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医遇上西医——一场科学大旗下的批判

漫步之侣

被“科学”扭曲阉割的中医 尽管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是中国的国术，但是在中国，被中医救治、滋补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它却并不十分了解，并且越来越陌生。有人对它的认识来自洗脚按摩，有人对它的理解是巫医神术，有人称它是“糊里糊涂把人治好”。 自身的魅力也就是中医自身独有的特点使得中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同时由于缺乏一套完善的科学理论系统，又让中医在遭遇到西医的时候被送上了“科学”的审判庭，致使近百年来中医在中国的地位尴尬不已、命运坎坷。 鲁迅很早就对中医下了“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断语。这还构成了鲁迅对“国粹”的批判起点，甚至点燃了他愤世嫉俗的火焰。当然，鲁迅是在读了西洋的生理、解剖书籍后才发此感言的。有意思的是，对中医的命运造成致命打击的却是“五四运动”——“科学”这位“赛先生”在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科学等于进步、科学等于理性、科学等于现代。那么，与之论证系统不相兼容的中医理论自然就成为了“不科学”的标靶。中医自然成为了“伪科学”，成为了长久以来持续批判的对象。 梁启超提出，中医尽管能够治好病，却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医之所以能够治好病的道理。陈独秀说，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道理。接下来胡适又指出，西医能说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虽然能治好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不科学。这些开创近代中国科学文明发展先河的大师们同时也就开创了责问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拥护中医的人士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科学的，可惜，他们用的却是西医的那一套理论，越描越黑。 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教授在一次有关中医的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百年来中医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那么这阉割和扭曲中医的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馆长、中医副研究员刘光瑞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件事，他和父亲刘少林原来写过一本《中国民间刺血术》，出版前审稿的人带着西医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结果提出了很多置疑。事后刘光瑞说，按照西医的标准和理论来看待中医，对中医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就有点像一个男人，本身长得标致健壮，可突然有一天，有人拿女人的体格特征来对他进行评判——没有硕大的乳房、没有生育后代的产道——结论就是这个男人是不能“繁衍”后代的，不应该称作人，是“伪人”。而这个男人并没坚持自己有“睾丸”的特征，而是辩解自己是有胸大肌的，自己也是有肛门的。 如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最有力的标签在中医体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医业者们不得不在这样一个话语场中表达他们与现代化、科学化话语之间的关系，人们很少会去置疑全球化的技术科学的强权。 于是，中医也开始朝着西医的那套现代化去改革，准确的说应该是去扭曲迎合，是去主动接受阉割。 卖壮阳概念的伪西医院 当“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成为了评价中医的尺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改造中医的工具。 中医走现代化的道路已经很久了，在这个过程中，令人非常遗憾，我们所看到的是传统和精华的遗失。中医是非常私人化的经验医学，在外人看来不可捉摸，它传统的行医方式是医患一对一的关系，教学也是带学徒传衣钵的师承式的。而现在，改变传统的师承关系为中医学院，虽然教了知识，却传达不了意会；改变以医生个人为主体的坐堂行医方式为按西医系统分科的大型中医院，治疗不再是一对一的了解，不再是对病人身体整体和变化的把握，而是流水线式的、程式化的治疗方案。对症施治，根据病人具体状况甚至要考虑天气变化、病患情绪变化增减不同配伍的处方也统统演变成了按疾病名字就可套用的成药成方。有些中医院甚至卖出的药品99％的都是西药。 我们目前都把西医的模式和西医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医发展的思路和框架，而这种框架无疑是不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那么按照这种框架建立起来的中医现代化，还能称其为中医吗？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的极少数运用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中医现代化的改革走了几十年，却走得中医曰渐没落，人们反而只能从韩剧《大长今》里去了解中医的神奇和精妙。但是，这精妙也更多的表现在养生方面。 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医院，病人前来找的不是中医医师，即便找的是中医医师，病人要求的也是吃片片药，注射水水药。只有所谓的慢性病、或者“养生”需求，才会要求开点草草药回家慢慢熬。 正是由于中医科不科学的近百年争论，在祖祖辈辈都靠中医诊治的国度，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已经不相信中医能治病了，作为中国医疗系统点缀的中医院也逐渐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滋阴壮阳”的放心场所，中医院成了“伪”西医院。 中医是绝望者的稻草 一位长期有胃病的患者对记者说，他到西医院去，光是做一项胃镜检查就要花几百块钱，严重的时候输几瓶水又是几百块钱，到是看中医，只要花几十块钱就足够了，长期吃的中药也就是几块钱一副。所以有人说，相对西医看个感冒就要花几百块钱的费用，中医是穷人的医院。 一位中医学研究学者指出，要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数据显示，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因为人口数量不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用来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广州治疗SARS，中医花钱最多的一个病人用了5000元人民币，西医是几万、几十万，最高的一个病人花了180万元人民币。 中医除了医药费用便宜外，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自己学习使用的。中医治疗的方法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之病”的，另外还有针、灸、导引……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许多问题，而灸的方法，是谁都可以学会使用的。还有按摩等方法，都是成本很低很有效的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农村去。 但是由于种种误区，人参、鹿茸、虫草、虎鞭……中医贵！ 也由于中医随病情随时调整药方，需要慢慢调理……中医烦！ 最后，人们选择中医并不是看在其经济成本低廉，反而是作为西医宣判无药可救时，人们惟一还能想到的就是充斥了太多奇迹的“中医”。 治疗SARS的时候，中医上阵，死亡率明显下降，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少得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 尽管在几次突如起来的疾病面前，并不“科学”的中医凸现了它的神威，这是挺有意思的事。但是，也正由于中医的神奇，更多的被胡万林之流用来“治疗”西医也无法治疗的肿瘤、不孕不育，甚至肝炎等等。 我们姑且不说这些利欲熏心的人在故意损坏中医的声名，病患在绝望时指望中医成为救命稻草的心态也令中医一再受损，要知道，中医也是治病不治命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也无效时，人们责怪的不是西医，仍然是中医，因为西医不能治的只是“病”，中医则断送了病患最后的精神寄托，断送了他的“命”。 我们将见证中医的消亡？ 中医在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值得人深思的问题。当中医开始在西方大放异彩，在邻国开花结果的时候，中医在中国面临的则是人才的断档。 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人口4亿，有80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师；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就要消灭中医，到1949年，我国就只有50万中医师了，现在的统计数据是我们还有27万中医师，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亿。根据调查显示，在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辩证论治，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27万中医师中真正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几年，这些中医师都退休了，那么中国就没有中医师了。没有中医师也自然没有中医了。 中国几千年的国粹发展到了今天，面临的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断代的危机，这份老祖宗积累了几千年的遗产就在你我的有生之年看着它消亡吗？ 不管怎样，对于这项硕果仅存的传统医学我们还是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发展下去的，我们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或者只是在博物馆里留几本《伤寒论》教育后代我国文化博大精深，更不能让中医只存活在韩剧《大长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