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文化上，君子总斗不过小人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7-27 08:32:59

　　秋雨按：

2009年7月11日上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开幕，大陆的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两岸学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五百余人聚会长沙，蔚为壮观。开幕式结束之后，是一场面对全体代表的专题报告，台湾和大陆各出两位报告人。台湾方面的报告人是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和王邦雄教授，大陆方面的报告人是我和于丹。于丹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一个诚恳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人；孙震校长是我的老熟人，一个儒雅而又有风骨的大学者。

我们四个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演讲台在主席台一侧，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和中天电视台的卢秀芳。我在台上看下去，全场的所有男性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领带。我知道这是隆重的正式场合，打领带表现了一种礼貌，但我又受不了千篇一律的枯燥，所以作一点突破。前些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与日本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女士一起为“评委会大奖”颁奖，我也没打领带，今天是第二次了。我们四个人的专题报告结束后，大会进入到了分组讨论阶段。

　　我的专题报告原定的标题是《从文本传承到精神传承》，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根据文化人类学关于集体人格的思维，认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君子人格”。这个观点在学术上有点艰深，在专题报告中我只能用通俗而轻松的语言来表述。

主持人，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叫“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印象：两岸在经贸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现在要开始延伸到文化交流上来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文化交流早在经贸之前就开始了。

　　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隐潜的，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沟通，甚至，五千年的积累就闪动在一次眼神递接之间。

　　在我懂事之初，两岸已经有了铁壁般的政治阻隔，但在政治阻隔两边，却共同拥有着中华文化。记得早在25年前我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论坛上首次见台湾学者，具体说来就是今天在场的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曾永义先生。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对方，但不知怎么开口，只是不断地与外国学者谈话，眼角却偷偷地互相窥视着。终于，我们讲了第一句话，讲的是对一部中国古代戏剧史著作的评价，其实只是一个短句，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文化知己感”，彼此惊讶万分。两人从此就不分开了，以后几天连坐车、吃饭都在一起。我想，今天的文化论坛，这样的“预备会议”已经开过很多了。我在昆剧演出的剧场里结识了白先勇先生，在东方美学论坛上结识了今天在座的黄光男校长，在鸿禧博物馆结识了今天在座的汉宝德先生，在云门舞集的后台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又在一条山路上结识了余光中先生。奇怪的是，这种结识，几乎都成了终身性的友谊。由此也可证明，文化沟通比经贸沟通更关及生命的本质。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需要合同，不需要帐号，不需要收据，最快速，又最深刻。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指出，我们往往把“文化”看小了。大家已经习惯于把“文化”看作是“文化界”一批人各自在从事的那些专业，看成是那些字，那些书，那些文物，那些音乐，那些舞蹈，那些概念，那些规矩。这一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即使把这些加在一起，也只能说明它们是文化，还不能说明文化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那么，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约定。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资讯，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中国人和西方人结婚，在经过热恋阶段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最后终于分离了。分离的理由大同小异，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叫做“文化差异”。你看，文化在这里已经成了能不能一起继续过日子的分水岭，这些夫妻，彼此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与文化界无关，他们却因“文化”而分离，可见文化远远大于“文化界”，其严重程度也高出于一门门文化专业的兴衰。

　　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华文化传承的时候，既要注意到具体的专业技术层面，更要注意到整体意义，不要因小失大。例如，现在两岸都有人在关心简体字和繁体字这样具体的专业问题，在我看来倒是不难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且，即使不解决，多元并存，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近又看到台湾有人在做一个有趣的调查，有多少台湾民众知道大陆“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又有多少大陆民众知道台湾“窝心”这个词的含义。这更是小问题，例如我本人在几年前也完全不知道“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后来赵本山一给我解释我就立即懂了。这类事情，看起来是一道道沟壑，其实很容易跳过。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真正的重点和难点，都不在这里。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很多人对中华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因此，一些学者就企图在其中搜寻、爬剔出一点仍然具有传承可能的精神价值来延续文化生命。例如，梁启超先生看中的是“兼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孙中山先生看中的是“天下为公”，胡适之先生看中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梁漱溟先生看中的是“天人合一”，还有更多的先生看中的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 我想，有关这类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四个字或几个字的词句，听起来都是很漂亮，却凭着什么力量传承几千年的呢？中国有不少文化人一直很迷信词语概念的渗透能力，其实都是书生之见。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单位，由董事长制定了一些所谓“企业精神”，例如“团结、拼搏”之类，究竟有多少真正的传播价值呢？一个小小的企业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庞大的民族又怎么能够靠着一些概念和词句来完成文化传承呢？

　　我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真正的文化传承，必须靠“集体人格”的延续来完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请容许我多讲几句。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曾经说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根据这个原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只要是生命现象就会遗传，就会有一种类似于DNA的质素，就会有一种仿效的范本，皈附的动力，于是，传承就有了可能。世界各大文明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集体人格，例如英雄人格、先知人格、神圣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等等；而中国文化所提倡的集体人格，则是君子人格。

　　从孔子开始，虽然没有为君子确立定义，却划出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一条条明显界线，例如历代中国人都知道那些格言，君子自强不息，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而小人，则完全相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被人家说成是“小人”。甚至，宁肯被说成“坏人”，也不愿意做“小人”。这种普及人心的程度，证明中国文化在集体人格建树上的成功。中国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实都是凭借着君子人格传递的。前面说过的那些“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和谐处世”等等精神原则，也都是君子人格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君子人格这种具有遗传功能的载体，这些精神原则也生命化了，一代代活了下来。

　　直到今天，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要传承中华文化，也应该以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为归结。兼爱、仁义、诚信、知耻、禁止伤害和诽谤，这些君子风范，应该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人生原则和公约，禁止被政治操弄、族群争斗、民粹暴力、小人伎俩而遭到破坏。只有这样，即使背不出《三字经》、写错了繁体字，中华文化也会获得实质性的传承。相反，满口学问的人，很可能是小人，他们常常以大量的文字玷污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集体人格。大家记得，抗日战争结束后审判汉奸，很多大汉奸都很有国学根基，但在人格上却是损人利己、卖国求荣的小人。

　　我已经听到了提醒准备结束演讲的预备铃声。那么，我想用这样一个记忆作为结尾。

　　我们今天在长沙，不能不想起两个一百多年前的湖南人。整整一百三十年前，一位六十一岁的湖南官员寂寞地回到了长沙，他就是中国首任驻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郭嵩焘。他被弹劾免职的重要理由是在外交活动中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很多规则，但据我所知，在他走后，欧洲的众多外交使团都还在怀念这个中国人，因为他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美好。说他违反中华文化的规则，其实恰恰是他在探寻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轨的可能。在精神和人格上，他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播者。他遭到弹劾，是因为有一个叫刘锡鸿的小人告密和揭发。在文化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幸好，后来接任郭嵩焘的，是另一位湖南人，他就是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优秀外交官，他面对的也是中华文化与国际文明的艰难对话。

　　我知道，这次两岸文化论坛选在长沙召开，一定与一百多年前的郭嵩焘和曾纪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又相信，这两位湖南人的在天之灵，一定在倾听我们的发言。那么，谢谢他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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