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欧阳修之《朋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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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始，范仲淹等人因力主推行被史学家称之为“庆历新政”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被反对势力诬为朋党，随后陆续遭贬。作为新政的支持者，不满40岁的欧阳修曾上书为范仲淹等人论救，致其本身亦未能自保。《朋党论》即为欧阳修针对当时的“朋党”事件撰写的一篇名作。从内容分析，《朋党论》应是上书仁宗皇帝的奏章之一，旨在论证“朋党不必禁，着重在辨人，以及知人善用，用人不疑，避免党祸”的“为君”之道。本文不作其他探讨，仅借此一睹“欧文如澜”之异样风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小人君子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其一朋党自古有之；其二惟“幸”在“辨”；其三向以“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为辨别之要；其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属自然之理。古人云：“文以载道”。何谓载道？于此间可窥一斑矣。大凡君子与小人，非以社会阶层等级而划分，盖究于修养境界之不同，此亦不可不知也。作者于篇首以常理开笔平写，意在为展开下文并推出观点作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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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转而波起，先侧言小人本质，既言且尽，揭穿小人朋党之伪装：“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再转笔而起波，侧言君子之本质，既言且尽，展示君子朋党之境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矣。”此两侧未涉实证，只作道理论之，其言辞简洁有力，析理明辨透彻，两波迭涌而澜成，并趁势亮明观点：“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两侧言尽，笔锋转为纵向列举史证。证一正引：“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证二正引：“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证三反引、证四正引，推起纵波：“《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证五再反引，纵波迭起：“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证六继续反引，致纵波迭涌而澜成：“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深入比对，剖析要害，且引且论且总结，波澜倒卷而成回荡。无朋党，禁朋党，杀朋党，后果皆不堪设想，故自然常理之朋党不必禁也：“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着重在辨人，且知人善任而不疑，才有天下之大治：“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任用君子或曰善人之朋党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无往而不胜：“周武王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 Y4 Y+ y; T+ G1 _4 X1 G: R+ ^以史为镜，可见兴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避免由于朋党事件而祸国。澜卷荡回，一句作结：“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 W  G' X! C% J% j8 X  b/ T　　古人撰论，其观点或在篇首、篇中、篇尾，不一而同。读之别无巧计，惟用心而已。“欧文如澜”之风采，自《朋党论》可一睹端倪。今人撰写评论或时评，不妨以《朋党论》等名篇为楷模并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