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

漫步之侣 · 发表于 2007-1-15 15:20:38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权，公元10～13世纪间，在元朝建立以前，辽、夏、金与两宋之间，互相对峙和战争。辽国前身称“契丹”，始由耶律阿保机统一纷争各部，于公元916年至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建立政权，国号契丹，有时称辽。契丹建国后采取“以国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一度国势兴盛。疆域东至日本海，西接阿尔泰山，北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抵白沟(今河北省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
　　辽朝后期，内部斗争加剧，加之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统兵南下，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亡。1124年，辽皇族耶律大石率一部分人西迁至天山南北及中亚一带，重建政权，称“哈刺契丹”，即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辽享国300余年。
　　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元昊为党项族首领。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经十世历190年始被元灭亡。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后期与南宋、金形成鼎足之势，视其强弱以为向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互密切联系着、交融着，而又各有其特点。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女真族分散聚居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契丹族兴起后受辽的统治。1115年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的反辽战争中建立了金朝。他即位称帝，为太祖。金建国后继续抗辽斗争，1125年灭辽，再两年，灭北宋。自1115年太祖至1234年末帝哀帝，经十世，历时120年。
　　金初期推行女真文化，熙宗时(1136～1149)，政府建立译经所，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儒学广泛发展和兴盛起来。金代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医学名家辈出，如成无己、张元素、刘完素、张子和等，他们的成就影响深远，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确立分封制度，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此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经过一系列征战，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汗国。
　　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斗争中于1260年继承汗位(世祖)。即位后，仿效中原王朝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又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翌年迁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结束了长达三四百年的藩镇割据和诸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同面，全国统一。
　　忽必烈在政权方面由奴隶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确立，使中央集权从政治制度上得到保证，巩固了国家统一。
　　从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复苏，使文化、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桢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专著，代表了元代农业发展的新水平，医学方面则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发挥滋阴学说，与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
　　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
　　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节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一)宫廷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疗机构辽采取“官分南北”二元制度。北面官：设太医局，由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林牙意为翰林学士)总领医政事务。南面官：设翰林院，有提举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掌供奉医药及承诏治辽众疾。医官的编制及品佚空载不详。
　　金代设置太医院，属宣徽院。太医院的名称始于金代。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领导太医院工作。又设管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寺职，还设有太医教官。太医的品秩凡25阶。
　　王室的医官：太后两宫，设有医令、医丞，皇后位下设有掌馔、奉馔各1员，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事宜。医官由尚药局、太医院太医兼任，东宫太子位下设有侍药、奉药，承奉医药。宫人女官设司药、典药、掌药、女史各2人，掌医药。
　　元代太医院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秩正二品，掌宫中医药事宜，领导所属医职，其职额，自中统元年(1260)以来，屡经变更，至治二年(1322)乃定置院使12员、同知2员、俭院2人、同俭2员、院判2员、经历2员、都事2员、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员，又有令史8员，译史2员，知印2员，通事2员、宣使7员。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复为太医院。
　　典医监，隶詹事院。领导东宫大医，配制供进太子的药物，至元十九年(1282)置典医署(正五品)。天历二丰(1329)，仍改为典医监(正三品)，设达鲁花赤2员，卿3员、太监2员、亟2员、经历、知事各1员、吏属凡18员。下属机关设有广济提举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
　　此外，在一些中央机关也设有医官，掌管本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如中书省设有省医3人，枢密院议院医2人，御史台置台医2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置台医，大宗正府置医人1人。
　　2、药政机构，辽北面官。著账户司所隶属的承应小底局，设汤药小底，供奉皇室用药事宜。南面官，内侍省设汤药局，置都提点，勾当汤药等职。
　　金代药政机构置尚药局和御药院，均隶日于宣徽院。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按其职能并非药事专门机构。设置提点、局使、副使、直长、都监、果子部监、同监等职。
　　御药院，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1194)置，设提点、直长，以亲信内诗人充任，又有都监、同监等职。
　　元代药政机构置御药院，至元六年(1269)设立，掌管各路及藩国进贡药品、药物的制剂和煮药。医官置有达鲁花赤1员、大使2员、副使3员、直长1员、都监2员。
　　行典药局和典药同为詹事院典医监所属，两局都是管理东宫太子的药物机构，前者掌供奉，后者掌制剂。
　　此外，至大元年(1308)设立御香局，掌调制御用各种香药。
　　元代统治阶级所用的药物由各地乡贡，每年依照产地科收。
　　(二)地方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政管理机构
　　辽金史籍缺乏地方医事组织的记载。元代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行省及一些路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医官提举司，五行省及路大者置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路小者置提举，副提举或提学，掌管医户差役诉讼等事务，其余各省置太医散官，凡15阶。
　　2、药政设施
　　元代至元十年(1274)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行医药物。置达鲁花赤、局使、副使，大德九年(1305)御药局只掌管上都药仓事宜。行箧药物由御药局分设的行御药局掌管、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职。
　　(三)医疗机构与赈济设施
　　1、各类医疗机构
　　金代在一些路、州设有医疗机构，置医正、医工，显然是为地方官员所设。
　　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是采用阿拉伯医学的医疗机构。至元七年(1270)设立广惠司，隶太医院，聘用阿拉伯医生，专管加工炮制御用回回药物和调剂治疗各宿卫士以及居住大都的贫孤。设提举工员等，其职官名额屡经变更，后定为11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立一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至治二年(1322)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10员、大使2员，副使1员。
　　2、赈济组织
　　金代仿照宋制设惠民局，属礼部，掌制剂发卖汤药，施医药于平民。各地寺庙也设有药局，施医给药，救济贫病百姓。元代的贫民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广济提举司，隶詹事院典医监，掌药物制剂，施给贫病民众。置达鲁花赤1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中统四年(1268)在上都设立了惠民司。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结。以上措施，由于吏治腐败或多名存实亡。
　　二、医学教育
　　(一)中央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制度
　　1、医学教育机构金化太医院为医学教育机构。元代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学职能，只具有医学管理及规章制度之颁发等，元代中央医学教育机构，史未见载，似无此设置。
　　2、医学分科金代医学分10科，详细情况无可稽考。元代医学分为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种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
　　3、考核奖惩制度金代医学生，每月考试一次，依成绩优劣给予奖惩，甚至于开除学籍。太医考试三年一次，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者，经考查也可替补，民间良医听其试补。
　　元代对医学生及教学人员的考查、考核，则由医学提举司每年拟定13科疑难题目，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以考查医学生学习成绩。此外，本医学的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年终时另行造册，呈报太医院，以考核其是否称职。
　　(二)地方医学教育机构
　　1、行政管理机构，元至元九年(1272)设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医学教育，其职能是考查各路医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太医教官教学效果、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认药材、教导太医于弟、领导各处医学，设置提举1员、副提举1员，医学提举司的设立，显示了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教育，也反映了医学教育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2、地方医学校，金代在各州、府设有医学校，医学生员额较少，如大兴府30人，其余京府20人，散府节镇16人，防御州10人。
　　元世祖忽必烈嗣立不久，即在中统三年(1262)重建久已废弛的各路医学教育，各路医学设教授1员，由朝廷委任，学录、学正各1员。上、中、下州备设学正1员，由太医院委任。各县设学谕1员，由各路医学教授选聘，各科医学生公共课程有《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又按不同专业学习《圣济总录》中的不同卷数，并加习《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大德九年（1305)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凡不精熟本科经书者，不得行医，并将程试定为考试制度。
第二节卫生保健
　　古人早已养成良好的洗浴习惯。至元代，人们不仅懂得温浴的卫生价值，而且懂得冷浴对健康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则载杭州“一些街道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您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洗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冷水浴对增加肌体抵抗力是有益的。
　　环境卫生方面，元代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仍然重视河水的保护，曾定期疏浚河道，元代使用痰盂的范围较汉代专供皇帝有所扩大，这对于防止病菌传播是有意义的。
　　这一时期，统治者提倡佛教，尤其是信奉喇嘛教和禅宗。民间也有不少佛教信徒，他们死后都实行火葬。据考古发现，沈阳、山西大同、北京等地都有辽金元火葬墓。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北京、契丹省南部哈寒府、景州、西州、宝应州、襄阳、常州、太平府、泉州等地居民，死后多实行火葬。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在皇帝陛下左右伺候和办理饮食的许多人，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食物，”这种用来遮住口鼻以防传染的面纱或绸巾，实际上起到现代口罩的作用，可视为口罩的滥觞。
　　金元时期，李东垣、宋丹溪、忽思慧等医学家对饮食卫生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本书以正常人的膳食为标准，制定了具有营养学价值的食谱，书中强调饮食在保健延寿中的价值，认为“饮食为养生之首务”，并列出饮膳的制作方法和滋补药的形态、性味、功效以及饮食禁忌等等。另一部营养学专著是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书中选取食物250余种，简述其性陈宜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房室卫生，元代李鹏飞将前人关于性卫生的论述加以收集、整理，撰成《三元延寿参赞书》。提出一系列顿有见地的主张。李氏认为男女相需合乎自然之道，提出“欲不可绝”。同时，又总结出节欲三论：辨证地提出性生活的适度、节制，于人体有着重要的养生意义。
　　气功养生方面，金元时期出现了以王重阳为始祖的道教北宗炼养派。他们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这一道派，又称全真道或全真教，王重阳把断绝“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作为修道的根本法则，这种“清修”思想，对后世道教养生者有一定影响。
第三节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一、刘完素的“火热”学说
　　刘完素生活时代，北宋微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治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开拓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刘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热”病机立论：
　　刘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问玄机原病式》，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内经》的总结，他详究了《内经》原文，并参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亿各家注择，仲景伤寒学说而著成的。刘完索著书目的，并非是要解释《内经》的经文，而是要将《内经》主旨，结合运气学说和临床所见，演绎已说。所谓“谨率经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七十七言”，实际即指《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病机十九条之一百七十六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将推演字数写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唤起人们的重视。
　　刘完素对《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及“六气”为病的原文逐句分别解释。如他认为：“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是由于“风主动”的原故，风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复生火，两动相博，为之旋转。“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者，认为“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土，地之体也”。“土热仍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诸湿膹郁，病痿，皆属肺金”。“膹，谓膹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痿弱无力以运动也”。大抵肺主气为阳，阳主经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刚气膹满，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诸气收引，皆属肾水，凡收敛、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缩。
　　至于六气，分为风、热、湿、火、燥、寒六类。
　　风类：凡诸暴强宜、支痛、里急、筋缩之病，皆属于风，属厥阴风木肝胆之气。
　　热类：凡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浊浑，腹胀，痈疽疮疹，吐下霍乱，鼻塞鼽衄，血溢淋闷，惊惑悲笑谵妄，皆属于热，属手少阴君火之热。
　　湿类：诸痉强直，积饮痞隔中满，体重胕肿，皆属于湿，属足太阳脾胃之气所致。
　　火类：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警骇，气逆冲上，疮疡喉痹，耳鸣及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属于火，为少阳相火之热，心包络三焦之气。
　　燥类：诸涩枯涸，乾劲皲揭，皆属于燥，枯不荣旺，涸无水液，皲揭者，指皮肤启裂，为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
　　寒类：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坚痞腹满，吐利腥秽，皆属于寒，为足太阳寒水肾与膀胱之气所致。
　　刘完素在书中无论论述五运主病，或六气为病，均着重于阳气、火气和热实相联系。如论“吐下”时，他指出：“泄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
　　(二)“亢则害，承乃制”：
　　刘完素于本书中多处引《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语，阐述阴阳变化之理，其书称：“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以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如其论“郁结”时称：“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似阴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谓寒病……”。这表明刘完素所依据的“亢则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认识疾病，诊断疾病，考虑疾病标本逆从、阴阳分辨的思维过程，有一定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三)运气学说的运用：
　　按运气学说原在《内经素问》中有所阐发，但因文辞古奥，后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以《素问》百运气最为治病之要，其书三十论，二十七图，发明运气之理，但仍难于使学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时，崇信道家学说，以六气司岁，五行统岁，刘完素生活在这一时代，因此他著书时也不能不受运气学说盛行的影响，并在他著作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刘完素在论述《内经》病机十九条时，即以“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归类，并曾称：“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所提倡的运气学说已与刘温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体现也就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对“五运多病”、“六气为病“的分类和分析。
　　二、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与易水学派
　　张元素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从而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及其子张壁的医学创新思想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所倡导的主要学术主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脏腑辨证学说。
　　张元素受《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前人著作中有关脏腑辨证思想的启发，系统总结上述诸书中这方面的理论，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几大证候类型，描述各脏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脉象，提出五脏用药原则或寒热补泻方药例。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治疗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临证杂病治疗中，他积极地运用脏腑辨证手段指导用药，尤其足以五脏为中心，治疗一些常见病。如虚损证按程度不同，分出脏腑虚损六类证侯进行治疗，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尤其是其传人重视脏腑疾病辨证论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重视阐发药物理论和应用原则。
　　张元素通过深入研究《内经》中七篇大论气机升降浮沉、气的阴阳厚薄、四气五味等理论，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异性等方面内容的阐发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药物学理论，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药物性味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功效。此外它还与其性味的阴阳、厚薄属性有关。为进一步阐述各类药物在治疗脏腑、经络、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异性，他结合性味理论和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临床常用药的归经、引经报使等理论，并在具体通方用药方面总结了大量临证用药经验，使其药物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具辨证上的实用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三)重视胃气。
　　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故临证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
　　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李杲之后所以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王好古在他的《汤液本草》中所发挥的理论，也都是以张元素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由于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流传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残缺颇甚，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学家对元素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评价。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张元素，但客观地看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理论，对后人及“易水学派”其他医家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张从正的“攻邪”学说
　　张从正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所以治疗上也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认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张从正所谓汗法，包括灸、蒸、熏、涤（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所谓下法，不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由上可见，张从正治疗重在三法，以攻邪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者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再次，张从正主张食补。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凡应用补法必须谨慎。他主张“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攻邪除病，也就同时扶正，具有“补”的意义了，张氏还认为真正用补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说，人体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脏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药物。
　　由于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疗比较峻猛，与太医院一贯用药和缓不符，故在当时即受到许多人的非议。
　　作为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医学思想宗法刘完素，但是在治疗用药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他的治疗以“攻邪”为主。应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对补法的认识，应该说与他当时处于北地，人民体质强悍，疾病多属热实有关，所以才有促进张氏医学思想的发挥。后世人说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内伤论
　　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元素医学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上，他独称一时，归纳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尊师重道，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
　　张元素对药物学有所创见，发明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创药物归经之说。李杲继承考师学说，并加以发扬，他著《用药法象》一书，原书虽佚，但大部份内容都收录在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一书中。《汤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为题，收录李杲主要药学论述。在“药性要旨”一节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他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这样疾病便可除去。为此，李杲按病症详述了用药心得。这些用药心得除宗法张元素说外，李杲更为完善的学识，对后世医生用药很有启发。
　　(二)战争中建立内伤学说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
　　李杲目堵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视和思考。李杲回忆在金宣宗贞祐至兴定年间(1214～1221)也有类似情形，李杲考虑战争期间都城被围，人们惊恐之余，起居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解围之后，一旦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赞赏。
　　(三)发扬扶护元气和温养脾胃学说
　　李杲《脾胃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人的“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人不能断绝水谷，断绝水谷则胃气不生，五脏无由通利。李杲强调“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少，而生大热。”“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反过来说，如“形体劳役则脾病，病脾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在脾胃。
　　综上可见，李杲医学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师张元素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而发挥的，并把“易水之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论学说诞生以后，在金末元初医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金末时，李杲已具国医之名，他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人们不仅突出地强调李杲发展“洁古之学”扶养胃气的意义，而且逐渐把李杲“补土”理论的特色，作为与“河间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易水学说”主要特点。
　　这最终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医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术自元朝以来，继承者甚众，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对于李杲因时创立“脾胃内伤”理论给予较高评价。
　　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
　　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
　　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色欲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
　　六、金元医学争鸣创新的评价
　　金元时期诸医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其突出的创新成就，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一)金元医学争鸣兴盛的原因：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
　　1、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或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故利于创新，如刘完素所处的时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时刻威胁着金朝生存。金世宗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化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受此影响，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战，他屡经战乱，目睹1232年京师被困，脾胃内伤病多发，死人无数的惨状，深感妄辨内伤为外感之害，进而创立了“脾胃内伤”理论，三是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
　　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某种理论研究风气的影响。宋代盛行的运气学说流传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应。金朝医家敢于提出运气古今有异，故疾病发生种类、性质也有不同等观点，摆脱了旧有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充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有关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六气、病机、治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研究领域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认识。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学术思想中活跃的创造精神，赋予金元医家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法，使之能够突破常规，在医学理论发展无法解决实际应用的矛盾时，创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辨证施治理论，带来金元医学的繁荣。
　　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结果，自刘完素进行开拓性研究以后，后来很多医家与前代名医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纵观各家医论，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如张子和承袭河间注重寒凉攻邪的理论，但于汗、吐、下三法的应用及邪正关系有新的发挥；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护元气、讲究药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阴证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创见，宋丹溪更是博采众家，另辟新径，在“火”与“阴阳”理论上对前人认识作了新的补充。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见的学风，成为整个金元时期医学领域十分突出的风尚，这实际就是金元医学出现不断创新、争鸣激烈的繁荣景象的重要原因。
　　2、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晋唐以来，方剂积累明显增加，但药物和方剂理论却发展不足，杂病及外感病诊治比较僵化，辨证与用药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加之《局方》盛行以来，喜温好补，临证处方十分机械，使得前朝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到金元，由于各类疾病多发，而旧有理论指导下的临证方法，难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这种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金元诸医家本着“改证世俗谬说”之旨，突破前人认识范围，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理论学说，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证、用药、及具体外感、内伤病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金元医学创新成就的影响和评价：
　　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双补阴阳的温补学说，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吴塘、王孟英等。受河间外感火热病治疗思想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辛凉解表、甘毒护阴的温病学说。此外，易水学派创立的药物学理论，在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并成为现代中医药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金元医家创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书收录，如《普济方》、《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传至今，仍然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至于其众多的治疗方法，如甘温除热法、滋阴降火法、行气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16世纪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学医，弟子田代三喜留华12年，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朝鲜医家金礼蒙《医方类聚》、许浚《东医宝鉴》，也大量收录了东垣等医家的医论和方剂。
　　如何正确看待金元医家各自的特长，历代有种种见解。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作了较客观地归纳：“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但是历代医家反复告诫，不应拘泥，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只有综合诸家之长，全面、客观地看待金元医家的创新成就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才能从中获取有助于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性内容。
第四节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内经》研究
　　金元诸医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研究《内经》。一是抽取其中部分理论作专题研究，二是依据《内经》某一基本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发挥，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理论。第一类著作主要有刘完素的《内经运气要旨论》(佚)，《素问玄机原病式》，佚名《运气图解》(佚)，邓炎《运气新书》(佚)，曹大本《运气考定》(佚)，吕复《运气图说》(佚)等，这一类著作主要吸取《素问》“七篇大论”中运气学说，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理予以阐发，惜多数亡佚。其中最有成就的为刘完素，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他以《素问》“五运六气”理论及病机学说为基础，通过比物立象、推演归纳，建立了一套认识疾病证候特性的分类模式：五运主病，六气主病，并从“火热论”角度予以系统阐发，这一专题研究成就，不单使运气学说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促使了中医各类理论问题的深化研究。
　　此后，诸医家多本着不拘泥一词一句的注释，而求古人意理所在，联系实际予以发挥的态度对待《内经》，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论学产。重视临床实际研究，应用《内经》已在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崇尚的医风。刘完素的《素问宣明论方》是这样，张元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也是如此。
　　除上述医家及有关著作外，金元时期还有不少《内经》研究专著。如刘完素的《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素问要注》(佚)，元代薛时平的《新刊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李季安的《内经旨(指)要》(佚)等。现存比较有成就的注释整理《内经》的著作为滑寿《读素问钞》(九卷)及《补遗》(一卷)，受到后代医家的重视。
　　二、《难经》研究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金代医家纪天锡，精加访求十余年写成该书，其后不久，著名医家吕复时该书力辨前人之非，注解谨密的特色给予了较高评价，张元素也曾撰有《洁古注难经》一书(又称《药注难经》)。该书的特点是阐发《难经》奥理，复随其疾证附以禁忌方论述经解。惜流传至元末，便失传了。李駉(子野)《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七卷。李氏深感世人对《难经》理解不深，遂“随句笺解”，以宋时流传的前代吕广等十先生补注之说为宗，言言有训、字字有训，撰成该书。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成就最大的是滑寿的《难经本义》(1366)。他追本溯源，考之《灵枢》、《素问》，又及仲景、叔和，以绎其绪，凡诸说善者，均予吸收，并详细阐发前人未明之旨。该书首列诸图，后疏本义，辨疑正误，使全书辞达理明，条分缕解。所以该书诞生后，为后世众多医家所重视，成为元代以前《难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他《难经》研究著作还有陈瑞孙《难经辨疑》；王少卿《难经重玄》；袁坤厚《难经本旨》；谢绍孙《难经说》；李駉的《难经注解》(四卷)等，后均亡佚。
　　三、《伤寒》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已《注解伤寒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
　　金元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倍分述。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是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的。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而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以及旧题刘完素撰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一)成无己首注《伤寒论》：
　　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审论》第一家。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律《伤寒论》者仿效。
　　其二，成氏的注解着重于时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
　　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五十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颇值一读。
　　(二)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
　　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十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他首先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因为阴证准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调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
　　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四、诊断学研究
　　金元时期诊断学研究成就突出地反映在脉学和舌诊上。有些见于有关专著中，有些散在于一些综合性著作里：
　　(一)脉学：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脉学专著为滑寿的《诊家枢要》(1341)，该书集元以前诸家脉学理论为一体，结合个人认识，详述脉诊体系及辨脉法，共论及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主病。并阐析了妇人、小儿脉法，内容丰富，尤其在小儿诊察指纹方面，认识较前人又更进了一步。
　　张元素的《洁古注脉诀》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脉学专著。该书收有张元素、张壁父子的脉学认识。其特点是详论脉理，随脉辨证，随证附方，兼集诸家之善，适于临床依脉辨证施治。惜流传到元代，只存提名张壁的二部节本著作。其他脉学著作还有张壁《脉谈》，李杲的《脉理玄微》(疑托名李杲）、佚名《东垣脉诀》(1251年)，托名朱丹溪的《脉决指事病式图说(又有称为李杲作)，姚宜仲的《诊脉指要》(佚)，鼓起宗撰、明代汪机补订的《脉诀刊误集解》以及已佚的吕复《脉系图》等著作。
　　(二)舌诊：
　　这一时期舌诊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验舌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年)。该书原书名《金镜录》，内载辨别伤寒舌法十二首，附舌象图十二幅，惜后渐失传，1341年，杜本在上书基础上，增补24幅舌象图，共计36幅舌图，并载方治于图下。其中24幅专论舌苔，4幅专论舌质，8福兼论舌苔与舌质。舌色有淡红、红、青三种，苔色有白、黄、灰、黑四种，舌面有红刺裂纹等变化，舌质变化有平滑涩刺等，基本包括各种主要病理现象。各图下附文字说明，并结合脉象，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论述证治方药及病证发展、预后。
　　另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如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辟“舌上苔”篇，对有关伤寒病舌象作了专门论述，内容丰富。李杲的《脾胃论》分析了舌干的各种证候，丰富了察舌辨证的诊断理论。
第五节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
　　内科杂病
　　(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
　　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
　　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
二、妇产科
　　金元时代，四大医家对病因各持不同主张，对妇产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诊疗方法各有发挥或创新。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临证体验，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尤以李东垣、朱震亨贡献较大，富有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学的进步。
　　(一)月经不调的辨证治疗
　　张从正善用吐下法治疗闭经，《儒门事亲》记有他曾用吐下法治愈闭经的验案，李杲和朱震亨对于调经，一偏重于补脾，一偏重于养阴，但都主张以调气为首要，则其所见相同。
　　李东垣说：“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先气而后血也”，朱丹溪调经也是以四物汤为主，但较李杲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丹溪心法·妇人》中指出：月经先期而来是气血俱热，宜清气凉血，用柴胡、黄芩、当归、芍药、生地、香附；过期而来是气血虚，宜补气养血，用四物汤加黄芪、陈皮、升麻。经水将来或临行时腰腹疼痛是气滞血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莪术、玄胡、香附、本香。血枯经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阴虚经闭，四物加苍术、牛膝、陈皮、甘草。另外，还提到肥胖妇女可有经闭不育现象。用导痰汤加黄连、川芎，成为后世辨证治疗月经不调的纲领。
　　(二)带下病证治
　　刘完素论带下，提出了湿热致病之说，纠正了过去概以白带属寒的偏见。张从正、李杲论带下，也都认为是湿热致病，但在治则上各有有同特点。纵观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治疗带下的验案，擅长应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导泄湿热。其治疗原则是从攻邪治实着手，而李杲《兰室秘藏·妇人门》则主张益脾胃、升阳泻火以清除湿热，是以扶脾治虚为本。因此，临床当辨虚实为其要领。
　　(三)产前调治和妊娠常见病
　　1、产前调治朱震亨主张产前安胎以健脾清热为主，对《金匮要略》妊娠常因当归散极为推祟，并有新的发挥。对胎漏、胎堕的发生，朱氏认为，是由于脾虚血热的缘故，同样采取健脾清热的调治方法。善用白术、黄芩，临证甚为效验。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之说，实为朱氏的实践经验。
　　2、转胞(妊娠尿闭)的诊疗方法早在《金匮要略》中已有“转胞不得溺”的记载。朱震亨经过临证观察分析，进一步认识了妊娠尿闭的发生机理，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朱氏用服药探吐激发升提减压的方法，处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设想巧妙，具有创新之意。如若尿闭病情危急，宋氏更采用了阴道内托胎减压的方法，与服补药配合使用，体现了标本兼顾、内外结合的治疗原则。
　　(四)产后调治和产后常见病
　　1、产后调治《丹溪心法》列有“产后”专论，主张“产后有病，宜先顾正气”。产后水肿，必用大补气血为主，少佐苍术、茯苓，使水自利，产后大发热，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又如对产后乳汁不行，则以通草、木通、猪蹄煎服”，采用了通络与补血并用之法，朱氏产后大补气血的调治原则对中医产科产生了较大影响。
　　2、阴道膀胱瘘验案报告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专列有“难产胞损淋漓论”。其中记有验案一例：“曾见因收生者不谨，损破产妇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废疾。一日有徐妇，年壮得此，因思肌肉破损，在外者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余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气血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至一月而安。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这一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为后世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
三、小儿科
　　金元时期，医学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脉命名的儿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科医家及医著是曾世荣及其《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另外，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宋丹溪四大医家，在儿科学术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在小儿病证治方面较以前有明显进步。
　　金元医家针对当时社会过分溺爱而致小儿发病的现象，提出科学育儿的方法和要求。曾世荣也认为，不使小儿衣过暖、食过饱，是保证小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曾作“小儿常安”歌：“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活动心书》卷上)宣传他的育儿方法，颇得民众的欢迎，至今仍在流传。这对于维护小儿健康成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儿科常见病证治取得了较大成就。关于麻疹，滑寿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小儿麻疹发病之前，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栗，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通生，”(《麻疹全书》)，滑寿这一发现是我国描述麻疹颊粘膜斑的第一人。对于麻疹与其他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麻疹的治疗，张子和提出初期应以清热解毒、辛凉清解为主，发疹期宜清热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没后，用滋阴清肺。并特别指出，在病程中“须防疱疹发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并肺炎。
　　对惊风的证治，金无医家有其独到之处。如张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疗惊风，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小儿门》中专列“治惊论”，提出“外物惊，宜镇心，以黄连安神丸，若心气动致惊，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疗方法。
　　对疳积，张于和《儒门事亲》不仅论述了身瘦疳热一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还对眼疳、牙疳等疳证作了详尽的阐述，所举甘露散、益黄散、四味肥儿丸、五疳消毒丸等方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金元时期治疗疳证的方剂已相当丰富，仅李东垣《兰室秘藏》就载有厚肠丸、中满分消丸、消痞久等十余首；元《原版启微》认为疳证为养护失调、饮食失节所致，主张用茯苓渗湿汤、升陈龙胆草饮子等，以升阳降阴。
　　另外，朱丹溪还用“声高气粗肺炎”来描述肺闭喘咳的症状，这在我国医学文献中还是首次使用“肺炎”一词。曾氏对小儿吐泻也有研究。他将吐分为冷吐、热吐、积吐、伤风嗽吐、伤乳吐等，将泻分为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脾泻、风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加以论述，深化了吐泻病因病理的认识。小儿吐泻的治疗，张子和提出用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益元散等治疗暴泻或水泻不止；用养脾丸治久泻不止；用牛黄通膈丸治身热吐下：这些经验大大丰富了中医儿科治疗学的内容，为后世儿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外科与皮肤科
　　(一)外科急救技术：
　　如前所述，契丹族起于今东北辽河一带，于10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并建立辽代的多年征战中，与北宋对峙，公元1125年为女贞族金所灭。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先后在与金、宋的不断交战中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元。在这三、四百年的不断相互战争中，外科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在辽、夏、金、元的统治者中，都得到了更多重视，特别是外科医疗急救技术。以下我们摘引几段史料以说明当时的外科医疗急救技术水平。“布智儿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组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忽林失……冲击敌营，矢下如雨，身被三十三创，成宗亲督左右出其镞。命医疗之，以其功闻”；“张荣……为流失贯眦，拨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面拨之，神色自若；”“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郝)经母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李庭……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肋，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张)喜身中十八矢，一矢镞贯腹，闷绝复苏，曰：得血竭饮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勒取血竭，遣人往疗之，疮既愈”；“赵匣刺亦陵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拨镞出之，匣刺神色不为动”；“世诅过故马潼，得足疾。……召(许)因帧入视”，“道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睦欢力战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剖其腹，裸而内诸牛腹中，良久乃甦，”（宋濂《元史》卷123、135、150、157、162、165、168、169，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以上所引八条史料可以说明在元代外科急救技术有其明显的特点。例如其中三例使用剖牛腹去内脏，将外伤并发休克的伤员纳入牛腹腔的方法，既是一种能够避免不良刺激的安全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有着极好的保温作用，可以促进休克获愈，特别在战场条件下更属难得。又如为了作好从肩关节拔除矢镞，要求首先对同关节的解剖部位和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了解，然后对矢镞所伤与应如何采取正确方向的拔除方法，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和精确的判断，以提高成功的保证。
　　(二)外科疾病认识与医疗手术：
　　此期外科学发展水平虽不甚高，但在契丹族、党项族、女贞族及蒙古族政权的外科医疗手术水平方面，较其原有技术则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关于阴囊积水，金·张子和叙述说：“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按之作水声……宜以遂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张氏关于水疝之论，明确指出其症状诊断“状如水晶”，“铵之作水声”，其治疗技术强调了“有漏针去水者”（张子和《儒门事社》卷2，《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漏针，据考与《内经》所述之筒针类同，其设计实际上已与今之穿刺吸水在原理上很相近似。上述张氏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已是高水平的，特别治疗先用逐水法保守治疗，不效后用穿刺针(漏针)放水，更是很先进的医疗技术。
　　关于乳腺炎原因与防治方法，元·朱丹溪指出乳痈之发生是由于“窍不通而乳汁不得出”的关系，故在他防治措施上强调“初起应忍痛揉，今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这些理论和防治方法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关于肿瘤之手术治疗：张子和在叙述胶瘤时指出：“一女子未嫁年十八，两手背皆有瘤，一类鸡距，一类角丸，腕不能钏，向明望之如桃胶然，夫家欲弃之，戴人见之曰：在手背为胶瘤，在面部为粉瘤，此胶瘤也，以（钅非）针十字刺破，按出黄胶脓三两匙，立平。瘤核更不再作，婚事复成，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张子和《儒门事亲》卷8，中医古集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医家类》本，1986），按其所论是对腱鞘囊肿之比较严重者的正确记述，张氏的手法治疗原则和方法都是比较科学的，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危亦林在论述蒂小体大息肉瘤的治疗时论述了系瘤法，即“用莞花根净洗……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9，四库全书本），此类手术在此期间的医学著作中还有记述，且其简便易行并能获得较好疗效而对明清有着较大的影响。
　　关于咽部异物(铜钱)的剔除术与医疗器械设计：《儒门事亲》载“一小儿误吞一钱，在咽中不下，诸医皆不能取，亦不能下，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净表纸，令卷实如筷，以刀综横乱割其端，作鬅鬙之状，又别取一筷，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抑一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张子和《儒门事亲》卷7，四库全书本），张氏钩取咽中铜钱的器械设计和方法要领等是很科学的，惜未得到推广改进和发展。元·齐德之为了疮疡深处给药，他创造了与现代注射器相似的银制筒子针。指出：“用锭子法匠，以银作细筒子一个，约长三寸许，随针下至疮痛处，复以细银丝子内药于筒内，推至痛处”（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下，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结合张子和创漏针穿刺放阴囊积水，不难看出金元时期医家在创制外科医疗器械方面的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
　　(三)外科手术、麻醉与止血：
　　关于外科手术，《世医得效方》“正骨金镞科·秘论”，载“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傅线上，须用从里重(层)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留外皮开，用药渗待生肉”，其方法、步骤和要求的科学性又比隋代巢元方有所改进和提高，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与麻醉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期对麻醉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用药量同麻醉深度间关系的认识和运用，同时还强调了个体不同耐量之差异、出血多少间的差异，如危亦林所论述：“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五钱，用好酒调些少与服，若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被伤者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亦有重者，若见麻不倒者，又旋添些，更未倒。又添酒调服少许，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由于手术创伤、出血等刺激会引致病人虚脱、休克等，他强调必须给于病人“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
　　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还与止血技术有密切关系，前代明确强调用于手术中止血并不多见；危亦林所记述的捆扎止血与现代的在出血近端处捆扎以断血源的止血完全相同。捆扎，外敷收敛力很强的龙骨、血竭等末，以及缝合等三种技术都有着比较可靠的止血效果。虽然并未说明用于外科手术中，但手术中出血用之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危亦林同时还记载了药物压迫止血法，他用“葶麻揉令极软，覆在伤处，缚定止血”。所有上述有效止血技术的临床应用，共同为此期外科手术中止血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创伤治疗的成功增加了更多的保证。
　　此外，关于腹股沟斜疝《儒门事亲》的论述则颇有见地，指出：“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今入带钩钤是也”（张子和《儒门事亲》卷土重来《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1896）。所谓“钩钤”，即用铁丝之类编制的疝气带(罩)。江苏辽阴明墓出土的银丝编制的疝气罩，可能正是金·张于和所记的“钩钤”，或是其改进与发展。
　　皮肤病认识水平提高：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和创新精神，也促进祖国医学有关皮肤病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少方面别开生面，诊断或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并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完素倡“主火论”，扩大了火热病的范围，许多皮肤疾患的发病机理，也以此阐发。
　　金元医家所创的许多新方剂，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皮肤科的治疗学内容，如李东垣之龙胆泻肝汤用于治疗肝经湿热下注所引起的阴肿、阴痒、阴湿等阴部皮炎湿疹类疾患，李氏普济消毒饮治疗头面部风热疫毒如丹毒。《丹溪心法》之二妙散与《世医得效方》所载苍术散，组成及主治相同，清热燥湿，用以治疗下部湿疮等，沿用至今，效果明显。
　　脓疱疮：《丹溪心法》论及外科用药法时曾谓：“脓窠疮治热燥湿为主。”并说：“疮有三种，脓泡疮，治热为主。”这是此一病名的首次见载。在《千金要方》有“风热毒”、“洪烛疮”之描述颇似本病。明·汪机《外科理例》用的名称也是脓泡疮，相当于现代医学化脓性皮肤病脓疱疮。
五、骨伤科
　　金元时期，政府设“正骨兼金镞科”，进一步确立骨伤科在医学的重要地位。这时期《永类钤方》、《世医得效方》和《回回药方》有关正骨的论述，反映了骨伤科在诊断治疗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一)创防诊疗技术的进步：《回回药方》依据伤口的形状、深浅、损伤肌肉筋骨的程度把外伤分为十等。《永类钤方》介绍喉外伤、阴囊外伤和腹部外伤肠出清创缝合技术，主张用“曲针”桑白皮线缝合；特别介绍诊断外伤肠穿孔，认为“不可治”。《回回药方》提出应用“止血带”的止血法，谓：“将伤的一体离伤稍远处拴，此体比别体要放高(抬高伤肢)，令血来的力不能到伤处。拴系的方法：从伤的一体稍远处拴，将带子自伤处往后紧缠去，复缠回拴定，则血流可止。”
　　(二)骨折脱位治疗技术成就：这一时期对人体头部、胸背部、脊椎、四肢的骨折和脱位的诊断、分类、治疗都有所论述。其中脊椎、肱骨骨折复位和髌骨骨折固定等创造了新的方法。
　　关于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危亦林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类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指四肢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指肱骨，前臂骨、股骨和胫腓骨四大长骨干骨折。危亦林强调在诊断骨折时要触摸辨别骨移位的方向；首次记载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还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两大类型。《世医得效方》所描写的时关节的部位、腕关节和踝关节部位的损伤，就包括这些部位的骨折脱位。《回回药方》描述了骨折愈合过程和四肢骨折愈合的日程：指出儿童骨折容易愈合是由于其生长发育能力较成人旺盛之故。认为影响骨折愈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即外洗过多、去除固定过早、活动过早及饮食不当等。其中去除固定过早和活动不合理，现代临床视为引起骨折延缓愈合或不愈合的因素。对骨折的治疗，《回回药方》也是用复位、外固定相内外用药的方法。书中多处提出治疗骨折之方法：“一者扯拽，二者拴缚。拴者且至两边相合还(回)旧迹。”这一时期对人体各部位骨、关节损伤脱位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现分述如下：
　　颈椎骨折脱位。《水类钤方》首次记载指出：“凡捽进颈骨，用手巾一条，绳一茎，系与枋上，垂下来，以手巾兜缚颏下，系于后脑绞绕接绳头却以瓦罂一个五、六寸高，看捽入浅深，斟酌高低，令患人端正坐于其罂，令伸脚坐定。医用手采捺平正，说话不觉，以脚踢去罂子。”此兜颈坐罂法是一种牵引快速复位，现代虽不用，但其运用类似四头带牵引复位，却是医学史上首创。法国的格利森(G1issor)到1677年才应用类似的悬吊带处理颈椎损伤。《永类钤方》还介绍使伤员卧位，医者用双手牵头，两足踏伤员双肩以对抗牵引复位颈椎骨折。《回回药方》认为，损伤在脖项骨节上死尤速”也用牵引复位法治疗。对腰椎骨折，《永类钤方》记载腰椎骨折，提出令伤员俯卧，双手攀门板上缘，医者将两脚抬起牵引，另一医者用手按压局部的”攀门拨伸法”复位。这是医学史上最早应用过伸法复位脊柱骨折的记录。《回回药方》则认为复位后应“令病人仰卧，以一硬枕放脊梁上”治疗，可视为现代“腰背枕垫法”的滥觞，并较正确描述了脊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所致的完全截瘫和不完全性截瘫的症状表现。
　　《回回药方》介绍整复脊椎骨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即李仲南的“攀门拽伸法”。第二种方法是介绍“先贤卜忽刺(喇)忒”的方法，即让病人俯卧床上，用布带交叉十字绷上半身和下半身，各绷于一本棒上，然后把病人扛抬起，医者用手按压脊椎局部或“放胆立病人脊背上用力蹴其骨入本处。”这种“扛抬按压法”，19世纪英国外科大师托马斯氏(H.O Thomas，1843～1891)曾推荐使用，因此近代西方誉为“托马斯氏法”，第三种方法是让病人俯卧于床上，用一块木板横跨于受伤脊背，一头固定于墙壁，后用力按压另一头木板使骨折复位，骨折复位后，《回回药方》也主张用木板一块置于脊柱包扎固定，后世称“腰柱”固定法，原理与危亦林的腰围夹板法相同。此外《回回药方)首次描述了尾锥骨折，并创造性运用“以中指入谷道摸其骨，用力按其本处”以复位，还主张：“可少与饮食，庶免大便多去有伤病处”，这些治法和观点都是十分科学的，对今天临床还有实用价值。
　　肩关节脱位的复位法，危亦林用“杵掌坐凳法”和“架梯法。”其复堕原理类似蔺道人的“靠背椅式”法。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介绍有三种新的复位法：一是“手牵足蹬法”，二是“入掮法”，是医者把伤员伤肢置与肩上，使肩部顶住伤员肩腋下，然后把伤员掮起以复位。第三钟方法类似现代所称的“科克尔氏法”(Kochers 1870)，还主张对肩关节脱位复位后用“十”字绷带固定，这种绷带固定法，到19世纪法国人继尔浦(Velpeau，1795～1867)提倡应用而被人命名为“维尔浦绷带”，对于产伤所致的婴儿肩关节脱位，《回回药方》也有记载，并主张用上述的徒手法整复。
　　《永类钤方》介绍治疗“两肩……若骨腦义出”即肱骨外科颈骨折移位，“用布袋腕系在前，如出在后，腕系在背后；若左出折向右肱，右出折向左肱骨即入。接左摸右髻，接右摸左髻。《永类钤方》不仅首次把肱骨外科颈骨折分为内收型和外屈型，同时还介绍了至今仍在应用于临床的内收、后伸、外屈纠正成角移位的复位固定法。危亦林的“手臀出臼”，包括了肘部的骨折，诸如肱骨髁上骨折等。危亦林有关“手臂出臼”的记录，实际上是肱骨髁上骨折在骨科治疗史的最早记载。对肱骨髁上骨折伸直单侧夹板固定法，有利于骨折的愈合，且严重的尺偏或挠偏移位，可望部分纠正。
　　《永类钤方》介绍用“粘膝法”鉴别诊断髋关节的前、后脱位，认为“以患人膝比并之，如不粘膝，便是出向内，如粘膝不能开便是出向外，”髋关节前后脱位分型诊断法——“粘膝征”，现代医学称为艾利氏征，却是二十世纪才报导的。对髋关节脱位，危亦林已认识到髋关节是桁臼关节，应用悬吊复位法。《回回药方》介绍整复髋关节脱位的方法有三：一是“悬吊法”；一是在“手牵足蹬法”基础上加用布带牵引上半身和患肢；一是对前脱位采用内收患肢的方法复位。此“内收法”是李仲南首创。
　　股骨干骨折：《回回药方》记载了股骨、髌骨、胫腓、足腰部骨、跟骨、趾骨等骨折和膝关节脱位所介绍的复位法都是牵引，揣捏复位；还对股骨干提出了双膝间加一枕绷扎和健肢一起固定。对髌骨骨折发明了抱膝圈固定法。《永类钤方》记录髌骨骨折，提出半屈曲位复位并用“竹箍”即竹圈固定，此法至今还应用于临床。同时，《永类钤方》在描写膝关节损伤时，首次提出“用针刀去血”，这方法是科学的。至今临床上对膝关节外伤血肿还主张抽吸关节腔的积血，以防止关节粘连，对膝关节脱位，危亦林记录了膝关节脱位，认为“手臂肘出臼同”，指出复位后不应固定。
　　足踩关节骨折脱位复位法：《世医得效方》记载了足跟骨折脱位，指出有内翻和外翻两种类型。介绍应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
　　骨折脱位的治疗：除了手法复位外《永类钤方》还辑录了《理伤续断方》部分内容以及当时用活血化瘀、补肾健骨的方药治疗骨折创伤，危亦林十分强调骨折脱位复位固定后的活动，如他对肘关节复位固定后，提出“不可放定，或时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治疗膝关节也指出：“服药后，时时用屈，不可定放。”(均见《世医得双方》卷18)以免关节钻连。
六、针灸科
　　本时期的针灸学发展也有其时代特征。针灸，以刺络放血泄热多见及多用灸法于临床，并出现了较多的以灸治为主的针灸学家。在针灸理论上，则相应发展了有关针刺泄热、灼艾保命等学说，在针刺操作手法方面也有发展，并出现了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等按时取穴法，提高了针灸疗效。
　　(一)针灸学说
　　金元四大家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他们在形成他们的医学特色时，在针灸方面也多有建树。如刘完素，他在经络辨证方面颇有发挥，提出治中风之六经分证法(见下表)，就很有特色。
　　张从正重视针灸在驱邪方面的作用。提出“血出与之发汗，名虽异而实同”认为刺络泄血除热攻邪最捷，因此临症多用。针放血，是对《素问·针解篇》“菀陈则除之者，去恶血也”的发展。
　　李杲发展了《内经》的脾胃理论，提出了“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观点，在针灸方面，常以“补外踝下留之”，（李杲《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旺》），(足太阳之昆仑穴)以达火生土，充实脾胃之气，及“以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扬之以伸元气”，达到补脾胃元气以制阴火的目的，是补土思想在针灸学中的应用。其弟子罗天益发展了李杲的针灸法，以中腕、气海、足三里组成灸补脾胃的主方，治疗脾胃虚寒证。
刘完素六经分证表（魏稼《各家针灸学说》P.4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中风所属经脉症状针灸腧穴和作用
太阳经无汗恶寒针太阳至阴出血并刺昆仑阳跷
有汗恶风针风府
阳明经有汗身热不恶风针陷谷去阳明之贼刺厉兑泻阳明之实
太阴经无汗身凉刺隐白穴去太阴之贼
少阴经有汗无热刺太溪
少阳经肢节挛痛灸绝骨以引其热
厥阴经麻木不仁针大敦以通其经
　　金代何若愚，著有《流注指微论》和《流注指微针赋》，后经阎广明注为《子午流注针经》。该书记述了何氏创立的一种按时选穴方法一子午流注纳甲法，其开穴的规律是经生经，穴生穴，按五行相生（养子）的次字逐个推算。此选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临床上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子午流注法研究和实践。何若愚还按“河图”的生成数关系定出了一个针刺深浅的标准，虽较易于掌握，但失之机械，在临床上影响不大。
　　金元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窦默著有《针经指南》，阐明了针刺与经络脏腑气血的关系，突出了手法在治疗中的作用，他提出的气至“觉针沉紧”说，使习针灸者能较准确的体会得气的概念，具有临床指导意义。他提倡之“流注八穴”法，及213种适应证，将子午流注之临床应用有所拓展。其传人王开之子王国瑞又创用了一种新的按时取穴法——飞腾八法，是对于午流注法的补充，子午流注法和飞腾八法是金元以后针灸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代有学者进行研究和应用。
　　元末医学家滑寿将十二正经与任督二脉的经穴按经脉循行分布加以整理，规纳为十四经。认为这些有穴位的十四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体，在人体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十四经径穴循行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圣济总录》中足少阳经、足阳明经在头面部以及足太阳经在背腰部一些穴位的排列次序和循行走向的缺点，发展了经络学说。十四经说不仅对明清医家有较大影响，至今针灸临床和科研仍以十四经为主进行研究。
　　(二)针灸著作与针灸医家
　　针灸专作尚存世者有：金·何若愚《子午经》，今有残卷；《子午流注针经》三卷，何若愚撰、阎明广注；金大定时补注之《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闲邪聩叟撰之《针灸避忌太乙图》；窦汉卿《针经指南》；窦桂芳《针灸条杂说》；杜思敬辑《针经节要》，《洁古云岐针法》、《针经摘英集》、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西方子《明堂灸经》、琼瑶真人《琼瑶神书》、滑寿撰《十四经发挥》、胡元庆撰《痈疽神秘灸经》等。
　　(三)宋针灸铜人的流传与修复
　　12世纪中期，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王惟一所铸铜人之一曾于1127年被金人带到东北，后元朝安抚使两次使宋时将铜人携归蒙古族领地。元中统间尼泊尔人阿尼哥曾在大都修理铜象，即说明宋针灸铜人在金元时期为统治者所重视，因而作为“国宝”。在金人攻陷汴京时被带往东北，而当元朝建立后又被携至蒙古族领地，从而使针灸知识更为广泛的得以传布。
　　(四)按摩术在民间流传
　　此时期在官方医疗机构中亦未设置按摩科。因此，按摩术的记载散见于民间著述。一些前代常用之自我按摩法如按摩涌泉法、擦肾俞穴法、摩腹法，在一些养生著作，如《寿亲养老书》中可见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还把按摩列入汗、吐、下三法之中，认为按摩同汗法一样有疏解作用，首次将按摩同中医治则联系起来。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按摩法除用于骨伤科外，对腰痛、息积、翻胃、齿痛等病亦都采用按摩方法。且《世医得效方》中还全部转录了《千金要方》中的按摩、养生术，如老子按摩法、婆罗门导引术及其他按摩手法等。
七、眼耳鼻喉与口齿科
　　金元时期，中医五百科随着整个中医学术的活跃，也出现一种新的面貌。
　　(一)眼科成就
　　五轮八廓学说作为眼科独特的辨证理论，经多次演变后，于金元时期定型并运用于临床。
　　据考成书于元末的《银海精微》对五轮的名称、部位、脏腑归属三者的关系作了论述，使五轮的长期演变过程宣告结束，并为后世眼科所宗。书中并将五轮学说初步融合于眼病80症中，用于分析病机，指导治疗。
　　八廓的演变较五轮为复杂，其眼部部位和脏腑分属，各书记载差异很大。元代《世医得效方》将八廓在眼部划分出一定的部位，并配属于相应的脏腑，以天、水、山、雷、风、火、地、泽给八廓命名，《银海精微》大体沿用《世医得效方》命名和脏腑方位配属并有初步运用例证。
　　《银海精微》卷下看眼法、察翳法、审瞳人法等，是前代医籍从未记载的眼科检查方法。如看眼法，着重指出了检查眼部病变应有的步骤和各部检查的要点，并注意到医生检查姿势应端正，手法宜轻柔。
　　由于检查方法的进步，此期时眼病症状的记载较前代更加详尽。如《眼科龙术论》记载瞳神干缺外障的重点在瞳神不圆和对视力的影响，而《银海精微》更明确指出：瞳神形如锯齿，偏缺参差，久则渐渐细小等，使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注意到该病“失于医治，久久瞳多锁紧，如小针眼大，内结有云翳”。现代医学有关虹膜炎并发症和后遗症的主要体征，数百年前该书已作了比较准确地记录。
　　(二)眼科治疗方法的进步
　　金元时期，眼科内眼药方用药品种明显增加，药物组成较为灵活。如《银海精微》中方剂少则三、四昧，多则廿余味，部分方剂趋于精专，且对活血药、利水药、退翳药的运用都有创新，对后世影响较大。
　　《原机启微》卷下论方剂配伍，列有10余方，各方皆有说明，其中以东垣方比例较大，体现了倪维德对脾胃学说的重视和继承。用针多取头部诸穴以泄实邪，突出了火热等实邪在眼科发病中的地位。
　　(三)耳鼻咽喉科成就
　　咽喉单独成科，表示咽喉疾病受到重视。耳鼻喉科的治疗方法不断丰富，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提高，如张子和的咽喉牙舌病皆属于火，李东垣的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气一虚，耳目口鼻俱为之病”等理论，都给耳鼻喉科的内治方法开拓了新路。
　　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把《儒门事亲》首创的“喉痹八法”补订为一十八种喉风，对进一步认识咽喉症有着重要作用，《丹溪心法》引《仁斋直指方》“眩者，言其黑运转旋，其状目闭眼暗，身转耳聋，如立舟船之上，起则欲倒”，类似今美尼尔氏综台症。
(四)口腔科的进步
　　口腔科在辽夏、金元时期，无论是口齿卫生或疾病认识水平，或医疗技术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1、植毛牙刷的发明
　　1953年在发掘辽宁大营子村驸马卫国王墓葬时，从随葬品中发现了两把象牙制的牙刷柄，牙刷头部呈扁平长方形，有8个植毛孔，分两排，孔部上下相通，每两孔间的距离相等，虽因年代久远，牙刷头部所植毛束已消失，但仍可以看出植毛的痕迹。牙刷柄呈细圆柱状，整个牙刷的制法、形状与现代的标准牙刷很相似，该墓葬时间为辽应历9年(959)，由此可见，最晚在公元10世纪前，我国已经发明了植毛牙刷，这是继用手指揩齿及用杨柳枝头咬软擦齿以后的洁齿用具的一大进步。
　　2、对走马牙疳的认识与治疗
　　走马牙疳相当于现代医学之坏疽性口炎。曾世荣注意到该症所独具的特殊的恶臭气味。在病因病机上，曾氏指出该病内多责之于脏腑虚损，外责之于风热(寒)蕴积。更创制了许多内治方剂，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与外治相配合，丰富了走马疳的治疗方法。
　　3、对茧唇的认识与治疗
　　茧唇相当于现代医学唇癌。《疮疡经验全书》对该症描写最详：“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渐渐肿大，合而为一，约有寸厚，或翻花如杨梅，如疙瘩，如灵芝，如菌，形状不一”，此描述概括了唇癌的几种常见类型，治疗上，《疮疡经验全书》中用烙铁烧红烫患处，这种处理可达列杀死癌细胞，消灭局部癌病灶的目的。
八、法医学
　　(一)元代的检验
　　1、元初的检验规定元代的检验法令最早见于元世诅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其中提到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1)检验官：检尸委派本处管民长官，若长官有事，委其余正宫检视。
　　(2)赴检：受命后立即带领典史、司吏、信实惯熟仵作行人，不论远近前往停尸处。召集尸亲、邻佑、主首人等进行检验。
　　(3)检验：检验官躬亲监视仵作行人当众一一仔细查验应有伤损，定执要害致命因依。
　　(4)具结：仵作行人出具并无漏落不实甘结；检验官吏保明检验是实，报告本处官司。
　　(5)覆检：覆检官吏、仵作行人，应回避初检人员，依上检验，并具探结。
　　上述规定表明元代检验制度与宋代的显著不同点是，宋代要求检验官躬亲检验，元代则改为检验官躬亲监视，由仵作验尸，并出具保证书。这在我国法医检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2、检尸法式检尸法式又称尸帐，是元代检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颁发于大德八年(1304)（《元典章·刑部卷五》）。这个文件的主要优点在于将宋代的验尸格目、验状、检验正背人形图等三种验尸文件简化为一种，取三者之长，去其繁琐之处，如宋代验状包括四缝尸首，检尸法式则只有仰合两面。不论与宋代的验尸文件还是与清代的尸格、尸图比，它都是简洁、扼要并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检尸文件，其法律效用与今日的鉴定书相当。
　　检尸法式的影响相当深远，在中国应用到清代初年，在朝鲜到二十世纪初仍在应用（《三木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
　　3、大德检验法令在大德八年颁发的检验法令中，以河南行省、江西、福建道为例，指出检验中存在的各种违法现象，由“亲民之官，不以人命为重，往往推延，致令尸变”至“装捏尸状，移易轻重，情弊多端。”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一是颁发“检尸法式”，一是制定一系列检验法令。
　　4、初复检验体式初复检验体式是元代又一重要的检尸文件，其颁发的年代不详，详细内容载于《圣朝颁降新例》中，《无冤录·格例十七》载有“初复检验关文式”，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别，说明这个文件曾经不止一次颁布过。
　　从内容可以看出，初复检验体式相当于填写“检尸法式”的说明书，亦即一部外表尸体检验的指南，对于检验官吏很有指导价值。
　　(二)法医学的成就
　　在宋代法医学取得成就基础上，元代的法医学又有了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检尸法式的颁布与实施，科学地简化了繁琐的检尸文件，并或为后世检验文件的样版；二是《无冤录》的出版，《无冤录》是蜚声中外的宋元检验三录之一，王与编著，刊于至大元年(1308)，其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述项下介绍；三是儒吏考试程式（三本荣：《中外医事新报》1929：506）的颁发，进一步展示了祖国法医学在活体和物证检验方面的成就。
　　儒吏考试程式又称结案式，颁布于元贞三年(1297)。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部分，计118条。与法医学有关的共4个字(尸、伤、病、物)计53条，儒吏乃是负责官府文案的属吏，考试程式是政府规定上报民刑案件结论的通式，并用它来招考儒吏，以达到文案的统一。考试程式中的“尸”相当于尸体检查，“伤、病”两部分相当于活体检查，“物“相当于物证检查，这样，考试程式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尸体、活体及物证，是继《洗冤集录》以后，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儒吏考试程式所反映的元代法医学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1、活体损伤的检验原则考试程式作为一种例行的检验报告格式，要求准确记载活体损伤的性质，记录其存在的部位、大小及程度，并推定凶器的性质，有意义的是关于损伤程度的记载，如眼部损伤二例，其一见“其睛已损，神水散尽，全不见物，久远不堪医治”，属于不能平服的“瞎一目”；其二见“瞳人亏损，微见物，其目已眇”属于眇一目，根据这种损伤程度的检查，即可据刑律处以相应的刑罚，如眇一目，徒一年；瞎一目不能平服者，徒三年。
　　程式中所记载的这种检验活体损伤格式，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格式，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活体损伤检验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从保辜检验例可以看出，验法以后，到了保辜限期，就要检查伤势是否平服。如未平服，还要确定其程度属于残疾、废疾还是笃疾，以便按律治罪。这种联系保辜的检验报告是第一次发现，有重要的医学的和法医学的意义。
　　2、物证考试程式中的物证，主要是凶器的检验，详细描述了收缴的皮条、砖石、棍棒、手刀、弓箭等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属于应禁军器，能否致人性命，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检验凶器的方式方法。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毒物、毛发、牙齿的检验报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物证检验的最早报告，毒物检验，过去只知道银钗、卵白验毒法，程式所记载的却是检验毒物本身，结合本草的记载，判定其是否有毒，其科学性远大于前两种方法，这在毒物检验上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药物学和方剂学
　　一、药物学
　　与宋代明显不同，辽夏金元时期药物学著作的撰著者大多不是医官儒臣，而是临床医生。他们根据临床实际和用药需要，进行药性理论的总结和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以简驭繁、由博返约的途径。
　　(一)对药性理论的探讨总结
　　 1、药物归经学说的初步确定：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部位(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泄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不仅如此，张元素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它药进入该经。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
　　2、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的趋向而言，也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秉承《内经》理论，以药物的气味阴阳薄厚来阐述升降浮沉，他认为药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乃是由其气味厚薄参合而成，他还举出茯苓、麻黄为例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他还精心制定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类法家”，他注意到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和种类有关，并可随炮制或配伍改变趋向以适应临床复杂的病证。
　　李杲进一步认为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与四时节气的更迭是相对的。并总结出凡气味辛甘温热之药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气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渗泄之品主沉降。他还提出用炮制方法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降浮沉理论用以概括药物作用于人体的趋向。对发展药性理论，指导临床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二)本草著作概况
　　1、综合性本草著作：金元时期，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撒里蛮、许国帧召集各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著作，撰成后命名为《至元增修本草》。已亡佚。
　　元代崇尚医学，设立医官，常以《内经》、《本草》、《伤寒》等书为题考核医官。御诊太医尚从善有鉴于此，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本草元命苞》9卷，以便于应付考核及临床实用。该书主要节自《证类本草》，分别对药物君臣佐使、性味、功效、主治、产地、采收、形态等加以记载，是现存唯一的元代综合性本草著作。
　　 2、医疗本草著作：元代从开国初起，即已十分注重宫廷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约于天祐至天历(1314～1329)年间担任御膳太医之职，因而有机会接触从元世祖登位以来60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整理成书，名为《饮膳正要》，继承了我国古代食品、养生和医疗结合的传统，所载每一种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该书还反映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药物学的成就及中外医药交流的史实，如卷18“搠罗脱因”条注，“系畏兀儿茶饭”，“畏兀儿”为今新缰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旧称。同卷“儿不汤”条注，“系西天茶饭名”。“西天”指天竺，即今印度。大量诸如此奖的记载跳出了以往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食疗圈子的局限，为我国食疗养生学掀开了新的一页。该书还增加了一些前人本草著作所未载的内容、有西瓜、回回豆、海红(沙果)、天鹅、黄羊、麅子等10余种新增加的药物。对本草著作已载的药物，该书也在功能主治方面予以补充。特别是对药物的特殊疗效更有明确记载，尤其突出的是对羊品药物的应用。
　　元天历年间（1328～1330)，海宁(今浙江海宁县)医学教授吴瑞集50多种前人记载，将各种食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一一作了说明。撰成《日用本草》8卷，分为米、壳、菜、果、禽、兽、鱼、虫八门，目的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所收切于药用的食品共540种，也是食疗的一部重要著作。
　　元代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卷3为食疗专论“饮食有度”，专谈饮食宜忌。摘取历代有关资料，分成五味、食物两部分阐述食疗注意事项。《养生之要》为元代汪汝懋《山居四要》之卷2，汇集前人食疗等方面经验。对饮食宜忌、服药忌食、解饮食毒等内容作了论述。
　　 3、其它本草著作：严格说来，《汤液本草》亦应属于综合性本草著作，但它不同于以住的类似著作，而是医药紧密结合，上阐经典奥旨，下集诸家之论及个人见解，偏重于药性理论阐扬和药物论述与临床实践相统一。在气味阴阳、五脏苦欲补泻、药类法家及归经理论等方面作了阐发和充实发挥。
　　朱丹溪有《本草衍义补遗》一书，是针对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发挥，载药153种，皆根据个人临床心得体会进行的总结；该书还介绍了某些药物的使用要点与宜忌，尤其反对服食金石药。这些实践经验的直接总结是极其珍贵的。
　　元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县)医学教授胡仕可选出若干常用药物按韵语编类歌括，元贞元年(1295)成《本草歌括》8卷，每药附七言歌括一首，简述药物功能主治。
　　二、方剂学
　　同药物学类似，辽夏金元时期的方剂学也明显萎缩了。
　　宋时已设立御药院，《政和本草》中已引用“《御药院方》”，元代承袭宋制，亦设立御药院，掌握由各地进贡和外藩馈送珍奇药品，修造汤药。现存《彻药院方)系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之成方配本，大多是搜集金元及宋的宫廷秘方，多为配制丸、散、膏、丹之类成药的医方，不少方剂为一般方书未见者，是名符其实的宫廷秘方。
　　《瑞竹堂经验方》为元代萨得弥实（一作沙图穆苏）撰。原书15卷，按疾病分为15门。
　　元代李仲南汇集古人医书，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永类钤方》22卷，该书以医经为本，详列外感内伤诸病，尤重骨伤科，在体例上以脉、病、因、证、治为“五事’，钤而为图，贯穿彼此，互为发明，使人一目了然。
　　与李仲南不同，危亦林是医学世家，他积祖传五世分科习业的经验，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在该书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大量秘方，是难能可贵的。除搜集古方和整理家传方外，危亦林还注意博采民间验方，在该书中记载了很多劳动人民发明的简便易行的单验方。全书共载各种方剂3000余首，可说是现存元代方书中的巨著了。
　　元末出现了一部特殊的医方集《回回药方》。该书是一部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是一部回回医学传人后在蒙古和元代百余年同汉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逐渐汇合而有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点的医学著作，因元代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设有两边回回药物院，或许《回回药方》为该机构的处方集，尚须新的史料证明。《回回药方》中大量阿拉伯药物，也有象牡丹皮、巴豆、当归、细辛、知母等中国特产药物，还有一些由阿拉伯经中南亚、欧洲、非洲传入，早已被中医习用的中药，如无花果、石榴、安息香、乳香、没药等，书中残存医方涉及内、外、妇、儿等科，还有制药技术的记载，其中对骨科的记载尤为突出。金元时期的方书还有金代赵大中编辑的《风科集验方》共28卷，载方632首，后经赵素增订，增至1900余方，成为风科最完备的著作。此外有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和《澹寮集验秘方》，分别为论述山岚瘴气治法及生平历效方剂。还有艾元英《如宜方》、王东野《集验方》、元好问《集验方》、孙允贤《类证南北经验医方十戒》等等。
第七节少数民族医学史
　　一、藏医学
　　藏医学在公元八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从吐蕃王朝的统一，到赤松德赞藏王执政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政治形势稳定，为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后弘期里，佛法大兴。孟加拉高僧阿狄夏除从事讲经外，他也深谙印度古代医学，在西藏亲自传授印度的“医学八支”，对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十分明显的影响，他曾编译《头伤固定外科手术治疗》等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段期间里，西藏的医学有几个特点，值得特别提出。
　　首先，是较大量地翻译印度医学的著作。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族译师洛青·仁钦桑波(958～1055)，他将当时阿狄夏带来的书都译成藏文，这些书有古印度的医学著作《八支集要》及其注释专著《月光》，另外，重要的印度医学著作《八支集要自注》也由藏族译者宁保·益格仁钦、玛鲁·热巴须努、益古格隆·夏甲洛珠也与天竺学者达玛希瓦尔玛合作共同译出。通过这些活动，古印度医学的八支学派内容才开始在西藏流传，并与固有的藏医学结合起来，仁钦桑波还培养了许多弟子，成为藏区的名医，这些人包括娘德桑给扎、释连益西穷乃、吾曼阿纳、芒木曼尊。在这四人当中，芒木曼尊最为突出，整个卫藏地区的医生都前来拜他为师，在这些弟子之中，芒卡其吉比较有名，他又与自己的弟子响顿西布·土吉赤卫共同编写了一些医学著作，包括《知识总纲·幢顶闪光》、《领会章节内容钥匙》、《消除魔障疑难雷轮》、《八支词意详释珍珠串详本·略本》、《亲传实践·老妇直接讲授甘露滴》等等。由他们的弟子辈们又写出了不少医著，使藏医学得到一些发展，这里值得提出的有后面两人培养的弟子藏堆玛贡布编写的《纪要》、《精要》；其再传弟子象雄的巴西绕沃(又名考洛杰布)的《佛陀总纲·金库》等，传授给宇陀·加嘎多吉，其继承的范围是很广的。
　　其次，是关于新的出土医书不断出现，在藏区，把从隐藏的地方发掘出土的经籍或法器称为“伏藏”。有关“伏藏”的原因，说法不一，总之，多是在赤松德赞之后被埋藏的，这一时期有很多吐蕃王朝写成的医书，不断被发掘出来。其中如定日地区掘出的莲花生编的《精华甘露瓶》，在洛扎地方出土的《茅膏菜养生方》，在达旺地方出土的《医药甘露宝瓶》，在隆子地方出土的《救命甘露》等等，但最具重大意义的当推从桑耶寺宝瓶柱下取出了赤松德赞时期埋藏的《四部医典》。
　　宇陀萨玛凭他的医学功底，以及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游学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四部医典》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这部书著成以后，西藏的社会经历了变化，已过去了四个世纪。有许多新的著作、人物问世，积累的经验也很多。于是，他对老宇陀的原著进行了一些注释性的补充和修改，使其内容更加充实。为了弘扬《四部医典》的奥义，宇陀萨玛还自己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四续亲阅》、《十万拳头》等医著。他所增订的《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后代《四部医典》的定型。
　　最后，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萨迦王朝的医学发展，以昌迪家族的医学成就为其突出特点。昌迪家族家传的密诀医籍为《甘露引渠》，后来整理成为文字材料，称成《昌迪·花卷》、《红卷》。经数代发展，到十三世纪，昌迪·加佩桑布继承父业，练习医学八支的正文及注释。他著有《后续五部实践小卷》、《治小儿妖魔》，并在萨迦传达室授《四部医典》医学八支等方面的教导。他的小儿子名昌迪·班登措吉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藏族名医。他为这一时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功德无量，他的医学著作大小共十八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八支总纲》、《经义注疏医学大纲·知识明窗》、《释难玛拉呀》、《根本续注释·续义明窗》、《释难后续注择·三理明辉》、《脉经广注阳光》、《水经注词义明释如意宝》、《后续配药例图》、《体腔区位线分布明灯》等。还有《解剖明灯》、《药物蓝图》等。其中除对《四部医典》的创造性注释和发挥外，对人体的解剖和药物图谱的编绘，也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世藏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昌迪，巴登杰赞是斑登措吉的侄子。他从后者的教益中得到六种白色配方，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编著了《诀窍金升》和《银升》，也是萨迦时期的重要著作。
　　除昌迪家族之外，这一时期的医家还应当提到阿里芒隅的噶玛·让穷多吉(1284～1339)。他著有一部《药名海》，是经典性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载药830多种，为后代医家所推崇，经常予以引用。另外，藏历第六绕迵木牛年生于后藏地区昂仁县沃边拉孜的唐东杰波(1361～1485年)，终身全心全意为藏医事业献身，珀东·斑智达吉美扎巴(1375～1451)，著有《婴儿疾病治疗法》、《儿病治疗莲花珍链》；1405年达仓译师协绕仁钦也著有包含医学史，医药学总义的《贤者意乐》和实用药物精选著作《手到病除》、《文汇总汇》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藏医学著作。
　　二、蒙医学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早期蒙医学的历史很难做出系统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做为早期蒙医史的参考。
　　大约在秦汉时期，蒙古族的祖先就会制造极其简陋的茅庵，蒙古族称为“茅草安布拉”（《蒙古秘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蒙文版，第27条），这是人们为了躲避野兽侵袭在树杈上营造小屋。以后，逐渐过渡到适合游牧生活的毡包(即蒙古包)、篷车。
　　对环境卫生，当时已知道要保持水井、挤奶场附近的卫生，严禁在其附近随地大小便。
　　在个人卫生方面，蒙古族人也早就知道洗手洗脸，凡早起必先洗手洗脸，饮食前也要求洗手洗脸，外出时各人随带碗筷。在十三世纪左右，人们已经有戴纱布口罩的习惯（《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5，34页），在挤马奶前，都要求先洗手，挤奶桶也要求用沸水洗涮。
　　随着医药卫生习惯的萌芽，医药知识也积累起来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蒙医学还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而只有初步的理论萌芽。
　　十四世纪时，古印度的寿命吠陀医学的某些内容随着佛经传入内蒙而输入，如印度的《金光明经》就是在此时由当时著名翻译家希日佈僧格参照畏兀儿和藏文而译出的。在这部流传甚广的佛经中，第二十四章为《养生八吠陀经》。其中有：“治疗赫依(气)症、希拉(胆)症、巴达干(痰)症和聚症”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古印理的医学内容传入。这部佛经中对这三种病症的发作时间、治疗这些病症的药物的性能、品味，六时(即印度的六个季节)病症，也都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古印度的四大元素学说，即土，水、火、风也随之而来。这些终于与蒙古医学朴素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蒙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内容。
　　在这一时期，蒙医学的实际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尽管萨满教巫师这时还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做为他们谋生的手段，但广大民间以及专业人员还是在实践中与疾病进行斗争，使蒙医学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了。这些医疗实践经验大致有如下这几方面：
　　(一)饮食疗法：
　　蒙古族的祖先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的食物自古以来就以动物性的食物为主，最主要的是肉食和乳食，肉食与乳食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保存、制作乳食品的技术对于改善身体营养状态，提高体质的作用。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的祖先匈奴人早在汉代就已经知道酿制酸奶和制造奶酪，用奶酪救治急症的一例。这种方法在民间也是流行的。
　　蒙古族古代有“病之源，食不消；药之源，百煎水。”的谚语。百煎水是即经煮沸多遍的开水。这些都是简便的饮食疗法，与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但最能反映蒙古族饮食疗法的精华的，当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二)急救治疗及脏疗、皮疗等：
　　由于蒙古族过的游牧生活，特别是在战乱期间，战争外伤、摔伤等等，是很常见的，这就促成蒙古医学中的外伤急救治疗，包括骨折、脱臼等骨伤科，以及因疼痛、失血、脑震荡等一类疾病在蒙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就地挖掘坑穴，以急救失血或昏迷患者，从汉代匈奴开始即已应用，如苏武在匈奴地区自刎后用此法急救，武威汉代医简也有类以记载。
　　蒙医还有传统的瑟必素疗法、皮疗法及脏疗法。瑟必素指食草类反刍动物附胃中的食物，取出后，趁热把它敷在患处，以治疗寒冷症，皮疗法则是将动物杀死后，剥其皮并趁热将皮贴在患肢患处，也有驱寒散寒的作用，甚至妇女子宫寒症，也可蹲坐于动物附胃上以散寒。
　　蒙医脏疗法与上述两种治疗的原理相似，只是把瑟必素中的反刍胃中的食物或动物皮疗改为用动物的五脏。把新宰的绵羊等动物内脏趁热敷在患处，如把新宰羊的双肾敷在患者双耳、肝脾敷在肝脾部位。也还有利用动物的内脏内服治病的，这实际上属于脏器疗法的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急救术，即将病患者纳入动物腹内。这种疗法可能是前述的掘地为坑烧热后放入病人急救的发展。如成吉思汗时期其大将军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其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新元史·布智儿传》第26卷，中华书局）。
　　(三)针灸、按摩、放血等疗法：
　　针刺术在蒙医学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内蒙多伦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石针，伊克照盟发现的匈奴时代的青钢针，都说明蒙医学早已有针术的应用。但由于文献的缺乏，难于断定当时针刺术的具体内容，不过用针刺放血治疗，则是是蒙医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藏医著作《大宇陀传记》中就写有“来源于蒙古地区的放血疗法”的内容，说明蒙医的放血疗法起源是很早的。
　　火灸疗法起源较早，在广袤的草原上，尤其是严冬，牧民们十分需要火的温暖。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学会用火，提高了身体的健康水平和保健。在实践中知道用火来温烤身体病痛的部位。后来，灸法就被称为“蒙古灸法”，如藏医的《由部医典》就有“蒙古灸法”的记载。据载，这种方法是将“小茴香拌油加热后用毛毡包扎”的一种热灸法，传统的蒙古火灸法用具是火镰、燧石、白山蓟绒三种，最早期用的并非用艾篙。
　　至于按摩术，蒙古族人民用得也很普遍。后来，用来按摩的还有黄油或其他油类。按摩时，有的用银碗，或直接把奶或油涂手掌上，进行按摩。银碗是一种没有底座，近乎半球形的碗，用圆滑的底面按摩。
　　(四)药物治疗：
　　早期的蒙古族人民用来治疗的药物，是取自广阔草原和大森林中的现成的自然赐予。直至十三世纪，还没有有关蒙药的专门著作，而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提及一些有关蒙药的内容，如《饮膳正要》中提到的赤赤哈纳，就是沙棘，已经提到如何做成膏剂的方法。大黄也是常用的蒙药，如蒙哥可汗的胡图克皇后就曾接受大黄药浴的外治。再如蒙古地区的特产肉苁蓉应用也是极普遍的。《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书中均已提到。其他植物药还有八旦杏、人参、杏仁、甘草、山枣、百合等。
　　三、维医学
　　(一)西辽时期的回鹘医药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于916年建大契丹国，938年改国号大辽，其西境直达叶塞尼河上游，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接邻，互相贸易十分活跃，其上京汉城因之设有“回鹊营”。回鹘文化甚至景教(基督教)亦于此时传入辽地。
　　这时期的回鹘医药文化有了更多成分和溶合。塔里木盆地南缘还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医学家艾拉·伊丁·穆罕默德·和田尼，他出生于和田伊里奇肩波孜热纳村，就学于和阗，后到喀汁、布哈拉深造，并拜师访友，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医生。后来积多年亲身体会和经验，写出了《医学结晶》等许多医学著作，他还在当地开办的经学堂教授生徒，培养了许多医生和科学家。但至1211年，屈出律夺得岳父的西辽政权后，所有书籍被烧毁，医学典籍遭践踏。
　　(二)元蒙时期畏吾儿医药
　　1217年，蒙古军队进击屈出律，回鹘成为成吉恩汗西征欧亚大军的组成部分；元蒙帝国中亚、西亚、包括新缰西州移民和宿卫既多，阿拉伯医药更加快了传布，1263年爱薛掌管西城星历、医药二司，1270年设广惠司，皆与此有些关系。
　　这时期塔里木盆地基本倾向于稳定，医学也受到重视。喀什、莎车等地的学堂教育日益兴旺，还建立起专门的医疗机构，并鼓励医生们著书立说及从事翻译工作。阿拉伯、波斯文中的《提比·玉素夫》、《考黑日·哈日考才夏》等书被译成察合台语；由撒马尔罕人著成的《鲁则提沙怕》(《察合台医生历史》)是用察合台语写成的。还有许多医书手抄本印有国王印玺。根据当时著名诗人阿不都热衣木·纳扎里的诗著记载，汗国后期在塔里木盆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努肉孜阿訇，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他擅长利用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后半生行医于麦盖提，那儿的人民对他的墓地十分崇敬，称作“努肉孜阿訇寝陵”。
　　当时非常出名的用察合台语写成的长诗《古里与努诺孜》及后来的《赛卡克诗集》等中也都赞美了畏兀儿的医师和药物。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是一位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医学家，博学多才，熟悉医术方药。擅长外科手术。
　　四、傣医学
　　元代，我国傣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元世组忽必烈在云南开创土司制度后，傣族封建领主的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从而使傣族社会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和稳定，这种社会状态一直保持到清代。上述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城，更加之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理因素，这是傣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医学体系得以长期保存和发展的历史环境。
　　傣医学在经历了漫长经验医学积累的过程后，至元代已逐渐地向理论医学阶段过渡。出现了有文字记载于贝叶上的具有系统医学理论的典籍及临床医书，对于元代以后傣医学理论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中佛教文化在傣族社会内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傣医学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傣文的出现。傣族传统医学随着傣文的发明，已从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阶段过渡，其医学经典理论，多混于经书之中，如《巴利藏经》中的“三比达嗄”。《经藏》中的“苏典打”，《律藏》中的“惟乃”。《论藏》中的“阿毗倘玛”等都是有关傣医学理论的记载。其中尤以“阿毗倘玛”记载最多。而有关系统论述傣医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则是《嗄牙桑卡雅》。
　　《嗄牙桑哈雅》是傣医学的理论基础。该书阐述了傣医学对人体生理解剖学、胚胎学的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论述组成人体的要素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傣语为塔、都、档、西)组成的，人体内也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所组成。人体的健康，即是体内四种元素自身的平衡并与外界四种元素平衡的结果，而一旦四种元素的平衡失调，就会发生疾病。如火盛则发烧，水盛则浮肿，风盛则四肢震颤，而土盛会出现冰冷，在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环境的关系上，傣医学根据傣族所生活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点，结合傣历一年三系，每系四个月的季节划分(傣历的三月相当于公历的一月)，得出了当地冷季、热季、雨季三个不同季节的发病规律和疾病特点。
　　傣医学中另一部值得提及的临床经典专著为《档合雅龙》，该书产生于公元1323年，全书在总结傣医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嘎牙桑卡雅》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傣医关于人体肤色与血色，药性与肤色，年龄与药力药味的关系，运用相生相克的辨证法来指导疾病的诊断与合理用药。该书可为傣医学临床的经典专著。
　　傣族聚居地热带、亚热带的地理气候环境为傣医学提供了极为丰富天然药物来源，更有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药物。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傣医学，临床用药约有一千余种，可分为植物、动物及矿物三大类。按其药物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热性药(傣语称雅黄)；凉性药(傣语称嗄因)：平性药，按药性又可分为酸、甜、咸、苦、麻、辣、香等七味。在药物使用上按照傣医的理论，使用复方组成，一方少则二，三种，多则三十余种药物不等，有专方治病的，也有一病数方的。
　　关于傣医学临床实践的记录则是大量散播于民间的医学手稿，这种手稿称为《旦哈雅》、《丙利雅》，医学手稿记录和总结了傣医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其傣医学理论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有趣的是，傣族社会内（解放前）并没有专职的傣医，傣族青少年进入佛寺当和尚。在佛寺生活的数年间，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不仅学习了傣文，而且获得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含有傣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还俗后，一些对医学感兴经的人，凭着从佛经中所获得的傣医理论，再运用流传于民间的医药手稿，而从事业余的医疗活动。这种医药手稿从而得到不断的相互传抄，在传抄中又不断地加以各自的补充、修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其手稿的内容，这种医药手稿从不署传抄者的姓名，这是因为对信奉佛教的傣族社会来看，傣族医药既然是佛主所创造的，在手稿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是对佛的极大亵渎，这是不能允许的。
　　从上述关于傣医学简要历史，可见傣医学理论的出现约在元代，可以认为，傣医学是印度医学、汉族医学与傣族本民族医学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民族医学体系。
第八节军事医学
　　辽、西夏、金及蒙古诸族，都长于骑射，实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建国后也征用汉族及其它民族为兵，实行征兵制为基础的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称为军户。
　　一、正骨金镞科的独立
　　宋代医学中与军事医学有关者，为“疮肿兼伤折”、“金疮兼书禁”两科。金代继承了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镞”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疮肿”及“祝由书禁”分开，三科并立。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段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宋、辽、西夏、金、元之间相互兼并，更有甚者，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欧亚，战争中多伤亡，必将促进战伤外科临证医学的发展。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在战争时经常发生骨折损伤及箭伤，元代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很明显地是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
　　二、士兵的选择
　　契丹、西夏、女真与蒙古，均以北方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生长鞍马，多为骑兵。人民每日逐猎，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可以尽著军籍。
　　金代对士兵的选择已有规定。据《金史·兵志》载：“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谓之等杖，取身与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娴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金代军制，每25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千户”猛安为千户长），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之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补试之”。可见金代继承了宋代的选试办法，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艺已很重视。
　　三、伤病员的医疗
　　元代军中有医工从征，他们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赋税的优待。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诏从军医工止复其妻子，户如故”，金元著名的医家如张从正及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一书中，曾记载他在宪宗余年（1258）从征扬州时，治疗被俘宋军中流行的传染时气。
　　大德元年(1297)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中书省议：诸翼屯戍军人，果有残病者，合于本名应请月粮内，减半支付新米粥养病。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规定病军除月粮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饮，将养病军。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诏和林、甘肃、云南、四川、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镇守新附军人，除常例外，今岁量赐衣装，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患病者官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各处正官亲临提调，毋致夫所。延祐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病者官结医药，死者给烧埋(均见兵部卷之一典章34军役)。
　　元代对战伤的救护也有其独特的经验。如《元史》载布智儿、郭宝玉、李庭等中箭及炮伤重，均剖牛腹置热血中而苏醒；张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饮之而生。《蒙古秘史)等文献，还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止血术治流血伤口，用蒸汽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及用热血浸疗治愈而伤等。
第九节中外医药交流
　　一、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交流
　　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蒙古统治者在所征服的地区征召医生为自己服务，这样，在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周围就逐渐集聚了一些著名的中外各族医生，如为蒙古太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回医生，诸多域外回回医生以医药服侍于蒙古统治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一种体现。而且，按照常理，回回医生与汉族医生既然同时服务于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应该有直接接触，也可能进行过某些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本草纲目》即据以收录。
　　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继承并扩大了成吉思汗以来所推行的重视医学，积极对外开放以及对各种宗教采取的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等政策，使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廷专设有“西域侍卫亲军”等主要由回回人组成的侍卫部队，为了满足大量回回军士的医疗需要，以及处理回回药物的输入等有关事宜，忽必烈时期先后设立了西城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忽必烈定为元都，今北京)与上都(即开平，元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6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来自叙利亚西部的拂林(东罗马帝国)人爱薛(‘Isa,1127～1308)。爱薛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先后有野里牙(爱薛长于)、铁树、曲抠等多名回回人土人仕并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其影响之广泛。
　　元代回回药物输入的途径之一，是诸汗国的“进贡”。伊利汗合赞、不赛因诸王先后多次遣使向元廷进贡，在所贡物品中，回回药物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属此类。1320年7月回回太医进药“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达15万贯之巨，其进药数量之大足以想见。上述药物的进贡，由于一般均从元廷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
　　忽必列时期采用的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如对外贸易的繁盛，直接带来了与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药材贸易的兴旺，这不仅是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元代中后期这种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元代的对外贸易分陆路和海路，在南宋灭亡以前，陆路贸易是重要的。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回回商人是当时对外贸易领域中最活跃的势力，回回药物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货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还直接在各地以卖药为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以后。元代统治者对回回药物很感兴越。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他们“皆以重阶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在《回回药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剂内运用此药。回回药物输入的另一途径是经海路。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在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运回不少药材，如甘埋里(今伊朗哲朗岛)的丁香、豆蔻、苏木、麝香；挞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带)的水银、硫黄，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银、苏木；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土拉)的大风子、肉桂等。元代大量回回药物的输入，及一些回回药物在实际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某些回回药物并为中国本草学所吸收。逐渐华化为后世所习用的中药。《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
　　除药物外，当时还有大量回回方剂也输入中国。《史集》提到，当时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药剂，被称为“合只儿”，这一名称的语源来自“合迪儿”。而“合迪儿”一词为阿拉伯语“伟大”、“强盛”之意（《波其》拉施特《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三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1），显然，这类药剂与阿拉伯医药有着密切关系，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医著中，尤其是后者，更收录了众多的回回方剂。又如当时蒙古统治者对一种原产于回回地面的校称为“舍儿别”的糖桨制剂很感兴趣。我们知道，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中世纪时的药物实用领域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并为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舍儿别即属元代时兴的此类制剂，当时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闽浙、云南等地专门制造，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舍儿别一类制剂，至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尚有记载。现存《回回药方》，（残卷）是研究元代中外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医药交流，尤其是与回回医药在临证实践方面交流的丰硕成果。书中载有一些古回回医人姓名，从现存残卷辫识统计，共约20名左右。这些古回回医人中多有中世记时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学家。《回回药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的总结式著作，实质上也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方长期医药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末的一个宝贵总结，是研究世界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中国医药文献。
　　在回回医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元代西亚、西南亚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伊利汗国广为传播。旭烈兀西征时，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医生，并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历算等各类书籍，这些医生有不少人后来留在伊利汗任职，伊利汗国建立后，伊利诸汗十分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和史学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重要的媒介。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继任第七位伊刊国汗，他非常重视与元朝保持密切关系。合赞年功时即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及长，通晓中国史事，并略知汉语。他颇有医药知识，熟悉植物及其功用，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合赞患病时，常让中国医生治疗，他还注意招致中国学者帮助伊利汗国发展科学文化，如当他命令纂辑《被赞赏的合赞史》一书时，曾由拉施德丞相招致中国学者李大迟与倪克孙二人协助工作，合赞汗的继任者完者都汗继续遵循了合赞汗上述发展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
　　伊利汗国著名的政治家、医生兼学者拉施德(Rashid al-Din al-Hamdani，拉施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1247～1318)，为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劳动。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他主持译编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丛书《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参加编译工作的医生和学者，有波斯人、汉人和波斯裔中国人。这部丛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著的译本，第一部是《王叔和脉诀》的全译本，说明此时阿拉伯医学对中医脉学的了解较前代更为深入。后面三部书分别介绍了经络针灸、本草、疾病防治与养生等内容（参岳家明《中国医学在伊朗》中华医史杂志1981：14（1）：28）。这部丛书是较早由域外医学家和学者在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译编的中国医学专著，它不仅对当时波斯人民了解中国医药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医学向西南亚伊斯兰地区的传播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也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地区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之一。
　　多种中国药材也在蒙元时期输往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著名的阿拉伯药学家拜塔尔（1197～1248)所著的《药用植物大全》中。首次收载了大黄、姜、新疆源柏等中药。大约在13世纪，蒙古人通过西夏和畏兀儿地区，将饮茶的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前往波斯湾地区贸易的中国商船，运去不少药材。
　　元代中国医学在伊利汗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元亡后不过半个世纪，郑和曾三至波斯的忽鲁漠斯一地(今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旁)，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清·张延玉等《明史》卷326，PS153，第三者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这种现象显然与元代中国医学在当地的传播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由于伊利汗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之地，而阿拉伯医学又吸收了一些中国医学的内容，因此阿拉伯医学还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因医学的重要媒介。
　　二、与欧洲、印度、非洲的医药交流
　　此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并通过这一途径与欧洲各国医药交流频繁，元代蒙古人西进与欧洲人多次交战，此时西方诸国也曾派遣传教士来华，并在北京设有主教和教堂。这一切都促进了东西方医药的交流。法国传教士卢白鲁克受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之命，出使挞靼诸王之廷，他著有《纪行书》，其中谈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医药情况：他本人原通医术，曾在教堂中为平民百姓治过病。
　　元蒙时把西方来的医师和阿拉伯医师视同一体，因为中古时代的阿拉伯是沟通中亚与欧洲文化的渠道，很多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阿拉伯和欧洲的科学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传入中国的回回药中有阿拉伯医药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希腊、罗马医学的体系。
　　三、与朝鲜医药交流
　　契丹、女真聚居地与朝鲜直接接壤：据《高丽史》载，在古代，契丹与朝鲜、女真与朝鲜之间经常不和，也有修好之时，修好之时互贡方物，进行文化交流。
　　元代，中朝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比较密切。两国之间互派医生诊病传医术。元世组至元十二年(1276)八月，元帝遣德新等医生抵高丽王宫，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向元帝请求派医生，同年十二月，元帝派太医姚生赴高丽。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六月，元遣太医王得中、郭耕去高丽。元末，中国河间人李敏道去高丽留居，高丽授予他为典医正和尚山君，于1395年在朝鲜去世。朝鲜也派医生来中国从事医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96)三月，元世祖帝有病求高丽派良医。高丽先后两次派尚药侍医薛景成来元朝廷，为元帝治病，对此，元世祖帝“赏赐甚厚”。
　　医事制度方面，高丽忠烈王沿用元制，在司医署里配备“提点”二名，给银印。元代的征东行省里设了医学提举司，一个时期由高丽医人担任了这个司的官职。
　　元代两国之间的药材交流比较频繁。据《高丽史》载，元世祖至元年间，成宗贞元、大德年间以及顺帝至正年间，高丽忠烈王和恭愍王先后八次遣使来中国向元朝廷献人参、松子、木果、榧实等药物，元朝廷先后九次向高丽王惠赠葡萄酒和香药等药物。元世祖中统八年（1267）九月，元世祖患脚肿病，闻见阿吉儿合蒙皮(一种鱼皮)做的鞋能治此病，故派必暗赤廉孛鲁等9名使者去高丽求此物，高丽元宗王将17个阿吉儿合蒙皮赠送元使。在元代，高丽通过中国输入引沉香等南国产药物。据《高丽史》载，元惠宗年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官张士诚、张国珍、王晟等人经常向高丽赠送了沉香等南国药物，烧酒蒸馏法也是在元代传去朝鲜的。
　　四、与日本的医药交流
　　元朝对日本的海禁不严，甚至颇为宽大。日本方面，商人来华颇多，无名僧人更多，且皆为搭乘商船到华，由政府派遣者不多。这些商船贸易以织物类为主，但香药自古仰仗中国供给，这个时代自不例外。
　　此期间，日本国内有名医于嘉元元年(1303年)撰《顿医抄》50卷，正和四年(1315年)又撰《覆载万安》62卷（刘伯骥《中国医学史》第671页，华岗出版部出版，台北，1971年），内容与《医心方》相近，据说其自称读方书二百余部、二千余卷，皆汉魏唐宋经验之方，加以试效而纂集并附己意而成。内容大抵引述宋以前中国医籍，而新奇疾病名目增加，病理主探五运六气学说。又有僧有邻于贞治年间(1362～1367年)撰《褐田方》12卷，集和汉医著100余部，亦蔚为大观。
　　五、与东南亚各国的医药交流
　　据《大越史记》所载，元代针灸医生邹庚到越南行医，治病神验，被誉为“邹神医”。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元世祖也曾数次赠医药于安南国，《新元史》记载占城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龙脑、沉香、乳香、豆蔻等，1291年罗斛国(今缅甸)遣使入贡犀角、龙脑等（明·宋濂《元史·世祖纪》，卷十三）。
　　元·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两年后返回，在其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了真腊出产的犀角、降真香、豆蔻、紫梗、大枫子油等药。在该书“欲得唐货”中记载了中国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焰硝、硫黄、水银、银珠、桐油等深受真腊人欢迎和喜爱，该书中还记载了真腊人的医药卫生风俗。如“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真腊)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之药不类，不知其为何物。”从真腊国当时癞病(相当于麻风病)流行和对大枫子的药用推测，真腊人已积累了防治麻风病的经验。
　　六、中外医药交流的评价
　　（一）中外医药交流，属于跨文化传统的范畴。
　　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一旦有了接触或碰撞的机会，此种传通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但是，这一过程的兴衰久暂，却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国医学的固有传统体系又具有很大的涵容性，外来医学理论等既无法超越这一体系，也就无从言其冲破。而中医理论本身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金元时代外来医药达到最为兴盛的地步，同时也开始了多种医药并存共荣的局面，此实中外医药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二）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和影响：
　　首先是交流较之过去空前扩大了。而医家的传播、吸收也比过去更加增多和有效。例如《回回药方》、《钦膳正要》的编纂，既是传播了阿拉伯、回、蒙等族的医药文化，同时吸纳了中医文化，本身就有交流结晶的双重含义。在元代中医药学家与回回医药学家之间，从未未见有互相非议排斥的记载。即使他们也没有怎样合作携手，至少是和平相处的。各自进行的医药治疗，必然也是平等竞争，没有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问题，唯取有效之方也。
　　亦因此，双方在理论体系上均无大的影响。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而于理论体系根本毫无触动。互相多是为我所用，取长补短而已。
第十节医学著作
　一、《注解伤寒论》
　　《注解伤寒论》，汉·张机撰，金·成无已注。该书初刊于1144年，原刻本早失，约1172年曾保存到明末，其后亦失。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八年，永堂刊本、1509年熊氏种德堂刊本、1599年赵开美刊本、《四库全书》本、1870年常郡双白燕堂陆氏刊本、1880年扫叶山房刊本、《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1924年上海广雅书局石印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注解伤寒论》是《伤寒论》最早的全注本。共分10卷，22篇，篇次及各篇内容与“宋本”《伤寒论》基本相同，但有部分文字作了增删，如卷首增“运气图”，各卷末增“释音”1项；删去重出方剂，同名方剂只于一处保留，删去“宋本”中与正文重复的子目性条文以及卷八、九、十“可”与“不可”中的重出条文，删除正文中的25个加减方，重集于第10卷之末，等等。
　二、《素问玄机原病式》
　　《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撰，一卷，刊于1186年。现主要版本有《刘河间伤寒三书》本，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注释本等。该书十分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盛衰胜复等理论，分析阐发人体发病特点及其规律。
　　在病机认识上，作者又归纳出《内经》病机十九条，所列病证病性的特点，得出“火热病机”为多的结论，并创造性地提出治疗火热病应辛凉解表、泻热养阴等原则，一改以往用辛温法治疗外感热病的百年旧习。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寒凉派的主要理论基础，并对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该书倡导《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五行学说生克制化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应用于疾病的病机研究及治疗之中，这为认识疾病变化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开拓了一条新路。
　　该书为刘完素的代表作，问世后，影响日益扩大，成为金元医学创新理论兴起的重要开端，从文书所论看，对火热病过分强调，虽为纠弊，但亦有偏颇，后人有所批评。
　　三、《儒门事亲》
　　《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1228年，又有十四卷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辑本)。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为完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明朝嘉靖辛丑三月木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诀等体裁。包括：“事亲”本书。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大的扩充。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
　　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溪的批评。
　　四、《医家启源》
　　《医家启源》，张元素撰，三卷，撰年及刊行年均不详，现存最早版本——元刻本前，有题为张建（吉甫）所作序一篇，称该书系张元素为教其门人而著，1232年后洁古弟子李杲特请张建为该书写序。该书在元末以前未见其他文献提及，也无流传的记载，书中内容亦有后人整理痕迹，其是否为张元素亲撰有待进一步考证。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刻本，明正德五年（1510年）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别介绍了天地六位脏象图，手足阴阳脏腑十一经脉证法，三才治法，三感、四因、五郁之病，六气主治要法，主治心法九门等内容；中卷列《内经》主治备要、六气方治、阐发五运六气主病理论，主要吸收刘完素的观点，并按六气方治分类法，载方62首；下卷为用药备旨，着重痫述药物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沉浮、引经报使等药物理论，及五行制方生克法等内容。
　　书中重视脏腑辨证施治的思想，对后人产生较大影响。
　　在药物理论上，创立和倡导药物归经，引经报使说。在药物、方剂理论上的发挥，使临证辨证用药选方理法具备，分类详晰，又更有针对性，成为系统、实用的药物学理论，为后世医家广泛采用。该书较集中地反映了张元素脏腑学说、药物理论及临床用方等学术思想。
　　五、《内外伤辨惑论》
　　《内外伤辨惑论》，李杲撰，三卷，1232年成书，1247年刊订。是李杲生前定稿并作自序的唯一一部著作。现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该书卷上为辨证，详论阴证、阳证、脉象、寒热、外感八风之邪，手心手背，口鼻，筋骨四肢，头痛，气少气盛，不恶食，不渴，劳役受病，辨证与中热等诸证候内伤与外感之别；卷中为饮食劳伤、四时用药加减、暑伤胃气等医论及补中益气汤、神圣复气汤等方论内容；卷下为用药所宜、所忌，以及酒客病，临病制方，随时用药等内容。
　　全书围绕饮食劳倦所伤而致脾胃病的诊察及治疗用药等理论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突出了脾胃盛衰在内伤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在内伤诸疾的治疗中加以充分体现，如特制补中益气汤等方，重用黄芪，配以升麻诸品，以补土生金，升清降浊。
　　该书所反映的理论思想，受到历代医家的高度重视，成为反映李杲学术思想及其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六、《阴证略例》
　　《阴证略例》1卷，元·王好古撰。按作者书后题记，该书在不断增补的过程中，先后有三种抄本传世，其内容多寡不一。最后增补本定稿于1236年，现存最早刊本是元代杜思敬的《济生拔粹》本，但内容较少，1879年陆心源将最后增补本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由此得见该书全貌。现存《阴证略例》主要版本有：《济生拔粹》本、《十万卷楼丛书》本、《三三医书》本、《中国医学大全》本、《丛书集成》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8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点校本。
　　《阴证略例》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该书首列“歧伯阴阳脉例”；次述洁古老人及作者自己的“内伤三阴例”；继则引述伊尹、扁鹊、张仲景、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伤寒大家关于伤寒三阴证的论述，其间多杂有王氏注文及所附方药；而后列作者“阴证例总论”20余条，书末附“海藏治验录”一篇，记载王氏医案8则。
　　七、《脾胃论》
　　《脾胃论》，李杲撰，三卷，1249年成书，为其晚年之作，也是集中反映他学术理论的代表著作，刊行于李氏身后。现存主要版本有：《东垣十书》本，《四库全书》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等。
　　全书由医论38篇，方论63篇组成，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别阐述了脾胃生理特性，病理变化，及在发病学上的认识意义，宗《内经》、《难经》之旨而发挥之，并附升阳益胃汤等诸方论述各证治疗之法；中卷就气运衰旺、饮食劳倦热中证等专题作进一步阐发，并译述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补脾胃诸方的主治应用、加减配伍；下卷着重论述脾胃虚损与其他脏腑、九窍的关系，以治疗饮食伤脾等证诸方、有关治验。
　　全书遵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人以胃气为本’的思想为基础，着力阐发“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倡导培补脾土、潜降阴火的治则思想，形成较为系统的脾胃内伤病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书中用方虽多延用《内外伤辨惑论》，但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总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则。
　　八、《卫生宝鉴》
　　《卫生宝鉴》，罗天益撰，共二十四卷，补遗一卷，撰年不详，刊行于1281年。该书元刻本因战乱而散失，现所存最早版本见于元代杜思敬编纂的丛书《济生拔萃》，但内容不完整。1417年杨荣、韩公达曾校刊此书，后世流传不多。现存主要版本有：1846年李锡龄校刊的《惜阴轩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铅印本等。
　　全书共25篇，主要有“药误永鉴”：以病案形式，结合一个专题进行辨析，以警示后学及同行不要犯误治之错，“名方类集”：精选古今效方766首，以证系方，理法具备，论述临证各科疾病的诊治。为该书主要部分，“药类法象”：简述张元素、李杲的药物学理论，如性味、功效等；“医验记述”：载录作者长期从事临床的诊治经验，内容丰富；最后为“补遗”，选辑张仲景以下诸家有关外感、中暑等病证的验方，为元代以后他人所补充之内容。
　　该书理论上本于《素问》、《难经》以求其因，并充分吸收李杲的“脾胃学说”及张元素、张璧、钱乙等医家的认识，围绕临证脏腑杂病的辨证论治理论进行系统阐发，具有鲜明的“易水学派”特色。
　　在临证用药时，以很大篇幅介绍洁古、东垣的有关药物理论，并强调药证相对、名实相符、随证加减等灵活的辨证用药思想。
　　九、《此事难知》
　　《此事难知》，王好古撰，三卷，刊行于1308年。该书主要为编集其师李杲的医学论述，其中也反映了王好古的有关医学思想。现存主要版本有《济生拨萃》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年校注本等。
　　全书分上、下二卷、附录三部分，共载专题论述104篇。上巷主要论述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六淫所犯，辨证要点，五经（缺厥阳经）证治有关问题，其中伤寒内容最多；下卷广泛涉及《内经》、《难经》，脉法、针灸等有关问题，常附图表以助述；“附录”主要为病证诊治法内容。
　　该书主要围绕伤寒五经证的有关问题如“太阳六传”、“入阴者可下”、“妇人经病”等作了详细阐发，某些见解有独到之处。如认为气病在表，误用血药，无伤，为安血而益阴；反之血病在里，误用气药如白虎汤等，则有害，因易致泻肺而损阴。既强调治病求本，又主张分别病情采用不同治法，如提出初治之道，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又宜宽缓，三法各有主证、应用法。
　　十、《无冤录》
　　《无冤录》系法医学专著。元代王与撰，初刊于至大元年(1308)，于1323～1346年间又经王与修订再版。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今古验法不同”至“病死罪囚”共13项，是介绍王与自己检尸的经验；第二部分为元代的检验制度，其中许多检尸规定为《元典章》所未载，是研究法医学史的珍贵资料；第三部分题为卷下，包括“检覆总说”等，共43项，是根据儒吏考试程式(结案式)、洗冤、平冤二录汇编而成的。
　　现今完整的《无冤录》有：《枕碧楼从书》(1909年)本《无冤录》，《无冤录辑注》(1915年)，《敬乡楼丛书》(1929年)本《无冤录》等，后两本是朝鲜《新注无冤录》在我国的重刊。
　　十一、《饮膳正要》
　　元·忽思慧编撰，全书共3卷。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并于同年刊行。元刻本已失，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几种近现代的彩印本。
　　本书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庭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我国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多方面的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其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合疗的基础理论；二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庭饮食谱153种与食疗方61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则；三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等共230余种，并附本草图谱168幅。全书另有21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
　　本书内容涉及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交织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饮食医药文化的成就，尤其突出体现了蒙族人民别具一格的医药饮食文化。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并且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本书食疗本草部分的内容弥足珍贵。
　　十二、《外科精义》
　　元·齐德之撰，共2卷，撰年不详，刊于1335年，后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被收入《东垣十书》中，今有明初刊本、嘉靖本、《医统正脉》本、《四库全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有影印本。
　　本书系博采《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与扁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外科的名论，又结合本人的临证经验而汇集成编。卷上为外科医论，有疮肿诊候入式之法、疮肿诊治等论述35篇；卷下为诸家行之有效的汤、丸、散、膏、丹等方剂145首，并附有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治疮肿法。诊断方面台调四诊合参，尤其注重外现形色与脉诊，并将26种脉象结合疮疡临证特点作了详细论述，成为本书的一个特点。
　　十三、《永类钤方》
　　《永类钤方》，李仲南撰，二十二卷。1331年成书，初由李仲南集成，后经孙允贤补订，原名“锡类钤方”，后改名“水类钤方”，现存主要版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根据元代至顺年间刻本影印本。
　　该书卷1为诊脉图诀，风、寒、暑、湿四中四伤钤田方论；卷2～7列伤寒、杂病证治内容；卷8为“南阳活人书伤寒集要方”；卷9～10为“和剂局杂病方集要”；卷11～14辑录宋元间诸医亲病治验方；卷15～17为妇科证治方论；卷18～19为产科证治方论；卷20为儿科学证治内存“全婴总要”；卷21为骨伤科证治方论。
　　书中以图散形式对比论述“伤寒”与“杂病”两大证候的脉、病、证、治等内容，并以三因之说加以阐发，纲目清晰、明了，骨伤科病证中，载录了多种骨折、脱臼、整复、夹板固定法，和若干医疗器械、方药等内容。其中首创的过伸法处理腰椎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验。
　　十四、《世医得效方》
　　《世医得效方》，元·危亦林撰于至元三年(1337年)，经太医院审阅后，于1345年刊行。现存主要版本有：元至正五年(1345年)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本、明正德元年(1506年)书林魏家复刻本、《四库全书》本、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共19卷(《四库全书》本末附《千金方养生书》1卷，共20卷)，内容按元代太医院所分13科编排：大方脉科，分总说10则，81种病证；小方脉科，分总说2则，66种病证；风科，分总说3则，7种病证；产科兼妇人杂症科，分总说6则，27种病证；眼科，分总说2则，8种病证；口齿兼咽喉科，分总说1则，5种病证；正骨兼金镞科，分总说13则，16种病证；疮肿科，分总说3则，11种病证；针灸科内容未单列，分散于各科中叙述。
　　本书虽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病证及其治疗方法、方药都有叙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骨伤科方面，首次记载了脊椎骨折，并发明了悬吊式复位方法及外固定法，研制“草乌散”用作全身麻醉药，使药物麻醉法有了新的进步。
　　十五、《十四经发挥》
　　《十四经发挥》，元·滑寿撰于至正元年(1341年)。该书问世不久，原本即失，其内容由薛铠、薛已收入《薛氏医案》才得以保存下来。现存《十四经发挥》版本除《薛氏医案》本外，还有单行本，如：日享保十六年(1731年)刻本、日宝永六年(1709年)芳野屋权兵卫刊本、日宝历十二年(1726年)大阪阿内屋喜兵卫刻本、198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校注本，等等，但上述单行本都源于《薛氏医案》。
　　《十四经发挥》共分3卷，每卷1篇。卷上为“手足阴阳流注篇”，总论阴阳经脉气血流注次序；卷中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论十四经循行路线、腧穴位置及手足十二经“是动”病的临床表现；卷下为“奇经八脉篇”，论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书中把督任二脉提高到与十二正经同等的地位，是对经络学说的发展。把657穴全部分属于十四经脉，也是滑氏的一大发明，他所倡导的循经取穴方法，一直为后世针灸医生所遵从。
　　十六、《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现存主要版本有：元刊本、明正德间刊本、《东垣十垣》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日宽文五年(公元1665年)村上兵勘卫新刊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役影印本。
　　《格致余论》是朱氏医学论文集，全书1卷，共收医论42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宋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十七、《回回药方》
　　作者不祥，约系元时东来的华籍回回医生(或其从事医药活动的后裔)编撰，原书共36卷。编撰年代与刊行情况不详，今存残本4卷，计目录下1卷，58页；卷12众风门，63页，卷30杂证门，63页；卷34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49页。明红格抄书，抄写年代约在明洪武至水乐年间(1368～1403)。现藏北京图书馆。
　　本书用汉文写成，但在外来药物译音后多附有阿拉伯文(待考)，从现存目录及残本内容看，本书包括内、外、妇、儿、骨伤及解毒救急等各科疾病证治与方剂，尚有修合药饵、药物等内容，书中的医学理论多本于阿拉伯医学，又引进了不少传统中药的特有药物与个别中医方剂，使用了一些中国医药术语，实质上是中外医药广泛交流的产物。
第十一节医学家传记
　　一、成无己
　　成无己(1066?～1156?)。据张孝忠《注解伤寒论·跋》称，成氏1156年已90余岁尚健在，可知其生于1066～1156年间。聊摄(今山东与聊城县、茌平县一带)人，靖康后聊摄入金，遂为金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生平事迹欠详。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行世。
　　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刊行，使仲景《伤寒论》原文变得通俗易懂，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刘完素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比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又传原籍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亲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荆山浮图等从之，私涉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三、张元素
　　张元素(1131？～1234？年)，字洁古，金比易水(今河北易县)人，他自幼聪敏，8岁应“童子举”，27岁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落榜，遂弃仕从医。初医术不精，经深入研究《内经》等医学经典，医术大进，一次当时名医刘完素患伤寒多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自治不效，张元素前往诊候，刘氏对他十分冷淡，元素言之于医理，用药一剂而愈，使刘完素大服其能，元素由此显名。
　　洁古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并最终成为“易水学派”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
　　现存张元素的学术著作不多，主要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节本)、《洁古家珍》等。
　　四、张从正
　　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幼好读书，酷爱作诗，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家世业医，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后住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从刘从益门下习医，深受当时盛行刘完素学说的影响，大定、明昌间(1161～1195年)，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以高操的医术闻名于世。兴定(1217～1223年)中，被征召入太医院任职，后因与时医医风不合，不久即辞职，回到家乡宛丘行医。曾有张伯全等人从其学医。当时已具盛名的文人麻知几(九畴)与他有深交。他常与麻氏和常仲明（用晦）等讨论医学疑难问题，后又由他们协助，于1228年撰成《儒门事亲》一书。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后十二卷则由麻氏、常氏润色整理而成，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学术思想的特色。
　　张从正学术思想形成之时，正值刘完素“寒凉”理论兴起。张氏私淑刘完素的基本思想，力矫世医好用温补之时弊，宗《内经》、《难经》之旨，及仲景汗、吐、下三法，创立了以“攻邪论”为中心的理论学说。
　　张从正创新理论诞生以后，时后来“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学后又下传麻知几、常仲明、张伯全等人，继续得列流传和发展，形成金元医学一大学术流派“攻下派”。传张从正还曾撰有《张氏经验方》、《伤寒心镜》等书，惜均未存世。
　　五、李杲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朝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他出身子一个富豪家族，父辈好读书，招待宾客，常有名士拜访他家，他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自幼即异于群童，及长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交往无戏言。曾从王内翰(从之)学《论语》、《孟子》，从马内翰(叔献)学《春秋》。家里富庶时，他便建书院待士人，对贫困者也尽力周济，如泰和中(1201～1204年)家乡闹饥荒，民多流亡，他极力赈救，活人甚众。他自幼好读医书，20多岁时因其母王氏患病死于庸医之手，遂立志学医。当时易水洁古老人张元素，医名很大，他听说后即师从之，仅数年尽得其术而归，开始行医。不久即以高超医术闻名于世，尤善治伤寒、痈疽，眼病等疾。后因避战乱，到汴梁，目睹城内疫病流行惨状，感触极深。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回归故里，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吾述立说，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学说庭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组。
　　李杲以洁古扶养胃气思想为主旨，结合自己多年临床体会，围绕“内伤脾胃”诸证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理论，作了系统阐发，他联系《内经》“人以谷气为本”，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他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膊胃伤则元气衰，疾病生，治疗上他主张：外感热病用刘完素寒凉之法，内伤热证则取曾温除热，扶正祛邪，即升举清阳，温补脾胃，潜降阴火，并创制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一系列名方，治疗脾胃内伤诸疾。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祖。
　　他的理论学说诞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
　　李杲的著述较多，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1247)三卷，《脾胃论》(1249)三卷；及经罗天益整理后的《东垣试效方》（1266）九卷；《兰室秘藏》(1276年)三卷，《用药法象》一卷，附《东垣试效方》、《医学发明》。其他著作还有《伤寒会要》(佚)，《活法机要》(存)，以及题为李杲的《东垣心要》(佚)，《脉理玄微》(存)，《珍珠囊药性赋》(存)等十余种，多为后人托名之作。
　　六、窦默
　　窦默(1196～1280)，字自声，早年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今日河北)人。窦氏自幼好学。元兵伐金，他一度被浮，家破母亡，于是南渡黄河，依靠母族吴氏。后来有一姓王的老医生将女儿嫁与他为妻，并劝他从书医业。不久窦氏各居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遇名医李浩，得其铜人针法，针术遂精，中统元年(1260)授翰林侍讲学士，至元十七年(1280)加昭文馆大学士。同年卒，归葬肥乡，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后人习称窦太师。
　　窦默是我国针灸史上的名家之一，他的“流注八穴”、“补泻在于手指”、“莫如用针”、“气至沉紧”等针灸学说，对后世针灸医家颇有影响，对针灸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七、罗天益
　　罗天益(1220～1290年)，字谦甫，元代真定路嵩城人(今河北嵩城县)。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精。李杲晚年(1244年以后)，学医数年，尽得其术。李杲身后，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疗疮而显名，为元太医，元兵南下。罗天益一再随军征战，他在军中，还四处访师问贤，以提高医术，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
　　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
　　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反映在《卫生宝鉴》一书中，他还撰有《内经类编》、《药象图》、《经验方》、《医经辨惑》(见刘因《静修文集》)等书，均佚。经过整理的张元素的著作有《洁古注难经》。
　　八、爱薛
　　爱薛(Isa，1227～1308)，拂林(在今阿拉伯权利亚共和国西部)人。出身于景教徒世家，祖父名不阿里，父名不鲁麻失，博学多才。爱薛继承家学，通西域诸部语，擅长星历、医药之术。1246年前后，他代父应蒙古定宗贵由之召，来到蒙古国，以教士兼侍医身分入侍贵由与其叔母唆便禾帖尼。后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撒刺为妻，夫妻俩曾经担任过蒙古宪宗蒙哥的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
　　世祖中统年间(1160～1264)，爱薛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专署，中统四年(1263)，忽必列命他负责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西域医药司约于1268改置为广惠司。仍被命主持其事，广惠司为元代主要的回回医药专门机构，终元一代，在元代医政机构中占有较高地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至元二十六年(1289)，领崇福司，掌也里可温教宗教事务，至元三十一年(1294)，升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林王，谥忠献。
　　爱薛还创立了阿拉伯式医院——京师医药院，曾由他的妻子撒刺主持。长子野里牙，曾任太医院史。爱薛及其家人，是首次在中国医政机构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外域人士，他们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九、王好古
　　王好古(1200?～?)，字进之(一作信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赵县)人。王氏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博通经史，究心医道。他少时曾经与李杲一同受业于张元素(年辈较李氏为晚)，后来又从师兄李杲学医。
　　王好古以儒者而习医，特别喜好经方。其造诣很深，后来又尽得张、李二家之传，成为易水学派又一名家，他的学术思想，尤以阴证学说为独到之处，并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有较大的影响。
　　王好古一生著述较多，可考者达20余种，其中《医垒元戒》12卷、《阴证略例》1卷、《汤液本草》3卷、《此事难知》2卷，乃王氏代表作，备受后世医学家之推重。现存尚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4卷、《斑疹论》1卷均佚。
　　十、许国祯
　　许国祯(生卒年不祥)，字进之。元绛州曲沃(今属山西)人。祖父许济为金代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为荣州节度判官，皆通医，母韩氏，曾以食医身分侍奉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
　　许国帧博通经史，尤精医术。世祖即位前即召他至翰海(今阿尔泰山)，留守掌医药。许氏忠正敢谏，深得世祖信任，并曾治愈了世祖的足疾。世祖即位，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后又改授金虎符，迁礼部尚书，拜集贤大学士，进光禄大夫。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主持编修《至元增陷本草》，是元代唯一官修本草，惜书佚不传，后又撰成《御药院方》11卷，此书所辑多为南宋、金元医方，若干成方不见于其它方书，对临证应用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并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
　　十一、曾世荣
　　曾世荣(1253～?)，字德显，号育溪，衡阳(今属湖南)人。幼年习儒，后从世医刘思道习医多年，颇有领悟，渐精于儿科并知名于时。审证处方，每有独到之处，为人仁笃，重义轻利，深为时人所敬重。
　　曾世荣曾将刘思道的方论、诗诀等遗著详加编次，删增补缺，又旁求当时明医论述，并汇集自己平时论证与方剂，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撰成《活幼心书》3卷，刊行于世。另著有《活幼口议》20卷，论述儿科医理。以上两书均存于世。
　　十二、杜本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又字原父，号清碧，元江西靖江人。杜氏性格沉静少言，以苦心研读经史为志趣，并且博学善文，诸如天文、地理、律历、度数、书面无不通习。顺帝至正三年(1343)，朝廷修三史，拟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中各选一处士参与其事，经左丞脱脱举荐，杜氏以南人处士征授翰林待制、奉训大夫，兼国罗院编修官，行至钱圹，他以疾病为由辞归。卒葬福建崇安县南存心桥西。
　　杜氏兼通医学，于顺帝至正元年（1341）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舌诊专著，杜氏尚有《四书表义》等非医学著述。
　　十三、王与
　　王与(1260～1346)，字与之，浙江温州人。著名法医学家。王与少年好学，尤重法律，军方弱冠，任郡功曹，从事勤敏。岁逢荒年，守承罔然无措，经王与努力，散放官米，使民得活。后升任杭州路盐官，州提控案牍，经常参加验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州路总管知事，后转任湖州录事，请老，终于承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
　　王与一生精明法律，著有《无冤录》、《钦恤集》、《礼防书》、《刑名通义》等书，为从政者多所取法。《无冤录》一书，蜚声中外。
　　王与退休后，居于水嘉县，颇受乡里爱戴，有力所不及求于公者，无不给以帮助，终于至正六年(1346)，年八十有六，葬于家乡马岙。
　　十四、宋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因世居丹溪，人尊称“丹溪翁”。
　　朱氏自幼聪明好学，稍长即学习经书，意欲通过科举以登仕途，后往八华山随理学家许谦学习道德性命之说，对理学深有造诣。放弃举子业，专心致力于医学。
　　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夏拜罗知悌为师，罗氏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于和之学，遂以经义解诸家之说传授丹溪。朱氏学成后返归乡里，数年之间，医名大振。
　　丹溪精于文字及古代哲学，善以《周易》、《礼记》等书中的哲学思想与《内经》相联系，于医学理论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沦”及“相火论”，对后世深有影响。
　　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新论》。另外，《脉因证治》、《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等书，亦署丹溪之名，但或为门人编辑，或为伪托之作。
　　丹溪在《同方》盛行、温燥成习的时代，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在养生方面主张护惜阴精，治病方面力倡滋阴降火，对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称之为“滋阴派”，列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标志着人们对他的推崇和赞扬。但对阳气重视不够，未免有片面之失。
　　十五、忽思慧
　　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年月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元代回回人)，约为13、14世纪间人。
　　忽思慧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营养学家，在我国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赵国公常普兰奚任徽政院使，掌管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约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其间，他与常普兰奚在食疗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后来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分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所以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庭饮膳太医，负责宫庭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加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研定与实践，因此得以有条件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加以及时总结整理，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学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正是在这神情况下，他编撰成了营养学名著《饮膳正要》一书。
　　十六、危亦林
　　危亦林，生卒年不详，字达斋。祖籍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后迁南丰(今江西南丰县)，出身子世医家庭，高祖危云山随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习大方脉（内科），尔后医道五世不衰。其伯祖危子美专妇人及正骨金镞等科。其父危碧崖，随周伯熙习小儿科，进而学眼科，兼疗瘵疾。危亦林自幼好学，20岁开始业医，除继承祖传医术外，还研究疮肿、咽喉、口齿等科，医术全面，而以骨伤科最有成就。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太医院审问后，于1345年刊行。
　　《世医得效方》的骨伤科成就，代表了金元时期中国骨伤科的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
　　十七、沙图穆苏
　　沙图穆苏，一译萨里弥实或萨德弥实(生卒年不详)，字谦斋，蒙古族。元泰定年间(1324～1328)，以御史出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太守，兼通医学。他在为官余暇，还留意于医药方书之事，常常思究疾病发生的缘由，考核适用的方药，用心搜集前代方书所未载的方剂。并在临证中审慎验证，往往获得效验，日久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约于1326年，有医生参与帮助整理，订正成书。因他以“瑞竹”为其堂号，所以将书名取为《瑞竹堂经验方》。
　　十八、滑寿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滑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撰成《十四经发挥》3卷。
　　滑氏医学著述除以上3种外，还有《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瘘篇》、《医韵》等。后二书散失。

漫步之侣 · 发表于 2007-1-15 15:26:27

明代医学
　　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君主专制的加强：朱元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竭力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制。重视争取团结忠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造就它所需要的人才，1370年，采用刘基建议，设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宗《四书》、（五经），主朱熹说，形式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把知识分子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范围内。八股取士的学风，对医学研究中的尊经崇古，故弄玄虚，不思革新等不良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入医学领域，这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研究水平客观上是有利的。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朱元璋即位后，采取鼓励垦荒，修治陂塘湖堰，实行军屯，限制蓄养奴婢等措施，推动了农业发展。采取扶植工商业，解放工奴，简约商税等措施，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交流和贸易逐步扩大。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生长，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中心。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中心，芜湖是浆染业中心，铅山是造纸业中仑等，徽州的炼铁业，湖州的蚕桑业，佛山的冶炼业也很出名，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和集中。苏州盛泽镇，明初只有五、六十户，随督织绸业发展，明末已拥有五万人口。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交通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交流，为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集中和流动推动着保健需求的发展，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创造着条件，梅毒的传入便是一例。交通发展拓宽了医生的活动范围，他们或随商旅外出，或受达官富商的重金礼聘，或为学习出外访师拜友，促进了学术信息交流，增加了互相接触和了解对方学术观点的机会。
　　思想文化和科学校术发展：明初，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薛等儒学大师都尊崇程朱。朱元璋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朱棣主持编纂了宣扬程朱理学的《性理大全》等书。官方的倡导、左右着学风。这种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气氛，也引起学术界的不满。陈献章(1428～1500)出，开始向陆九渊的“心学”倾斜。王守仁(1472～1528)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使陆王之学逐渐居于上风。
　　明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各类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理论观点、方法、技术以至资料，都对医学有重大影响。元代王帧创木活字成功，明弘治间(1488～1505)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一带，万历间(1573～1620)又出现了套板印刷。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药物进入商品运转，对它的性能、产地、炮制、功效、真伪鉴别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需要。农业技术为药物驯化栽培提供了条件，交通贸易促进了海外药物的传入及新药物的发现，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药物学的发展又充实了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棣《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科学技术每一进步，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据《外科正宗》记载，以前用马衔铁打造铍针，软而不锋，冶铁术的进步，改用钢铁打造，质量大为提高，改善了手术效果。
　　明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明代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代医家中世代业医甚多，他们或父子相继，或翁婿相传，极利于医学专门化，《霉疮秘录》的作者陈司成便是八世业医之家。一部著作常是父作于继，连绵续世，始克完成。这样形成的著作大都有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切于实用，得到公认。杨济时的《针灸大成》、万全的《幼科发挥》、薛已的诸种医书，都属于这类作品。
　　社会健康需求和临床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也永远不会停止。创新是明代医学发展的主流，吴有性的《温疫论》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其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
　　对天花的认识和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是明代医学的突出创新，人痘接种术起于何时，尚无定论。它在明代得到普通应用，是公认的；人痘接种术是震动世界医学史的大事，它启迪琴纳而发明牛痘接种术，开辟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明代医学发展特点，展示出医学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它的特色是依靠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显示出来的。它受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对经典中医学理论思维结构的深化，通过对临床经验新的概括，不断创新，明代医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医学。
第一节明代医事制度
　　明代医学归属礼部，其组织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沿袭宋元旧制而有所损益，各个时期医事制度也有所变化。
　　一、中央的医药机构
　　(一)太医院的设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之初(1364)，即仿元制设置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司中设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医学教授、学正、官医和提领。吴三年(1366年)，改医学提举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远(从五品)。洪武元年(1368)，仍设太医院，职官设置亦无大的变动。当时无御医一职，洪武六年(1373)始设御医。
　　(二)南北两京太医院
　　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
　　洪武元年(1368)，南京太医院设有院使、同知、院判、典簿，洪武十四年(1381)改设太医令1人，太医丞1人，吏目1人，御医4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改太医令为院使，太医丞为院判。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太医院仅设院判、吏目各1人，掌管医事，下设医士和医生。同时于北京建太医院，设院使1人，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人。隆庆五年(1571)设御医10人；吏目10人，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人。
　　两京太医院均设有生药库，设大使、副大使各1人，掌管药物。每年药材由产地派人解纳，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由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生药库年入库量很大并逐年增加。
　　(三)太医院的分科
　　明代太医院分为13科，即大方脉、妇人、伤寒、小方脉、针灸、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盎镞、祝由、按摩，同元代13科相比，风科改为伤寒，金疮分为金镞和疮疡两科，杂科改为按摩，取消了禁科，较前代更适合临床需要。
　　太医院要求御医以下各专一科。隆庆五年(1571)太医院有御医、吏目共20人，统领13科，每科由一到数名御医或吏目掌管，下属医士和医生，各科御医或吏目人数为：大方脉5人，伤寒4人，小方脉2人，妇人2人，口齿、咽喉、疮疡、正骨、痘疹、眼科、针灸各1人，下属医士医生70余名。
　　(四)太医院的职能
　　1、医疗保健
　　太医院御医以上每天分两班在内府御药房值班，为皇帝及内宫嫔妃服务。遇皇帝出巡，太医院医官作为随行，沿途为皇帝、随行官员和侍卫作保健服务。
　　各亲王府、藩王府及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均设有医官，他们遇有疑难病症，常向太医院请求医药方面的帮助。明代规定，各王府请医，不能直接向太医院提出，须上奏皇帝，经批准后由太医院奉旨派遣医官或医士前往诊治。文武大臣及外国酋长有病，太医院亦奉旨往视，将治疗结果具本覆奏。发现疫情，太医院有向军队、监狱、边关隘口等处派遣医官治疗的任务。
　　2、医官的任免与派遣
　　全国各府、州、县的医学机构中的医官，均由太医院考核委派。《明史·职官三》载，全国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边关卫所等处所设医官、医士、医生，俱由太医院派遣，年终考查其功过，以为升迁任免之据。据《古今医统大全》卷三记载，明太医院外遣医官达150人。
　　二、宫廷医事制度
　　明代宫廷除为皇帝服务的御药房外，还设有专为皇太子、后宫嫔妃和王府服务的医疗机构。
　　(一)御药局和御药房
　　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二)东宫典药局
　　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建文间(1399～1403)。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三)后宫医药机构
　　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四)王府良医所
　　明代备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医疗保健。洪武四年(1371)，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1人，寿官数人，俱从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杰出医药家王履、李时珍等曾任过王府良医。
　　三、地方的医事制度
　　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负责辖区的医药卫生。据《顺天府志》等载，各县还设有惠民药局、养济院和安乐堂。
　　(一)惠民药局
　　明代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2)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两京惠民药局由太医院统辖，设大使、副使各1人，各府惠民药局设提领，州、县设医官。
　　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
　　惠民药局的设置及管理均很不完善，许多药局有名无实或有医无药，或局舍破败。
　　(二)社会福利组织
　　洪武七年(1374)，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他老弱病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永乐间(1403～1423)全国州、县普遍建立养济院。水乐十五年(1417)，京师民工中疾病流行，为此设立了一座临时性的民工医院，称安乐营。
　　明末广东出现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裁：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1370)，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四、民间医学团体
　　隆庆二年(1568)，我国建立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它是由徐春甫等在北京发起和创办的，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所载。“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一文，可窥见其组成、宗旨和会款等内容。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会中多数人来自安徽，如徐春甫之师汪宦、新安名医巴应奎等：还有来自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达46人。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及四家学术之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循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医会提出22项会款作为对会员的具体要求。具体款项为：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第二节明代的医学教育
　　我国自南北朝出现学校性质医学教育以来，中经唐宋，到明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代沿元制。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各户必须子袭父业。一入医户，子孙就必须世代业医。明代医户，大多社会地位低下，衣食不得温饱，与乐工、厨师、班匠等同，常有逃户现象，或于造册时贿赂官员改籍，统治者对此曾累加禁止。规定医生只有成为残废或年逾七十不堪应役时，才许放免。明代除此世医承继以培养医生外，官方医学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太医院医生的来源
　　明代官方的最高医学机构为太医院，它除为皇室服务外，还兼管医学教育。太医院医生主要从各地世业医生中考选。被选入太医院学习者，称医丁。医丁必须由嫡派子孙告补，经太医院学习三年，通候类考，中试后才准补役。如嫡派无人或不堪补用，经获准可从亲支弟、侄人等中，选一人参加学习考补。
　　尽管严令禁止，冒充改籍者仍时有发生。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礼部安上清查太医院冒滥官生，且规定，现在子弟及寄籍候医丁者，有父祖收充年月时间可凭者，应听候礼部委官教习，按月按季考试，一次不到者量责，二次除名，三次除户。说明统治阶级为保证医生素质，严格坚持子袭父业的世医制度。
　　明代设有医生考选制度。嘉靖六年(1527)礼部尚书佳萼等提出对医生的考选问题，认为时录用医生，限于世医一途，使天下虽有卢扁、仓公，也无法选用，使太医院成为庸医栖身之所，于是主张由单纯世医制扩大为考选制。不是世医精通医术者，听其应试，试高考入籍而复其世业，不通医术者不被录用。现任医官，由礼部考其医术，以定升迁降黜。
　　明代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医生有缺，除由世医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医生督同太医院堂上官。备考验收用。府州县举荐之医士堪任医官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委派会考官一名，考中者由吏部选用，不中者回原籍为民，原保举官吏治罪。精通医术者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
　　明代又规定，各地医官子弟精通医术者，可任其捐纳，送吏部免考，有的可获得吏目等官职；这是选用医官医士的一种陋习，不问技术如何，只要有钱捐纳，便可得到升迁。
　　二、太医院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
　　1、分科教学
　　明代太医院医生教育，按太医院所分13科分科教学，有教师二至三人担任教习，医官医生各选定专科进行学习。
　　所用教材有《素问》、《难经》、《脉诀》及有关各并重要方书，须熟读精解，考试即从以上经典出题，学生笔写作答。这些经典著作不易研读，一些医家着手编写通俗读物，以便习医者研读。
　　2、考试制度
　　医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医丁和太医院的医学生、医士均参加大考。考试由堂上官1人会同医官2人主持。考试合格者，一等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三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五年考试成绩均属优等者，由教师奏请，酌予升授。
　　明代注意医生的继续教育，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一等者，原为医生者可充任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支俸且有冠带者，酌升俸一级。若内殿缺人，太医院依不同专科依次呈报礼部，送内殿供事。考试成绩二等，原为医生者与充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者，不准继续供职，只能在太医院当差。
　　考试成绩三等，职位照旧。
　　考试成绩四等，原有冠带者，去其冠带。原支品级俸者，降俸一年，支杂职俸者，降充冠带医生。食粮七年者，降充医生，只支日粮。考列四等者均准许学习半年后送礼部再考，考取者，仍可支俸粮与冠带，再通不过，均降充医生，专在太医院锉碾药物。
　　纳银候缺吏目，须三年大考，成绩列为一等，才许和各差医士一样遇缺考补。纳银冠带医士，须经三年大考，才许换次拨差，未经大考通过者，不能留太医院。
　　在京差遣及临考不到者，限半年内补考。如再回避，没有起复，即差回。病愈销假一年以上，或服满、差满、患满给假限满，故意避考者，一年以上不回太医院希图避考者，由礼部参奏降职。
　　三、太医院医生的待遇
　　明代医生待遇很低。凡在太医院取充医役者，免除原籍民差。弘治二年(1483)规定，御药房供事者免两丁，太医院设者免一丁。太医院医士旧无月粮，永乐时始比照天文生例给月粮，有家的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成化十年(1474)，医士月粮较有增加，有家小者，支米七斗，无者五斗。医生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二斗。
　　医官旧例支米二石，弘治间照医士例，减为七斗。
　　四、地方医学教育
　　明代对地方医学教育比较重视，弘治十七年(1506)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设正科1人为从九品，州与县的医官均未入流，万历中始改为从九品。地方医学教育在全国普通设立。新设州县，除设立儒学和阴阳学外，均设有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发展。
　　五、民间医学教育
　　明代民间医学教育，主要采用家传或师徒传授的形式，明代的世医制度造就了不少医学世家，使医学世代相传；不少世医将自己的经验编写成简易实用的医学读物，作为教材以教授子弟。17世纪，有多种这类医书刊行，起着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对提高医生的素质是有帮助的。
第三节卫生保健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
第四节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
　　一、人痘接种术的发明
　　人痘接种术始于何时、何人，至今是一个谜。董玉山在《牛痘新书》(1884)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势苗种痘之法”。这条资料有时代，有姓氏，有具体种痘方法，但缺少细节。本书成书较晚，所引资料未见之他书，是一个存疑孤证。唐代发明人痘接种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备急千金要方》卷5下“痈疽瘰疬”中就有用脓汁接种以防治一些疗肿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药方中，有“兔皮疗碗豆疮方”，兔皮与痘衣或许有点联系。
　　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卷2“种痘法”提出，人痘接种始于北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
　　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此条资料叙述得详细且真切，其中“仁宗”当为“真宗”，之误。《御纂医宗金鉴》(1742)也持这一说法。略谓：“古有种痘一法，起自江右，达于京畿。究其所源，云自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此说不能认为全无凭信。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则谓种痘术起源于明代：“闻种痘法起于明朗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明代发明(或重新发明)人痘术又见于张琰的《种痘新书》(1741)，书中自序云：“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由所叙可知张朗之父是位种人痘专家，由乃祖所传，其祖又得之聂久吾，种痘术已连续数代。聂久吾即聂尚恒，隆庆六年(1572)生。隆庆六年为隆庆最后一年，聂久吾刚出生，发明种痘术无可能。聂久吾现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种痘术，据张琰说法，是因秘传而不愿披露之故。
　　另据《张氏医通》(1695)卷12婴儿门下，亦附有“种痘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辽右，达于燕齐，近则偏行南北。”此亦可佐证明代已有种痘术之发明。
　　关于人疽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有云：“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
　　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吴有性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64），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杂气论
　　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其要点可归纳为：
　　1、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吴氏在《瘟疫论》自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断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特别在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吴氏竟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2、杂气致病的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瘟疫论》云：“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说明杂气致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过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这是对传染病散发的逼真描述，并告诫切勿以发病人数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误诊为非传染病。
　　3、杂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也正因杂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是否致病的情况也不一样。
　　4、痘疹与疗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杂气所引起，“疗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屑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吴氏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突破了历代“属心”、“属火”之旧说，对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的分类和流行规律的认识
　　在传染病的分类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疠疫的概念。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来势凶恶，“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而且他还联系疫病既有轻重之异，于是认为杂气有优劣之分，杂气之优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杂气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强。他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气”、“疠气”或“戾气”，说明杂气的毒力应有强弱的不同。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
　　2、“四时有盛衰”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季节性。一年之中，各种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时间。
　　3、“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三)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
　　吴氏认为人体感受杂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杂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氏还认为杂气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瘟疫论·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这种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颇相吻合，
　　吴氏还认为入侵人体的杂气，潜伏在膜原而发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说，“邪伏膜原”是吴氏根据瘟疫初起的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等症侯群，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并以此作为他创制达原饮、三消饮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
　　此外，吴氏还提出瘟疫病的传变以及临床表现，因感邪有轻重，个体有差异，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归纳为“其传有九”，并认为出现发斑、战汗、自汗等，是邪从外解，为病情好转的表现；如果出现胸膈痞闷、腋胀、腹痛、热结旁流、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从内陷，为病变趋向恶化的征兆。这对临床掌握病情变化的轻重，判断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吴有性对传染病治疗的独特见解
　　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的。
　　吴有性还强调病因治疗，排除致病因子，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气，“一两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在寻找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物迈开了新的一步，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他在研究特效药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贵的。
　　如上所述，杂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吴有性关于温病学的真知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迅速发展
　　明初，药物学发展缓慢，到了后期，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象《本草纲目》、《本草经疏》等影响深远的著作。据文献记载，明代编写的本草著作不下百种，在药物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进步，是我国药物学史上的重要时期。
　　(一)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对明以前药物学的全面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实践、认真总结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他以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等古代医书277家；《神农本草经》、《16类本草》等布草著作84家；引据《说文解字》、《字说》、《名苑》等今古经史诸子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151家。李时珍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实地，亲自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考察。他不畏艰苦，跋山涉水，南至武当，东至摄山、茅山、牛首山等地，亲临现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虚心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求教。历27年，“稿凡三易”，于万历六年(1578)完成全稿，又经十余年修订润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由金陵胡承龙雕版印行。
　　2、提出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对以往本草著作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变革，采用多级分类法，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16部为纲。纲下设62类为目。每味药又“标明为纲，列事为目”。同一基原药物，“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这种提纲挈领，眉目清晰的方法，便于应用时的检对。各部排列则采取“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与由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吻合，体现了进化发展的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其意义已超出了药物学。
　　3、系统论述药物知识《本草纲目》卷5～52，对各药按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解说。对药物名称由来、产地、品种、形态、炮制、性味、功效、主治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所列“发明”一项，在于探讨药性及用药要点，多为李时珍对药物应用研究中的新见解，如通过以黄芩治愈自己骨蒸咳嗽的体会，指出黄芩汤能泻肺经气分之火，他将三七的功效概括为“止血、散血、止痛”，肯定延胡索止痛、大风于治麻风的功效，都是很有见地的。
　　4、纠正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错误：李时珍通过研究，纠正了以往本草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不仅纠正对个别药物认识上的具体错误，还批判了某些错误观点、方法。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如指出葳蕤与女萎本为二物而误合为一；南星与虎掌本为一物而误分为二。历代本草在水银项下载有不少迷信内容，“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无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着眼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李时珍批判了这些记载，痛心地指出，“方士固不足道，本革岂可妄言哉！”李时珍靠实践，靠调查研究，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
　　5、对药物理论的充实提高：
　　《本草纲目》对药性理论十分重视。该书前两卷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历代药物学说，其中以金元诸家之言居多，间或发挥个人见解。经过他的整理，使分散于各书中的药性理论系统化和完整化。如将升降浮沉理论概括为：“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质轻者如花、枝、叶等多升；质重者如根、果、矿物、介壳等多降。但也有“一物之中有根升稍降者”。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炮制配伍，以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李时珍对药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反药”古人只言18种，李时珍扩展为31种。在性味、归经、七情合和、“十剂”等方面，李时珍也有不少创见。在各论“发明”项下，有不少发展药性理论的内容。
　　《本草纲目》的贡献不同限于药物学，它对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保存15世纪前的文献资料方面，也有贡献。
　　(二)《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卢复所辑《神农本经》，是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辑本，卢复辑本所据蓝本众说不一，一般认为内容辑自《证类本草》、编排次序依据当时流行的药物学目录，与《本草纲目》不谋而合。卢复辑此书历时十余年始成。
　　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是明代影响仅次于《本草纲目》的一部药物学著作，简称《本草经疏》。作者医药著作甚多，《本草经疏》是他研究药物学三十余年的总结，晚年成书，刻印未完即遭流散，幸有人集流传散稿编成《读神衣本草经疏》12卷。作者遂命颐澄先检存稿，“按部选类，汇成全帙，细复捡阅，以为定本”。于天启五年(1625)刊行。《本草经疏》共30卷，卷1～2为序例，收药性理论文章和“诸病应忌药”7门。卷3以后编排次序悉从《证类本草》。卷30收补遗药物27种。全书载药490种，除卷30所载药物外，皆从《证类本草》选出，以《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文字不全来自《神农本草经》，有不少取自《名医别录》，并参以诸家主治。缪希雍个人增加的内容有三项：“疏”，阐发药性主治；“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所治病证，引录诸家验方；“简误”，备注药物品种、适应证之易混淆者，该书重点在于阐发药学理论，多本《内经)、《本经》理论引出新见，缪希雍把从宋代起盛行的运气学说斥为“杂学混淆”，以之治病“譬之指算法”，对宋金元以来药性理论日益脱离临床实践的趋向展开的批判。在药物注疏上，缪希雍重视阐发《本经》、《别录》所载的功能主治，强调临床实用，多从药物的生成、性味、阴阳五行、归经、疗效等角度，结合脏腑学说进行推演，绝少空泛之论，并能结合实际提出新见，以切合临床实用而见长。
　　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也是有影响的本草著作，卢之颐系卢复之子，得家传而精于医。其父原有《本革纲目博议》，经他增补整理而成《本草乘雅》。因兵乱，原稿散佚，凭记忆重修，已非全璧，故名《本草乘雅半偈》。作者崇信佛教，以佛理、儒理阐释药理。全书议药365种，222种取自《神农本草经》。每药引录古说，以“核”、“参”、“先人云”三项阐发个人见解，“核”下述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等内容；“参”为作者对该药功能、形态等有关内容的理论推演；“先人云”是引卢复的论述。该书选药严谨，辨析药物功能主治颇详。由于受佛教影响，理论阐述亦常涉玄虚，是有不当。
　　(三)官修本草著作
　　《本草品汇精要》是明孝宗敕命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纂修的本草。元代《至元增修本草》不传，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绍兴本草》至明已历300余年，重修本草已非常必要。弘治十六年(1505)，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纂修。弘治十八年(1507)该书纂完进呈，适值孝宗病殒，刘文泰获罪，加之该书彩图印刷技术准以解决，这部药典性本草被束之高阁，藏于内府，无人问津。
　　对《本草品汇精要》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全书新增药物48种，有10种只列药名，而无内容；异名同物或相互重复有10余种，有16种出自《饮膳正要》。本书在药物分类上基本沿袭《证类本草》的编排形式，依据宋代《皇极经世》关于物象的自然分类模式。将矿物类药物按其生境来源分成本、火、土、水、金等类；将植物药按生长方式或属性分为草、木、飞、走等类；将动物药按繁殖方式、生长方式和外部特征分为羽、毛、鳞、甲、裸等类。每类下又有分类。其方法已具有现代某种生态学意义。在药物论述上，打破了以《神农本草经》为中心层层加注的传统格局，分割《证类本草》原文，逐条归入所列的24个项目中。24项的具体名称是：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膺。这种把药物的鉴定、炮制、配伍、药理等方面分条归纳，把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避免了重复引文，且便于查阅也是一种进步，每味药不强求24项面面俱到，而是有则举，无则缺。该书又是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共收图1358幅，其中366幅为新增。所有药图皆出自画工，工笔重彩。图多临摹《证类本草》，写生者少，虽是本草彩绘图谱珍品，科学价值上却不及《证类本草》和《履岩本草》。书中有“谨按”一项，共146条，内容主要为“药有近代用效而众论佥同，旧本欠发挥者”。许多是经作者调查研究或经临证实践得到的“但不可多食，由其动气而发病故也”。它吸取了《证类本草》以后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研究药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药物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的理论，并以之确定了一些药物的气味、阴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性质。它依据“气奥”说，具体解释药物功效，作为鉴别药物的一项根据。
　　(四)明代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
　　明代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继承了南宋以来注重节要与实用和金元以来注重药性理论的学风，具有易于普及，切合实用和提高临床医生理论水平的作用。
　　明代中期王纶的《本草集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共8卷，分作三部。上部为总论，将《证类本草》序例内容与金元家药性理论揉为一体进行综述，间附个人见解，中、下部为各论。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分类上用传统的“草、木、菜、果、谷、石、兽、禽、虫鱼、人”的方法，作者把草、木、金、石诸“无知”之物排在前、将兽、禽、虫鱼“有知”之类列于后，终以“万物之灵”的人。向“从徽到巨，从贱至贵”(李时珍语)的分类迈进了一大步。下部“取药性所治，分为十二门”，即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门下又分细目，如治气门分为补气清气温凉药、行气散气降气药、温气快气辛热药和破气消积气药四类，每药采用提要式按语，简洁明快。由于这种新的分类法简便实用，因此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临证医生的欢迎。
　　陈嘉谟的《本草蒙荃》是明代前、中期最有特色的著作。作者历七年始成全书12卷，分类防《本草集要》，卷前总论亦取《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药性理论之说。各论分述742种药物，对其中448种重点介绍，分述其药性、有毒无毒、产地、饱灸、藏留、功效等。另外388种只作简单介绍。至今常用的鸡内金、青木香等均首出于该书，陈嘉谟重视药物与产地的关系，认为药物“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他根据产地区分药物，如将白术分为浙术、歙术；芎分为京芎、杭芎、台芎等，改变了金元时期的不重药物产地的状况。为鉴别药物真伪，于总论中专设“贸易辨假真”一节，例举药品作伪的例证，强调辨别真伪的重要性。药物贮藏是保证药物质量的重要环节，作者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凡药藏贮，宜常提防”。如阴干、暴干、烘干的药材易反潮霉垢，阴雨季节要常烘烤，晴天要晾晒。他介绍了一些特殊的药材贮藏法，“人参需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考砂藏，山药候于灰窖。”此外，《本草蒙荃》在保存历代炮炙资料的基础上，于炮炙多有发明。如论述辅料的作用，“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注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对后世很有启发。
　　李中立的《本草原始》，突出生药形态。全书有药图420幅，其中360余幅是他据实物亲临写生所绘，全书12卷，资料主要取自《证类本草》、《本草蒙荃》和《本草纲目》。药品分类采用《本草集要》的十部分类法。论药体例沿用《本草纲目》而加以简化，重在药图与图注，突出药材的形态待征。《本草原始》之前本草著作所附图，绝大多数为基原图，《本草原始》则以药材图为主，突出描绘药用部分，适用于药业。黄精、地黄、白芨、人参等药用根，只画根形，使君子、补骨脂、蒺藜子等用果实，只绘果形，对树脂类，如龙脑香、阿魏等，则绘出基原植物以示来源。李中立深入药材集市写生并据实地考察写出图注，在区分药物混淆，辨别真的，揭露掺假等方面作出许多有价值的辨别方法。对以前著作有详细记载者略作说明，对以前著作论述不详者则详为考辨。沙参与桔梗，常使药商彼此代充，李中立指出，“沙参形如桔梗，无桔梗肉实，亦无桔梗金井玉栏之状”，他不仅绘出正品，还常绘出伪品以作对照，首创出真的药材同给的方法，为减少药名混乱。李中立对当时一些药材的俗名、习用名等，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的正名注明，如绩砂密即砂仁，鳢肠即早莲草等。同时以别名、商品名注正名，如高良姜俗呼良姜、茜草根俗呼茜根等。《本草原始》对前代著作有载，但无形态描述者，多详加论述，以补前人之不足，对古人记载有误者，通过直接叙述纠正之。李中立对药物的质量、规格、产地等也有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见解，对通过药物形态鉴别药物产地也提供了不少例证，《本草原始》可谓另辟路径，总结辨识药材的经验，是在中药鉴定、炮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一部药材学著作。
　　倪朱谟的《本草汇言》，20卷载药581种，附图530余幅，全书注重临床用药经验，是其显著特点。倪氏生当明末，周游各地，遍访通晓医药人土，卷首记载就有148位。该书资料来源广泛，内容新颖，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用药经验，倪氏既重“登堂请益”，也重实地考察，他到晋、蜀山谷查看龙骨产区，到温州、处州观察山农种植茯苓。书中反映的明末药学理论和方剂，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李中梓的《本草通玄》，是作者长期临床实践用药的经验总结，对世俗用药流弊及前人记载错误多有纠正。王纶谓“参能助火，虚劳禁服”。李中梓给予驳斥，详细分析介绍人参的正确使用方法。书中各药下常列炮制法，且多变动古法，以自己临床经验研究加以修正。“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以酒炙，既助其达表，又行其泥滞也，若补痛及崩带淋浊药中，须盐水炒之”。此外，徐彦纯《本草发挥》膝弘《神农本草经汇通》薛已《本草约言》、皇甫嵩《醋是发明》、方谷《本草纂要至宝》、方有执《本草抄》、杨祟魁《本草真诠》、顾逢伯《分部本草妙用》、肖京《药性微蕴》等也均是明代颇有特色的小型综合型本草著作。
　　(五)专题本草著作
　　明代各种专题本草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药物学的发展状况。
　　1、地方本草类
　　《滇南本革》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性本草著作，作者兰茂长期生活于云南，为各族民众治病。他发现当地有许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尚未被利用，于是边医疗实践，边考查药物，广泛搜集民间医药经验，经多年积累形成《滇南本草》一书。全书载药446种，各药下依次记载性味、功效、主治、附方，个别药物还论及其生态与形态。书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本书地方色彩浓郁，资料丰富，是研究云南地方药物和该地民族医学经验的珍贵资料。
　　2、食疗本草类
　　以食品培补身体，抗御外邪侵袭是中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明代食疗类本草著作很多，以《食物本草》为题的就有卢和、汪颖、薛已、吴文炳诸人之作。穆世锡的《食物辑要》、赵南星的《上医本草》、施水图的《山公医旨食物类》等均属此类作品。
　　另一类是救荒本草书，内容为替荒年寻求代食品，以朱棣的《救荒本覃》最有名，收植物414种，依次为分布地点、生态特征、形状、食用制备方法等项分别论述，附有精美插图，有些还列有主治等内容。该书东传日本，影响较大。鲍山的《野菜博录》在调查可食用的山野植物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植物还进行栽培观察，是在实践基础上参考文献而成书的。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菇草编》也属此类著作。
　　3、药物炮制类
　　缪舌雍的《炮留灸法》是明比最有影响的炮制专书。书中阐释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包括操作程序、贮藏保管等内容，对个别药还述及炮制前后的药性变化和不同的疗效，它以《雷公炮灸论》为基础。增入后世发展和个人经验，使之更切实用，书末“用药凡例”中亦有不少独到见解，加对煎药方法细致深入的探讨，就得有实用价值。
　　王文洁的《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吴武的《雷公炮制便览》、俞汝溪的《新刊雷公炮制便览》等均属药物炮制专著。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
　　(一)医方巨著《普济方》
　　《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普济方》是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由教授腾硕、长史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刊于永乐四年(1406)，原作10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共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论包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各论包括脏腑各论，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器官。分述病候；伤寒杂病，包括急、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以后为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每种疾病有论有方，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汤药、罨敷、针灸、按摩等。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二)推求古义的《医方考》
　　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如中风门，首述中风名义、病因及各家认识，“风者，百病之长，得行天之象，故其发也暴。然上世论风，主于外感，乃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而末世之论纷纷然。今考名方23首，为风、为火、为气、为湿，皆时出而主之，初不泥于一说也”。论下先列乌梅撩牙关方、稀涎散、通顶散、苏合香丸、许胤宗黄芪防风汤熏蒸法等治标之方；次列治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口眼歪斜等后遗症之方，有主风的牵正散、省风汤、小续命汤、防风通圣散；史国公药酒方，主火的泻青丸。主气的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方、八味顺气丸，主痰湿的二陈汤、星香汤等。每方下列适应症及详细的方义分析——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是很透彻的。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三)张景岳对方剂学的贡献
　　《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对待成方，又要圆活。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四)追源溯沉的《祖剂》
　　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节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一、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明代重视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把它视作提高医生素养，加强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内经》的经理研究：明代治《内经》的医家颇多，撰有约20种著作，突出者有如下诸种：
　　1、《灵》、《素》合注与发微：马莳对《素问》、《灵枢》全部作注，是合注最早的人，《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9卷，以期有补于对《素问》的理解。王冰分《素问》为24卷，马氏非之，改分为9卷，马氏注于每篇首有提纲挈领之总论，再逐章逐节逐句注之，颇有发明，亦有望文生义处。
　　2、《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是现存对《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以为《灵枢》和《素问》都为9卷，原文悉依宋代史崧本，认为《灵枢》较《素问》更重要，不能视《灵枢》仅为用针之书，指出书中用针方法，都可引伸为用药之法，不可“泥为用针”之书，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此书体例同《素问》注，后世学者认为此书之注在内容上优于《素问》，且属首创，其功颇宏。
　　3、张景岳的《类经》：张景岳把《内经)重新分类，再予合编，成《类经》一书。全书以《内经》原文为纲，吸取各家医论，附以个人心得，并对难懂词句加以通俗解释，有些议论十分精彩，全书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共12类，390条。
　　4、小型阐释《内经》之悴为使人掌握《内经》的基本精神，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挈领，讲解《内经》主要现点的著作。由滑寿原注、汪机续注的《读素问钞》，是《素问》的节录注本，刊于1519年，该书分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和汇萃12类。汪氏在原注基础上作了重要补充，是学习《内经》的入门书。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执简驭繁，将《内经》按内容分成道生、阴阳、色诊、脉设、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8类。本书除辑录原文外，结合基础和临床加以阐析，内容简要，条理清晰，选录切要，讲解明白，是便于初学员优秀的选本之一。1764年经薛雪重校加按，更为流行。
　　(二)《难经》的研究：《难经》于明代注家颇多，如王九思等的《难经集注》，马莳的《难经正义》，徐述的《难经补注》、姚浚的《难经考误》，张景皋的《难经直解》，张世贤的《图注难经》等，王九思的《难经集注》，5卷，系在石右谅、王鼎象、王惟一协助下，于1505年成书，本书属于集注，集吴时吕广、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候诸家之注，于每难下胪列诸家之说，历附说明主要是校正和音释。该书在保存明代以前的资料上，是有贡献的。
　　(三)《伤寒论》的研究：明代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也在20家以上。开始强调《伤寒论》编次真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方有执始强调编次谬误，提出错简简订之说。以后，张遂辰主张维护原有编次，成为针锋相对的观点。到了清代，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故一般认为伤寒学流派之争始于明代。
　　明代研究《伤寒论》诸家，涉及内容广泛。董的《伤寒秘要》重在约论经义；卢之颐的《仲景伤寒论疏钞金》偏于订正注家之误。有些医家则把重点放在临床治疗上，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吾仁的《撰集伤寒世验精法》，从分析病证入手；陈长卿《伤寒五法》从论述治法入手；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对诸家方剂进行归类分析，都有临床参考价值。明代有人提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如王履的《医经溯洄集》，强调“感天气恶毒异气”的温病，受到后世的重视。万全的《伤寒摘锦》、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都论述了时行疫病的证治。李中梓的《伤寒括要》、陶华《伤寒六书》中的《伤寒一提金》，则属于普及启蒙的通俗之作。
　　1、错简重订说的提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明代研究《伤寒论》最有影响的著作。他认为张仲景与王叔和仅两朝相隔，王叔和所撰纵不全是，也不会全非，按王叔和所列篇目看，王氏尤重太阳病，是明于辨证的。世传《伤寒论》，不合辨证处甚多，太阳三篇尤为混乱。这种编次肯定非叔和方位，乃后世误人之作。为此，方氏尽二十余年努力，置加考订，以还叔和之故，通仲景之源。
　　方氏指“伤寒例”一篇为赘附，宜删，“平脉”、“辨脉”为叔和赞经之辞，当移诸书尾；“平脉”篇题不符实，去其篇名，并入各篇。《伤寒论条辨》对六经均有改订，以太阳篇变动最大。将太阳病卫中风而病者列为上篇，收桂技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一；荣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收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二；荣卫俱中伤于风寒而病者为下篇，收大青龙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三。其余备篇分为5卷，凡8卷。这种分法由清代喻昌发展成为“三纲鼎立”说。
　　方有执研究《伤寒论》，是有成绩的，但《伤寒论》是否因此恢复原貌，又当别论。方氏错简重订主观上是以“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但并未找到错简的有力依据。对错简重订说，后世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并由此形成一个伤寒学术流派。
　　2、维护旧论说的首端：明末张遂辰在其《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出，维护原有编次，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比，非善读者免滞于语下”。张氏尊重历代《伤寒论》研究医家，谓“诸家论述，各有发明”，书中未贬斥任何一家，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只在卷数上与仲景原书不同，成无己的注释尤称详洽。张氏依成氏《注解伤寒论》之编次，自“辨脉”、“平脉”始，至“汗吐下可与不可”先后次序分毫末动，只在分卷上厘为7卷。文后注释亦以成无已说为主，兼采郭雍、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等人之说；张氏虽未明确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事实上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他的学生张志聪、张锡驹承袭师说，进行发挥，形成伤寒学中的维护旧论派。
　　二、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学在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医德论述和医史研究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诊断学的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家在诊断上大都强调四诊兼备，脉证合参，强调全面掌握材料，抓住纲领，辨证施治。八纲辨证纲领即在明时发育成熟，脱颖而出。在遣方用药上，强调勿胶执，方应适证，药宜应病，不能胶执古方以治今病。在舌诊、问诊、脉诊上均有系统论述。
　　1、舌诊：明代舌诊受到广泛重视。16世纪下半叶，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是继元代敖氏《金镜录》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他临床经验丰富，注意舌的观察，亲自给图，经长期积累，绘出135种舌图，运用分经、运气答理论，把舌和证联系起来，观舌成为诊断重要依据之一。
　　2、问诊：中国医家历来重视问诊。李梃的《医学入门》指出，问诊必须详尽，他列出48问，妇人需再加4问，产后又加4问。徐春甫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完全依脉辨证。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将李梃的48问，简化为26问，张介宾又简化为10问，编成《十向歌》，易记易行，为后世遵行。
　　3、脉诊：明代脉学专著甚多，一些类书、全书、方书、本草、临床专科著作，也常兼及脉学。现存脉学著作有：吴昆的《脉语》、李中梓的《诊家正眼》等近30种。影响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摘取诸家精华，分详27种脉。对同类异脉鉴别，各种脉象主病，既能博考，又能精研，编成歌诀，便于诵习。李梃的《医学入门》亦列27种脉，与《濒湖脉学》相较，少一牢脉，多一大脉，余皆同。徐春甫在《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是判断表里虚实的依据，吴昆《脉语》列怪脉12种，较前人多4种。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专列“脉神章”3卷，对脉神、正脉16部、脉之常变等有详尽论述。李中梓的《诊家正眼》，较《濒湖脉学》增一疾脉，列脉象28种，在《医宗必读》中，他列浮沉迟数四脉为纲，以统余脉，长、短、弦脉则列于四纲之外。李中梓认为领会脉象，不能只凭语言，须通过临床揣摩。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可追溯到《内经》和《伤寒论》。明初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明确提出八纲，“诊病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颇，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所病”，1477年，王执中在《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中指出：“治病打字，虚实、阴阳、表里、寒热八字不分，杀人反掌”。方隅1584年出版的《医林绳墨·伤寒》中说：“虽后世千万方论，终难违越矩度，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1624年。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认为阴阳是医道之纲领，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在《景岳全书·六变辨》中又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变，万病皆指诸掌矣”。除缺少八纲辨证的术语外，表述得已十分明确。
　　(二)病案格式的建立
　　病案格式规范化是诊断治疗规范化的重要环节，它促进着医学的进步。明代出现了整理古代病案的专著，提出建立病案格式的具体要求。
　　1、韩懋的“六法兼施”
　　韩懋的《医通》，提出书写病历，要六法兼施。六法指望、闻、问、切，论、治。
　　六法作为填写医案的具体要求是：一望形色，如肥瘦、高低、肤色、润槁，主要看发育状况、形色神态、有无精神等。二闻声音，如音质清浊，发音洪细，说话有无气力等。三问情状，是问诊要求。韩氏提出“八何”，包括时间、地点、病因及治疗史。四是切脉理，按三部九候。五是论病原，提出六问，六是治方术，是研究治疗措施及效果的。韩氏认为，凡治一病，宜用此式一纸为案，填清年月日及地点，表明风土时令，再望之、闻之、详问之，以察其外；然后切脉、论断、处方，确立诊断和治法。各各填注，使病者持纸待续，更换医生，也有所据，还可使医生深入思考，做到百发百中。
　　2、吴昆关于病案格式的概括
　　吴昆的《脉语》对病案格式进一步概括，他称病案为“脉案”，“脉案”一名，流行至今，医家仍用之。书写内容分七条：一是时间籍贯姓名，时间占运气，地点占脉之方宜。二是望诊和闻诊，包括年龄、体态、神色、语声等，用以合脉。三是病人的苦乐、病由和发病时间，观其精神状态和疾病久暂。四是始发病、治疗措施及疗效，以为参考。五是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是疾病现状，以辨气血，察阴阳脏腑，六是写出病名定诊断，以及诊断的理论根据，区分标本缓急，确定某藏当补，某藏当泻。七是处方加减及用药目的，写清处方原则，药物配伍方法，令病人了解治病措施，以积极配合治疗。吴氏指出，病案后应有医者签名，以示负责，使病家验医者之工拙。
　　韩氏的“六法兼施”和吴氏的补充，对病案格式规范化起着奠基作用，对医学发展和后世医家也有重大影响：
　　三、医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明代论述医德的专篇及散在内容，较前代均有增加，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诸多方面。许多医家履行医德的感人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楷模。
　　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论述医德的优秀文献。李《医学入门》中的“习医规格”，对医生的学习和品德提出明确要求，认为医德要求概括为一点，就是不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专列“庸医”、“时医”、“名医”、“论医”等篇，鞭挞违反医德的现象。龚信、龚廷贤父子都很重视医德研究，就医患关系和医生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论述。
　　陈实功行医从不求谢，深得病家信任，在《外科正宗》里，提出“五戒十要”。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其列为古典医德文献。
　　孙志宏的《简明医毅》中“业医须知”一篇，要求医者勿重财利，勿危言珍秘而索重价；对易治病勿故言难疗；对难治病勿故言易愈；不可只尽心富家，而忽慢贫家。
　　明代医德文献，以医忌关系为轴心，兼及医际关系。它既考虑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较之西方古代医德文献，更为全面。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代，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对借医术敲诈财物的行径深恶痛绝，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祟高目的，保持医学为健康服务的功能。在医德运行机制上，他们尚停留在医德现象领域，借因果报应之说，劝人们作阴功之举，以推动人们对医德的侍奉。这和他们在医术范围内反对巫术和迷信，形成鲜明对照。
　　四、医史文献研究
　　(一)散在的医史资料：明代留有丰富的医学史料，有不少是散在于各种书籍中的。一是明代编写的《元史》及明代各个皇帝的《实录》，多有医事制度、医家活动、疾病史等方面的材料。明代各种文件档案，官方编写的大型丛书如《永乐大典》等，也是医学史料的重要来源，二是地方志，常有正史见不到的内容，明代编写地方志之风甚盛，从清代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全录》所收医史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取材于明代地方志，既有明代以前的医史资料，也有丰富的明代医史资料。三是名人文集，宋濂集中的《周汉卿传》，黄宗羲《南雷文定》中的《张景岳传》，戴良的《丹溪翁传》等，他们由于生活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常能得到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四是笔记小说中常有医史研究的记载。五是医家著作，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介绍了270多名医家；李的《医学入门》叙述了医学源流，介绍了一些医家的事迹，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为张仲景、张子和、刘守真等人写了《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此外医学著作自身，它叙述的源流、师承等，均是珍贵的医史资料。
　　(二)专题医史著述：最早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明代出现了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由李濂撰写。李氏以古文著名当时，有《医史》10卷，实为古代医家传记，与书名不称。收录医家71人，其中55人来自《左传》等正史，包括医和、淳于意以至李杲等，10人采自诸家文集，自宋代张扩迄于张养正，6人为李氏补撰，为张机、王叔和、王冰、葛应雷、戴原礼、王履。传下附有论述。一般认为此书考核未精，多疏漏。
　　殷仲春的《医藏书目》，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目。本书于1656年由其孙观国刻印。生卒年月不详，书目录有谬仲淳、陈实功、张三锡诸人之作，可断定为明末人。此书分类采释氏之名，分无上、正法、法流、法水、结集、旁通、散圣、玄通、理窟、机在、秘密、普醒、印证、诵法、声闻、化生、杨肘浸、妙窍、慈保、指归、法真诸函。每函之前扼要总结，说明本函特点。天上收医经；正法主要收伤寒著作，但纳有东垣及太医院医书；普醒收本草；化生主要是妇科书，妙窍主要是针灸书；劳保主要是幼科书。指归也收《内经》、《难经》。本书编目虽有分类，但互相交错，不够清晰，有的分类十分勉强。段氏撰书态度实事求是，未见过完整书籍的，阙疑不书。限于见闻，错漏仍不少。对了解医史和医学目录学，极有价值。
　　明代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入门书。
　　明代社会稳定，造纸工业发达，印刷技术进步，交通也较宋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为医学书籍的编撰刊印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版了大量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医学入门书。
　　明代全书、类书和丛书多由私家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印，他们在一些助手帮助下，常殚尽毕生精力。
　　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是搜罗丰富的全书。前7卷属基础理论部分，第8至79卷，分病为161门，每病论述较系统全面，除引录文献外，附有个人见解。后21卷，为临床各种及方药杂论。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戴思恭的《证治类廖》、楼英的《医学纲目》、王纶的《明医杂著》、龚信的《古今医鉴》、虞传的《医学正传》、皇甫中的《明医指掌》、孙一奎的《赤水玄珠》、李梃的《医学入门》、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武之望的《济阳纲目》，均有全书性质。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是采摭丰富条理分明的类书，收有杂病、伤寒、疡病、妇科、儿科的理论和方药，查阅方便，且附作者经验和见解，受到后世推崇。张三锡的《医学六要》也有类书性质。
　　明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丛书。一类汇集古代医书，王肯堂辑、吴勉学刊行的《古代医统正脉全书》最为著名，全书汇刻古代医书44种，重要著作搜罗殆遍，校勘仔细，颇多善本。一类是个人著作辑录，薛己的《薛氏医案》16种，汪机的《汪石山医书》8种，万全的《万密斋医书》20种，李中梓的《士材三书》。有些也可说是医家个人的全书。
　　医案专辑：明代医案专辑，首推《名医类案》。作者穷搜博集，分门别类，并附自己验案和分析，因切临床实用，颇受后世欢迎。
　　明代医家著作中，多附作者验案，条分缕析，叙述疑难症的辨析和治疗，示人以规矩，明代以医案命名的独立著作亦不少。对研究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对疾病史、诊断治疗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汪机的《石山医案》、薛己的《薛己医案》、孙一奎的《孙东垣医案》、王肯堂的《王肯堂医案》在个人医案中较有影响。他如聂久吾的《奇效医述》等十余种医案，都有不少精彩内容。
　　医学入门书：医学入门书对培养医生，进行医学教育，不可或缺。世医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授，对普及医学知识，有不少限制。弃儒入医、特别在穷乡僻壤，更需学医门径书。一些医家注意到这点，所写医著，照顾到有经验者，也顾及自学者。
　　刘纯《医经小学》是明初的医学入门书。成书于1388年，共6卷。分本草、脉诀、经络、病机、治法、运气六部分。引用医学著作20余种，撮其旨要，以为编次。为初学易记，用四百或七言韵语，间附按语，以为诠释。
　　李梃的《医学入门》是在《医经小学》基础上编写的。文体是叙述与韵语相结合，必须记忆部分常用韵语。李氏要求习医者医德与医术并重；这一医学教育思想，很有价值。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重要的医学入门书。
　　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是有价值的医学入门书。对初学医者必须掌握的内容，叙述得简明、准确、易理解、切实用，很受后学欢迎。
第七节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蒂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大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大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三)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大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第八节军事医学
　　明代兵制与前代不同，一是参酌历代兵制的利弊加以变通，建立了卫所制。根据地理位置、险要程度与设防需要，置卫或所。卫所均有固定防区，筑城置堡，大抵一府者设所，联几府者设卫。各省区设都指挥使以统辖卫所。又于险隘处设巡检司，全国军士均编置于卫所中。二是组建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力与机动结合的战车部队及由步、骑、炮、车合成编组的新京营，使火器的杀伤作用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明代陆军，除步、骑两个传统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兵种，水军也较前代进步，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京军及内地卫所的军医
　　《大明汇典·太医院》载，京军中的医官、医士由太医院派遣。
　　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三大营(五军、神机和神枢营)，平均17300人中有医官或医士1人。
　　景泰间(1450～1456)于谦设十团营，平均万人有医生1名。
　　内地卫所也有军医编制、金幼孜《北征录》说，有毒药将，由善修合药饵的人充任；医人将，由善医治病的人充任；医马将，招善医马病的人充当。说明军队已有司药、军医和兽医编制。
　　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戚家军中有医士2名，医兽1名。《练兵实纪》载，在骑兵、步兵及车兵中均有医士1名。
　　可见，明代军医编制人数不多，可能是太医院只规定了医官和医士员额，不包括医生在内。因当时医生地位尚不及士兵，所以没有记载。
　　(二)边境卫所中的军医
　　明代由于常与蒙古、后金(清)等民族发生战争，沿边关一带设置了卫所14处，每处由太医院派医士1或2人担任医疗。约1120～5600人中有医士1名。如军中缺医，可由总兵或巡抚奏请，由太医院拔用。
　　(三)海军军医
　　明代沿海边防也采用卫所制度。每卫官兵5600人，设指挥1人统领，卫下设千户所5个，每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0个，每百户所有官兵112人，设百户1员，卫所设有医士1名，战船上是否有医生，未见记载。
　　郑和、张谦等带兵出使西洋时，随船带有医官、医士，平均150人中有医士1名，即每船有医士3名，民医数字未则己载，若计入医生人数应超过180人。
　　(四)军队医疗工作制度
　　1、报病制度
　　《练兵实纪》卷2载：“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径赴本营将官及主将处报知，遣医看病形轻重”。“见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这是平时疾病上报制度。
　　《纪效新书》载：“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遇在客戌，本府亲诣抚视”。可能说的是在住地方部队的报病制度。
　　2、行营及野营医疗制度
　　《练兵实纪》中规定：行营时“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痊即遣付本营。该地方先具痊疴结状申查。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沦；若有死于行军所在者，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事后再来取回”。
　　《纪效新书》对此所载较简单，“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3、关于战争伤亡的申报制度
　　《练兵实纪》规定，战伤与战死分别申报。报战伤。“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造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在手足间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报战死。“凡亡者另开手本。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对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4、关于战伤抢救的规定
　　戚继光规定，不准在战场上停下战斗去抢救伤员。告诫伤员勿呻吟，并令战士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实则，待杀贼归来，重伤员特别是重要脏器损伤及大血管破裂者，多已失去抢救时机，即使能得到抢救者，也不易治愈。故多数得到抢救者俱为轻伤员，这是当时条件不得不如此规定。
　　5、对忽视士卒健康官员的处罚规定
　　据《大明汇典》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凡守卫士兵当值时，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归营所，请医调治。若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镇九十，百户住俸一月，其病食钱带去。
　　兄军士在镇守处、丁夫杂匠在工役之所有疾者，当该官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仗八十。若已行移所司，而不差拨良医，及不给对症药饵医治者，罪同。
　　(五)军队医生的训练
　　由于军医缺乏。不少将领要求在卫所设立医学，培养军医，解决军队医疗问题。
　　景泰五年(1454)，因山西右参政叶盛奉请，命太医院选派熟谙方脉医士1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术，每年更代一次。
　　成化十六年(1480)，陕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因医药缺乏，疾疫无法治疗，奉请当地市政司各立医学1所，选精通医术者，教授军余子弟。经获准，才有专门训练军医的学校。
　　(六)军中药物供应
　　明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军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南京各营应用的药物，除拨医士随病供应外，嘉靖十年(1531)于各营设置药局，南京礼部督同太医院，选精通艺业医士1人，在药局工作。三年无过，授予冠带医士，九年后送吏部诠叙，署任吏目，仍在惠军药局。各局药材，均由南京礼部行，太医院解发。
　　各府州县所设惠民药局，除治疗贫民外，还治疗军士，免费供药。遇疾疫流行，朝廷派员往军中施药。但并非经常制度
　　(七)火药灼伤的治疗
　　宋元以后，火药使用渐广，有人将火药与毒药混合制成武器，发挥二者结合的杀伤力。对这种火伤的疗法，明初军医著作中也有反映，十四世纪的《金疮秘传禁方》载火药神效方二首。一用蛤蛎壳炙黄研粉、香油调敷；一用白芨、自蔹、广丹、寒水石、黄柏为末搽敷，是治疗火药灼伤的最早方剂。《行军方便方》演化为用冰片、四香等烧研蚌壳为粉，以治火药伤。
第九节中外医学交流
　　一、中朝医学交流
　　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条。《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二、中日医药交流
　　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
　　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J.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
　　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学论》。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
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Jacobus Pho，1593～1638)续译完。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
　　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
　　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五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 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 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
　　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弥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Clavis 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见。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
　　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第十节医学著作
　　一、《普济方》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凡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61739方。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四库全书》本为主，参以残卷，校勘排印。
　　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二、《明医杂著》
　　本书由王纶撰于嘉靖己酉（1502）。薛己言其“刊行有年”。但今未见原刊本，所见均为薛己注本，刊于1549年。现有弘治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万历刻本、日本正保二年、承应三年刻本，1985年江苏科技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王氏学宗丹溪，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全书共6卷。卷1～3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眷4专论风证。卷5论小儿证治。卷6为附方。
　　三、《医学正传》
　　本书为虞抟所撰，成于正德乙亥(1515)。系据《素问》、《难经》要旨，参以诸家学说，博收广集，旁通己意而成。于嘉靖辛卯(1531)刊行。万历五年(1577)、六年(1578)有重刊本，近代会文堂有石印本。日本有1604、1622、1659年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65、1981年先后两次刊印。
　　本书共8卷，卷1首设“医学或问”51条，阐述医学源流、授受、亢害承制、丹溪医说、四诊合参等内容，颇有见地。“或问”后按内、外、妇、儿科分述近百种病证，收一千余方。诸病总论皆采《内经》要旨，脉法取王叔和，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尊钱乙。余病均以丹溪为主，摘选刘河间、张于祁、李东垣等诸家医方、家传及个人历验效方附于后。本书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参考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四、《针灸聚英》
　　《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高武撰。刊于嘉靖八年(1529)。现存版本可分两类：一为4卷本，如明刻本、建国后排印本；一为8卷本，如日本复到本。两类版本内容相同。
　　按4卷本顺序，卷首“集用书目”，简介《难经》、《素问》等16种以前针灸学著作。卷1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中指同身寸法、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主病，附经脉经穴图。卷2为骑竹马法等各家取穴方法。卷3为煮针、火针、温针、拆针、晕针、补泻手法、刺法、灸法等。卷4为十四经穴欧等63则歌赋。末附针灸治疗问答。
　　五、《古今医统大全》
　　《古今医统大全》又名《医统大全》，系医学全书，徐春甫辑。书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次年刊行。以后的版本有隆庆四年(1570)本、嘉庆间刻本，日本有明历三年(1657)本、万治间刊本等。
　　全书共100卷，卷1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介绍270多名医家传略：“采摭诸书目录”，载所征引书约280种。卷2～5为《内经要旨》、《翼医通考》、《内经脉侯》、《运气易览》等；卷6～7为经穴针灸；卷8～92为临床各科证治，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以及老年病400余种，每病载有病机、脉候、治法、方药、易简诸方、灸法、导引法等项。卷93～98为经验秘方，本草性能、功用及制法，通用诸方等，卷99～100为养生余录。
　　书中除引古说外，徐氏在医理、方药上均有阐发。书中所载医家传略是研究医史的重要资料。
　　六、《医学纲目》
　　《医学纲目》系综合性医书，楼英编撰。嘉靖四十四年(1565)，曹灼予以刊行。1937年世界书局再行铅印，全书40卷，分11部，以阴阳脏腑分病为纲。卷1～9为阴阳脏腑部，属医学总论，详述阴阳、脏腑、察病、诊法、用药、针灸、调摄、禁忌等。卷10～15为肝胆部。卷16～20为心小肠部，卷21～25为脾胃部，卷26为脾肺部，卷27为肺大肠部，卷28～29为肾膀胱部，分别介绍各脏腑有关病证证治。作者根据病证的症候特点，分别归属脏腑，并分门论述，如将中风、癫痫、痉厥、劳风、瘛、怒气、破伤风、子痫、目疾等证归入肝胆部。所述病证多属常见病，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五官科等病证。卷30～33为伤寒部，以伤寒为主，兼载温病、暑病、温疫等。卷34～35为妇人部，述妇人通治、经、带、胎、产等。卷36～39为小儿部，载小儿通治、五脏所主病。卷40为运气部。
　　本书资料丰富，纲目清晰，受到后世重视。
　　七、《医学入门》
　　本书由李编撰。于万历三年(1575)刊行，国内外刊本现有30余种，如万历初刻本、康熙三十年(1691)书林余圣久刻本、1931年扫叶山房校正本、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日本元和三年(1617)刻本、宽文六年(1666)刊本、延宝五年(1677)村上平寺刻本等。1988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
　　全书分内外集，自谓“医能知此内外门户，而后可以设法治病，不致循蒙执方，夭枉人命，故题之曰《医学入门》。共9卷。得首载医学略论、医家传略、经穴图说及运气、保养等。卷1为经络、脏腑、诊法、针灸。卷2～3为本草、六气为病、疾病用药、食治等。卷4～8为内外妇儿诸科证治和急救方。
　　本书正文为歌赋，以注补充阐述。注文引录各家之说，附以己见，书末为“习医规格”，论述对习医者的学习与医德修养要求，强调医者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广泛的专业知识，应忠于职守。
　　八、《赤水玄珠全集》
　　《赤水玄珠全集》简称《赤水玄珠》，又名《孙氏医书三种》，孙一奎撰。刊于万历十二年（1584)。现存刻本有明副本、四库全书本、1914年上海著易堂书局铅印本、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全书共37卷，《赤水玄珠》30卷，分76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病症，每门再条分缕析，分述因、证、治方、附诸家治验。本书以明证为主，广辑《内经》及其后170劝余种医著，结合自已经验，编撰成书。
　　《医旨绪余》2卷，为《赤水玄珠》续编。上卷44篇，下卷26篇。集诸家之说，辨论脏腑、气血、经络、腧穴。阐述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命门、相火、三焦之意。对前代诸家学说，评述较为公允。
　　《孙氏医案》又名《孙文垣医案》，5卷。由子泰来、明来及门人余煌等整理而成。按孙氏行医地区顺序编写，分《三吴治验》2卷、《新都治验》2卷、《宜兴治验》1卷。共集医案300多例，各案以时间为序，少叙医理，多论证治，与前两书相辅相成。
　　本书汇集明代以前诸家之粹，所论精辟，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综合性医书。
　　九、《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系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李时珍撰成于1578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乃由金陵胡成龙刻成出版，称金陵本。据金陵版题名，药图为其子李建中辑，李建元、李建木绘。
　　《本草纲目》问世后，400多年来，刻印数十次，版本众多，有“一祖三系”之称。一祖即金陵本，又分为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祖本金陵本含摄元堂本，存世仅7部，江西本系统流行于明末清初，又包括江西本(1603)、湖北本、石渠阁本、立达堂本、十竹斋本、宽永本(日本)、张朝本、金阊本、五芝堂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1977～1981)等12种，钱本系统流行于清初、中期，包括钱蔚起本(武林钱衡本，1640)、日本承应二年本(1653)、太和堂本、日本万治二年本(1659)、本立堂本、文会堂本、四库全书本、同文堂袖珍本等38种。张本系统，清末以后流行，有张绍棠本(味古斋本)，刻于1885年，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二系，药图依钱本改绘(400余幅)，附有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流传甚广。此外还有鸿宝斋本、图书集成局本、同文书局本、萃文书局本、商务本、日本半田屋本(1913年刻，1919年再版。名为《补注本草纲目》，附《汉药本别名共通索引》)、台北文光本、九龙求实出版社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香港商务本等18种。
　　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附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有8000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的。
　　本书问世后，促进了国内对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提供的资料为主，选药精当的实用型的本草学著作，有药有图有方，切于临床应用，如《本草选》、《本草汇言》等，出现了一些扩充性和拾遗性的著作，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
　　十、《万病回春》
　　《万病回春》，龚廷贤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甚多。现存最早者是万历三十年(1602)金陵周氏重刊本，其他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经纶堂重刊本、明活字印本。阊门书林叶龙溪刻本，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年间各种刻本，近现代重刊本和日本元和活字本，共30多种。明活字本题作《新刊万病回春》、道光二十五年(1845)桐石山房刻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明善成堂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原本》，绿慎堂本等作《详校万病回春》，锦章书同铅印本作《增补万病回春》。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清代江东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校补、勘误后而印行。
　　全书共8卷。卷1前列“万金统一述”，总论天地人、阴阳五行、脏腑功能、主病脉证等。次载药性歌、诸病主药、脏腑、经脉等项目。卷2～8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184种，每病均阐述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内容，后附医案。卷末附“云林暇笔”，载有“医家十要”等，有的版本还附有“龚氏家训”等篇。
　　龚氏辨证详明，选方精当，论治恰切。书末所附“医家十要”，广泛涉及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十一、《名医类案》
　　系医案著作，江氏父子编辑。广辑明以前医药著作以及《史记》、《三国志》、《抱朴子》、《夷坚志》等史传子集文献，从中收集名医治验例案，历时二十载，于嘉靖二十八年(1591)，方得刊行。清乾隆间，魏琇以校阅，详尽考订江氏父子存在的疏漏和脱文，探本求源，补缺正误；鲍廷博重刊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知不足斋本，即目前通行本所据的底本。此外，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耕余堂铅印本等10多种。
　　全书共12卷，按病证分为205门，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外、妇、儿、五官、口腔等病症。所辑医案，上自秦越人，淳于意，下至无明诸家，凡辨证精详、治法奇验者，皆予收录。每案详载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断和治疗，故述较完整，理法方药亦相契合。案或详于证，或详于因，或详于治，均有依据。在一些医案后，并加有案语，阐发己见。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既是明以前著名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
　　十二、《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又名《针灸大全》，杨继洲撰，靳贤校正。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本书至今已有50多种版本。通行本是10卷本，包括初刻本、清顺治丁酉(1657)李桂月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排印本、1984年校释本。
　　全书共10卷。卷1是理论部分，卷2～3为歌赋。卷4为仰伏人尺寸图，背俞、腹部穴歇，寸法，九针论，针法、补泻，针灸禁忌等；“经络迎随设为问答”，是杨氏手法的经验总结。卷5为井荥俞原经合穴、子午流注针法及灵龟飞腾八穴针法。卷6～7为五脏六腑及十四经穴的主治、经穴歌及考证穴法、奇经、络脉、经筋、要穴、经外奇穴等。卷8首载《神应经》大法，次论内、外、五官、妇、儿科共23门疾病的针灸台疗。卷9首论治症总要，末附杨氏的31个医案。卷10为附篇，辑录陈氏(佚名)的《小儿按摩经》，使之成为唯一传本。
　　十三、《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王肯堂编撰。书成后，历代均有刊本，主要有万历初刻本、四库全书本、图书集成本；195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17种，10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附有各科病证索引。《类方》外均有单行本，还有日本翻副本。
　　全书共44卷。《杂病证治准绳》卷1～6专论内科杂病，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等12门，131种病证，卷7～8为七窍门，包括五官、咽喉、毛发、筋骨、皮肤、蛊虫等19种病证。各门前有总论，后按病证分述，不载方药。各证下再详列不同病症，辨证精细，分析入微，《杂病证治类方》按《杂病证治准绳》而分类列方。
　　《伤寒证治准绳》8卷。卷1为伤寒总例，卷2～7为六经病证、合病、坏病、狐惑、百合病、瘥后诸病、阴阳易、春温、夏署、秋疟等，以及妇人、小儿伤寒。论述以《伤寒论》方论为主，广集各家治法，并注明出处。
　　《疡医证治准绳》又名《疡科证治准绳》，6卷。卷1～5专论外科病证，卷6为损伤，对人体骨骼解剖叙述最详，颇为正确。
　　《幼科证治准绳》宗钱乙按五脏分证编次。卷1为初生门，首载证治通论，次叙初生胎疾。卷2肝部，含惊搐、痫、中风、眼目、淋、疝、咽喉等。卷3～6为心部，包括发热、心痛、烦操、舌、失血、语迟、疮疡等，又着重论述痘疹。卷7～8为脾部，含不乳食、吐泻、痢、疳、痞、黄疸等。卷9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龟胸、脱肛、囱陷、五迟、五软等。列证详备，有论有方。
　　《女科证治准绳》取自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1为治法通论，列通治妇人诸疾方，次为调经门；卷2～3为杂证门；卷4～5为胎前门；卷6为产后门。各门又分病证论述，每证有论有方，所引资料，皆有出处，本书为明代妇产科学的代表作。
　　《证治准绳》收罗广博，编辑严谨，持论平正，是十七世纪流传最广的医学著作之一。批12卷本，有咸丰十年(1860)海宁许楣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等20多种。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为目前通行本。
　　全书初刻共4卷。卷1以歌诀加注开章，概括阐述外科疾患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次叙外科常用方16首。再绘疮疡部位、形状图30多幅，以“痈疽诸证疮名十律”终篇，卷2～4，分论外科常见病120多种，每病述病机、症象、治法，并示验案，末载方药，本书内容丰富，论证详明，选方精当，附图明了，歌诀易记，是外科学中出色的著作。
　　本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
　　书中“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为医生制定守则，提出医德、医术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医德史上颇有影响。
　　十四、《济阴纲目》
　　《济阴纲目》系妇产科专著，武之望辑。本书对《女科证治准绳》内容重加编次，分医论、医方二部，眉目更为清晰。本书初刊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5卷本，次年重刻，康熙四年(1665)，汪琪因“原版无存，世人每欲购求遗本，真如丹经仙，可思而不可得”，乃予笺择重订，删去武氏自撰6篇医论，增加眉批1430余条，改为14卷付梓。14卷本大量刊行，版本达36种。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此书，遂成此通行本。
　　全书5卷，卷1为调经、经闭、崩漏、赤白带下诸门。卷2分虚劳、血风、积块、浮肿、前阴诸疾等门。卷3～5分别为求子、胎前、临产、产后、乳病诸门，选方较详尽，后世视为妇产科的重要参考书。
　　十五、《景岳全书》
　　本书系统综合性医书。张介宾撰于天启四年(1624)。系在博采诸家之说基础上，结合个人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撰成的。现存版本30多种，有明刊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瀛海贾棠刻本、越郡黎照楼刊本、岳峙楼刊本、四库全书本、金阊书业堂刊本、敦化刊本、扫叶山房刊本等，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本。
　　全书共64卷，分16种。第一种为“传忠录”(卷1～3)，系医论，着重阐述“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观点，对刘完素、朱丹溪用寒凉攻伐，多所非议，倡导温补。第二种“脉神章”(卷4～6)。主要论述脉诊及其它诊断方法。以下为各论。第三种“伤寒典”(卷7～8)。第四种“杂证漠”(卷9～37)，第五种“妇人规”(卷38～39)第六种“小儿则”(卷40～41)，第七、八种分别是“麻疹诠”(卷42)“痘疹诠”(卷43～45)，第九种“外科钤”（卷46～47），第十种“本草正”(卷48～49)，载药290种，第十一至十六种为方剂，共载方2624首，还载有砭法、灸法等12法。
　　十六、《霉疮秘录》
　　《霉疮秘录》系陈司成所撰，崇帧五年(1632)梓行。系梅毒专著，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部分。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
　　十七、《瘟疫论》
　　吴有性于崇锁十五年(1642)撰成《温疫沦》，据《四库全书总目》载，《瘟疫论》2卷，补遗1卷，版本主要有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康熙间日本即有刻本，国内阐释发挥之书亦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晚翠堂等刻本作《补注瘟疫论》，同治三年(1864)樊川文成堂等刊本作《温疫论补注》，建国后刊有多种铅印本和评注本。
　　上卷载论文50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下卷载文36篇，着重论述温疫的兼证，有数篇论述温疫名实和疫疬证治。
　　吴氏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吴氏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对后世戴天章等有很大影响。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并未按吴氏的思路继续探索，而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中，使吴氏民气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十八、《审视瑶函》
　　《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傅氏眼科审视瑶函》、《审视瑶函眼科大全》，博仁字撰于崇祯十七年(1644)。版本约40多种，有崇帧十七年焕文堂本、济世堂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全书共6卷。共列108证，300余方：有图说和歌括，内容较丰富；对金针拨障及钩、割、针、烙等眼科手术有详细的说明，对五轮八廓等眼科理论也有系统阐述，本书对后世眼科学术发展很有影响。
第十一节医学家传记
　　一、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凡2卷。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二、王履
　　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著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王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三、熊宗立
　　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从刘剡学医卜术，推崇五运六气之说，著述甚丰，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著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1447)、《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又名《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7卷(1438)，《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1458)，《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四、韩懋
　　韩懋，(1441～1522?)，又名白自虚。字天爵，号飞霞子，人称白飞霞。正德间，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四川泸州人。出身官宦之家，因生来孱弱，父母多病，科举失利，遂学医。曾师辜其表鼻华恒岍、金华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陈斗南秘术。医术精湛，游走半天下。
　　韩氏通易，尊《素》、《难》如六经，认为丹溪“能集名医之大成”。著有《韩氏医通》2卷，《杨梅论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现仅存《韩氏医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韩氏重脾胃中和之气，所制三子养亲汤、黄鹤丹等。药仅二、三味，功效显著，至今为临床喜用。
　　五、王伦
　　王伦(1453～1510)。字汝言，号节斋。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出生于官僚家庭。1484年举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副都御使、湖广巡抚。因父病精医，兄经，进士，亦知医。王氏从政期间，坚持医事活动。
　　著有《明医杂著》6卷、《本草集要》8卷、《医论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
　　王氏在医理上主张，“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认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各发明一义”，博观乎四子之学，“斯医道之大全矣”。
　　六、汪机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七、薛己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八、万全
　　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九、高武
　　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十、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十一、徐春甫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十二、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字子才，号云林山人，又号悟真子。江西金溪人。父龚信，字西园，一说字瑞芝，任职太医院，撰有《古今医鉴》8卷。廷贤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曾任太医院吏目。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龚廷贤著有：《种杏仙方》4卷(1577)、《万病回春》8卷(1587)、《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1591)、《云林神彀》(1591)、《鲁府禁方》4卷(1594)、《寿世保元》10卷(1615)、《小儿推拿方脉全书》3卷(1604)。尚有《医学准绳》4卷、《经世全书》8卷，《痘疹辨疑全幼录》3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等。亦托名为龚氏所撰。
　　上述著作中。《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流传最广。
　　《小儿推拿方脉全书》，介绍各种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证，附有插图。
　　龚信《古今医鉴》是在龚廷贤协助下并加以补充而成的。弟廷器、侄懋官均业医，都任过医官。袭氏著作浅显实用，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十三、方有执
　　方有执(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号九龙山人。安徽歙县人。两番以中风、伤寒、丧妻，五次以中风殇子，遂发愤学医。著《伤寒论条辨》8卷，后附《本草钞》1卷、《或问》1卷、《痉书》1卷(1592)。
　　方有执一生笃志《伤寒论》研究，推崇张仲景，认为，因年代久远，经王叔和编次，原文次序有改变，再经成无己注释，又多更窜，错简益多，扦格难读。须重新整理编排，恢复《伤寒论》原貌。因此称方氏所开创的流派为错简重订派。
　　十四、杨济时
　　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十五、缪希雍
　　缪希雍(1546～162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十六、吴昆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十七、武之望
　　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号阳行山人。陕西临潼人。祖籍陕西白水，万历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进士。历任安徽霍丘、江苏江都知县，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东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选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医学，师事从叔武带川，1600年“忤当路”免职，对医学兴趣更浓。1606年春，里中疫气盛行，以管《保赤全书》治法，按方投剂，旬日间所活近百，深受乡里赞扬。
　　武氏撰有：《济阴纲目》5卷(1620)、《痘科类编》、《济阳纲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纲目》、《医帜》、《海防疏》、《鸡肋篇》等。武氏有“关中鸿儒”之称，酷爱诗文，学问经济为人称道。现存《游温泉》、《登骊山观虎斑石》2首，是咏赞临潼佳山丽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氏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十九、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开始究心医学，专事外科40余年，著《外科正宗》12卷(1617)，搜集有唐以来外科验方，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写成。
　　陈氏医德高尚，对医德建设十分重视。所写“医家五戒十要”，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如不计较诊金，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勤学医术，精选药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十、吴有性
　　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二十一、张介宾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二十二、赵献可
　　赵献可，生活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善易而精医；好学淹贯，医德高尚，往来民间，人称逸士、游仙。子贞，字如葵。能承父业，治病不问高低贵贱，不计礼酬。
　　赵氏著有：《医贯》、《内经钞》、《素问钞》、《经络考》、《正脉论》、《二体一例》等，《邯郸遗稿》由子贞整理而成。以《医贯》流传广而影响大，系医论著作。
　　赵氏学尊东垣、薛己，对命门学说有所发挥。“命门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强调命门之火是人身至宝，人体生理机能所系。火强则生机壮，火衰而生机弱，火灭则人亡。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先天无极之火，火与真水相济，永不相离。阴阳根系于水火，命门的水火即人体的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为命门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脏腑生机所系。养身必须温养命门之火，故推崇八味丸与六味丸。赵氏之说不乏大胆想象，对后世有一定启发，也有不少荒诞之处，为后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华亭(今上海市)人。曾祖李府，字一乐，为抗击倭寇而捐躯。伯父尚雅字伯安，号鹤汇，负异才，供弟尚兖读书。父尚兖，字补之，号震瀛，1589年中进士，曾任职兵部和吏部。兄中立，字士强，又字正宇，号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评事。兄中植，号念曾，系著名学者，兼通医药。侄延，原名彦贞，字我生，后改辰山。又字期叔，亦曰寒村，号漫庵。师事中梓，著有《补撰药品化议》(一作《辨药指南》)14卷、《医学口诀》、《脉诀汇辨》10卷、《痘疹全书》。
　　李氏青年时曾应科举，因多病且子死于庸医，转而习医。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华藻等。沈朗仲传马元仪，马元仪传尤在泾。
　　二十四、沈之问
　　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自号花月无为道人。籍里履历俱不详。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著。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漫步之侣 · 发表于 2007-1-15 15:28:33

清代前中期医学(1644-1840)
　　明之后期，政权愈来愈见腐朽。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王朝宣告灭亡。时当东北地区女真民族，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祖孙三代努力下，重新崛起之际。族名改称满族，组成八旗子弟兵屡犯明朝地方政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振，觊觎关内。明朝总兵吴三桂在与李自成接战同时，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回师北京，于4月29日即皇帝位，国号“大顺”，但于次日即退出了北京。于是清军顺利入京，并正式建立了清王朝。
　　满族入主中原，由奴隶制度急剧过渡到封建制度，大力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制度。内阁之上，另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后为“军机处”)，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全由满族贵族组成。地方行政分属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知府、知县等各级长官，满汉兼任，但唯知府以下方准多用汉人。从康熙到乾隆，既建成了这样一个满汉合一的统治政权模式，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推到了顶点。
　　“康乾盛世”，社会经济发展。奖励垦荒，轻舶薄赋，惩治贪污，兴修水利，节约开支，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户部库存银已由原先的1000余万两增至5000多万两，出现了相当安定和繁荣的局面。雍正即位，进一步发展为“摊丁入亩”政策，等于取消了千百年来实行的“人头税”。其结果，全国人口大大增加，公元1661年统计人丁户口为1900多万。公元1711年亦仅2462万，而至公元1774年，全国人口已猛增至22102万。
　　清统治者沉溺于奢侈生活，对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察知，对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认识。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时期，出现过一批伟大的先进思想家，如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颜元等。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反清的，因此多被下狱，或避地隐居。哲学上，他们批判宋明理学，阐发“经世致用”和“气”的物质性原理。为了巩固统治，康熙帝等大力推行宋明理学，把孔子，祭朱熹，将其列入十哲，并亲撰“圣谕”以为弘扬。雍正还规定《圣谕广训》必须家喻户晓，能够背诵。儒臣大受宠用，《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四处发送。为了打击一切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把中国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清朗中期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越来越严厉，也阻碍了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交流。顺治和康熙都曾优渥礼遇明未来华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康熙甚至请他们入宫讲学，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通科学知识的皇帝。汤若望除授钦天监实职外，还得到正一品的荣衍。但是，后来因传教士内部争议，罗马教皇发出“禁约”，并两度派特使晋见康熙，要求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法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行吊丧之礼及悬挂“敬天”之医，理所当然遭到康熙斥逐，最后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4通）。但实际上传教士仍在中国各地活动。雍正时，广东、福建等省地方官屡有“欧亚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的报告，情况已与康熙时有所不同。后来又考虑到边疆之患及思想体制之被淆乱，乃有乾隆朝下令闭关锁国。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概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汉人出洋者为“自弃王化”，不论官民一律杀头，没收货物财产，并且坐连保甲属官。至此，就从原来的因保护主权而闭关锁国发展成对一切外来文化和经济交流均予析拒的自闭政策了。这样，中国历史性地失去了一次与外部世界交换认识、争取同步前进的机会。
　　在上述背景下，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第一节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一)太医院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顺治元年(1644)设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事机构。为帝后及宫内人员诊视疾病、配制药物，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最初设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其下设御医10人、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生20人、切造医生20人，分掌所属事务。以后历朝，院官员额各有增减，雍正八年(1730)添设食粮医员30人。乾隆二年(1737)题准食粮医员之设永为定例。自院使以下各官具为汉缺，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大臣一人，管理院务。
　　院官的升除。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御医、吏目、医士等官，初由各省选举精通医理的人报太医院，由院考选补用。
　　(二)御药房
　　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顺治十年(1653)设，属总管首领内监经理。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二人兼管。
　　御前药房分东西二所，由太医院医官轮流为皇帝值班。西御药房由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分班侍直，叫作“宫直”。东御药房由御医、吏目、医士分班侍直，叫作“六直”。
　　圆明园药房、西范寿药房，太医院亦如给事于内廷，都派医官侍直。皇帝巡幸，院官或奉旨特派，或按班轮委随驾侍直。
　　(三)药库
　　药库，也称生药库。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药库，买办药材，二年一换，升授吏目。凡各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经管理药库医官验看，由御药房处于差役地位的“苏拉医生”或以民间召募的“民医生”切造、炮制备用。
　　清代对东北地区所产人参实行皇家专采专卖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因之，御药房的人参使用，控制较严，实行交请应用办法，无定额限制，用完时，开明耗费数量，并将需用数及职名奏呈，再行请用。
　　(四)社会抚恤组织
　　清初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
　　清代统治者及地主、豪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兴办有养济院、普安堂、育婴堂及粥厂等，让会抚恤组织，收养社会上的贫孤无靠者，以示恩泽民众。
　　养济院明代已有，英宗天顺间谕户部令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乾隆间还把年逾六十或成笃疾者、不能食力的军流等犯人，拨入养济院，按名给孤贫粮。
　　京城及外省还有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体弱多病老年人。乾隆初年定，大口日给米八合，小口减半。
　　我国自古以来把“慈幼”视为美德，宋淳佑间，创立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孩。清代则有育婴堂创立，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
　　二、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学教育，设教习培养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各置教习2人，由御医、吏目中选品学兼优者充任。内教习住在东御药房，担任教授药房的太监学习医书。外教习担任教授初进太医院教习厅肄业生及医官子弟学习医学。凡到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入院学习后，称为肄业生。
　　医学分科曾3次改制，顺治间分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11科。嘉庆二年(1797)痘疹科并入小方脉科，口齿咽喉合为一科成为9科。嘉庆六年(1802)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兼充，成为8科。道光二年(1822)奉旨以针灸之法究非奉君之宜，太医院针灸一科永久停止，成为7科。同治五年(1866)改为大方脉科(伤寒科、妇人科并入)、小方脉科、外科(即疮疡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5科。教学内容主要是《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后来又增习《医宗金鉴》，并渐以之为主要教科书。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清代在地方虽也开办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规模小。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名额各为一人，俱未入流。雍正元年(1723)题准，命各省巡抚，详加考试所属医生，对精通《内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者，题请作为医学官教习，每省一人，准其食俸三年，此间，如果工作曲奋慎重，品德正派，即上调太医院，授为御医，其遗缺，由本省习医人内拣送补授。
　　有清一代的医学教育，虽然大体上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趋向衰弱，不复历代兴盛，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造就出不少医学名家。
　　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重视，至清尤然。在他们的医著中，几乎都要论述做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后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不图名利；(二)急病人所急；(三)贫富一视同仁；(四)珍重人的生命；(五)谦虚谨慎，互相学习。
第二节温病学说的发展和预防保健
　　一、温病学说的发展与成熟
　　温病学说是中医在漫长的岁月里，沿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外感发热性、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得来的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吴有性之后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戴北山之《广瘟疫论》及喻嘉言、陈平伯之论温以及余师愚之论疫、周扬俊论温热暑疫等等。他们于温热的病因、症状、治疗等有一定认识，但在病机理论上仍未能统一。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温病学派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中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预防等，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清代温病学说的主要成就，可归纳为：
　　(一)确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1、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明确指出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发病部位，同时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揭示了温病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变化的传变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独特的表里、内外、先后、深浅及顺逆传变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临床证候的动态规律，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确立了温病各病变阶段相应的治疗大法，提出了“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或透风于势外，或渗湿于热下”，对邪气“始终在气分流连者”用战汗透邪的方法，对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用分消上下的方法。“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以及“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等独特见解，从而建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标志着温病学说至此已趋向成熟。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各种温病的大量启示，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2、吴鞠通确立三焦辨证。吴鞠通广泛汲取《伤寒论》、《温疫论》、《临证指南医案》的成功经验，融汇贯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提出“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三焦辨证并不排斥卫气营血辨证。卫气营血分辨表里，三焦辨证分辨上下，一横一纵，相互配合、补充，相得益彰，使温病的辨证更加准确与具体化，益趋完善与成熟，成为温病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标志。直至今日，这两种辨证方法仍被广大医者结合运用于临床。
　　(二)提出了温病的独特诊断方法
　　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清代医学家提出了许多独持的方法，总结了丰富的临证经验，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不少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
　　1、察舌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广温疫论》提出积粉苔是疯疫的重要标志之一。《温热论》强调观察舌质、舌苔的色泽和润枯的变化，为辨别病属卫气，或属营血的重要依据。认为舌苔可分为白苔、黄苔、黑苔；舌质分为绛舌、紫舌、淡红舌。提出凡温热传营，舌质必绛。
　　2、验齿验齿作为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首倡于《温热论》。叶氏阐述了温病验齿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认为阳血属邪实胃热，阴血属肾液亏损，一实一虚，故治法亦有重在祛邪和重在救阴之异。
　　《温热论》根据齿的枯润、结辨的颜色齿垢的有无，以及有无齿痛、咬牙等表现来辨识温病，通过验齿来判断热邪的轻重、津液的存亡这一独特的诊法，是对温病诊断学的一大补充和发挥。
　　3、辨疹斑疹是某些急性传染病的特证。余霖《疫疹一得》强调辨识斑疹应当注意形色两个方面，认为斑疹以松浮为吉，紧束为凶。斑疹之色以红活溶润，散布洋溢为佳境，而颜色深重，干滞娇艳，多是热毒深重之象。叶氏于斑疹的辨识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凡斑疹初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认为斑属血分为多，疹属气分不少。
　　(三)确立了温病的清热养阴治则
　　在吴有性温疫热邪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对温病的治疗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其临床运用更加丰富多彩，尤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叶氏对温病养阴和诊治有很多创见，把养阴步骤分为甘寒养胃津、咸寒滋肾之法。同时叶天士发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立养胃阴一法，不但用于温病，而且广泛运用于治疗某些虚劳、肝病、胃病、久嗽、血证等，亦收良效。吴由通继承并发展了《伤寒论》清热保津、泻下存阴之法，提出了清络、清营、清宫三法，吸收了吴有性对温病内热烦渴给服梨汁、藕汁、西瓜等经验，吴鞠通从理法方药方面，全面阐述了清热养阴治则在温病治疗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临床运用，制定了一系列养阴名方，为温病的治疗学、方剂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但在外感热性病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应用不衰，而且广泛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中亦取得很好的疗效。
　　二、预防与保健
　　（一）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与历史意义
　　1、官方的重视与推广：人痘接种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口传心授，笔之于书甚少。当时安微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为全国人痘接种中心，种痘师多半来此习得其术并购买痘苗。
　　清初满族人入关之前，尚无天花。清兵入关，有一大批兵士遭受天花传染，原因是北地寒冷，未受天花侵袭，他们多不具有免疫力。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福临(顺治)，即是死于天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其子玄烨(康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尽孝，乃成终天之恨。即位之后，当他知道有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马上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考选。江西的朱纯嘏和陈滢祥二人，于是成了皇家种痘师，不但为皇子孙种痘，而且赴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治痘及为诸藩子女种痘，康熙皇帝为此特赐府宅和授官爵予朱纯嘏。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对自己推广种痘成绩特别满意。
　　朱纯嘏著《痘疹定论》无经受此激励，到乾隆朝撰《御纂医宗金鉴》，作为国家钦定医学教科书，第一次收入“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这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提倡和推广的态度，亦使种痘法标准化了。
　　这种官方的推广，至少使官宦大臣富有之家的儿童，普遍实行了种痘，但庶民贫寒阶层未必尽能得益。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方和民间医生推广，至此人痘之术，渐渐深入人心。民间种人痘之术，一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还流行不殆。
　　2、人痘接种的技术改进
　　人痘接种在发明之时究竟所用何法，因乏资料，今不得而知。《张氏医通》记载的有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其中痘痂法又分旱苗、水苗两种，故合计共四种方法，推测痘衣法为最原始粗糙一种，不过简便易行，只要将患天花小儿所穿内衣脱下，令未病小儿穿之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但成功率较低；痘浆法或亦早期所曾施行，将患儿痘疱挑破，直取其浆接种，传染既烈，且损患儿甚重，所以被斥为“不仁”。后来的事实，痘衣法尚间有之，痘浆法则基本杜绝。
　　水苗法可能是痘浆法改良而来。按照《医宗金鉴》的描述，是将新棉摊成薄片，将痘痴研细调以净水，裹于其中，然后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系以红线，免被吸入或咽下。六个时辰(12小时)后取出。此一种法安全可靠，特别是说“既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
　　水苗法又称“塞鼻法”，旱苗法则另称“吹鼻法”，较水苗法为晚起。《医宗金鉴》云：“旱苗种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此法可靠性不如水苗法，轻吹则不入，重吹则迅烈难当，涕多则苗随涕去，因此还是“独取水苗”。
　　苗种的选择、保蓄、精炼，也是人痘成功与否的关键。所谓“丹苗”，即是最好的苗种，按照现代科学的意义，是人天花经过传代培养保存的纯种疫苗。郑望颐《种痘方》中说：
　　“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
　　“种苗”又称“熟苗”。朱弈梁《种痘心法》中指出，此种“熟苗”是由“时苗”经传代培养精练而得出的。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这一过程与现代医学原理完全一致。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可以保留免疫抗原性而减低其毒力。唯现代疫苗制品是经动物传代培养而不是在人体传代。
　　收取苗种，要及时用纸包固，纳小竹筒中，并塞其口，不令泄气，或者贮于新磁瓶内，以物密复，置洁净之所，清凉之处。依法藏蓄，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余日，冬天可保存四五十日。李约瑟博士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藏苗过程，还是一个减毒过程（李约瑟：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参见《中国药学报》5：10，1983）。
　　“将疫苗在体温(37℃)或稍低的温度下保存一个多月，这当然会使80%的活病毒颗粒发生热失活效应。但由于这些死亡蛋白质的存在，当接种到人体时，就像抗体产生一样，强烈地刺激着产生干扰素。”
　　3、人痘接种术的效果和盛行
　　随着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精细，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大为提高，正因如此，在那天花猖照流行的年代，人痘接种术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欢迎。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看，人痘接种的成功率极高，效果和安全性都堪称一流。
　　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天花是人人要罹患的危险疾病。当时张琰劝人预防接种人痘，他的接种成功率很高，失败仅占2～2.5‰。
　　徐大椿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医生兼医学评论家。他在《兰台轨范》中有一评述：估计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在80～90%，种人痘的失败率为1%。原因是“苗之不善”，种痘方法是很好的。当然，普通种痘师是及不上张琰那样的种痘专家的。
　　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土Dyer Ball就述他在山西省看到的情景，没有种人痘(但有治痘医生)时，山西省天花死亡率一为50～60%，一为20～30%；种人痘术推广之后，天花流行的死亡度降为1%（Wang &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第276页，中国检疫局，1936），这从另一个角度，从外国人的眼中，比较出人痘接种术的效果来了。
　　西方所用的人痘接种法未能随着中国人改良之法而改良，因此成功率较低。以外国之停留于痘浆法时苗接种的失败率较高来推论我国盛行不衰的人痘接种技术效果是错误的。人痘接种术在中国是成功的，并且随着技术改进而显得更加成功；它绝不等同于“一次人工的天花传染”。
　　4、人痘接种术在国外的传播
　　种人痘的技术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
　　据英·李约瑟博士考查，早在公元1700年之前，已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谈到中国种痘之术，但未获重视。
　　俄国人则较早派人来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刊)云：“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衙内，在京城肄业。”
　　康熙二十八年(2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俄国政府选派留学生来华；时值俄国天花流行，部分留学生即以专门学习痘科。康熙二十年恰召朱纯嘏等种人痘并推广之，俄国人学痘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人痘法于是很快传到了俄国，并在俄境广为推行。
　　当时俄国属土而南与土耳其接壤的锡尔戛西，本来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因为天花流行而损害了她们的容貌。正是因为人痘法的传入挽救了她们，法国大百科全书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在法国大声疾呼批评法国人不善学习和没有及时推广种痘技术，他赞扬锡尔戛西民族稿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wovtley Montague)将异国的种痘习惯传回本国，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
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锡尔戛西人的种痘术可能从此传来，也可能由南边的土耳其传来。中国与土耳其之间一直有丝绸之路的频繁往来，中国医生到土耳其种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Dudgeon John Hobson 1837～1901)在《中西闻见录》中说：“自康熙五十年(1717)有英国钦使曾驻土耳其国京，有国医种天花于其使之夫人，嗣后英使夫人遂传其术于本国，于是其法倡行于欧洲。”
　　Dyel Ball《中国风土事物记》中也提到：“说也奇怪，象其它许多事物一样，种痘术似也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这术约八百年前，中国宋朝已经应用，于1721年由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公使夫人蒙拉格氏(即蒙塔古)最早介绍来英国。”
　　土耳其的种痘术传自中国，是所公认由土耳其传到英国，则应归功于蒙塔古夫人。法国则在伏尔泰的再三呼吁后，也传入了人痘接种术。
　　俄国人又将种痘术传至非洲，首先在突尼斯施行。为保证黑奴贸易，乃得普行于全非。又因黑奴贩运到美，种人痘法遂传美国。
　　近邻的朝鲜和日本接受种人痘法反晚于欧美。大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方传至朝鲜；1744年，福州商贾李仁山到长崎，后奉长崎镇台之命种痘，医者柳隆元、堀江道元从其学。李仁山并著《种痘说》(日译本称《李仁山种痘和解》)。
　　至1778年，有人将《医宗金鉴》种痘卷拔萃，题为《种痘心法》刊行，至此种痘之法广为流传。
　　5、人痘接种术发明的历史意义
　　人痘接种法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造福于全人类并促进了医学科学的新发展，其意义不亚于四大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它本身曾有效地预防了无数次天花流行，拯救了准以计数的孩子的生命；也使许多人免于麻于、残废等天花后遗症的困扰。
　　它直接导致了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术在英国广为推行，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l749～1823)正是一位在乡间种人痘的医生。他是在种人痘的过程中才发现挤奶女工因患过牛痘而可免种人痘的（参见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史》，马伯英等中译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1796年，他试用牛痘苗代替人痘苗接种试验成功。显然，牛痘接种法不过是人痘接种法的一次革新。
　　如果说牛痘接种法曾作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那么，现在则完全有理由说：人痘接种法是更早的、真正的先驱，人痘接种法当之无愧地是现代免疫学滥觞之源。
　　预防医学以战胜天花传染、消灭天花为荣，是人类预防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
　　若此伟大的奇迹般的成就，其最先的肇始是由于中国古代发明的人痘接种术，然后传至世界各地，然后有由琴纳加以改进为牛痘接钟术，再以后是牛痘术在全世界的推行和改进。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创始之功不可没，中国人痘接种术永远彪炳史册。
　　三、卫生保健
　　清代前中期，人们对环境污染，蝇鼠虫害及其与传染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环境卫生措施。养生保健在继承前代成就基础上，着重于养生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养生对象尤其重视老年人。
　　当时，人们对水源污染和传染病发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孟英认识到人烟稠密的地区容易引起传染病的流行，在论及预防措施时，科学的要求：“平日宜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引浊”，以保护环境卫生。
　　这一时期，人们观察到苍蝇害虫污染环境，是人类许多疾病的祸根，唐黉《外科心法》认为“苍蝇闻秽丛聚，以致生疽。”因此，早在明代的外科著作《外科正宗》中就明确指出，病房“庶防苍蝇、娱蚁之同侵入”。
　　鼠害，早在先秦人们已有认识。到明代，《本草纲目》引梅师“正旦朝所居处埋鼠，辟瘟疫也。”把灭鼠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联系起来。吴宗宣撰《鼠疫治法》主张见死鼠即埋等法预防鼠疫。
　　一般认为烟草最迟于明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有一些医家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如清初医家张璐在《本草逢原》中就提出烟草有害的疑问，说：“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至乾隆年间，吴澄在编写《不居集》时，明确指出烟灼脏腑损人寿，并告诫人们烟酒“二物并行，贪嗜无厌。脏腑不为之焦坏乎?养生者当细思之。”吴氏的这番议论，十分可贵，对于今天提倡不吸烟的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养生学以继承、普及、推广为主要特点。在通俗性养生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尤乘《寿世青编》，重点辑录了前人关于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勿药须知”专论气功、养生。简明易学，为后世养生者所推祟。此书和黄克楣《寿身小补》分别被国内外学者译成德文出版。汪昂仿《寿世青编》之例，撰《勿药元诠》，分载《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及“恬澹虚无”经旨，以及“调息”、“小周天”、“道经六字诀”、“一秤金诀”、“金丹秘诀”等内容，简便易行，故流传甚广。书中辑集前代《修龄要旨》、《类修要决》、《颐生微论》载录的导引、按摩养生经验要点即养生十六宜：“发宜多梳，面宜多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舌宜抵腭，齿宜数叩，津宜数咽，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谷道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干淋浴，大下便宜闭口勿言。”后来传入日本，现在札幌等地区甚为流行。此外，徐文弼《寿世传真》所载的“十二段锦”，颜伟《延年九转法》，汪《寿人经》所载的理脏腑之导引等等，至今仍然为群众所乐于锻炼的养生方法。
　　中国养生学著作在此期间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并由此对国外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同时，国外的保健知识也被介绍进来。如郑观应编辑的《中外卫生要旨》四卷(1890)，除论述中国固有的养生、饮食、气功以外，还介绍国外如乡居、旅游、运动等养生方法，以及因地气不同、体质及病患不一，所以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若土地卑湿之处，宜开沟引水，多种花卉。其中载录西方名医海德蓝医生之养生论颇为详细，此可谓中国比较系统吸取国外有关卫生保健以为借鉴之始。
第三节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清代康熙以来，医家尊祟经典成为学风，呼应而起的经典医书注家，盛极一时。他们做了大量考证与注释工作，在古典医籍的整理研究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内经》
　　(一)张志聪《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
　　清初著名医家张志聪主持编著的《皇帝内经素问集注》和《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是一种影响颇大的《内经》全注本。
　　张氏集注本的注释水平较高。例如对《阴阳别论》中“二阴二阳发病，善张，心满善气”一句之“心满善气”的解释，王冰理解为“气蓄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其他对《内经》很有研究的医家吴昆、马莳，张介宾等均未对此作出解释，张志聪则对王注提出异议，认为“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其解说明确指出“善气”是善太息，这种心中满闷而善太息的解释，符合实际，较为贴切。
　　张志聪《内经》全注本屡出新见，其观点在近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中医理论研究有着较大贡献。
　　(二)各具特色的分类研究
　　1、择分《内经》为九类；汪昂、薛雪汪昂所著《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3卷，选录《素问》、《灵枢》中除针灸以外的主要内容，分为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和杂论9篇，兼采历代注家之长进行注释。注文简明扼要，较为浅显易懂，为后世学医者所喜读。薛雪所著《医经原旨》(1754)6卷，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9类，计14篇。注文简要，主要参酌张介宾《类经》中的注释，揉和各家学说重予撰注而成。
　　2、分类最简的《医经读》：沈又彭所著《医经读》1卷，挑选若干条文，分别归纳于平、病、诊、治4类之中，可算类分最为简要者。平，为脏腑的正常生理。病，包括病机、疾病。诊即诊法，治即治则。故该书分类虽简，但已概括生理、病理、诊法、治则四大部分内容。所选条文较为精当，起到了删繁就简由博返约的作用，是一本适用于初读《内经》者阅习的书籍。
　　3、探索篇序原貌的黄元御：清代名医黄元御，以《素问》、《灵枢》代远年湮，文次伪乱，倡错简之论。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著成《素问悬解》和《灵枢悬解》二书，《素问悬解》(1756)13卷，以通行本《素问》81篇的主要内容分为养生、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治论、刺法、雷公问、运气10类，重予编次。《灵抠悬解》(1756)9卷，根据通行本《灵枢》81篇的主要内容，按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脉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9类的次序重予编次。二书可称《内经》研究中独辟蹊径之作。
　　二、《难经》
　　此期对《难经》的研究，方式大抵是将《内经》《难经》有关内容相互对照，并以《内经》理论阐述《难经》义理与渊源。
　　清初莫所《难经直解》(1669)2卷，为《莫氏锦囊十二冲》之一种。莫氏注释《难经》以滑寿《难经本义》的理论为主，参考其余注家学说，并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徐大椿所著《难经经释》(1727)2卷，以《内经》理论为本，阐发《难经》义理及其学术渊源，其中述源析变、考订辨论、诠释发挥，颇具参考价值。黄元御所著《难经悬解》(1756)2卷，主要结合个人学识及阅读《难经》心得，对81难予以逐段注解，注文多较简要。
　　日本学者丹波元胤亦于19世纪初叶撰有《难经疏证》2卷，该书首列其父丹波元简《难经解题》1篇，元胤征引各家学说结合个人见解补其剩义。
　　三、《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一)《伤寒论》的研究
　　清代，由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及训诂学的盛行，《伤寒论》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仅清代前、中期流传至今的《伤寒论》研究著作在百种以上。
　　首先是明代已显端倪的学术之争，到了清代则更为明朗。主张错简重订或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不同医家，观点都比较强烈，均竭力宣称自己最能反映张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张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是喻昌，其《尚论篇》影响之大超过了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在他之后，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派医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编次，著书立说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础上进行。若周扬俊、张璐、吴仪洛、程应旄、沈明宗、陈知等等。另一派医家则认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尽复仲景原貌，因而他们的重订工作往往另辟蹊径而不循方喻。如黄元御撰《伤寒悬解》，钱潢撰《伤寒溯源集》，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医家有钱塘二张即张志聪、张锡驹，以及陈修园等人。这种学术之争并非没有意义，许多医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明力，往往博览群书，寻流溯源，深思熟虑，力求得出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响的佳作。
　　此期流传入境的外国学者的《伤寒论》研究著作恐怕可谓《伤寒论》研究中的一条不可忽略的支流。至今仍可见到的日本学者的著作不下四十种，以诠释或集注的形式为多。如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丹波元坚《伤寒论述义》，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正》等等，这反映了《伤寒论》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医生对《伤寒论》的推祟、理解和应用。
　　1、主张错简重订的医家
　　(1)喻昌与三纲鼎立说：喻昌研究《伤寒论》尊张仲景为至高，对自王叔和以降历代注家多有非议。而独对明代方有执一人颇赞赏，以为对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尤其认为方氏卓识超越前人。
　　因此喻昌对伤寒六经病脉证治的编次发挥追从方有执的观点，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三法分治三证，鼎足三纲，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种颇具影响的学说。
　　总之，喻昌研究《伤寒论》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编仲景条文，几乎于每一条文之前先以简明短语点出大意，之后又结合本人体会进行发挥，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2)方喻影响下诸家：张璐自言研究《伤寒论》历三十年，曾为诸家多歧而苦恼，迨见到方喻著作方豁然开朗。总结心得，撰成《伤寒缵论》与《伤寒诸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首详六经证治，后列他病。篇且分法基本同于《尚论篇》，原文后注释也是主要依据方喻之说。但他对喻昌伤寒温热不分，持有异议。他不仅将原文中言明温者指为温病，并将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等诸条均归入温热病范畴。
　　周扬俊也是方喻学说的追随者，认为历代注家唯此二人得仲景精旨。因此周扬俊研究《伤寒论》均采用方喻二家，遇注释不完善处，又自潜心体会，以期另有所得而补其不足。故其著作名《伤寒论三注》。清中叶之后，以此立说者并不止周氏一家，如黄元御、包诚、陈修园等人。即使至今，也仍有人循此思路研究《伤寒论》。
　　(3)黄元御的错简重订说：黄元御治古医经，无不以错简为说，他不象其他主张错简重订的后续医家那样推祟方喻二人，他认为“四圣”之后，唯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意。他重订《伤寒论》条文，不遵风寒营卫或三纲鼎立之说，而是自成体系。首先他提出寒温异气。认为“冬伤于寒”并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发，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调养，伤精蕴热，至春夏温热之气引发内热而发，故表里皆热，五脏六俯皆受病。其二他提出伤寒六经非皆经病。他认为唯太阳有经证，而他经均无纯悴之经证。阳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腑病连经。三阴经皆言脏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脏病连经。少阳一经居半表变里，言半脏半腑，少阳之经病乃脏病腑病连经。故经病总统于太阳一经，腑病脏病则各经分治。
　　2、主张维护原有编次的医家
　　(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逆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
　　张志聪的著作为《伤寒论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门人高世于1683年补订成书，共6卷。他认为：“仲祖《伤寒论》其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仅有“伤寒例”为叔和所增，删除之。其余根据先证后脉的原则进行调整，虽然将“平脉”、“辨脉”及“痉湿”移至六经篇后，六经脉证条文，悉以原书次序进行汇节分章，将398条分作100章，认为这样便使此经编次条理通贯，毫无漏隙，故亦无错简。此较张遂辰维护旧编次之论据大为有力。
　　张氏对风寒伤营卫之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并非风必伤卫，寒必伤营。
　　张氏主张以运气学说理解《伤寒论》，他甚至认为此乃张仲景立论之本。他以六经气化为病解释伤寒病，认为纪日与传经是两回事，前者指经气而言，后者指病气而言，经气日传一经，病气则一传便止。传于某经，则见某经之病，不复再传别经。如停留阳明，则见白虎汤及承气汤证，不复再传少阳。
　　张锡驹著有《伤寒直解》(1712)6卷，书中完全同意张志聪以上主张，甚至除先脉后证外，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亦取诸张志聪。其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事实上这个观点成立与否关系到经方医家的社会地位，所以常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内容。
　　(2)陈念祖：陈念祖平生尊经祟古，其著《伤寒论浅注》(1803)6卷，竭力维护旧论。他认为“叔和生于晋代，与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而且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十篇，章节起止照应，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因此他断定此皆仲景原文，叔和绝无意变乱。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换后，重成一篇畅达文字，则虽仍是仲景句子，却非仲景文章。因而陈氏在《伤寒论浅注》中未有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但是他认为除以上十篇之外其余几篇，皆叔和欲补其详而加入。为了维护《伤寒论》的纯洁，陈氏将之删削不录，形成所谓十篇《伤寒论》洁本，并由此流行。
　　3、从方剂入手研究《伤寒沦》的医家
　　清代有一些医家的研究以探索张仲景辨证制方之所以然为线索，强调见什么证，用什么方。代表者有柯琴与徐大椿。二家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分经立论，此外，徐彬《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柯琴：柯琴的著作《伤寒来苏集》(1669)8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种，影响最大的是《伤寒论注》。柯氏认为张仲景原书本平易，只是历代注家画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因而柯氏治伤寒学，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后尘。而根据张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从方剂入手，将原文以方证归类重新编排。他以六经为总纲，以证候为依据，因方类证，方随经出。开篇先立总纲一篇，概述伤寒脉证，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分述各经脉证大略，这样既提出纲领，又使原书中有论无方的条文有所归属。此后每证立为一篇，以方名证。如太阳病中收集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一类证，其中桂枝汤证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兼证、汤方、服法、方禁、坏病、疑似症以及其加减变化凡十九方。他经他方均类此条例。条文既出，注解附后。
　　(2)徐大椿：徐大椿虽为一代儒医，但他对《伤寒论》原有的编次问题并不十分看重。其著有《伤寒约编》(1759)6卷，《伤寒论类方增注》(1764)1卷。其中前书更具学术代表性，他认为《伤寒论》并不是仲景依经立方之书，而是救误之书，本无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变迁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等等，皆各有主方。起加减变化则各有法度，不可有分毫的错误。于是，在他的《伤寒类方》中，不言从何经来，往何经去，而是着眼于仲景的处方用药，类方不类经。
　　他将《伤寒论》中一百一十三方分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二类，均以主方命名。每类先列主方及其方证，然后依次排列加减类方。最后方列“六经脉证，一篇，说明六经主证主脉及别证变证。目的在有助于理解方证分类及用药加减异同的道理，有利于正确使用《伤寒论》方。全篇文字不多，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方证全面，即使作为一种学习《伤寒论》的工具书也很有价值。
　　4、从治法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此派医家强调探索张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据。代表医家有尤在泾与钱潢。事实上，二人对法的定义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颇有差异。
　　(1)尤怡：尤怡治伤寒学，立足于彰明仲景辨证思想，在其《伤寒贯珠集》(1810)中，一方面从治法入手研究证候分析标准，一方面仍以六经为大纲。在三阳病与三阴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标准。
　　他将三阳病治法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不以具体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法则。如太阳病治法共分五类。素体虚弱，或脏腑阴阳偏胜，或原有宿疾者，同为伤寒之证，必须将麻桂汤化裁使用，此为权变法。为汗之不当而有斡旋法；为误治生变而有救逆法等等。
　　三阴病治法大致分为汗、下、温、清四类，以具体治法命名。其中太阴病治法因脏病、经病、经脏俱病，分为温里发汗及先里后表。少阴病治法因寒热虚实见证不清、下、温及生死法四种。厥阴病治法则根据厥热之进退分温、清二法。
　　(2)钱潢：钱潢对《伤寒论》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方法。但他对法的理解不同于尤怡，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证治无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对治法的分类非常细腻。在他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1707)10卷中，他以六经证候为依据，阐发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义，他对伤寒治法的分类确切地说是以证命名的。
　　5、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著述有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舒诏《伤寒六经定法》，沈尧封《伤寒论读》等等，其中陈修园是影响最大的，他作为强硬的尊经派，曾力主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临床医生，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因而他也主张使伤寒理论切于实用。
　　(二)《金匮要略》的研究
　　古代医学界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并非与《伤寒论》研究并驾齐驱，开始较晚，著作也远不及后者为多。这可能与《金匮要略》发现得晚有关。虽说明代已有《金匮要略》研究著作出现，如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但更多的是清代的作品，如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程林《金匮要略直解》(1671)，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魏荔彤《金匮要略方论本义》(1721)，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等等，但最有特色的是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与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1、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
　　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1729)可谓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金匮要略》研究著作。书中尤氏根据原书编次，逐条或数条一节进行注释。依其自序所言，他的注释遵循三条原则。其一，力求辞义精确符合原意，即所谓当于古人之心。其言未必尽称“灵素”，而是以本人体会为主，直入其义，有时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其二是“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三，“其或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如“杂疗”以后三篇，《金匮要略心典》中未以收入。尤氏又参考历代方书，参以个人心得经验，撰著有《金匮家》(1768)8卷，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以为《金匮要略心典》的补充，羽冀《金匮》。
　　2、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黄元御在撰成《伤寒悬解》之后，立即转入《金匮悬解》的编著工作(1754年成书)，因此二书的思路非常相似。他将《金匮要略》的篇目、条文也重新进行调整编排，并进行一些删减，如删去“杂疗方第二十三”等三篇。他认为《金匮要略》治内伤杂病，以扶助阳气、运化气血、温熙脏腑功能为大旨。但又兼采后世滋阴之说，推阐“阳自阴开，阴由阳降”之理，言之颇见透彻。书中逐篇诠译原文，并详述四诊九候之法。在他的《金匮悬解》中，将《金匮要略》条文分成外感、内伤、外科、妇人四大部分，各部分又按原类病法分类，每类各为一卷，卷前加以短论对该卷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
　　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1803)10卷，在体例和编写特点上亦略同其所著之《伤寒论浅注》。书中删去最后三篇外，并在第22篇妇人杂疗脉症中增补了阴挺论等内容，陈氏选辑前人有关《金匮要略》的部分注文。参以个人见解加以阐发，以探求《金匮》要旨，由于注文简要，明白易晓，适于初习者使用。故流传较广。
　　日本国学者丹波元简、丹波元坚父子也各有研究《金匮》的专著。元简著《金匮玉函要略辑义》(1806)6卷，采辑徐彬、程林、沈明宗、魏荔彤及《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等家注本，结合己见逐条阐析仲景原文，考订较为精详。方解部分除选注诠择外，又参考古今方书增补了一些效方。元坚著《金匮要略述义》(1842)3卷，选录《金匮》原文以段落分注，除发挥个人所得外，又补充了赵以德、周扬俊、朱光被等诸家学说。这对其父元简之《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一书，在采辑各家学说和阐述仲景精义方面均是很好的补充。
第四节基础医学理论的进步
　　一、解剖学及大脑的新知识
　　1、王清任在人体解剖学上的探索
　　元明以来，解剖学的事例和实际应用时有所见，如何一阳、王圻、沈彤等，皆有贡献。但中医的解剖学的伟大革新，是在王清任的大胆探索、躬身实践后才发生的。
　　长期以来，尊经祟古之风弥漫医界。人体解剖的知识唯以《内》、《难》是从。王清任却在研究《内经》、《难经》等之后认为：“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他一反过去一些著作家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订方法，必图亲视脏腑而为改正之说。无疑，这是躬身实践的科学态度。
　　当时王清任也只有观察的机会，而没有亲手解剖的可能。因此，他对刑杀囚徒进行反复的观察参照，并向有关人士请教，以求了解脏腑形态。
　　显然，王清任受到时代和礼教的局限甚大。他的创造力、探索的勇气和机会都受到挫折。这使他的《医林改错》没有达到预期的解剖学上的革命性成就。但他的怀疑精神、亲身观察的科学态度毕竟体现了中医发展的时代潮流，给后人以许多启迪相激励；另外他毕竟至少重绘了十三幅内脏解剖图，对会厌、气门、卫总管、营总管、气府、血府、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等提出了新看法。这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确是比较过去的医籍要准确。有不少且是过去医籍中从未描叙过的，例如肺的解剖，气管分支、肺泡及胸膜脏层等，虽名词与今不同，但结构大体正确。脾、胰、大小网膜等也是过去从未描述清楚的。王清任虽然仍是脾胰合一，但画出了胰管(珑管)，并说清了与肝、胃等之间的毗邻关系。
　　2、关于大脑功能的新知识
　　《内经》中关于大脑的功用，大抵是与耳目有关，未将大脑与神经中枢联系起来，也没有大脑主记忆的观念。一般仍以“心”为全身主宰。道教经典比较重视脑，但也仅述及其为“上丹田”、“泥丸宫”、“神舍”。
　　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是一大进步。不过，大脑的主宰功能和记亿功能，均未作深入论述。
　　清初汪昂撰《本草备要》(1694)，在“辛夷”条下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一语，并以同乡金正希所语证诸：
　　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
　　王清任《医林改错》乃有“脑髓说”专论。他并且进一步批判了自古以来“灵机发于心”的错误，发挥了“脑主记忆”的理论，而且从大脑发育与五官功能的关系上阐明了脑主五官感知和指挥语言的功能。脑髓说大大完备了。他并且指出，“两耳通脑”、“两目即脑汁所生”、“鼻通于脑”。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解剖学的说明。又以癫痫一症的症状用脑病理作解释，提出了“灵机在脑”的实际证据，使中医学关于大脑功能的认识大大提高。王清任的“灵机在脑”说是比之“脑主记忆”说更为提高了的。
　　二、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到了清代，在各科专著中均有新的见解，如薛己外科、夏禹铸儿科等，就一般而论，则于以下诸方面尤见长足进步。
　　首先是舌诊。清初康熙七年(1668)，名医张璐之子张登著成《伤寒舌鉴》一书，可谓是舌诊史上的重大发展。
　　此书以十六世纪下半叶申斗垣(拱辰)之《伤寒观舌心法》为底本，参入其父张璐治案所记，及他本人亲历经验，删一百三十七舌图为一百二十，分属于白苔、黄苔、黑苔、灰苔、霉酱色苔、红舌、紫舌、蓝舌等八类之中，末附妊娠伤寒舌苔一种。在总论之下，舌苔与舌质区分立论，根据额色的深浅、兼杂、润燥、偏全及形态等不同，逐一图形显示，叙其证，明其理，列其治，辨证详确，要言不理，医者观察对照竟可按图索“治”。
　　不过，此书仅论伤寒热病舌诊，删去杂病，终非完帙。至清末乃有刘以仁《活人心法》、梁玉瑜《舌鉴辨正》(1891刊)，辑为舌诊之集大成书，乃更为全备。四诊的其它方面，进步不如望诊显著，多为承先启后之著，但某些方面得到强调。例如喻昌之《医门法律》，有“闻声论”，强调呼吸的观察，对于掌握病情进展变化十分重要。石芾南之“闻声须察虚实论”(见《医原》)对闻声辨息的分析更为清楚且实用。
　　“燥邪干涩，声多厉仄，或干哕，或咳声不扬，或咳则牵痛，或干咳连声，或太息气短；化火则多言，甚则谵狂，其声似破传哑，听之有干涩不利之象。湿邪重浊，声必低平，壅塞不宣，如从瓮中作声音然，或默默懒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声，或水停心下，汩汩有声，或多噫气，周身酸痛，沉重难展；化火则上蒸心肺，神志模糊，呢喃自语，或昏迷沉睡，一派皆重浊不清之象，流露于呼吸之间。他如出言壮厉，先轻后重者，外感也；先重后轻者，内伤也；妄见妄言为语，无稽狂叫为妄言，实也。……虚实两途，阴阳异治。然则闻声之道，顾不重哉!经故曰：闻而知之之渭圣。”
　　问诊方面喻昌颇有发明。对于问诊方法的注意点，他说得很有道理：
　　包括对过去史、现在史的询问，及避免诱导性发问、不轻信第三者等，皆与现代医学的问诊原则一致。
　　蒋示吉，其于问诊的方法，尤见细密详尽、浅近适用，于临床家尤感便利，使辨证分析，有可靠根据踪迹可寻。
　　切诊方面，也有所充实。如明·王绍隆传、清·潘楫增注的《医灯续馅》(1652)，汇各家脉学参注，结合自己经验及见解，联系各科病证阐述脉理治法，内容颇为详备而切合临床。又有李中梓之侄辑撰《脉诀汇辨》(1664)，提出“脉学六要”：即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熟悉兼至之脉；察定平常本脉；准随时令变脉；确认真藏绝脉。对于医生临床辨脉确有提纲挈领和警策作用。至若贺升平辑之《脉要图注详解》(1783)黄宫绣《脉理求真》(十九世纪初)、周学霆《三指弹》(1827)，也为闻述脉学著作，均能联系病因症治，并示之以学习、运用之法度，不谓无益。
　　三、医学史著述及资料
　　作为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清代于医史资料纂集、考证、评论等方面，有较明显的进步。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蒋廷锡等编纂，刊于1723年，其“医术名流列传”，以辑清初以前著名医学家传记共1200多则，为空前的全帙；而其选辑的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内容，亦多可作为医史资料参考，反映出不同时代医学面貌的一个侧面。而王宏翰所撰《古今医史》(1697年刊)，所记古今医家传略对古来神怪传说多所纠正，亦属难能可贵。至若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内多评骘古今医家、医著之文，言简而赅，切中肯綮，实可以短篇医史论文视之。复有王丙、字朴庄，于《吴医汇讲》卷九刊发“考正古方权量说”，对自古以来方书所用剂量从不同时代度量衡变迁角度及临床实际情况予以一一考证，既甚有益于临床，又为医学史的权量变迁源流论文，颇具科学性。清代又有许多医家、医话类著作，其中对医史文献资料等内容亦每多涉及，反映出医家们普遍对医史研究的重视和新的兴趣，此实是医学史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必将脱颖而出的前奏。
第五节药物学与方剂学的进展
　　一、药物学
　　整个清代，虽然难以找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杰作，但也异常繁荣，至少在本草著作的数量上空前多，种类空前丰富。
　　(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
　　在医学史上，但凡一部伟大著作产生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产生众多的后续性著作。在《本草纲目》众多后续性著作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一成中写过大量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升降秘要》和《药性玄解》是介绍炼丹方法的，实际上是研究制药化学的专著；《本草话》是辨别药物真伪和产地的专著；《花药卜名录》专载药物别名和隐名；《奇药备考》是补充明代高廉所著《珍异药品》的著作。可惜这些著作都已散佚无存。赵学敏毕生心血在药物方面只留下《本草纲目拾遗》10卷尚流传于世。
　　《本草纲目拾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总结了《本草纲目》之后药物学发展的成就。全书载药921种，其中的716中为《本草纲目》所未载。这一数字超过了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所新增添的药物数，对李时珍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载铅粉辛寒无毒，世人“皆仍其误”，危害匪浅，赵学敏根据实地考查，证明这是错误的，并加以纠正。赵学敏对民间医药知识极为重视，他深入到民间劳动群众当中，虚心学习求教，采集了许多简、便、廉的草药和单方。如鸡血藤舒筋活络、鸦胆子治冷痢、千里光治疮、鹧鸪菜驱蛔虫、臭梧桐治头风、六月霜解暑毒等等都直接来源于民间经验。他还记载了清以来传入的药物知识，如治疗疟疾的金鸡勒、治疗咽喉肿痛的胖大海、外用的日精油及东洋参、西洋参、烟草等等。还记载了一些西药如消强水、刀创水、冲鼻水等。赵学敏编纂医药著作的目的是“可济于世”，因而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因此《本草纲目拾遗》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清代新内容最丰富的本草著作之一，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
　　(二)尊经复古思潮下的本草著作
　　从明代缪希雍《本草经疏》起，明清在药物理论探讨上出现了新的变更，其中有言本草必宗《本经》的尊经派，着力阐发《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机理；有致力于《神农本草经》原文的辑复工作的；还有以张仲景所用药物为研究对象，注疏“经方”药物的。这种尊经复古倾向的产生与清代整个医学界的复古思潮有关，与清政府禁固思想文化而产生的乾嘉考据学风也有关。
　　1、注疏《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本草祟原》为张志聪的未完稿，经其门人高士继续完成。他们从药物生成、形色性味及与病因病机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药理，切于实际，通俗易晓。
　　清代中叶另有姚球撰有《本草经解要》一书，论药着重在“药与症相应”。把药物气味功效与人体脏腑功能紧密结合，与《本草祟原》殊途同归。
　　乾隆年间著名医家除大椿撰集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从辨药物之形气监督来探讨药性，研讨精深，多有新意。他针对当时一些不明药性、滥用药品的时弊予以抨击。
　　陈修园撰写《神农本草经读》时常结合张仲景用药法，并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颇有建树。综上各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理论上尊经崇古，但由于以上著作多出于临床经验丰富的名医之手，故有不少宝贵的用药经验体会，颇有新的见地，所以流传较广。
　　2、对《神农本革经》等的辑复工作
　　《神农本草经》的辑佚始于南宋，至明代有卢复辑佚本。清代受考据学的直接影响，一些经学家把其余力用在本草著作上，出现了一股小小的辑佚热潮，孙星衍、孙冯翼所辑《神农本草经》是各种辑佚本中较突出的一部。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孙冯翼是他的学生，仰仗他们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学风，二孙辑本受到广泛重视，多次翻刻，影响较大。此后顾观光在《神农本草经》药物校勘和考证方面下了一定功夫，辑为新的本子，但其编排次序取自《本草纲目》所列《本经》目录，未为允当。
　　此外清代对《吴普本草》、《雷公炮炙论》、《新修本草》都作了初步辑复工作。
　　3、注疏经方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清代部分尊经复古者专门讨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中的药物。黄元御《长沙药解》，取张仲景方书中161味药，探讨张仲景治病用药机理。其特点是将论病与用药议方结合起来，间附个人见解，对当时医学中的流弊也多加针砭。
　　邹澍将张仲景所用173味药予以疏证，编成《本经疏证》。该书将药物分为三品，除注疏药性外，还在毒药下论述了药物基原，其特点是结合个人体会，把药、方、病结合起来论述。
　　此外还有周岩《本草恩辨录》吴槐绶《南阳药证汇解》和田伯良《神农本草经原文药性增解》也都着眼于张仲景用药法的研究。
　　(三)《本草述》及后续著作
　　清初节纂改编《本草纲目》的著作中，刘若金的《本草述》影响较大。他将《本草纲目》进行了删节修订，在80岁上撰成《本草述》一书。书共32卷，编排顺序、药品基本上都取自《本草纲目》大量吸收宋元以来医家有关论述。该书论药以谈论药性药效及药理入手，常于略引前人论说之后，附以大篇阐释，对有些药物解说辨析入微，颇有见地。
　　该书一问世，颇受欢迎。嘉庆间杨时泰对其进行删节修订，增加了药物基原、产地、性味、主治等内容，使一部原为专述药性的著作，一变成为适于临床应用的书籍，命名为《本草述钩玄》。
　　在《本草述》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还有陈其瑞的《本草撮要》，全书以药为经，以方为纬；体裁与《本草述钩玄》相类似。另有张琦依据《本草述》节录的《本草述录》。其后蒋溶又在张琦节本基础上再加辑补，成《萃金裘本草述录》。张琦学生包诚在张琦节本药物基础上，以十二经络为经，十剂为纬，列成《十剂表》。
　　(四)普及性本草著作
　　在清代400余部本草著作中，普及性本草书籍竟占大半，这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普及性本草著作中仍不乏高水准之作。
　　清代流行最广的普及性本草著作是汪昂的《本草备要》。他以《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为基础加以综合节要而成。该书最大特点是实用，所选400种药物皆常用之品；另一特点是通俗，解说简明扼要，易懂易记。
　　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是《本草备要》的增补本。共录药物720种。分类编次悉同《本草备要》。补充了许多未见于本草著作记载的民间药材。在药物识别上他也根据体会予以记述，其次在产地、道地药材、炮灸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
　　其它如郭佩兰的《本草汇》、张璐的《本草逢原》、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等也各有特色。
　　二、方剂学
　　清代方剂学与药物学有类似的特点，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多短小精悍，适于应用。同时对理法方药和方剂配合意义的研究已更为普遍，水准也不断提高。
　　清代在方剂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著作要首推汪昂的《医方集解》。该书在分类编排上打破了过去方书以病症分类的传统，而采用根据方剂功效分门别类的方法，按补养、涌吐、发表、攻里、表里等21门归纳诸方。这样既便于查阅，又避免了重复。每一具体医方又分项分别论述介绍组成、方解、附方等，条理清晰，眉目分明。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选方精炼。该书选取正、附方各300余首，选取原则是“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由小见大，有精见博。所选方剂皆药味简洁，药物平易者，便于实用。书中虽有少数峻猛之剂，亦为攻坚夺病所必需者，而对冷僻，专治奇症怪病或药味超过20味以上者，则不收录。其三议论有独到见解，该书中作者个人发明则以“昂按”标明。作者每每对待学术上的争鸣直陈己见，影响深远。
　　吴仪洛鉴于《医方考》和《医方集解》各具优缺点，综合二书内容，进行了删改补充，编成《成方切用》一书，影响亦较广。
　　在清代众方书中独树一帜的还有赵学敏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民间‘走方医’(铃医)的医术方药经验汇编。赵学敏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将走方医的秘不传授的秘方整理保存下来。全书载方贯穿“贱、便、廉”的原则，高度评价走方医的截、顶、串三大法。记载了许多卓有疗效的经验，如吴茱萸末贴足心治咽喉肿痛、鸡血治娱蚣咬伤等等，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费伯雄著《医方论》4卷，根据《医方集解》方剂次序，逐方予以评述。王翊的《万全备急方》多取山野常见草药，适于僻壤穷苦之人。宋鸿雪的《方便方》，选古今名医经验单方汇集而成。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取祖父、外祖父平生所集录的验方及他本人二十年间在各地所闻所得的各种成方。徐大椿把《伤寒论》中各方分成桂枝类、麻黄类、葛根类等十二类，以简驭繁，纲举目张，著成《伤寒类方》、许宏《金镜内台方议》也专为阐发张仲景方义而作。清代较有影响的方书还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王孟英的《潜斋简效方》、年希尧《集验良方》、何梦瑶《医方全书》等等不可胜计。
　　以歌诀形式普及方剂内容的著作在清代也有很多，如汪昂的《汤头歌诀》选方290首，编成200余首七言歌诀，每首歇诀之下还有简要注释。该书亦流行甚广。陈修园编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等。
第六节医学入门书的空前发展与医学杂志的出现
　　清代临证各科都取得许多新成就，同时也涌现了众多古医籍注释本和医学全书、类书、丛书的编纂出版；启蒙医书以及入门方书的编著、出版，继明代之后空前繁荣，成为清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我国第一本医学杂志《吴医汇讲》的出现标志着医学学术讨论开始有了一个新阵地。
　　一、启蒙医书
　　清代医家编著的启蒙医书和方书为数颇多，影响后世较广的有：
　　程国彭的《医学心悟》，集程氏研究历代名家医著心得及其三十年来的临证经验。全书条理清晰，论述言同意，深入浅出，选方切于实用，在临床医学入门书中影响较大。
　　陈修园，治学严谨，著作多本个人临证经验，阐发通俗明晰、深入浅出，对医学普及具有较大影响。其所著《医学三字经》是以三字一句的歌诀形式写成，介绍内、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及通用方剂；《医学实在易》叙述理法方药，简明扼要，附歌诀，便于初学；《医学从众录》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兼及妇科。全书简要实用，便于初学医者临证参考。
　　二、《吴医汇讲》
　　《吴医汇讲》是唐大烈编辑出版的具有现代期刊特性的不定期刊物，对医学学术交流和普及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长洲一带文化发达，学术气氛浓厚，名医荟萃，其中不乏具有真知卓识、医技精良的高手，唐氏为了不使这些才华匿采藏光，技能埋没，而且认为同道间的经验交流，互相切磋，是扩展学问的最好途径。于是他桂鲼医界佳作，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创刊《吴医汇讲》，分卷出版，至嘉庆六年(1801)唐氏逝世而停刊，先后出版11卷，合订为1册。10年期间，陆续收载了长洲、无锡、常熟、太仓等江南一带41位医家的各类医学论著文章94篇，其中唐氏的文章有15篇之多。
　　《吴医汇讲》的特点大体可归纳如下几方面：
　　(一)内容广泛
　　《吴医汇讲》各卷所载文章，不分门类，不限体式、不拘内、外、妇、幼各科，也有经黄著作的注释闻发，专病的讨论、医德教育、方剂本草的疏解、历代医家典籍的评论、医学随笔、医史考证、验方交流、运气经络学说、病因病机的探讨、医话、歌诀、读书方法等，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多采，而且理论与临床初中并重、切于实用。
　　(二〕提倡学术民主
　　唐氏认为诸多作者的文章集于一册，由于作者的观点各异。有时可能互有矛盾之处，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不同观点的论著。只要言之有理者，采取兼收并蓄的作法，由读者自己决定取舍。
　　(三)选编文稿一视同仁
　　《吴医汇讲》选编文章排列次序不以作者年龄的老幼及资历高低来划分，而是依来稿的选后定次序，先来的先刊出。
　　(四)选稿重新意
　　唐氏要求作者独立思考，文稿要有创见，那些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陈辞旧调的稿件，概不采用。
　　(五)沟通读者与作者
　　《吴医汇讲》刊出的每篇文章，在标题前先简要介绍作者姓名、讳号、籍贯、职称、生卒年月等，以使读者对本文作者有所了解，颇具医史资料价值。在我国期刊出版史中可谓首创，现今我国出版的学术期刊中有的就在正文前或在正文末附作者小传。
　　从上述《吴医汇讲》各方面来看，同现代期刊的特征颇相吻合，可以说它是我国最早的中医综合学术期刊。这要比英国当今还在出版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创刊早31年。
第七节临证医学的成就
一、内科杂病
　　清代前中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延续了明代的特点并有所深化。在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上，主要是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对明以来温补派学术主张所进行的论争，这种论争进一步促进了内科杂病学术的繁荣。在辨证治理论的运用上，这一时期对瘀证等一些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经验总结大为深化，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有关内科杂病的综合性医著与专著、专篇也不断丰富，尤其有关内科杂病的专著增多，所论及的内科杂病的具体病证亦更为广泛。
　　(一)温补派的余绪与学术争鸣
　　清代前中期，一些医家在学术上仍受温补派的影响，推祟其说并续有发挥。如清初医家高鼓峰遥承薛己、张介宾的学说，注重五脏诸证的辨证的治疗，其中尤其着重于养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吕留良在医学方面，其学术思想也属于温补学派，对薛己、赵献可之学，特别是对赵氏的命门学说有所发挥。他主张对命门之火宜养不宜伐，故偏于执八味丸统治诸病。又如沈朗仲《病机汇论》，举历代医家对内科疾病脉、因、证、治的有关论述，其中十分突出和推祟李中梓注重脾肾的学术内容。张璐医学观点接近于薛已、张介宾二家。其方药主治多本于《薛氏医案》和《景岳全书》，明显地受温补学派的影响。马元仪从学于李中梓，对张璐的学术思想亦有深刻的研究，故在他的医疗实践中，颇侧重于甘温补中、益气扶阳两方面。马元仪下传于尤在泾，故尤氏在继承李中梓学术观点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这些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温补学派的医学思想，丰富了祖国医学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病的临床经验。
　　(二)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中风医家姜礼在系统研究历代医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中风证有相当明确的见解。主张应从中风证的内在病变来考虑这一问题，不能胶固在“风之一字”的命名上纠缠不清。认为中风的病变主要责之内虚。
　　熊笏认为中风的发病与人身卫气有关。卫气虚是引起外风乘虚而入，形成中风的病机所在。在治疗方面，以卫气为纲，研究和阐述中风的辨证施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丰富了中风病的学术内容。
　　瘀证此期医家王清任在瘀证证治上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他认为百病皆伤气血，在强调气虚为病的同时，又认为气虚可致血瘀，二者常相兼为病，故在治疗上创立补气活血法，王氏补气善用黄芪，12首补气方中就有11首方用黄芪。王清任善用活血逐瘀法治疗血瘀诸证，其所列的血瘀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没有明显血瘀征象的无形的血瘀证。二是有明显征象的有形血瘀证，如流紫黑色血等指证。王氏强调化瘀必须行气，在《医林改错》的15首活血化瘀方中，均以活血化瘀与理气同用，气行则血活瘀化。
　　王清任在补气活血与活血逐瘀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创制了许多著名的方剂，丰富了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为后世临床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产生了不小影响。
　　(三)对霍乱的认识
　　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然而，”霍乱”作为一个中医病名，在《内经》中便有记载，指的却是以腹痛呕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种其他疾病。以示区别，前者也被称为真性霍乱。我国出现真性霍乱约在1817年，是由国外传入的。
　　正由于古代医书中所言之“霍乱”与真性霍乱是在同一病名之下，而且是症状相似的不同疾病。因此真性霍乱传入之初，中国医生对其难免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混淆，然而经历了几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医家们。随着临床经验的逐渐积累，对真性霍乱的病因病机、证候表现、诊断、鉴别诊断以及治疗、预防等，逐渐形成了相对正确的认识。
　　首先，医家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胃肠系统的烈性传染病，其好发于夏季，春秋有散发流行。此病一旦发生，如不及时控制，则可沿门阖户，成燎原之势。并且认识到此病的流行与交通繁杂，人烟密集及卫生环境恶劣，尤其是饮用水源的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医家们对1820年那一次霍乱流行的记载看来，他们对霍乱的临床观察相当细致，几乎可以认为他们已认识到古代医书中所言之霍乱与当时流行的真性霍乱属于不同的疾病。例如徐子默对真性霍乱剧烈吐泻，小腿枸挛及严重预后描述得非常准确。王孟英试图对热霍乱(真性霍乱)与寒霍乱(其他肠道疾病)进行区分，欲将真性霍乱从夏秋和其他肠道传染病中独立出来。他所指出的三个要点：传染性的强弱，有无腹痛，病情及预后如何，恐怕是当时所能做到的鉴别诊断的关键所在。对于霍乱的治疗可以说当时处于尝试阶段，包括了多种治疗方法的使用，有伐毛、取嚏、刮法、刺法、洗、放血、辨证施治行中药方汤治疗等等。当然，主要仍依靠内服汤药治疗。根据医生的用药习惯，有主张以清凉药为主的，如王孟英；有主张以温热药为主的，如徐子默。
　　对于霍乱的预防，医家们明确指出求神符对防病徒劳无功，预防的关键在于注意隔离，保持环境洁净卫生，空气流通，尤其要注意防止饮用水源的污染与饮食卫生，这些认识都相当可贵，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科学性。
　　(四)内科杂病著述的不断丰富
　　清代前中期延续了明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不断丰富。在内科杂病占有重要地位的有关内科的综合性著述中，重要者如：李用粹的《证治汇补》记述八十余种病证的辨证论治。其中主要为内科杂病，内容简明扼要；林佩琴的《类证治裁》其大部分篇幅都论述了内科杂病。中如对脱证、喘证、泄泻与痢疾、癃证与闭证等病证的析折，都条分缕析，精确实用。
　　著名医家尤怡《金匮冀》，则可谓这一时期中内科杂病专著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专论内科杂病某些病证的医著更为丰富，如卢之颐的《痎疟论疏》孔毓礼的《痢疾论》、吴道源的《痢证汇参》等；汪启贤的《中风瘫痪验方》、肖埙的《中风证》与熊笏的《中风论》等；均有较大影响。
二、妇产科
　　清代医学分科仍设妇人科。清代妇产科发展的主要成就是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出现了多种门类优秀的妇产科著作，它们代表了当时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
　　清代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其中的《妇科心法要决》是乾隆年间，吴谦等奉政府之命所编辑的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的一部分(第44～49卷)。书中论及的妇产科病种较为齐全，对每种病证的病因病机、症状表现、诊断和治疗都有系统论述。
　　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妇产科著作首推《傅青主女科》。该书对带下、血崩、妊娠、正产、小产、难产、产后等病证的论述，内容简要，论证精辟，尤以治法方药颇有创见，受医界推祟，传播极为广泛。
　　《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萧山县竹林寺僧撰写的女科著作的总称。竹林寺，寺僧大多擅长妇科，历代相传。据有谱可查者到清末已达97世。所授著述，秘不外传。自清初以后始有传抄的各种刊本行世，仅现存者已不下30余种，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即《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钟》(乾隆三十六年，1771)。
　　清代专论产科临床病证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唐千顷的《大生要旨》5卷(1762)，阎纯玺著的《胎产心法》3卷(1730)，及汪《产科心法》2卷(1780)，还有以重视孕产期保健而著名的亟斋居士撰写的《达生篇》1卷(1715)和张曜孙《产孕集》2卷(刊年不祥)等。
　　(一)傅山在妇产科临证治疗上的成就
　　傅山临床注重辨证，理法严谨。特别在治法上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即重视培补气血，调脾胃，养肝肾；创制的方剂实用有效，用药简易平和。这一特点在傅氏论述经带胎产杂病的治疗中都有显著反映。
　　1、关于血崩的治法：傅氏治疗血崩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补气摄血法：对暴崩失血，主张首先补气。如固崩止崩汤，方中人参、黄芪、白术补气；当归、熟地补血；黑姜补火升阳。此方可说是傅氏益气养血补火升阳的代表方剂，临床上用于血崩往往可使病情转危为安。
　　(2)补血止崩法：傅氏认为血崩之火为虚火，强调治疗应以滋阴为主，并铺以清火。代表方剂如清海丸，全方用药纯和，无一峻品。
　　(3)祛瘀止痛法：对伴有血紫有块、手按之疼痛等症的血崩，傅氏主张，治法须行血而祛瘀，活血以止疼，则血止愈矣。”
　　2、调经法及方药：关于调经的方法，傅氏提出的有：清热凉血法，滋阴补肾法，健牌益肾法。这些已成为现代中医妇科学调经的基本大法和常用方药。
　　3、治带法及方药：在现代中医临床常用的治带方法中，由傅氏提出的有：健脾益气法，清除湿热扶脾法，清肝调肝法。
　　4、不孕症的治疗方药：在傅氏提出的治疗妇女不孕的方法中，仍受到现代妇科临床重视的有：养血滋阴法，温肾培脾法等。
　　(二)临产将护
　　《达生篇》将唐宋以来，关于对产妇临产时护理的经验，高度概括为六字口诀，即“睡，忍痛，慢临盆”。这对指导产妇铵产程分娩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儿科
　　清代儿科稳步发展，不论儿科理论水平和儿科病症的诊治，都有不少进步和提高，涌现出夏鼎、陈复正、沈金鳌等一批儿科学家，以及《幼科铁镜》6卷(1695)、《幼幼集成》6卷(1750)、《幼科释迷》6卷(1774)等重要儿科专著，此外，在《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医书中也有儿科专集专论。儿科理论日臻完善，小儿推拿术和外治法得到推广应用。
　　清代对小儿纯阳之体有两种不同的阐发。第一种学说以徐灵胎为代表，认为小儿体禀纯阳，所患热病最多，在治疗上不宜使用温阳药物，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第二种学说以吴鞠通为代表，认为小儿纯阳不是指盛阳而是钱乙提出的稚阳，治疗时应注意顾护。
　　小儿诊法方面，清代医家对小儿指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后来医生进一步扩大其玄虚的不良现象，夏鼎否定小儿指纹诊法。陈复正则认为，不可否定其作用，指出小儿切脉比较困难，不若以指纹之可见者，与面色病候相印证，有诊断意义。
　　清代儿科治疗学以推拿术、外治法的应用较为突出。夏鼎编写了“推拿代药赋”，以用药作比拟，并绘有面、身、足、手掌等形体图，附以文字说明，方便学者掌握。熊应雄辑刊的《小儿推拿广意》3卷(1676)，为对前人有关推拿的论述和经验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了各种推拿手法，以及16门小儿常见疾病的推拿疗法，还有药物与手法相结合的论述。附有图解，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小儿外治法较有研究者当推陈复正，他遂收集和创用了不少适用于小儿的外治法，如掩脐、涂囟、搐鼻等。这些外治法被用来治疗各种小儿疾病，这是陈复正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小儿外治法发展水平。
　　这一时期，麻疹仍为当时经常流行，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的疾病。谢玉琼编撰成《麻科活人全书》4卷(1748)，详述麻疹的病因、证候、病理、病情、治法和用药，指出麻疹“多带时行”，强调它的传染性。其中所选用的宣毒发表汤、葛根解肌汤及其加减，均为麻疹初期散发透疹的效方，也是后世多数儿科医生所常用的基本方。
　　对疳证，吴鞠通认为疳证生于土虚，而土虚则生于饮食，所以治疗应以健脾和胃为早。具体提出了治疳九法，既考虑到机体本身的因素，又考虑到内外环境、心理社会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给后人以启迪。
　　清代儿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为近现代中医儿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外科
　　(一)外科著作
　　清代二百余年出现了大量外科类著作，尤其一些外科之专病著作更为丰富。其中出现了多种大型综述性外科巨著，在提高和普及外科医疗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影响深远者如：《外科大成》4卷，祁坤撰于1665年，三百年间刊行近20次；《御纂医宗金鉴》之《外科心法要旨》(1742)即以此书为蓝本，后者更有不同刊本约30种；《洞天奥旨》(1694)16卷。又名《外科秘录》，陈士铎述，反映了陈氏医疗化脓性感染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该书之现存版本有17种之多；《外科证治全生集》，1卷，王维德撰于1740年。由于在治疗外科疾病上极力主张“消贵托畏”，反对手术，在病人心目中颇有影响，二百年间之刊印竟达50余次，可能是外科书刊印率之最高者；《疡医大全》40卷，顾世澄撰于1760年，是清朝以前外科学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巨著，150余万字，对外科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疡科会粹》，10卷，孙震元撰于1802年，是继《疡医大全》之后的又一部巨著，全书110余万字，可惜只存抄本而流传未广；《疡科心得集》是高秉钧30余年外科临床经验和心得的总结，在论述外科化脓性感染病因方面重视天行时气为其特点；《外科真诠》2卷，邹岳撰于1838年，其内容亦多作者经验之总结，影响也比较广泛。
　　(二)外科学术思想与争鸣
　　清代外科学家围绕化脓性感染脓已成是否早期手术切开引流，以及非药石所能治愈的外科疾病是否用手术治疗等，继明代之后，争鸣更为激烈并形成了学派。这一争鸣因非手术学派占有优势，从而明显地促进了外科保守治疗经验的积累。主张脓已成应予早期切开引流和运用外科手术治疗一些非药石所能治愈的疾病的外科学家，由于外科手术的其他条件尚不成熟，使争鸣多处于劣势，甚而在外科学家中保守的学术思想日益趋于浓厚了。
　　祁坤，曾任太医院判等职，对外科学理论和临床经验之论述，颇多精辟的见解。例如所述脓肿切开引流原则时正确指出：“针锋随经络之横竖，不则难于收口；刀口宜下取，便于出脓。”并强调切开后“以绵纸捻蘸玄珠膏度之”的引流技术，从而使外科脓肿之切开引流的理论原则和医疗技术达到清以前的最高水平。
　　陈士铎，力求外科疮疡脓肿之非手术治疗，反对外科手术，对王维德等人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王维德，在外科化脓理论和医疗技术上，十分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化脓性感染尚未化脓者，均主张保守治疗，宁可“待其自溃”，也绝不可以手术切开引流。王氏的学术思想虽然得到不少学者的继承，但也有一些外科学家对其偏谬进行了批评。
　　顾世澄，临床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对外科学术界之种种争论多取平和兼容态度，并各吸收其所长，在学术思想上少有偏颇之见解。医疗方法由痈疽初起之内消到脓已成之切开引流，非药石所能治愈疾病的外科手术方法与步骤等等，均有着详细而且具体的论述。顾氏在外科学术上十分重视整体现念，认为外科疾病虽然多显于外，但“必先受于内，然后发于外”；他反对“只过膏丹，不习脉理”的局限性；他还强调指出脓已成，仍“勉强消之，不独不能消散；反致……造成坏证”。顾氏学术思想与医疗理论经验对后世及外科学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疾病认识水平继续提高
　　关于颈淋巴结结核：在古代以其病发特征曾命名为鼠疮，或名瘰疬，如祁坤所述：“小者如瘰，大者如疬，连续如贯珠者”。同时，祁坤还对该病与急性淋巴结炎的鉴别诊断和不同治疗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疬由内伤所致，其形小，其发缓，无疼痛，计以月年。毒由外感所致，其形大，其发暴，多肿痛。”
　　关于前臂骨关节结核：祁坤按该病之特征命名为“蝼蛄串”。对骨关节结核的好发部位、典型症状及预后等均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
　　关于直肠癌：祁坤在前人基础上对直肠癌症状描述和诊断要点作出了相当确切的记载，并以其最终发展成为大便不能排出而命名为“锁肛痔”，或以其形态称之为“翻花痔”等。他指出：“痔有三不医，为翻花痔、锁肛痔、脏痈痔也”。这些认识在当时确系正确的结论。
　　(四)外科医疗技术与手术水平
　　清代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从总体上讲，由于反对的风气较为浓烈，发展是不很明显的。当然也有少数民间外科学家在前人基础上作了新的探索，一些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水平得到了提高。
　　关于急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的手术治疗：钱思元于1822年记载一名操浙江口音的佚名外科医学家，于17世纪时为一位患者作过阑尾切除术的事迹。至于阑尾周围脓肿之切开引流，在清代外科学著作中则并不罕见。
　　关于脾外伤切除术：王孟英(1808～1866)根据祖父资料，记录湖州(今浙江吴兴)“汤荣光从树上坠地，腹著枯椿而破，疮口二寸余，已透膜，系红肉不见肠，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处，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疟疾引起的脾肿大)也，始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
　　关于唇裂修补术：顾世澄说：“先将麻药涂缺唇上，后以小锋刀融唇缺处皮，以磁碟贮流出的血，调前药，即以绣花针穿丝钉住两边缺皮，然后搽上血调之药，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又怕冒风打嚏，每日只吃稀粥，俟肌生肉满，去其丝，即合成一唇矣”，所述方法步骤与护理要求也较前更为符合实际。
　　包茎炎与包皮切开术：赵濂对因包皮过长、包裹龟头过紧引致包茎炎的手术治疗，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指出：大人、小孩，龟头皮裹包，只留细孔，小便难沥。以骨针插孔内，逐渐撑大，若皮口稍大，用剪刀，将马口旁皮用钳子钳起，量意剪开，速止其血。或用细针，穿药线在马口旁皮上穿过，约阔数分。然后将药线打一抽结，逐渐收紧，七日皮自害，则马口可大矣”（赵濂：《医门补要》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
　　阴道闭锁之手术治疗：古代称之为“实女”者，即女性之先天性阴道部分或完全闭锁症，顾世澄称之为“室女无窍”。他首创铅梃为患者每日进行阴道扩张术治疗。顾氏强调：“实女无窍，以铅作梃，逐日推入，久久自开”。这一医疗技术对部分闭锁之阴道可以得到肯定的效果，其方法和原理至今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耳鼻等断落之缝合手术：除了上述外科手术外，《疡医大全》还记载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外科手术治疗病例资料，如：耳再植、鼻再植的手术；断指再植手术以及鼻、阴茎的再造术。可以为研究者所借鉴。
　　此外，郑玉坛《外科图形脉证》(1795)，还记有肠损伤缝合、煮针、麻醉及弹丸剔除手术。郑氏所述该手术后之护理要求也很符合科学原则，如术后忌呼号妄动；初则少饮米汤，半月后方可食米粥；腹部伤口要用软布勒住等等。腹部外伤之肠纳入与腹壁缝合或用力裹缠腹部绷带以促伤口愈合在清代其他外科著作中有着比较普遍的记载。郑氏除强调外科手术麻醉之一般方法外，他还创造性提出用麻醉药煮外科手术器械，他认为经麻药煮过的刀“任其针割不甚疼痛，且御风寒”感染。
　　(五)皮肤病
　　清代前、中期，《外科大成》、《外科全生集》、《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书先后问世。显示了祖国医学皮肤病的经验日趋丰富，许多疾病的诊治水平进一步提高。
　　1、缠腰火人丹(带状疱疹)，带状疱疹为常见之病毒性皮肤病，清初，对本病即可与其它疾病分开，较准确的描述其皮损和全身反应情况。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记述“缠腰火丹”：“此证谷名蛇串疮，有干湿不同，红黄之异，皆如累累珠形，干者色红赤，形如云片，上起风粟，作痒发热，此属肝、心二经风火。治宜龙胆泻肝汤。湿者生黄白，水短大小不等，作烂流水。较干者多痛，此属脾、二经湿热，治宜除湿胃苓汤。若腰肋生之，系肝火妄动，宜用柴胡汤治之，……。
　　2、鹅爪风：王洪绪《外科全生集》列述“鹅爪风”谓即油灰指甲，至以白凤仙花外治。该病相当于今日之甲癣，以白凤花捣烂包甲确属有较，至今有沿用。
　　3、四弯风(相当于异位性湿疹类皮病)：明《普济方》所述之四弯风，乃指肘凹、凹之迁延性皮损，至谓“痒不可忍”极似现代所谓之异位性湿疹，祖国医学认为此类疾患由风、湿、热邪相搏客于皮肤所致，并指出注意忌生冷辛辣腥味食物。
　　(六)外治法
　　这一时期有关外治法方面的内容大多散见于各种医学书籍中。由于外治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因而，其应用已远远超出了外科的范围。另外，出现了有关论述外治法方面的专著，如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可以说是对中医外治法方面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在清代对外治法作出卓越贡献当推吴尚先的《理骈文》，内容十分丰富。
五、骨伤科
　　(一)诊断学发展：
　　骨折及关节脱位等之检查诊断，在清代有明显进步。
　　摸法诊断法：《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强调了整复前用手法检查诊断的重要性。还记载：“摸者，用手细细摸其所伤之处，或骨断、骨碎、骨整、骨软、骨硬、筋强、筋柔、筋歪、筋正、筋断、筋走、筋粗、筋翻、筋寒、筋热，以及表里虚实，并所患之新旧也。先摸其或跌扑，或为错闪，或为打掸，然后依法治之。”江考卿还提出了检查骨磨擦音以鉴别骨折。
　　肩关节脱位复位诊断法——上至脑后，反手于背法：《伤科汇纂》对肩关节脱位经手法整理后，再通过被动运动肩关节的前屈、后伸和内外旋转检查是否复位。这种试验关节复位效果的方法：“上至脑后”是肩关节外旋上举的活动；“下过胸前”是内收活动；“反手于背”是后伸和内旋活动。这些活动及所至的范围，都是肩关节复位后或正常的肩关节运动部可以达到的活动范围。可见，这种肩关节脱位效果试验法，是科学的方法。
　　肘关节脱位复垃后合掌检查法：合掌检查时关节脱位效果，是《陈氏秘传》的经验。“合掌”是指将伤侧手掌和健侧手掌的两掌心相对，五指对齐。这一动作，需要上肢等长，前臂外中立位。这都是肘关节脱位后无法达到的要求。
　　(二)治疗学的发展
　　胸椎、腰椎骨折脱位损伤：《正骨心法要旨》描写了脊椎损伤的症状表现，《伤科汇纂》指出腰椎骨折有“突出”和“隐入”二种类型，“突出”是指屈曲型骨折所致脊椎后凸移位畸形；“陷入”是伸直型骨折脱位凹陷的畸形。胡氏首次把脊椎骨折分为两大类型，以指导治疗。胸椎、腰椎骨折脱垃的复位治疗《正骨心法要旨》提出攀索叠砖法，腰背垫枕法、鹤跨法，《伤科汇纂》提出腹部枕缸法。
　　肩胛骨、肩锁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对肩部受伤骨折或脱位，记录其严重并发症。“如肿处痛如针刺不移者，其血必化而为脓，则腕掌皆凉，或麻木。”这里所描写肿胀、麻痹乃至化脓，也类似现代所称的肌间隔综合征、缺知性挛缩，或称伏克曼(Volkmann)氏挛缩等症。对于肩胛、肩胛岗的骨折或肩锁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运用“披肩外固定。
　　肱骨骨折：《正骨心法要旨》记载肱骨骨折有斜折、横断和粉碎等类型，并且认为：“打断者有碎骨，跌断者无碎骨”。指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受伤机理和类型。
　　《陈氏秘传》则指出重迭移位的肱骨骨折，“其手断缩不能归原者，此筋脉急弦劲之故也(肌肉收缩)。”至于肱骨髁上骨折，《陈氏秘传》和胡廷光已明确指出骨折和脱位之别，介绍了运用超肘关节夹板固定法外固定。
　　肘关节脱位：钱秀昌介绍的方法，近似现代所用的方法。除介绍手法外，还强调要听到关节有响声，并要求屈肘时手能搭着肩头，才是复位。这确是肘关节复位的重要依据。
　　髋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指出髋关节脱位“臀努斜行”的特征，并说：“宜手法推按胯骨复位，将所翻之筋向前归之”。后《中国接骨图说》据此作图，名‘燕尾’法。钱秀昌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方法，“提膝屈髋伸足法”复位髋关节方法和原理，也就是现在所习用的问话符号(?)法(或称Bigelow氏法)的方法和原理。过去认为这一方法是比奇洛(Bigelow)氏首先发明，实际上他要比钱秀昌晚近一个世纪。
　　股骨骨折：《正骨心法要旨》记载了股骨颈骨折，称为“环跳”、“髋枢”都是指股骨颈的部位。在治疗上，尚无好法，所以赵廷海说：“两腿环跳骨脱出者，此最难治之症。”(《救伤秘旨》)。
　　足踝关节骨折：胡廷光提出这个部位损伤多为内翻外翻型。对足踝部损伤在整复时，赵廷海介绍：“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屈。”(《救伤秘旨续刻》)此法类似现代所用的袜套牵引法，并主张不应过早下地负重。
六、针灸与推拿
　　清代前中期针灸学发展趋于缓慢和停滞，道光二年(1822)皇帝颁旨“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针灸从此在太医院消失，使针灸受到了比医学其它科目更严重的打击。但在广大群众中，针灸仍因其简便易行且有效而受到欢迎。
　　推拿，在清代前中期发展较快，一方面是不断有医家对推拿按摩经验技术进行总结，出现了不少专著如《厘正按摩要术》；一方面是把推拿按摩手法扩大到正骨治疗领域中，推拿按摩的适应证范围就更为扩大。
　　(一)针灸的推广
　　清代医家讲究基本之操作手法，李守先著《针灸易学》提出“首学手法，次学认症，而以寻穴为末务”之学习针灸法；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亦首列手法，反映了清代前中期针灸医家对手法之重视。李守先所提手法亦仅是留针之久疾、左转右转，以及医者用左手大指、食指的辅助动作来达到补目的；江上外史则以针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及透天凉、烧山火两种复式手法。可见其时针灸界对手法已趋于执简驭繁了，这当然也有利于初学者习学和掌握，有利于针灸术在民间之推广。
　　(二)推拿术的发展
　　清代的推拿术有较大的发展，当时不仅继承了明代的推拿经验，并且对推拿按摩的手法、证治、理论、处方均有总结，而且与前代不同之处是推拿术较多应用到正骨和小儿科疾病治疗中。另外，还发展了自我按摩法。
　　明代推拿术在儿科应用较多，清代医家熊应维《小儿推拿广意》是比较通浴的小儿按摩专书，在儿科专书中，也广泛应用推拿术，如陈复正之《幼幼集成》记载的外治九法(疏表法、清里法、解烦法、开闭法、引痰法、暖痰法、纳气法、通脉法、定痛法)也是作者结合自己心得，继承前代经验而成的推拿法。
　　清代医家汪启贤在应用按摩推拿术为人治病同时，开始提倡自我按摩法。在其著《动功按摩说》中记载有180症之按摩法，除中风、癫痫等需医者施术外，其他症可由自行按摩。汪氏并提倡动静结合之治疗法，即在自行按摩之动功后，再以静功养之。此外，清代医家将静功按摩术用于养生，如张映汉著《尊生导养编》等；张氏之《尊生导养编》是按摩用于养生的代表著，其法为每日两次行功，即顺序取头、颈背、胸腹、外肾、四肢的穴位进行搓摩，达到使气血运行顺利通畅之目的，从而防病养生。
七、眼科
　　清代前中期中医眼科出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金针拨障术的发展趋于高峰。二是对前代眼科病证论述的修正补充。三是将眼科理论和内科理论相结合，从整体范围来认识眼科。
　　(一)金针拨障术的总结提高
　　清初医家张璐所撰《张氏医通·七窍门》上，列有“金针开内障”专节。详细讨论圆翳内障(白内障)的成因、症状、针拨内障的适应症与具体操作方法。对病人瞳孔在不同光线下的反应，翳的颜色、形状、老嫩、以及眼球的硬度等都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并详细介绍了大小形状各别的金针、拨障时应注意的地方、并发症的处理等，并专列造金针一节，介绍金针的大小、粗细、刚柔等内容。书中提及瞳神内夹道(即虹膜与晶体间的狭窄空间)，是古代唯一明确指出这最关键的拨障要言路径者，对术中出血的原因，已明确指出是因进针后触著黄仁造成，此和现代临床观察一致，说明张氏对针拨内障这一重要并发症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针拨内障的进针部位在《审视瑶函》即有“离黑睛与大眦两处相平分中”之说，但因大眦靠近鼻部，术中操作不便，黄庭镜将其调整为“风轮(即黑暗)与锐眦相半”。此部位至今在针拨内障术中沿用，经现代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认为具有重要的解剖学意义。
　　(二)对眼科病症论述的修正补充
　　从自已丰富的临床经验出发，对一些传统的提法进行修正，对前人认识不足的进行补充。如“黄膜上冲”(前房积脓)历代沿用已久，不尽合理，将其易名为“黄液上冲”，纠正了一个宿误。对“胬肉攀睛”病的症状、病机、分类、预后、内服方药及外治钩割手术等论述甚为精详，和现代医学的论述相当接近，至今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八、口腔科
　　清初时医学分科仍袭元明之制，后来口齿与咽喉复合为一科。由于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流行，喉科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口齿科的发展。喉科医籍中有许多丰富的口齿科内容，在对口齿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对舌疳的认识：舌疳一证相当观代医学所谓舌癌。《喉科杓指》对舌疳的描述类似现代医学所谓舌癌的乳头状型，且伴有浅表溃疡、出血及继发感染，并对该病的颈部淋巴结转移也有所认识。还认识到舌癌的预后差。高秉钩将舌癌累及牙龈者称为牙岩透舌穿腮者称翻花岩。至于舌癌的治法，《医门补要》载有落菌法，外治舌癌。以药线扣住，并贴膏药，渐收线紧，至菌枯而落，并以火烙烫平菌根（清·赵廉：《医门补要》，卷下，清刻本）。这种枯菌法避免了大出血，更以火烙洛平菌根，既止血又可杀死癌细胞。
　　医疗器具的发明及使用：在口齿病的治疗上，此期突出的特点为外治法较多，多用针刀刺割治疗。为了适应口内操作之需，医疗器具的发明也较多，有些构思很巧妙，如《喉科心法》一书中专列有“器具图说”，绘图并描述医疗器具的形态、质地和功用。如：压舌，铍针，三棱针，剑针，毫针，长箝，自来风式吹药管，喉枪等。
　　《喉症全科紫珍集》中载有专用撑开口腔的铁圈。当时对口内操作的医疗器具无论在制作上或是使用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全，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九、法医学
　　(一)清代的检验
　　1、检验官职：京城内城及香山命案，委刑部司官相验；京城他处委五城兵马司、京县知县。外地委州县正印官。若正任官公出，可委近县自任官代验。
　　2、失职处分：与大明律的规定相同。此外，补充规定：若检验官听凭仵作，将有伤报称无伤，或将打伤、砍伤报称跌伤磕伤者，降二级调用。如将无伤称有伤，将跌伤磕伤报称打伤、砍伤者、亦照此例议处。若将紧要伤痕不行全报者，降一级调用。
　　3、免检覆检：免检的规定与大明律相同。覆捡的规定与宋制不同。要求初检时，致命伤痕一经验明，即应定拟。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者，许再行覆验，勿得违例三检，致滋拖累。
　　4、检验用尺：凡检验过伤尺寸，照工部所发工程制尺一例制造，不得任意长短，致有出入。
　　5、要害致命与保辜：(1)要害致命：与历代刑律不同，大清律明确规定了致命部位：若两人共殴人致死，则以顶心、囟门、太阳穴、耳窍、咽喉、胸膛、两乳、心坎、肚腹、脐肚、两胁、肾囊、脑后、耳根、脊背、脊膂、两后肋、腰眼并顶心之偏左、偏右、额颅、额角为致命论抵。(2)保辜：沿用明律关于保辜的规定，并采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不得扛抬起点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注验看，定限保辜，一面拨医调治。”
　　6、验尸文件
　　(1)尸格：清初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以后颁布了清代的尸格与尸图。尸格加尸图与检尺法式相当。清代的尸格也分仰、合两面，但根据大清律，即将仰面与合面各个部位分别注明“致命”或“不致命”字样。
　　(2)尸图：清代的尸图分仰合两面，按照尸格的各部位，将名称标注于图上，并在图中相应部位，以“·”表示致命部位，以“。”表示非致命部位。这样可使初学者容易找到部位。
　　(3)检骨图格：这是清代创制的一个检骨文件。乾隆三十五年（1770）安徽按察使增福奏请将人身骨节定为检骨图格，刊刻颁发。检骨图象尸图一样，也分仰合二面，用“·”表示骨骼的致命部位，计仰面10处，合面8处；用“。”表示不致命部位，计仰面33处，合面23处。
　　8、仵作：历代法律中都没有关于仵作的规定，唯独《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仵作的定额、招募、学习、考试、待遇与奖惩，并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州县官进行处分。《大清律例》规定，州县均设有仵作，大县三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额外再募一、二名，跟随学习。每名各发给《洗冤录》一部，由刑书逐细讲解。该管府州每年提考一次。考试时令每人讲解洗冤录一节，如果明白，当堂从优给赏；若讲解悖谬，勒限学习，另募充补。并将招募非人，懈于查察的州县查参。仵作工食按皂隶工食发给，学习时发给一半。若检验得法，果能洗雪奇冤，赏给银十两；若故行出入，照例治罪。
　　(二)法医学书籍
　　清代的法医学著作，大部分采取以下三种形式：对官订洗冤录的集证、补注、详义；探讨某些问题的论集；对官订洗冤集录的通俗化。
　　1、《检验尸伤指南附医救死伤法》各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推定刊于清初。检验尸伤指南共有25条，是元刻《洗冤集录》的改编本，包括原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并有参引《无冤录》之处。编写严谨，并有个人见解。
　　2、《洗冤录》及《洗冤录补》二卷。王明德撰，先列洗冤录原文一段，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附说”；或兼补充以自己的经验——“附说补”。王明德是《洗冤集录》刊行以来第一个增补最多的人。
　　3、《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本书是为统一外表检验的方法与结论，经律例馆校正，由朝廷正式颁发的官书，又称《校正本洗冤录》或《洗冤录》。四卷，刊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单行本。亦有附于大清律例后者。本书是以《洗冤集录》为主，以王明德《洗冤录补》为辅，杂采明清各家之书汇编而成，优点是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宋慈以后的法医学成就。缺点是选材不够严谨。本书一经颁行，即成为清代不可侵犯的官书，检验均依此书为准。
　　清代法医学著作的译本有十多种，其中日译本4种，法译本3种，德译本及英译本各2种，荷译本1种。
　　(四)法医学成就
　　1、舌骨骨折国拙斋(1777)发现缢死时有舌骨骨折。这是十八世纪我国法医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发现。此外，还发现“左右耳后骨(颞骨乳突)俱有提绳痕”、“颈骨节上左右骨尖突处(颈椎横突)必有青色痕”。
　　2、扼痕郎锦熙(1829)报告许多扼死鉴定例，指出在颈部常见有三种损伤：指甲伤、指头伤和(虎口)叉伤，具体描述了扼痕的各种特征，并指出了推定加害者用哪一侧手加害的可能性。
　　3、切颈关于自刎与他杀切颈的鉴别，姚德豫(1832)提出了根据损伤的深浅、参差、排连等性状鉴别的方法，这是清代鉴别自杀他杀的又一重大成就。
　　4、枪创国拙斋(1777)首先指出了射入口的性质是：“围圆肿胀，焦黑色(烟灰及火药粉)或红赤不等。”李观澜(1796)进而将枪创区别为射入口与射出口，并各指出其特征，以及霰弹创与射击距离的关系。郎锦麒指出，射入口与射出口孰大孰小是不一定的。在欧洲，最早指出射入口可能大于出口，也可能小于出口的是苏联学者皮罗果夫，大约在十九世纪40～60年代发现的。　　
　　5、假死阮其新首先指出急性鸦片中毒容易陷入假死状态，且以尸僵、尸斑为真死的指征。这种显明的对于真死的现代见解，是以前的洗冤录类书中从未一见的。同书并介绍了极有价值的鸦片中毒假死实例。
第八节少数民族医学
　　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有相当多的民族医学在分期上有本民族及该医学体系的特殊性，有时很难与汉族中医的历史分期一致，故本节将明清时期民族医学的发展情况放在一起讨论。
　　一、蒙医学
　　蒙医学在十六世纪以前，经历了一段实际经验积累的时期，这在前面有关章节中业已介绍了。十六世纪以后，蒙医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形成了理论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
　　(一)理论体系
　　在十六世纪以前，传统的蒙医学开始有自己一些比较朴素的理论，如寒热理论、滋补、药物的性味功能和骨伤科方面的理论。当时已开始吸收印度土、水、火、风、空“五大元素”的内容和“赫依、希拉、巴达干”(气、明、痰)理论，但并不系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随着十六世纪藏传佛教的大量输入蒙古地区，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入并被译成蒙文；而印度吠陀医学的《医经八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蒙古地区，蒙医学的理论是综合本民族朴素的医学思想、部分汉族中医理论和部分古印度医学理论体系而成，它已具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这从十八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所著的《四部甘露》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它有机地结合几种理论，提出了“六基症”的学说，发展了“寒症”，“强敌对抗般的寒热相抗症”“野牛回击般的寒热相互倒变”等专章，讨论寒热学说，这是蒙医临床中辨证的总纲。
　　从诊断学上说，蒙医以望、问、触(切)三种诊法为主。十八世纪还出现内蒙古察哈尔盟罗布桑苏勒《脉诊概要》，就是论述脉诊的专著，他如伊希巴拉珠尔的《甘露之泉》(十八世纪)中，有“疾病辨诊篇”，论述“尿诊、问诊、脉诊及经验辨证，取舍辨诊”；此外，在伤科中还有外伤、脱臼、旱獭疫的特殊诊法；以及《方海》中的眼科九十四病症的诊法，都是蒙医特殊的诊断法。
　　(二)临床医学
　　(1)骨伤科：这是蒙医学中最具持色的一种临床学科。明末的蒙族正骨学家绰尔济·墨尔根，他虽然未曾留下专著，但他精通骨伤科的事迹，在有关史书中不乏记载。如《清史稿》载努尔哈赤的白旗先锋鄂硕将军负伤箭拔不出，墨尔根就用手术将箭拔出，敷药治愈。他还应用冰镇法做麻醉，进行开放性骨折复位手术，伤口用桑皮线缝合，可见当时正骨科的水平已经不低。著名蒙医学者伊希巴拉珠尔在《四部甘露》一书中，还专门辟有治刀伤、创伤、脱臼等专篇，可见古代蒙医正骨科的发展水平已经相当先进了。
　　(2)其他临床科目：十七世纪蒙古族医家，赛因诺彦汁盟的罗布桑丹金扎拉仓著有《疾病类型详解经全》，后来的伊希巴拉珠尔也著有《白露医法从新》等，他们把临床分成三邪、内科、热病、传染病、五官科、妇科、小儿科、外伤科、杂病、中毒等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分成若干病种，如五官科之下就有头病、眼病、耳病、鼻病、口腔病等共四十四章。
　　(三)治疗学：蒙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是多种多样的。
　　灸疗法传统的灸疗法是用白山蓟绒作原料，点燃后进行灸疗。除了传统的山蓟绒灸法外还发明了其他一些灸疗法。如柽柳灸法，纸棒灸法，铜灸法，金灸法等。
　　放血疗法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之泉》中的放血疗法提到了此法的适应、禁忌症、血管包扎法、放血法、穴位、疗程中的异常现象及其预防。在十九世纪占布拉道尔吉《蒙药正典》中用图解注出一百多个放血穴位。
　　针刺疗术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之泉》中提到寒针和热针两种。其中寒针就是一般的针刺，热针则是针刺和烤灸的结合，具有蒙古地区的特点。
　　阿尔山疗术分为自然矿泉疗法和人工药治两种。蒙人认识到矿泉水有治病作用，人们称为“阿尔山宝力格”即“甘露泉”。在内蒙地区，这种矿泉很多，不下十多个。《甘露之泉》、《蒙医药选编》中部有关于温泉的记载。当然还有人工药浴，其主要成份为柏枝、麻黄、小白蒿、冬青、柽柳等，称为：“五味呵尔山”。
　　(四)医学教育
　　早期传统的蒙医是以师徒授受的方式进行教学的。口耳相传进行传授，这在历史上都有所记载，象正骨学家绰尔济·墨尔根、伊桑阿等都是这样。自从十七世纪黄教及藏医《四部医典》传人蒙古地区以后，蒙医也开始以“曼巴扎仓”的形式传授医学。最早在布利亚特地区建立鄂托克旗乌力吉图黄召中的一个曼巴扎仓——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曼巴扎仓，中间曾因战争而遭毁环，到1878年重建。一度有学生二百多人，还应用针灸铜人教学，另一处是今辽宁省阜新县瑞应寺的曼巴扎仓，其藏名为“都孜朝格金岭”，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基地。此外，大库伦(今乌兰巴托)的曼巴扎仓、咱雅库伦曼巴扎仓等对于培养蒙医接班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严格的教学、考试制度，学制也长达五年，严格要求“背诵诠释”，都已经达到高级人才的程度。教学由曼巴堪布(医学教授)承担，通过答辩考试及格者，给予曼然巴(类似医学博士)学位。可见这个时期的医学教育是很成功的。
　　(五)蒙药与方剂
　　蒙医在十八世纪以前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用药知识，但此前还缺少系统的总结。十八世纪的著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写过《认药学水晶鉴》，把801种蒙药分为珍宝类、草药类等八大类，分述其产地、形态、性味、功能、药用部分、炮制等内容。约与此同时，另一医家罗布桑苏勒和木撰写了数部药学著作，分述678种、十大类蒙药。
　　此后，蒙药著作就大量涌现，其中奈曼旗的占布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影响最大。它把藏药、汉族中药的知识加以研究，融汇贯通，纠正了以往一些药物学方面的错误和混淆，对药物进行认真的鉴别。这方面代表作有公·官布扎布的《三审藏文速成读本》、《藏蒙汉合璧药名》、《梵藏合璧莹药名词典》等。蒙药学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有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
　　在方剂学方面，公·官布扎布的《药方》吸收了汉、藏二种医方的长处；十九世纪敏如尔·占布拉却吉丹金璞尔采的《方海》，都是十八世纪以来的重要代表作，尤其是《方海》详述了临床各科的方剂二百多首，不仅有汉藏印各民族医学方剂的特点，更有蒙古本民族的持色。
　　二、维医学
　　1720年清朝击败了准噶尔军队以后，接着致力于重新统一天山南北，最后终于翦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并在新疆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奄奄一息的维吾尔医药也开始有了生机。
　　这时期出现了著名医学家毛拉阿热甫·和阗民(1558～1662)。他出生和阗拉斯括依村的世医家庭，17岁拜师学医，经七年攻读磨炼，回和田行医并教授医学，建立了医院，声誉鹊起。并再次外出学习。在印度，他进一步丰富了学识，成为有名的学者。他对伤寒病作了较深入研究，于是用波斯语写了一本《治疗伤寒的可信之音》专科医书。继之又著成《对智力者及国王有益方》。这本书被另一位医学家献给印度国王。毛拉阿热甫·和阗尼获誉归国，至莎车定居，从事宗教和医疗卫生事业，医治穷人，并用突厥语写成了《代斯吐肉勒依拉吉》(《治疗指南》)一书，接着又写成《花园受灾》，也是一部医学著作。这些著作是他一生智慧结晶，流芳百世。
　　又有拜德尔丁·苏皮阿訇(生卒不详)，是18～19世纪喀什噶里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出身于咯什噶里五代行医的家庭，不仅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而且还通晓天文，以之解释疾病吉凶和诊治方法。1832年，拜德尔丁·苏皮阿旬著成《酉帕依库鲁甫》(《精灵效灵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他在为其徒弟之一的胡达拜尔阿旬写行医通行证同时，又为之写了100多种药物、剂型和关于疾病禁忌，有手抄本现藏新疆维吾尔医研究所。
　　贾马力丁·马合穆德·阿克萨拉依(1705～?)是一位集大成式的医学家。他学医并多年行医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以喀什噶里的吾甫力艾山、卡日西之《木吉孜力卡奴尼》(阿维森纳《医典》的简缩本)为蓝本，参考《医典》原本等十余种医籍，用阿拉伯文著成了《阿克萨拉依》(《白色宫殿》)三卷。
　　此书第一卷包括理论和治疗，第一篇论述四原质、四体液学说、器官学说、素质学说、气学说、形与动学说(形神学说)等共七种学说，微有中西合参之意。第二篇为人体形态、生理、病理及其特征。第三篇讨论病因和病因分类。第四篇为诊断，包括十种症状诊断和四体液不平衡鉴别、切脉、验尿、查大便。治疗理论包括多种治疗措施、药物治疗和手法治疗，同时论述了药物理论和药物属性(干冷、干湿、干热、湿热)，药物方剂的规则和应用原则。其次，讨论器官疾病，涉及各科。并讨论全身器质性与非器质性疾病，包括讨论各种发烧，各种急性病及其持征；水、皮肤病、麻风病和各种传染病及其防治措施；骨伤科疾病，整形和化妆整形知识；各种中毒病症之抢救和预防。
　　穆罕默德·阿克萨拉依被誊为新疆的“希波克拉底”。
　　三、藏医学
　　就藏医学而言，明清时期可以算是古代藏医发展的另一个和当辉煌的时期。明初，西藏地区正处在帕竹王朝时期，当时的学术思想相当活跃，名医辈出，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主要的是南北两个不同的学派，也就是强派和舒派，或称北派或南派。
　　强巴学派以朗杰扎桑(1394～1475)为代表，他出生在昂仁县，学识渊博。著有《八支集要·如意珠宝》、《本论注·议义明灯》、《释论注·甘露河流》、《后论释·难万想如意》等。他通过长期实践，有不少创新，还根据北方自然条件的特点、气候、地形等等，进行总结，尤其擅长用温热性的药物治病，也善于用艾灸疗法和放血术。
　　朗杰扎桑有很多弟子，其中如伦·列珠白就很有名，其五世孙伦汀·都孜居美对藏医学颇有研究，尤其善于绘制藏医汤卡，也就是挂图，这是藏医学中的一大特色。
　　舒卡学派比强派的出现较晚一些，其代表是舒卡·年姆尼多吉。1489年出生于前藏塔波拉妥舒卡，又名达靡沙米底·欧曲吉，早年就写了《千万舍利》一书，后来又著成《四部医典广注·水晶彩函》、《自他皆益的教诲》。虽然他只活了三十六岁，但他在医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成为南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南方学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舒卡·洛珠给布(约1509～1572)。他从小剃度出家，学习佛学，著有《贤者喜乐》、《药物性味药效表》。并结合个人长期经验的基础上，著成《祖先口述》，这在当时是对《四部医典》的权威性的注疏，至今仍有学习价值。清代初期，也即十七世纪中、下叶的第巴是桑吉嘉措，他是一位相当有所作为的人物。在他执政期间，在藏医学方面有如下一些成就值得提出。
　　(一)对《四部医典》的权威诠释：此前，各派医家各有自己的注解著作问世，《四部医典》也有不同版本，如扎塘版、达丹版、乌东巴版、干木保版、宗版等等，这对于《四部医典》的传播和正确理解，是很不利的。桑吉嘉措有鉴于此，利用他的权利，对《四部医典》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校对、注释和改正错误，集诸注家之长，去伪存真，终于著成《四部医典蓝琉璃》，成为一部公认的《四部医典》权威注释本，被公认为标准的注解本。
　　(二)绘制藏医挂图“曼汤”：藏医在发展的早期，就有人体解剖；药物等的绘制，内容比较简单，为了发扬藏医的优良传统，使藏医更容易为人接受，在桑吉嘉措的主持下，开始编绘整套的曼汤。当时，他主要以北方学派著名的医家伦汀·都孜吉美的曼汤为基础，根据自己所著的《蓝琉璃》的内容，聘请洛扎·诺布嘉措和黑巴格涅两人负责，分别起草图形，绘成草图，然后进行着色。到1688年，这套曼汤共绘出六十份。后来，他又进一步丰富内容，根据《月王药诊》等著作中有关尿诊、脉诊、火灸的内容补绘，到1704年，绘成全套曼汤共七十九幅。其内容几乎包括了藏医学的一切，从医学起源、理论、生理、解剖、病因、病理、治法、药物、外科器械、病状、诊断、预后，可谓无所不包。这在我国医学史上不仅是个创举，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西藏地区本土的藏医学以外，在其他藏族聚居地区的藏医学，也值得予以足够的注意。比较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地区是多康地区，即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族聚居地区。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帝尔玛·丹增平措，他的主要贡献在藏药学方面；他的重要代表作是《治病伏魔药功能直讲·无垢晶球》和《甘露药物名称详解·无垢晶》，前书主要论述药物的功能，后者分述各种药物的性能及功用。两书全称为《无垢晶串》；该书著成于1787年，是作者亲临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及四川西部广大地区作实地调查后写的，是一部藏药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现在一般通称《晶珠本草》。
　　四、壮医药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人民与外界的交往日趋密切，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这一时间的壮族医药学，除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广西各地地方志有记载外，尚开办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
　　地方志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医药学知识的，但其中对地方上出产的药物，乃至有关药物的用法的记载，也可以从侧面一窥医药发展的情况。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在二十一卷食货一章下，立“属”节，记载了一百余味广西产药物。
　　明末清初，几乎各府县均有医学署。如郭世重纂辑的《南宁府志》记有：“本府治居城中西南……后堂设有医学”，“武缘县开设医学”，“横州治设有阴阳医学，永淳县亦有医学，上思亦有之。”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建起一练“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医疗保健，兼理一些民间疾患。该“大夫第”即类似现在的诊所之类，亦设有“诊室”和“药房”。明清时代，广西各地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旨在救助孤寡老人及贫病无钱求医者。象养济院、广善堂等在许多地方志中有记载。隆林、贵县、忻城、靖西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药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药市附近的壮医药农，懂得一方一药的群众，纷纷携带各自采到的药材，到县城摆摊出售，规模最大的靖西药市，赶药市者多达万人。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广西各地涌现出一批名医。仅据广西明清地方志记载，临床各科都有医术精湛的名医，较突出的有邓矿、傅霖、舒谧、王维相、李朝连、黄基奏等人。其中，王绍相广西白山司(今马山县)土巡检王维翰的胞弟，他从小学习汉族文化，尤喜古代医书，将歧黄、长沙、河间、丹溪、东垣诸书研玩透彻，参以当地民间秘方，形成独特的医术，成为一代名医。据《白山司志》(道光十年)记载：“尝日行田间，见男妇环器，一少年死于地。相审视，日：‘此人未死，可救也’。于夹袋中出药一九，撬其齿，以水灌之，复出末药，吸其鼻，令一人按其腹，少间腹中汨汨作响声，下部汇气如连珠，而口开目动矣，人人惊喜，罗拜去：‘人死已二时许，公能生之，殆仙乎?’相日：‘此受署，饮冷将阳气遏抑所致，通其气则生。何仙之有?’”王维相是第一个被《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收载的名医。
　　五、苗医药
　　苗族地区的医药，由于经验的积累和提高，巫与医逐渐分离，形成了朴素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并产生了职业苗医。这种职业(包括业余)苗医的产生，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前的元明两朝。苗医中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以口传心授或父子相传为方式，有的成为医疗世家。
　　苗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导源于古代苗族万物起源和天文地理认识的种种传说。苗族用易于变化的气雾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在“雾罩说”的思想指导下，苗医以“气、血、水”为理论基础，用这三种物质解释人体的基本物质与外界的关系，认为人生之病，外为水毒、气毒、火毒所犯；内有情感、信念所动，亦有劳累损伤所至，根据气、血、水性质，结合天象188星宿的观察，提出了“二纲三十六经七十二症”(有的称为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之疾病理论模式。两纲指冷病、热病；五经指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哑经；三十六症一股是内科病；七十二疾一般是指外科病。由于苗族无文字，加上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几种土语的差异，各地命名略有差异。
　　苗医的辨病立症，症即是具体的病，特别是对疾病命名，以民族生活习惯，所见所闻为主，或是以症状特点发生部位命名，应用了类比和形象思维方法，一症一病，知其名如见其病，甚至只须简单了解病的主症或病名，即可对症治疗，无须复杂的辨证，基本上是以辨病为主诊治疾病。苗医的诊法也十分独特，诊断病情常用望、号、问、触，也就是看望、号脉、问诊、摸触四诊。苗医的望诊丰富多彩，除形态、面色外，还有指甲诊、耳壳诊、指纹诊、头发诊、毫米诊、鬓角诊、掌面诊或其它特定部位的望诊。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以马步节律来比喻脉膊的节律，故把上肢脉称为上马脉，下肢脉称为下马脉,另外还有三关脉、指间脉、时脉、昆化脉、福脉、五指脉等。苗医在临床常用的数十种治疗方法中，外治疗法特别丰富，诸如挑筋法、蒸薰法、灯火法、化水法、糖药针法、滚蛋法，以及产科的坐产分娩法，伤科的悬梯移凳法等，苗医伤科有很高的成就。云南《马关县志》有“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的记载。
　　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历代本草多有记载。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贡品。
　　苗医药品种类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等一千余味。所用药物疗效很高，并和中药有许多不同。地方志称苗药药色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有些药虽为方书所载，运用也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点。苗药命名，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功效，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命名形象而具体，注意实际，易懂易记。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为此编出许多口诀。贵州紫去县苗医总结出：爬不得坡，离不开矮陀陀；上不得坎，离不开倒触伞，打得一身垮，离不开四块瓦；要得一身松，离不开木通；周身发麻，离不开乱头发。从中既知命名的形象，又可知药物的功效，这类口诀各地均有，生动易记。
　　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病)下药”，一般是一、二种药一方，少数七八味药一方。苗医单方很多，专病专方，以单验方治病为主。
　　六、彝医药
　　迄今，较多的彝医方面的专书都是在明清时期著成或誊抄的，尽管书中反映的某些医学思想或内容是比较早期的，有些可能是晋唐时期医学成就，但它们著成的时间却比较晚。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间收藏的彝医古籍进行收集、整理和翻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有云南《双柏彝医书》、《努苦赤》、《医病好药书》、《元阳彝医书》《洼垤彝医书》、《老五斗彝医书》、新平的《聂苏诺期》等等。从这些书都已经能看出这个时期的彝医药已经有一定的理论，在生理、病理、诊断、临床、药物学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诊断疾病方面，这一时期已有明确的具体方法：如从病人白睛(巩膜)上可以检查出是否有肺病或肝病，其病情的深浅及病程、预后；看病人舌根下的血脉，可知病情及病程：
　　望病人头发的色泽，发根上的水珠有无，可判断患者血液中的贫血程度；
　　望耳后血丝的颜色及其分枝情况，以判断小儿的病情，水肿程度等；
　　望患者十指指尖放出的水瘐，可判断水肿病的预后等等。
　　彝医的治疗法则及方法有汗、清、消、补、温、吐、下、解毒、扯毒、祛风、止痛、放血排毒、舒经活血、杀虫化虫、通经、止带、箍疮托脓、生肌等等。
　　在具体治疗方法上，还有按摩(按、摩、揉、摇、推、拉、旋、搓)、割法(在手掌大鱼际、小鱼际、虎口等处用刀切开，挤出皮下脂肪等)、取法(拔火罐、蜂蜡纸柱、灯草、药物等属于此类)、烧炙，擦、刮、针刺等等，这些治疗方法，也都保存着本民族的特色。
　　从《双柏彝医书》和《聂苏诺期》中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病症已涉及内、妇、儿、外、五官诸科，每一种病之下，载有治疗的方法、药剂，有时是一病一方，或一病数方，方剂有单方，也有复方。这两部书均著于喜庆年间，前一部书有药方243首；后书有134首，还载有许多非药物疗法。
　　关于药物，这一时期彝药的成就也已较高。它与汉族中医的药物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见它是独立发展的药学体系。如《聂苏诺期》中载有药物273种，其中植物药214种；动物药52种；矿物药7种；而《双柏彝医书》中的药物有275种，主要也是动物与植物药。
第九节台湾医学
　　台湾，自古即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殷商时称之为岱舆、员峤，先秦称瀛洲，汉代名曰东醍，三国时期，台湾被称之为夷洲。至隋，改夷洲为流求。周煌《琉球国志略》引中山世鉴称为流虬，源于隋使依万涛间见台湾地形如无角虬龙浮水中，始曰流虬。流求一名一直被沿用至宋元时期，其间历代史书虽在流求的书写上时有不同，但字音始终未变。如：琉求、留求、琉球等。到明代中叶始改称为北港、东番，明末改为现名——台湾。
　　徐怀祖《台湾随笔》：“惟明季莆田周婴著《远游编》载《东番记》一篇，称台湾为台员。盖用闽音也”。台湾一名沿用至今。公元230年，吴主“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台湾与大陆三国时代的吴国已有往来。自此之后，海峡两岸之文化交流便日益增多，卫生保健习俗之交流与相互影响也得到发展。
　　南宋时澎湖隶属福建晋江县，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1624年为荷兰侵占，1661年郑成功收复。1683年，清代在台置府，属福建，1885年改建为台湾省。1895年被日本侵占，1945年抗日胜利后归还中国，虽然早期之文献记录医药卫生状况甚少，但从医药卫生民俗之关系史上调查分析，确是源远流长的。譬如：产妇自食胎盘以求保健的习俗，在台湾高山族与大陆福建、江浙一带，同样盛行，但已不如这种习俗已流传了几千年，考《隋书·流求传》所述“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清楚说明海峡两岸相同之保健习俗，其源在台湾，而且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隋书》所记：“候草荣枯以为年岁”，“木有枫、栝、樟……果、药，同于江表”。虽是记其岁时物产，但也充分说明其医药之相关性。以下再举数例卫生保健习俗之相关性，也是很有趣的，虽不能确定其直接的影响关系，但也有助于相关性的理解，譬如：
　　高山族在处理与亲属传染病的关系时，“不与之共火、共水，或家族避远之。对天花、赤痢二病，更是必隔离病于远处，或常弃村、举社化迁（杜建《台湾中医药纵览》中国中医药科枝出版社1993）。《旧唐书·李德裕》：“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疠者，举室弃之而去”，又如：高山族喜用菖蒲根擦拭，或服用，以开窍、豁痰、理气、活血、散风、祛湿等。《神农本草经》与唐宋本草学家、医学家，对菖蒲作用及使用法之记述，也与之基本相似，或更广泛。再如高山族在产妇饮食与护理方法方面很重视：产后必先进姜汤，然后进糜粥，数日后给以鸡蛋、鸡肉，忌食冷水、食猪肉。这种保健习俗恐怕也与大陆之习俗息息相关。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杨氏产乳方》(按：可能系指《新唐书》之《杨氏归厚产乳集验方》)；“产后血滞，冲心不下，生姜五两，水八升，煮三升，为三服”。再看看李时珍对鸡肉入药之描述：“主治女人崩漏赤白沃，通神，辟不祥”。他还引用李鹏飞、马益卿的论述，指出“乌鸡宜产妇”，“今俗产家，每产后即食鸡，啖卵”。如此等等，十分耐人寻味。“土著族向无医药……与汉人接触，始知药效（张炳補《台湾省通志》卷八上，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2引自《台湾中医药纵宽》），或可视之为大陆影响台湾者多。
　　一、台湾巫医时代及原住民医药
　　(一)巫医时代：
　　台湾巫医时代主要系指清代早期以前，虽然现代并未绝迹，但早已并非医疗之主要方面。巫医在台湾约有两类，其一是以原住民高山族之巫医，巫师之原始活动延续下来者为代表。其二是自18世纪以前陆续由大陆移居台湾之民众带去的巫医或神医习俗等派生的各神医疗活动。对于前者，即台湾固有的巫医习俗，清代乾隆进士，硫球(即台湾)副使——周煌，曾撰《琉球因志略》，引《徐葆光录》内容，叙述了当时台湾的僧、道、巫情况，指出台湾“无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可见台湾由于汉族移住已有僧，而男巫、女巫恐多系原住民之所信奉，台湾原住民对疾病之认识，在明、清时期及其前，一般以鬼神作崇为主流，从事巫术者颇受族众之尊敬与信赖，在社会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除疫、医疗，甚或咒诅以使人病、伤亡者，均赖巫师、女巫为之。
　　黄叔璥(1662～1721)于康熙时曾奉旨巡视台湾，编撰《台湾使槎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庄秀才子洪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归家俱病，医疗罔效，后始悟前曾乞火于大杰岭番妇，必为设向，适郡中有汉人娶番妇者，因求解于妇，随以口吮鸾夙脐中，各出草一茎，寻愈。番妇自言，初学咒时，坐卧良久，如一树在前，卧而诵向，树立死，方为有灵。诸罗志作法诅咒名向”。“擅其技者，多老番妇”。诅咒占卜之巫术等，曾为当局禁止者，故黄氏书称“近年附郭诸社，畏法不敢为，稍远则各社皆有”。虽然九族之巫术多有不同，但其形形色色之根本意义并无不同。哈鸿潜教授等已进行了比较系统之论述（哈鸿潜《高田原住民之医药考察》《中华医史杂志》1994，P5～8），铃木质《台湾蕃人风俗志》也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山胞生病或遇到灾祸的时候，都认为是神的旨意，所以一旦生病或遇到灾祸，必定请巫师厌胜……在山胞之间，医术与厌胜是无法区分的”。（铃木质原著，林川夫审定《台湾蕃人风俗志(探寻原住民的历史)》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P264）。
　　大陆巫医、神医习俗传入台湾者，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地区民众移居台湾省者所带入。有以医药神传入者，有以医药知识传入演变者，有与医药、巫医相兼而传者。其传入之时间已难以确考，现仅就其影响较大而持久者约有以下数则：
　　保生大帝：是台湾最受崇拜的医药神，传说所供以台南县学甲镇慈济宫的保生大帝像为最早，原系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由福建将宋代的雕像带到台湾以供祭祀的遗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台湾发生传染病流行，群医束手无策，许多来自泉州、漳州的移民，纷纷回到故乡，将保生大帝的灵身带到台湾供人祭拜，病皆治愈。从此，保生大帝就日益为台湾人民所信奉，建庙祭祀以求保佑之风更为普遍。
　　保生大帝，字华基，号云冲，世尊吴真人。宋太宗兴国四年(979)，三月十五日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白礁乡。少超悟好学，长以医济人，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深受民众百姓之敬重。仁宗时，皇后病，群医不效，经吴施治而愈，授御史。景祜三年(1036)逝于乡。据传著有《吴本草》。吴逝世后，屡著灵迹，乡人于白礁乡建庙纪念。《金门县志》：“明永乐太后患乳疾，甚剧，医治不痊，洪熙太子榜求名医，公化为道士，诣阙视疾……(灸治)遂愈，太子喜，以金谢公，不受，乘白鹤而去，太子知为神医，爰加封为万寿无极，保生大帝庙曰保生，概取诸此”。由此，迅速扩及厦门、漳州乃至台南而遍及全台。在保生大帝庙多设有药签，药签还分为大人科、儿科、眼科、外科、妇科等，以大人科之药签最多。
　　例如，如南县大人科有处方120个，其中如：永康保生宫保生大帝。第55首处方药物组成为：常山、麦冬、槟榔各一钱，柿蒂三钱，水八分煎五分。除药签外，保生大帝庙还印有《保生大帝济世真经》，以及众多的卫生保健、疾病医疗类书藉等等。例如：《保生大帝济世真经》开经偈“心是灵泉源远流，日似河池液生津，遑遑名医行天尊，古帝神农尝百草，医治众生得康宁，诸邪杂症疗疮癣，五脏六府相关连……历代先贤精医理，扁鹊华佗人所知，保生显灵中华土，闽境降生报亲恩，攻读诗书志为本，苦研岐黄又求精，替天宣化行大道，名医救世不逞能，宫中医好皇族病，世人苦痛多呻吟，贫人增药不收金，富贵人家求公平，数十年风霜星月，凭经验医好万人，名声远播在华夏，仁慈众知呼名医”。这种求签医治疾病的实质，无疑是唯心主义的，那些处方也经非保生大帝之显灵，其来源何在？日本吉元昭治先生曾向台南学甲镇慈济宫负责人询问，回答是“相传本庙药签是很久以前，本地的名医会集本宫，对各种疾病的处方进行研究，然后用药签的形式记录下来，编成号，摆在保生大帝的神像前，由求签者向保安大帝求签，祈求这一医药神的明示。据统计，在台湾各地现有大小保生大帝庙162座（吉元昭治《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中文本)成都出版社1992），最有名的要属台北市大龙峒的保安宫（黄得时《保生在帝传奇》，见《民俗台湾》第一辑武陵出版有限公司P133～138引自《民俗台湾杂志》(1943～1945)，也可见吴在台湾影响之深而广泛了。
　　神农大帝：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分地区、种族的创始者，千秋供奉的医药神。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的故事，人所共知，相信此类习俗在闽粤人等移居台湾时，也带至台湾并为其生活中所崇敬，至于建寺庙年年拜祭者似较晚。据说，在台湾现存最早者为宜兰的神农宫，始建于清代咸丰元年(1850)，此后相继建成的以神农大帝作为主神的寺庙，据统计有百余座之多，亦可见台湾人民对之信仰、崇敬之恳切。据文献载述，台北保安宫后殿供奉的神农像，每逢四月二十八日，台省粮食、台药公会、台北市商公会人员，都要聚集于此，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病患者，也有拜祭神农以求安康。
　　浴于河以已疾：台湾民众在医药尚处于落后时期，多认为疾病系鬼神作祟，故多宰牛、猪以祈祷，或请响婆(即女巫)禳之，也有投河沐浴以治病者。这一习俗虽富有迷信色彩，但其传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一说为林谦光在清朝平定郑克垓后撰辑《台湾纪略》所记：“疾病不足医，辄浴于河，言大夫置药水中，济度诸番，言冬月亦入水澡浴以为快”；一说：“或云明太监三保，航海到台，见番俗顽冥，弃药于水，浴可以已疾”。这两种传说，均说明其时其地曾有知医者企图为原住民医疗的故事，只是因为原住民怀疑其能否有效而拒绝的情况，或许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大夫已不知何人，而三保则是指三保太监郑和而言。郑和(1371～1435)，明代宦官，航海家，回族，本姓马，小字三保，由于其祖与父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对外洋有所了解。明初入宫为宦，从燕王起兵，赐姓郑。永乐三年(1405年)率舰队通使西洋，共计28年间，七次出国，远航曾达非洲东岸与红海海口，促进了中国与亚洲30多个国家的文化交流。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舰队均由宝船62艘组成，率副使、水手、官兵27800余人，其中包括保健医生百余人。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人门对医药的追思与幻想，或对未能得到医药知识有悔心情的一种补偿性纪念，以求神灵的保护。沐浴虽不能治愈疾病，但作为卫生保健无疑是良好的习惯。重要的是这种信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疗，其作用或不可否认。
　　乩童、扶鸾之神谕：台湾有关医疗保健方面的教谕，大多来自孙思邈(真人)、华佗、庄周、保生大帝、文衡圣帝(关羽)等古代名医或所崇敬的神祗。唐宋以来，闽粤沿海一带零散移居台湾者不计其数，仅就有据可考者，如明末天启(1621～1627)时，大陆流民大批移入，郑芝龙就曾有组织的将福建饥民数万人移居台湾，至公元1660年，大陆移居台湾者已达十万人。郑成功于公元1661年率令数万官兵在台南登陆，向荷兰殖民者重申：台湾一向属于中国，“自应把它归还原主”，次年2月1日荷兰投降。郑成功视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以及数万官兵与各类工艺、技术工匠、医师等，当属治理台湾意料中之事，大陆不满清朝统治者大批移居台湾。其后，清王朝为了消灭郑氏在台的统治，又于公元1683年，命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师两万，从郑氏统治下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并于次年在台设一府三县，于台驻兵八千，澎湖驻兵二千。大陆民众往台经商、教育、文化交流等更趋频繁，中医学在台湾传播更加广泛。据统计，到公元1893年移穆居台湾大陆民众已达254万人。同时，民俗文化、巫术、乩童扶鸾等也迅速在澎湖、台湾等蔓延，信民也日益增多，寺庙也多有兴建，如在台南古庙内配置之道具即有大人药签筒、小孩药签筒等。由于几次数以万计的有计划移民，这些移民因原籍之不同，其文化、信仰等自然也有较大的差异。正如黄叔璥于1662～1721年间以御使巡视台湾时所作习俗调查指出：“台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渊薮，五方所杂处，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两粤之人，行乎江浙两粤，未尽同风而异俗”。由此可见，他们所带到台湾的民俗文化、医药神等等，也有所不同。因而，在其各自的扩展、影响下就形成了种种形似或有区别的民俗、风俗与医药神祗等。
　　(二)原住民医药
　　早于汉人居住在台湾的南岛民族一般分“平埔族”与“高山族”，后者又由九个民族组成，他们均有自己的生活习性与文化信仰。悠久的原居民医疗活动，也颇具特色。台湾原住民凭长年积累的经验使用青草药治病也很常见，他们用生活周围可以得到的青草药治病疗伤，外敷或饮用。文献记载原住民药用植物有300种，包括治疗头痛、眼病、牙痛、胸痛、腹痛、中毒、痢疾、驱虫、感冒、喉咙痛、气喘、疟疾、肿疮、皮肤病、毒虫咬伤、梅毒、外伤、足痛、毒蛇咬伤、关节灸、生育及传染病预防等。除了藉巫医或青草治疗一般疾病外，台湾原住民对传染病也有一定的认知，并持恐惧心理。对传染病人采取隔离的办法，不与之共水、共火或全家族远避之。遇有天花病人，更必予以隔离或举家徒迁，甚至弃村举社他迁以防止传染。
　　二、台湾中医药学之发展
　　随着闽粤等沿海省市之人民出于谋生、商贸、文化教育之需要，在明清时期更大批移居台湾。他们需要医药保证其健康，特别是郑氏父子出于经济、政治、军事之需要，多次组织数以万计的民众迁居台湾。清王朝为了统一中国，以军事手段大兵压境，逼统治台湾的郑成功孙郑克垓降服。在消灭了郑氏统治集团后，为了稳定政局之需要，并驻大军保卫台湾，期间由大陆移居台湾者，与日俱增。前后数百年间，先后移居台湾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人氏至少已逾10万。其中大部分长期居处台省，婚娶台省，与台原住民通婚嫁娶，最初之不睦已逐渐为和睦大家庭所取代。在这千余年间，特别明末清代中叶前，数以百计的中医、中药人员赴台，中医药学也在台湾各民族医疗保健中逐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陆中医药学者迁台与年俱增。台产中药，或经台湾从东南亚转手的中药，不断以贡、贸方式运往内地；大陆名贵药材也不时运往台湾以供中医医疗用药之需要。
　　清代，政府与民间设有不少“恤政”机构，其中包括诊治与救济病患者的养济院，据地方志记载，此期各地均有建立养济院。如康熙二十三年(1584)台南、凤山、诸罗各地均建立养济院。乾隆元年(1736)彰化建养济院，收养麻疯残疾之人。此外，还有在嘉庆年间凤山县、光绪五年(1879)台北、光绪六年(1880)新竹县也均建立养济院。除了养济院以外，自乾隆后，台湾尚有普济堂、养留局、棲留所等之建置，目的也在于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孤老残疾者。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谈水厅治东门内(今新竹市)设有回生洞(后改为回春院)，收留无亲属可依之四方行旅病人。除供养外，并加以医治，死后则为之收埋，中医药学在台湾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仅据日本占据台湾后，公元1897年统计，台湾中医药人员共有1070人。其中博通医书、讲究方脉，有良好的声誉者29人，以儒学而兼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世医97人，其他则为稍有文字素养的一般时医，占绝大多数。四年后，日本当局于1901年举办了中医考试，申请者更多达2126人，经考试及格者有1097人；还有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0人，以及考试虽不及格而给予同情许可者156人。当时台湾共有行医执照的中医1903人，足可证明台湾中医发展之一斑。
　　大陆中医赴台与台湾中医：由于历史的原因，譬如最初赴台之中医，多出于谋生，或寻求出路，其技术水平并不高明。虽能在台立脚，而学术未必能使社会注目，故文献未见有记述者。因此，对早期赴台行医者，已很难知其名氏。仅就有关文献记述，赴台中医之最早者可能是沈佺期与沈光文二人。他们于明末在台的医疗中虽不甚广泛，但影响不小。
　　沈佺期(1608～1682)，字云佑，号鹤斋，福建南安人。崇帧十六年(1643)进士，授以吏部郎中，精医药。明亡南下，经厦门抵台湾，“监军曾公从龙，劝其挽成功而卒不见，及成功卒”，以医术济台人，对疾病者不分富贵贫穷，治愈者颇众，为民众所敬重。
　　沈光文(1611～1685?)，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少时以明经贡太学，南明福王元年(1645)曾授太常博士。次年闽师渍，闻桂王立粤中，乃走肇庆，累升太仆少卿。南明桂王永历三年(1649)，由潮州航海至金门入泉州，遇飓风飘至台湾。居台三十余年间，初为郑成功以客礼见，不署其官。郑成功死后，子郑经继位，光文以赋寓讽，几遭不测，乃变服为僧而入山，寄寓于高山族人之目加溜湾社。以教读为生，同时用自己的医术为当地民众诊治疾病。光文在与当地群众之相处中，关系十分融洽。”与诸罗(今嘉义)令李麒光辈结社联诗，著述甚多”，季麒光撰有《台湾杂记》一书，由于沈光文为避郑经之迫害，入山教读，并为民众医治疾病，深得群众的敬重。
　　如果台湾之中医在明代，其知名者尚少，那么到清代已大量增加，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而且出现了医方著作，考其原因，除移居台湾之民众大量增加(其中包括中医)外，与明、清重视在台湾兴办教育，提高台湾民众的文化知识，鼓励高山族上层子弟赴中央攻读各种文化知识息息相关。所谓：“天子思磨钝振聩，乃设岁科二试以鼓励之”，“渐有彬彬文学之风矣”，文化知识的提高，就为学习中医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与客观条件。同时，由于海峡交通的改善，两岸医药交流也日趋发展，也是台湾中医大量增加，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据日本占据台湾时1897年统计之1070名中医药人员分析，认为讲究方脉有良好声誉，或有儒学基础之医师，或俱祖传世医资格者，共计217人，占20%以上。又据台湾地方志等所收载之清代至民国初名医也多达80余人。
　　胡焯猷，字瑞铨。少时以家累，弃儒业医，康熙(1662～1722)间，渡台至台湾淡水，以医为业，求者颇众。乾隆时于淡水创建“西云崖”，后改名“明志书院”，广施义学，开台北之文风。
　　吴沙(1731～1798)，福建漳浦人，善医擅长痘疹。中岁来台，寄居淡水，性侠，与高山族交往密切。嘉庆二年(1797)，高山族三十六社天花流行，死亡甚众，按其习俗，阖社迁徒。吴沙为其传授方药，病者疑而不敢服用，有的病者服用后，痘病多愈，经他治疗而痊愈者百数十人。由此，高山族人视之为神，纳土谢之。
　　徐麟书（1781～1849），原籍广东蕉岭。他出身于六世医药世家，从祖上起代代均以经营中药材商为业，同时以精通医道为人治病为专长。麒书继承祖上，对医药知识、技术之钻研勤奋，造诣很深，独具匠心，对妙剂良方积累发明尤多，颇受世人好评。清道光年间曾被证为太医院御医。徐氏因亲眼所见清廷腐败，不愿立身其中，决意远离京都而赴台。于台湾新屋后源柯悬壶行医，以其高效而医名渐盛。一时以“和扁再世”之誉而闻名遐迩。他除了忙于诊秀外，还将所用妙剂良方编撰成书，名《秘传医书》。该书是为后代子孙继承其医业而撰，故多经验心得以及临证时诸种诊疗等要点，或可视之为传世之作，故其子孙世代均继承其学，名于时。
　　范元成(1844～1922)字瑞嘉，自幼随父由泉州渡台，居基隆，潜心于医术之学习，尤擅外科，名闻遐迩。光绪十年(1884)，法国军舰侵犯台湾，台胞被炮伤者甚众，元成一一为之悉心救治，被治愈者不计其数，一时医名鹊起。基隆海防分府局知林源荣，聘元成为官医；有海军舰长颈部患奇疾，群医束手，命在倾刻，经元成诊治而愈，船长誉“华佗再世”，欲以重金酬谢，元成拒收。且曰：“乘危取财，甚于盗贼，吾平日引以为戒，予救君岂为是哉”。为此，舰长特聘元成为军医，随舰游历各埠，及壮年而归，隐居故乡，求医者益众，名噪一时。惜以“谋生多术，奚必歧黄，非有德者，不可为医，吾所以不轻授人者，恐乘危取财也”之理论，不原授生带徒，使其医术未能传至后世。
　　防治霍乱、鼠疫等传染病与黄玉阶的贡献：黄玉阶(184～1910)台湾台中人。先习汉学，年二十跟随中医师李清机学习医学，后即为人诊治疾病，边学习边诊治疾病，医术进步很快，约于光绪八年(1882)由台中迁居台北悬壶，医术精良，求诊者日众，加之每多免费施舍，为民众所敬重。公元1884年台北地区霍乱流行，死亡甚众，黄氏精选良方，独创合剂，诊治施药，治愈者达七、八百人。公元1895年台北再次霍乱流行，黄氏除施济合药诊治外，并印发《霍乱吊脚痧》医书千册分送全台。据称经他治愈者千余人。其后，台湾鼠疫流行，蔓延数年，其间斑疹也流行很盛，黄氏更加繁忙于诊治，均取得显著成绩。特别鼠疫蔓延之势甚猛，民众缺乏防治知识，他请求当局准予成立“黑死病治疗所”，自任该所主任，号召社会捐款，他自己以身示范捐款500元，对防治工作进行全盘计划，并编撰《黑死病疙瘩瘟治法新编》，印刷数千册以遍赠全台各地，为阻遏疫症之传染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医术高明，疗效显著，热心防治等社会公益事业，在民众中与社会高层均有很高的知名度，为人们所崇敬和尊重，许多医疗机构聘请他作顾问、会长、主任等。例如，台北县黑死病治疗所医务嘱托、仁济医院嘱托、检疫委员、传染病预防委员、医生会会长、艋舺保安医院传染病隔离所医务主任等等。他在如此繁忙的治疗与社会兼职中，任劳任怨，勤恳奋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很重视学生培养，跟从学习者甚众，其中尤以叶炼金、尤子樵、王成渠、周仪垲等最为出色。
　　中医界参与防治台北十九世纪鼠疫的医师，还有黄守乾，台北人，本名鹿港，人称鹿港乾，是当时台北又一名知名中医师，人们誉为台北中医界之翘楚，门庭若市，疗效卓著，处方用药只是聊聊数味，且附有药论，并兼用针灸。日本侵占之初，台湾地区鼠疫流行，死亡枕藉，他被聘为艋舺(今台北)传染病院(今仁济院)中医部主任医师,被他治愈的鼠疫病人甚众。鼠疫平息后，他仍回寓所行医，求诊者更多。于民国初卒，年近60岁。关于医学著作，此期尚少。《台湾杂记》载有：清·黄逢昶《医方》一书，据称“台湾横山跨海，烟瘴迷漫，忽雨忽睛，湿热又相乘为患，内地人不合水土，致病亡，爱拟医方。壬午三月禀请岑宫保刊行，医人多资调治，板藏台北府考棚内，后为滇军取去”，未见。
　　台湾中医药学之发展与普及：明清时期台湾中医学虽有显著进步与发展，而且普及较快，但因医家忙于诊务而很少著作留传，对其实际状况也难以得到确切的依据。黄叔璥(17世纪)，清大兴人，康熙进士，曾奉命以御使巡视台湾，撰《台湾使槎录》八卷，详述了他在任职时对台湾史、地、政治、经贸、民俗等等的调查情况。该书有鲁煜序曰：“煜闻先生之言曰：余之订是编也，凡禽鱼草木之细，必验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询之耆老，诘之医师，毫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后即安……先生必务详审精密。”由此可见黄氏在其著作中关于药物、医疗病症的记述当是十分认真的，有着很高的可信性。现将其所述摘引如下，从而可以了解当时台湾医药学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黄叔璥述说：“志载药材，有内地所不经见者：如斑节草、柏菰、蒜茶菰、穿山龙草、土木瓜、风藤、水烛；亦有志所不载者：如金锁匙治疳；铃草、茶匙草、虎咬黄、龙鳞草、四时春、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剑草、龙舌黄、羊耳草、治黄姜、蔚子黄、金子龙、船花、正埔姜、鱼签草、苦麻草、鸡骨黄等去风解热；乌甜叶(一名对面乌)止血；柏子草、半天飞凉血；鸡卵藤、宜梧草、万年薯、撮鼻草治疯，鸭嘴黄(一名定经草)调经；千里光治目……等。
　　所记述之中草药共计133种，所治病证种类共计27种。分析27个病种，属内科杂病者8种，属外科(包括骨伤、肿瘤)者15种，属妇科者1种，属儿科者2种，其他为眼科、喉科各1种。可知台湾当时依靠中医药治疗的疾病群状况，医师们医疗病种之特点与水平。所记述之药物绝大多数有台湾特色或仅只产于台省者，而病种名目则与内地十分相似，或完全一致（清，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三，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如果将黄氏所记述之药物，与赵学敏《本草钢目拾遗》所收录者作一比较研究，虽然还缺乏完全对应之依据，但也有脉络可寻，因为，赵氏自称编撰中主要“参以旧存江闽秘书”。如斑节草，赵氏记述为斑节相思，注明来自《诸罗(今台湾台南市之佳里镇)志》药用也相仿。又如：猪母菜，《台湾青草药》指出即马齿苋，其药用也与黄氏所述相同。考黄氏所述虎咬黄、茶匙黄，《台湾青草药》认为两者均是连钱草之别名，实为一物。当是黄氏调查时所误作两药，药用相当。
　　台湾在清代已有药物栽培。周煌《琉球国志略》卷15引蔡文溥《同乐苑八景》之一的“种药堤”，诗曰，“闻道仙家延寿草，移栽堤上自成丛，莫教刘阮（刘阮：相传东汉时人，阮肇二人,同入天台山采药遇仙人者）长来采，留与君王佐药笼”。《台湾青草药》载：“延龄草，乃因传说陷人延年益寿”故名。“古时以地下茎煎汁，用以治疗胃肠疾病”。
　　此外，黄氏在他的著作中还零星提到一些医药知识，例如：“夙山县有姜，名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水沙连荼，在深山中……性极寒，疗热症最效，每年通事于各番议明，入山培制”，等等。可见黄氏对医疗经验调查之重视与态度之认真，他或许是一位精通医药的官员。
　　三、台湾与内陆的医药交流
　　隋代派员多次至台“求访异俗”，如其“药同于江表”，并详记台民“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灸(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风俗习惯。此俗收入《隋书》、《杜祐通典》等，并由唐·陈藏器正式收入《本草拾遗》，此后多为历代本草学者所肯定，从而得到广泛流传与发展。
　　唐宋时期，有关医药交流疏于文献记载，但官府的、民间的以及酋豪尝串众至福建沿海互市或杀掠者时时有之。继元之后，往来者日众。公元1372年，明太祖命杨裁以即位建元诏告台之中山王，中山王派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明太祖喜赐大统历等。从此，中山王多次遣弟向明朝贡物，除马匹外，多有硫黄、各种药材等，逐渐扩大到南山王与北山王，均与明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各贡方物、药材等，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其间除官府之药物交流外，1390年还曾发生翻译屋之结等人私带乳香十斤、胡椒二百斤被查获之事，部门官要求“当入官”，明太组则“诏还之”，而且“赐屋之结等六十人钞各十锭”。可见明朝当局对与台交往之重视。
　　永乐间(1403～1424)，大陆去台之百工技艺日新增多。其中自然包括医师、药工人员在内。黄叔璥《台海使槎搓录》记述此期“百工技艺，有挟一拉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趣之，永乐间，先后招来”。可见大陆技术人员曾相继往台以谋生计与出路。民间商贸也日渐频繁，而且远航山东、关东者。例如：“海船多漳、泉商贾，……至山东贩卖(台湾之)粗细碗碟、杉、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至关东贩卖乌茶、黄茶……回日则载药材……”等等。由此可见，两岸之药材已互通有无了。
　　郑和出使西域，随从费信，曾撰《星槎胜览》(1436)，他们所记述之台湾“酿甘蔗为酒。煮海为盐，能习读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这是由于明代台湾之陪臣子弟与凡民之俊秀者，已习读中国书以备他日长史、通事之用。同时也说明台湾知识界、官方与大陆几无差异，公元1591年，台湾礼官以日本方侵噬邻境，台湾不可无王(尚永王卒)，乞令世子速请袭封，于1595年尚宁请袭得皇上仁覆封王。郑和船队在台期间，还将姜移栽夙山(今高维)，故有“夙山县有姜，名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之说，林谦光《台湾纪略》记述台湾当时居民“疾病不足医，辄浴于河，言大士置药水中，济度诸番，云冬月亦入水澡浴以为快”。有传大士为郑和者。
　　陈侃，嘉靖进士，奉旨使台，由于台海风浪，随从溺死者数而未果。嘉靖十一年（1532），封尚清为中山王，特遣正使科左给中陈侃，陈侃居台多时，回来后于1534年撰《使琉球录》，载乘之船长15丈，阔2.6丈，深1.3丈，分为23舱。其驾舟民140余人。护送军百余人，翻译、礼仪、医生及各色匠役百余人，可见阵势之壮观，医生人等之多，必对台有较大影响。接待也以“洪武礼制……数代相承，不敢违制”。
　　清代与台地之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特别在18世纪前后之百余年间，礼尚往来、贡物遣使者年年不断，台湾已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顺治年间，张学礼曾使台湾，在其《使琉球纪》中说：“补差天文生李光宏、太医吴燕时，聘请从客陈翼等”、“船上下三层，阔2.2丈、长18丈……兵丁250余名，长随50余名”，比之明代之乘船更加安全，人员中已不是一般医生，而是太医，可见人员索质已有明显提高。在药材等交流方面更强调实际需要，康熙五年(1666)，对并非台湾之土产者免其进贡。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地向中央贡物中有：丁香30担，冰片32斤，甜肉豆蔻四瓮。镶金小箱内，装有丁香油、蔷薇油、桂花油备一罐，知其香料药物之档次也进一步提高了。台地之医疗技术，如“台地村舍后每广植(蕉)之”指出“性寒，妇人产后，每以蕉果少许，置儿口中，谓能清热”，“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疗齿痛冻疮极放”，也相继为大陆学者所沿用。如《本草纲目拾遗)引《台湾使槎录》资料等，以“椰油”入药。又该书列香蕉为药。称《本草纲目》“于香蕉独未明晰，今依《粤志》补之”。虽然赵氏叙述香蕉条源于《粤志》，但所述内容与台地相似，亦可说明其源渊关系是密切的。
　　四、荷兰据台时期的医学
　　荷兰人于1624年侵入台湾，为了驯服当地土著居民，协助其开发、掠夺岛上资源，借传教从事其抚化政策，并以医疗作为传教的先导。荷兰人入台之后，修筑热兰遮城为己用，城内设有总督官邸、士兵营房、教堂、监狱、库房和医院。这个医院主要从事驻台荷兰人的保健医疗。翌年，荷兰人又在赤嵌(今台南市一带)建立市衔、名普罗民遮，将中国人迁往该地，建民居住，并建立仓库与医院。西班牙人窍据台湾仅16年(1626～1642)，在此期间，天主教神父在传教的同时，以医学作为接近原居民的工具，为当地人治疗疟疾与天花。这种以商业掠夺为根本目的的医疗事业，随着荷兰人及西班牙人撤出台湾而消失。
　　五、台湾早期的教会医学（1865～1895）
　　台湾如中国本土一样，现代医学的开端系来自西方基督教士的医疗。诚如上述，17世纪荷兰人曾带进了西方医学，但当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西方医学也随之消失，至1865年英国医师马雅各来台从事医疗传教，才将西方医学再次植入台湾。19世纪最后的30年是台湾近代医学史的关键时期。马雅各、马偕、兰大卫是三位最重要的早期教会医师，他们的医疗活动不限于这时期内，与他门相关的三所医院，至今仍在为台湾患者服务。
　　(一)马雅各和新楼医院
　　马雅各医师(Dr.James Laidlow Maxwell，?～1921)是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外国宣道会派驻台湾的第一位宣教士和医师。其毕业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文学士又医学博士学位。1865年5月与另一牧师偕同中国助手吴水文、黄嘉志等人抵达台南，在台南府城西门外设布道所。于6月16日开始传教及医疗工作。后因故移至打狗旗，设立礼堂及医馆，继续行医，并扩充了病房，可容纳10名左右住院病人，是为台湾设立医院的滥觞。1868年底，马雅各医师返回台南，租借二老街口许宅设立医馆，就是后来的旧楼医院，此时，马雅各医师已谙台语，并热心医疗工作，深受患者信任，名声远扬，上门求治者很多。
　　(二)马偕博士与马偕纪念医院
　　马偕博士(Rcv.GcorgeLeslie Mackay，1844～1901)是加拿大人，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1873年作为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海外宣教师来到台湾，1872年挑选淡水作为传教的根据地，先租用了一间民房，医疗工作即在家里进行。当时疟疾在台湾肆虐，罹此病者死亡众多。最为人所恐惧。马偕当时主要是免费为患者提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被当地人称为“马偕白药水”。各地民众慕名前来求诊者日众。因房子狭小，不能变付，遂另设医馆。马偕虽原来并非学医，但深知医疗对于传教的重要性。他除了自修医学以外，邀请淡水五洋行的驻诊医师来医馆协助诊疗，并传授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丰富的医药知识和临床经验：
　　马偕博士在医学上的贡献除了施疗治病，为患者解除病痛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林格医师(Dr.B.S.Ringer)发现人的肺吸虫后，推定了肺吸虫的传染途径。林格是淡水五大洋行的驻诊医师，也是对马偕博士医疗工作帮助最大的医师，曾在马偕的医馆中服务了7年。林格医师于1879年在淡水解剖一因主动脉瘤破裂而死的葡萄牙人尸体时，在其肺脏组织中检出一圆形“豌豆状”的寄生虫。该葡人原为厦门曼松医师(Dr.manson)的病人，遂将该虫送去求证，曼松认为是吸虫。翌年，曼松在来自台湾之福建人患者咳出的红色痰中检出虫卵，因此一并将成虫与虫卵送往伦敦之Cobbold请求鉴定，Cobbold认为该虫为未知之新虫，在1880年命名为Distomaringeri即今之Paragonimuswestrmani。林格医师发现首例寄生于人体的肺吸虫后，马偕博士便开始寻求“肺吸虫”侵入人体的原因。发现台湾民众嗜食淡水螃蟹而感染的事实。近代寄生虫学研究证实马偕博士当初的推断是正确的。
　　(三)兰大卫医师和彰化基督教、医院
　　兰大卫医师(Dr.David Lansborough，1870～1957)是英国人，1890年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因立志从容医疗传教，又送入爱丁堡大学学医，1895年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同年受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会派遣赴台湾从事医疗传教。抵台之初，兰大卫在台南旧楼医院协助安彼得院长看病，并施行大、小手术。1896年10月前住彰化，会同梅甘雾牧师(Rev.Campbell N.Moody)等设医馆。11月29日即以教会作为诊所开始医疗及传道。当时，医院没有固定名称，彰化地区的人称之谓“兰医馆“，外县市的人则称它为彰化医馆。医馆的设备极为简陋，遇到需要开刀的病人，也仅能以竹床当做手术台，施外科手术。因为没有护理人员，兰医师还要彻夜照顾病人，天又要看门诊或骑自行车出诊，工作非常辛劳。于兰大卫医师手术高明，病人愈来愈多，兰医师一人实难付，遂聘请自大社前来协助，还收了五位学生帮助医疗护理工作。此后，每天晚上医疗工作结束后，还要教导学生学习解剖生理等医学知识。因为受当时社会观念的限制，不可能解剖尸体，只能用猴子代替，这是台湾现代医学教育的开端，他的学生中不乏日后成为一代名医者，如高在得、颜振声、林进生、王光胆等人。
　　1912年，已在彰化渡过了17个寒暑的兰大卫医师与英籍女宣教师连玛玉(Miss Majrie Learner)结成连理。婚后，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不辞劳苦地服务于众多中国患者。兰夫人曾有为中国患儿捐献皮肤的感人事迹。1936年兰大卫医师年届65岁，退休离开了他服务40年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返回英国。
　　六、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医学
　　(一)日本占领时期之中医药学
　　日本汉方医学源于中医药学，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已有干余年历史，在日本曾有过巨大的发展，为日本人民的保健医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元1868年，天皇睦仁实行明治维新，在医药卫生方面，祟尚追求西方医学，轻视排斥汉方(即中医)医学，取缔已有百年历史的江户医学馆，停办汉医学校、医学馆与医学所，用西医课程考试汉方医师之执业资格。汉方医界虽尽力进行救亡抗争，但终因政府支持灭汉兴洋而成效甚微。虽然汉方医界前仆后继，持续不断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也未能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
　　日本于1895年占领我台湾之时，正是日本汉方医学在政令和法律的强制下，已经失去了继续公开抗争的余力。从而步入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台湾中医界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虽然也多次请求，但终难逃免被公然取缔的命运。台湾之中医药学步入了医师逐年减少，而药店、药业人员逐年增加的畸形发展。本世纪二十年代台湾，可以执业的合格医师数虽有上升，这与昭和年间日本汉医团体之再度崛起，其活动也波及台湾，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然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中华民族对自己传统医学信赖的社会基础。现将日本统治台湾的三次有关中医药统计情况列下：
　　1897年日本占领台省之统计：当时有中医1070人，据当局分析，富有声望者29人，通儒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者97人，其他均为一般时医，占80%左右。
　　1901年，日本占领者对台湾中医进行考试(按：日本明治维新对其本土之汉方医生举行考试，主要考西医，其目的是将中医改造成为西医，为消灭取缔中医的一种手段)，然而申请报考者竟多达2l26人，经过考试及格者仍有1097人之多，可见我台省中医界求生存竞争之烈。加上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0人，以及考试不及格但给予同情许可证者156人，因此，台湾本世纪初，有合格中医师1903人。此后，日本为了在台湾推行其消灭中医的政策，不再举办中医考试，从此，中医绝了后来者，三十多年间，中医师只能年年减少，乃至完全消灭。
　　1931年，日本昭和六年末，当局对我台省各地之医药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有医药人员共3l61人，其中本岛人之医生325人，经营中药者2519人，经营洋药者112人；内地人之经营中药者17人，经营洋药者179人；外国人之经营中药者9人，医生共计325人，仅占药物经营者2836人的11.5%，而且这些医生均集中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而澎湖、花莲港与台东竟无医生，这完全是日本占领者在台推行其消灭中医政策的典型恶果。到1945年台湾回归时，台省持有许可证的中医仅存10人，台湾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已可见一斑了。《台湾皇汉医界》第51期编后记称：“查去年台湾总督府所谓之全岛汉药业者，有2545人之多，而洋药业者才有291人也。由是观之，足悉我台民之信用汉药者较之洋药者尚众，然与药最有关联之医生，据同年所调仅残325人而已。灵效之汉药，鉴近虽有中兴之势，而汉医竟归于衰落之途，良可慨也”。
　　台湾中医药界之救亡斗争：如果说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出于政治之考虑，在消灭中医方面尚不如在其本土那么明目张胆，台湾中医所感受的压力还不迫切。然而30年过去了，老年中医相继离世，而不能有任何后继者补充，中医界终于感受到形势之严重，在昭和初日本汉医学界又一次组织学会，与当局进行救亡斗争的影响下，也开始组织学会，创办杂志，动员社会力量，与当局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与合法地位。
　　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约与日本“东洋医道会”“皇汉医道会”创立同年，台湾陈茂通氏等，联络东京之医道会，在台创设支部，陈任支部长，由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发行《台湾皇汉医界》月刊，现仅摘其若干论文之要略，可知台湾中医救亡斗争之状况与结果，林彭辉以《论汉医药将来当有发展可观》为题指出：汉医被日本国法禁止，“然岛民久信汉医，惯用汉药。……”并对当局请愿运动，靡不竭力奋斗，“废餐忘寝，以期保存国粹”。“所最憾者，政府无设汉医学校”，”切望当局诸公，早鉴现代之趋势，俯察下情，急筹设法，俾国粹昌明，共登寿域”。然而终未能对日本当局消灭中医之既定政策产生任何影响，我台省中医因在日本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已基本上破取缔消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已日渐减少，西医之培养由于受到当局的支持，毕业者渐多，加之日本学者到台，关注中药研究者渐多，对于中医或有倡导中西汇通之研究者，则续有发展。然亦议论多而甚少实际研究者。例如，陈寄生以《汉西医药均须研究说》为题，叹“吾台精于汉医者固多，然能取西法参而用之者，寥苦辰星”，他佩服陈好敕“先生不但汉医精微，对西法之潜心研究，实有出人意外者”，他希望“人人能如好敕先生，则吾台皇汉医道之发达，定能昌大其将来世”，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一些中医由于当局限制消灭中医的政策所迫，由钻研中医学问转而学习西医，以谋出路。史实说明，由于当局并无支持之意，这种希望只能成为学者们不能实现的幻想。
　　日据时期台湾著名中医师：台湾在日本侵占之初，中医队伍还很壮大，且不乏医术高明之士。据有关文献收载综合其知名者约60人，比明清之知名者高出倍余。现仅举其代表人物简介如下：
　　吴得福(?～1895)，台北大安庄人，吴氏崇尚道教，兼通医药，治病多效，名闻乡里。公元1895年日本派军侵占台湾时，他便参加了抗日运动，不幸于同年8月31日为日军所俘，竟公然被判处死刑。吴得福不堪狱中虐待而自杀。
　　丁宝鋆(1874～1911)，字锡奎，号士庄，赋性聪敏，为人厚道忠诚，勤于攻读，博采群书，年21岁因反抗日军占领台湾，随兄到泉州避难，适逢晋江科期，乃报名应试，及第庠生。不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回到台湾，此时台湾鼠疫流行，死者甚众，他触景伤情，发奋攻读医书，得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朝夕诵读以求明医之理，其后又钻研《黄帝内经》与《难经》等经典医籍，对医理与临床诊治经验的积累日丰，治疗效果也不断提高，人谓“手出药方，多见奇效”。他医德高尚，不收谢礼，惜年仅37岁而终。
　　黄瑶琨(1874～1925?)，号青华，著名中医黄玉阶之介弟，少时学习岐黄之术，年长后医术更精，1897年毕业于国语学校第三附属速成科。后入“本省人医师养成所”肆业，适逢该校改为医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是为台省人最早的西医师，任台北医院医务助手，工作三年后辞职，自己开设“日新医馆”。后又任台中厅员林公医，于1914年返回台北，再次在大稻埕悬壶问世，并对地方公益事业多所贡献。
　　杨棕(1881～1932)，彰化街(今彰化市)人，字炳棕，其高祖于清代中期迁居台湾鹿港棋盘厝，1888年移居彰化街西门。祖父杨地富，父亲杨安坐，均以医为业。杨棕为安坐之长子，继承父、祖之遗志，在彰化悬壶济世，很受群众敬重，1900年杨棕创办“杨棕医院”，求医者日众。杨氏医德高尚，若有贫寒者就医，不但不收药费，有时还自备出诊轿车往治，甚至遇有不治之病患，死后无力埋葬者，他还赠予棺木等费用。1930年为了满足需要还扩建贫民病房10余间，收治贫民患者住院治疗，改“杨棕医院”为“璜溪医院”，扩大了诊治范围，由此名闻遐迩，北至新竹，南到嘉义，叩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尤子樵，台北人，初学儒，后跟台湾著名中医学家黄玉阶攻读岐黄之术，特别对慢性疑难病症颇多治验，与当时名医鹿港乾、叶炼金齐名。尤以妇科、伤寒之病症，每因中西医诊治罔效者，经他施治多转危为安，被誉为台北首屈一指的中医。
　　许一壶，原籍海南，移居嘉邑之竹林庄。名如栋，早年父母双亡，稍长即外出游浪，为人司会计事，其间多与方技家交往，虚心请教学习。凡葛洪《肘后方》之书，华佗五禽戏之术，都勤学博采，极意搜寻，务得其要领而后罢。多年的积累，使自己医疗技术日益丰富，求其诊治者接踵而至，时人以董奉杏林誊之，医名大振。由于台地山岚瘴气严重，谋财之奸商庸医不少，劣药充市，许氏对此十分愤慨。他常说：“人命非可草荐视者，……吾其为韩伯休乎”。对自己所用之药“非地道者不采置”，更加勤奋情考《神农本草经》、《雷公》遗法，尊古炮制，作到药精而价廉，颇为人们所崇敬，晚年入山林隐居不出，享年七十有四。
　　(二)日本据台时期的现代医学(1895～1945)
　　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迫使清朝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幸沦亡，被日本侵略者占据。从1895年开始，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日本统治者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医学显示了一定的关注，形成此时期医学发展的某些特定环境与状况。
　　1、医疗卫生行政
　　日本占据台湾后，设总督府于台北。在卫生行政方面，分设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初置卫生事务所于台总督府官房，主管台湾卫生事务，由民政局内务部警察课掌管保健卫生，由军部办理医事卫生。因官制改订，几经变革后，设卫生课隶属总督府警务局，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掌管岛内一般卫生行政。其主管业务包括：传染病及地方病、卫生保健、海港检疫、上水(饮用水)及下水(水沟)和市区及港湾之卫生计划、医制及药制、官公立医院、取缔鸦片及其代用品，有关济生会及其他施药事项。地方行政机关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维五州及台东、花莲港、澎湖三厅，各州警务部置卫生课、各厅警务课置卫生系，以分掌各地方之卫生行政事务。
　　2、医学教育
　　日本据台后，总督府于1895年6月20日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创立了台湾病院(后改称台北病院，再改称台北医院)。两年后，即1897年4月，台北医皖院长山口秀高在院内设立医学讲习所，集台湾子弟约30名施以近代医学教育，入学者多为日语传习所毕业生、医生(中医师)，及药店弟子，初期由台北医院派医师四名，药局人员两名担任教学，教授一般课程(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历史、动植物学等)及医学，此为日本据台后医学教育之开始。此试办之医学讲习所颇具成效，乃于1899年制定总督内医学校官制，4月正式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02年5月11日第一届本科学生3名毕业。第二届仅有毕业生1名。第三届10名。第四届9名。第五届增加到23名。其后，年有所增，医学教育逐渐步上轨道。早期的医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医院，而基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歧视，以日本病人为主体的台北医院不开放给台湾学生做临床学习，只能由日本教师率领台湾学生远路到台北仁济院或行旅病人收容所做临床实习。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所设之最高学府为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开设之初，只设文政、理农两学部，至l936年始设立医学部，以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校舍改充医学部之用。1936年1月7日，制定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规程，3月23日任命三田定则为该学部第一代部长。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多由日本本土各大学教授、副教授中选拔，一部分由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或台北医院主任级医师转任。杜聪明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唯一的台湾人教授，1937年三田定则升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由东京帝国大学名誊教授永井潜接任医学部长。台北医院移管，成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小田俊郎任初代院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日台湾终于光复。台北帝国大学由国民政府派员接收，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部改为“医学院”，由原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杜聪明任院长。附属病院改为“附设医院”，由大陆来台的陈礼节任院长。
　　3、有关疾病
　　日本占据台湾后迄大正年代初期，台湾地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疟疾，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高达1万人。其后，逐渐减少。1907年前后，死于肺炎的比率逐渐升高，至1917年肺炎已占台湾本岛死亡原因的首位。其次是下痢肠炎和肺结核。
　　(1)急性传染病
　　台湾的急性传染病有鼠疫、肠伤寒、赤痢、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恙虫病等。
　　①鼠疫：日本占据台湾初期，急性传染病中以鼠疫最为猖厥，1896年台湾有鼠疫大流行，系由厦门进入安平之帆船带来此病。安平发生病人40～50名，台南也有救十名，稍后又经淡水侵入台北。最先发现此病者为日军驻台南部队二等军医村上弥若。他将从病人腺肿液培养出的检体送往东京军医学校教官冈田国太郎请求判定，结果证实此乃Yersin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这是首次给日本人检出之Yersin杆菌。当时尚不明确鼠疫流行与鼠的关系，但鼠疫流行前后老鼠大量死亡这一事实已引起了台湾和香港的有关人士的注意。同年11月，鼠疫流行仍无止息迹象，也缺乏有效的预防办法，遂邀请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绪方正规、山极胜三郎来台做细菌病理和临床研究。在台北小南门外设立了鼠疫研究室，堀内次雄辅佐工作。他们证实了鼠和人类之鼠疫为同一病原体Yersinia Pestis，而附着于老鼠的吸血昆虫跳蚤为传播媒介。于是，遂加强灭鼠以防止鼠疫蔓延。然而，贸易船只的往来，使台湾的鼠疫一直继续不断，流行达22年之久，患者总数达301901人，死者达24104人。
　　②疟疾：自古以来，台湾被视为瘴疫之区，人临其境，多罹病而死。这种情形即使到了19世纪末仍未有改善。其中威胁岛民健康最为严重者就是疟疾，当时尚不知疟疾系由蚊虫传播，而相信是由地面升起的瘴气所引起，故西人来台者常将睡床架高以防瘴气。直至1898年，日本占据台湾的三年后，才由Ronald Ross和Manson证实疟疾由疟蚊(Anopheles)蚊传播。此后一时期内，对Anopheles蚊的研究很多。木下嘉士朗1901年最先报告台湾有疟蚊存在。羽鸟重郎在台北搜集调查蚊虫并羽化出新种，命名为台湾疟蚊。1902年发现四日热疟疾原虫。其后，经研究确定的蚊种类达14种之多。
　　1913年开始防疟工作，制定了防疟规则。在特定地点依据实验资料检出疟原虫保有者，对Anopheles蚊孽生之沼泽、水池、排水沟等撤药灭蚊。并对全岛采血验出之原虫保有者，予以奎宁内服治疗，1919年在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设置了疟疾治疗实验所。诚如前述，疟疾曾经是台湾省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后因防疫奏效，死亡人数显著降低，但仍未能根绝。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前，疟疾仍高居台湾地方病之首。
　　③霍乱：1895年日军侵入台湾时，正值霍乱流行，当时澎湖诸岛亦有流行。此后，于1902年、1919年及1920年均有大流行，尤以1920年之流行为烈，流行于台北、台南及澎湖诸岛，病人3836名，死2693名。翌年疫情再燃，流行于台中以南之西部地区，其后迄1941年有6次局部流行。
　　④天然痘(天花)：与霍乱同样主要由境外传入，1906年一月颁布台湾种痘法后，每年定期施行一次种痘。有发生天然痘的地区，则实施临时种痘。后仿效日本本土，达十岁时第二次种痘，预防的效果较为显著。超过500人的流行只有1920年1次而已。所使用的疫苗最初由日本输入，大正时代由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卫生部制造，自给自足，热带医学研究所成立后，使用台湾水牛制造痘苗以供岛内需要。
　　⑤肠伤寒及副伤寒：1905年堀内次雄首次在台湾本岛检出B型副伤寒杆菌，1907年黑川嘉雄检出了A型副伤寒杆茵，台湾的肠伤寒流行迄1905年，每年发生数均在200名以下，但由1912年以后急剧增加，超过1000名。好发于都市、日本人之罹病率高是其特征。总督府卫生课技师下条久马一与曾田长宗分伤寒杆菌为12型，追究菌型以探讨此病感染途径，有助于防疫。
　　⑥痢疾：台湾有阿米巴痢疾，称台湾痢疾，常会引起肝肿疡。1905年海军军区田代丰吉郎在澎湖岛马公首次检出痢疾杆茵。总之，痢疾在台湾未见大流行。自1904年至1941年之间，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合计每年有100～600名病人，年间死亡人数最多不到200名，杜聪明及邱添贤研究中药发现木瓜叶中富有对阿米巴有强烈毒杀作用的有效成分。
　　⑦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堀内次雄、蒲池佐太最先报告本病。1918年1月，在台北及各地发生流行，其后20多年间，发生若干散发病人。1923年间，有较大的流行。
　　⑧恙虫病：根据1911～3943年间的报告，台湾的恙虫病人共计3921人，分布于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澎湖等13个县市、兰屿及澎佳屿，1908年在花莲港厅辖山地发生类似肠伤寒之热性病人，俗称木瓜热。其后在各地发现此病。1914年太鲁阁山地日军讨伐队员多数发病，卫生班之羽鸟重郎进行本病之流行病学及临床观察，于1915年在台湾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之为“发疹性腺肿热”，酷似日本新泻地方之恙虫病。1920年新泻医科大学之川村麟也和山口正道来台确认新泻系恙虫病毒与台湾系恙虫病毒之间成立交叉免疫。台湾恙虫病之死亡率为10.7%，远较日本本土之31.5%～36.8%为低。
　　(2)地方病、寄生虫病与毒蛇咬伤
　　①甲状腺肿：此为台湾广泛分布的地方病之一，其病因与饮水中钙含量过高和碘含量过低有关，甲状腺肿在台北州浊水溪上游、新竹州大溪一带、台中州埔里地方、高雄州、台东及花莲港山地均有分布，山地人发生率最高，台湾本岛人次之。
　　②寄生虫：在台湾最早发现报导的寄生虫病为肺吸虫。英国医师林格于1879年在淡水发现首例人体肺吸虫患者，1915年中川幸庵在台湾新竹发现竹东郡山地部落溪流中的赤蟹及毛蟹为传染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1917年横川定证实了淡水螺为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
　　其他一般肠寄生虫病之感染率很高，蛔虫、钩虫、鞭虫及蛲虫最为普遍。
　　③毒蛇咬伤：台湾岛跨热带及亚热带，四时气温高，雨量丰富，草木郁葱，适合蛇类栖息生长。迄1941年台湾已发现蛇类51种，其中有15种为毒蛇。岛民被毒蛇咬伤，屡见不鲜，因而致死者亦为数不少。根据总督府的调查，1897年至1903年间，全岛遭毒蛇咬伤人数为1853人，1901年至1938年间，毒蛇咬伤人数为12645人，死亡者为839人。
　　在台湾最早开始从事毒蛇之研究者为羽鸟重郎(1904)和山口谨尔(1921)，后来台北帝国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以杜聪明教授为主所展开的蛇毒之药理学及毒物学的研究为蛇毒之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他和门生的实验归结出蛇毒可分为出血性蛇毒与神经性蛇毒。
　　4、医学人物
　　这一期间，台湾医界最杰出的人物是杜聪明博士，杜聪明(1893～1986)，号思牧，生于台北谈水三芝乡北新庄子，祖籍福建泉州，17岁考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14年以首席毕业，1916年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药物学教室，接受森岛库太教授的指导。于192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为台湾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25年12月以台湾总督府在外研究员身份派赴美、加、英、德、法、意六国进修。1937年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担任药理学讲座。
　　杜聪明教授一生以“乐学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专心致力于台湾的医学研究，在台湾产毒蛇及蛇毒之药理学、鸦片烟及吗啡类慢性中毒及中药药理学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获得国际声誉。1939年第13回日本药理学会在台湾举行，由杜聪明任会长。在杜先生领导的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药理学教室里培养出很多杰出的药理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了对台湾的统治，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改称台湾大学医学院，杜聪明出任首任院长，并一手创立了高雄医学院，为台湾培养了无数医学人才，誉为台湾医学之父。
第十节军事医学
　　清代有陆军、水师两个军种。陆军有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八旗兵由于骑兵多，以骑射为特点，因之盔甲、弓箭及所佩刀为各营经常使用的战守武器。除大炮自明末以来吸取西法制造外，其它刀枪矛箭，都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旧传。清代前、中期在武器上实无多大特殊之处。
　　一、部队军医的派遣
　　在鸦片战争前，清沿袭明代的制度，军医也由太医院派遣。如果军队需要医生时，由礼部选派两名医生乘驿前往，并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也有奉特旨前住部队的。
　　总之，清代在新军成立以前，军队中似无固定的军医名额。遇有将士患病，多系临时奏请派遣，据《东华录》的记载，从乾隆以至光绪朝，一般高级将领负伤或疾病时，如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派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治，或至附近城市与省城就医，藉资坐镇；如病情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调治。
　　至于战士则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时，由太医院配发时症药物及急救药品。如痧药、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其余受伤患病兵丁，战时在营调养，战后则遣回治疗。这样，在军队中既无固定军医，又无经常卫生设施，只是临时应付，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防疫问题，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无策。如湘军与太平军之战，鲍超一军病者6670人，死者数千，溃不成军，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对渎职医官及官员的处分
　　因为军医随军作战比较辛苦，一般医生多不愿充任而雇人代替。《大清会典·太医院》规定：随征医官，如果私自以庸医充代的，必须治罪。还规定凡军士在镇守地方患病，镇守官不备文请求医治的，笞四十；因而致死的，杖八十，若该省部门，不差拨良医，或不治对症医治者，同样冶罪。
　　三、对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预防
　　在严寒酷暑中行军，常易发生冻伤或中暑，所以在各家兵书中，对如何预防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发生多有记载。如《揭子战书·暑战》中即提出：“暑气能生疾疫，毋使久暴日中，为日暴则常饵辟暑药而疾战敌。为日暴当竣日盛，盔甲烙手，乃出。盖寒瘃则阳气衰，暑盛则阳气痿，力靡可克也，”又如“乘雪而袭，因雪而捣，皆乱不疑，必万有胜理，乃出也。……军宜聚处，饵热性之物，及热钦食而后行，不当数出，令受风寒；不然，寒甚倒人之血脉，在北地人有指堕体僵，颠殒不支者，可不畏哉！”
　　四、对火器伤的治疗
　　明季从西洋输入佛郎机大炮，尔后，又有鸟枪、手铳等。其余伤力视冷兵器倍增，成为当时军医所遭遇的新课题。他们对大炮所伤，束手无策，仅对于弹创伤稍有处置办法。但其治疗原则仍与过去治箭头入肉不出相同。明末清初的赵吉士(1628～1706年)所撰《寄园寄所寄·驱睡寄》引《客中闲集》说：“刘荐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苋菜与沙糖涂之，能出箭头与铅炮子”。至乾隆时，曾恒德《洗冤录表》用南瓜瓤敷贴创口，使肉里枪子自出方，以及后来《军中医方备要》等书，仍旧将治疗箭镞不出的医方，移作治疗子弹不出的创伤之用。
　　至于用物理方法以灌取夹在肉内的枪弹，则在清初《调燮类篇》的“方抄类”中，已载有“沿取铅子陷肉不出方”，如“铅子入内者，用水银从伤处灌入，则铅随水银而出”，《军中医方备要》及《行军方便方》等书也用此法。此法系利用高比重的液体性水银浮出铅弹，其构思是合理的，但如不能及时挤出弹道内的水银，可能引起毒害。
　　其后，曾恒德《洗冤录表》载：“枪子伤人着肉里者，以大吸铁石吸子，其子自出”，《军中医方备要》诸书，也有此说，但对铜子就没有办法，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此法首见于《军中医方备要》，在“中枪炮伤”条中说：“苦铜子难出，必用利刀割而取之，取尽方无患，再用童便洗伤处，洗净敷药，外用太乙膏护之”，该书还载有服用麻醉药以开取子弹的办法，所用有川乌、草乌、闹洋花等，至于用内服药以治子弹在内不出之方，不过是将金创常用药，以治疗枪炮伤而已。
　　总之，我国古代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多以拳脚及刀枪而箭戟取胜，在治疗上以金创折疡为主。因此，古代军事医学很少专门著作，而附载于伤科之中，宋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枪炮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实百十倍于刀箭时代，但在1840年以前，枪炮的应用不多，因此，在古代军事医学上，其疗法仍与冷兵器伤的内容相似。虽然在手术、麻醉、用药及治疗技术上，比前代有所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当时军事医学的需要。
第十一节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清代中期以前的中朝两国医药交往比较密切。朝鲜李朝景宗王自幼体弱多病，继王位后病情日趋恶化，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亲自派遣太医多人去朝鲜诊治景宗王病，但未能见效，同年十月,朝鲜译官黄夏成回朝鲜，清朝廷惠赠《赤水玄珠》一帙51册，《医学正传》、《万病回春》、《医学入门》等明代著作传去朝鲜以后，《医学正传》早于公元1484年翻刻刊行，《万病回春》《医学入门》等则分别于1750年和1820年翻刻刊行，在清代前中期，对朝鲜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本草纲目》于十七世纪已流传到朝鲜。清代著作《医宗金鉴》也于十八世纪末已传去朝鲜。
　　朝鲜种痘法是由中国传去的，后来，朝鲜又先后翻印发行中国朱纯嘏著《痘疹定论》二卷和曾香田著《痘疹会通》四卷，从而使人痘种法知识在朝鲜进一步得到广泛普及。
　　在清代，朝鲜医书也传入到中国，清乾隆三年(1738)清使节从朝鲜回国时，朝鲜赠送《东医宝鉴》一帙二十五卷。朝鲜李景华撰《广济秘笈》、康命吉撰《济众新编》、黄度渊撰《医宗损益》等医书，相继传入我国。
　　朝鲜法医学家具实奎以中国法医书《无冤录》、《洗冤录》和《平冤录》为基础，结合朝鲜的实情作增删，撰写了《增修无冤录》上、下篇，分别于1792年10月和1797年7月两次刊行并颁布全国。
　　较早的西医汉译本《全体新沦》、《西医略论》、《内科新论》、《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书也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中国经朝鲜崔汉绮介绍到朝鲜去，在朝鲜起到了西医启蒙作用。
　　二、中日医药交流
　　清朝与日本之医药市舶往还，大体与明时相似，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以内部诸学派的兴起和自创一说为主，可称之为中日医药交流的理论独创期。
　　1、汉方医学诸学派
　　明代中晚期在日本盛行的“道三流”后世派医学，至清初已渐成末响，飨庭庵(1615～1673)，林市之进等虽为曲直濑玄朔、曲直濑正纯之门下，但以宗刘完素、张子和之说为主，形成了“后世别派”，皆以天人合一、运气论、原病论等为主旨，道三派之外而宗李朱医学者的香月半山(1656～1740)，本宋儒性理及金元诸家论旨,倡“一气流行说”，解释外邪内伤病机，论传染疾病奥旨，拨中国历代医家著述之萃，立论稳健。
　　而此时有名古屋玄医(1627～1733)崛起，与后世派相撷抗，为“古方派”鼻祖。宗喻嘉言，推重《尚论篇》、《医门法律》，以张仲景为师，主张“依张仲景之意但不为仲景之方所拘束”，重临证亲试，依实际立沦，于是医学面目焕然一新，玄医门下，新论迭出：
　　如东洞之“万病一毒”，认为则水谷浊气留滞于腹成毒，毒动则万病发；外邪亦毒，则由感受，致病；治疗惟有去毒，用药即以毒攻毒。又因切脉不足证，以张仲景书本有按腹而诊，东洞遂大力提倡。腹诊之法至今为日本汉方医所宗。
　　对东洞理论，起而排击之者有后藤慕庵、浅井图南等，尤其望月鹿门(1680～1750)为中坚，指出东洞虽曰“师仲景”，实为“因子和”，“背理伤道”，“不杀人者殆稀”。主张中庸折衷，信古方，用新方，遂杨折衷一派(又称考证学派)。多纯元孝(1695～1766)创跻寿馆，为折衷派根柢。
　　折衷派在学术上企图调和各家，故理论趋于平凡；而考证医籍虽多穿凿，但综成汉医大系，厥功甚大。
　　2、中国医家赴日与学术传播
　　清代中国医生仍不断有到日本行医或传授医学，如1627年后任唐通事的马荣宇入籍于日。其子寿安(号有松)，以北山道长著名，在大阪开业行医。颇有声誊，遗有《北山医案》、《北山医话》等著作十余种。
　　又有戴笠，字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人，为龚廷贤晚年弟子，尤精痘科，同时精书法、诗文、篆刻等。顺治十年(1653)因慨叹明之灭亡，避难到日，吉川氏之臣池田正直从之学书法，后学痘科，传给《痘疹治术传》、“妇人治痘传”、《痘疹百死传》等医书12种，以及生理、病理图七种，池田正直尽得其秘，池田家从此专业痘科，其四世孙瑞仙尤精。宽政年间(1789～1800)专设痘科，瑞仙擢为医官充任此职，是日本有痘科之始。从曼公学医者，另有高天漪、北山道长等。高天漪为本年从福建到日任庸通事的高寿觉的后裔，以书法著名，列为儒官，精医。曾献太上皇《养生编》。
　　浙江金华府人陈明德，庆安年间(1648～？)来到日本，更名颖川入德，善医，所投药饵能起死回生，最精小儿科，长崎人挽留不让回国，子孙承其业，著有《心医录》行世。
　　此期间到日本江户开业行医之王宁宇，名声甚大，从之学医颇多。门人中有任幕府医官者。当时此派医术最盛。稍后，1703年有杭州医师陆文齐到日；1718年有苏州医师吴载南到日；1721年有苏州医师陈振先及福建汀州医师朱来章到日；1725年朱来章又率朱子章、朱佩章到日；同年苏州医师周歧来到日；1726年苏州医师赵淞阳到日，此中以陈振先与朱子章为最有著名。朱子章到日，幕府发通告，命令医学有疑义可向其质疑问难。幕府医官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见皆曾致书请教。但朱子章一年后即病死，陈振先则到达长崎后到邻近山野踏访采集，得药草162种，著《功能书》，经井元成加以和名，即《陈振先药草功能书》。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期对中国医书的翻刊。日本自1606年得金陵版《本草纲目》，后来又得两部(内一部缺卷四)，1638年，有人据夏良心江西刻本(1603)翻刻，后又多次重刻；1645年翻刻过《诸病源候论》1663年翻刻陈实功《外科正宗》等书。这些中国医籍的翻刻，对日本医学起了扩大传播的作用。
　　三、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医药交流
　　清初的中外医药交流，并没有因朝代的更变而中断。明末来华的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与清廷合作从事传教活动，并承担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中国医药外传欧美
　　明末清初，中西医药交流颇为频繁，其中以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医药知识为多；但从雍正开始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他们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并将这些内容介绍到欧洲。
　　传教士选择了中医的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三部分内容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医药知识。
　　最早介绍脉学的是卜弥格的《医论》，康熙十五年(1676年)米兰出版了它的意大利文译本，十年后，纽伦堡天然药物研究杂纂补编，收录了此书。英国名医弗洛伊尔(J.Flover)受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的启示，致力于脉搏研究，并把他译述中医学的拉丁文稿译成英文，连同他自己所著的《医生诊脉表》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伦敦出版。弗洛伊尔是近代最早发明和研究用表来计数脉搏作为诊断方法的医学家，他自己认为对脉和吸呼的研究是受中医脉学的启发，从此了解中国脉学的人数日渐增多。
　　针灸学方面，马可波罗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过中国医疗用的针，十七世纪针灸术已引起一部分欧洲人的注意，天主教士Du Helbe将针灸术传入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旁特最早记载了针术〔顺冶十五年，1658年〕；另一职员布绍夫〔M.Dusschof)用艾法治愈自己多年的痛风症，因而向荷兰介绍灸术，后破译成英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同年吉尔弗西斯用德文写《灸术》一书。十八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针灸术认识渐多，出版介绍针灸的书约50种，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均有介绍。爱尔兰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述灸术的生理作用的专书。
　　清代向欧洲介绍中医中药的重要人物当推杜赫德(Du Halde)他根据传教士寄回欧洲的各材料编写成四大卷《中国及鞑靼中国的地理、历史、王朝、政治情况全志》(简称《中国全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翻译了《脉诀》、《本草纲目》、《本草》(第一卷)《神农本草》、《名医别录》、《陶弘景本草》、《医药汇录》等诸书(不是全译)，卷首为中医诊脉图，同册还撰有“中国医术”一文，书中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的用途，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山芪、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桕树等等；第二卷也介绍了若干中药。杜赫德的书，不久便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欧颇有影响。达尔文在其关于物种变异的研究著述中，间接引述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变色的记述，并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初据步材料，从1700年到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医药的书籍(不包括文章)共约60余种，计针灸方面47种(法22、德12、英8、爱尔兰1、捷克2、瑞典1、意大利2)，脉学5种(法3、意3、英1)，临床方面2种(法1、俄1)，药学方面1种(法)，医学史方面2种(Pemusat著的法文版《关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和Pearson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学史》)。从数字上看，这一阶段已有七个国家出版了针灸书籍，说明针灸是此阶段受到注意的重点，另外，临床方面的外科、产科、以及医学史也开始受到注意，从国家上看，这一阶段以法、德、英等国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为最多。
　　(二)西洋医学的传入
　　1、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土的医药活动
　　清初传教士的境遇远不如明末，然而这段时期的医药活动却比明末频繁，这主要得益于康熙帝的奖掖。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身患疟疾，法国传教士张诚(P.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thomas Pereyra，1645～1708)，用锭剂减轻了他的疾病，以后法国传教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和刘应(Mgr Claudusde Visdelou，1656～1737)又将一磅从印度寄来有金鸡纳皮送入宫中、，皇上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者（人）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法国)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37页），康熙因此信任传教士，并“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即北堂，又称救世堂)”。
　　当时在华从事医药活动，并与康熙帝有关的还有传教士罗德先、罗怀忠、安泰修士、樊继训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命法国传教士白晋(P.Joach Bouvet，1656～1730，字明远，1685年来华)和巴多明(P.Dominicus Pareniu，1665～1741，字克安，1698年离欧洲来华)进宫讲解人体解剖学，他们引用十七世纪法国著名解剖学家韦尔内(Guichrd Josephdu Verney，1648～1730)的著作、戴尼(Dienis)的著作和丹麦解剖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1680)的《新的普遍观察》(De unicorn observarions novae阿姆斯特丹1678年)，编译成满文的讲义，附有大量插图，康熙传旨将讲义及插图用满文整理缮写，并装订成册，共计九卷。内容有解剖、血液循环、化学、毒物学和药物学。巴多明称此书为《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斯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L.anat omie de I.homme suivant la circularion du sang,et lesnouvelles decouvertes par Dinis)此书引用的原著，均属于法国进步学者所著，代表了十七世纪欧洲医学界的新潮流。康熙定名为《钦定格体全录》但此书因故没有出版发行，使中国学者失去了解接触西方最新医学成就的机会。这部满文讲义稿当时分抄三部，一部藏北京文渊阁，一部藏畅春园，一部藏于避署山庄。巴多明把手稿寄往法国科学院。
　　康熙晚年宣布禁教，雍正二年（1724年）2月11日礼部正式发布禁教命令，至乾隆年间继续实行禁教，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闭关自守的局面。不过清政府明文规定的是禁止传教，并没有拒绝传教士传授的西学。这样，当时在清廷中供职的传教士因其通晓并传授西方科技，而被允许继续留在北京；另一方面，个别有特长的传教士仍从欧洲来到北京，这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并未因此完全中断。
　　十八世纪滞留在华的传教士处境艰难，在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转而研究中国文化。懂医的教士在从事医疗活动的同时，并注意探讨中医中药学，而西医的传播就相应地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回顾十九世纪前耶酥会士在华的医疗活动，我门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清初(1800年以前)传教士则依靠他们手中掌握的医疗技术和药物得以接近帝王，并能在禁教时伴其左右，继续从事医疗活动。不过与明代不同的是：他们在文字方面宣传得少，介绍的医学知识亦有限，医疗话动基本局限在临床治疗上。这是因为在禁教期间，教会派到中国的多是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通过这些通医术的传教士的活动，以达到医病传道的目的。所以清初学者所接受的西医知识，仍是由明末传教士所翻译介绍的。如王宏翰所著的《医学原始》主要采纳了《性学（牜角）述》的“辨觉性灵性”篇和四体液学说、《空际格致》的“四元行说”，以及《泰西水法》和《主制群征》中的医学内容。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以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中的内容附会中医学，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其中“药露制法”便是取之于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并以中医理论加以修饰。
　　2、十九世纪前期传教士的医药活动自禁教起，中西交流仅限于广州十三行内所进的商业贸易。为照顾在华的商人，东印度公司专聘医生经常来广州、澳门为他们医病检查身体，这些医生有时也为当地的百姓治病。
　　东印度医生中最早博得华人信任的皮尔逊(Alexander Paerson)，从嘉庆十年(1805)起他为当地的小孩种牛痘。疫苗由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Hewit利用活人从马尼拉利用海路带到澳门的。从嘉庆十一年(1806年)起，皮尔逊雇佣了许多中国助手，其中最出色的是邱熺，外国人都称他为A.Hequa，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皮尔逊的种痘工作由城市推广到农村，1815年在广州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了诊所，每九天由一个中国痘师给15～40个儿童种痘。皮尔逊则在一旁监督。邱熺虽不懂医术，但从主持这家诊所起，手种不知多少万人，而从学者亦日众，常被请到各地施种，还曾巡至“都中四传种法”。邱熺晚年体力不支，由其子邱昶继承父业。
　　皮尔逊在刚开始种痘时，就编写了一本介绍种痘术的小册子，名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由乾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斯汤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译中文。嘉庆十年(1805)出版，封面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是为最早介绍种牛痘术的书籍，此书介绍了琴纳氏发明牛痘法的过程、种痘法西传的途径、分析了牛痘种与天花痘种的不同，并详细地描述了种痘的方法、过程、选用的器具、及临床症状，扉页附有图形，画有种痘的方位、真痘形状等。最后，介绍了取种和藏种的方法。
　　邱熺著有《引痘沦》，初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其中收编了皮尔逊作品的一部分内容，书中以介绍牛痘接种法、留浆养苗、取浆、度苗、真假痘辨、种痘的工具等为主，附有部分治疗并发症的药物。此书是我国传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书，复刊本不下四五十种。
　　十九世纪初的三十年中，在广东地区从事医药活动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的随船医生和传教士，而东印度公司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十九世纪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伦敦会牧师马礼逊。嘉庆二十五年(1820)马礼逊和李温斯顿在澳门开设一诊所，聘请一位懂中医中药的华人作助手，专为贫苦百姓服务，救助身体及其灵魂。这是基督教在华开设的第一家医疗诊所，也是他们在华医院传教的开始。
　　开办这家诊所，不单是为了救治病人，也是出于马礼逊、李温斯顿对中药的兴趣，李温斯顿当时就想看看中国药材是否“可以对现今西方所掌握的，能减轻人类痛苦的方法，作些什么补充。”（Chinese Recoder，Vol18，1887，P3920）。他们为此建立了一个藏有800卷以上中医书籍的图书馆，并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中药，让他们聘请的中医医生讲解各种草药的性能。
　　道光七年(1827)起任东印度公司医生的是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他曾在英国雷塞斯病院(Leicestr Infirmary)和圣汤玛斯(St Thomas Hospital)医院学医。那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他在澳门租凭两所平房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Ophrhalmic Hospital)这是个慈善机构，穷苦病人持有公司发给的免费证明便可赴诊，也有酌收药费的。
　　郭雷枢医疗工作的成功，使他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道光十六年(1836)他提出，向中国遣派传教土的同时，还应当派医学传教士：
　　“代替他们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正规教学和传道的是，应当让他们治疗病人，满足病人的需要，在他们的医疗实践中，还要渗入宗教、哲学、医学、化学等，”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在华传教士的心迹，因而立即为他们所接受。自此，西方各差会派进来华的传教士皆假医药活动接近百姓，获取信任，继而达到传教目的。
　　伯驾(Peter Parkerl804～1889)是第一位来华的从事医药传教事业中的牧师。他曾在美国攻读医科，道光十三年(1833)受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派遗来到中国，在新加坡学中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1日)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Hog Lane)丰泰行三号租得一幢房子，开设了“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al)，第二年春天怡和行的伍秉鉴又租了车泰行7号，在这所新医馆的出口处写着“博济医院(Pu，Ail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当时外人仍称为(Ophthalmic Infirmary，以后定名为The Canton Hospital(广东医院)（Edward V.(iulick，Perer Parkerand Openingif China，P.55)。道光十九年(1839)，中英因鸦片之事关系紧张，伯驾因替林则徐间接治愈了疝气病，而使林则徐对博济医院倍加赞许，伯驾也因此继续留在医院工作。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伯驾回国，博济医院遂中止了工作。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的交流
　　越南在15世纪以前，常采用中国的原版医书，之后，他们开始自己编印医书。据《越南史要》所载，黎朝宰相之子黎有卓，热心医药，爱好中医，尊崇《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他又刻苦钻研冯楚赡的《冯氏锦曩秘录》、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赵献可《医贯》，结合临床经验，编成了《海上医宗心领全帙》66卷(1770)。该书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越南人还撰有《南药考辨》、《南药神效》等书，吸收了中国医药的学术思想。中国医学大约在13世纪中叶速古台王朝时就传入泰国，在侨居泰国的华人中，就有通晓医药的，在阿瑜陀耶王朝时(1350～1767)，在都市中就有华侨出售中国药材。广东省澄海县东里乡旅泰的李松青是有名可考的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的华侨医生，他在曼谷创办李天顺堂药材店，世代相传，成为药业世家。
　　《清史稿·暹罗传》记载了入贡的有沉香、冰片、犀角、通大海、龙涎香等十余种海药，清廷曾回赠给人参等，并对暹罗药商予以优惠待遇。
第十二节医学著作
　　一、《本草崇原》
　　《本草崇原》，三卷，约始撰于康熙十三年(1674)，著者张志聪殁而书未成，后由弟子高世栻续成。继而王琦访得副本，校刊后刻入《医林指月》丛书，时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后续有翻刻。
　　此书摘录《本草纲目》中本经药233味，(另有附品56种)，作“崇原”之论，自序云“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有探讨药性理论之意，药分上中下三品，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属性、形色等入手，结合主治疾病之机理，阐明功效，崇本求原思想，对徐大椿、陈修园等影响颇大。
　　二、《证治汇补》
　　《证治汇补》八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李用粹(字修之，号惺庵，十七世纪浙江鄞县人)撰。
　　此书分为提纲、内因、外体、上窍、陶隔、腹胁、腰膝以及下窍八类，已与过去诸书不同，以内科杂病为主，论述复见集中。介绍八十余种较常见疾病病证，每症列为一章，每章又分数节，先引《内经》，后选诸家并注明出于何书，分析原因、外候、辨证、脉象、治法、用药、附证、方剂等，均为详而不繁，备而不见。深为临床医家使用所称便。
　　三、《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8卷，汪昂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本书可视为临床药物手册，亦为医学门径书。主要取材于《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卷首为药性总义，统论药物性味，归经及炮制大要：卷一草部药191种，卷二木部药83种，卷三果部药31种，卷四谷菜部药40种，卷五金石水木部药58种，卷六禽兽部药25种，卷七鳞介鱼虫部药41种，卷八人部药9种，共计478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所八经络、功用、主治，并根据药物所属之“十剂”，分记于该药之首。后世刊本又增附药图400余幅，更臻完善。此书刊本亦多，流传甚广。
　　四、《张氏医通》
　　《张氏医通》为综合性医书，十六卷，清·张璐撰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书前十二卷论病，包括内、外、妇、儿及五官等科，分门分证，征引古代文献及历代医家医论，每病先列《内经》、《金匮要略》之论述，次引后世如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赵献可、薛己、张介宾、缪仲淳、喻嘉言等诸家之说，同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发表议论，但大抵不外折衷成综合诸家观点，无多创见。不过，整体医学思想，比较与薛己、张介宾相近，并阐发“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甚力。自中风至婴儿共分十六门，每门又分子目，体例实取法于王肯堂《证治准绳》，而选辑更为精审。后四卷论方，共分94门,祖方一卷，专论方祖源委，分析其配伍、功能与治疗之证。另三卷为专方，以病证分门集方，并有方解。
　　此外，以《张氏医通》命名而实为《张氏医书七种》者，辑刊于1699年，包括《张氏医通”、《本经逢原》、《诊宗三味》、《伤寒绪论》、《伤寒缵论》、《伤寒舌鉴》、《伤寒兼证析义》，是刊丛书。
　　五、《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康熙帝1683年完全统一中国以后，一面大兴文字狱，厉行思想统治政策，一面又大开科举之门，笼络知识分子编书校书。于康熙中期，诚亲王胤祉命进士陈梦雷编《古今图书汇编》历十余年而成，康熙帝命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其部六千有余，其卷一万，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
　　《医部全录》原隶此书“博物汇编、艺术典”下之“医部汇考”，共520卷，分类辑录自《内经》至清初120余种医学文献，有古典医籍的注释，各种疾病的辨证论治，医学艺术，记事及医家传略等，记述系统，分门别类明确，各科证治有论有方，引证材科均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目、篇目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医学文献参考书。
　　此书清末有影印本、铅印本，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缩印本。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医部全录》排印分成十二册出版，订为医经注释，脉诊，外诊法，脏腑身形，诸疾，外科，妇科，儿科，总论及列传。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共八个部分)，但将其中“太素脉诀”，“产图”等予以删去，对研究者为一缺憾。
　　六、《外科证治全生集》
　　《外科证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卷，刊于乾隆五年(1740)。五维德整理祖传秘术及生平经验而成《外科全生集》。此书后经清末马培之重新分卷并作评注，以前集三卷、后集三卷流行。
　　王氏书先总述痈疽病因、证候、诊法并列症29种。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外科病证治疗，并兼以内、妇、儿各科病症治疗经验，计外科效方75首，杂病验方48首。另介绍200余种外科常用药之性能及其他炮制，复附有作者治验之案，甚便于临床施用。
　　七、《目经大成》
　　《目经大成》为清代眼科名著之一，黄庭镜(1704～?)著，于乾隆六年〔1741〕草成此书，此后四易其稿，但未付梓。弟子邓学礼(赞夫)得悉此书后于嘉庆十年刊行，更名为《目科正宗》，刊行九年后被黄庭镜之孙得见，遂以家藏旧本相校后刊印，悉还原貌。嘉庆二十三年(1818)问世，全书共23万余字，居历代眼科专著之魁。
　　书共三卷。卷一定论，卷二考症，卷三类方。卷首之论20余篇，并设“立案式”，其论症，按病因分凡12类，按病症分为89症。书末收载眼科方剂229首，阐明方义、细论化裁加减变化，更收外治方19首，俱实用尚有效者。
　　八、《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九十卷，吴谦等撰于乾隆四年至七年(1739～1742)，为政府组织编修之大型医学全书。此书编纂、选材甚精，用功甚勤，理法甚严，共计有十五种：《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补名医方论》、《四诊心法要诀》、《运气要诀》、《伤寒心法要诀》、《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幼科心法要诀》、《痘疹心法要诀》、《种痘心法要旨》、《外科心法要诀》、《眼科心法要诀》，《刺灸心法要诀》、《正骨心法要旨》。由于吴氏崇尚仲景学说，故伤寒、金匮内容所占比例颇大，并列于卷前。
　　此书所包括之分立各科，已略与今之分科相同，而并不收入祝由科之类，或亦著作者于巫术迷信有所抵拒，但如种痘心法，备加赞扬赏析，并详作介绍。亦见接纳先进医术之例、正骨心法从《内经》理论而至具体摸按、端提、按摩、推拿手法，及人体骨骼解剖、竹帘夹板等器械图解，一一详明，有论有法，注重实际，收取各方经验，确为历代骨伤科专著中最好一种，其它各种多类此，各具特色。所以本书实为历来医学丛书、全书中最精当、完备、简要而实用之一部。刊刻之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为中医临证重要读物，并成为清代医学标准教科书。
　　九、《医学源流论》
　　《医学源流论》二卷，徐大椿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书堪称为“徐大椿医学论文集”，共收其评论文章九十九篇。上卷为经络脏腑、脉、病、方药，下卷则治法、书论(并各科)、古今。纵横捭阖，触及之处，每有新见，发前人之未发，言常人所不敢言，尤针砭时弊甚多，论述道理深湛，中医史上正缺如此大手笔之评论家也，大椿实古今第一人。
　　本书颇多先进之论，例如作“治人必考其验否论”，指斥“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他认为，“若医者能以此法(效验)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是颇具‘实践检验”为标准之义。种人痘法本非传统，当时推行尚多阻力，徐氏却具真知灼见，指出有“九善”(九大好处)，作不遗余力之提倡。
　　十、《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赵学敏初撰于乾隆三十年(1765)，又续加补订而毕于嘉庆八年(1803)，至赵学敏死后，于同治三年(1864)方得初刊。以后则有多次重刊。
　　本书专为收录《本草纲目》一书所未载之药物而作，故名“拾遗”，共载921种药物(包括附品药205种)。其中新增716种为《本草纲目》所未载、161种为对《本草纲目》已收药物作补订。书前“正误”项下，另纠正《本草纲目》错误34条。当时传入的西医药资料，亦间见纳入，如日精油、金鸡纳、刀创水(碘酒)、鼻冲水(氨水)等。
　　书中附有大量医方，多得自采访所记用药经验，简便有效，亦是赵学敏重视“串雅”走方郎中本色。
　　本书无疑是清代新内容最多的本草著作之一，是对《本草纲目》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也是本草学的又一次系统总结。
　　十一、《续名医类案》
　　《续名医类案》36卷(原60卷)，魏之琇，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魏氏本身是位学验俱富的临床医家。因鉴于明代《名医类案》所选资料尚多缺漏,而明后新见医案亦颇繁，乃“杂取近代医书及史传地志、文集说部之类，分门排纂。”全书分345门，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症兼备，分类条理清楚，选案广泛，尤以急性传染病治案所占篇幅甚大，其中痘症(天花)即占两卷之多，亦可见当时传染之烈及编撰者用心。他个人治案大多述证明晰，辨证精审，论治熨贴，记录详尽；而于抄录诸家案例，则加夹注和案后按语，着重于发明、辨析有关案例证治异同，议论较为平正可取。
　　此书现有《四库全书》本及同治、光绪年间刻本多种，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据信述堂重刊本(1885)影印出版。
　　十二《杂病源流犀烛》
　　《杂病源流犀烛》30卷，刊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沈金鳌撰，为《沈氏尊生书》主要组成部分。该书七十二卷，另包括《脉象统类》、《诸脉主病诗》、《伤寒论纲目》、《妇科玉尺》、《幼科释迷》、《要药分剂》等。本书在阐释杂病方面是为专著，按赃腑经络、风寒署湿燥、内伤外感、面部身形各门统括诸种杂病，每门又分若干病证。述其原委，悉其形证，考其主治，因病用方，理法方药比较契合。全书七种于1773～1774年合刻于无锡沈氏师俭堂，以后有多种合刻或单刻印本。
　　十三、《疯门全书》
　　清·肖晓亭撰。为祖国医学有关麻风病的三大专著之一。肖氏之书原为《疠病疾辑要》、《疠疾备要》各一卷，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贫而未梓，后经袁春台等编校，命书名为《麻疯全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付印，此版本迄今未见。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后多次刊刻流行版本均名为《疯门全书》。1936年裘吉生之《珍本医书集成》第七册将该书收入。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该书重新点校出版。
　　该书对麻风病的传染性传播途径及预防之法认识颇为正确，对症状体证之描述逼真而通俗，治疗原则他强调：“总以凉血和血为主，驱风驱湿为佐，审元气之虚实，按六经以分治，斯治疗之要道”。他不同意本病必定复发或不能根除之说，认为其原因多因中断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所致。肖氏对本病提出内治九法(统治、分治、缓治、峻治、补治、泻治、兼治、类治、余治)；外治六法(针、灸、烧、熏洗、烂、敷)等，列有处方近170首，内容丰富，且善用大枫子肉。肖氏有经验和学术观点，使祖国医学关于本病辨证论治的理论更为充实，其治疗经验解放后也曾为麻风防治工作者吸取。
　　十四、《温病条辨》
　　本书为温病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共六卷，系清·吴瑭撰，嘉庆三年(1798)完成，前后化了六年时间。刊行之后，为医家所重，乃致翻刊重印达五十余次之多，并有王孟英、叶霖等诸家评注本，或编为歌诀之普及本。今之温病学教材，取该书之说亦最多。
　　《温病条辨》为吴瑭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释解温病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清营、育阴等治法，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桑菊钦作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气分病变遣方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足知吴瑭此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
　　十五、《伤科补要》
　　《伤科补要》4卷，刊于嘉庆十三年(1808)，作者钱秀昌，以伤科闻名，并辑其精义，综合平素治疗经验，撰成此书。卷一述人体要穴、正骨器械、骨度及脉诀；卷二述治伤三十六则，是治金疮之理论及身体各部伤科疾病方法；卷三治伤汤头歌括；卷四选录各家伤科要方及急救良方。全书简明实用，其中并载有杨木接骨法治愈骨折骨不连续之经验，尤为难得。
　　十六、《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又名《女科》，2卷，傅山撰，约成书于十七世纪，而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初刊本：后收入《傅青主男女科》中，合刊本多《傅氏女科全集》，后附《产后篇》2卷。故或又为《女科·产后编》、陆懋修《世补斋医书》收入之校订本、将女科析为8卷、八门。改称《重订傅徵君女科》、《产后编》改名《生化编》。今本《傅青主女科》(《女科》)上卷载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等五门，每门下又分若干病候，计38条、39症、41方。下卷则包括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诸症，亦五门，共39条、41症、42方。《产后编》上卷包括产后总论、产前产后方症宜忌及产后诸症治法三部，分列为17症；下卷继之而分列26症，并附补篇一章。全书文字朴实，论述简明扼要，理法方药谨严而实用，重视肝、脾、肾三脏病机，善用气血培补、脾胃调理之法，故颇受妇产医家推崇。
　　十七、《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二卷，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论，王清任所改是十分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膀胱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对不少器官的命名和功能解释从现代医学观点看是错误的。例如将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气门”，并认为动脉内无血而有气，将主要静脉称为“荣总管”，认为血液及营养等靠它供应全身等等。
　　正是生理功能与解剖的新解释使王清任在活血化瘀理论及临床方面作出新的贡献。本书约有一半以上内容即为此而作。所创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少腹逐瘀汤等，分治五十余种瘀症及半身不遂、瘫痿、痹症及难产等，实发前人之未发，且多可在临床收到殊效。中医学活血化瘀理论的建立，本书实有肇化之功。此外，书中一再体现出不遵经、不崇古的革新创造精神。例如：他否定天花病因的“胎毒论”、否定“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之论，认为“抽风不是风”，是因气虚而血瘀。他接受“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新“脑髓说”，并作了自己的发挥。《医林改错》体现了中医学家革新的勇气，其错失之处，也是由于时代局限，不能亲自动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细观察和进行实验所致。
　　十八、《重楼玉钥》
　　《重楼玉钥》为喉科专著，郑梅涧于乾隆年间撰。郑梅涧根据家藏本及个人经验心得、撰成《重楼玉钥》，之后经人辗转传抄，传至天津，于道光十八年(1838)方由冯相等予以刻行。其子承翰(一作瀚，字苦溪，号枢扶)，子钟寿(祝三)等继家学，世称“南园喉科”。郑承翰于1804年另撰《喉白阐微》1卷，一并刊行；又有方成培《重楼玉钥续编》2卷，亦附刊于内。此书为喉科名著，故翻印次数较多。
　　本书卷上共17则，首列“咽喉说”等八篇为咽喉病总论，言病因、证治及不治之症等；又列36种喉风名目，将咽喉、口齿、唇舌各症均以“风”名，包括牙疳、喉间发白(白喉)等症，其治以紫地汤化裁。卷下“风针诀”，包括行针手法、补泻，禁忌及咽喉科常用的十四经经穴。此书对白喉诊治及宜忌尤详，主治之方为养阴清肺汤。实为今日抗白喉合剂的祖方。
　　十九、《厘正按摩要术》
　　《厘正按摩要术》4卷，刊于光绪十四年(1888)，著者张振，张质(幼樵)校订。
　　此书卷一辨证，除四诊八纲之外，尤侧重小儿望诊，并载胸腹按诊法，为同类文献所罕有；卷二论立法，包括按、摩、掐、揉、推、运、搓、摇等八种手法，及针灸、淬、砭、浴、熨、汗、吐、下等近三十种治法，卷三论按摩取穴原则，强调八纲辨证与循经取穴之重要；卷四收录小儿常见病24种，如惊风、疳症等，述其治疗经验及推拿和多种内服外治方药。尤其本书详于辨证、立法、考穴，且以手法见长，并于每一手法均经图说明，甚具特点，为临床家所欢迎而易施行。
第十三节医家传记
　　一、喻昌
　　喻昌(1585～1664)字嘉言，江西新建(古称西昌)人，晚号西昌老人。崇祯三年(1630)以副榜贡生入都。曾上书欲有所为，不见纳，削发为僧。不久又复蓄发，游于江南。晚年潜心著述，开堂讲授医学，精研医理，尤精《伤寒论》。平生妙治甚多，治病多奇中，名振大江南北，民间多有传说。
　　所著《尚论篇》《寓意草》《医门法律》合刊本称《喻氏三书》。另有《伤寒抉疑》或以《问答附篇》附于《尚论后篇》。《生民切要》二卷，今未见。
　　二、傅山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又字仁仲，号公他，公之它、啬庐、石道人、朱衣道人、丹崖翁等不下二十余称。山西太原人。自幼颖悟。十四岁时为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补癝生。山不阿权贵，重气节。明亡隐为道士，居土穴养母，坚不仕清。
　　傅山博学多才，经史之外兼工佛、道、书法、绘画、诗词、音韵训诂之学。世代知医，故傅山明亡亦以医问世，设“卫生馆”于太原三桥街，沉病痼疾，应手而愈，术治者众。所著医书遗稿，后人整理编为《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
　　三、张志聪
　　张志聪(约1630～1674)，字隐庵，浙江杭州人。少年丧父，遂弃懦习医，师事名医张卿子，穷研医理，于《内经》、《伤寒论》颇有心得。构侣山堂于杭州香山，招同道、弟子数十人，讲论医学，为中医医学教育民间授徒形式之一大发展。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金匮要略注》、《侣山堂类辨》、《本草崇原》等行于世，《针灸秘传》今佚。晚年又著《伤寒论纲目》九卷(1673)、复集《伤寒论》各家注而为《伤寒论集注》，书未成而卒，由门人续篆为六卷。
　　四、张璐
　　张璐(1637～1699)，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江苏苏州人。明按察使张少峰之孙。少颖悟，习儒而兼攻医。明亡后弃儒业医，隐居洞庭山十余年，行医著书，至老不倦。离乡十六年，辑医书一帙携归故里，故名之曰《医归》。将其中《伤寒绪论》、《伤寒缵论》刻行。康熙中。取《医归》残稿，从头检点，并易名《医通》(《张氏医通》)。另著有《诊宗三昧》一卷(1680)，专明脉理；《本经逢原》四卷(1695)，《干金方衍义》三十卷等。后世汇辑成《张氏医书七种》(又名《张氏医通》)。
　　五、李延
　　李延(162～1697)，原名彦贞，字期叔、我生，号辰山、寒村，上海南汇人。后迁松江，明大理评事李中立之子、名医李中梓之侄。早年习举业，师事同郡举人高孚远，为得意门生。明亡参与复明抗清斗争至桂林投唐王，失败后避居浙江嘉兴，后入平湖祜圣宫，以医自给。治病多奇效，医名大盛。著有《脉诀汇辨》十卷，校正重刊贾所学《药品化义》十三卷，并附撰《本草谕》、《君臣佐使论》、《药有真伪论》、《药论》，刊于卷首；另著有《痘疹全书》、《医学口诀》两书，今未见。文学著作有《南吴旧话录》、《论鹇亭集》等。
　　六、尤怡
　　尤怡(?～1749)，字在泾(一作在京)，又字饮鹤，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时家贫，曾在寺院??字为生。但聪明好学，能诗善文，性格沉静，淡于名利。师事苏州名医马俶，既得师传，悬壶于世，名噪于时。晚年诊治技术益精，学习勤奋，博览医书，对仲景著作钻研尤深，所撰《金匮要略心典》三卷(1729)、《伤寒贯珠集》(1810年刊)，为研究仲景学说甚有影响之著作。又著《金匮翼》八卷(1768)、《医学读书记》二卷(1729)、《静香楼医案》一卷，均行于世。
　　七、薛雪
　　薛雪(1661～1750)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早年游于名儒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薛雪一生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九十岁卒。
　　故也知薛雪并非专一业医者，但他于湿热证治特称高手，所著《湿热条辨》即成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吴医汇讲》录其《日讲杂记》八则，阐述医理及用药；另有《膏丸档子》(专刊稿)、《伤科方》、《薛一瓢疟论》(抄本)等，亦传为薛氏著作。《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则系后人所编。
　　八、叶桂
　　叶桂(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居上津桥。祖父叶时、父叶朝采皆精医，尤以儿科闻名。叶佳十二岁始从父学医，十四父殁，遂师事父亲门人朱某，所闻言即解，但见每出师之上，乃更加穷精医经。博览群书，并能虚怀若谷，闻某医善治某症，即往执弟子礼。至十八岁，凡更十七师。于家传儿科之外，兼通各科。先后得过王子接、周杨俊等名医指点。悬壶于世，诊疾能深明病源，立方不拘成法，投药每有奇效，治疗之术常多变通，故一时名满天下，为众医之冠，民间轰传的“天医星下凡”。
　　叶天士于温热病研究贡献特大，于痘麻斑疹(天花、麻疹、猩红热等)类疾病治疗尤为高手。其对历代名家温热病理论研究的根柢颇深，其温病卫气管血辨证纲领所之缘起，即在于对病程初、终、转、变规律的认识，以此乃使温病学说、温病学派卓然超拔，脱颖而出，故为温病学理论奠基人物。今传《温热篇》、《临证指南医学》、《叶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多为门人记其口授或生前留下医案记录整理而成。顾景文、华岫云等为尤著功者。题为叶氏所作尚有《幼科心法》、《本事方释义》(有乾隆十年自序)等。
　　九、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祖父除（钅九），康熙十八年(1679)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十、赵学敏
　　赵学敏(约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曾任永春司马，迁龙溪知县。乾隆间(1736～1795)下沙大疫，其父延医合药，赖以生者数万人。学敏与弟学楷，皆承父命读儒学医。学敏博览群书，凡家藏星历、医术、药学之书，无不潜心研究，每有所得，即汇钞成帙，积稿数千卷。家有“养素园”，为试验种药之地，以察形性：有“利济堂”，是诊病疗疾之所，兄弟寝食其间，治疗多效。族人赵柏云为走方医，出所用有效方授之，学敏又合平生所录奇方，著成《串雅内编》、《串雅外编》(1759撰)各四卷，其一千众条方或法。
　　乾隆三十(1765年)，又成《本草纲目拾遗》，补阙拾遗，为一代名著。
　　赵氏另有著作多种，惜乎仅成以上二书。
　　十一、吴瑭
　　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又字鞠通。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十九岁而父病亡，哀痛欲绝，遂广购方书读之。至张仲景《伤寒论·序》“外逐荣辱，内忘身命”之论，乃慨然弃举子业，专攻方术。乾隆癸卯〔1783〕秋，赴京师，参与抄写检校《四库全书》，得读吴又可《温疫论》，顿开茅塞。癸丑岁(1793)，京师流行温疫，友人强起之治，但所见大抵皆已因误治而成坏病者，吴瑭治之，尚存活数十人，而死于世俗凡医之手不可胜数。吴瑭因而著成《温病条辨》，前后化了六年时间，提出“三焦辨证”理论，故为温病学派之圭臬。此后吴氏以医为业，孜孜汲汲四十余年，屡起沉症。晚年著《医医病书》(1831)二卷，针砭时医弊端，阐论医德，亦为世人所重。其医案得后人汇辑整理成《吴鞠通先生医案》(一名《吴氏医案》)五卷(一作四卷)，亦医家喜读之书。
　　十二、余霖
　　余霖(十八世纪)，宁师愚，江苏常州人。少业儒，屡试不第，遂改攻医，博览医书。乾隆(1736～1795)中寓居桐城，以其父染时疫，为群医误治而亡，乃归里奔丧。检视所用者，皆治伤寒方。因之热研本草，临证三十年，经验丰富，乃著《疫疹一得》两卷(1785)，着重论述疫疹证治，与吴又可《温疫论》稍有异同。其所倡导“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之说，丰富和发展了疫疹治法。
　　十三、陈修园
　　陈念祖(1766～1823)，字修园。一字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湄村人。祖父陈居廊，博学通医。父陈廷启，号二如，早逝。幼家贫，刻苦习儒，兼习古代医典，尤推重仲景之书。早年肄业于福州鳌峰书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补诸生。此后曾随泉州名医蔡茗庄(宗玉)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人，宴寓京师，时刑部郎中伊朝栋中风，不省人事，手足偏废，汤米不入口者十余日，群医皆云不治。修园治之，大剂而起，声名大震，求治者日盈其门。又次年，除授河北威县知县，赴任后于公务之暇，仍为人治病。在恒山、保阳、高阳救灾，灾后温疟流行，误死于庸医者甚多，念祖乃精选一百零八首，编为《时方歇括》，广布于世。陈为官廉明，县志记有政声。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十三岁，以老病乞归，讲医学于长乐嵩山井上草堂，徒甚众。平生素多著述，另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时方妙用》、《新方八阵砭》、《难经浅说》、《伤寒医方集注》、《十药神书注解》、《座订柯注伤寒论读》、《重订活人百问》、《新订喻喜言医案》、《医医偶录》、《伤寒真方歌括》、《灵素节要篆注》等，后世以十六种合刊编为《南雅堂医书全集》(一作《陈修园医书十六种》，或题为《公余十六种》)刊行。(另有《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六十种、七十种、七十二种等刊本，系其它医家之作由书肆合刊之丛书。)
　　十四、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五田县人。曾祖王凝机为岁贡生，后因不肯投充，而设药肆托于医。清任初为邑武痒生，纳粟得千总衔。为人刚直磊落，凡事主正义，在乡鸦鸿桥河东村开小药铺时，立匾额曰“正中堂”，故意小书“中”字，以讥县衙，因而受到迫害。只好流落他乡行医。其约于廿岁左右习医，即发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十年间存更正之心而无腑腑可见。直至1797年四月初旬，游医于滦州稻地镇，见诸义家中尿小儿因染瘟疹痢症而死以席裹半埋者甚多，而犬食之余，皆破腹露脏，于是不避污秽，每日清晨往看细视，如此一连十天，凑集看全三十余人，大抵已明脏腑解剖位置。但因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时时牵记于心。后又观察了两个行刑犯人，可惜“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到(1829)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遇江宁布政司恒敬公，曾镇守哈密，领兵喀什噶尔，所见诛戳尸最多，于隔膜一事最悉，乃拜叩而问，细细说明形状，前后历42年，终于访验得确。于是绘出《脏腑图记》，并成《医林改错》一书，时在道光庚寅年(1830)孟冬。
　　王清任作为一位杰出的医学革新家，在所著《医林改错》中，一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胸腹腔内脏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较过去有改正，有发现；二是创活血化瘀新理论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颇有奇效；三则否定胎养、胎毒等陈说及综成“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新说，其贡献巨大，值得肯定。
　　十五、王士维
　　王士推(1808～)867)，字孟英，号梦隐(一作梦影)，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睡乡散人、随息居隐士、海昌野云氏(又作野云氏)，祖籍浙江海宁盐官，迁居钱塘(杭州)。曾祖王学权精于医，著《重庆堂随笔》即为士雄之诞年，乐而作之。其思想开放，接受西说，作汇通之论，后亦影响及于士雄。祖父王国祥、父亲王升亦业医，但士雄早年失怙，十四岁丧父，历经贫困，二十余至金华充任盐行会计。因酷嗜医学，稍有余暇辄披阅方书，故亦精于家学。后寓常山县，道光十年(1830)以医问世。初习《景岳全书》，疗病多采温补，经其母俞氏训诫，孟英受其启迪，遂习用清滋之法，故治温病，药极平谈而多奇中。远近求治者车马塞途，活人无算，屡起大症。道光十七年(1837)，江浙因战乱疫疠流行，爱女死于霍乱，乃于次年(1838)撰《霍乱论》。咸丰中定居上海，益潜心于温病研究及临证，纂《温热经纬》五卷，(《自序》)书成于1852年，盖成温病学说之集大成者。
　　1862年，作《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52年，刊定曾祖王学权《重庆堂随笔》；1857年，撰作《归砚录》四卷；1861年，刊《随息居饮食谱》一卷；1853年，辑《潜斋简效方》一卷(后附《潜斋医话》)；1854年，纂《四科简要方》四卷，并有《汇刊经验方》等。《王氏医案》即《回春录》、《仁术志》合编，仿编年之例，自1824年至1857年，为初、续、三等三集，《归砚录》卷四则为医案第四编。其所评注之书，有《女科辑要》、《言医选评》、《古今医案选》等，传另有《鸡鸣录》《圣济方选》《舌辨》《柳州医话注》、《愿体医话评注》等。
　　士雄晚景凄凉，颠沛流离，避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濮院镇，同治七年(1868)殁。

漫步之侣 · 发表于 2007-1-15 15:31:10

近代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
第一章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
第一节内科
　　在近代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中医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医疗实践又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清代的温病学说。而且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此外，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如在外伤科的诊疗中，注重运用内科理论指导，采用大量内科方药诊治外伤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西医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色。临证各科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妇、儿、针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当进展，刊行了大批的专科医著。总之，临床医学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核心。本章仅就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1．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
　　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最大。《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2、对温病的治疗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近代浙江名医。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对传染病的认识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
　　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
　　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明清以来，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引柯氏语)，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唐宗海(1846～1897)，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围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七卷(1890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九卷（1893年)。
　　陈伯坛(字英畦1863～1938)，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读过金匮》(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颖甫(1866～1937)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通过此书，使学者和《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二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
　　包识生，（约1874～1934年）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仲景学说。
　　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1923年)、《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予，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说，“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分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侯，亦不出五段范围”，“署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
　　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别邪却一分”。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陆渊雷撰《伤寒论今释》八卷(1930年)，即其所谓“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者。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即在于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自然疗能，发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通过自学对中西医都有涉猎，曾在香港任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撰有《伤寒论评志》(1935年)。
　　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谂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1936年)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正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作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余无言(1900～1963)，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仲景学说。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余氏治西医较深。有关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1939年)，《(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等。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三、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
　　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
　　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寒温融合学说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叶。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776年)，吴贞(坤安)的《伤寒指掌》等书，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通俗伤寒论》初稿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绍兴陶里村，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他认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因当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传，王叔和整理此书混名以《伤寒论》而不名为“四时感证”。因此，俞氏伤寒是包括四时感证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吴贞、俞震等认为伤寒是热病的总名，而风温等因六淫兼气或非时之戾气所发的为“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俞氏在《伤寒指掌》卷二“六经本病”中增入“太阳新法”、“阳明新法”、“少阳新法”等。后来何廉臣重订《伤寒指掌》时即径将书名改为《感证宝筏》。这里既指出了风温等与伤寒的区别，又以“类伤寒”之名说明它们和伤寒的联系。杨栗山则说：“温病与伤寒初病散表，前一节治病虽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节治法原无大异。”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蒋宝素(1785～1873），号问斋，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一说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门十三卷。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三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署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此其一。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因肾不虚，寒邪不能入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仲景伤寒治法。此其二。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此其三。关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蒋宝素：《医略十王篇》卷三，“伤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蒋宝素对伏邪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入阳明赤即为温病。在治疗方面，陆氏控治温热，善用经方。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柳宝诒主张外感应以六经为辨证的总纲。他对叶吴学派废六经的做法曾有批评。
　　莫文泉(1862～1933）《研经言》认为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吏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药以温之。”（莫枚士：研经言·伤寒温热证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历史上的绍兴为江浙重镇，地处卑下，病多湿阻，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伤寒发病的特点。历代医家，因地制宜，创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法则并积累了独特的医疗经验。绍派伤寒之学说可上溯于《内经》、仲景及明代张景岳。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学术理论基础。稍后于俞氏有任凤波，为任越安之孙，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传，精于伤寒，在嘉道咸同年间颇负盛名。越安著《伤寒法祖》，纠柯韵伯《伤寒论翼》传刻之误。凤波绳之，若《医学心源》四卷，《何氏简易方》一卷。予广生承家业，光绪间办有盛名，四世皆精伤寒，与俞根初学术思想先后辉映。与任凤波同时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对俞氏《通俗伤寒论》进行系统研究。他将俞书分条分段备如按语，作了阐发补正。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编著重订了许多伤寒名著。他初尚叶派，后经多年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乃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椎卫气营血学说，1916年对《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证，加以发挥，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容，堪称此派之中坚。如俞氏“六经形层”一节，把六经假定作机体方面的六个层次，即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又以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这样，就把六经和三焦联系起来，故何秀山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廉臣勘语则更进一步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并说：“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
　　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角辨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王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可谓不薄今人厚古人。综观绍派伤寒，其辨析诸证颜为明晰，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实有将伤寒、温病以及重要内科杂病专妇儿分科病证融于一炉之慨，而无偏主一格之弊。
　　同时有傅懒园(1861～1931)，字菎笙，亦绍兴人。其学术思想大抵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用六经辨时病，二为辨证重视湿，施治主张化，用药朴实稳健，注意邪有出路，亦为绍派伤寒的骨干。
　　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病方面，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辨证论治中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黄文东：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经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恽铁樵反对温病病因为温热的说法，认为伤寒为温病之原。“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他说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不同名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人体惟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温病明理，上海：新中国医学出版社铅印本，1949）。
　　时逸人(1896～1996)，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著《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如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末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四、杂病治疗的进步
　　近代医家在杂病论治方面承袭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财产，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论更为公允、全面、准确。
　　1．中风
　　费伯雄主张本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正气一虚，外风乘间伺隙，由表入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费伯雄：《医醇剩义·卷一》“中风”，引自：孟河四家医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以此来决定治疗方法。
　　清末民初，对于中风病因证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对于脑功能的重新认识。周学海(1856～1906)在《读医随笔》中强调阴虚阳虚为中风两大关键，而“真之与类正无庸琐琐也”。在治法上主张阳虚注重气之辛，阴虚注重味之酸，而总须重佐以活血，因阳虚血必凝，阴虚血必滞。并说：“西医谓病此者脑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阳虚而水凌也；死血者，阴虚而血沸也。皆中气暴乱，激之以至脑也”（周学海：读医随笔，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卷4，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王仲奇(1881～1945)特别重视脑的功能与病变，并以此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根据其脉案可知，他认为脑为髓海，神之所舍，心肾精神荟萃于脑。心主元神，肾主骨髓，肝脉据循巅上入络脑。脑虚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脉失养，肾阴不能镇其下，肝阳乘隙越诸上，以致腰部酸痛，头眩耳鸣处舟车，怠惰欲眠，手颤足酸，写字则一塌糊涂，举步则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渐。或因性情躁急，肝气自盛，肝亢阳升，脑筋震动，引起偏瘫。在临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脑”的治疗方法，可谓开风气之先。（王蕙娱等：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王仲奇医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诲的弟子张士骧(字伯龙)，重视实证，于“类中”一病多所研究。曾参西医之说，以锥伤二兔之前后脑，观察动物的脑与知觉运动的关系。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张士骧：《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中说：“西医以中风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生物的知觉运动“专由于脑”的说法。从而得出“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的结论。认为《内经》所裁诸风，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谓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风，是《内经》的“厥证”，也就是《素问·调经论》的“大厥”。在病机方面，他推崇河间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及立斋养葵主真水枯竭之论。由于水虚不能涵木制火，肝风内动，因而血并于上，冲击脑筋，与西医之说相验。治疗主张此时切不可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风愈动，必将导致气不返而死。应使用养阴熄风，潜阳镇摄法，药宜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等。认为若用小续命汤及附子四逆汤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若遵东垣气虚说，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扬之血凝滞，朽坏脑筋则成瘫痪。
　　张氏对于类中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的阐发，对其后及现代治疗中风病有很大影响。《类中秘旨》是第一本详细论述中风病的专题著作。兰溪名医张山雷(1873～1934)在张土骧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撰有《中风斠诠》(1922年)三卷（张山雷：《中风斠诠·卷一》，引自：近代中医珍本集·内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卷一为中风总论，卷二为内风暴动的脉因证治，卷三列古方平议。他对中风一病，于张伯龙《类中秘旨》服膺最挚。认为西医对于中风脑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张伯龙据《亲问·调经论》一节参用西学，谓由肝火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既能申明《素问》气血并走于上的真义，复能阐发西学血冲脑经的原由，使新发明的学理与旧说遥相呼应。其《中风斠诠》一书，推崇张伯龙之说，就其《类中秘旨》逐段详加阐析评论，有赞扬也有批评，指出其用镇肝滋肾不分次序之误，主张应以潜镇开痰为主。初起于肾虚之本非惟不暇兼顾，亦且必不能兼顾，必至气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浊不升，脉来和缓，然后徐图培本，不应早用二地阿胶滋腻之品。《中风斠诠》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佳作，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在专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张锡纯(1860～1933)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他曾读过《中风斠诠》，对二张之说深有同感，张氏并指出，中风有充血性者缺血性两种。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对于此病专以气虚立论，设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至四两。张氏认为，若遇脉虚而无力的，用之可以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证属脑充血重用甘温升补之黄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见，不可不慎。关于脑出血与知觉运动受损的关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左边运动之神经也”（张锡纯：医学哀申参西录·三·医论·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进西医知识方面较前人进了一步。在治疗和用药方面，他吸取友人朱钵文经验，主张：“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自拟建瓴汤如大黄和镇肝熄风汤为时人所赏用。张氏重视本病的早期发现，认为中风朕兆较他病尤为显著，出现也早。
　　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识病角度对疾病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虚劳
　　费伯雄认为，劳是五脓积劳，伤乃七情受伤。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又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伯雄孙费绳甫继承家学，擅治杂病，尤以虚劳、调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不可偏废。对虚劳病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但避免应用苦寒伤阳之药。遇有脾胃虚弱的，则用培土生金法，宗东坦补土学说，但慎用升提燥烈伤阴药。费绳甫并认为，东坦虽重脾胃但偏于阳，清初医家吴师朗补脾补阴法，实能补东垣不足。丹溪虽补阴，尤重在补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他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惟必须胃气调和，因胃关系人分身气血，至关重要，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螮，温补脾阳反劫胃阴。因此，见有胃阴虚的即养胃阴，胃气阴并虚的，养胃阴兼益胃气。正是由于他继承了李朱二家及吴师朗、费伯雄的学术主张，在虚劳方面以清滑润平稳为主。能独树一帜，取得较好疗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孟河费绳甫先生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当时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今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1914年葛廉夫、葛荫春合著)、《痨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1936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
　　3．血证
　　唐氏在《血证论》中以阴阳学说为纲，对水火气血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血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证论·卷一·阴阳水火气血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对于血证的治则，唐氏以抑气降逆为指导思想，主张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说，血家最忌是动气亡阴，发汗则气发泄而血随气溢；吐法则助其逆势而气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同时，血证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窝“上者抑之”，“急下存阴”之意，攻之即补之。当然，如实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泻，则只可清润降利，不宜峻下。至于和法，尤为治血证第一良法，使其阴阳表里寒热气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补法，当根据血证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体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则，也是通治血证的大纲。凡血证骤作，奔涌不止，此时惟以止血为当务之急，止血之法虽多，而以降气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血既止之后，其经脉中已动之血不能复还故道。留着于躯体四肢经络肌腠，壅塞气机，久则生变，且经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复增吐溢的危险，故以消瘀为第二法。血止瘀消后，又恐血再潮动，故以宁血为第三法。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气之不安，宁气即是宁血。最后用补血法，因去血既多则明必虚，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则阳随而亡。故以补血法疗虚补损，修复创伤。不仅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虚，故使邪速去。用止血药往往兼顾消瘀，消瘀实寓有宁血的作用。宁血能消除或减少重复出血的危险，也蕴有止血和补血的含义。这样四法参合运用于各种血证的不同阶段，围绕止血复正这一原则，终始贯穿，前后呼应，使血证的治疗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另外，在血证中归纳出“血上千”证治十四条。“血外渗”证治七条，“血下泄”证治六条，“血中瘀”证治五条，及“失血兼见诸证”四十条。并解析古今方治二百余首，对于血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肝病
　　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人体某系统疾病及某系统单个脏器或相关脏器病变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对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关专著与论述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杂病研究的特点之一。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苏无锡人，善治杂病。所撰《西溪书星夜话录》(1897年)“肝症论治篇”有治肝卅法，为其毕生功力所聚，对肝病证治颇有心得。他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因肝主藏血，体阴用阳，全赖肾水以涵之，营血以濡之，肺金请肃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气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条达疏泄之性。故他脏病变皆可以影响肝脏而发生肝气、肝风、肝火等疾患。并以此为纲，分别论治。如肝气证治条列疏肝理气、疏肝通络等八法；肝风证治列举熄风和阳、熄风潜阳等五法，肝火证治则举出清肝、泻肝等七法。各法分别指出适应证与当用药物。肝气肝风肝火既有不同表现，但在疾病过程中又往往交错互见，相互影响。因此，除上述诸法外，又立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补阴补阳、补气补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为全面。
　　费伯雄十分重视对肝脏的调治，他认为肝脏和营血有者密切的关系。而营血的不足是肝脏病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针对肝脏本身的，也有结合其他脏腑的治法，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肝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趋势。费氏治肝方剂均来自医疗实践，配伍严密，值得探讨。丁甘仁擅治杂病，对治肝素有研究。后人整理他的医案，将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药归纳为十法。计有养肝熄风、柔肝养血、凉肝涤痰、滋肝潜阳、清肝滋肾、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风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湿等。1931年赵树屏撰《肝病论》，浅近易懂。
第二节外科
　　一、外科名家与医著
　　此期外科名家辈出，较著名的有马培之、余景和、高思敬、张山雷等。
　　马培之(1820～l898)，字文植。江苏武进孟河人，精于外科，对内科、喉科也有很深造诣。光绪六年（1880年）进京为慈禧治病，由此医名显赫。他将自己平生常用验方、外用药，以及膏药的配制法，有关分科器械的使用等，总结写成《外科传薪集》(1892年)，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又撰《马培之外科医案》(1893年)，记载四十二种外科病症治法，介绍临证经验。所著《医略存真》(1896年)则“但取经言不详，前哲不道，创为论说”。全书一卷，首列其祖父马省三外科专论十六则，继为本人数十年临证心得。书中所论以外科为主，兼融众科，并收裁了不少马氏创制的效方。此外，又对当时广为流行，且被疡医奉为枕秘的《外科证治全生集》作评注、补充及修正，对后世影响较深。余景和(1847～1907，字听鸿)，内外科造诣精深。他主张外科医生要熟悉脉诊和方药，内科医生也要学习刀针手法。这样，当遇到内外兼证时，医生可以始终一贯地调治，不必更换其他科医生，患者从而受益。著有《外证医案汇编》（1891年），合青浦陈学山等外证医案七百二十六首，以及余氏自己的部分医案。研辑方案以内外两科兼症者居多。治法精当，示人以法。高思敬，于内外两科研究皆深，本内科之理，治外科之症。光绪十三年(1887年)主持天津养病医院外科医事。将日常所治诸疹以及有效方药别类分门，著为《外科医镜》12卷(1900年)。
　　张山雷，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初学内科二年，后从同邑黄墙朱阆仙氏学外科。朱氏五世业医，颇负声望，山雷为其得意弟子。弦氏著述颇丰，其外科代表作《疡科纲要》(19l7年)说理透彻，融会中西，所述方药皆切实可用，对后世影响颇深。《疡科纲要》共二卷。分四章。第一章总论，详述外疡的不同症状和脓血滋水形质的辨别。第二章为脉状，论述各种脉象与外疡的关系，合理进行辨证论治。第三章为治疡药剂，既论内服，又述外治，退消、行气、治痰、清热、理湿、温养、补益、提托、养胃等法均有论述。第四章膏丹丸散，介绍敷帖吹掺及内服方凡66则。张氏在书中试以西医理论阐释病机。书中所裁“锌氧油膏”、“樟丹油膏”，“水杨油膏”，既用西药锌氧粉、水杨酸及软膏基础剂凡士林等，亦用中药东丹。梅冰之属。此外如碘酊、石炭酸等西药均收载入书。在“洗涤诸方”中对消毒灭菌亦颇重视。
　　梁希曾：治颈疠尤擅。著《疠科全书》（1909年)凡一卷。全书对疠证辨治系统全面内外结合，治法独到。尤其外治法中多为经验秘方。是书为治专著，颇有影响。许半龙(1898～1939）著《中国外科学大纲》（1926年），分上下卷。此外，刘吉人著《外科学讲义》，对一般外科病及梅毒加以论述，并对当时好用轻粉等劫药治疗梅毒的弊病给予有力批判。
　　皮肤病、性病著作，如恽铁樵的《梅疮见垣录》，陆清洁的《皮肤科》，《性病科花柳科》，茹十眉的《皮肤病》、《性病》，秦伯未《花柳科学》，朱振声《淋浊自疗法》，俞慎初的《中国麻风病学》等。
　　近代时期中医痔瘘逐步发展晚为专科，如江苏痔科专家丁泽民，从高祖丁锦楠，祖父三祝，父辅廷，几代行医。（1914～1974），丁择民悬壶扬州、南京，秉承家技，治疗痔瘘，疗效显著。后又对传统的外用含砒枯痔激进行改进。痔科名医林墨园（1898～1974）浙江平湖世医，少随父习痔科，先悬壶于乡邑，后转至沪上开业。精于痔科，医治痔瘘以传统或线疗当为主，早年即采用西药局麻醉，改进手术方法，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名噪一时。认为根治肛瘘，关键在于找到内口，并加以正确处理。以上诸家的研究，均为所论各病的进一步专科化，打下了一定基础。
　　此外，邹汉璜的《疮疡》，曾懿的《外科纂要》。顾鸣盛的《中西合纂外科大全》，邹岳《外科真铨》，凌晓五《外科方外奇方》。邹存淦《外科寿世方》。余无言的《实用混合外科总论》及《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等，均有一定影响。
　　二、外治法与外科手术法的丰富
　　这一时期外治法有重在发展，对内病外治作了大胆尝试。吴师机《理瀹骈文》(1864年）对清以前处治法作了一次系统总结，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外治专著敷贴膏药广泛应用，使得膏药研制更为精良，从而促进外科诊疗水平提高。
　　外科手术疗法较前也有进步，从有关施行手术案例记述来看，近代中医外科手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余听鸿氏《诊余集·外科医案》“截臂”节详细记载了手术截肢一案。随着手术进步，手术器械亦有发展。
　　在诸多医家努力下，这一时期外科有长足进步。虽面临医外科挑战，但其丰富的内外治法，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第三节骨伤科
　　近代骨伤学的发展，受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除在其原有体系中不断进步，产生一批著名医家与医著外，同时开始吸收西方医学长处，融于传统骨伤科医学体系之中。临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传统中医骨伤科的进步
　　近代中医骨伤科理论的发展，以唐宗海倡导的治骨伤血证的止血补气，祛瘀生血和消瘀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影响最大。
　　在近代，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列强之欺侮。伴随着反抗斗争和保存发扬光大国术的需要，习练武术成为时尚，出现了一批武术大家，而武术与正骨手法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伤科专家杜自明即自幼习武，宗少林派武功，以猴拳见长，得家传伤科秘方，二十六岁即悬壶济世，所愈跌打损伤者难计其数，尤以手法治疗筋伤最为擅长，名震天府之国。武术大师王子平(1811～l973）不仅堪称武林泰斗，亦为北方武林伤科流派之一支。他6岁习武，精通各门拳术对伤科正骨也广采博收。在手法治伤中熔擒拿手法和正骨手法于一炉，并将导引与武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倡导手法与练功的有机结合，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王氏正骨手法的特点是：重视经穴，注意点面线相结合，邻近取穴和循经取穴相结合，突出体现了中医整体观的原则。在具体手法的施用上，王氏强调武术中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要求达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的境界，主张用寸劲、巧劲，反对用拙力和暴力，使力的应用如“似棉裹铁”一般渗透到患部的深层。至于对关节的“拔伸”、“捺正”、“项”的手法，王氏则擅长以拳谚中的“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来施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西医学在骨伤科的融合
　　合信氏的《全体新论》就受到中医骨伤科医师的重视，尤其是其中关于肌肉、韧带等知识，更直接为一些开明医生所吸牧。如王子平就很重视西医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韧带的有关知识，他所倡导的手法治疗要重视点、面、线的结合，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点及韧带的有关知识。他认为，只有广泛吸取新的知识，才能发展中医伤科学。
　　进入20世纪，诸如X线等物理诊断技术的传入，引起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医骨伤医生，都尽可能的吸取X线诊断知识，利用X光拍片来诊断疾病，大大提高了骨伤病诊断的准确性。同时传统的诊断技术仍有着广泛的实用性；正如20年代即悬壶上海的十五世伤科传人魏指薪（1894～1984）所言“X线摄片是重要的，必须的，但不能完全依赖它。有的骨裂或骨错缝，在X线片上由于摄片时的体位关系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而魏指薪则能结合丰富的临证经验用触摸的方法予以诊断。可见，中西医在骨伤学内的碰撞是和缓的，中医既注意吸取西医之长，同时也注重发挥中医骨伤学几千年丰富经验之优势，这样和缓而理智的碰撞，为以后骨伤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伤科名医与名著
　　近代是中医骨伤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代，一方面是骨伤名医辈出，一方面是骨伤专著增多。如江考卿的《伤科方书》（1840），赵濂的《伤科大成》（1875)，赵廷海的《救伤秘旨》(1852)，徐英的《接骨全书》（1883）黄虎臣传述的《黄氏青曩全集秘旨》，刘泽一的《正骨秘法》(1922)，季爱人的《中医伤科病理学》（1922），董志仁的《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1935）等，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既有对中医骨伤理论的整理与发展，也有对世传伤科治疗经验的继承和宏扬，对中医骨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赵廷海（1821～1861），字兰亭，浙江天台县人。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击之良者，必上而请教焉，同时注意收集关于治疗跌打损伤的民间经验秘方。《救伤秘旨》内容丰富，有拳击伤、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剂，包括各种伤损重症的鉴别诊断，以及开放性创伤的处理和近20个部位骨折的整复固定方法，还有34个大穴伤损的治疗方药，治疗创伤骨折的验方14首，“十二对气血流注歌”以及前人“王瑞伯损伤用药论”等。特别对整复后固定论述最详，颇多新见，如：对于颈椎骨折脱位损伤者，用“绢兜牵引复位固定”治疗；在对足踝关节损伤整复后的固定中，赵氏使用了超关节固定法，所谓超关节固定法，其具体做法是；“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伸屈。”赵氏还十分重视早期的功能活动锻炼，指出：骨伤后“要对常屈伸……渐渐习试，方是活动原归”。就是重视早期功能煅炼的具体体现。赵氏还讨论了筋骨骨折是否需要复位的问题，他认为“两助筋骨断者，不必夹缚”，这是由于肋骨骨折即使有明显移位，但在复位后既无法获得有效的外固定，又无必要采用内固定，因此肋骨骨折的复位在多数情况下则为多余，故赵氏不主张对肋骨骨折复位是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救伤秘旨》中论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骨折治疗方法，不仅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提高，而且对于今天的骨伤科学也很有启示意义。此外，对于骨伤的用药，赵氏主张：在整复固定前用麻醉镇痛药物，如消风散、住痛散，甚则可加痹药（指贝乌、草乌等镇痛麻醉药）。整复固定后用活血住通散等活血通络，以促进骨伤的早日愈合。
　　石氏伤科是江南伤科的一大流派；肇始于石蓝田(江苏无锡人)，奠基于石荣宗（字晓山，1859～1928）。大约于1870年由无锡迁至上海，不久即闻名遐迩。作为石氏伤科的奠基人石晓山，自幼得父所传，兼习针灸、外科，19l2年内战发生之时，这救护总队长，治伤活人不计其数，还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特别委员。晓山最服膺薛已“十三科一理贯之”之说，并进而从一般理论书籍及各科专著中，寻其一贯之理用之于伤科，擅长于伤科内治，每起沉疴，形成了石氏伤科一大特色。石筱山（1902～1964）秉承家学，侍诊于父亲石晓山先生案侧。l924年正式悬壶。筱山总结其治骨伤手法概为“十二字诀”；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操摇转。他主张“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夹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并强调理伤宜气血兼顾，却以气为主的观点。其擅长治疗脑震荡，就是贯彻了这一观点而取效。石筱山认为：脑震荡乃头部内伤为多，多以内治，筱山经验，早期以柴胡细辛汤升清降浊，化瘀宁神；中期用天麻钩藤汤合川芎茶调散，平肿息风，活血养神；未期视体质强弱，与补中益气汤冀其恢复。筱山晚年，除诊务外，潜心整理文献，研究理论，并对伤科的史略、病因、证治等深加探讨，发表《从医史中认识祖国伤科的成果》，《祖国伤科内伤的研究》、《脑震伤在理论探讨》等论文10多篇，不仅对石氏伤科流派的发展，亦为中医伤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四节妇产科
　　一、晚清医家有关妇科病的论述
　　包岩(字蘅村)，浙江湖州人，于1903年著《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包氏对当时妇女所受形体之苦深表同情以经脉循行营运的原理说明缠足对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并从强国强种的意义与高度呼吁对妇女进行保护。他所编撰的《女科一百十七症发明》原书是竹林寺女科著作系统的一个刊本。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萧山县竹林寺僧撰写的女科著作，自清初以来流传甚广，形成近代一大女科著作系统，并和绍兴钱氏女科、嘉兴陈氏女科、宁波宋氏女科合称“浙江女科四大家”。包氏在本书中详细阐明妇科辨证用药的机理，凡有心得，则在症下列“发明”一节以作论述，多能曲畅旁通。1909年陈莲舫（秉钧）纂《女科秘诀大全》，一名《女科实验秘本》，共分经脉（包括经带病）、胎前、临产、产后、杂证五卷。每病先引经典或前人论说，备述妇女病原，继参按语，殿以方药，次序井然，理法方药咸备。此书虽述而不作，但作即在述中。搜罗全面而又精萃，且贯穿着莲舫本人的学术见解，有益于后学。
　　二、民国妇科医家与著作
　　近代医家顾鸣盛，字滨秋，江苏无锡人。曾问业于丁福保，通中西医学，在发起组织医学团体及主编医学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8年）一书，共七卷，分调经、杂证、胎前、产后四门，予目一百七十余节。每节详论病源，分列“中医学说”、“西医学说”，二者比勘并观，颇能互相启发。严鸿志，辑著女科三种：《女科精华》、《女科证治约旨》、《女科医案选粹》、合《感证辑要》为《退思庐医书四种》，刊刻于1921年。其《女科证治约旨》凡四卷，在妇科诊断方面较他书为详。作者认为妇女每多隐疾，羞愧讳言，非神乎四诊，不能得到其病源。因此在妇科问诊方面，一问口渴，二问二便，三问经带，四问胎孕，五问产后；此外，如按脐间动气以诊冲任脉等，都体现了妇科特色。他主张“医药固须对证，而手术亦不可少。此产科学之所以宜兼讲手术也”。清末民初医家陈稚泉(约1860～l930)对于妇科疾病因根据不同性格、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方面较前人更为重视。如他在所著《妇科心得》(1924年)调经门“不及期而经先期”项下，将该证按“赋性温和”、“性急躁多怒多妒”等不同心理类型，“形瘦”、“形胖”等不同体格类型予以不同治疗，并兼顾既往近代西医书刊的出版和医药学术团体病证用药情况。
　　朱南山（1872～1938）晚年致力于妇科，重视妇女婚孕育产和经带肿瘤等方面的保健防治及有关的胸腹诊断。曾手订妇科要诀以为门人法式；“一问年月二问经，及笄详察婚与亲；三审寒热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头痛腰酸多带下，味嗅辨色更须清；五重孕育胎产门，崩漏注意肿瘤症；六淫七情括三因，八纲九候祖先问；本病杂症弄清楚，十全诊治方得准”。他和严鸿志一样，认为胸是“虚里”的所在，欲辨别宗气的虚实，是必须诊察的；腹是冲任所在地，欲辨别孕育和瘕的病症，确定腹中胎儿生长的情况，也必须触按。为了准确地了解病情，得其究竟，他能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必要时从事胸腹的切诊。此外，在女子肝气郁结诊治方面，重视以乳胀为主要征象。陈筱宝(1872～1937)专长妇科，对宋代名医陈素庵《妇科医要》深有研究，诊病亦注重根据妇女特点进行四诊。善于体念病者精神所苦，劝喻譬解，以精神劝慰与药物治疗两者结合，多获良效。其学术见解，强调病人以元气为本，元气充沛，人体自能调节却病。妇科以调治血分为主，杂病以调肝为中心环节。滋血宜取流畅，行瘀宜取和化，顺气应取疏达。清不可寒凉。温不宜辛燥。这些都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结合临床的经验之谈。对于崩漏，主以塞流、澄源、复旧三法次第治之。张锡纯一生治验中有关妇科方面的案例颇多。后人从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辑出《女科要旨》三卷，涵括了女科医论、医话、医方、医案多方面内容。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作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后经多次印行，并于1934年重加厘订。
　　单以产科鸣世者以下几家。
　　《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据一九五一年《鄞县通志·文献志》甲上《人物》—《艺术纪略·宋氏女科》：“宋氏本鄞世家，前清有北川者，始以女科为名，著书一，颇出入《济阴纲目)。其后入曰紫清者，删繁就简，别有《秘录》，均未刊行”。《宁波府志》也说“宋北川，清代浙江宁波府人，精女科，有名于时”(浙江方言，博、北同音)。民国慈溪名医冯绍蘧于业师陈虬处得《宋氏博川产科全书》，而陈虬又得之甬江范文甫。后经冯氏编纂重订，共分四卷。卷一是宋氏产证论，卷二是宋氏方目，卷三是冯氏所著宋氏方评，卷四乃冯氏增辑的摩劳及产后效方。冯氏病时入袭西医之皮毛，昧中医之神髓。他虽然佩服西式产医器械的精良和手术术敏捷，但又称赞中医产科祟尚自然，顺应天地造化与人体天赋之本能。认为宋氏产科对于难产及产后各病莫不条分缕述，靡然无遗。他说当时西医产科分娩后，将产妇中恶露挤压殆尽，复以药水涤之，绷带扎之。产后虽无脐腹攻痛及恶露上冲之患，担身体赢弱的产妇，每因去血过多而难以康复或发生变证。不如中医产后用生化汤祛瘀化新，并能顺应血行之路以杜绝贼风细茵外侵产户。本书主要论述产后诸病，即以加减生化汤为主，因此方“视病加减，竭尽生化变化增损之能事，宜其收十全之效也”（近代中医珍本集·妇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张曜孙著有《产孕集》二卷，共十三篇。在具体孕期保健方面，既重视先天也重视后天因素，并指出孕期不可太逸，不可太劳，冬毋太温，夏毋太凉，食毋过饱，饮毋过多等原则（“孕忌第四”）。重视产后精神护理方面，重视产后调摄，提倡母乳喂养。曜孙的这些论述对于优生优育、围产期保健及减少难产等方面，有一定指导意义。包诚补遗，增加了治法方药。
　　近代时期妇产科有名医家及有影响的著作尚有寄湘渔父《达生保赤编》(1886年)、程门雪《妇科学讲义》、恽铁樵《妇科大略》、秦伯未《妇科学》、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等。
第五节儿科
　　一、婴幼儿调护与疾病治疗
　　关于断脐，在古代医家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因而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基础上，近代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如吴克潜并主用枯矾末、松花等掺脐上包裹，中西结合，十分妥贴。对脐风原因，吴氏认识到是因断脐不慎，水湿寒气入侵；或手术不洁，包扎不慎，微生物侵入。治法推崇灯火（火焦）法，认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气以温通杀菌”，颇为适用。
　　此外，张振鋆编撰的《鬻婴提要说》(1889年)是论小儿调护的专著。
　　二、痧痘
　　痧痘即麻疹与天花，或作痘疹，对人体尤其是小儿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中医对这两种急性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尤其达到顶蜂。其观察之细致，经验之老到，洵属千余年乃至数千年功力的积聚，也是中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对此二病，近代除儿科著作中多有论述外，一般综合性医书也每涉及，此外，仅这方面的专著即有120余种，多数是痘疹合论，也有部分是专论痘疮或专论麻疹的；可见医家对此之重视。
　　1、麻疹
　　又称痧疹，或名瘄子。关于本病的专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桥撰述的《经验麻科》，江苏扬州叶霖撰写的《痧疹辑要》等。沈望桥精儿科，对麻疹尤为擅长。此书内容丰富，虽然在理论上发挥不多，但经验确切，是一本临床心得之作，如他将治疗药物分别为升降两种趋势，“麻疹未出，升发为先”，“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误降者，则不治也”，具一定指导意义。叶氏《痧症辑要》以“痧疹”为名，为记述小儿麻疹的专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并论，且引进西医新知。这一时期对麻疹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钱今阳对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古人有将其分为胎毒蕴于肺脾，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等三种。钱氏在肯定本病均属热性传染病的同时，认为第一种为正痧；第二种为风疹，有别于麻疹；第三种属疫痧，当指麻疹中发热较重，传染较烈的一种类型。并将麻疹与伤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红热等病分别作了鉴别比较。吴克潜认为麻疹与痘疹的区别在于“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痧喜清凉、痘喜温暖”在辨证论治方面，钱今阳结合中西医认识，将本病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痧期、衰退期、恢复期五期。对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机理之阐发，治则方药之运用，险逆并症之处置等一气贯通，融合无间。秦伯未则将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后三期，每期症治后附以总结性的“杂论”，为前人理论与经验的积淀。观察细致，应变多方，均反映了此期临床的新水平。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年)主要叙述痧疹与惊风二病。他认为痧子病状初期以咳嗽、发热、心里难受为主要症状。其逆证有三：一为气急鼻扇，是气管、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炎症，治疗当驱逐风寒。二为高热无汗，鼻旁口唇发青，手足冷。为表闭，正气不能胜邪，病毒内攻。三为热毒内陷，大便泄泻。此时当区分寒热予以不同治疗。恽氏因子女夭折而发愤学医，他在研究儿科疾病时有很多切身体会，所论也较通俗易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处。
　　预防麻疹方面，在传统的解胎毒等方法外，叶霖提倡用《泰西方鉴》介绍的种疹法。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或贴于皮肤；或以患者贴身衣物遍摩种者之身。谓可将命门伏毒由脏腑而引出肌肉，达到预防目的。其法实际是从中国人痘术脱胎而来。
　　2、痘
　　关于痘疮即天花的病因学，吴克潜不废旧说，仍主以膝毒与时行结合。“考痘证之原，由于先天，盖当成胎之时，父母欲火之遗毒蕴藏于胎儿骨髓深处，触于岁时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发”。故母体胎教很重要，遵守与否可减轻或如重痘症发作时的病情。
　　钱今阳一方面吸取西医知识，认为天花病因为一种病原体，并将天花传播途径归于空气、接触、胎盘血行；另一方面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主张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而以感风感寒为诱因。
　　此期关于痘证的诊治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高水平。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学讲》将痘疮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对本病的进程、症状、治疗、救逆等作了规律性探索。吴克潜认识到痘证证情凶险，变化多端，治痘应根据不同时期，随机应变。并指出治痘有常有变，不可执一而论。总之不论痘证证情如何复杂曲折，变化如何迅捷多端，中医都有成法可依，为人类疾病治疗积累了宝贵财富。中医不但发明了人接种痘术，而且在牛痘的宣传普及、传播推广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总之，引毒外出，是这一时期医家对种痘以及牛痘机理的普遍认识。此外，对选苗、蓄苗、适种时间、种后调摄以及顾及余毒等方面，都通过亲身实践，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儿科特色医著
　　何廉臣《小儿诊法要义》是小儿病诊断学的专著。此书内容广博，立论精要，对小儿疾病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理论研究，都具较高指导意义。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
　　杨鹤龄(1875～1954)，广东省大埔县人。其父杨继香业医，任职广东省城各善堂及育婴堂官医生。鹤龄自幼研读医书，17岁考取医官，并于1907年其父殁后接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民国后自设诊所。日诊幼儿二三百人，晚年整理临床心得，写成《儿科经验述要》(1949年)一书。
　　其书继承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证十八。辨证方面以精确为要，注重实效。如咳嗽一证，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湿温一类，既考虑湿温特点，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而主加入平肝退热之品。
　　在具体治法方面，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莲花、腊梅花诸花药，取其芳香轻透，协同诸药使邪从内达外，又无苦寒攻伐之弊。还常用广东土药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甘蔗节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丝等，既符合地方特点，又有简便廉验的效果。
　　杨氏在育婴堂任职六年，其间留医病婴多属危笃重证，对于婴儿病期各种表现和药效有深切体认，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于在医院抢救患儿。他重视医案总结，虽存案不多，但弥足珍贵，其实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件都是由中医承担的。杨氏在这方面的经验，反映了中医抢救治疗危笃重证的成就。
第六节针灸科
　　自1822年清太医院取消针灸一科后，针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阻碍，但由于针灸本身具有廉、简、便、捷、验等优点，因此很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不仅能保存于民间，同时能有所发展。如“太乙神针”法，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针法”发展而成，初现于康熙年间，有韩贻丰著《太乙神针心论》(17l7)，惜书中未载组方和制针方法，故流传不广，至雍正年间(1723～1735）经范培兰努力推广颇具疗效，得以流传。咸丰年(1851)之后，不断有新法创用，如面碗灸、银盏灸，使药力更集中、应用更安全、疗效更可靠。并对后世器皿灸的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维翻了清朝统治，旧的禁令被解除，针灸学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拙著名针灸学家及百余部针灸专著，创办了针灸教育和针灸研究的学术团体，普及针灸知识，推广针灸技术。
　　一、著名针灸学家
　　赵熙(1877～1938)，字辑庵，山西代县人。临证治疗针药并用，被誉为“三晋名医”。1923年刊行《针灸传真》8卷，成为辛亥革命后刊行的第一部针灸巨著。
　　朱琏(1909～1978)，十七岁时学习西医。抗战中进入解放区从事医疗工作，1944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号召，在延安拜著名针灸医师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并首先运用唯物辨证法，结合西医理论加以整理研究，于1948年著成《针灸学讲义》，使用于华北卫校。此书后来被修订为《新针灸学》刊行。是运用最新科学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技术与科学原理的重要著作，先后被译为朝文和俄文，影响较大。
　　二、针灸著作
　　《针灸集成》作者廖润鸿，撰于1874年。该书主要特点：作者以求实态度，引录了《内经》、《甲乙经》、《千金要方》、《资生经》等古代医籍中关于针灸论述的精华，并在《铜人经》的基础上，对穴位作了审慎的考证。
　　《刺疗捷法》作者张镜，撰于1876年。是书详明经络各穴，绘以总图、治法，并编成歌诀。治疗者，按经循络，取穴刺之，于临证治疗十分便利。是以针刺疗法治外科疾病的一部专著。
　　《中国针灸治疗学》作者承淡安，初版于1931年，该书分四篇，第一篇“总论”，讨论了针灸术的沿革，针灸在治疗上的价值以及关于针灸的治疗和奇经八脉的研究；第二篇“经穴之考证”，讨论了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术”，叙述了针具的制造及其施针的手法，尤其强调了针刺并泻手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针灸手术名称虽多，除补泻手法外，余不足取；第四篇“治疗”，分别介绍了伤寒、温热病、暑病、霍乱、中风、惊风、癫狂、疟疾等42种病症的病因、征象、治疗、助治及其预后。为精确指示穴位，不仅用西医解剖部位予以解释，还用点穴后的人体照片予以影印，较之绘图更富有真实感，并在每个穴位都编写上号码，使人一目了然，有利于初学者。承氏以对学术极其负责的精神，不断予以修订，至1937年5月，短短六年中，该书连出八版，内容不断丰富，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成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
　　《新著中国针灸外科学》作者罗兆琚，刊于1936年。该书是补承氏《中因针灸治疗学》所不及，将外科病证，分门别类，罗列靡遗，并注明其病因症状，继则示以针灸疗治之法，《针灸秘籍纲要》作者赵尔康，撰于l937年。赵氏曾协助承淡安共同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杜、《针灸杂志》等，任代理总务、教授。学术上受承氏影响颇多。是书体例即仿《中国针灸治疗学》，但在“治疗篇”中，将84种疾病按西医系统划分为急性传染病、新陈代谢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环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经系统病、泌尿生殖器病和运动器病等九类，列病比较合理，颇适合西医学习针灸和临证参考。
　　三、学术研究
　　自承淡安于I929年在江苏望亭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针灸研究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后，就以函授通讯研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发展社员，并创为《针灸杂志》作为学术探讨之园地。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针灸临证研究的基地，该社在1936年创办针灸疗养院，设病房、门诊接待需针灸治疗的患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南北各地针灸研究组织纷纷成立，相互呼应，相互切磋，如：北京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上海新中国针灸研究社、哈尔滨大成祥针灸学研究社、重庆科学针灸研究社、沈阳同善堂针灸社、宜昌国医针灸学社等等。这些针灸研究组织虽均为民间学术团体，但其声势、其工作成绩，使清末濒于消沉的针灸学再次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包括西医的重视，加速了针灸知识的普及和针灸人才培养的步伐，有利于针灸学的研究。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始用近代医学和科学技术来探讨针灸的原理，并提出一些较新颖的见解。
　　在与近代科学技术结合方面，唐世丞首开先河。1934年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电针手术及学理》、《电针学之研究》等数篇有关电针学的论著，以实验研究为依据，介绍了电针的发明及电流对人体皮肤、神经、血管、感觉器官等不同组织的不同作用结果，探讨了电针的治疗原理在于：刺激作用、镇静作用、变质作用、流集作用、分析作用。这虽然很不完备，但唐氏创造性的研究设计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对当时电针疗法的传播和发展，对电针原理的进一步探讨，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七节眼科
　　清末民初间，中医事业虽倍受挫折，但中医眼科仍有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医眼科医籍由博返约的整理和归纳以及中西医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等方面。
　　一、中医眼科的持续深入发展
　　近代眼科医家多将重点放在对眼科医理的整理和归纳上，以期达到提纲撮要，由博返约的目的。如《眼科金镜》卷首开篇即以简洁的文字将五轮分属五脏，八廓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及病因学说作了简短、精辟的总结，在各论中对每证的辨证论治则详加介绍。《眼科菁华录》在格局上已接近现代讲义的形式。内容较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眼科诊断也进行了类似的整理，如白内障病，古书有圆翳、横翳、热翳、水翳、淬翳、沉翳。甚或顺逆垂帘、偃月、聚星等多种病名。《眼科六要》则统一为“内障”一证，人们通过反复的观察实践，逐渐对疾病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眼科病种逐渐趋向缩减，至近代约简为四、五十种或十数门类。如《眼科切要》以歌赋形式撮简为五十余种常见病，《眼科六要》则概括合并为四十种眼病，《眼科菁华录》分作十七门类，《眼科金镜》更分内、外障两大门类再列病种，症状描述均较以往准确简练，辨证清晰明确。此外，黄岩所著《秘传眼科纂要》记载了前代未见的新病种，如眼瘤、黑白混视、白仁黄赤色外障等病名，对眼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中西眼科汇通的萌生与发展
　　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洋医学的渗透和传入，中医书籍中不断出现有关西医眼科知识的记载。如早期中西汇通医家陈定泰，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曾在广州传教士诊所亲自目睹了西医眼科手术，他在《医谈传真》中记载了一例青光眼减压术，书中记述了作者观察手术的整个过程。
　　近代眼科中西汇通医家较突出者，当属陈滋(1678～1927)。陈滋出身今医世家，曾留日学医，19l2年归国，长期从事眼科医疗实践。著有《中西眼科汇通》（1936年刊行），收载近百种眼科病，每病都冠以中西病名，并列中西两法治疗。他采集整理了大量的中西眼科医籍资料，并进行了比较研究，“窃谓我国医术为五行所误，其理论不足取，推辨证授药则已积四五千年之经验，所得颇多……”（陈滋《中西眼科汇通》，自序，1936年上海眼科医院版），而西医病已有特效药者不及十之一，药之奏效不确者，不知凡几，有病无药者，更不知凡几……。”陈氏在今医跟科药方整理上也做出一定贡献，他披阅历代眼科医书，收集整理了眼科药方一千多个，为历代眼科医书载方最多者，药方收集种类也很齐全，有外用药、内服药、外洗药、外敷药，丸散膏丹，剂型十分丰富。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医眼科诊所或医院，他们试图在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经验。如上海的陆南山、范新孚，四川的陈达夫，广别的李藻云，浙江的韦文贵、姚和清等。这些中医眼科学家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进行中西两法治疗眼病的医疗实践活动了。较为突出者当属上海的陆南山。
　　总之，民国时期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依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出现了由博返约的整理阶段。同时它又较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出现了中西眼科汇通派，尽管汇通并不成功，但为现代眼科的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经验教训。
第八节喉科
　　十八世纪中期，中医喉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相当成熟，曾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喉科专著，如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郑梅涧(约1727～1787)《重楼玉钥》、《喉症全科紫珍集》等，这几本书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喉科各种疾病的诊法及治疗，使喉科辨证论治大法日趋丰富。近代几种可怕的喉科传染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努力，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经过一百多年的临床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诊疗大法。这一实践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一、近代喉科传染病的流行及喉科专著的涌现
　　喉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轻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烂喉痧(或称痧喉，即猩红热)。近代名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近代时期曾涌现出大量的喉科专著、疫喉专书。以新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自古至l840年以前，现存喉科著作大约有三、四十种。自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喉科专著猛增至三百余种，尤其是疫喉专书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在医学史上也较为少见，仅白喉专书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时疫白喉捷要》问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间共出版白喉专著五十余种，烂喉痧专书二十余种。这说明中医界在诊疗疫喉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辨证施治，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喉科著作。
　　二、诊治法的进步
　　1．对传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认识
　　《重楼五钥》(郑梅涧著)，其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可说是我国最早关于白喉确切记裁，郑氏制定的“养阴清肺汤”创立了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
　　烂喉痧一证的详细记载可见于金保三《烂喉丹痧辑要》(1867年)一书，书中记录了叶天士医案一则，“雍正癸丑年间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标，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绵纹，咽喉疼痛肿烂……”。
　　2.对传染性喉科证认识的逐步深化及诊疗法则的不断发展。
　　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沓踏而至。其中对白喉病因认识较有见地的当属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总结多年临诊心得，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温燥之品，治宜清肺养阴。其后又有李伦青(纪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该书诊治细腻，以寒热为纲，再分轻重虚实论治，共分九大证类，对寒热错杂证及误治坏证的治法颇有特色。主张内服药与吹药并用，效果好。
　　烂喉痧专书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耕道(继宣)《疫莎草》(1801年)，陈氏首次将烂喉痧病从诸斑疹中摘出。后世夏春农《疫喉浅论》(1875年)，对《疫痧草》作了发挥，对诸多变证灵活施治，条理清晰，治法较前完备。
　　由于白喉、烂喉痧均为急性传染性热病，来势凶猛，瞬息万变，并且初期多伴有表证，对此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医理，有认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药均在禁忌之列。有认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有认为痧属寒湿齐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仅需慎用。关于白喉忌表、宜表的论争最为激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于1891年，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作者鉴于医家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危侯。特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后世医家张采田、朱铁山等经过临床实践，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张采田(孟劬)著《白喉证治通考》(1901年)，纠其偏差，认为表散不可与升表相提并论。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由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医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求索，疫喉的辨证论治思想逐渐清晰明确起来，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
　　3．近代喉证诊疗大法已臻成熟完善
　　二十世纪前后，有关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基本完备。
　　《喉痧正义》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张醴泉撰于1889年。书中汇集了百余年间29位著名医家有关疫喉的论述，其中不乏大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论疫；张绍修论白喉；在每篇医论后都缀以按语，详如分折，当褒者褒，当贬者贬。其曰：“多读自如……务获真诠，自能胸有把握”。
　　在综述疫喉论诒的专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近代名医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1936年)。丁氏论治喉痧主张分初、中、末三期，订立疏表、清凉、下达数法。考古证今，用药审镇，其所列药方效果极好。曹炳章对白喉痧喉两大病种，以比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绍，条分缕晰，一目了然。尤其治法总结的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法与外治手术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吹喉药等。并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
第九节推拿和气功养生
　　一、推拿流派
　　正是从民间到皇宫对推拿的需求，促进了推拿一法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1．脏腑点穴流派（略）
　　2．一指禅推拿流派
　　现在广泛流传的一指禅推拿，相传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由河南擅长于一指掸推拿的“太医”李鉴臣客居扬州时所传。李鉴臣传一指禅推拿与丁凤山(道名，原名丁永春，约1842～1915）江苏扬州西门人。丁氏善骑马射箭，并考取武秀才，颇得李氏真传，在江浙二省极负盛名，有传人20余名。丁氏一指禅推拿尤擅长治疗脾胃疾患，先行医于江都，继开业于上海，就诊者踮趾相接。为使一指禅推拿不断光大，丁凤山之徒王松山(道名，原玉涟，1873～1963，扬州西门人)在1920年聚丁氏传人10余名在上海成立了推拿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同道每月讨论一次，重在交流临床心得和手法应用的体会，并聘有书记员担任记录。王松山的一指禅推拿经验由其徒王子宗整理成《一指定禅》，为一指禅推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丁凤山之侄孙丁秀蜂，更在继承祖传一指禅推拿的基础，于40年代独创了滚法推拿，为一指掸推拿流派又添新技。到1949年，一指掸推拿医师已有40余人，是江浙乃至全国的一支比较有影响的推拿队伍。
　　一指禅推拿强调手法以柔和为贵，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操作时动作连贯细腻，雅而不俗，法之所施，使患者不分所苦。操作中，遵循“推穴道，走经络”，以通调脏腑气血，扶正祛邪。为此，一指禅推拿十分注意功法锻炼，不仅要求学者习练内功“易筋经十二势”，还要求刻苦习练各种手法，达到“持久、柔和、有力、均匀”的境界。
　　3．内功推拿流派（略）
二、推拿著作
　　《推拿指南》
　　作者唐元瑞，刊于l905年。是书7卷，前六卷乃辑前人各家所说，唯第七卷最具特色，详论了61种眼疾的推拿手法。如：“凡眼不能远视者，水盛而火衰也。宜补心经，补脾土，掐离宫，清肾经，掐肾节。”是我国推拿按摩史上以推拿手法治疗眼病比较早的记载，并由此开辟了用推拿手法治疗眼科疾病。
　　《黄氏医话》　　
　　作者黄汉如，刊于1915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部推拿医话，记载了作者本人数十年运用一指禅推拿治病的验案和心得，介绍了一指掸推拿的来源和特点，对于后人学习一指禅推拿来有启迪。
三、气功养生
　　在近百年气功养生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叶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静坐养生热潮，出现了讲静坐的专著若干种，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蒋维乔的《因是予静坐法》。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自幼练习气功（静功），对气功有精深造诣。1914年，蒋维乔得知日本流行“冈田式静坐法”，很有感触，认为这是我国固有的养生法，于是根据自身的练功体验，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分为“原理篇”、“方法篇”和“经验篇”。“原理篇”中，蒋氏运用西医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对静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论述了人体的重心及静字的真谛；“方法篇”中介绍了练功的要求、姿式、时间和呼吸等，提出自然呼吸(腹式呼吸)和正呼吸(逆呼吸)两种呼吸形式，并专门论述了练功的反应(静坐时腹内之震动)；在“经验篇”中介绍了作者自己从幼年、青年至中年长达20余年的练功经验和研究心得，记有“二十余年之研究”、“静坐宜知忘字诀”、“静坐不可求速效”、“震动与成效无关系”、“静坐方睡眠之关系”、“静坐与食物之关系”等l0节。书中介绍的静坐方法，主要是内丹系统中的意守丹田法（着重下丹田）与调息法，但他未用铅汞、坎离等内丹田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17年再次出版，在国内流传很广，使传习静坐法的人与日俱增，遍及全国及南洋各地。
　　1915年，蒋维乔在北京开始研究佛学，曾习密宗，又根据《童蒙止观》、《释禅波罗密次弟法门》的内容撰写《因是予静坐法续编》一书，该书在内容上吸收了佛教气功的很多理论和方法，有了新的阐发，成为因是予静坐派气功的中坚。其核心是：系统发挥了数息观法，这对诱导入静和调息锻炼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总的看来，蒋氏所言静坐之内容，包括了内丹术、止观法门以及各种藏密的静功功种。所以其实质与静功一般无二，正如他自己在《因是予静坐卫生实验谈》一书的绪言中所道：“静坐这两个字很响亮，通俗易解，我也就取用了这个名词。”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蒋维乔的挚友。于1921年编纂出版了《静坐法精义》。
　　四、其他
　　此期讲静坐法的还有：陈乾明《静的修养法》、杨中一的《指道真谛》、童白梅《无为静坐法》等等。另外，由蒋维乔倡导并组织的静坐法研究团体以及上海崇道联谊社等群众社团组织，更是为静坐法的普及、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静坐养生外，还有采用其他功法养生的专家和专著。如潘蔚的《卫生要求》(1858)。该书选材精要而实用，无冗繁之论述，篇幅较小而易于传播。书中所辑入的功法，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气功方法，以“十二段锦”、“分行外功”、“内功”为全书主体，辅以“易筋经十二势”等。清人李九华的《调气圭臬图说》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气功养生著作。书中所介绍的气功方法新颖，是历代气功文献中未见记载的一套吐纳、导引与自我按摩相结合的功法，据作者所述，此套功法源出武术，似与《易筋经》有一定溯源关系。书中叙述的呼吸吐纳方法也别具一格，不是以呼吸配合导引运动，而是以导引运动来调节呼吸，尤其强调呼吸自然，其呼吸幅度之大，甚至类似瑜珈术的所谓“完全呼吸”。
　　由此可见，通过肢体导引运动来“自然”调节的呼吸锻练是本套功法的核心，故书名为《调气圭臬》。据称，此套功法“无论有病无病皆宜，有病者不必服药，以功代药。虽风劳鼓膈等症，行功之后，无不痊愈。若筋络牵痛、肝气胀疼，尤易见效。”“妇人行此，可免难产之患。”此并汇集前代气功养生法之大全的有《内外功图说辑要》，件者席锡藩，字裕康，号慰根，别号抱仁子，生于清末，卒年不详。该书成于1918年，系作者“钻研道味，十余年……复致力于修养一端，研求内外功用，身体力行，寒署罔间”（《内外功图辑要·陈亮熙序》），是书集历代动功、静功的理论与方法共二十八类，有图123幅，分上、下两集。上集辑录《万寿仙书》、《摄生消息论》、《性命圭旨》、《保生心鉴》等前人气功文献之精华，内容包括“二十四气坐功图”、“五禽戏”、“四照图”、“八卦周天”，“诸仙导引图”、“四季摄生论”等等。下集杂取《备急千金要方》、《圣济总录》、《内功图说》、《活人心法》、《奇经八脉考》等前代医学及气功文献精华，包括“八段锦导引图”、“天竺按法”、“婆罗门导引法”、“易筋以十二势”、“长生十六字诀”、“分行外功法”、“外功龙虎诀”、“调息内功诀”、“丹成九转”等，确实达到了“精华荟苹”，但编辑缺少系统及层次，较少有作者个人论述及对各种不同功法的评价，读者观之，虽目不瑕接，然却无所适从，是为不足。
第二章中药学、方剂学的新成就
第一节中药学的发展
　　近百年来，在西医学大量传入的影响下，我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和歧视。由于中药治病疗效显著，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
　　一、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
　　1．《神农本草经》的辑佚
　　顾观光于道光24年(1844年)完成《神农本草经》重辑本四卷。
　　2．《神农本草经》的注释和阐发
　　近代对《本草经》的汇纂、注释和阐发有较大进展，其中以仲昂庭、沉其煜、蔡陆仙等人的著作较为突出。
　　蔡陆仙，于l937年编成《中国医学汇海》。书中分为经、史、论说、药物、方剂、针灸七部，其中经部首列《神农本草经》及各家论注。
　　二、药性、药效研究的进展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学家从临证实践中深切体会，必须熟知药性、药效，针对患者病情选择用药，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到近代，随着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医药学家不仅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对药物功效作较深入的探访，同时也试图采用国内外学者某些研究方法，以确认药物功效，取得了一些进展。
　　1．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
　　近代医家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以药物功效分类研究中药，其中比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本草汇纂》。
　　周岩的《本草思辨录》更具有特色和深入。周岩于1904年初夏编写成《本草思辨录》四卷。
　　2．效研究的新进展
　　这一时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医家不满足于传统的药效理论研究，他们试图采用西医药理解释药物功效，或是采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确认药效。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开创了药效研究的新途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留日学者丁福保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丁福保于1933年编写成《中药浅说》。书中按药物功效，以西医药理论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解热药、利尿药、镇痛镇静镇痉药、镇咳祛痰药、收敛药(或有止泻止血之效)、兴奋药、泻下药、变质解凝药、驱虫药10类。
　　继《中药浅说》之后，又有赵体乾编述的《中药新说译解》(约1936年)。
　　与此同时，福建仙游医家温敬修编写的《实验药物学，经秦伯未校订，1935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全书分正编、续编，收载药物587种(其中植物部466种、矿物部52种、动物部69种)，分为强壮药、强(健)胃消化药、泻下药、利尿药、收敛药、冲动药、祛痰药、解热药……等23类，对药物科属、异名、形态、成分、效用、处方、禁忌、用量等均有记述，尤其着重于对药物功效的阐述。
　　总之，近代研究药物功效的方法有较大进展，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种手段，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投进药效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作用。
三、中药鉴别与炮炙
　　1．药物鉴别
　　《增订伪药条辨》是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补编写的一部集大成的鉴药专著。郑肖岩于1901年著成《伪药条辨》一卷，收载药物110种。曹炳章(1877～1956年)，字赤电，浙江鄞县人，出身于商贾家庭，通晓中医中药。1913年在绍兴发起创设“和济药局”，倡导药品改良。先后出任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主编《中国医学大成》，著述亦多。于1927年夏编写成《增订伪药条辨》，《增订伪药条辨》分为四卷，凝集了两位医学家的智慧与经验，书中共载药110种，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木、石、虫介、兽8部。
　　《增订伪药条辨》于1928年由绍兴“和济药局”刊印，在国内广泛流传，对于提高医药人员鉴别药物能力，丰富药物知识，有着较大影响。
　　其后，有陈仁山的《药物出产辨》(1931年)；汪雪轩《鉴选国药常识》(1936年)。
　　总之，近代中医药工作者的鉴药经验更加丰富，有关药物真伪品种、形态与功能的对比更为细致和全面，并在小范围内引用了彩绘、摄影及理化鉴定等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写生的不足。但从整体看，近代鉴药工作仍处于传统经验观察阶段，使药物鉴别学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
　　2．近代制药学的发展
　　近代刺药学，包括中药制剂与生药炮制两大内容。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相较而论，中药制药学是近代中医药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一批从事制药的专门人才和有见地的制药专著。
　　近代中药制药学的发展有几个明显特点：①倡导改革，吸收新说。②重视传统理论对炮制与制药学的指导作用。③强调制药标准，即符合药学药性原理，制作得当，生熟有度。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制药方面论著约十余种，其中学术成就较突出的有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和周复生《药业指南》
四、药用植物、图鉴及其它
　　随着近代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不少学者、药学家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较突出者有吴其浚、赵燏黄、杨华亭等。吴其浚(1789～1847)博学多才，“官迹半天下”。平生酷爱研究各种植物，公余闲暇常精心收录经、史、子、集、方志中有关水陆草木的记述，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栽植物838种。
第二节方剂学的成就
　　由于近代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渐趋多样化，作为辨证论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剂学也随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大型方书的继续整理和编纂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整理工作更为突出。不少医家在努力探索中医学发展的同时，吸收了一些近代西医药学的知识，编写出一些汇集中西医的验方著作，从方剂学方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了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方剂学研究的特点是由博返约，向理论研究深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1、费伯雄《医方论》
　　费伯雄著于1865年，费氏针对《医方集解》所载方药详加评论，从中反映出费氏在方剂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和成就。作者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方药。他的评述对后世深入学习方剂理论，正确掌握制方之法及临床用途，具有较高价值。
　　2、蒋方芳《时方论》
　　该方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著作《时方论》以阐述主理的主要内容，所列87方(例案)，方论紧密结合，论述简明透彻。
　　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致力于整理编纂古今方书，取得较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
　　在此之后，出现了多种大部头的总结性方书，如曹绳彦《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吴克潜《古今医方集成》、察随仙《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等，并有一些沟通中西医的著作。
　　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各种方书约达300种，其中有一些流传较广和有特色的著作。
　　1、鲍相璈《验方新编》
　　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全书约92门(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共收3240余万。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力求方药稳妥。
　　2、王士雄《四科简效方》
　　王士雄一向重视收集单方、验方，18454年辑《四科简效方》便于穷乡僻壤，无医少药之地查用；此外尚有龚自家等《医方易简新编》；黄伯垂《经验良方大全》；杨馥焦、潘之伟《经验秘方》李克蕙《验方辑要》等。
　　此期还有不少汇通方书，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以及唐川《六经方证中西通解》等。
第三章中医基础理论和医史文献研究
第一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除在固有理论体系范畴内不断有所发展外，同时由于西医学的传入，为中医学引进了一个参照系统和竞争对手，在对人体与疾病的认识方面吸收了部分西医的观点，一些新的概念或学说深入到人们思想中，例如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细胞、组织、系统，以及神经、循环、呼吸、消化、分泌、生殖等。在基础理论方面出现了一批以“生理”、“病理”、“诊断”等命名的中医书籍和教材。l9世纪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否定中医主体文化、否定中医学的思潮对中医基本理论进行了冲击，中医界奋起应战（详见第五章第一节）。通过论争双方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反复争辨与深入探讨，使中医界对于自身有了较为清醒的审视，认识到中西医学文化基础不同，出发点不同，方法不同，只能部分沟通，不能完全合并。中医学术自成体系，它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实践经验和疗效证明，故始终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论争的结果，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整理和较科学的诠释。
　　这一时期的脉学研究仍以祖述《内经》、《难经》、《脉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脉学原理，结合后世名家有价值的论述和研究者个人读书临证心得体会如以阐扬和发挥为主要方式，出现了如周学海这样对诊断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全面总结，并对脉学理论深入研究做出贡献的医家及其《脉学四种》等较高水平的著作。
　　舌诊是望诊的重要内容，在此期也不断得到发展。
　　1920年曹炳章(赤电)撰有《彩图辨舌指南》，本书有论有图，有治法有医案，兼列方药，内容较为完备。
第二节医史文献研究
　　一、中医经典著作的文献研究
　　近代医家在《内经》文献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初期（清末民初)大多致力于经典考证、校勘，而后期则侧重于阐述经义，并进行系统的整理类编。
　　清末民初，在乾嘉考据学余绪影响下《内经》训诂研究兴起。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号曲园，1821～1906）的《读书余录》，也涉及他读《内经》的考据心得，后人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抄录，刊载于《三三医书》，题名《内经辨言》(YuYu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Lutcmal Classic. In: First volume of Three Three Medical Book: Haongzhou,1924.俞樾《内经辨言》（《三三医书》第一集，1924年杭州排印），胡澍撰《黄帝内经素问校义》(HuShu. Proofreading of Plain Questions of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In: Pan zhuyin,eds.16Th volume of Pangxizhai's Collection: Wu County 1883.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吴县潘祖荫刻入《滂喜斋丛书》，第16期），清光绪九年（1883年）蛟仁二位堂刻本)。顾现光撰写《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朴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在前述俞氏、胡氏、顾氏之后，再度校《素问》，著有《素问王冰注校》一卷（Sun yirang. Annola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Plain Questions by WangBing, printed by sun in Rui’an in 1894.孙诒让《素问王冰注校》（《礼》卷11），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瑞安孙氏刻本）。
　　冯承熙在《素问悬解》(清同光年间阳源冯氏本)重刻时，于书末附有《校余偶记》1卷（Feng Chengxi Notes of Proofreading Work In Explanation of suspenses in Plain Questions,1872.冯承熙《校余偶识》（附《素问悬解》后），清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六年（1872年-1880年）刻本），计收录其校勘心得90余条。近代在《内经》训诂方面硕果累累。
　　民国时期，由于中西医论争激烈，《内经》研究已不再停留于训诂诠释，而是阐明《内经》的学术价值，旨在捍卫中医理论体系。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和杨则民的《内经哲学之检讨》是这类研究工作的代表作。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是以藏象学说为主体，以西医解剖知识作为经文注脚，近代大多数医家则倾向于仿照科学体例框架，参考西医学科体例设计中医学校教程，以新的思路纂辑《内经》。
　　《时氏内经学》与《秦氏内经学》是民国时期盛行的《内经》研究著作秦伯未致力于《内经》研究历经数十年，早年曾有《内经》训诂之作——《读内经记》，后撰成《内经病机十九条研究》。秦氏又著《内经类证》（1929年），将《素问》、《灵枢》中有关叙述病证的经文摘出，共整理得《内经》所记载病类44种和病侯311种，并对摘录的文献进行分类编纂，在文献学与研究方法上较明张介宾《类经》更为深入。最后于1934年完成《秦氏内经学》。
　　综上所述，近代在《内经》文献研究方面不仅成绩卓著，而且颇具时代气息，不仅论著数量多，研究深度广度超出前代，而且研究方法与风格亦与前人迥然不同。前期在乾嘉余绪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内经》训诂，前所未有；而后期受西学影响，在《内经》文献类编上形成奇特的框架。诸多学术因素为《内经》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得近代《内经》研究颇具特色
　　二、丛书、工具书的编写
　　近代由于西学东渐，在医学领域，除了继承前代继续汇集列刻经典医籍和汇刻经过精校、评注的典籍外，以汇刻临床实用医书和医学入门读物成为主流。中西医书的合刻及汇通医学公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丛书领域的特点。医学工具书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不仅首次出现了辞典类著作，而且各种书目在此对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现代医学辞典类著作和各种工具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960年）所载，这一时期的医学丛书约有135部，辞典类著作约14部，书目类著作约34部。
　　三、医学史研究
　　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为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我国系统研究医学史著作之滥觞。伍连德称其为“空前之杰作矣。”(Chen Bangxian. Prefac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1920.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第1版序，上海医学书局l920年)，作者认为一人学识有限，为了集思广益，倡建“医史研究会”（ Chen Bangxian Regulations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Medieal Histoy J Tradi Chin 8 West Med,1914,10th issue.《医史研究会章程》刊于《中西医学报》l914年5月，第4年合订本第10期），“邀我邦诸友，入会磋磨”，共同修改补充。参与讨论的研究会成员中不乏医界名流，如余伯陶先生，他是神州医药总会会长，陈氏书中记载民国初年中医界为兴办教育开展请愿抗争之事，余先生正是这次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可见这一节记载翔实可信，是来源于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这部专著内容丰富，给后人留下许多可贵的史料。
　　近代我国另一部重要的医学史著件，是王吉民、伍连德合作撰写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ecine(中国医史，英文)》。伍连德，王吉民是中华医史学会的创始人。此书在近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记述甚详，内容丰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教会、海关中有关资料），对西医在我国逐步成长的历史作了翔实记载。
　　近代较晚年代的医史著作，有李涛的《医学史纲》，陈邦资《中国医学史》，王吉民、伍德《中国医史（英文）》和李涛《医学史纫》等三部著作，是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
　　在中国医药发展史研究方面，随着兴办中医教育，在各院校教材的基础上，产生出几部医史著作。谢观(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年)是一部中医史佳作。
　　近代我国医史界在开拓疾病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博物馆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机构发轫于近代。1938年中国医史博物馆正式成立，王吉民任馆长，该馆是我国最早的医史专业博物馆。
第四章中西医汇通之探索
第一节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近代由于西医传播，中西医接触日益增多，一些医家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两种医学的长短异同，以求正确对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早期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的医学家有王学权、王孟英、陈定泰、罗定昌、合信等。
　　陈定泰(约19世纪)在他所著《医谈传真》（1844）一书中，将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与西洋人所绘“解剖图”加以对比。在来华的外籍医生中也有人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英人合信氏可谓最早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中期到30世纪初期，中国医学界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第二节汇通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
　　汇通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钝等。
　　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Tang ZongHai Esseutial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jiang: Yuhai Publishing House,1894.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奖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2、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 Xichun. Records for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s 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

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1974,18.张锡纯：医学哀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4、恽铁樵的“新中医”
　　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在《伤寒论研究·总论》中强调指出：“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荀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 Tieqiao study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Second volume of Yao’an’s collection of Medical Books. Page 10 and page 81.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
第三节中西医汇通的经验教训
　　一、经验
　　1、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和优劣、长短，在比较与汇通中维护宣传中医学理论，成为近代医学史上一个重要课题。
　　2、把吸取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途径之一，尽管是初步的尝试，但对后人也是重要的启示。
　　3、重视临床疗效，从临床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用，可供后人借鉴。
　　二、教训
　　1、鉴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他们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方法上存在生搬硬套、牵强附合、简单粗糟的现象，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2、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明显的崇古尊经思想，不同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创新。
　　总之，从事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在提倡向西医学习的同时，坚持了中医之长，如整体观、脏腑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四诊八纲和辨证论治的方法等。他们提出采西医之长如化学、机械、实验等也符合实际。从这一角度上评价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他们为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总结与借鉴的。
第五章中医药界的抗争与革新运动
第一节中西医论争
　　一、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论争：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造成了国内中医、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因而，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便成为中国医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医学界人土提出了多种观点，表现出多种态度。中西医之间出现正面的论争，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1916年余岩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20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正面回应余岩的挑战。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医界以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等人的言论较有代表性，而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氏的主张。1988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研究《内经》，同时也是批驳余氏废止中医观点的力作。
　　1、恽铁樵与《群经见智录》
　　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日本汉医思潮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诋毁中医理论。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是中医界第一个挺身而出应余云岫挑战者。《群经见智录》是恽氏学术思想的奠基之作，他在该书中提出的关于《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对构成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作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水平。
　　恽氏提出，《易》和《内经》都依四时立论。在此基础上，恽氏指出，“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Yun Tieqiao. Study in Five Elements. In: Intelligence shown in classical medical Books. Wejin: Yun’s Publishing House,1922,21.恽铁樵：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第八。武进恽氏铅本，1922：21）”。因而提出中医学的五脏乃“四时之五脏”的命题，揭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奥秘所在。
　　2、杨则民与《内经之哲学的检讨》
　　杨则民(1893—1948)，字潜庵，“乃承恽氏之余绪”，而另辟途径，主张吾人欲讨论《内经》之真价，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评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然则《内经》之思想方法果何如乎？吾敢毅然断之曰：辩证法也（Yang Zhemin. Study on philosophy in Internal Classic. Edil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1984.杨则民：内径之哲学的检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编辑铅印本，1984：）。”
　　3、其它中医名家与余氏的论争。
　　如陆渊雷于1928年发表“改造中医之商榷’等文，参与论争。吴汉仙、陆士谔均与余云岫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
　　二、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
　　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言论。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从而掀起一次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章氏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影响较大。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间的20余年间，关于五行、阴阳及运气说的存废之争不断。江苏的袁桂生，1915年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他主张废去五行但不主张废阴阳。陆渊雷、叶古红、秦伯未等医学家，以及新加坡的黎北海先生等都曾对此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由此可见，近代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是与当代的时代潮流相关的。
第二节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
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至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一、北洋政论时期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请愿
　　1918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谈，参照日本学制，制订了《王子癸丑学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的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首次请愿活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规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德埙)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8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当时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
　　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
　　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还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
　　乙．禁止旧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全国中医药界联合请愿，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 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 of First Provisional National Congress and Petition. In: Compilation of Business Record of national. 1931.45～5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三、中央国医馆的成立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四、中医药抗争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
第三节探索中医革新之路
　　一、中医革新思想萌芽
　　在医学领域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医学改良”遂成为当时中国医界最盛行的一种思潮。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发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医学改良。陈莲舫、余伯陶等，组织上海医会，主张中医自身整顿以抵制西医侵夺之势。1908年，绍兴中医药界通过组织学会，发行刊物，积极致力于中医学的改良和革新。这几个社团均把改良中国医学作为宗旨。
　　二、中医学术革新潮流
　　1、恽铁樵的改进中医主张
　　恽氏强调指出，要以中医为主体，吸取科学方法加以整理改进。中、西医学的文化基础不同，体系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Yun Tieqiao. Discussion on Suggestion to Names of Diseases, In: Collection of Yaoyan Medical Books.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他强调中医学的主体地位，使其改进中医学的主张避免了废医存药的偏颇取向，他提出的改进中医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祝味菊论改进中医的程序
　　第一、二步就是吸取西医生理、解剖及病理等学科之所长，以补中医之不足。药物学方面，祝氏认为既应参考古法，又当采取西医的研究方法使之更臻完备。以上三步完成后，逐步推及方剂学、诊断及治疗学，是为改进中医的第四步(Zhu Weiju. Discussion on Procedure to Improve TCM. Shenzhou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Meteria Medica,1924.2(4):8.祝味菊：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1924，2(4)：8．)。
　　三、中医科学化运动：
　　“中医科学化”是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坚持这一主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医学家有陆渊雷、施今墨、谭次仲、张赞臣、余无言等。陆渊雷倡导“中医科学化”最力。实际上，陆氏的科学化思想导源于恽铁樵的革新中医思想，不同的是，陆氏更明确地提出以西医学作为参照物，他肯定了中药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陆渊雷从改革中医以谋自存的本身出发，由于他以西医学作为价值和真理的评判标准，最后落入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其心路历程颇为值得玩味。施今墨早在三十年代就倡导中、西医要互相学习，融汇贯通。他认为中医要革新，不能固步自封：“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Preface in Graduation Autograph Album of second Graduating Class in North China College of TCM.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序言)”。他主张中医科学化，强调要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理论。在临床诊治时，他多用西医病名，参照西医器械检查的结果。施氏认为中医病名繁杂，不利于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呼吁中医标准化。
　　四、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在为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中医界内部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论争，从而形成了绵延数十年的中医学术革新运动。中医界围绕中医学术革新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先后参与论争者逾百家。中医学术革新运动和中医抗争运动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医史的主要内容。产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个年代，“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这个信条倍受推崇，这是中医学术要求革新的内在压力。最先剖析中医自身缺陷并提出革新主张的就是中医人士，正是这种时事的反应。
　　清末民初中国医界提出的“改良医学”的口号，可视为中医学变迁的总基调。二十年代后，这个口号先后分化为“中医革新”(以恽铁樵为代表)和“中医科学化”(以陆渊雷为代表)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潮。三十年代中期后，这两种思潮在革新中医学术的方法和结局方圆的分歧日益扩大。四十年代中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虽现出新的特点。更多的年轻中医的参与，对中西医比较也更为客观平正，视野也较为开阔。
　　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是近代中医界对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积极反应。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运动未能改变近代中医的境遇，也未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但他给中医界带来观念的更新和全局性影响是深刻的。这种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医学术的探索，为中医学的发展摄供了方向性依据，因而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有着很需要积极的历史意义。
第六章近代中医教育
第一节晚清时期的中医教育
　　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至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为官办医学教育延续及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
　　第二阶段北洋政府时期，从民国二年(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l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开始。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从1929年至1949年，那是我国中医界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坚持学校教育、兴办发展学校教育，闯出了一条教育自立的道路，成为中医近代史光辉篇章之一。
　　近代中医教育，当然还包括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其与中医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仍占居一定位置。
　　光绪24年(1898年)期间，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变法失败，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存，及至光绪28年(1902年)春张百熙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
　　京师大学堂为适合医学专门教育需要，旋于1903年规画一医学馆。
　　光绪33年(1907年)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中西学科肄业，各以深造有得，切于实用为宗旨，其应如何补习普通偏设课程，酌定年限，由学部遴员详议。但由于当时我国无论是中医教育或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遂将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学生全部送日本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出现的中医办学机构，是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主办人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乐清人，1885年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城东，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Lin Qianliang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10(2):90.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远史杂志，1980，10(2）：90)。
　　1912年医学求益社改名医学卫生社，宗旨更加明确；“联络医界团体，振兴医务教育”。(Teaching Materials of Guangdong Medicine and Beneficence Association Guangzhou Shigi Puhuaiyi Guandong Yamian Edition,1914.广州医学求益社卷，广州十七甫怀驿关东雅面印本，1914),1917年该社衍生“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1918年原求益社同人又创办“广东医学实习馆”，直至1924年，全部归并入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由此可见，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而中医药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又必须创办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培养一批能为该集团利益服务的专门人才。
第二节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到会议员80余人。提案92件。同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Shu Xincheng.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New Education Decree 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wu Publishing House,1923:1.舒新城：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教育规程令颁布两次。第一次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2日部令第25号。《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6号《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医药两门各课程学科均漏列中医中药。第二次民国二年(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类又分医学与药学两门，也都没有把中医药科列入以内。因此，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焦点，首先是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医学团体进行联系，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响应。并派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恽薇荪(北京)、叶晋叔(上海)为代表。此外尚有药业方面，同仁堂、西鹤年堂等参加。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请愿。《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近代中医教育史资料。现文摘如下：
　　“为请求建议，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注：指中医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今者民国肇始，力图自强，我国医药人材，方将与世界各国竞胜争雄，教育部太部定章，于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逐如淘汰则不可……”（Medical 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请愿书全文很长，最后提出八条具体措施，即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开设医院；开设中医补习学校；规定诊察手续及立案程式；删补丸散膏丹暨各种药品；设立医药藏书楼、药品陈列所；设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等。请愿书结尾曰：“大部为全国教育总司，必能下顺舆情，俯加采择，当无畸轻畸重之虞。所有请求恳请建议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专门学校各缘由，除向教育部恳请，议会请求外，理合抄具简章，吴请俯充批示祗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Medical 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该批示认为：“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祝也。”(Chen Bangxia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Medical Book store,1929:13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医书局，1929：138)。
　　继教育部批复之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此批。”（Repl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to sheuzhou General Medical Association. Medical Journal, 1922, (8): 89.国务院批答神州医药总会批调，医学杂志，1922，(8)：89）。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民国初年我国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虽然未能达到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之目的，但它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药学校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组建。社会各界也给予中医办学以大力支持，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于是有了1915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191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的先例。
　　1915年上海名医丁泽周(丁甘仁)、夏应堂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向北洋政府备案。丁泽周《为筹建上诲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
　　丁泽周呈文，反映了我国近代中医界办教育的勇气及呼声。其以简练文字，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目的意义、途径方法，需融汇中西教学之所长。全文层次分明，铺叙委婉，北洋政府接文后交教育部及内务部作谨慎批复。教育部复称；“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Symposium of TCM Education. Shanghai Research Society of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1939: 2～3.中医教育讨论集，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1939：2～3）。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正式招生上课，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黄体仁、余听鸿等，均有名望。l931年学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丁济万继任院长。
　　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其影响力仅次于上海。1913年2月，广东中医药两界人士联合粤九大善堂力量，假座广州十八甫路爱育善堂，商议筹办粤省中医中药学堂事宜：“闻因教育部颁布医药学堂章程，专西遗中，该堂院等拟办中医中药学堂，以期研究。”(Records of Guangdo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chool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Guanghua Medical and Health Journal, 1913, (8):50.广东九总善堂院集议筹办中医中药学堂汇录，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3，（8）：50)。
　　1913年3月，省港药材行及广东中医界假座广州上九路张大昌寿世会馆集议，即席决定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一致公推广东近代著名教育家卢乃潼任筹办处主席(总理)，以资责成筹办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l6年上海方面传来中医专门学校内务部立案成功消息，1917年冬卢乃潼亲赴北平拜会内务部余某，从1915年至1928年，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还有河南中医专门学校、湖北中医专门学校、福建中医专门学校、长沙明道医学校等，惜未见有更详细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办学教育仅属初建起步阶段，有关教学上许多问题如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师资培训、附属医院创办适应临床教学需要等等，仍存待于以后发展成熟。
第三节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取代北洋政府成立南京政府。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会议讨论了余云岫等四人提出的四个废止中医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分为甲乙丙三项，其中乙项为“禁止旧医学校”。同年4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布告第八号，饬令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
　　国民政府教卫二部公开压制中医教育，给民国时期的中医办学增添极大的困难。在这重重障碍下，我国中医药界一方面以办学形式进行艰苦的抗争，把兴办教育作为自救的途径；另一方面更加深入地进行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而丰富充实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内容。
　　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医教育尤其如是，各地中医院校创办伊始，即把附属医院建设摆到议事日程。
　　1．上海广益中医院
　　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招生开始上课，为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求师徒传授改进之计划。校长丁甘仁及其子仲英于1921年创设上海广益医院，地址南市方斜路，其后又创设广益中医北院，丁仲英任南北两院院长，主持院务，督率同人，既赠医施药于贫苦民众，又临症授徒于莘莘学子，实开中医设立医院之先声。（Ding Zhong Ying significance of open campaign of Candidates for deputy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Guanghua Journal of TCM, 1937,4(9):3.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药杂志，1937，4（9）：3）。
　　据何时希先生回忆：广益医院以南院为主，有高等病房，收费为日一二元，由程门雪为主任，负责医疗事务，屡挽危症。当时颇著声望，缙绅富豪有病者趋之；二等病房每床来日几角钱，重病亦有主任诊治。另有一奇特的三等病房，多为绅商损款所设，病人系老弱、瘫痿广益强院接受之，则捐款有来源也。
　　广益医院不仅是中医专门学校临症教学基地，也是上海中医学会会员活动场所。近代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徐访儒、秦伯未、余继鸿、程门雪等。经常在此分析疑难病案，主持学术讨论。从1921年至1925年，一共进行26次临床病例讨论。如1924年l2月1日为该院第23次讨论会之期，参加者50余人，余继鸿任评议长主席，秦伯未充当临时记录员，曹颖甫、傅雍言、郭立名等人就喉科白喉一症如何消退喉中白腐问题提出自己学术见解。（Qin Bowei Record of 23rd conference Chinese Journal of TCM, 1924 (10):2.秦伯未：第23次讨论会纪事，中医杂志，1924，（10）：2）。
　　1926年，丁甘仁创建的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在国内已颇具影响。丁氏办院宗旨一是使在校学生有实习机会，二是嘉惠贫病。丁氏逝世后，后人撰《丁甘仁墓表》记曰：“欧风东渐以来，厌故喜新者，每讥中医蹈于虚，非若西医验诸实，先生雅不以为然，惟中医良莠不能齐，且西医院校遍沪上，中医独寂无所闻，亦未尽整齐鼓舞之方。于是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廷名师肩其任。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He Shixi. Famous Physicians in 3 Generations of Ding's Family in Menghe. In Medical Forest over se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3.何时希：孟河丁氏三代名医,见：上海医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
　　及至1930年，丁甘仁次子丁仲英，又创办华隆中医院及华隆分院作实习医院，该院开设有病床供患者住院留医用，并且特别强调；“本院聘请医校毕业名师授徒之医师为住院医生，每日诊察一次。（Ding Jiwan. Advertisement of Hualouq Hospital of TCM. Hygiene Newspaper, 1930,2(17): Back cover.丁济万：华隆中医院广告，卫生报，1930，2(17)：封底）。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近代中医院校毕业生任病房住院医师查房制度的最早文献记录。
　　2．广东中医院
　　广东中医院筹建于1927年3月，是我国近代史上办院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中医教学医院，省港药业同人《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已三年矣。惟学医需求实习，故留医院之设，万不容缓。本校已相定对门第l01号门牌之屋，阔三间过，后门通大德马路，为医院地址。然购地建筑开办之需，非五万金不可。本校当日购地六亩余。建筑费及置图书标本校具，共耗十万金有奇，此时实无余款，故不得不为将伯之呼，此举为培植医材慎重人命而设，而相传四千余年之医学，岁销数万万金之药材，即藉以保全，善莫大焉。尚冀倾囊，不胜盼祈。”(Foreword of the donation record For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 with Ward. Chinese Journal of TCM, 1927, (3):107.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中医杂志，1927，(3)：107)。
　　从1927年至l933年，省港两地中医界人士及海外粤籍华人纷纷捐款，银元送往广州一德西路位元堂药材号、大平街裕荣银行号，香港文咸东街广丰和药材行，永乐西街联益行等收银处。数年间共集腋银元25万。至1933年9月方才正式建成广东中医院行落成开幕礼。（News of Hospitals. Bulletin of Guangdong school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1937,(9):50 医院消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刊，1937，(9)：50）。
　　广东中医院地址广州市大德路，占地300平方米，楼高三层，内有大小病房20间，病床30多张，另设有各科门诊、药房、治疗室、护理室、煎药室、太平间等，成为当时较有规模的中医医院。住院医师多为该校毕业生，如李仲守、张阶平、林夏泉、罗元恺、司徒铃等，后都成为广东省名老中医。
　　三十年代，是我国中医办学教育高潮时期，随着教材编写、学科建设、附属医院创办成功，中医院校在数量上较为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讲习所或学社共计有八十多所。该时期中医办学的兴起，其背景与1929年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禁止旧医学校设立有关，办学成为中医抗争的手段之一；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在整个中医事业所处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第四节中医院校简介
　　1、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1915年，经两年筹备于1917年正式开学。谢观首任校长。
　　1931年，该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年，丁仲英回顾自1917年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篮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学杂志，1937，4(9):3）。
　　2、上海中国医学院
　　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12月，由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等人发起，章太炎先生鼎力赞助首任院长。
　　1929年6月，中国医学院由上海国医公会接办，会长朱南山带头捐款8000银元，自是更获全沪医界支持，院务日益发展。(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 Guanghua Medical Pharmaceutical Journal, 1937,4(3):2.中国医学院院务概况，光华医药杂志，1937，4(3)：2)。
　　1935年，上海中国医学院由朱鹤皋任院董事会主度，薛文元任院长兼教务长。
　　上海中国医学院办至1939年9月，由郭伯良任最后院长，共有毕业生12届（Autograph Album of Graduates in 12th Class of shanghai China Medical College. Dean's Office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1939.上海中国医学院第12届毕业纪念刊，中国医学院教务处，1939）。合计12届，人数将达400。
　　3、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由近代名医朱南山筹建于1935年12月，1936年2月正式成立。该院“以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目的”（Regulations of Board of Trustees of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1936,3(11):39-40.新中国医学院院董事会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39-40）。
　　该院与上海其它中医院校最大区别是设立研究院。该研究院“以实现国医科学化，养成国医高深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并以科学方式证明国医理论及治疗经过，以供世界医学者之研究为宗旨。”（Regulations of Research Institute in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 1936, 3(11):39-40.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 39-40）。
　　4、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6年由杭州中药行业发起筹建，1917年正式招收学生，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傅懒园首任校长兼医务主任。
　　傅懒园(1861—1931)，名崇黻，绍兴人，举人出身，官至教谕，后弃儒从医，精内妇儿科。民国初年傅氏联络浙江中医药界人士，集资创办中医专校，在杭州两处开设赠医所。傅氏认为：“欲振兴中华医药，当先注重人才”，学校为造就人才唯一之机关，国家之强弱，学术之进化，莫不唯教是赖。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至1937年停办，前后办学21年，共招生20班，计学生425人。
　　5、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兰溪中医专门学技创办于1919年。第二年由当时校长诸葛超(字少卿)前往上海，恭请名医张山雷来校任教务主任。
　　6、北平医药学校和华北国医学院
　　1930年，北平中医界名宿共倡创办“北平医药学校”。1931年改名“北平国医学校”，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任副院长。
　　1932年春，施今墨、魏建宏、刘肇甄、陈公素诸先生创立华北国医学院。
　　7、四川国医学院
　　四川国医学院创建于1936年，它在十余年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至1949年，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
　　8、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由省港药材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倡议创办的中医高等本科专业学校。该校筹建于1913年，并于1916年10月正式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公推卢乃潼、李蓉生为广州筹办处总理，伍耀庭、曾思普为香港筹办分处总理，以专贵成。
　　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粤省署迟迟未肯办理学校立案事宜。1917年冬，总理卢乃潼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几经艰辛努力，始获成功。1918年1月15日，奉内政部第l98号批文，应准如呈立案。1月27日，又接粤省省长公署第151号批文，准予备案候行省会警察厅切实保护。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演讲：“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这是卢氏对学生的训词，也可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创办教育之目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至1955年停办。三十年来共有毕业生21届571人，曾学课于该校者322人合计893人，培养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
　　9、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于1924年，前身是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卫生社、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等社团教育组织，至1924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即孙中山领导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内政部备案，改称为专门学校正式招生上课。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与广州地区社会慈善机构“九大善堂”关系密切。
　　10、铁樵函授中医学校
　　该校由近代名医恽铁樵创办。1925年，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张破浪共同组织“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地址设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是年即通函教授学员250名，所发课本有章太炎编写之《杂病新论》、《伤寒论要义选刊》及恽铁樵编写的《内经要义选刊》等。（Wu Houxin. Study on Yun Tieqiao, a Medical scholar in Modern China. Graduate Thesi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88 Class in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Academy of TCM.吴厚新：近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研究，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究所88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1：17.）。1925年秋，恽氏发表“创刊函授学校宣言”，其后通函受业者多达六百余人，入学者遍及神州，南洋诸国亦多有遥从。编写面授讲义计有《伤寒论讲义》、《内经讲义》等20种。
　　1928年，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停办。1933冬，又经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重办，问业者达三百人，并主编《铁樵医学月列》，发行20期，内设论说、学员课艺问答等栏目，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以函授形式办学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第七章近代中医药书刊出版与药学术团体的建立
第一节中医药书籍的出版
　　1、近代中医药出版业的发展
　　1840～1874年，这时出版的中医药书籍，绝大部分是重刻或刊刻古医书；1875年～1911年编纂出版不少有价值的医学丛书。1912～1849年各地书局在近代刊刻好多医籍，其中以上海、四川、广东、京津比较突出。上海千顷堂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近代出版医籍百余种。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聘请鲁炳康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世界书于1986年出版《珍本医书集成》90种，《皇汉医学丛书》72种。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蔡陆仙编辑的《中国医药汇编》。
　　2、专业性的中医书籍出版机构
　　近代专业性医书出版机构首推何廉臣、袭吉生于1908年创办的绍兴医药学研究社，该社初期出版《绍兴医药学报)，连续刊登医药书籍。嗣后裘吉生创立三三医社。上海中医书局创办于二十年代，为了较好地宣传中医文化、便利医药书籍流通，在书局创办初期即广泛征集前贤著作医稿，着手编辑刊印。
第二节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中医药界有识之士相继创办了一些刊物．自1908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目前尚存)约有260余种。
第三节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建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中医药学受到冲击和排斥。为了振兴、发展改进中医学术，二十世纪初叶，南北各地相继创办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1902年，余伯陶、李平书、陈莲舫、蔡小香、春圃等发起组织“上海医会”。并于1906年6月成立“上海医务会”，入会者达200余人，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中医学术团体1907年，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何廉臣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医学会”，“以研究医学及药学，交换知识。养成德义，振兴医学为目的（中国医学会会章，医学报，1910年，(1)）”。1910年（清·宣统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土恽毓鼎奏称京都创办“医学研究会”，获准立案。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中医学会、研究会，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旨，其中较著名的如神州医药总合、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武进中医学会、中国针炙学研究社、天津国医研究会、重庆国医学研究会等等，(2)中西医学研究会(社)，旨在沟逼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医科学研究社等等，（3）医药改进会及其它团体，如全国医药总会、中央国医馆医药改进会、中华医史学会等等。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统计，1913～1947年各地创办的学会、研究会、医药改进会及中医协会、公会约有240多个。这些学会和学术团体，对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流、维护发展中医药学，作出了许多贡献。
第八章近代中医人物
　　1、王旭高
　　王旭高(1798～1862)，名泰林，字以行，晚号退思居士。江苏无锡人。从舅父高锦亭学医多年，尽得其传。起初从事外科，后来专力于内科杂病，且对温病尤多关注，临证审征用药甚为精当。王氏学术代表著作为《西溪书屋夜话录》，书成后惜多散佚，仅存治肝三十法。王氏著述甚丰，后世将其《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歌括》、《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医方歌诀》，连同《西溪书屋夜话录》合刊为《王旭高医书六种》。著《医学刍言》，门人方耕霞(仁渊)搜集编辑其师脉案，于1879年刊行《王旭高医案》4卷。
2、费伯雄
　　费伯雄（1800～1879），字晋卿。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人。费伯雄生长在世医家庭，家学渊源，先儒后医。悬壶执业不久，即以擅长治疗虚劳驰誉江南。道光年间（1821～1851)曾两度应召入宫廷治病。先后治疗皇太后肺痈和道光皇帝失音证，均取得显效。为此获赐匾额和联幅，称道其“是活国手”。至咸丰(1851～1861)时，费氏医名大振，远近求医者慕名而至，门前时常舟楫相接，孟河水乡小镇此时也以医药业发达而成为一个繁盛地区。费氏博学通儒，医术精湛，人称其以名士为名医，蔚然为医界重望。
　　费氏几十年行医生涯积累了丰富的临征经验，平素治学颇多心得，乃着手著书立说。他认为医学发展至今芜杂已极，必须执简驭繁救弊纠偏，以使后学者一归醇正。为此，他投入一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摸索，一切从临诊实际出发，博采古今学术之精华，不参杂门户偏见，努力探求立论平允不偏的醇正医学。笔耕数载终于完成《医醇》书稿(共24卷)，并付刊刻，不料此书文稿连同藏扳一并毁于咸丰年间一场战火。此时，费氏避太平天国战乱于古延陵之寓斋（在苏北泰兴县五圩里），复患脚疾步履艰难，终日坐卧室中，值此闲遐时日，潜心著述，追忆往昔著作内容，随笔录出。撰成《医醇剩义》4卷。书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嗣后又撰《医方论》4卷(1865年)。
　　综观费氏医学思想，以“醇正”、“缓和”为特色。其学术源于历代各家学术，由搏返约，取各家之长补偏救弊。《清史稿》有传，评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最著。”其子孙继承家学，以医名世。孟氏费氏作为著名医学世家和学术流派蜚声进代医坛。
　　3、吴尚先
　　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战事，此时，吴尚先避乱于苏北泰州乡间，目睹当地百姓贫病交加，往往无力延医，他搜集民间外治法经验，查阅历代医籍记载，创用薄贴（膏药）治疗内外各种疾病。嗣后，于1865年吴氏返回扬州，即设立施药机构——存济药局，延请高手专司摊膏药。总结毕生医疗经验，经十易其稿，终于完成一部学术专著，初名《外始医说》，后因正文系以骈文体写成，又取“医者理也，药者渝也”之意，刊行时更名《理瀹骈文》（1870年）。
　　吴尚先的树建主要在于扩大了膏药敷贴的应用范围，他通过实践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薄贴膏药“可以治百病”、“凡汤丸之可效者，皆可熬膏”治疗。吴尚先为中医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被人称为近代外治法之宗师。
4、唐宗海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三甲第35名进士，授礼部主事。唐氏早年已有很高明的医疗技术，以行医为业。嗣后，迁居京、沪、粤等地。暮年返回家乡，在彭县故世。
　　唐宗海擅长内科，对各种出血病证研究尤深。在具体措施上，他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法，充实、发展了中医学的气血理论，并为后人治疗出血病证开辟了新的途径。唐宗海试图将中西医学理论互相融会贯通，“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一是”。唐朱海的著作有《血证论》8卷（1864年），《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又名《中西医判》、《中西医解》、《中西医学入门》2卷（1892年）、《本草问答》2卷、《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此五书合称《中西汇通医书万种》。对于“汇通医书”，《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曾有评述；“近世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食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
5、张锡纯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少时广涉浓猎经史子集，读书之暇随父习医。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弟。此时张氏开始接触西医及其它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张氏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1918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春，张氏携眷至天津，援徒并开业行医。组织中西汇通医社，传播学术。
　　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而他在临床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疗效卓绝，屡起沉疴危证。张锡纯与张山雷、张生甫“三张”，为医界公认的名医。
　　6、何廉臣
　　何廉臣（1861～1919），名炳元，号印岩。浙江绍兴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从小家庭熏染有素。又跟随名医樊开周临证三年。行医之后深感学识不足，乃决计出游访道，集思广益，每遇江浙一带名医，辄相讨论。庚子之后，西洋医学在我国传播日广，何氏广购泰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习，饱沃新知。寓居苏州一年，然后迁至上海。与上海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交往甚密，积极参与我国早期中医团体的组建。20世纪初，周雷樵创办《医学报》，并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会，柯氏担任医学会副会长。留沪三载之后返归故里。又组织绍兴医学会，担任会长。1908年，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创办《绍兴医药学报》。1915年之后担任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评议长。其时，北洋政府排斥中医于正规教育系列之外，全国中医界奋起抗争，并组织“医药救亡请愿”，何氏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全力支持。
　　一生行医数十年，以善治时病著称，并精于内、儿、妇诸科。临证医学承继绍派伤寒学术思想，推崇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并在其祖父何秀山校注俞氏著作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切身体验加以发挥，于1916年完成《勘校通俗伤寒论》。初刊之后复经后世学者整理出版。大行于世。何氏又参订有关名著，出版《重订感症宝笺》、《重钉广温热论》、《增订伤寒广要》等。他对绍派伤寒学术发展贡献尤多。
　　主要著述尚有《湿温时疫治疗法》等。晚年编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风行海内。
　　何廉臣医学造诣深湛，热心中医教育事业，致力于中医文献整理，保存国粹，以振兴中医为己任。
　　7、丁甘仁
　　丁甘食(1865～1926），名泽周。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人。家世业医。丁甘仁初拜圩塘马文清为师，又从业于名医马培之，兼收并蓄马培之内科、外科（包括喉科）之长。同时常与其族伯丁松溪（为费伯雄门人）切磋医学。由于勤奋好学医术日精。丁氏学成之后先行医于无锡、苏州，后到沪上，医道大行。为振兴中医，联合夏应堂等集资办学。1915年。向北洋政府申请备案，获得教育部嘉许，并在内务部注册备案。该校成为兴办中医教育援以立案的先例。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创办，尔后并开办沪南、沪北两所广益中医院。
　　丁氏研究外感热病，宗法仲景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其治法融汇伤寒、温病学说之长，用药轻灵，以轻去实。丁氏行医之时烂喉丹痧流行猖獗，亲身诊治万余人，积累了丰富经验。著有《喉痧症治概要》。丁氏兼通内、外、喉科。治学不偏执一家之言，对前贤经验择善而从，而以审证精确，用药丝丝入扣见长。丁氏医疗风格以“和”、“缓”为特色。丁甘仁的子孙及闻人继其医业。丁氏学术流派在江南医界颇有影响。
8、曹颖甫
　　曹颖甫(1866～1937)，名家达。江苏江阴县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举孝廉，邃文学又知医，尔后入南菁书院深造。时山长黄以周(元同)为晚清经学大师，尝于治经之余以考据训诊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师承有自，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得心应手。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按，延骋曹氏任教务长。在技亲自开设讲座，教授《伤寒》、《金匮》，以其精深汉学报底，对文深义奥的仲景原旨讲解透彻，为学生所折服。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
　　9、张山雷
　　张山雷(1873～1934)，名寿颐。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精于朴学训诂。张氏系前清诸生，因母亲多病留意医学，至光绪中乃弃儒习医。1914年。嘉定县黄墙屯朱氏疡科传人朱阆仙先生，创办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张氏从学于朱阆仙门下，并协助其师办学，担任教务主任。该学校草创之初，各种教材均由张氏亲自编写，张氏著作《疡科纲要》即在此时着手撰写。1920年，校长诸葛少卿赴沪求访名师，经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推荐，聘请张山雷到该校负责教务，张氏欣然应聘前往。自此，他在兰溪中医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任职15年，为我国近代中医教育奋斗一生。
　　张氏虽然忙于教务，而从未辍诊，临床医学造诣颇深。他阐发经论而不盲从，参证西说而无附会，治学方法在当时备受赞扬。张著《中风斠诠》，阐发《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厥则暴死……”与“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两条的意义。以为此乃今之所谓“中风”，正方西区“脑溢血”血冲脑筋说法符合。《中风#诠》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为当世所重。张氏临床方面多有创见，自成一家，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之誉。
　　10、裘吉生
　　袭吉生(1873～1947)，名庆元。浙江嵊县人，出生于绍兴。当时绍兴徐锡麟、秋瑾秘密结交联络，鼓吹革命，裘氏化名“激声”参加光复会。后徐、秋二烈士先后就义，他即离绍兴到上海加入同盟会，并以行医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前往奉天(沈阳)联络，此时有机会结识日本医界人士，留心收集珍贵医籍，搜购海外汉医书籍、东瀛版本中医书及先贤遗著稿本，得到不少珍藏孤本、精抄本。辛亥革命胜利后，事平返归故里，在绍兴行医，袭氏在医界颇享声誉，素重医德。1915年组织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裘吉生任会长，不久重新出版《绍兴医药学报》，担任主编。该余志在何廉臣、曹炳章等绍兴医界同仁共同努力下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国内名家如张锡纯、张山雷均在此刊发表论述，成为中医界主要学术园地。1921年移居抗州，设立三三医社，出版医书，继续办刊物(改名《三三医报》)，又开办三三医院。医院有中、西医师，病人宜于西医诊治者用西法，宜中医者服中药，对危重患者必请中西医互相磋商。1929年，裘氏作为浙江代表赴沪参知集会，抗议废止中医案，他慷慨陈辞，鼓舞斗志，并亲自参与南京请愿抗争活动，为保存中医积极奔走。
　　1924年，精选99种医书，经校刊整理，由抗州三三医杜，分3集出版。该丛书有不少实用书籍。在近代中医医籍出版上成绩卓著，有一定影响。1935年，又于其家3000余种医书中，选出弧本、抄本、精制本及批校本，包括未刊稿共90种，经分类编辑为《珍本医书集成》，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裘氏一生捍卫中医事业，团结中西医，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出版医藉，为弘扬民族文化办实事。
　　11、丁福保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后乃潜心医学，师从赵元益。赵氏博通中西医学，丁氏遂并精通中西医1909年应两江总督举办之医科考试，获优等内科医士证书，被派往日本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办医院。疗养院，并设医书局刊行医书。1910年创办《中西医学报》，致力于编译日文西医书，向我国医界介绍西医知识，对中西医学的传播均有贡献。译述和编著的医书籍达一百六十余种，涉及临床各科和基础理论各方面。其《丁氏医学丛书》中自撰医书近二十种。于文字学和伤学亦深有研究，编有《说文解字诂林》正续篇、《佛学大辞典》、《古钱大辞典》等巨著。
　　12、恽铁樵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别号药#。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1903～1906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修英文，毕业后任教，1909年抵上海，任浦东中学教职，曾抽暇翻译欧美小说，发表之后风行一时。后受知于张菊生，入商务印书局任编译，1912年主编《小说月报》（由商务发行）。挥氏曾蜚声文坛，不惑之年，爱子相继病殇，因而发愤学医。恽氏问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并常与姻亲丁甘仁先生切磋医学。1920年辞去《小说月刊》主编，正式挂牌行医，不久医名大振，尤其擅长儿科。其后，西医传播渐广，中医备受排斤、歧视。余云岫著《灵素商兑》诋毁中医。恽氏通过亲身医疗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国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而挺身而出，提笔与之论战。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直斥余氏论调。嗣后，恽氏在其著述《伤寒论研究》(1923年)等书中，阐述了如何宏扬祖国医学的见解以及改进中医的主张。指出中医学进步演进。“必能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疾呼中医务须改进。为倡导中医革新，I925年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先后遥从受业者千余人，培育一批人才。恽氏学术思想，在中医界“别树一帜，为革新家所宗”。恽氏一生勤于著述。
　　13、谢观
　　谢观(1880～1950)，字利恒，晚号澄斋老人。江苏武进县孟河镇人。祖父为孟河名医，幼承家学，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嗣后到广州教授地理，3年后辞归上海。两度入商务印书馆供职，编辑地理书籍多种。谢氏普任上海澄衷中学校长，以管理有方颇有威望，后致力于医。此时，丁甘仁等兴办中医教育，1917年应聘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谢氏参与这所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的筹划，首创课程，并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谢氏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主持编写《中国医学大辞典》，又著《中国医学源流论》。谢氏热心于中医团体等社会公益事务，德高望重。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医界鼎沸，迅即在上海召开全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谢氏被推举为首席代表，率五人赴南京请愿，为维持中医事业不辞劳苦奔走呼吁。谢氏兴办近代中医教育，参加维护中医的抗争，整理中医文献，以保存国粹，毕生奉献予中医事业。
　　14、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毓黔。浙江萧山人。13岁跟随舅父李可亭学医，后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参加辛亥革命，弃政从医。早年悬壶北京，以疗效卓著，医德高尚，深受群众信赖。施氏在学术上提倡革新中医，认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有关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主张从标准化规范化入手，进行中医改革。他以中医病证名繁杂，有碍学术发展，呼吁统一病名。他率先打破框框，把西医的疾病名称引入中医诊疗之中。他所研制的中成药多以西医病名命名（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等）。施氏积极参加冲医界抗争活动。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氏出任副馆长，主持学术整理委员会工作。1932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办中医院及中药制药厂。有《祝（谌予）选施今墨医案》（1940年）行世。
　　15、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别号傲霜轩主。浙江绍兴人。祖上世代业医。后祝氏投考军医学校，学习两年，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日本。次年返蜀，供职于成都官医院，1917年移居上海。曾执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后受聘担任上海新国中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祝氏治病首重阳气，认为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临证好用温热剂，因擅用附予，人咸称“祝附予”。祝氏学贯中西，学学术生颇多创见。其有关伤寒病理观及邪正、阴阳之见，与世医颇不相同。1944年与门人陈苏生质问难，阐终其学术观点，成《伤寒质难》6卷。
　　16、陈邦贤
　　陈邦贤（1889～1976），字冶愚。江苏镇江人，1909年考入苏州简易师范科。尔后曾在扬州、无锡、镇江及南京栖霞等地任教。1910年，丁福保在上海办新医学函授社，陈氏投函拜师。受丁福保先生的影响，矢志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1919年著成《中国医学史》，次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此书是我图近代第一部医史学专著，修订本《中国医学史》被收入《中国文化丛书》，于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人山本成之助博士将该书译成日文。1938年战乱内迁重庆。曾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审委员及中医教育专门笋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后在国立编译馆潜心研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担任医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华医史学会常务理事，是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陈氏是近代我国医史学研究专业的开拓者。
　　17、承淡安
　　承淡安（1899～1957），原名澹盦，江苏江阴人，后迁居无锡。1931年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翌年迁至无锡，又设置通函科，广征社友，共图振兴学术大业，指导从业人员提高针灸技艺，并创办《针灸杂志》，1934年东渡日本进行学术考察活动。回国后即联合同道在无锡筹组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及针灸疗养院，普译述日本国针灸经络著作数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承氏主要著作为《中国针灸治疗学》。

ajiao4223 · 发表于 2007-10-18 10:14:55

分析得很不错，很好，支持

lee · 发表于 2007-12-16 23:02:28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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