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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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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他以研究历史、哲学而闻名,同时,又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不但如此,胡适在文献考证与历史研究上还有精深的造诣和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古代文献尤其是晚年对《水经注》的考证,可以说,填补了《水经注》考证和校释的空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胡适是兼摄中西、包容古今、对中学西学皆有所长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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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以学术为伴,又是报人,还服膺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早年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晚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论政”的典型。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也是政治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学术和政治。这是胡适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和现代中国文人的典型特征和宿命。历史、政治与学术所赋予他的多重使命,也使他承担了太多的历史重荷,从而使其思想构成与人格构成极具复杂性,他的一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典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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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 ^" z7 T F$ [) [8 Y( g' l 胡适坎坷、曲折的一生,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缩影。在胡适身上,我们能够寻找到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一个中国文人的全部思想脉络及人生轨迹。9 o E7 C: t( J6 ]9 m6 h( R: H& y
3 w2 b% e: W3 o) Z 从胡适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很年轻的时候即接受西学教育,留学西洋,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先生,从而获得了系统的西学研究法。因此,有很多人都认为胡适是典型的“西化派”。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挑衅”下,胡适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被攻击、被打倒的对象,以至于解放后,在“批判胡风浪潮”中,胡适也被作为了反动的标靶而被批判被攻击。其实,很多人都被现实的表象所迷惑,陷入了历史的迷障。事实上,胡适本身就是一个中西兼容的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既有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证和注疏,也有对西方哲学、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所以,无论说他是文化激进派也好,还是说他是文化保守派也好,都是有失公允的。8 X! j9 B& o& 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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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这种矛盾和痛苦体现在他的政治信仰与政治抉择的错位与胶结之中。他的政治信仰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然而其政治抉择却是依赖于蒋介石的专制政府,所以,他痛苦地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嫁接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上,并企图用自己的宪政民主思想来改造这个专制而腐朽的统治,然而,却往往事与愿违。他一方面想真正进入体制,但另一方面,他又进入不了体制,想极力地超越,这种进入与超越的矛盾,综合地体现在其遗留下来的《胡适文存》及《胡适手稿》中了。因而,从这个角度,我们说,胡适的书法是对沉重政治现实的超越与解脱,他的书法线条中,没有一丝沉重的东西,这与他的学术研究似乎恰恰相反。或许,他的书法审美观,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他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极力地追求内心的舒缓、超脱与释然,追求个体的自由与放达,这些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中难以实现的。既然不能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实现,那么,便只好以艺术的形式在书法线条中实现。这便是我们解读胡适书法的意义所在。 a7 l4 J8 N: m5 u+ N
( R' f) X5 t+ D6 X1 ~2 w1 I {$ p 因此,从这点来说,胡适的一生是沉重的,而书法却并不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它更多的是具有审美功能和愉悦功能,它的审美愉悦性大于批判性和反思性,因此,对于胡适来说,书法与学术似乎是一对矛盾。前者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遣兴和释放,而后者于他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历史重荷。但是,我们从胡适所遗留下来的笔迹当中可以看到,胡适的书法并没有他的学术和文章那样沉重,而是充满了清新、雅逸和空灵,充满了如释重负般的风流神采。相比于他的学术和人生,我觉得谈论胡适的书法,不免是一个异常轻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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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T3 }" C* B5 Q 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书法家,但是,却出现了一批国学功底深厚、兼融中西、横跨古今的大学者大文人,如王国维、章太炎、沈曾植、陈独秀、李叔同、沈尹默、梁启超、于右任、郭沫若、鲁迅、胡适、钱玄同、马一浮、董作宾、丁文江、白蕉、谢无量、陆维钊、柳亚子等等,这些学者文人,对书法都有很精深的造诣,他们并不以书法名世,然而,他们的书法却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内蕴和文献收藏价值。胡适即属于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之一。胡适所传世的纯粹的书法文本并不多,但是,其留下的手稿文献却汗牛充栋。现存的《胡适手稿》就是一部民国书法史的典型文本。《胡适手稿》中包含了胡适生平的研究文字笔记如手札、随笔、信函、公文、注录、校释、日记等等,既记录了胡适生平的研究轨迹和思想脉络,同时也记录了不同时期胡适与各种不同社会要人的历史关系,因此,这部手稿就不仅具有较高的书法审美价值,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观念变迁记录,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胡适的文人性情和书法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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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 V4 ~1 d+ ~ 从现有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有关胡适学书经历及取法用笔的文献记录,但是,从其所遗留下来的书信及手稿、各种实用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书法的审美风格及取法用笔等等。胡适书法同民国时期的学者书法一样,具有相似的审美特征,但各自又有着不同的取法、用笔和审美追求。胡适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书法,学者书法的特征是文雅、含蓄、隽永、流畅,无雕琢气、造作气、浮躁气和江湖气,学者书法很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锤炼,而更为重视内在的气韵和整体的表现力。在胡适所遗留下来的书法笔迹当中,其表现形式多为信札、小品,而很少有厅堂式巨作,也很少有用于应酬或人际交往的所谓的书法创作。从胡适手稿的笔迹上看,我们很难看出胡适书法的师承渊源和所属流派,但是,从整体上看,胡适显然有着较深厚的书法功底,尤其是他对魏晋小楷及唐楷的临习功夫尤为到家,且能化之。胡适的信札多用工整的小楷或行楷书之,其小楷线条流畅、笔墨奔放、温文尔雅、不激不励,深得魏晋及宋明小楷意趣,尤其能与北宋苏轼楷书媲美,若非有对传统的临帖之功及多年的学识积淀,断不可有如此之气象。有人评价,胡适的墨迹,举重若轻,条理分明,不拘不泥,一笔带过,天生是个“博士”而非“专家”。确非妄评。胡适精通各门学科,中西兼容,其实他既是个专家,也是个杂家,故而其书法线条中,也体现出一种儒雅、隽秀、通灵、放达、超逸的笔墨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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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胡适的学术研究理路是实证派,注重对传统文献的考证与西方严密逻辑的推理论证相结合,他能把中学研究法与西学研究法很好地结合,并推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因而他做学问的方式是不愠不火,不疾不徐,这与其书法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或者我们可以说,其书法的底蕴正是得益于其治学的心态及理念。胡适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温文尔雅,颇有古文士及古君子之风,而这正是其书法审美风格的最大体现。他的楷书极为工整,线条柔软而具有弹性,既有对传统帖学的吸收,也有对碑学的借鉴与临习,可以知道,胡适书法的取法与其毕生致力于传统经史文献的考证是分不开的。他曾撰写文字多达千万字,而这千万字,几乎都是由其亲笔手抄而成,从存世的《胡适手稿》遗迹可以看出,尽管胡适著述繁富,然其抄写字迹均笔笔不苟,而且多有划掉、删除的痕迹存在,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3 Z& s; U4 \! H" m
6 Q# O6 J& M% y( @, Z 从其遗留下来的笔迹看,胡适虽然对楷书造诣颇深,然其隶书功底也非同一般,如图一所示胡适“周礼不忘章孔阙,汉分计直等秦金”的七言隶书联中,我们可以知道,其隶书取法汉碑,尤其对《曹全碑》、《张迁碑》等取法较多,胡适隶书线条古拙,凌厉开张,温文尔雅,既有《曹全碑》的温婉秀美,又有《张迁碑》的古拙浑朴,绝无当今隶书的俗气和匠气,即便是当今赫赫有名的所谓的隶书大家之中,也鲜有能与胡适之相抗衡者。而其所书“听琴知道性,避酒怕狂名”楷书五言联中,更见其对魏晋楷法的精研,此联对仗工整,线条舒缓,笔墨厚重,结字随性开张,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从中可见其书写的从容,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再如其所录宋人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书作,此作似为用长锋羊毫所书,其线条较前两幅书作更为流畅、奔放、潇洒,而且此书作以瘦硬取胜,刚中取柔,文句内容与书法相得益彰,足见其疏放洒脱之兴致。另外如图四的楷书长联和图五的行楷诗札也写得随意潇洒,别有一番韵致。总体观之,其书法虽多为小品之作,然皆笔笔不苟,又笔笔轻松,尺幅虽小,却紧显性情与韵致。当今书坛虽盛行厅堂式巨作,然皆为展览之所需也,与胡适之小品相比,不但相去甚远,而且足可汗颜也。! q. K" M& c2 C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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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书法虽源自帖学,但其对北碑亦参用颇多。故其书法隽秀而不失软媚,灵动而不失刚猛,碑帖兼融,既有南派文人书法的儒雅韵致,也有北派碑学书法的风神峻厉。他的笔迹多为楷书,其楷书的起笔、行笔、收笔均有很浓的魏碑味,若非有对魏碑的临习,断不可能有如此气象。然整体观之,其书法仍是帖学基调,其楷书有苏东坡之遗韵、文征明之气度,亦有康有为之雄强、梁启超之儒雅,文人书法至于此,则可见一斑。3 n. ?, L& m$ x)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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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整个现代书法运动,实质上都是碑学与帖学的抗争与合流的一部历史。碑帖融汇为现代书法运动的主流。其实,当代书法在“文革”的某种人为断裂之后仍然接续的是碑帖融汇的法脉,只不过更趋多元罢了。康有为是碑派巨子,代表了一种晚清之后的碑风书法。他的书法成就只在行草,妖娆多变而气势如奔腾之江河,有股英雄气在鼓荡,长在气象豪迈,短在失于粗率。沈尹默为帖学大家,代表了对碑派书法的矫枉过正,以帖学书法为皈依,虽早年亦师碑,但最终扛起了帖学书法的大旗。其书法温婉秀媚,与康氏之雄肆开张大相径庭。而作为碑帖融汇主流的代表,则非于右任、梁启超、胡适等莫属。后者亦沿清中后期碑学而来,他们的书法皆能得碑骨帖魂,以帖化碑、以碑汲帖,开一代风气之先,其中,尤以于右任为最。这种碑帖相参的书写,以雄逸为气,却能以柔雅为韵,深契中国文化“中和”之肯綮,故得以宏扬广布。大师不外两种,一为开宗立派开时尚者,一为独立于时尚之外者,此自中外艺术史考察以证知。如果说,吴昌硕、康有为、沈尹默、于右任等皆属于引领时尚的开宗派人物,则李叔同(弘一法师)、谢无量、徐生翁、王蘧常等则为逸出时尚而能独步者。而胡适非书法圈中人士,恰能跳出此窠臼,于此两种之中各去短取长,实乃大师之大师也。/ m- t4 k' l* b7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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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康之刚、沈之柔、康之阳、沈之阴,我们认为,胡适书法则刚柔并济、阴阳和谐,此正可为当代习书者之典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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