的一部分。《周易》包括《经》、《传》两部。《经》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阴阳两仪数序推演自然、社会的变化。《传》以释卦辞、爻辞，共十篇，分别涉及自然之道的诸多方面。诚所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华夏民族通天彻地的感悟创造了这一通贯古今、震撼中外的宏篇巨制，从而引出了纵横上下的后世三千易著和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的易道理数（此道是老子所述自然之道，而不是指后世道家或道教）。
中医本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黄帝内经素问·著至教论》开篇即问雷公：“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神是生命的主导，气是生命的运动，形是生命的器宇。神不是思维意识，而包括自在的魂神意魄志；气不是人体物质，而包括各类生命运动方式；形也不仅是形体，还包括生命空间与生命场。医道是生命之道，而且通于自然、社会之道。天人和通，而非合一，亦不分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是调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化变之道，而不仅是功能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化变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功能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道空德生，卦时爻变。空动生时，机发生变。时间是空间运动的过程，枢机是变化发生的根源。易道是关于过程与枢机的认识。“机”本为“几”。甲骨文的“幾”字，上为脐带的象形，下为战斧的象形，表示生命的出现与事件的发生。《易·系辞》谓：“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微动而深通，几成而神速。《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并谓“空中之机，清静而微”。空为自然之本，机为变化之本，神为生命之本。“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
中医与易本一而道生。也就是说本原于一，同为道生。生生之谓易，易为道之用，而重在变道；生生之谓德，德为道之用，而重在生道。“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德与易同出而异名。生化领域为德之境；极变领域为易之境。《老子》言社会之大德，德之道也；《周易》言自然之大易，易之道也；《黄帝内经》言生命之大医，医之道也。医道通于生道、化道、变道，因而通于德与易。《素问·至真要大论》载：“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六微旨大论》载：“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所以，中医不是“沿袭了《易经》的思路”，不是“深得《易经》思维之妙”，也不是《易经》的应用分支，而是与《易经》同为道之用。《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以论生命之道为主，而兼及自然与社会之道。易道与医道共有相同的自然本原和认识领域，但同时又有各自独特的实践目标和理论纲纪。易道与医道同出于道，同属于中华文化之源，二者是并行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所以相与相随，相辅相成，共源共生，共荣共辱。
中医与易都是人类灵悟的洞见，都是人类文明的精粹。中医与易是大道，而不是落后文化。医道与易道通贯自然与生命之道，而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古以来，西方人始终在有形的物体结构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实质，而中国人却在无限的运动过程中追溯自然和生命的本原。易道与医道的主要认识领域在于自然与生命的过程与枢机，而不在于物体与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这正是未来文明所追求的目标。
过程领域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道是关于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是关于过程的认识，关于相互作用的认识。德是生生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气是运动方式，而不是“组成人体的物质”。数是作用方式，而不是定量运算的数字。数术与算术相对。后世将算术称作“数学”，从而导致范畴的混淆。既然数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数术应称作数道。数学描述物体的结构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显示过程的运动方式与作用关系。序是作用序列。《周易》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两仪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太玄经》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才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类是作用类别。《素问·阴阳类论》“阴阳之类，经脉之道”论类之理。《素问·示从容论》“循法守度，援物比类”论类之法。《素问·疏五过论》“比类奇恒，从容知之”论类之诊。《素问·徵四失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论类之治。
枢机领域的主要范畴是机、化、变，态、势、象。机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万变发于一机。化是机之动，变是化之极。化变是由化至变，变化是变中有化。态是变化的方式，而不仅仅指状态。状态属形态范畴。态有神态、气态、形态之类。势是变化的属性，而不仅仅指形势。势有神势、气势、形势之异，其下又各有局势、趋势、时势之别。局势是关系属性，趋势是空间属性，时势是时间属性。如中医病机的局势有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有卫气营血、温病三焦、伤寒六病等。象是变化的显现。象也有神象、气象、形象之类。见其象而知其化，致广大而极精微。医道与易道在认识领域、认识过程、范畴网络、理论纲纪等方面的成就，远非西方实验科学体系及西医学所能望其项背。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原因在于官僚体制，而不在于中华文化，当然也不在于《易经》。皇权与中华优秀文化并不能相容，所以必然与科学精神大相径庭。正是由于统治者扼杀中华优秀文化并与之背道而驰，才使以皇权为代表的官僚统治制度长达两千年之久。而一旦有丝毫开明的政治与宽松的环境，中华优秀文化便会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因此，不仅医易之道至今处在人类文明的巅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十五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我国江南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规模远远大于同时代的西方。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为代表的民主思想也远远超越同时代的西方。明末的天灾官祸使腐朽的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一场空前的社会大动乱及历史大变革即将到来。然而，1644年新兴的满清帝国铁骑入关，镇压了起义的农民和破碎的残明，同时也摧毁了民主与科学的梦想。皇位集权的官僚统治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与此同时的欧洲文艺复兴却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从而引发了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体系应运而生。两条腿走路的人类从东方迈出辉煌的一步，终于将另一条腿的跃进留给了近代的西方。
二、中医西化的理论附会成为被批判的目标
西方科学在实体世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科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圣坛，“科学”成为鉴定一切、衡量一切的标准。科学主义的统治地位日益上升，象中世纪的宗教一样不可动摇。一切与之不相容的文化，都面临着被扬弃的命运。中医在生死存亡的奋斗中，没有被否定、被废弃、被消灭，却走上了被解释、被验证、被改造的漫漫征途。然而，中医嫁接于西方科学的一厢情愿，使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千秋道统。牵强附会的“中医理论”不伦不类，反而成为实验科学批判的目标。
例如，所谓对《易经》与中医“思维模式”的评价，就与医易的认识过程风马牛不相及。是自己声称“整体思维”，招致逻辑思维的批判。整体与部件相对，不是思维的范畴，而是指实体层次的研究对象。整体观绝非所谓仅有的两个基本特色之一。而“天人合一”也绝非《易经》与中医的思维模式。“思维”原是翻译的概念，专指理性认识的方法。思维还被定义为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通常指逻辑思维。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都属于逻辑方法。《易经》与中医不属于思维模式，所以，不能称“易经思维”，或“中医思维”。而易作者或中医工作者的认识过程也并不局限于逻辑思维，更不是什么“笼统思维”，或“臆想思维”。
思维属于中医意的范畴，而意只是神的一小部分。思只是意的一小部分，思维是思的一小部分。神生志与神（此属狭义演生，生的本义是出，一生二，二生三，以之类推），志为本，神为用。此神生神与意，神为本，意为用。“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魂为元神之使，魄为元精之使。于是生命之神便演生魂、神、意、魄、志，从而可进行五行、五藏的数序归类。意有意志、意念、意识之别，三者又各有虚、隐、显之异。显意识包括感、知、悟，感、知、悟均含性、觉、思。于是有感性、感觉、感思，知性、知觉、知思，悟性、悟觉、悟思。
知思包括人们常说的思维，之后可类分各种思维方式。理性属于知性的范畴，思维属于知思的范畴。思维是理性认识的方法，且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是关于知识的体系，而且是分科研究的知识。哲学是科学的概括总结，也就是概括总结的知识。灵感属于感思的范畴，直觉属于悟觉的范畴。艺术是感思的创造，知识是知思的产物，而道是悟思的显现。思想是理性的认识，而道是悟性的认识。智慧是对思想和知识的利用。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乃是指有智慧而无德，就会出现最大的欺骗。德是对智慧的道德规范。德在智慧之上，而道为德之本。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认识过程包括悟思、感思与知思，认识结果包括悟识、感识与知识。
“笼统”不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笼统与具体相对，是指理论描述的程度。而理论描述的程度，又基于认识的程度。笼统就是不准确、不严密。而正好相反，《易经》与中医理论描述的准确性、严密性是无以伦比的。人们通常指责中医笼统，无疑是指对人体结构的描述，也就是所谓解剖学、组织学等方面。岂不知，中医的主要认识领域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是人体结构与功能。即使在结构的第二、三世界，乃至第一世界的整体层次，中医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要求中医有与西医一样的组织解剖学，是无端强加于中医的脱胎换骨的任务。
生命结构领域包括生命物质与生命空间，生命物质包括生命体与生命场。于是便有生命体、生命场与生命空间三个世界。生命体包括实体与粒子，实体有整体与部件之分，部件有器官、组织之别，组织有细胞、分子之异……西医学刚刚触及生物大分子，其研究对象在第一世界实体部件层次分子水平以下。实体只是局域性生命过程的载体。是生命空间与生命场运载着微观生命过程。粒子场、能量场、信息场是真正的微循环。阴阳五行就是统一场数序。中医正反、虚实、开合、动静，包括表里、出入、升降、聚散等都属于空间与场运变的范畴，而不是人体结构与功能概念。《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就是说生命神机的发动不能离开生命空间，而不是指什么“人体皮肤的穴位”。天人和通就在于空间和通，而不是人体与天体的合一。
中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知、悟，但其主要特色是悟思与感思。而且在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也远远超越西医的形式逻辑。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经纬；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后者只适用于低级、简单，而且被看作是静止、孤立的组织。因为在结构的实体部件层次，也是广泛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只有将其作为最机械的零件，才能进行还原实证定量分析。中医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机、化、变，态、势、象。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只是生道、化道、变道及病道、诊道、治道所属的范畴。抛弃与离散其主要范畴，曲解与异化其从属范畴，使中华医道在三大认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丧失殆尽，而西化“中医”在结构领域实体部件层次的劣势却捉襟见肘。
《易经》与中医绝不是“神秘主义”。更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臆想”。总揽万化的易道怎么会是妄臆的幻觉，通贯有无的医道怎么会是无端的想象？谁有这样神奇的本领能虚构一个如此宏伟壮观的理论纲纪，其所指导的实践竟然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并历数千年不衰？称《易经》与中医是“神秘主义”，反而说明其对易道与医道的认识还处于神秘阶段，或根本一无所知。看来，人类在认识领域将再一次面临两个世界的对话。正是由于对易道与医道的认识领域、认识过程、求索方法、实践目标、范畴网络、理论纲纪闻所未闻，才会误据西化“中医”的理论，作出这样脱离实际的判断。正是由于脱离医道的理论与实践，所以认为中医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例如常常被举证的阴阳五行，就是不知其本义而随意曲解，然后再用以指责《易经》与中医。
阴阳五行不是神秘主义，不是主观臆想，不是“玄而又玄”，更不是封建迷信。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阴阳五行也不是朴素哲学，不是说理工具，而是普遍存在。阴阳五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为什么西方人始终未能发现阴阳五行？就像不能发现经络藏象一样，西方人始终在有形的物体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实质，而阴阳五行是自然数序，纵横通贯三大领域，属于运动方式、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变化态势等范畴，而不是指孤立的物体。所以，在具体的实验研究中，不可能找到阴阳五行的所谓“物质基础”和“科学依据”。
杨振宁教授说：“分类上坚持阴阳、表里、寒热，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架构的话，中医学一定没有前途。”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如果坚持以阴阳、表里、寒热作为人的身体的分类精简，并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架构，那么这样的“中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问题在于，实体的分类精简不是传承《易经》的精神，医道与易道也并不是实体的分类精简。阴阳、表里、寒热不是实体分类，也不是整体架构，而是自然与生命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与变化态势。阴阳不是身体物质，而是两仪数序，反映运动的作用方式。表里不是身体部位，而是病机趋势，反映变化的空间属性。寒热不是身体状态，而是病机局势，反映变化的关系属性。
杨振宁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认为“中医不只在中国社会，在西方也有重要地位了。中医说起对人体的了解，总结出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它的精神就是把关于人的身体、人的疾病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归纳成几个字，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人的身体结构跟人的疾病是怎么回事，这是传统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由此看来，把中医归结成几个字作为对身体和疾病的了解的观点是一贯的，只是对其价值的评估和前途的诊断现在却更加明朗。不过，我们应该尊重教授对科学的执着，以及其对祖国文化和中医的关注。因为，是西化的“中医”自己定位为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而且是朴素、自发、原始、整体、古代、传统的）。所以，用所谓现代的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来评价中医，并否定和批判中医便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
杨振宁教授还认为“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中医、中医学没有前途。”其实，问题恰恰在于，现代“中医”非但没有坚持与易道的结合，反而执迷于与西医学实验研究的结合。不是前者没有前途，而是后者没有前途。所谓“研究中医”就是把中医当作研究对象，用西方实验科学方法，特别是西医的思路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肯定是“中医不科学”，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中医没前途”。道气如何实证，数序如何分析，机变如何还原，态势如何定量。以实验科学验证医道，以西方医学鉴定中医，乃是科学主义统治一切的典范。
所谓“中医疗效不如西医”，“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进步”，恰恰是因为“中医”在科学化的迷途中，完全丧失了医道的理论与实践优势。这是西医思路统治的结果，这是中医主体西化的结果。认识领域的接轨，认识过程的转换，实践目标的改向，求索方法的假借，范畴网络的崩解，理论纲纪的异化，自主信念的丧失，道德根本的消亡，使西化的“中医学”一再面临普洛克鲁斯特床的重重危机。如果说“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改造中医、消化中医的艰难旅程；那么，“抛弃中医的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则是废弃中医、取消中医的快捷途径。前者是历尽千辛万苦的慢性自杀，后者倒是快刀斩乱麻的直截了当。
也许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杨振宁教授与有关专家的话不仅没有错，而且为所谓的“中医学”指明了最终的归宿。因为对于那被称作“古代朴素”与“传统”的，已改造成不中不西的“中医理论”来说，与其耗尽仅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谓地去证明其中的科学成份，这样的鸡肋不如干脆抛弃算了。热爱实验的精英，去西医界发展吧。省点钱用于植化研究，把“经验”纳入现代医学，把“中药”提取成化学药，就是发展中医事业了……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理解的《易经》，并非真正的易道；其所评说的“中医”，并非真正的医道。更何况科学主义的统治已经是根深蒂固，是“中医”自己在“结合”中挤进了科学的桎梏。曲解的“易经”本来与科学格格不入，西化的“中医”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我们不能苛求其它专业的学者去自悟医道，遏制西化、正本清源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责任。
三、中医未来的发展前景与根本性战略决策
《易经》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易经》原理的应用使中国古代科学领先世界，《易经》之道将是现代科学革命性发展的源泉。中华医道不是古代科学或朴素自发的哲学，中华医道的理论与实践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中华医道将是人类健康与未来文明的方向。医道与易道共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文化的博大与悠远，寄托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尽管现今所谓“中医学”力图全盘西化，但《黄帝内经》在中国，中医古籍在中国，中医现代发展的根仍然在中国，能够捍卫和发展中华医道的基本力量仍然在中国，对其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的最高水平仍然在中国。所谓“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医西医化，而中医现代发展却应该是中医中国化。
什么是发展？发就是发挥，展就是展现；发就是开发，展就是伸展。西方科学内含革命性，中华文化蕴藏传承性。西方科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部件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否定之否定是其革命规律；中华文化由无至有，由隐至显，由本及用，由主及从，肯定之肯定是其发展之道。西方科学体系在革命中突破，中华文化纲纪在传承中发展。西方科学以现有知识的突破为创新，中华文化以自然大道的发展为创新。以西医方法研究、验证、改造中医，不是现代化创新，而是历史性消亡。
中医现代发展的目标绝不是西医学，亦非目前中医界所理解的“现代科学”，而是与西医及所谓的“现代科学”相反包容。相反与包容不是坏事，而是生生化化之至德。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才能相干，相干才能相成；包容才能和谐，和谐才能发展。中本西用，中主西从，虚实动静，相反相成，包容有无，和谐会通。人类历史上任何真正意义的发展，都是相反相成与和谐包容的过程。
中医中国化就是指现代中医不仅要按照衡阳会议的精神突出中医特色，而且要力挽狂澜，正本清源，捍卫中华医道的原理，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一个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民族，必然在外力的冲击下走向衰亡。离开中华文化，离开中华医道，正如吕炳奎司长生前所言，“中医面临灭顶之灾”；正如崔月犁部长生前所言，“出现象日本消灭汉医一样的悲剧”。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传人，我们要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儿孙。我们不能挖绝自己身前身后的根。
历史一再告诫迷惘中的人们，真正解决我国十三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中医是唯一选择。真正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二十一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特别是满足不发达国家广大民众卫生保健的需求，中医是唯一选择。而发达国家及城市居民的医疗保健，如果想要达到符合自然与生命原理的水平，中医也是唯一选择。
中国卫生事业寄望中医，世界医疗保健寄望中医，中华文化复兴寄望中医，人类未来文明寄望中医。中医走向世界，必须世界走向中国。就象当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一样，只有当大批留学生来华，并且真正掌握了中华文化，掌握了《黄帝内经》所揭示的中华医道原理及其应用，而不被引入曲解异化的歧途的时候，中医才能作为未来文明的使者走向世界。
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西化”。中医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目标也有两个字，那就是“东归”。“西化”就是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向“现代科学”的异化。“东归”就是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向中华医道的回归。中华医道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自然与生命之道的回归。西学东归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性过程，中医西化是人为造成的阶段性误区。
唯有中医可以承担战胜科学主义的伟大使命，是错误导向坐失了这千年等一回的历史机遇。为什么要提出战胜科学主义的战略呢？近代的欧洲，高举科学的旗帜与宗教统治作战，致使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现代文明。然而，当科学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便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科学革命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正如科学否定宗教统治，从而迎来现代文明一样，必须否定科学主义统治，人类才能实现未来文明。
当今世界已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引导知识经济潮流的是高科技，代表高科技本质特征的是创新，创新的最高层次则是与旧相反。与统治人类思维的西方科学相反的是中华文化，与主宰人类健康的西方医学相反的是中华医道。因此，最具超前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的复兴。
人类在期待，未来在召唤。中国中医理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无往不前的信念，重振自己的认识领域、范畴网络和理论纲纪，坚持自己的自主战略、实践目标和价值标准。并以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尽力吸收和利用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最新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技术。从而承担德被九州、道济万方的时代责任；并且完成经天纬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复兴中华医道!复兴中华易道！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方实力竞争，以及东西方文化交会与突变的大潮中，继续医道与易道天人和通的远大航程，引导人类走向那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振兴中华医道，实现人类自然健康
中医问题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健康，涉及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然而，近代以来，利用西方科学对中医的解释、验证和改造，使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误区。中医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中医是和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化变之道，而不仅是功能之学。中华医道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科学概念的西化与神化，不仅是中华医道的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困惑学术界一个多世纪。不仅如此，这一问题与生存和健康密切相关，因此而涉及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缺陷的不断显露，以及其与人类保健医疗需求的矛盾激化，中医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粹。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
生命能量信息的传递与转输、反馈与协调、演变与运化、发生与控制、主导与动力方式都属于神气运动的范畴。生命能量、信息的上述活动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而这一活动处于稳定、和谐有序的态势时，就是所谓健康。而这一活动处于紊乱、无序、偏极的态势时，就会发生疾病。因此，调理生命能量、信息活动，调动生命自主、自愈能力，就成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关键问题。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仅是人体结构与功能。尽管如此，在结构领域的第二三世界，乃至第一世界的整体层次，中医也远远超越西方医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生命结构领域包括生命物质与生命空间，生命物质包括生命体与生命场。于是便有生命体、生命场与生命空间三个世界。生命体包括实体与粒子，实体下的研究对象有整体与部件之分，整体下有系统与要素之分，部件下有器官、组织之别，组织有细胞、分子之异……西医学刚刚触及生物大分子，其研究对象在第一世界实体部件层次分子水平以下。实体只是局域性生命过程的载体。是生命空间、生命场与生命体运载着微观生命过程。阴阳五行就是统一场数序。中医正反、虚实、开合、动静，包括表里、出入、升降、聚散等都属于空间与场运变的范畴，而不是实体与功能或机械运动的概念。
中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知、悟，但其主要特征是悟思与感思，而且在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也远远超越形式逻辑。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经纬；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中医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机、化、变，态、势、象。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只是生道、化道、变道及病道、诊道、治道所属的范畴。抛弃与离散其主要范畴，曲解与异化其从属范畴，使中华医道在三大认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丧失殆尽，而西化“中医”在结构领域实体部件层次的劣势却捉襟见肘。
道、德、气、数、序、类是过程领域的范畴。道是关于对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是关于过程的认识，关于相互作用的认识。德是生道。“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本）气是运动方式，而不是什么“基本的物质”。数是作用方式，而不是定量运算的数字。数术与算术相对。后世将算术称作“数学”，从而导致范畴的混淆。既然数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数术应称作数道。数学描述物体的结构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显示过程的运动方式与作用关系。序是作用序列。《周易》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两仪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太玄经》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方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类是作用类别。《素问·阴阳类论》“阴阳之类，经脉之道”论类之理。《素问·示从容论》“循法守度，援物比类”论类之法。《素问·疏五过论》“比类奇恒，从容知之”论类之诊。《素问·徵四失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论类之治。
机、化、变、态、势、象是枢机领域的范畴。机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万变发于一机。化是机之动，变是化之极。“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化变是由化至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生命内藏自隐、自调、自控、自生、自化、自和。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本能。中医摄生与治人就是调动这一本能。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治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象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中医病因是生命运动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治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以气化神，以神还虚方得医道之真谛。
中医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变应变，以化促化；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而非法为法，圆机活法，法式检押，又是对待古方、运用常法的三个层次。
随着相对论、量子论的问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分形论、超循环论、混沌论等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现代科学理论处在深刻而又广泛的危机与变革之中。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哲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原理的归复。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和人类认识的回归，中医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道科之战的主战场。所以，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西化”。中医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目标也有两个字，那就是“东归”。“西化”就是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向“现代科学”的异化。“东归”就是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向中华医道的回归。西学东归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性过程，中医西化是人为造成的阶段性误区。
面对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科学的地位便日益上升，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然而，当科学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便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正如科学否定宗教统治，从而迎来现代文明一样，必须否定科学主义统治，人类才能实现未来文明。
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现代科学，中华文化复兴迎接未来文明。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医道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契机。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是相通的，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生命之道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中华医道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
与时俱进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医道！与时俱进就是要尊重科学精神，批判科学主义！中华医道必将引导人类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中医理论的异化与归复
中医理论的异化与归复，就是中医理论的现实与未来，就是中医理论的消亡与复兴。中医理论的异化早在上世纪之前已经开始，但其完整概念理论及实验研究体系的形成却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中医理论异化的历程，首先在于认识领域与西医的“接轨”，下属的一切问题皆由此而衍生。所以，不解决认识领域问题，不在本原层次、时空层次解决认识领域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中医理论乃至人类健康与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宇宙不是物质大爆炸产生，而是反空间的突发性运变。宇是指无限的空间，宙是指无限的时间。有空间就有反空间，有实空间就有虚空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宇宙在正反、虚实、开合、动静的突发之变中得以显现。虚实属于空间范畴。开合属于实空间范畴。开空间又自旋出动静弯曲空间。牛顿的绝对空间实际上就是静态弯曲空间。静态弯曲空间是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的参照系。但爱因斯坦认识的相对论空间是分析空间，而普郎克认识的量子化空间是共和空间。以上皆为《老子》、《周易》、《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无限空间的表现形式。
空间的运变就是时间，空间的节律性运变是实时间，空间的非节律运变是虚时间。空间的单向运变出现所谓四维时空，空间的多向运变出现所谓多维时空。时空就是自然。自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然界”或“自然科学”，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自然是一个过程。过去时为有，未来时为无，现在只在有无间，有无是一个过程。西方人在具体的物类中寻求世界的本质，中国人在无限的过程中追溯自然的本原。
自然过程中有无限的运动方式，各类运动方式又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道是关于过程的描述，气是关于运动方式的描述，数是关于作用方式的描述，序是数的序列，类是数的类别。数是自然之数，而不是数量之数。现代意义的“数学”是中国古代的算术，算术描述结构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而数术描述过程的时间方式与作用关系。阴阳、三元、四象、五行、六气、八卦、九宫等都是自然之数。《周易》太极阴阳六十四卦反映数的两仪序列，扬雄《太玄》三方八十一家反映数的三才序列。……人类对以上范畴的认识属于认识的过程领域。过程领域也就是运动领域。
相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但变化的发动则在于机。动必有机。万变发于一机。“几”的甲骨文上部是两组脐带的象形，寓义生命的发生与延续；下部是兵器战斧的象形，寓义事件的发生与动力。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机是变的根源，化是变的结果。态是变化的方式，势是变化的属性，象是变化的显现。态有神态、气态、形态之别。状态属于形态，是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势有局势、趋势、时势之异。局势是变化的关系属性，趋势是变化的空间属性，时势是变化的时间属性，现代所谓信息只是物的变化方式的显现。……人类对以上范畴的认识属于认识的枢机领域。枢机领域也就是变化领域。
物体只是局域性空间或阶段性时间的载体，也就是相对过程或有限过程的载体。换句话说，只不过是过程的一种物化表现形式。正像信息运载着历史性变化一样，物体运载着局限性过程。离开过程则只能局限于结构。结构包括空间、场与体。体包括粒子与实体。能量是力的转换形式的标量，质量是物的结构分析的参量。但只有实体结构的最机械部分才可进行分析。系统与要素、整体与局部、器官与功能都是关于实体结构层次的概念。……人类对以上范畴的认识是认识的结构领域。结构领域也就是形器领域。
中医的认识领域主要是过程与枢机领域而不是实体结构领域。中医范畴与理论主要是关于过程与枢机的描述。尽管也包括对实体结构的描述，但其优势与所谓特色显然在前者，而不是后者。“素”的甲骨文是双手截断脐带的象形，寓义生命诞生过程。“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九针十二原》开门见山即谓“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就是神气遊行出入的生命空间。道、德、气、数、序、类、机、化、变、态、势、象是《黄帝内经》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华医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属于生道、诊道、治道等范畴，病名、病证、治法、本草、方剂、针灸等只是其更下一级的范畴。由此展示的中医理论在数千年的传承中成就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被传教士、商人、学者们带进中国，但西方人却异常惊叹中华医道的睿智与深邃。虽然他们不能理解这一东方奇迹，但却试图将他们的医学与之比附。他们借用大量的中医名词术语进行翻译，以期使西方医学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当时的人们谁都不曾料到，这以西附中的一个世纪之后，会出现空前规模的以中附西。中医界自己竟然用已经变成西医概念的术语，反过来解释、验证、衡量、曲解、替代、改造中医。
科学的桎梏始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壁垒，中医是不是科学至今困扰着人们的思维。为了说明中医也是科学，就要对其进行科学定位。首先认定中医是西方传统意义的科学，那么也就是与西医学一样的人体科学。于是，中医的认识对象必然是人体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医的方法当然是还原分析的实验。动物模型、实验数据、客观性、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科学化、现代化则成为人们千辛万苦地追求的目标。但是，无论怎样高明的验证，在这一陌生领域内，中医也是朴素自发的。而朴素自发并不是光环，只是原始落后的同义词。
在认识领域与求索方法的范畴内，似乎只犯了一个极为低级的错误，然而却是一个极为致命性的错误，中医理论的灭顶之灾已命中注定。中医理论的危机早在现代“中医学”创建之初就已出现，并于近年来日益升级：认识领域向人体结构的转轨，思悟方式向形式逻辑的退化，求索方法向还原分析的假借，实践目标向疾病治疗的畸变，基本范畴因混淆曲解而替换，理论纲纪因截断废弃而崩坍，自主信念因自我否定而丧失，道术根本因脱胎换骨而消亡。
既然纳入西医学及所谓“现代科学”的范畴，便会遵循西医学及所谓“现代科学”的规律。而西方科学发展的规律就是否定之否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传统到现代。从整体论到机械论，从细胞论到分子论，西医学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理所当然，“中医学”必须否定传统，才能够实现所谓创新。于是便有了撕心裂肺的崩解，碎骨敲髓的提取，千锤万凿的淘汰，千移万化的改造，完成这一改造必先从范畴理论开始。基本范畴理论被抛弃，二级范畴理论被曲解，三级范畴理论被同化，……
气是无限的自然运动方式，在人则为生命活动方式，但却被认为是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如果是基本物质，那是什么物质？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却被理解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双方。如此则阴阳变成了朴素的矛盾论，那么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阴阳有气、性、象之别。阴阳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而不是阴阳对立、阴阳斗争、阴阳转化、阴阳平衡。阴阳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阴阳也不只是哲学概念，更不是说理工具，而是自然和生命过程中的普遍存在。阴阳是过程与枢机领域的范畴，而不是实体结构领域的概念。阴阳是自然之数，阴阳是相互关系，阴阳是相互作用，阴阳是作用方式。
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组成世界和人体的五种物质。氢、硫、碳、氧、氮作为五种物质元素可进行五行归类（尽管“中医学基础理论”并未说明五种元素是什么），但是只有进入演化过程中才具备五行的属性。五行的生承制化，不是在辅助功能与制约亢进中保持等量的平衡，而是在动静相作与有无相生中实现演化的和谐。生即是制，承即是化。无生有，有化无。阴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始于木而成于水，阳化气发于金而化于火。
五藏是五类生命运动方式的五行归类，而不是五种组织器官。藏有神气形之别。《黄帝内经》中曾反复申明神藏与形藏之异。魂神意魄志是生命之神的五行归类。志为先天之本，包括生命的发生与控制；神为志之用，包括生命的主导与驱动；魄为志之使，包括生命的传递与传输；魂为神之使，包括生命的反馈与协调；意为后天之本，包括生命的演变与运化。只有意之阳才能显示为意识，表现为自我。惟此是意的局限性可控过程，而意之阴是意的不可控过程。把神解释为思维意识是挂一漏万，把神说成是外部表现是以偏盖全。气藏亦如是，府亦如是。
把藏象称作学说，把藏府改作脏腑，藏被解释成藏之于内的组织器官，藏象学说被认为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于是肝藏血被解释成肝脏有贮藏血量的功能，脾统血被解释成脾脏有统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不使外溢的功能，心主神明被认为是心脏有意识思维的功能，肝与胆相表里被说成是肝脏与胆囊的解剖位置相接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样的藏象理论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经络是神气的遊行出入，而不是人体的组织结构。经络是生命活动现象，只有在生命过程中才存在。经络是生命运动的联络方式，包括能量的转换与信息的传递。并可引发阴生，促成其反馈、主导、演变；激发阳化，实现其协调、运化、控制、驱动。所谓经脉的循行与俞穴的部位则是生命活动的概率现象。如果经脉是气血运行的通道，营气是流动在血管里的营养物质，血是流动在血管里的红色液体，那么经脉不是血管又是什么？经络本质的实验研究，始终陷入本质性误区。在实验室里和显微镜下寻找经络在实体层次的物质基础，乃是人们长期以来推动的一块西西菲斯巨石。
西方人昌明的近现代科学，不断地向物质世界的纵深挺进，并早已深入超微观领域，但始终未能认识阴阳，也未能发现经络，因而也不会理解中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认识领域的差异。中医的范畴理论主要在于过程领域与枢机领域，以及结构领域的空间、场与粒子世界，在实体层次中寻找中医“概念”、范畴、理论的本质或物质基础，乃是一种永动机式的幻想。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
中医病因理论注重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而不在于物质性致病因素。中医病机理论注重生命过程的神气异常，而不在于人体结构的病理改变。谨守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性定位定量。求因在于失中、失和、失通；求属在于藏府、经络、气血；求势在于虚寒、寒热、燥湿之局势，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之趋势，卫气营血、温病三焦、伤寒六病之时势。治其势反而调之，引而导之，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促治的根本大法。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破坏这一过程。中医摄生在于保持人的自稳、自调、自控与自生、自化、自和。中医治人亦在于促进人的自稳、自调、自控与自生、自化、自和。中医是调人的医道，而不仅是治病的医学。中医调于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与生物和谐相处。把中医的目标指向疾病，指向化验，指向细菌，指向病毒，完全陷入西方疾病医学的旋涡，却又没有西医应付疾病的能力。中医在过程枢机领域的优势丧失殆尽，在实体结构层次的劣势却捉襟见肘。
朴素的整体观是实体结构层次最肤浅的认识，在西方曾被零件还原的机械论所否定，之后又被结构分析的器官论所取代。“人体是一个整体”，是在不了解其内在结构时的最初的认识阶段。这样的观点完全构不成中医的特色，更不用说是惟有的两个基本特色之一。何况中医的认识领域或所谓“研究对象”也并不是人体。《黄帝内经》反复强调神形之别。《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即论“上守神，粗守形”。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一言就是一字，这个字就是“神”。
“证”字在《黄帝内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其义与病互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辨某病脉证并治”为题。脉证同属病象。证为从言从登的形声字。问诊所得为证，望诊所得为候，切诊所得为脉。千古以来皆如此。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始见“辨证论治”。但其证仍指病状。如周氏所言：“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其本则是病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辨证论治”一跃为代表中医的特色，而把“辨病论治”的桂冠强赠于西医。就像把“现代医学”的光圈抢先奉送给西医，而把自己称作原始朴素意义的“传统医学”一样。然后再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纲领，从而使中医理论进一步陷入自我混乱、自我否定的泥沼之中。一时间，有关证的歧义多达数十种之多，诸如“证据”、“证候”、“症候群”、“证候群”、“机体反应”、“疾病状态”、“诊断结论”、“主观感觉”、“阶段本质”、“边界效应”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是，对“辨证论治”科学性的怀疑日烈，寻找证的客观标准的呼声日高，西医辨病为主，中医辨证为辅而相结合之说日盛。甚至不惜以“证型”代“证候”，以辨证分型从属于西医。证的范畴被异化，病的本原性丧失，审病求机、随机变法的核心被挖去。证的物质基础研究，证的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研究，竟然成为所谓“中医科研”史上的重大项目。耗资千百万，历时数十载，始终未能搞清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中华医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人道包括天人之道、社会之道、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包括生化之道、摄生之道、诊治之道。诊治之道包括病道、诊道、治道。治道包括神治、气治、形治，治法包括调治、刺治、药治。药治之上为法无定
法，神用无方，以气化神，以神还虚；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辨证论治由此衍生。即便是把证演变成从病形、病状到病因、病机的全过程，而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也绝难以偏盖全而成为中医唯有的两个基本特色之一。至于临病医家以证代病因病机而治愈疾病。那是在自己的感悟中实现了中医理论的回归。就如王清任医林改错，张锡纯衷中参西，但其临证诊治的思路根本就没有离开传统，其重大的实践成就均是中医原理的运用。
本草为草之本，草之本在于神。神在过程之中，神在枢机之中，神在空间与场的运变之中。本草调于人，以药之偏调人之偏。微小能量可以启动枢机，微弱信息可以引发突变。所谓“药物”只有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与人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称作中药。中药的作用目标是人的生命过程。尽管中药对生命物质的作用远非化学药品所可比拟，但中药的作用优势绝不是针对人体结构以及其物质性致病因素。中药的组成也绝不仅仅是化学物质。既然当今西方科学界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早已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存在的三要素，那么为什么“中药研究”还要无视中药信息与能量的存在呢？在不同产地，不同气候，不同采集时间，不同采集方法，不同制作过程，不同收藏方式的情况下，植物组成成份究竟有多大变化？与五运六气相应的正位药、间味药与其它时令的同种植物在组成成份上有多大差异？为什么作用却截然不同？难道中药的作用只限于那些无机化合物吗？提取有效成份，提纯化学单体，高温高压、消毒灭菌，迎合西药标准，统一制作规范，中药运载的自然、生命、人工信息与能量荡然无存。而“中药”的生化过程、运变枢机、作用态势，以及其空间结构、时间效应、场际波动、粒子活性、有机成分等更是丧失殆尽。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离开与人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离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引经报使，还有什么中药可言？中药现代研究与植物化学研究有何区别？与西医药理研究有何差异？中药发展战略竟然是中药西药化。
中医学界为建立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历尽艰辛，终于在痛苦的改造自新中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几乎完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任务。物生谓之化。“中医现代化”就是要化出一个与“现代医学”一样的“医学”。事实上这个新“医学”已经产生，只不过认为化得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现代化。“现代化”不过是“科学化”的现代表述。然而多少年来，人们不断地为一个理想的大厦添砖加瓦，到头来却发现，它的基础是一些形态各异的流动的泥沙。
其实，“基础”也是实体结构层次的概念，过程与枢机领域并无基础可言。中医之本是道，大道无形，大道不称。道无处不在，道无时不有。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道囊括宇宙，包罗万象。道寓气、气寓数、数生序、序生类。机发变，变发化，化生态，态生势。以上浑然一气，但皆显现于象。体系也是实体结构层次的概念。中医理论纲纪有无，经纬天人，纵横时空，通贯神气，而不会受制于体系，或局限于框架之中。
如果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科学体系，但为什么接轨的对象、方法、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实验研究，甚至具体的客观性、定量性指标都完全相同。只是异化的概念、理论与其大同小异。相同是没有意义的，而不同部分恰恰是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部分。如果认为中医与西医是同一研究对象，同一思维模式，同一研究思路，同一研究方法，同一客观指标，那就不可能有不同的概念和理论。所谓的“中医学理论”则没有存在的理由。
所谓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能采用象托勒密体系增添加仑一样的方法，不断地进行定量化、客观化的验证与解释。但这种验证与解释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运用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的每一次实验研究，其结果都是一个悖论。除非先确定结论，然后再寻找或制造有利的数据，否则便无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于是，这一离开民族文化传统，背弃中华医道原理，以人体结构为对象，以还原分析为方法，以西医学及所谓“现代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的新的“科学体系”，却与其赖以生存的西医学及所谓“现代科学”原理完全相背。如果说这样牵强附会、硬性接轨的理论是与西医学属于同一范畴的科学，那么就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伪科学。
中华医道与所谓的“中医学”之间已难以交流。这几乎是人类认识史上又一次“两个世界的对话”。所谓的“中医学”虽然自称“传统医学”，但是却早已远离传统，远离中华民族文化。当其已完全成为与西医一样的人体科学的时候，对于中医本来的认识领域、思悟方式、范畴网络理论纲纪已非常陌生。
中医是人类认识的高峰，而不是医学的初级阶段，更不是朴素自发的哲学。中医是大道，而不拘于学。学也是中学，而不是西学，更不是经验医学。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不是“科学方法”与现代研究的改造对象，而是科学革命与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东方文化在传承中发展，西方科学在革命中创新。相对论、量子论的问世引发了强大的二十世纪风暴，催生了科学的第三次革命。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从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理论到分形论、混沌论，超循环论，现代科学革命的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风起云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锐不可挡。
以物质结构研究为基地，以还原分析实验为方法的现代科学体系，面临深刻而广泛的危机。世界处在惊天动地的变革之中。一大批卓有远见的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东方之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这一新的世界性潮流波澜壮阔，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高傲与威严，让人领悟到中华医道的博大与雄浑。西学东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医西化不过是一个阶段性误区。然而，历史的阵痛却在于，现代科学的每一次反向创新都被看作是对道的回归，现代中医的每一个重复实验都被评定为科研的成果。用以实现“中医现代化”的“现代科学方法”恰恰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对象。正在被全面西化的中医理论，恰恰是未来文明追求的目标。
只有改变历史，才能改变历史中所有人的命运。只有改变中医西化的历史，才能改变中医共同体的命运，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人类健康，寄望中国，复兴医道，根在民间。我们不能等待历史的审判，我们不能挖断自己身前身后的根，谁站在历史的前头，谁就会掌握主动。未来在呼唤，人类在期待，时不可违，化不可代。

中华医道的远大航程

历史的渊源与中西的分流

康衢击壤，歌开声诗，陶唐作劳，舞肇意医。上古康衢人有击壤之歌，一夺中华诗道之先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朴意境，不仅为古代天人合一及阴阳观念之源头，而且是现代生命科学及生物钟理论之滥觞。
最初陶唐氏作宣导之舞，一开中华摄生之先河。《吕氏春秋·古乐》所述：“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其不仅记载了形气导引之始，而且内涵了医道中和宣通之理。
三山五岳耸立着通天彻地的合一与自强，大江黄河流淌着贯古达今的和谐与温柔。河图洛书开发了伏羲先祖的灵感，神农黄帝启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而《周易》、《老子》与《黄帝内经》则是现存的三坟雄文，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千古之魂。
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话中曾庄严宣告：“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
中华医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先秦《黄帝内经》的成书，到汉末《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从金元四家的学术争鸣，到明清温病诸子的群星璀璨，曾不断开拓出此起彼伏、大开大合的新局面。
当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中华医道以其绝异于西医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及其卓越的实践效果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对面。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代西方医学固然在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但在生命过程、作用关系的认识方面与中国相比却望尘莫及。16～17世纪新兴的西方近代科学把人看作一台机器，复杂的生命活动最终被简单地归结为机械运动或物理、化学变化。
伴随19世纪三大发现，开始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即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然而依旧把人的各个器官看作是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的机器部件。直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宪章，确认健康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满状态，西医学才在认识上开始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定，被誉为对医学研究发展是一次认识论上的革命。
然而这种所谓整体系统的医学思想，不仅早已在古代中医著作里得以充分地阐述和发挥，而且还早已将其包容于自已博大精深的医道之中，从而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认识方法、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和实践目标等方面与西医学出现了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中国人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将这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贯穿于医理之中，把实现形、气、神合一，促进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作为医道的最高准则。
中华医道不仅把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而且把生命和自然也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与宇宙不仅发生于共同的自然本原，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时空法则。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宏观把握世界的高度智慧，构成了中华医道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理论范式。
和谐运动的多维时空，魔方一样的无限宇宙，展现了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和纵横交错的认识领域，世界不是由基本的“建筑材料”所构成，生命不是由严格的定量关系所决定，医道不是逻辑。面对生命的奇妙，感悟神气的交融，那古代的中国致力于生命过程与作用关系的追求，而把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还原留给近代的西方。这是思维活动的两种方式，这是人类精神的殊途同归，这是研究对象的双水分流，这是创造领域的异曲同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相反互补才能和谐，具备特色才能生存。
西方医学是以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为对象，运用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形式逻辑、公理体系、极向定位的分科研究之学。中华医道是以生命过程、运动方式、相互作用为对象，运用取象比类、从容综合、参悟玄机的方法，领悟通达的时空运变、数序关系、稳态调控的合一中和之道。
《内经》中用“道”字269次，其中多数是以本原、运动、相互作用的涵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学”字只出现过4次，而且还是为了说明道与学的关系与区别。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学要一天天地增加知识，悟道须一天天地减少旧学。
道是无限的自然过程，气是无限的运动方式，数是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的反映，象是运动方式和作用状态的表现。人类对自然的描述有过程、状态、结构的不同。《黄帝内经》中就曾反复比较神、气、形的相互关系。中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过程、方式、状态的描述，西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结构、功能、形态的描述。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结构，及其器官组织细胞的功能表现。中医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过程与方式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谐。西医的目的在于进行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医疗辅助、医疗干预、医疗替代。中医认识病因，以运动方式的失和为主；西医认识病因，以物质性致病因素为主。中医认识病机，以生命过程与方式的异常生化及其状态属性为主；西医认识病理，以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定量指标为主。中医治疗，采取调理气机、平和气态、引导气势的方法；西医治疗，采取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切除病灶的方法。中医是治人之道；西医是治病之学。所以说：中医是过程之道，西医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存在形式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
综上所述，中华医道以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等概念范畴体系所描述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理论所反映的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生克制化的相互作用，以经络和病机理论的类似反应概率的语言所展示的生命活动图景，从根本上摒弃了机械论、还原论的世界观，而获得了动态的生命的深刻体验。运用过程、方式、相互作用的原理，引入自然之数、阴阳五行序列以及相反和谐的思想，对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活动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百年的奋争与主体的异化
1900年，山雨欲来，当西方自然科学界在麦克尔逊—莫雷试验和黑体辐射的冲击下，即将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二十世纪风暴，彻底动摇还原分析科学体系的时候，救亡失败的日本和汉医总会议长浅井国干却孑然一身回到家乡，沉痛作文告祭祖先。
“千载道统，天下谁御？”面对和汉医道人为消亡的历史性惨变，面对和汉医界慷慨壮烈的悲剧性奋争，《告墓文》那泣血荒丘的绝唱，震撼山河的呼喊，竟然穿过东海的惊涛骇浪，南天的云遮雾障，至今仍然回旋激荡在天地之间。
1914年，就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前夕，消灭中医的浪涛早已席卷中华大地，北洋政府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关于大专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决定只设西医课程。全国10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却力主废弃中医。
1929年，当时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随即引发著名的“三·一七”斗争。全国中医界群情激愤，在强烈抗议声中，提案虽被迫取消，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始终在变本加厉地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领导人及时扭转了轻视、排斥和否定中医的倾向。1958年，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批示，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医发展史上的英明论断。但是他把提高和发展中医药的愿望寄托在西医身上，从而使整个中医界进入了至今难以自拔的理论误区。
创立“新医药学”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热情。但是从“理论的全面结合”到“一根针，一把草”，美好的愿望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失败和痛苦叩打着真理的大门，比成功和欢乐发出更大的声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热烈的幻想消散了，随之而来的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呼吁。中医又进入了“抢救”和“继绝”的时代。
1978年，中医得到了邓小平主席的关注，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国家领导及时作出了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力挽狂澜于既倒。
1982年，崔月犁部长主持的衡阳会议关于“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议，反映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期盼，传达了杏林学子发自肺腑的心声。与此同时，“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被列入宪法。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创举。
1984年，百花盛开的季节里，金陵古城召开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学术讨论会，南京大学卢央教授满怀信心地鼓励中医群英“逐鹿中原，捷足先登”！此后，朱灿生教授还曾热情洋溢地预见中医会成排成班地踢开诺贝尔奖金的大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提出了震惊全国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医理论发展的热潮汹涌澎湃，大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气薄云天之势。
1986年，在那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的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中国中医药学会在成都召开的“中医发展战略研讨会”，成了保持发扬中医药特色思想的学术争鸣会。经过了暴风雨般的激烈辩论，会议最终作出的关于中医特色与优势，现状与问题的基本看法，关于中医发展方向、战略、措施、方法的各项建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当时谁也未曾想到那竟是降娄宫前一道金色的彩霞。
正如湖北中医学院陈国权教授所言：“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医事业实际上日趋衰败，活不好又死不了。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仁，无不忧心忡忡。……中医界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医之术的问题比贯彻56号文件以前更加严重。这种严酷的现实多被中医界表面的繁荣所掩盖。”
吕炳奎老司长不负时代的重托大声疾呼：“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和学术水平不但没有象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得到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其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下，中医中药的实质和特色正在迅速蜕变和消亡。按老中医的话说是‘形势大好，危机四伏’。”
崔月犁老部长在“致江泽民主席的信”中也重申了这一历史性的焦虑：“不少老中医反映说：老一代中医去世后，中医即可能被西医消化，而走上灭亡。”国家领导也一再发出“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等指示，以期拯救民族瑰宝于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性的英明决策，周围性的高位截瘫，巨大的反差追赶着岁月的递增，资源的浪费伴随着时光的流逝。
离开了民族文化的氛围，抛弃了传承千古的道统，西医“科学标准”之网遍地纵横，现代“科学方法”之剑漫天飞舞，残存的中医学术始终面临着普洛克鲁斯特床的深重危机。概念的替换，理论的异化，学术主体的丧失，根本信念的动摇……
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离开中医临证的实践，离开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浮沉，离开与人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用西医动物模型、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根本不是什么“中医”；用西医还原方法、化学提纯所取得的“成份”，已根本不是什么“中药”。当我们费尽心血地发现了一个中西医的“共同点”，创造一个化学合成的“新药”，对西医学来说仅仅是微不足道的锦上添花，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确立了一条官方法定的“科学研究”戒律，并以之实现了对整个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否定。
用西医学概念、范畴、理论译释、衡量、改造中医，用西医学思路、方法、标准研究、验证、评定中医，就会实现中医概念、范畴、理论的取消、曲解、替代，就会实现中医科研、教学、临床的量化、从属、转变。多年来，我们一再千辛万苦地为一个理想的大厦添砖加瓦，到头来，却发现它的主体早已被替换得面目全非，而它的基础却是一些不伦不类的流动的泥沙。
施今墨先生曾说：“吾人非振兴医术，决不足有自存。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赤胆忠心的老前辈一定认为领导这学术的绝不会是官府和外人。他又说：“只要中医的学术能够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就谁也消灭不了中医。”扶危济困的老前辈绝没有想到这提高、发展的方向竟然是“现代医学”（原本是我们自己硬塞给西医的代名词）。
当此之时，不禁使人想起著名老中医耿鉴庭教授早在1980年时就借用《老残游记》中的一句话说：“吾人已老，其局已残。”并感叹“老中医是大熊猫，我们是一代完人。”
著名老中医李今庸教授愤然作诗痛叹今日中医：“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教授撰文指出，所谓的中医成果多是假中医“成果”，所谓的中医走向世界多是假中医出国。而中医西化的同时又有中医巫化。近年来曾盛行的伪中药、伪气功、伪保健品，又何尝不是干老所说的假中医打着中医招牌，分别从左右两面败坏中医。
1996年3月20日，崔月犁老部长给政协全国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他的心里，中医消亡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我国在‘振兴中医’中，如果不知不觉把中医由衰亡走到消灭，也是一个悲剧。”1996年10月，在崔月犁部长赞助和支持下，何足道极富民族精神，力图砥柱中流的《中医存亡论》历尽艰辛才得以问世，但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种种非议或不予理睬。1997年8月，崔月犁老部长亲自主编并作序的最后一本书《中医沉思录》出版，序中留下了他的千古之忧：“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
1998年1月崔月犁老部长最后一次主持召开的是编译中医古籍的会议。去世前几分钟，他还在写关于中医问题的信。千秋道德，百代精神，克己为人生前铭；一片丹心，万种情思，鞠躬尽瘁死后已。高山低垂，江河挥泪，杏林顿失擎旗巨手；云海共泣，天地同悲，医苑长留未了心愿……

未来的召唤与认识的回归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主席在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形势的同时，提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号召。而复兴中医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方面。
2001年3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全国政协体卫分组会上讲话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世纪之初复兴中医、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强音。
2001年5月30日，在祝贺焦树德教授生日时，几位老中医举行了座谈会，在江泽民主席讲话的鼓舞下取得了共识：“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并认为“现在的中医单位硬把具有五千年经验的中医往只有200年经验的西医中去塞……我们已经违背了中医自身固有的规律，用西医的框架来宰割中医。”
2001年8月10日，《现代教育报》列通栏标题：“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2001年9月21日，《现代教育报》开始发表郝光明记者“救救中医吧”系列报导。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2001年11月，《医药世界》以“孤独的百年中医”为名全文转载。
2001年11月28日，《健康报》发表祁芳的文章“名老中医的忧思”。邓铁涛教授把现代中医比作“泡沫中医”。“什么叫做泡沫中医？很简单，就是在五颜六色的表像下面，已经没有中医的内涵”。李今庸教授痛心地指出中医院校“培养出的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两个半瓶醋’”。张灿岬教授“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的论断惊世骇俗、振聋发馈。任继学教授关于“目前有些中医院正在日趋西化”；焦树德教授关于“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的真知灼见，发人省醒。
继承就是要继承传统，发展就是要发展传统，创新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对于中医来说，“现代化”不是拔地而起的空中楼阁，也不是他山飞来的西洋景观，我们不能挖尽自己身前身后的根。
什么是“传统”？统，即统一性，即大一统，天地万物的大一统，宇宙的大一统，生命的大一统。传，即传承性，即连续性，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宇宙的连续性，生命的连续性。传统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一统。对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连续性、统一性的认识，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之辉光，而且是未来人类文明之理想。
而有些人所理解的“传统”，却是过时的、落后的、朴素的、自发的、经验性的、不科学的，需要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的，需要改造的，需要“现代化”的东西。“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曾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但最终却被排山倒海而来的“二十世纪风暴”所彻底动摇。
西方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观点，提出以“现代”与“传统”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类型。“传统”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就是“现代化”。这一观点却为中国中医决策界所普遍接受，于是便把中医称作“传统医学”，而把西医称作“现代医学”，而同时又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从而使自己陷入自己设计的旋涡或圈套之中。
然而，人们这里所谓的“现代科学方法”却恰恰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对象。早在1905年相对论、量子论相继诞生的那一刻起，现代科学已离开以物质结构为对象的研究基地，开始了向系统科学、状态科学的转移。爱因斯坦不无风趣地告诫人们：“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1925年，自海森伯提出测不准原理以来，现代科学已开始了向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华医道原理的归复。1959年，海森伯又发表了《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1961年，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著名的不可通约性原理。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事实与取向已趋明朗。
1972年，巴特的《走向精神生态学》用生命系统观、生态观取代人体机械论、结构论。1974年，卡普拉的《靴带和佛教》对比了物理学家丘的靴带理论与东方文化的异同，声称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是向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医原理的归复，体现着老子伟大的生态智慧。
1975年卡普拉在科学界尽人皆知的《物理学之道》中阐明了西方的觉醒：“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如果说物理学现在把我们引向一种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宇宙观，那么从某方面来说，就是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上。”
在樱花的故里，也不得不对消灭汉医的历史性错误进行沉痛的反思。“复兴和汉医学”，“重建东洋医学”的呼声迭起。1979年，日本医师会长武见太郎指出：“中医在对疾病的观察上远比西医优越。”泽泻久敬教授、大冢敬节教授等纷纷撰文重新评价汉方医学。
1980年，普里高津的《从存在到变易》以自组织系统理论看待生命现象，他所主张从结构研究走向变化过程，实质上是向中医的回归。1981年，卡普拉的《转折点》揭示了生命的系统观否定生物医学模型的历史性大转折。
德国汉学家满晰博曾盛赞中医“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都无法企及的东西”。他对中国中医满腔热情的期待迄今已过去20多年了，他当时曾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医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不再是今天所起的作用。”严酷的现实却事与愿违，他不得不痛心地发出警告说：“中医缺乏传人，随着老一代中医的消失，中医的科学核心与精髓将处于被淹没的危机之中。”
物理学家惠勒突然发现他所倡导的质朴性原理，早已包容在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医原理之中。他认为“阴阳太极图是并协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永远不要忘记惠勒先生真诚的期待：“我想在你们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人，他的伟大将高于玻尔和爱因斯坦，物理学并没有结束，他正在开始。”
人类在期待，未来在召唤，中华医道理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无往不前的信念，正本清源，力挽狂澜，恢复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坚持自己的自然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并以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尽力吸收和利用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最新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技术，以确立自己在未来文明中的地位。
复兴中华医道！复兴中华民族！我们仍无限深情地企盼着，那中医决策界的英明举措，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方实力竞争，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潮中，继续中医天人合一的远大航程，迎接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中华医道与科学主义的世纪之战

   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困惑学术界一个多世纪。不仅如此，这一问题与生存和健康密切相关，因此而涉及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有人说，生与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生存与健康则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缺陷的不断显露，以及其与人类保健医疗需求的矛盾激化，中医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什么是中医，中西医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中医本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此道不是指道家，也不是指道教。医道是生命之道，而通于自然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用“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的范畴出现。而用“学”字仅6次，只以学习、学问的含义出现。《素问·至著教论》开篇即问：“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道术学技，境界不同，高下有别；中西之学，领域不同，内涵各异。林亿序《黄帝内经素问》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奈何将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已为幸矣！”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粹。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中医不属于“朴素”“自发”的原始哲学；中医不限于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生命的存在方式为神气形，而不仅仅局限于有形实体。神为本，气为用，形为器。神是生命的主导，“神者生之制也”；气是生命的运动，“气者生之充也”；形是生命的器宇，“形者生之舍也”。神不是思维意识，而包括自在的魂神意魄志；气不是人体物质，而包括各类生命运动方式；形也不仅是形体，还包括生命空间与生命场。《黄帝内经》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关系。《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仅是人体结构与功能。尽管如此，在结构领域的第二三世界，乃至第一世界的整体层次，中医也远远超越西方医学。甲骨文的“素”字是截断脐带的象形，表示生命的延续及其诞生的过程。“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化变之道，而不仅是功能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化变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功能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生命结构领域包括生命物质与生命空间，生命物质包括生命体与生命场。于是便有生命体、生命场与生命空间三个世界。生命体包括实体与粒子，实体有整体与部件之分，部件有器官、组织之别，组织有细胞、分子之异……西医学刚刚触及生物大分子，其研究对象在第一世界实体部件层次分子水平以下。实体只是局域性生命过程的载体。是生命空间与生命场运载着微观生命过程。粒子场、能量场、信息场是真正的微循环。阴阳五行就是统一场数序。中医正反、虚实、开合、动静，包括表里、出入、升降、聚散等都属于空间与场运变的范畴，而不是实体与功能或机械运动的概念。《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就是说生命神机的发动不能离开生命空间，而不是指什么“人体皮肤的穴位”。
   中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知、悟，但其主要特征是悟思与感思，而且在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也远远超越西医的形式逻辑。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经纬；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中医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机、化、变，态、势、象。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只是生道、化道、变道及病道、诊道、治道所属的范畴。抛弃与离散其主要范畴，曲解与异化其从属范畴，使中华医道在三大认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丧失殆尽，而西化“中医”在结构领域实体部件层次的劣势却捉襟见肘。
   道、德、气、数、序、类是过程领域的范畴。道是关于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是关于过程的认识，关于相互作用的认识。德是生道。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气是运动方式，而不是“组成人体的物质”。数是作用方式，而不是定量运算的数字。数术与算术相对。后世将算术称作“数学”，从而导致范畴的混淆。既然数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数术应称作数道。数学描述物体的结构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显示过程的运动方式与作用关系。序是作用序列。《周易》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两仪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太玄经》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才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类是作用类别。《素问·阴阳类论》“阴阳之类，经脉之道”论类之理。《素问·示从容论》“循法守度，援物比类”论类之法。《素问·疏五过论》“比类奇恒，从容知之”论类之诊。《素问·徵四失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论类之治。
   机、化、变、态、势、象是枢机领域的范畴。机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万变发于一机。化是机之动，变是化之极。“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化变是由化至变，变化是变中有化。态是变化的方式，而不仅仅指状态。状态属形态范畴。态有神态、气态、形态之类。势是变化的属性，而不仅仅指形势。势有神势、气势、形势之异，其下又各有局势、趋势、时势之别。局势是关系属性，趋势是空间属性，时势是时间属性。如中医病机的局势有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有卫气营血、温病三焦、伤寒六病等。象是变化的显现。象也有神象、气象、形象之异。见其象而知其化，致广大而极精微。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生命内藏自隐、自调、自控、自生、自化、自和。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本能。中医摄生与治人就是调动这一本能。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治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象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朴素的矛盾论。阴阳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经验医学的说理工具。阴阳是普遍的存在。阴阳无时不有，阴阳无处不在。但为什么西方人始终不能发现阴阳？那是因为他们始终在有形的物体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实质，而阴阳是自然数序，纵横通贯三大领域，属于运动方式、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变化态势等范畴，而不是指孤立的物体。阴阳有气、性、象之别。阴阳的相互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而不是什么阴阳相争，阴阳平衡，阴阳转化。
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五种物质元素，也不是朴素的机械论，更不是封建迷信。五行的关系，得其和则生承制化，失其和则胜复乘侮。生不是产生，承不是克伐。“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黄帝内经》无“克”字。生则制，承则化。制者从无生有，化者从有化无。阳化气，阴成形。木火土金水为阴生之序，金木土水火为阳化之序。五行是自然数序，与阴阳一样遍及三大领域，而在生命过程中则通贯神气形。
   病因是生命运动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治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以气化神，以神还虚方得医道之真谛。
   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变应变，以化促化；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而非法为法，圆机活法，法式检押，只是对待古方、运用常法的三个层次。
   中医不仅是所谓“应用科学”，更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也是文化艺术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营造了梦幻般诗情画意的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和谐，提供了天人和通的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通于天道，亦通于人道。关于那医道的社会原理及其应用，虽然常被人们用“自然科学”之剑来横加斩杀，但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本性的光辉展现。
   什么是科学，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
   “科学”一词系由外文翻译而来，首见于梁启超“变法通仪”一文。西方的科学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古希腊时期，第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三是工业革命时期。古希腊的科学原是指分科研究的知识，与被称作哲学家们的综合性知识相对。公元五世纪时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十五世纪时东罗马文明的再发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此，人们高举科学和人文的大旗，反对宗教统治对人性的束缚。科学成为一种批判神学的精神武器，科学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崭新观念。由此便引发了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革命中，在这个科学昌明的巨人时代，以笛卡儿、培根、伽俐略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共同开辟了实验研究的天地，从而奠定了实验科学的基础。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科学，是以物质结构为研究对象，以还原实证为研究目的，以分析实验为研究方法，以定量数据为客观指标，以形式逻辑为推理工具的实验科学。这一科学体系的建立，使人类在物质结构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
   于是，对科学的概念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第一是科学概念的本义，第二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第三是科学概念的神化。我们所说的科学概念的本义，是指历史形成的本质性内涵。西化是指与西方实验科学等同，神化是指绝对化与宗教化倾向。
各种辞书对科学的定义几乎都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医的科学性根本不容置疑。“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医不仅完全符合科学的定义，而且是任何其它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中医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庞大的知识体系。中医不仅有分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有综合各科的理论纲纪，更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和无以伦比的实践效果。这是任何学科所不能具备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从而成为未来文明追求的目标。因为中医不仅包括对有形世界的认识，而且具有对自然和生命本原，以及其发生演化过程的认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科学”的概念却往往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混为一谈。更令人震惊的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绝不是少数人的观念，而是普遍泛滥于当代思想界与科技界。如果科学作为近代以来形成的实验科学体系的代名词，那么不仅中医不是科学，而且中国古代并无这样完整意义的实验研究体系。所以不仅国外学术界，甚至中国自己的所谓主流学术界，都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真正的科学。
科学概念的西化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可怕，但是同时伴随着科学概念的神化，便使人类文明跌入几乎不可自拔的泥沼。鉴于现代科学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科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圣坛，“科学”成为鉴定一切、衡量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统治地位逐渐变成了象中世纪的宗教一样不可动摇。中医与中华文化被取代、被废弃、被消灭已是理所当然的结局。科学概念的西化与神化，不仅是中华医道的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在这一人为的前提下，就象把西医称作“现代医学”，把中医称作“传统医学”，然后再提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是钻进自己设计的圈套一样；把西医纳入“现代科学”，其指导思想定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中医纳入“古代科学”，其指导思想定为古代朴素自发的哲学，然后再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不是需要现代化”？完全是跳进自己挖掘的陷阱。
人们既然高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为什么不用数千年中医实践去检验“科学”是不是绝对真理，却用只有二百年的西方医学理论把中医及其实践检验的体无完肤？任何真理都需要实践的检验。何况科学有非常具体的含义，科学绝不是唯一的真理。用“科学”鉴定其它理论与实践，甚至否定一切不相容的文化，就会使之变成科学主义，从而根本上背叛了科学精神。
   于是，“中医教育”沿用所谓医学教育方法，并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教材尽量采用西医学的解释。“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成为“中医科研”的几乎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而提取有效化学成份，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现今所谓“中医学”与中华医道背道而驰，是不伦不类地嫁接于西方科学的畸支。
   挥舞科学主义的利剑，曲解、改造、消灭中医的主要力量，不是西医学界，更不是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而是中医界自己。张灿炠老中医说：“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邓铁涛老中医说现在的中医是“泡沫中医”。“什么叫作泡沫中医？很简单，就是在五颜六色的表象下面，已经没有中医的内涵”。李今庸老中医愤然作诗痛叹今日中医：“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吕炳奎老司长痛声疾呼：“中医面临灭顶之灾。”崔月犁部长生前沉痛指出，中医会“出现象日本消灭汉医一样的悲剧”。
   二十世纪中医对科学主义的挑战及二十一世纪的科道之战
   人们把科学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否定，以及后者的自卫往往称作“科玄之战”。“玄”的含义显然是“玄学”。其实，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而不是学，更不是什么“玄学”。何况“玄”字也是被歪曲的。甲骨文的“玄”字是脐带上下延伸的象形。其喻义表示对本原的追溯。“玄之又玄”就是追溯再追溯，直通那自然和生命的本原。道与学是包容关系，本无战事可言。并非谁要挑起论战，而是科学主义的统治已占据了与之不相容的各个领域，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被改造和被排斥得几无立锥之地。
   二十世纪中医走过了孤独的旅程，曾出现过三次对科学主义的挑战。二三十年代，在废止中医的劫难中，广大中医界奋起抗争。同时在理论上捍卫中医的传统，并且主动吸收西方医学的知识，以试图实现其中体西用的理想。张锡纯衷中参西，恽铁樵中西汇通，杨则民奋力为《内经》之哲学争辩……中医并没有被废除，还在民间得以巩固。
   五十年代，在中医政策的鼓励下，中医又一次奋起论争。老中医纷纷撰文阐述中医理论，特别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的正确性。但同时也出现了以西医解释中医的倾向。八十年代，迎来了中医挑战科学主义的春天。中医理论发展的热潮汹涌澎湃，大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气薄云天之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提出震惊全国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革——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不过这一短暂的历史，很快被中医“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
   然而，就在人们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力图实现中医西医化的进程中，西方早在上世纪初就出现了麦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的挑战，从而引发了亘古以来最为强大的二十世纪风暴和第三次科学革命。随着相对论、量子论的问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分形论、超循环论、混沌论等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现代科学理论处在深刻而又广泛的危机与变革之中。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哲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原理的归复。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和人类认识的回归，中医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科道之战的主战场。所以，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西化”。中医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目标也有两个字，那就是“东归”。“西化”就是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向“现代科学”的异化。“东归”就是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向中华医道的回归。西学东归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性过程，中医西化是人为造成的阶段性误区。
   唯有中医可以承担战胜科学主义的伟大使命，是错误导向坐失了这千年等一回的历史机遇。为什么要提出战胜科学主义的战略呢？近代的欧洲，高举科学的旗帜与宗教统治作战，致使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现代文明。面对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科学的地位便日益上升，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然而，当科学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便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正如科学否定宗教统治，从而迎来现代文明一样，必须否定科学主义统治，人类才能实现未来文明。
   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现代科学，中华文化复兴迎接未来文明。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医道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契机。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是相通的，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生命之道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中华医道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
   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传人，我们要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儿孙。我们不能挖断自己身前身后的根。所谓“与时俱进”，就是与时代俱进。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人类认识东归的时代。与时俱进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医道！与时俱进就是要尊重科学精神，批判科学主义！中华医道与科学主义新一轮的世纪之战，必将引导人类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遏制畸化正本清源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发言
各位专家、各位同事，非常热烈地祝贺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在这个成立大会上首先应该来讨论一下这个专业委员成立以后要进行哪些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所以我现在简单说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遏制畸化，正本清源！因为中医目前所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就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畸化”。本来是想西化，一再想把自己提高到医学科学的水平，纳入现代科学，特别是西医学的轨道，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不断地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科学性”，想让别人说自己也有科学的成分。所以现今的中医不是方向不明，不是路径不明。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三次西化，特别是近二十多年以来的西化，使中医明确了一条完整的路线、方法和体系。所以这二十年来中医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确立了自己的教学、科研和临床的规范，使自己的主流成为与古代中华医道背道而驰的，但是又不能完全纳入现代科学，特别是西医学医疗体系的一个另类的“医学”。就是说起初本想西化，经历了三次西化，但是仍然没有西化成功，而出现了畸化，所以中医的根本问题是畸化。而中医所以呈现目前这种畸化，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必须了解过去的“中医哲学”，为中医的畸化，为中医的消亡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免重蹈覆辙。
在第二次中医西化的时候就提出中医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是唯物的、辩证的，但如果是唯物的、辩证的，那只能是朴素的、自发的，而朴素自发恰恰是原始的、落后的，在哲学史上是最低级的、需要淘汰。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把阴阳解释成对立统一的双方，把五行解释成五种物质元素，把藏象解释成组织器官，把经络解释成气血通道，把营气解释成血管中流动的营养物质，把血液解释成血管中流动的红色液体……一再寻找藏象经络的物质基础，一再寻找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一再把中药提取成有效化学成分，把本草变成化学……其实这种畸化的路线在中医是非常明确的，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政治口号。“现代化”成了“科学化”的代名词。于是这个政治口号本身就说明中医是不科学的。
并不是只有中医界以外的人说中医不科学，真正怀疑中医不科学的并不只是外人，而在于中医主流决策界内。中医“科学化”就是说中医“不科学”，中医“现代化”就是说中医“不现代”，中医“标准化”就是说中医“不标准”，中医“规范化”就是说中医“不规范”，中医“定量化”就是说中医“不定量”……所以说人为形成的这种局面使中医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于是在教学上全面用西医的思路，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从小学了数理化的学生本来早已丧失了悟性、悟觉、悟思、悟识，中医大学又重新用大量的西医课程、哲学课程，还有政治、英语来占用学生的时间，而中医教材又用西医的思路和理论来进行曲解。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样领进门的学生能是中医吗？所以李今庸老中医说“三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在焦树德教授80岁诞辰的时候，当时去了几个老中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50年以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现在才有多少中医用中华医道的思路、方法来看病，多少人会脉诊……所以说中医走到了这种地步不是没有方向，没有道路，而是非常明确的道路，那就是畸化。而这种畸化的道路恰恰是因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机械套用唯物辩证法而形成的。
所以中医在畸化部分的基础理论指导下，用有限的经费开展的科研课题几乎大部都是西医的思路和方法。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标准来进行科研，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来对中医进行解释、验证、改造……而且这种权威的科研思路、科研审查、科研标准、科研鉴定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你想恢复中华医道，你想用中医传统看病，你想教中医传统那是很难的，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名位，不能给人带来金钱，不能给人带来利益，所以只有走这条路中医的学生才能有名有利。正如上午有的专家说的，那些取得中医学术权威地位的，获得了最高中医科研成果奖的全部都是西医课题，真正的中医“课题”几乎是没有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要干什么，除上述以外，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医。也就是正本清源。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概念的形成源于西方试验研究，科学就是一个实验研究的知识体系，它的研究对象就是物质结构，它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实验，它的研究目的是还原实证，它的客观指标是定量数据，它的应用工具是形式逻辑。创立这一整套分科实验研究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的本来含义。但后来科学概念遭到了三次畸化，而这三次畸化主要与中国人有关。一是科学的泛化，把科学说成是一种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所以它拥有自然、社会、思维各个领域。在泛化的同时又进行了西化，就是说在泛化的同时又用西方科学的标准来检验一切，鉴定一切。在西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神化，把科学作为绝对正确、终极真理，以及现代、先进的代名词，从而使科学变成统治一切、衡量一切的武器。
科学一词在中国只有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却窃居于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而科学即使作为一切领域分科研究的知识体系，也并不是绝对真理，因为分科研究的知识体系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学就是学识，学识包括感识、知识和悟识，而知识也只是学的一部分。哲学是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概括性、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所以科学和哲学都是学的一部分。学之上还有思。思不是指思维，也不是仅指思想。思想被解释成理性的认识，实际上思包括感思、知思和悟思，而思想定义的理性只不过是知思的一部分。在思的上面还有智，而智依靠感觉、知觉和悟觉，所以《黄帝内经》说“慧然独悟”。智慧是种悟性，是一种悟觉，智慧包括对思想和学识的把握。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就是说智慧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在人为之上是自在，自在的最下就是理，这个理不是现代所谓理论的理，现代的理论是把中国古代的理贬到科学的下面，这个理是种天理，是自在关系。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网是自在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看起来象一张网，实际上他们中间是没有缝隙的。而在理的上面是术，这个术是中国古代之术，不是现在所说的技术，技是技巧。《黄帝内经》上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术在理之上，术是种法则，是种自在的法则。而术之上有德，德不是现今所谓“道德”，“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就是生，德为道之显，德为道之用，道为德之本。所以德字上有道，道属自在。中医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黄帝内经》用道字265次，用学字只6次，而每次用学字都是黄帝批评雷公。黄帝问雷公，子知医之道乎？雷公说不知道，并说学了什么什么东西，黄帝说你学的都是杂学。
所以中医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医有医道、医德、医术、医理、医智、医思、医技八大境界。而学只是道下的一部分。道可以包容学，学不可替代道。我们必须要真正懂得中华医道，了解中华医道之所包罗万象，而不仅是什么整体观、辨证论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道有天人之道、社会之道、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有时道、机道、形道。时有生、气、和，和有数、序、类……机有发、化、变，变有态、势、象……形有器、基、物，物有光、微、体……西学不可望道之项背，论器亦不可同日而语。器者生化之宇。器展示局域性生化空间，器之下还有基，基之下才有物，物之下才有光，光之下才有微，微之下才有体，体之下才有整体，整体之下才有系统，系统之下才有部件，部件之下才有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大分子，西医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实体部件层次生物大分子以下。而中华医道展现的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道德术理智思学技。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中华医道以后才能够复兴中华医道。所以我们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首先任务就是要遏制畸化，正本清源！只有如此才能够包容西方医学，复兴中华医道，主导医疗卫生，服务和谐社会，引领科学革命，促进人类健康，迎接未来文明，实现世界大同！谢谢！

博观古今而约取,厚积德才而薄发.方从法出，法随证立，证取象测，借助实验，中西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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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3月18日举办了“中医深层次思考研讨会”，邀请争论双方的核心人物和有关学者进行理性的学术讨论，并在会议上推出《中医新世纪大论战》丛书，包括傅景华的《捍卫中医》、方舟子的《批评中医》、何裕民的《发现中医》和《爱上中医》。）
新世纪大论战
      ——两大误区
有人说贫富与爱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其实，生存与健康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近年来，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的统治，以及掠夺自然的野心、物质利益的驱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物种灭绝、气候反常、病毒变异、药品危害、疾病难治……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健康危机！于是，人们的注意力日益转向绝异于西方科学的中医。中医问题涉及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关系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成为东西道科交会、中华文化复兴的热点……
然而，上世纪以来，中医界却在百年的孤独中不断遭遇生死存亡的困境。时至今日，还有人倡言取消中医！并直言，中医只是经验！甚至连经验都不是！中医是伪科学！甚至连伪科学都不是！……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在过去有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如今却在于中医界自己。因为评价中医，首先要懂中医。但我们不能强求其它学科专家，以及非中医人士真正懂得中医。而中医主流决策界自己都真正懂得中医吗？于是中医存废与科伪之争的世纪性大论战，在界内界外轰然而起。
中医与科学主义的百年论战方兴未艾，而目前的新世纪大论战又已全面展开。（道科和谐包容，本非对立关系，是科学主义霸占一切，置医道于死地而后发）这场论战之所以旷日持久而终成“无言的结局”，乃因双方主流界始终延续了两大历史性误区。那就是标准误区与目标误区。标准误区是指以西化科学为评价标准；目标误区是指以畸化中医为攻击目标。
科学一词在中国只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却窃居于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近代科学概念的内涵形成于西方还原分析的实验研究。但后来（特别是在中国）却经过了三次畸化，即泛化、西化和神化。泛化是指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是指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是指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上述标准误区就是指以西化与神化的科学双刃剑为评价标准衡量中医、鉴定中医、斩杀中医。
其实，如果科学作为还原分析实验研究的知识体系，则西医属于科学，而中医不同于科学。如果科学泛化为实用于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则中西医均属于科学，而中医又远远超越科学。如果科学神化为绝对正确或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则中西医均不是科学。（如果科学异化为自然社会与生命之道的同义语，则中医是科学，而西医不是科学）可见，中医存废与科伪之争的大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概念的大混战。而中医界自己也陷入了科学概念畸化的漩涡中不可自拔……
近代以来，在科学与哲学统治下所构建的桎梏中，中医界盲目利用西方科学与西医学的概念、理论解释中医、验证中医、改造中医。于是，中医在异化、西化，乃至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客观化、定量化的艰苦进程中实现了全面畸化。而畸化部分的中医“概念”和“理论”便成为争议的最主要对象，也就是说“科学化”的“中医”反而成为科学抨击的最有利目标。上述目标误区就是指以西化与畸化的中医扭曲物为攻击目标批判中医、反对中医、否定中医。
现今所谓“中医概念”并非中医之名，现今所谓“中医理论”并非中医之理，现今所谓“中医思维”并非中医之意，现今所谓“中医技术”并非中医之术，现今所谓“中医科学”并非中医之学，现今所谓“中医哲学”并非中医之道。此外，现今所谓“朴素”、“自发”并非中医“指导思想”，现今所谓“复杂”、“系统”并非中医“发展方向”，现今所谓人体结构并非中医“研究对象”，现今所谓分析实验并非中医“研究方法”，现今所谓“化学成分”的“中药”并非中医本草，现今所谓“整体观”“辨证论治”并非中医特色……

超越与包容
      ——八大境界
自然与生命属于自在，自在的显示则有道、德、术、理。求索与运用属于人为，人为的创造则有智、思、学、技。自在可超越与包容人为。道术可超越与包容学技。中华医道通贯八大境界，（境为空境，界为域界，并非现今所谓“思想境界”）显然超越实证科学，并可包容人体医学。
泛化的科学概念也只是分科研究的知识体系。哲学是科学的概念与总结，也就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科学与哲学皆属于学，而且只是学的一部分。学为学识。识有感识、知识与悟识。中医囊括诸识，而并非仅限于知识。老子谓“绝学无忧”。是因为学的本义就是管束。学有限制、局限义。所以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则不足以为道。”
学之上为思。思非现今贬于哲学之下的所谓“思维”。（思维只是知思的一部分，维就是线性的，而逻辑思维又只是思维的一部分）思也不只是思想。思想被现代定义为理性认识。理性就是知性。知性与感性相对。知性显示知思，是思的一部分。思有感思、知思、悟思。“医者意也，在人思虑”。中医通贯诸思，而并非仅限于知思。
思之上为智。智非现今贬于思维之下的所谓“智力”。智源于慧。慧源于觉。觉有感觉、知觉、悟觉。所以《素问·八正神明论》谓“慧然独悟”。智慧是对道德术理的颖悟，当然也包括对思想与学技的把握和利用。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是因为智慧仍然属于人为。（大道无为）拥有智慧可以利于民，亦可进行最大的欺骗。所以须以道、德、术、理为上。（老子所论德，重在社会之德，德为不得，官不得则民得）
智之上为理。理非现今贬于科学之下的所谓“理论”。（理论是概念建构的体系）理为自在关系之显示。所以有“天理昭昭”之谓。医理属于命理，乃生命自在关系的显示。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在自然过程中，则喻言各类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是无限的。虽然看起来象稀疏的网络，实际上其间是没有缝隙的。（老子道论是普适的，在社会与生命过程中则同类相求）
理之上为术。术非现今贬于科学之下的所谓“技术”。（技为技巧，在学之下）术为自在法则之显示。所以有“法天则地”之谓。医术属于命术，乃生命自在法则的显示。《素问·上古天真论》谓：“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术为自在法则，而非“养生方法” 。数为自然之数，而非计量之数。
术之上为德。德非现今贬于“意识”之下的所谓“道德”。德为生。生为显。“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德为道之用，道为德之本。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本）道为本，（冲通中，中为本；中通空，其本空）其用为有而无穷尽。
德之上为道。道非现今贬于“理论”之下的所谓“道理”。（亦非指道家或道教）道为自在。道无处不在，道无时不有。道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之道即自然之道。人道有天人之道、入世之道（即社会之道）、生生之道（即生命之道）。中医属于医道。医道乃生命之道，并通于自然与社会之道。医有医道、医德、医术、医理、医智、医思、医学、医技。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合天，以道合道。道德术理亘古常在，智思学技不断创新。

感悟中华医道
      ——三大门径
中医入门往往忽视三个必由之途径。那就是运意、识文与悟道。医者意也。意为五神之一。志为神之本，魄为志之使，魂为神之使，意为神之显。意有隐、潜、显，显有觉、思、识。觉、思、识均有感、知、悟。古以悟为先，今以知为尊。废悟而存知，则废道而存学，废中而存西。二者不可偏废，如人之有双腿。国人从小浸泡在西学的海洋，悟性悟觉悟思悟识消灭殆尽，中华文化之复兴任重而道远。
运意必先开悟，开悟必先静思。意乱则神迷，意静则神明。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庄子说：“忘我之境，是谓天成。”《素问》崇“精神内守”；孙思邈尚“安神定志”；李时珍谓“内景邃道，惟反观者可照察之”。个中光景，非亲察其境，绝难领悟一二。潜心内视，反观内照，禅思定慧，悟圣心法，始入医道之门径。见微知著，出神入化，以气化神，以神还虚，方得医道之真谛。
成汤禁三风而灭夏，古公亶父作《德》论而亡商。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禁三风的符号刻在三块玉版上，世传“连山”。《德》论的甲文刻于五片龟板上，藏于龟甲之中，世传“归藏”。（见陈光柱《老子研究》）于是后世有所谓“三坟雄灵文，五乘秘奥典”。
周康王四十三年命单逨为历人而作《书》，其后又发展《德》论为五千言而训诫幽王。因其有“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世传“三绝”。其所使用之文显然为金文。而《黄帝内经》乃以大篆写成。金文大篆与甲骨文本义相近。（皆一字一义，两字相加形成概念系翻译西学时所借用）不懂甲骨文、金文与大篆，就不会懂得商周与战国，也不会懂得老子与诸子。因此也绝不可知中华文化之本，而更不会感悟《黄帝内经》与中华医道。汉后以儒解道，而今以西释中；汉后以楷书解字，而今以白话释名。中医入门之途由是尘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有本义、寓义、喻义、隐义、引义，近代以来又有异义、西义、畸义。名与翻译外文引入的“概念”无异霄壤。概念是固定的，只有内涵与外延。且概念的运用仅在逻辑思维层次。用引申义来替代中医名的本义及寓、喻、隐义，其后果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翻译西医学时借用了大量中医之名，于是出现西化义。反过来又用西化的特定“概念”来曲解中医，就会形成畸化义。如果用异化义、西化义、畸化义来评论中医，其荒唐之极更是不言而喻。
修过意文两径，方入悟道之门。悟道然后知道，知道然后识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要一天天增加知识，悟大道须一天天减少旧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空动生时，时动生机，机动生形。时道显示生、气、和，和道显示数、序、类……机道显示发、化、变，变道显示态、势、象……形道显示器、基、物，物道显示光、微、体……（体之下才有整体、系统与部件，部件之下才有“器官”、组织细胞与生物大分子，这才是西医学实证还原、定量分析而大显身手的领域）
诸名皆出于本义，在中华医道的氛围中其义自显。为了理解的需要，本著全部进行了现代汉语阐释。如论自在领域时，以时道寓过程领域，以机道寓枢机领域，以形道寓结构领域等。但很多相对性现代表述，并不能与诸道完全等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启发悟觉其功甚伟）而且其中寓义绝不可用现今西化的狭义“概念”去曲解。文中关于中医道德术理的所有现代汉语表述亦如是。其意良苦，观者自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本著所述中华医道之价值、地位、本原、领域、范畴、纲纪、运用、危机、战略、发展，与中华文化之关系，与现代科学之关系，以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等，均是近三十年来反复申诉过的……
值此新世纪大挑战与大机遇到来之际，不求汇入众人之潮流，也不求力挽狂澜于既倒，只愿尽华夏儿孙赤子之心、绵薄之力，甘为中流之一石而已。老子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世界在期待，未来在呼唤！呼唤和谐社会、呼唤自然健康，呼唤中华文化，呼唤中华医道！当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引领我们前进的，不是中国古代先人的遗产，也不是大洋彼岸他人的恩赐，而是我们自己的真正觉醒

傅景华中医金语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大运作
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
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
中医展示道法自然的原理
中医实现认识史上的奇迹
中医生命之道已囊括有无
中医运气之道可通贯古今
中医摄生之道乃益寿之最
中医心神之道为诊治之极
中医经历百年奋争而重生
中医战胜科学主义而复兴
中医将引领现代科学革命
中医将主导未来人类健康

正确认识中医

作者：邓铁涛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价值，对世人来说，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20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药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西医呢？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去深入考虑中医的问题。
　　一、唯物史观看中医
　　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中医受尽了轻视、歧视、排斥的待遇，未被消灭已属万幸。解放后，王斌思想影响深远，中医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其间虽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王斌等公开批评并撤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并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和几所中医学院，但中医事业的发展仍无大进展。直到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中医药的发展，才有组织上的保证。中医药事业真正得到发展，是在1986年之后。一百年来的中医，50年是被压迫期，30多年为不冷不热期，真正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只有15年耳！与20世纪一百年来全世界西医的命运相比，真是天地之别!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医开始走向世界，先是针灸热，然后是中医热。欧美等医学发达国家逐步承认中医师的专业地位，针刺治疗早已纳入医疗保险系统、伦敦英国人排队看中医，德国人预约住中医院已不是奇闻。美国医师有3000人学习并掌握中医的针刺术。（反观我国西医懂针灸者有几人?）
　　20世纪是科学成就惊人的年代，世界西医学的发展可谓风正一帆悬；而中医学的遭遇则逆风逆水，水下有险滩无数！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超时代的科学积淀，能在20世纪末与西医学同时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吗?难道这样的历史对比还不值得炎黄子孙欢呼雀跃吗?奉劝对中医信心不足的同志，千万不可只能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二、唯物辩证看中医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中医的经验不能重复……等等。我认为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
　　2.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
　　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于2002年5月8日在“世纪大讲堂”作了《美与物理》的报告。其中说到：“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来，发展了一个新的在微观物理学跟宏观物理学之间的一个物理学，叫做介观物理，是不是也可以翻译为介观物理学。这个介观所研究的是在宏观物理学（那就是像日常大小的东西，或者更大的东西）跟微观物理学（原子物理学）之间的领域。所以比如说是10的负6次方埃或者是10的负7次方埃这种物理学，这个学问现在正在澎湃的发展，倒不是因为那么多的人要想去研究量子力学的解释，而是因为这个领域与工业有密切的关系。……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因为工业发展的推动，所发展出来的介观物理学可以使得量子力学的解释发生新的革命性的发展，这是可能的”。
　　上述引文杨先生讲的是量子力学的问题，似乎扯不到医学上去。但如果从哲学的高度来看，道理是相通的。人是生长在天地这个大自然环境之中的，人怎能离开大自然而生存，疾病怎能离开大自然的影响。从生物发展到人，是大自然千百万年的塑造，考古学可以给你详细的答案，考古学也离不开宏观的研究。它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发展的。
　　试以重症肌无力之治疗为例：西医的微观研究相当深入，还能造出动物模型，发明了“新斯的明”，疗效迅速，强的松更是治此病的王牌药物，但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胸腺摘除说是有特效，其实多数病例仍然复发。我们从宏观认识，重症肌无力是脾胃虚损、五脏相关的顽疾，采用升发脾阳大补脾胃为主，兼治五脏。此病属虚损之症，故无症状之后仍须服药二年则可以根治。但当病人呼吸危象出现，不能饮食时，我们采用注射新斯的明治标，使之能口服中药与进食，几天之后多能度过危关。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例子。
　　许多中医特别是年青的中医不明此理，一接触西医的微观科学，反观中医的阴阳五行，便怀疑中医的科学性，便不好好地去读中医书！
　　3.继承与创新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如人家。所以目前国家号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努力创新，以追赶世界，强调与世界接轨。但中医学与其他科学不同，论中医学，最高的水平当然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田森教授说，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中医药学在11世纪曾经影响阿拉伯医学，我国人痘接种曾启发牛痘接种，免疫学的实践源于中医。但中医药真正走出国门，给世界医学以深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四缝”治疗急腹症——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继承与创新是一对矛盾，两者不能偏废，但具体情况不同，矛盾双方会有所侧重，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以中医药学而言，继承与创新都重要，但如今显然继承不足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首先指出——“中医不能丢”。因为中医几千年得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努力发掘宝库，加以整理就是创新，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已故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曾指出，我们培养的高级中医是中西医两个中专的水平，他早就给中医教育敲警钟了!为了更有成效的创新，全国中医，特别是中青年中医，都先来个大温课，重读四大经典与历代名家学说，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中医学与21世纪的最新科技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新天地，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高楼必须建在厚实的基础上，中医药学之大发展呼吁打基础。然而“重西轻中”已成时尚，故必须大力扭转。否则创新也无用，也可以视而不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市传染病院院长学了中医之后，某地发现白喉开始流行，急需白喉血清，向他求助。他估计该地要接种血清的量，集中半个中国的存货都不够用。他便运用所学，继承中医治白喉之法，用养阴清肺汤，并拆方减成只用四味药，制成水剂，发往该地，把白喉的流行制止了。每一病例治疗成本才1．5元，且能免除今后再用血清时有血清反应之弊。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好例子。但这样的优秀成果，没有人继续再加以研究发扬，多可惜啊!为什么被冷置呢?我看因为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国内的某些专家会给你以阻力而不是动力。“重西轻中”这一顽疾若得不到根治，中医的创造发明与推广——难矣！
　　中医药当前的继承与创新，主要矛盾在“继承”，中医工作应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三、神圣的使命，当中医的脊梁
　　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凡西医能解决的，中医便应靠边站，在西医学最新成就面前手足无措，忘记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多少病人的性命和多少先贤的智慧换来的。我们岐黄子孙能够盲目地把中华文化的瑰宝从我们手上丢失么?如果这样一个伟大宝库丢掉了，不仅对不起祖宗与子孙，也对不起世界人民。中医药学不仅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不存在中外与宗派之争。
　　抗生素发明之后，肺炎便不需要中医了吗?老年肺炎、虚寒证的肺炎，用上中医药就会得救了。我常遇此等证，用桂枝汤或小青龙汤之类，帮抗生素一把。我曾在西医院会诊一例水肿病人，已肿至啤酒桶一样，不能卧，乃特制大木椅坐着，医院已用了不少速尿，就是不能消肿，请我会诊，我采用真武汤加味，约半月，患者前后判若两人，带着空木椅出院了。我的学生杨伊凡1995年3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应患者的母亲(白人)邀请，抢救一个6个月的女婴，该婴患先天性心脏病，已住院四月，一直住特级护理病房，正在等候去墨尔本进行心脏移植。当时患者的病情越来越坏，医生认为没有希望，准备停止抢救，才同意患者家属请中医治疗。从X线显示，由于心脏增大，两肺挤到两边，心率180次／分，发热，心衰，6个月的婴儿体重只有4公斤。医院主要用强心剂和抗生素。杨医生在医院限制其中药输入量的条件下，3月3日到3月8日先用花旗参后用生脉散，之后，医生认为婴儿生存有望，准许中药的输入量由10ml增加至30ml。婴儿肤色转红，四肢温度升高，大便成型，体重增加100g，体温仍有反复，但从未再超过40℃。杨氏处方增加药味，中药输入量增至60ml。3月12日，肺水肿继续消退，心功能逐步增强，已除去插在气管的输氧管，4个月来第一次用鼻自然呼吸。前后对比心脏缩小，各项健康指标均有改善，患儿已完全脱离危险期。医院仍决定将患儿送墨尔本进行心脏移植。杨氏反对搬动病儿无效。3月20日患儿去墨尔本，因空中运行不适，当晚又出现呼吸困难。24日以后病情较差，已没有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可能，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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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景华中医金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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