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羽谈歌词创作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10 10:06:05

   乔羽简介：

   乔羽1927年生，山东济宁人。原名庆宝。著名词作家，在中国有“词坛泰斗”之称。1946年入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曾任华北大学三部剧本创作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担任中国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创作员。1977年后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院长，中国剧协第四届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乔羽的创作与时代同步，上个世纪50年代，他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刘三姐》、《红孩子》，歌词《我的祖国》、《牡丹之歌》、《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乔羽创作的《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巫山神女》、《夕阳红》、《爱我中华》、《祖国颂》等歌词表达了新时期中国人民的心声，因而他的作品广泛流传，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
      乔羽代表作品：《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爱我中华》等。

   去年召开过一次北京市的歌词创作座谈会，除了谈歌词创作，还产生了一个歌词研究会。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纷纷来信要求入会，这说明歌词创作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队伍，有组织起来的必要。这支队伍已经成为文学、音乐创作上一个有战斗力的方面军。歌词创作对音乐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在现在诗歌史上也应当有它一定的地位。因为“五四”以来，中国歌词创作已经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毅同志说过：“歌词支持了新诗”。我估计将来它要作出更大的贡献。这里包括许多问题，包括中国歌词史的研究：歌词跟音乐是什么关系?与文学有什么关系?现在情况如何?全国有多少歌词作者?数量估计不会太少。音协出了一个《词刊》，就是要联系全国的歌词作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园地发表自己的作品，探讨这一专业上的许多问题。《词刊》出版得到许多支持，各地纷纷来信要求建立一种像后来的歌词研究会这样一个把全国歌词作者联系起来的组织，交流歌词创作情况，这说明歌词队伍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提高和发展，需要表达自己在歌词创作方面的见解。今年八九月份还打算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歌词创作座谈会，以便听取大家的意见。文化部对这个会是非常支持的。

   “五四”以来至今，我个人认为中国歌词有三大家。一个是田汉，咱们国歌的作者。他写的那些歌词产生了很大影响，赢得了他的历史地位。一个是塞克，他跟星海合作，在救亡歌曲时代、抗日战争之前至抗日战争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今天仍然有艺术生命。还有一个是光未然。他从歌词创作开始，《五月的鲜花》是其处女作，后来与星海合作写《黄河大合唱》，在歌词作品中是经典著作，代表了一个时代，可以流传久远。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究竟数量很少。解放后歌词创作逐渐多起来，最主要的是出现了专业性歌词作者，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但它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是从业者们是在创作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从事专业创作的。歌词作者现状比小说、戏剧、诗歌作者水平、质量都差，数量很多质量不高。这批作者亟待提高。这是一把刀，但不够锋利，需要磨。我们的责任是磨这把刀。使我们的歌词创作者时刻处于新发于硎的状态。硎是磨刀石，新发于硎是刚刚磨出的刀锋，非常锋利，战斗起来就会无往而不胜。要迅速把这些作者组织起来，创办各种刊物，进行各种研究，给他一个以文会友的地方和机会，给他一个发表自己作品的园地，然后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一些活动，使各地的作者能互相见面，交流经验，使已形成的这支队伍更有组织，武器更精良，战斗力更强。

   有入主张歌词在文学上有独立的价值，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不能离开曲子来谈歌词。因为歌词的生命力靠曲子，应该从音乐作品的角度去看。几十年我不断地写歌词，其中流传的不见得是我写得最好的歌词，这是曲子的功劳，它使歌词插上翅膀飞起来了。所以如若过分强调了歌词在文学上的价值，则不利于歌词创作的发展。有许多同志认为，《词刊》发表的作品只注意了文学性，这是个很重要的意见。《词刊》怎么编?编委内也有不同意见。我不主张把这刊物办成只以供作曲家选择歌词为主要目的的刊物。主要作曲家都有自己的合作者，你两个月搞一期，有些人看到了也为时过晚。它是示范性的，是进行歌词创作探讨的园地。

   为什么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好歌词作品，而现在很少呢?对这个问题，我的估计是，就总的看来，歌词创作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比以前还是提高了。但目前的现状是：真正质量很高的作品不很多。

   文化素养是点滴积累成的，不能速成。历史的经验就是这样，凭空里那能出来一个鲁迅?那是他具有多方面的积累。有的青年连几本书都没看，怎么能写出好的作品?尤其是歌词创作者，仓促上阵，枪没有磨好当然不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么。除了解牛的经验以外，他那把刀也很快，钝刀不行。最主要的是提高作者的政治、文化素养、生活积累。用文化武装起来，拥有十八般兵器，才可望写出好东西。我们的作者在理论、哲学、美术、文学上素养都比较低，知识面窄。让他写出一个作品，供社会各种人看而且都认为它好是不可能的。曹雪芹知道多少事?他那部《红楼梦》里牵扯多少知识?他懂建筑、园林设计，懂做饭做菜、做衣服，懂医学，当然他会写诗……为什么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还有一部《红楼梦》?有人说它是百科全书，就是说它内容丰富、适应各种读者，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不是看过一遍就一目了然、索然寡味。它有大的欣赏价值，让你百看不厌。作者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他能让各种人物到他笔下都是活的，各种事物都是生动的。

   现在的文艺创作也是这样，这是个规律。鲁迅、茅盾、郭沫若的文化素养都很高。目前，我们的文化水平是低了点。有人往往把眼高手低当作贬义词，我觉得必须眼高。眼都不高手怎么高得了?前人做了些什么?人家的歌词，古人的歌词，包括这三大家的歌词是怎样写的?中国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世界上那四分之三的人是怎么搞的?你知道吗?眼界那么狭窄，手怎么高?闭眼不看世界写出来就震惊世界，那就玄了。眼真高手不会低，如果手低，那么眼就不会高。没有自己的研究、观察，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那不行。首先取材不会高，着眼点不行。艺术上独到，就是独创性、创新。郭兰英唱得好，她用了多少功夫?她小时被鞭子打着练，练就一身硬功夫，现在还在起作用。没有本钱怎么能作大买卖?就一般而论，特别是年轻的，主要弱点在这儿。过去是“左”，不谈这些，怕白专道路。“左”的结果是产生右，使我们一代人在文化素养上很差。

   关于歌词创作怎么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歌词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因为歌词的形式简短，很容易被误解：就那么几句，谁都会写，有薛蟠的水平就行了(贾宝玉夸他押韵就好)。公式化概念化是作者水平低的表现，你没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当然会一般化。歌词是语言的艺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写道：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一个人如果语言无味，面目一定可憎。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别人的话，没有一点自己的特点，没有一点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如果他是个作者，作品就一定让人不喜欢。我认为培养作者应使他们全面发展。政治修养是能够观察生活中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这才是政治修养。一个人要做到有思想谈何容易?我们很少研究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对哲学没兴趣。比如孔子，他确实是个大思想家，作为对社会的观察，他有独到的见解，把它归纳、概括、提高，成为理论，产生了他的思想，几千年他还在起作用。说明他的思想与生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是精神支柱，怎能简单地对待?我们文艺界的一大弱点是哲学修养太差。最基本的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弄不清，你观察生活怎么能深刻、准确?这是文化修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有些同志在写歌词时从来没有想到跟美术、小说、建筑有何关系。这方面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产生兴趣，不可能被我们民族已经有的这种高度文化所吸引，不可能接受它的影响壮大自己。我是写歌词的，还管王羲之的字是怎么写的干嘛?那不行。看齐白石的画，研究一下中国的绘画史是有好处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么。一般人都知道这些，你写歌词的怎么就不该知道呢?

   艺术修养包括各个方面。一个全面发展的作者当然得有广泛的生活基础。主席讲这是真正的源泉。但生活怎么变成你的艺术?什么是有生活?这里面是有学问的。比如有些同志经常叫我写歌词，特别有些电影导演，今天新疆题材的，明天变成科研的，后天拿来一个写小孩的……这我也很痛苦，哪来那么多的生活，但也得写呀。有人认为写歌词不用生活，红旗呼啦啦飘，写农村、城市、男女老少都可以。那不行。写歌词时没有自己的体会，我是写不出来的。我得从自己的经历、观察里想出一点适合词的需要的东西。例如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电影写的是上甘岭，我没去朝鲜，沙蒙同志很会讲话，他说：我要求并不高，等这部片子拍出后过几年没人看了，这个歌还在继续传唱就行。可以写站在坑道里，眼望天安门，虽然没有水喝吃牙膏，但我们也一定能打败美帝，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不想这么写。当时电影已经拍出，要求快点写出歌词。但两个星期我没写出一个字来。最后写出来了，但写的全不是上甘岭，而是写的长江。在这以前我没见过长江，在北方住惯了忽然见到长江，觉得世界的颜色都变了，那么绿，那么大的河，兴奋极了。大面积的水稻也初次见到。特别是通往大河的小河岔很多，船上都有白帆，我觉得白帆像是在绿色的稻田里走。我曾在另一个地方写过这样的诗句：这里稻田如海，清风送走片片白帆。我把这个印象写出来了。我认为这表现了祖国的伟大，风土人情，印象强烈、新鲜。导演又为这首歌派人出去增拍了这一段，如果我不从生活实感动感情的地方入手，很可能写成一般化的东西。这首歌主要还是刘炽同志的才能，他的曲子写得好，所以电影还没放，这个歌就开始流传了。为什么用“一条大河”不用“万里长江”或“长江万里”?我想，谁家家门口没条河?谁心里都有自己的河，都对这河有感情，有观察，都能唤起他的各种感情，一写“万里长江”就限制住了：“我没到过长江，不是唱的我这里”，所以用“一条大河”。

   另一首郭兰英唱过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本来山西我几乎跑遍了，很熟悉。因为是给电影写的，我又去了。剧本中并没有说故事发生在山西，我在歌中指名歌唱山西。写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这两句一般化，到第三句转了，“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跑不了是山西了。意境虽然宏大，但不够亲切，所以写下去是“站在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汾河是一条贯穿山西的河，两岸最肥沃。在这里我又把自己说上了。“一条大河”里我也写上自己，你说这条河好是别人的还不够，“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眼里的河是什么?我的耳朵里这河是什么声音?我得写我自己的感受，把它拉到近景上，由太行吕梁拉到我住的那个小村庄，把这些年我对山西的整个理解、感情，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概念化、公式化之所以应该打倒，之所以没有力量，在于它对人没有影响，不可能从感情上影响你，不可能从审美的方面影响你的美学观念，因此，这种歌就没有生命力。
      (1980年11月在北京歌词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培恭根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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