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治学琐言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8 17:15:11

我一生中读书治学，从事于教育与科研工作，迄今年已迟暮，碌碌无成，抚躬自思，殊觉愧赧。常有中、青年学人问我在治学方面有何心得。我说：“心得”还不敢说，在数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多少还有一点经验。拉杂写出，名曰“琐言”。

   首先，一个人要想做学问，先练基本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想研治文史的人来说，基本功就是关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目录学的基本知识。

   我原籍是江苏溧阳而生长于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岁时开始认字，七、八岁时，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当时我对于书中的意义并不理解，但是词句是背熟了的。这是我养成背书习惯的开始，对我后来很有影响。自从九岁插班入小学一直到十八岁中学毕业，这十年中，是我治学练基本功、打基础的时期。

   我家中藏书颇多，又得到我父亲与学校教师的辛勤教诲，所以我从小时起就养成阅读古书的兴趣与能力。我从幼小时识字以后，就读文言书，学写文言文，很自然地逐渐熟练掌握古代汉语。我在小学、中学肄业时，校课清简，寒暑假长，我充分利用这许多空闲时间，广泛阅读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少数是全读、细读的，而大多数则是选读或略加翻检。我在受教与自学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一点治学方法。我父亲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书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我父亲又说，读古书必须懂训诂、校勘，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造诣最精。所以我读经书如《诗经》、《左传》时，常检读《经义述闻》。王氏运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对于古书中僻奥难解的词句（其中有些是自汉朝以来的注家都没有说清楚的），均能旁征曲喻，求得其本义确解。其见解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说文解字注》，也是我经常检阅的。读段、王诸家之书，对于文字、训诂，理解古书，虽然受益很大，但思想不免拘于字义章句之间，后来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才懂得又有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

   我爱好古典文学出于天性，曾选读《庄子》、《楚辞》、《史记》、《昭明文选》、陶渊明、杜甫、李商隐、黄庭坚、吴伟业诸家诗集以及各种重要的文章、诗、词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沈德潜《唐诗别裁》、张惠言《词选》等等。虽不尽解，却很爱读，名篇佳什，经常背诵。又练习写作古文、骈文、诗、词等，通过实践，更能了解古人创作的甘苦、艺术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意微旨。对于史书，《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而且熟读的。（当我十二、三岁肄业于高小时，国文教师张卓园先生经常指导我读课外书籍，他特别指出《资治通鉴》的重要，要我读时以朱笔断句，并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难与心得。）各种笔记、诗话、小说、戏曲等，我也极喜浏览，不但增广知识，且可以在研读经史之后，娱情遣兴，以资调剂。《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等，我都看过，对于《聊斋志异》，尤其读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前十年中阅读古书的情况。这些收获虽然还很微薄，但是给我此后治学打下了一点基础，也培养了熟练地读文言古书的能力。我能够相当快地阅读古书，对于书中辞句，可以直接理解，并不需要在脑中将它们译为现代语言。我父亲思想开明，他本着“开卷有益”的想法，让我随意读家中藏书，未做过任何限制，只是经常指导我练基本功。学校的教师也鼓励我课外多读书。我这时期，在文字、训诂、目录学诸方面虽然得到一点知识，但读书很杂，随兴所至，无所谓主攻方向，更谈不到有什么心得，也没有想专门研治什么。

   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受教于当时的硕学通人，开拓眼界，启发思想，茅塞顿开，获益甚大。后来因为我父亲逝世，家中经济困难，我遂辍学教书，赡养家人。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活中，游走四方，得到良师益友的教诲切磋，教学相长，继续努力。

   我的专业是文学与历史。解放前，我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书共十余年，都是在中文系（只有在临解放前的两三年中，兼任川大历史系的课），讲授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一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等课，并讲授关于古典诗词的专题。我经常是结合教学从事科研，进行撰著。

   我从小读书，就对于文学与历史都很感兴趣。后来读书多了，更认识到，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这种传统一直保存下来。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我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常是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触类旁通，互相印证，涉猎既广，探索渐深。我的专著与论文，多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出来的。

   “熟读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点经验。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背诵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司马光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苏轼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六《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朱熹也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又说：“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丘濬《朱子学的》“朱子论读书法”条）这些都是古人治学的经验之谈，书一定要精读熟读。

   我从幼小时起就养成背书的习惯。上文已提到，七、八岁时，外祖父教我读《论语》、《孟子》，就要求背诵。读高小时，国文教师讲授古人文章，要求背诵，每星期背一篇。我自己读书时，对于重要篇章，常是熟读成诵，至于精美的文章或诗词，更是喜欢反复朗诵，如同唱歌一样，牢记在心（我十六、七岁时，能背诵《离骚》全文）。习惯久了，成为自然，记忆力亦愈用愈强，感觉背书非但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种乐趣。读书能够背诵，确是受用无穷。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渐渐能理解了；原先自以为已经理解的，再通过背诵，更能深入体会作者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为自己的东西，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

   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读书不仅是要多获知识，而且应深入思索，发现疑难，加以解决，此即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所谓有心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又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读书发现疑难问题之后，最初往往感到迷闷，未必即能解决。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以比勘、联想的方法，寻找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资料，多方论证。自己最初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部分对部分错的。这样，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可靠的创见。这种探索是很费力的，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一旦获得解决，也是很大的快乐。古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恽敬也说：“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传记载，百不得一，在读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无间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他们所说的要“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也就是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二）这就要求学者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丰富的联想，观察锐敏，思路灵活。

   治学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还是不够的，同时，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黄庭坚说，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所谓“知天下之脉络”，就是要求有远见通识。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对所培养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研究生说：“你们研究的专业虽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但是你们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许多问题，你们还是难以探索深透，必须上溯先秦、两汉，下贯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

   古人治学的良好经验与方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才能体会到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经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读书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解放后，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道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能对许多学术问题做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不过，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在这方面学习的还很不够，应当继续努力。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年1月6日逝世于成都。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年谱》、《杜牧传》、《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序跋辑存》、《灵溪词说》（与叶嘉莹教授合著）、《词学古今谈》（合著）、《冰茧庵剩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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