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忆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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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城北

4 {  T, _- D" e　　春日的上午，我正坐在北四环外的一处书房中写文章，电话忽然响了，是宣武区文联领导打来的。得知四月上旬将在其大观园酒店举行话剧百年的研讨会云云。我心头顿时涌动起两股热潮，一是关于话剧，二是关于宣武。我向对方说起我当年在中国京剧院工作的情景——当时就知道许多京剧艺人的老家居住在宣武，更得知话剧进京的初期，曾在宣南的舞台上多次露演。同时更从话剧这样一个舶来品，之所以能在北京乃至中国扎根，就跟它非常注意从戏曲中汲取营养有关。我谈了这番意思，电话那边就动员我赶写一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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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_/ h& W" i;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既是京戏剧场当中的小戏迷，同时也迷恋着三大话剧院团中的话剧；到了八十年代，我成为中国京剧院的编剧(后任研究部主任)、与梨园人士交往日深，我发现有那么多的艺人，老家都住在宣武区菜市口至虎坊桥那一个狭长地带之中。甚至，我还跟着演员去访过他们的“出处”：那里有尚小云、苟慧生与余叔岩三位名伶讲究的四合院，旁边更有众多的破落的矮房子。房子虽然破落，但其主人们的舞台艺术却是无比精湛的，他们的幼年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后来“发达”了，或许搬家到北京内城的其他地方。但他们从不会忘记这处故居，这里有他们的儿时与欢乐。每每逢年过节，他们总会带着孩子回到老房子中，看看还留守在这里的前辈。

　　再说话剧。话剧之所以有今天，就和与梨园的这种长期的水乳交融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时期，曾得到了一些双方水乳交融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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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k1 L, A2 P2 t" }% I: Q　　1908年5月，被誉为“新剧泰斗”的王钟声率领最早的话剧团“春阳社”来到北京天乐茶园(现在北京杂技团排演场)内，与京剧名艺人杨小楼、梅兰芳等同台演出。并且推出了世事新剧《官场现行记》、《孽海花》、《宦海潮》等。不久，梅兰芳就把其中的《宦海潮》改编为京剧。

　　1915年，天津南开学校话剧团来大栅栏演出话剧。周恩来等20人组成了“津门学界观剧团”来北京观摩。

" f; R2 f3 f" @% ^8 z- I* S7 b　　1922年，蒲伯英、陈大悲等在鲁迅、周作人、梁启超等的支持下。于宣武区南横街附近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设立了戏剧史、编剧术、布景术、动作法、音乐原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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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该校学生在新明戏院首次演出陈大悲创作的《英雄与美人》一剧……

, [# s; @4 H0 e; P　　请注意1908年的那段史料：说话剧第一次在北京“亮相”时，就有杨小楼、梅兰芳等名艺人“同台演出”。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同台演出”，也就是“各演各的”，杨小楼、梅兰芳肯定当晚也拿出了他们的拿手戏，并且肯定会放在大轴位置上。因为在观众心目中，京戏太大了，而新兴的话剧究竟是什么形式还说不准，而杨小楼、梅兰芳肯出来助兴，那肯定差不了。但出于习惯，杨、梅的戏自然得摆在后边，而前半场话剧演出时，京剧名伶或许就要在前排入座了。我想，京剧名伶坐在剧场前排看戏，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平常的举动。他们确实是看戏，可周围的戏迷却都分心在看他们——看他们如何去看话剧这样一种不一样的表演方式，京剧戏迷会关注杨小楼和梅兰芳具体的态度——比如在哪里鼓了掌，又在哪里喊了“好儿”。他们会把名伶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传送到梨园内外的每个角落……只要名伶的态度是积极的，京剧观众就会想：名角儿都出来捧场了，那咱们还不得“跟上”么?

　　还请注意第三段史料：话剧的先锋们很快成立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这似乎不是培养演员的地方，他们确立的“戏剧史”，“编剧术”、“布景术”、“动作法”、“音乐原理”等课程，似乎属于大专或大本的层次。这也可以得知话剧 出现就先声夺人，就努力造就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大环境。对比京剧往往只知道培养演员，话剧显然是高出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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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还请注意几个事件产生的地点，几乎都是今天宣武区(也就是昔日宣南)的小戏园子。年轻朋友或许不熟悉这些地方。诚然，它们是演戏(——首先是京戏)用的，但它们又是民俗活动的场所，它们与老百姓的关系“极近”，是老百姓进行综合娱乐时所须臾离不开的。再试看一下我们的今天：戏剧往往脱离了民俗大背景，看戏的人老远跑来，就为了直奔现代化的大剧场，而不是简陋却又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戏园子。进现代化大剧院是不许迟到的，更不准在其中吃吃喝喝。而小戏园子实在是太随便了，可以说笑，可以小吃小喝，可以进行与戏剧无关的谈话。但昔日中国戏剧的大演员，不是用强迫的办法禁止这些“非戏剧的活动”，而是以自身卓绝的技艺吸引住观众，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戏剧中来，而不去做与戏剧无关的事情。我想，这点就非常了不起，戏剧不能强迫，戏剧只能与各种“非戏剧”展开竞争，如果你没有这种竞争的本事，那就还是先增加自己的本领吧。

　　史料可以证明：中国的话剧源于国外，起于上海，兴于北京市宣南区。这是否可以称作是中国话剧的三段式或三部曲?百年中的前一半，我们大多没能亲眼看到，对许多情况知之不多。我在中国京剧院时期，工作重心也放在京剧之上。这当然是对的，但也是非常可惜的。但我要说，话剧同仁的艺术修养要高于梨园，我们许多问题都得益于话剧同行的帮助的。记得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我时常跑北京人艺去“找启发”，我交了几位他们剧院的朋友，希望从他们的重点剧作中汲取文化上的营养。他们还把自己重点剧目总结成书，一个戏就出一本，非常了不起。这两年，我这些朋友大多退休，都退回各自的家中。但有时我也非常意外相遇，比如前年在北京三中的一次校庆上，我就遇到了北京人艺的老导演苏民。他与我握着手，还高兴地说着私人事情：“咱们两家是亲戚呢，各自祖上有一辈人结过亲。从这里论，我高你一辈呢!”他还说起1946至1947年间，他、蓝天野和我的一个姑姑同在辅仁大学的话剧社，一起排演话剧，他与蓝后来走上专业道路，至于我那姑姑，这段生涯昙花一现，只那么一闪光就结束了，她晚年就非常潦倒了。苏民听了，也非常感慨。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人生在世究竟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我以为应该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多方面的属性。比如苏民与我，第一种关系是：五六十年代他是话剧台上的名演员，我是台下的小观众；第二种关系是，我们是远亲，他不说我还不知道，他长我一辈；还有第三种，他与我姑姑同是辅仁大学同学，在那里一同排演过话剧，后来分道扬镳。或许还有第四层：前两年在上海，濮存昕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出版社把我拉去了，小濮签名送过我一本……人不应该只有现阶段工作与职务“这一种身份”，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依稀还记得上次三中举行校庆时，曾推出当前还活着的“十大校友”，他苏民是第二位，蓝天野是第三位，我排列第六位，而居于第五的，则是不久刚去世的马季……这次宣武文联找到我，也算是“歪打正着”。本来，我是京剧一行的门里人，也是过去话剧的门外人，加上与宣武区各种各样的感情联系，一所以他们找到我，我就推不掉，并且还很乐意去写这篇本来属于“可写可不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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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心头不能不热——过去戏剧活动为什么能够兴旺，就是社会关心它的人太多，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外人，今天呢，情况有些变化。一事当前，如果你想参与，先问一声“你是干什么的?”或者打量一下你在社会上的“站位”是什么。如果合适，欢迎你参加。如果不合适，您就靠边站吧，还比如演戏，今天北京演京戏的大戏园子，似平也只有建国门外的“长安”一家了。看戏得先买票。票价太贵，来的人自然少了。再说演戏的剧团．你能交得起那昂贵的场租吗?还要说说它的交通，如果您从天安门由西向东，公共汽车在马路南边停车，您能顺利地过马路么?如此种种，都让已经搬家北四环外的我，三年来再没去“长安”看过戏。我老了，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年轻时赶上那许多的名角儿，如今少看或不看，也不算惋惜的事了。但我如今写这篇文章，终于重新“入境”——我进入的是上世纪戏剧发达时期的演出与观摩活动的种种。还有，史料中说到的几个小戏园子，大多集聚在今天的宣武区，它们周边就是密集的居民区，并且有各种各样的游乐场所，如小商店、小饭馆、洗澡堂子、烟馆、等等。今天的宣武区正在打造天桥演艺区，太好了。那么能否在天桥滨艺区建造一批这样的戏园子——让它们与周边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让老百姓游乐时先进入这家，等完了再进入另外一家，反正其中的戏园子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束——让戏剧永远处在老百姓游乐活动之中——是“之中”啊。

　　过去的社会真如一张大网，把许多似乎毫不相干的人与事给组织到一起。我如今远在城北(新北京的城市北部)了，这里新兴产业颇多，而戏剧演出则非常贫乏。原来老城区中许多文艺活动，离我实在是太远，加之交通又不方便，对许多事都只能作壁上观了。但在北四环外毕竟还有我这么个参与过戏曲大半辈子的人，我的心还是热的，只是不知道如何用力了。最后，我祝愿我们的戏剧事业(含话剧在内)能够持续辉煌。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更多更切实的工作，其中就包含着今天的宣武区，我们那亲爱、亲近而又遥远的宣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