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郭小川检讨书 -作者：郭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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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 n  _8 W4 R0 j　　《检讨书—— 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简介:本书献给不愿出卖自己，坚守社会良知的人们 面对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一个曾经给过我们无尽激情与梦想的战士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你会感受到重压下良知的沉重呻吟，混沌中真诚的无力挣扎，和思想暴力下人格被摧折时的嘎嘎作响，此时，你是否会认为，我们的民族大需要作一次文化大检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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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G; L" d( ^6 w8 {8 Z: }% ]; P　　１９１９年郭小川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１９３６年开始发表诗作
0 I1 C" p8 f5 V2 I% \　　１９３７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１９３９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
　　１９４９年任《天津日报》编委
　　１９５３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１９５５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
" n& L% p" q6 \2 E　　１９５６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
　　１９５７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
　　１９５８年筹备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 W8 O" I" z( P9 k; N　　１９５９年成为作协重点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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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１０月２０至１１月初，郭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１１月，郭小川本人被批判。１１月２５日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１２月递交了第二次“ 补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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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１９５６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８月间，默涵、光年、白羽和我住在西山，当时是党交给我们考虑文艺工作的任务的。我住在那里，也想不出主意，情绪极端不安，我觉得，我不是搞理论的，让我搞这些事简直是浪费时间。有一个晚上，我就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好几个 "我要下去啦”，以后到１０月间写成了《山中》一诗。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 "是哪儿呢？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王亚凡同志说：我在《雾中》一诗的注上和《月下集》序言中“向群众诉苦” ，“向党伸手”，实际上这首诗已经是“诉苦”和“伸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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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v% c$ }+ Z5 N6 Q0 s" c& C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１９５６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这个人可以敌我不分，向敌人诉苦，对于党的审查，暴跳如雷，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从这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个人主义与各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的联系。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中达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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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刘白羽信。６月间，给白羽同志那封信，标志着我的个人主义的爆发，公然与党对抗。这个问题，同志们批判得很深刻，我不多说了。我只想指出：这是我的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爆发是不可能的。那些天，我的思想非常坏，我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同时，那时我还有一种阴暗的想法，觉得党不那么重视我了，连荃麟同志都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但我是一个好党员，对党忠心耿耿，不但在创作上有“才能”，而且在组织工作上也有“才能”。《伯乐与千里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思想情绪下写成的。在同一思想支配下，我还在《月下集》序言和《雾中》的小注中发泄了这种情绪。这的确都是“向群众诉党的苦”，这已经发展得不像个党员了。

( {0 f- ?/ e8 {7 Z　　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逻辑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创作，更谈不上才能。现在看来，我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的确是乱七八糟的，前些时看了，实在不忍卒读。大家为了鼓励我举出的《向困难进军》，就是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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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L! J( x4 V, D9 b& }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学上，我注目的是当个大作家；一是从党务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职位。前几年，还有个从研究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当理论家，这几年不想了，因为觉得这方面不行。这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发展下去，的确是万分危险的。

　　据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份名为“第二次补充检查”中我们发现了，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这份检查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抄袭了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他把批判者抛出的种种帽子统统拿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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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G2 s+ U' ]# O+ f) @) j　　１９６２年郭小川调人民日报社任记者
  l0 b! u8 _9 c! B1 c2 o3 Z　　１９６６年被批判斗争、靠边站
3 Q" ~) {4 w! h6 A* \　　１９６８年被揪回作协批判、蹲牛棚
　　１９７０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 R. @* p* n* y3 i% s( x2 t: B　　１９７３年被江青诬为修正主义分子
  a0 g; @& O9 \3 o2 y　　１９７４年因林彪案被隔离审查
( g5 ]% Q% I! d; D- U" E  C" {　　１９７５年致胡乔木“万言书”
　　１９７６年因吸烟失火窒息身亡
　　生前出版诗集１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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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i. n; d2 L; R2 q　　摘自《检讨书—— 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