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作者：雪域桃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0:09

　　第一部栉风沐雨
　　
　　自序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亲人与朋友们。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彻照出人间的善恶，使人能够鉴古知今。
　　自夏朝以来，在东方神州，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接踵迭兴，各领风骚数百年。人们对于很多王朝的往事都是耳熟能详，津津乐道。
　　如今，中国人一提到汉朝，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煌煌盛世的汉文帝、汉景帝、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有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卫青，“不破匈奴，何以为家”的霍去病，以及“簇没石棱中”飞将军李广……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功业显赫的西汉、群雄并起的三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东汉。虽然它也曾同样叱咤风云、盛极一时。然而，如今它却默默无闻，寂寞地沉睡在浩瀚的史籍当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汉皇帝大多是幼年即位，政归太后，外戚秉政、宦官专权、权臣作乱、军阀割据、流民造反，几乎集所有王朝曾有的弊政乱象于一身。从表面上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太后、皇帝、宦官之间蛇撕鼠咬，纵横捭阖，血溅宫闱。权臣、军阀、朝臣彼此狼争虎斗，黎民百姓横遭涂炭，尸横遍野。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东汉除了早期的如刘秀、刘庄、刘炟等三人在位期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认为这是一个混乱不堪、民不聊生的时代。
　　这些是事实，但是并不是全部。东汉也曾辉煌过，也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汉世祖光武帝刘秀。他名为西汉宗室，实为南阳布衣。为了反抗王莽暴政，拔剑而起，骑牛上阵，奋举义兵于南阳舂陵。他率领“云台二十八将”，经历了千难万险，血战整整十五年。他战昆阳，抚慰河北，声威初起。诛王郎，扫赤眉，擒张步，灭隗嚣，驱卢芳，平公孙述。他不辞劳苦，栉风沐雨，辛劳半生，终于光复了大汉天下。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地写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 事实上，他名为“中兴之主”，实属“开创之君”，雄才大略，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对于刘秀的恢廓大度，英明神武，他佩服不已，甚至赞叹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在他看来，刘秀应该是三代以来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
　　刘秀统一天下之后，终于抚平了战争疮痍，初步实现了天下太平。光武中兴，明章嗣轨。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到了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在位期间，国势日益强盛。在四代人治理之下，东汉王朝在接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对内治臻政善，道德淳美。对外则刚柔并济，怀柔迪化。窦宪北伐，燕然勒石，威扬西域。至此，漠北地空，北边大患永定，通译四万。诚然，就综合国力而言，东汉的功业的确比不上西汉，但是，东汉前期确实存在过一段“太平盛世”时期，却是不能否认的。
　　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却是东汉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当是时，抬眼遥望，北边塞上，牛羊被野，烽烟不起。中原沃土，耆老安居，民不知兵。美哉“明章盛世”，不让“文景”，媲美“贞观”！
　　如斯盛世，也曾让班固、范晔、司马光等史学家们由衷地赞叹，称赞它政风淳善、民德淳朴，庶近尧舜之治，几近“三代”之美。
　　在传统史学家的眼中，东汉的“民德”，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近代梁启超先生也在《论私德》一文中指出：“东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光武帝刘秀与老祖宗刘邦轻视、侮辱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他以身作则，推行道德教化。他为人温厚，善待功臣，在历史上口碑极佳。为政宽和，扶弱压强，体恤民力。另外，他推崇儒学，尊重知识分子。这些善政，如同春风化雨，恩泽百年。
　　正是在刘秀这位“君子皇帝”为榜样的带动之下，在一百九十五年的时间里，道德高士层出不穷。“尚气节，崇廉耻”成为社会道德观的主流。到了中后期，在朝的名臣、在野的清流之士议论朝政得失，抨击邪恶，居然成为延续国家生存的重要支撑力量。
　　当时，因制度性的缺陷形成的宦官、外戚等邪恶势力，气焰嚣张，为非作歹，祸害天下。这些名士们同仇敌忾，将个人生死、宗族安危置之度外，与邪恶奸党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无论是与梁冀等外戚势力殊死搏斗、杀身成仁的李固、杜乔，还是身列大宦官头子曹节、王甫“党锢”黑名单中的诸人，如：窦武、刘淑、陈蕃、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等，他们主持正义，与宦竖不共戴天，舍生取义，正气凛然，真是千秋可称！一幕幕悲喜剧，一阵阵血雨腥风，一处处悲欢离合，一抹抹血色残阳。上演了无数慷慨激越、动人心魄的故事；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震铄千古的动人乐章。
　　尤其是李固、杜乔二人之死，可谓是“重于泰山”。为了朝廷安危，为了天下苍生，他们宁可选择与邪恶势力同归于尽！笔者每读《后汉书》至于《李杜列传》，无不抚卷叹息。正如范晔评价的那样：“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由于能力的局限以及复杂因素的制约，李固、陈蕃他们的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尽到了他们应尽的时代义务。暴政固然可以消灭李固、陈蕃的肉体，却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他们疾恶如仇的品格，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正义而不惜“杀身成仁”的气魄，却是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虽然，李固、陈蕃无法根除外戚、宦官等毒瘤在帝国的体内孳生、壮大，他们却能够用切实行动来威慑邪恶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强大精神，犹如一座座活着的丰碑，足以令贼人望而生畏。事实上，他们的存在，也对邪恶势力起到了巨大的牵制、遏制作用。《后汉书》的范晔感喟道：“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最终，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汉王朝，在统治了华夏大地一百九十五年之后，还是在内忧外患困扰之下，分崩离析，轰然坍塌了。
　　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书斋中，静静地审读历史，默默地思索现实，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未来。
　　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代王朝的或盛或衰，时治时乱，合久则分，分久则合，看似纷乱繁芜，然而，就本质而言，都不过是往事的往复循环而已。
　　有人也许会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永远无法还原，后人不会知道。”是的，真实的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可以了解大致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真实，但是，我们可以无限接近于真实。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人一直不懈追求的。
　　笔者著此书之本意在于：让读者通过阅读此书，重拾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想让读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士人君子，什么是真正的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什么才是民族的精神！
　　据说，当年刘知几在苦心写完名作《史通》之后，曲高和寡，几至无人问津。愤懑之下，他在《内篇.自叙》中叹息道：“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千载幽思，有我心和之。刘公之言，与我心有戚戚焉！
　　
　　
　　雪域桃源谨自序于桃源堂
　　戊子春二月庚戌（初四）日
　　（西元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一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0:29

　　目录：
　　
　　引子―――长安轶事
　　
　　（一）斩蛇之谜
　　（二）肇乱之缘
　　（三）赤眉绿林
　　
　　一、奋举义兵
　　（一）潜龙伏渊
　　（二）求学长安
　　（三）密谋造反
　　（四）破家起义
　　（五）力挽狂澜
　　（六）更始建政
　　（七）昆阳大捷
　　（八）伯升之死
　　（九）韬光养晦
　　（十）患难之交
　　（十一）日薄西山
　　（十二）新莽末日
　　（十三）更始之政
　　二、河北岁月
　　（一）蛰龙入海
　　（二）广招贤才
　　（三）河北惊变
　　（四）千钧一发
　　（五）柳暗花明
　　（六）喜从天降
　　（七）飞来之师
　　（八）马踏邯郸
　　（九）痛击赤眉
　　（十）计除谢躬
　　（十一）弯弓射犬
　　（十二）高瞻远瞩
　　 (十三) 偏师奇功
　　（十四）飞龙在天
　　三、喋血关中
　　（一）更始迁都
　　（二）邓禹西行
　　（三）豺虎争雄
　　（四）牧童天子
　　（五）刘玄之死
　　（六）人间地狱
　　（七）血战长安
　　四、逐鹿中原
　　（一）智取洛阳
　　（二）心事重重
　　（三）真定突变
　　（四）蓟燕狂飚
　　（五）建庙立嗣
　　（六）沃血中南
　　（七）邓奉之变
　　（八）临危受命
　　（九）天罗地网
　　（十）冯异挂帅
　　（十一）大军西征
　　（十二）惊涛骇浪
　　（十三）南征北战
　　（十四）鏖兵青徐
　　（十五）临菑绝唱
　　五、克陇平蜀
　　（一）天水隗嚣
　　（二）巴蜀之王
　　（三）河西窦氏
　　（四）远交近攻
　　（五）马援西来
　　（六）纵横捭阖
　　（七）睥睨天下
　　（八）勾心斗角
　　（九）萧墙之忧
　　（十）陇西大战
　　（十一）河西波澜
　　（十二）攻心破胆
　　（十三）神兵天降
　　（十四）得陇望蜀
　　（十五）将星陨落
　　（十六）双雄遇刺
　　（十七）吴汉入川
　　（十八）攻克成都
　　（十九）四海归一
　　（二十）功臣归宿
　　六、建武盛世
　　（一）万川归海
　　（二）励精图治
　　（三）韩歆之冤
　　（四）南宫迷局
　　（五）汝南“度田”案
　　（六）交阯之变
　　（七）治盗之术
　　（八）椒房易主
　　（九）柔道治国
　　（十）履霜知冰
　　（十一）伏波将军
　　（十二）大位有归
　　七、烈士暮年
　　（一）君正臣贤
　　（二）马革裹尸
　　（三）控抑贵戚
　　（四）禁令森严
　　（五）崇儒兴教
　　（六）怀柔之策
　　（七）封禅岱宗
　　（八）寒潭余波
　　（九）谁与争锋
　　（十）千秋功过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1:01

　　引子―――长安轶事
　　
　　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四百余年之久的大汉王朝，宛如一条巨龙，又像一条长蛇，安卧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它的身上，有一段特殊的分隔期―――新莽王朝。如同一道巨大的疮疤，将汉朝拦腰斩断，将它分为西汉、东汉两段。对于这一时期，多数的历史学家多将其列为伪朝，拒绝承认它的正统地位，而是将其视为西汉的一部分。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却又为何突然消亡？取代新莽政权的东汉王朝，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我们的故事，要从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传说讲起……
　　
　　（一）斩蛇之谜
　　
　　在河南省商丘市的永城县境内，坐落着十几个连续的小山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芒砀山。在群山环抱、平坦宽阔的一处小盆地上，有一座神秘的碑亭。据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汉高祖斩蛇处”。
　　坐落在芒山文化馆西南隅的这座六角形的仿古楼阁，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木柱、亭座全部由彩绘制成，看上去非常典雅，显得古朴壮丽。亭中卧着一只巨形石龟，栩栩如生，似欲将行。龟背上驮着一尊石碑。它本是明隆庆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树立的，碑文中叙述了当年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事迹．以及后人为他立庙祭祀的经过。
　　需要说明的是，这尊古碑并不是原物，而是一个复制品。原来，明代古碑由于数百年的风雨剥蚀，躯体断裂，已经不能让游人观赏。一九八二年，当地政府完全按照按原样重新复制一座新碑立于龟座之上，并新建亭楼保护，原碑则移至芒山文化馆妥善保存。
　　说也奇怪，自从复制了新碑之后，却出现了令人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成为当地一大奇观。
　　此碑粗看上去，似与普通的石碑无异。可是，每当夜幕来临之际，奇异的景象就出现了：在夜间，如果用灯光直射石碑，两米多高的石碑悠忽不见，只见一个身着古装的男子，好像是一位古代将军。他危襟正坐，一手执剑，一手放在膝盖上，双目炯炯有神，直视前方。一手捋着胡须，一手按着宝剑。好像刚刚斩过大蛇之状，也好象是在即将出征之前，正准备向部下发布号令。他的形象，极富立体感，恰似画中人。还有人传说，如果从石碑的面同样采用灯光直射，则又是另一番奇景。也是不见碑体，看到的是一位怀抱孩子的古代女性，她体态婀娜、飘飘如仙，神态庄重，神采奕奕，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人们传说，出现在正面的古代将军，就是汉高祖刘邦。出现在背面的女人和孩子，是刘邦的妻子吕鴙和儿子刘盈。据说，刘邦是真龙天子，他无论走到哪里，就会有五色祥云跟随。吕鴙做好饭，就抱着孩子看天边的云气去寻夫，每次都能够找到。
　　也许，石碑景观中的神秘影像，可能展现的就是当年刘邦与吕鴙夫妇之间的故事。芒砀山这一奇观的原由,至今缺乏科学的论证。据说有这样几种解释：有人说是光线折射，也有人说是古人显灵，还有人认为是生物场信息残存。但是，无论哪种解释，都难以让慕名而来的游客信服，人们更乐意陶醉在内心的想象之中，徜徉在千年传说的思考之中，流连忘返，称奇赞叹，都说这真是“华夏一绝”。
　　不过，在史书、民间传说之中，关于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很多。千百年来，为历朝历代的人的人津津乐道。有的或是将信将疑，有的则是信誓旦旦，认为确有其事。总体来看，刘邦“斩蛇起义”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据说，在秦朝末年，刘邦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当时是在沛县做泗水亭的亭长。有一次，他押解着囚徒们到骊山去为秦始皇修陵墓。当时朝廷的要求是，凡是被要求运送的物品，必须如期送达。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延误了期限，运输货物者将会被全部被斩杀。为了赶路，他们一路上奔波不止，异常辛苦。
　　然而，就当一行人来到芒砀山脚下之时，因为当时的囚徒们不堪重负，又担心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而被杀，在路上纷纷逃走。而作为带队官员的刘邦，却无法阻止。按照秦法，囚徒逃跑而不能追回的官员，同样要被论以死罪。刘邦一看逃走了这么多的囚徒，自己也难逃法网，就想为自己谋条生路。于是，刘邦带着剩余的人，到信丰西面的一个中亭休息，商议对策。中亭，也就是大秦朝廷设立的专供官员休息、吃饭的场所。在这个地方，刘邦请剩下的人喝酒、吃饭。筵席之间，刘邦对大家说：“你们都逃走吧！我也要从此消失了！”大家听了，都很感激他。当时，有十几个人当场表示愿意跟着刘邦一起逃走。由于前途渺茫，刘邦的心情愁闷，借酒浇愁，结果喝的大醉。
　　筵席散后，醉醺醺的刘邦带着十余人一起进入野外的沼泽，准备从小路逃走。刘邦令几个囚徒在前面开路，自己走在中间。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异象，大家在泥泞不堪的野地中沿着小路串行。走了一段路程，奇怪的是，队伍却突然停下了。刘邦喝问：“前面的，为什么不走了？”有人惊恐地说：“蛇！前面有白蛇！”刘邦听到前面有蛇挡道之后，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不但不害怕，反倒呵呵大笑：“大丈夫走路，难道还怕蛇吗！尔等闪开，我去看看！”刘邦踉跄着赶到前面，只见在月色之下，一条白色的大蛇横卧在道路之中，长达数丈。白蛇似乎睡着了，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它的鳞片在月光之下闪着银光，令人胆寒。刘邦虽然也怕蛇，当时也许是带着酒劲，胆子也似乎大了许多。他从腰间拔出雪亮的宝剑，疾步上前，手起剑落，白蛇被一挥两段。刹那之间，就打开了继续前进的道路。又行数里，刘邦酒劲上来，顿时觉得支持不住，跌倒在地，呼呼大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之间，他彷佛看到刚才被斩杀的白色巨蛇又腾空而来，落地之后，竟然变成了一条黑色的巨蟒。它摇头摆尾，吐着长芯，向自己逼近。刘邦慌忙拔剑，左右挥舞，奋力阻止巨蟒向自己靠近。巨蟒似乎对刘邦手中的长剑很害怕，不敢前进。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谁也制服不了谁。过了一会，巨蟒竟然口吐人言，发出了一声叹息。它对刘邦说：“你姓刘的，做事真不地道！你趁我卧在山径上睡觉之时，偷偷将我斩成两段，真是卑鄙！我现在已经被你砍伤了，斗不过你了。不过，咱们走着瞧吧！我要在平地上将你们刘氏家族斩成两段，以雪此恨！我类报仇，百年不晚！咱们后会有期！” 巨蟒说完，张开大口，再次向刘邦扑来，刘邦急忙举剑抵挡。巨蟒却腾空而去，刹时就不见了。猛然之间，刘邦手中的长剑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巨响，将刘邦从睡梦中惊醒，原来却是南柯一梦。
　　刘邦醒来之后，大汗淋漓，惊魂未定。此时，跟在刘邦后面的人赶上来了。后面的人对刘邦说，他们刚才从死蛇尸体旁边经过，听到有一个老婆婆在痛哭。他们就问她：“老婆婆，你为什么哭啊？”老婆婆说：“我哭我的儿子，他被人给杀了。”来人问：“你的儿子是谁？”老婆婆指着死蛇说：“这就我的儿子。他也是白帝的儿子，他变成一条蛇卧在路上，被赤帝杀了。我在哭我的儿子啊！”人们觉得老婆婆不诚实，说的是谎话，不肯相信。突然之间，老婆婆却突然不见了。刘邦听了，惊恐之余，暗暗窃喜，认为自己有天子之命。
　　也许，刘邦搞的“斩蛇起义”这一套，与同时代陈胜、吴广搞的“大楚兴，陈胜王”谶语相比，从本质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今人看来，似乎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远祖秦襄公，原本是居住在周朝西部边境的少数民族。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尽有周岐故地。他们继承了周人的传统，，世代供奉西方之神少昊。他们在田地边建立西畤进行祭祀。西畤，就是建立在田地西侧的神庙。
　　到了秦献公的时候，栎阳这个地方下了一场奇异的雨，落在地上的，除了雨水之外，竟然还有大量的金子。于是，秦献公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他的祥瑞，就在畦畤边建立神庙祭祀少昊。所谓的畦，就是古代田地的度量单位，五十亩为一畦。祈祷白帝少昊保佑其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少昊的形象，目前已经不得而知。大致推测一下，应该是一种人首蛇身的形象，或者干脆就是一条白蛇的形象。换句话说，白帝少昊，可能是秦朝的守护神，是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白蛇，可以说是秦朝统治的一种象征。然而，这个象征着秦朝国运的神圣动物，在偶然之间，却被偶然路过的亭长刘邦杀掉了。
　　从此以后，人们纷纷传说，刘邦就是赤帝之子。数年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这个取秦朝而代立的新生王朝，崇尚红色，崇尚火德。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根据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根据这一学说的理论，火能克金。刘邦的这一套理论是很有针对性的，是为自己的王朝寻找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你们秦朝以白帝为神灵，我刘邦就杀了白蛇。你们秦朝以金德为主，我们大汉以火德为主，火能克金，我们刘氏取代嬴姓做天下之主，这可不是自封在的，而是上天派我来的，这是上天的意思。
　　后来，刘邦果真击败了秦军，抢先进入了咸阳。后来又扫平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刘邦登基之后，在修建自己的陵墓之时，似乎有些异乎寻常。据说，他始终忘不了斩蛇后的噩梦，对于梦中巨蟒所说的话，他一直心有余悸。起初，刘邦为自己预先修建的陵墓在平地上，也许是为了防止巨蟒前来报复，他放弃了这座平地墓址，而改葬在咸阳城东的北莽山上，以镇压其气。
　　然而，刘邦的镇压之法似乎并未奏效。一切似乎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二百多年之后的元始五年（西元五年），十六岁的汉平帝被一个叫做王莽的外戚鸩杀，建立了名为“新”的王朝。王莽建立的“新朝”，把汉朝活生生分为前后两段。而他却在短短的十九年的执政时间里，把一个好端端的天下折腾的遍地烽火、满目疮痍。刘邦千辛万苦建立的大汉王朝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
　　看来，传说中巨蟒的神秘预言，还真是应验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1:32

　　（二）肇乱之缘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虽然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史记》、《汉书》等正史。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历代之人，有深信不疑者，也有否定质疑者。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这不过是史家为了渲染神秘气氛的惯用手法而已。
　　其实，王莽名字当中的“莽”字，除了与蟒蛇的“蟒”字谐音以外，两者没有任何意思相近之处。“莽”，是古书上说的一种短节竹。至于前面所说的梦到所谓“黑色巨蟒预言”之事，则完全是民间传说。不过是后人根据史书上的记载，附会杜撰出来的故事而已。
　　刘邦于即位后的第十二年（西元前一百九十五年）去世，在二百零四年之后（西元九年），西汉被外戚王莽为首的“新朝”取代。
　　细考其缘，西汉的覆亡，并不是什么白蛇化作的黑色巨蟒报复的结果，而是有着非常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的。
　　刘邦所建立的汉朝，既不同于实行完全分封制度的西周、东周，也不同于全部实行郡县制的秦朝。大体上说，汉承秦制，实行的是一种郡县制与分封制混合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主政，地方上则分为郡、县与王国两大系统进行管理。
　　因此，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四种力量构成，即皇帝、朝臣（包括功臣、权臣）、外戚、宗室。在这四种力量之中，皇帝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皇帝有权将朝廷权力授予其中任何一个派系的政治势力，协助自己处理政务。朝臣（包括功臣、权臣）、外戚、宗室等三方在争夺这种辅政之权的过程中，相互斗争，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
　　在这种模式之下，皇帝必须要有高度的平衡能力、正确选择辅政人选的能力。在他的主导之下，朝臣、外戚、宗室等三大政治势力，此消彼涨，或沉或浮，像走马灯一样变换，左右着朝廷政局。必须要指出的是，三方之中的任何一方过于强大，都是灾难性的。都会给国家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
　　具体地来说，汉初开国之时，朝廷大权是由以萧何、韩信、曹参等为代表的开国功臣把持。这些功臣，有的被封为丞相、御史大夫，执掌中央政府实权。有的则被封为诸侯王或者国相，掌握地方大权。以吕后为代表的外戚势力，以刘邦之弟刘交、长子刘肥为代表的宗室势力都很弱小。这种情势，对皇帝刘邦是非常不利的。功臣们的势力过大，对刘氏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迫不得已之下，刘邦只好采取残酷的清洗手段来消灭来自朝臣的威胁。
　　千百年来，很多人读史的人都对刘邦评价不高。认为他心胸狭窄，心肠狠毒。批评刘邦过于残忍，把韩信、彭越、英布等开国元勋们杀得干干净净。抨击他是一个人品恶劣，没有良心的忘恩负义之徒。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毫无道德良知的政治流氓。
　　然而，对于政治家来说，与民间的老百姓做事，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因为，政治家做事，不能没有良心，也不能全靠良心做事。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于萧何、韩信、张良等这些功臣们，刘邦是再了解不过了。他曾对群臣们发出过这样得感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张良。治理国家，抚慰百姓，赏赐群下，保障后勤，保证粮食供应安全，朕不如萧何。率领百万之众，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朕不如韩信。三者都是人杰，朕能放手任用他们，这就是朕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得原因。”刘邦自己最清楚，自己能够取得天下，除了运气之外，要是没有功臣们的竭力辅佐，自己不可能登上皇帝的宝座。
　　开国之后，刘邦杀害、迫害功臣，是有他的苦衷的，这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刘邦在想，我自己的才能都无法和他们相比要是不把这些骄横跋扈的功臣们都给收拾了，我死之后，谁能够震住他们？这大汉王朝还不乱套了？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当时的朝臣、外戚、宗室等三大政治势力之中，皇帝刘邦感到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就是朝臣。相对于外戚、宗室来说，朝臣是外人，只能利用而不能信任。在他看来，打天下，要靠文武朝臣。坐天下，要靠外戚、宗室。让自己人当权，他才能安心。相对而言，在外戚与宗室之间，他更侧重于外戚。己的兄弟、儿女等宗室子弟，与自己未必是一心。古往今来，骨肉兄弟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悲剧还少吗？相对而言，毕竟外戚更贴心一些。外戚是皇后的娘家，也是太子的舅舅家。皇后即便再不是东西，她和她们家的人，有敢于篡夺大汉江山的胆量吗？就算他们有这个胆子，刘氏诸侯、朝廷朝臣，他们会答应吗？
　　从刘邦开始的所有汉朝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就信任度而言，他们认为，所有的臣子之中，最值得信任的是外戚，其次是宗室，最不可信任的当然是朝廷里的那些朝臣们。
　　刘邦在全国统一之后，马上就开始了打击文武功臣的计划。他在外戚、宗室势力的支持之下，对中央政府中功臣进行打击清洗。有的被杀，有的被贬斥。就连“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被怀疑有贰心。萧何为了保命，甚至不惜自污以毁己声誉，把自己搞臭，搞得声名狼藉，这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另外，他将最初分封的几个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统统从肉体上消灭。在这些人当中，除了长沙王吴芮善终以外，其他的异姓王不是被贬就是被杀。
　　在沉重打击了功臣势力之后，皇后吕鴙及其兄弟吕禄、吕产为代表的吕氏家族外戚势力开始权重，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外，在刘邦的大力培植之下，刘邦的胞弟楚王刘交、八个儿子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赵王刘友、赵王刘恢等人，把持着地方政治大权，占据着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即便如此，刘邦还是觉得不放心。他也担心外戚势力有可能会对自己子孙的皇位构成威胁。于是，他立下了一条规矩，作为后代皇帝的祖训，试图制度上根本消灭隐患，确保大汉王朝的刘氏政权江山永固，自己也好享受万世香火的祭祀。这就是汉朝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
　　在刘邦去世前不久，他杀了一匹白马，与朝臣们盟誓，立下了一条规矩：“非刘氏者不王，非功者不侯。”他还特别强调：“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也就是说，除了刘氏皇族子弟以外，任何人，哪怕有天大的功劳，都不能被封为“异姓王”。除了对国家建立卓越功勋的人以外，不得封侯。
　　在此后的二百零四年的时间里，对于刘邦亲手制订的这条祖训，大体上执行的非常不错的。
　　具体来说，“非刘氏者不王”，这一条执行的不错，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以外，大体上得到了执行。第一个也是唯一违反这条规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的妻子吕鴙。她掌权之后，封兄弟吕禄、吕产为王。吕氏的这一行为，公然践踏了墨迹未干的高祖遗训。这一污点，成为吕氏外戚集团的致命伤，也是朝臣集团、宗室集团指控其试图篡权夺位的铁证。因此，朝臣、宗室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以“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祖训为依据，对吕氏外戚集团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最终，违反游戏规则的吕氏外戚集团落得了一个举族覆灭的下场，最终被淘汰出局。
　　从此而后，无论是文帝朝的薄氏、景帝朝的窦氏，还是权倾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的霍氏，以及王鳯、王莽家族，没有任何一家外戚胆敢挑战这一祖训。“非刘氏者不王”，成为人人胆寒的政治高压线，触犯者会遭到“天下共击之”的可怕惩处。
　　然而，“非功者不侯”这一条，则屡屡被突破，几乎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几乎是形同虚设。因为，刘邦的祖训之中，并没有具体说清楚以下几点：
　　第一，什么样的人才有被封侯的资格？
　　第二，什么叫做有功？是战功呢？还是治国安邦之功？
　　第三，非法得到侯爵之位的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惩处？
　　对于这些，刘邦没有说。对于这三个问题，不同时期的皇帝，有着不同的理解。
　　大体上在汉武帝刘彻以前，此前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以及汉武帝本人，对于这个问题大体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天下臣民，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为国家立了功，都有被封侯的资格。
　　第二，所谓的功劳，是指战功，其他的功劳一概不算。这一解释，主要是为了从严掌握封侯的数量，防止封侯过多过滥。
　　第三，在文帝、景帝以及武帝即位以前，除了极少数的个例以外，基本上不存在非法封侯的现象。
　　无论是什么身份，只要没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就不能封侯。卫青、霍去病等外戚，无一不是因战功卓著才被封侯的。在文帝、景帝时期，因为是太平盛世，战事比较少，被封侯的人很少。到了汉武帝登基之后，开始对外作战，才有人陆续因军功被封侯。而且，汉武帝刘彻掌握的封侯标准极其严格，很多运气欠佳的名将终其一生也没有被封侯，因而也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而且，被封侯的人的侯爵之位，也不是终身的。一旦犯有罪责被查实，就会被革除爵位，重新成为平民之身。因此，被屡授屡革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汉景帝时期，窦婴作为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堂兄之子，深得皇太后器重。但是，汉景帝一登基并没有给他封侯，而是因为窦婴在“七国之乱”中立功，才被加封为魏其侯。
　　武帝初即位，田蚡因为是皇帝的舅舅而被封为武安侯，他的弟弟胜也被封为周阳侯。这可能是比较早的没有战功而被封侯的例子。从此，皇帝即位之后，给娘舅家的重要成员从此成为惯例。
　　然而，到了汉昭帝执政时期，霍光以“无功不得封侯”为由，拒绝了盖长公主要求将她的情人丁外公封侯的要求，因此得罪了盖长公主。可见，至少在霍光与上官桀联合辅政之时，除了外戚可凭借出身关系封侯以外，对于一般人家出身的子弟，“无功不得封侯”这一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普通家庭出身的朝臣，必须要立下战功才能够封侯，而外戚则没有这个条件约束。只有到了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弘做了丞相之时，由于此前的丞相都是列侯，而公孙弘则是第一个从地方官吏提拔上来的，没有爵位。因此，汉武帝刘彻下诏封其为平津侯。从此而后，丞相被任命后即封侯，成为定例。然而，除了丞相以外的官员，想要封侯，只有一条路：上阵去杀敌！
　　可是，汉法是出名的严酷，在战场上想立功，又是谈何容易。汉文帝之时，云中太守魏尚在反击匈奴入侵的战斗中，仅仅是因为上缴的首级数目比上报的数字差六个，就被免官削爵下狱！对此，冯唐曾经气愤地上书汉文帝：“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由于制度原因，冯唐活了九十多岁，也没混上个侯爵。一代名将―――飞将军李广，打了一辈子仗，最终还是与封侯无缘。“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充分地说明了，作为朝臣集团成员，想要封侯晋爵，是何等的艰难！
　　而外戚家族的人，没有尺寸之功，被封侯者比比皆是。这种封赏激励机制，是多么的不合理！将士沙场万丈血，难比外家一女人。不过，这也为封侯、做高官开辟了一条捷径。一个平民子弟，你不是想封侯、做大官吗？只要你们家成了外戚，那就没问题了，你不想当都不行。
　　汉文帝中期以后，滥封侯爵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上官氏、王氏、霍氏、许氏外戚成员被封侯，已经是司空见惯。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王莽家族的成员有十人被封为列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记录。
　　这些人，享受一点荣华富贵，从根本上说，问题也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养活他们这些寄生虫，也是绰绰有余，毫无问题。但是，要害并不在这里。
　　重要的是，这些外戚一旦被封侯，他们不但享受着爵位带来的荣华富贵，还有了一步登天，在朝廷里担任重要职务的资格。
　　自汉武帝开始，丞相一般都是读书人担任，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他们大多数是从基层官吏提拔上来的。对于掌握国家公器、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朝臣，皇帝却对他们很不信任，而需要私臣。于是，从汉武帝中期之后，就有了内廷与外朝之分。
　　本来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的丞相，成了外朝的领袖。而最高军事长官的大司马（太尉）兼大将军却成了内廷领袖。由于大司马兼大将军的权力很大，而且一般都是由外戚担任，因此，自汉武帝之后，大司马之位就居于外朝的领袖丞相、御史大夫之上了。从汉昭帝、汉宣帝二朝开始，霍光以外戚的身份辅政，他作为外戚集团的首领，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把持着内廷的权力。虽然没有诸侯王的名分，其实际享有的权力和荣华富贵，与宗室诸侯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但富可敌国，大权在握，逐渐对皇帝的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比如，霍光废黜了昌邑王刘贺之时，根本就没和丞相杨敞打招呼。他一句话，皇帝刘贺就下台了。事后丞相杨敞问霍光：“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这个丞相，这到底是为什么？”霍光振振有辞地回答：“此内朝事，无关外朝也。”足见其专横跋扈的程度。
　　作为内廷的大司马，居然位居外朝领袖的丞相之上，而且可以由一个家族的成员世袭。在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时期，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娘家――王氏集团，甚至创造了王鳯、王音、王商、王根、王莽等两代五人，辅政四十余年的记录。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最终给国家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随着外戚集团的一支独秀，朝臣集团、宗室集团的衰微，再加上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三朝的“国统三绝”，给王氏外戚集团的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土壤。最终，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夺取了汉朝的江山。
　　本来，按照汉高祖刘邦的设想，朝臣、宗室、外戚三方，应该是一个相互钳制的关系。他们三方之中的任何一方势力过大，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在他看来，只要皇帝能够利用他们三方之间的矛盾，对其加以适当的平衡，任何一方坐大、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局面都不会出现。朝臣、宗室、外戚三方之间的矛盾斗争，有利于皇帝的平衡控制，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
　　可见，正是不公平的封赏激励机制、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导致了朝臣、宗室、外戚三方势力失去平衡。
　　不够成熟、完善的政治体制，也是西汉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中央集权王朝。这种模式，在当时还缺乏长期的实践的探索，与后世的唐、宋、明等王朝的制度相比，还不够成熟。因此，这种政治模式的继承者刘邦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在这种模式之下，如果要想达到他的平衡构想，对皇帝本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如果皇帝的能力不足，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而明代的“内阁”模式对于皇帝的能力要求就很低，甚至皇帝多年不上朝，都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幸运的是，纵观二百一十四年的西汉历史，大多数西汉皇帝基本上具备了这种必要的能力。其中，甚至还不乏一些执政水平远远超过汉高祖刘邦本人的千古明君，如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等人。
　　就这样，皇帝、外戚、朝臣、宗室四方，势力此消彼长，或起或落。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人间戏剧。这场戏，一共唱了二百多年。最后，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外戚集团架空了皇帝，降服了朝臣集团，沉重打击了宗室集团，最终活生生地夺去了汉朝的江山。他的成功，看上去有偶然的戏剧性的因素，但是，在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中，却存在着隐含的必然性。
　　然而，无论是皇帝、外戚、朝臣、宗室四方中的任何一方，他们在尔虞我诈、刀光剑影的争斗之中，都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方―――黎民百姓。他们忘记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他们只顾念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丝毫没有想到天下苍生的疾苦。
　　西汉自元帝以后，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上层势力的争斗，日趋激烈。特别是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江山之后，他盲目复古、采取了一系列急速的、不切实际的改革，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失败的改革家。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能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恰当政策。对于西汉晚期以来日趋严重土地、奴婢等问题，无力解决。他是一个儒生，缺乏民间生活的体验。他生活在理想和梦幻中，一心只想恢复上古三代时期的社会。从这个层面上看，他是个悲剧人物。
　　此外，王莽的治国能力有限，只知道一味地执行复古政策。即便是在这种不适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得力的中间阶层去推行，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导致改革失败。最终，使得国家的经济蒙受严重损失，使得大多数的黎民百姓一贫如洗，以至于无法活下去。
　　新莽王朝，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没能缓解元帝、成帝以来日趋激烈的矛盾。相反，各级官吏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使得四海沸腾，天下黎民不堪其苦。
　　在其统治的末年，各地盗贼蜂起，或是占山为王，或是纵横抢掠，或是杀人越货。潜伏的社会矛盾经过多年积累，极其尖锐，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
　　到了天鳯年间，这个王朝就已经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呈现出行将崩溃的征兆。此时，由于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老百姓缺衣少食，官府又赈济不力。各地的百姓活不下去，群体性暴动不断。朝廷对于各地的暴动采取武力镇压的策略，由于人心尽失，因而收效甚微。各地的起义、反抗之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王莽政权却对此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最终，爆发了全国性的赤眉、绿林流民大起义。
　　打天下，谈何容易。坐天下，又何谈容易……
　　赤眉、绿林流民大起义，好像在宣告着什么，也似乎在预示着什么。长安城里的那些高官显贵，他们早已坐在了火山口上，自己却浑然不觉。依旧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可以想见，未来的某一天，从地下喷涌而出的滚滚岩浆，会把他们拥有的一切，全部吞噬……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2:33

　　（三）赤眉绿林
　　
　　王莽末年，爆发了以饥民为主要成分的赤眉、绿林起义，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流民全国性大暴动。从此，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流民大起义的序幕。
　　所谓的“赤眉”，就是在青州、徐州一带最先发难暴动的一支流民义军。赤眉的起因是这样的：
　　天凤元年（西元十四年），琅邪郡海曲县有个叫吕母的人，他的儿子是海曲县的小吏，由于犯了一点轻微罪行，却被县令依法从重处置，开刀问斩。吕母得闻之后，悲痛欲绝。痛恨县令执法不公，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悄悄地聚养宾客、死士，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吕母家很有钱，家财有好几百万，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
　　儿子死后，吕母自散家财，私自购买刀剑兵器，又酿了很多醇酒。又招集了一些喜欢仁气、行侠的少年来家里做客。吕母赊给他们酒，暂时不收分文。遇到穷人想来喝酒、吃饭的，吕母不但免费提供吃喝，还馈赠给他们衣服，从来不问多少。过了几年，吕母家的财产被这些白吃白喝的人折腾了个精光。
　　吕母没了钱，也就没法养活这些宾客了。可是，这些人还欠着吕家的债，却又还不起。他们提出，打算为吕母做一些事情，作为报答。这种情形，正式处心积虑多年的吕母计划之中的事情。见此情形，吕母哭了，流着泪对众人说：“我之所以厚结大家，不是为了求什么利。当年，县令残暴不道，枉杀了我的儿子。如果诸位要报答我的话，我只想请诸位替我报仇。请大家可怜可怜我吧！”
　　众人听了吕母的哭诉，都深深为之感动。由于平时受到吕母的恩惠，纷纷表示愿意出死力。这些游侠少年之中，有一人名叫叫徐次子。他平时结交了几十个人生死兄弟，自称“搤虎”，在当地是比较出名的游侠团伙。徐次子表示，他愿意带着这些人杀进县衙，砍下县令的脑袋，为吕母的儿子报仇。
　　可是，吕母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这些人数量太少，不是官军的对手。他对大家说：“与县令硬拼是不行的，应该先拉起杆子再说。”他让人四处召集宾客，很快就聚集起了一百多个亡命之徒。随后，吕母变卖了剩余的财产，购买了船只和粮食，带着手下的弟兄一起逃亡到大海中，做了海盗。
　　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吕母不断召集收揽海盗。几年下来，吕母手下的总数达到数千人之多。羽翼丰满之后，吕母觉得是时候了。他自称将军，引兵上岸，攻破海曲城，逮捕了县令。县衙里的众官吏纷纷趴在地上叩头为县令求情。吕母怒道：“当年，我的儿子只不过犯了一点小过错，罪不当死，而被这个狗官枉法杀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们还为他求的什么情呢？”下令将县令的人头砍下，以其首级祭奠他的儿子。大仇已报，吕母带人扬长而去，又进入海中继续做海盗。
　　吕母的起兵，只是点染大暴动火药桶的第一根导火索。更大的暴动还在后面。当时，新莽朝廷以为吕母等人就是几个海盗，因此也没太在意。
　　过了几年，琅邪郡人樊崇起兵于莒（音jǔ，今山东省莒县一带）城，有部下数百人。此后，樊崇进入太山（今山东省泰山）地区占山为王，他自号三老，成为山寨之主。
　　不久，青、徐二州又发生了大饥荒，盗贼蜂起。由于樊崇勇猛善战，归附的人很多，他被众人推举为总首领，，也成了统领各处流民队伍的“总瓢把子”。一年之间，樊崇的部下猛增到一万多人。后来，他的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分别在当地起兵，汇合在一起，总数达到了几万人之多。
　　起初，樊崇等人一直以抢掠各地为生，没有攻城夺地的想法。当时，各地之所以发生暴动，主要是因为衣食无着，实在活不下去。如果稍微有口吃的，老百姓谁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做强盗？他们也不想打仗，也没有推翻朝廷的想法。他们只想有一口吃的，不让自己和妻儿老小饿死。因此，这些流民们最初聚集起来，只是想借助群体的力量，找一些食物来活命。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故土，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因此，这些流民们虽然数以万计，各自聚集成群体，却从来不敢攻击城市。只要能够抢到食物，先吃饱肚子再说。流民们畏惧官军的强大势力，此时还没有胆量向朝廷发起主动攻击，只是被动的防守。至于各地的州牧、郡太守以及各级官吏的被杀，大多数是在他们主动围剿流民时被杀死的。
　　看到势力壮大，樊崇的胆子大了起来。由于在野外、道路上已经无法继续抢到粮食，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向朝廷重兵把守的城市发动了攻击。
　　樊崇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的家乡―――莒城。不料，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官军戒备森严，却未能拿下。于是，樊崇率军南下攻击姑幕。在这里，他与探汤侯田况的军队相遇。当时，田况是徐州翼平郡连率（太守），姑幕县是他的辖区。双方就地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田况大败，一万余官军被杀。
　　田况是个有勇有谋的官员，他并不傻。“吃一堑，长一智”，经过此次惨败的教训，他也学聪明了。他深知，对于这些流民盗贼，单单靠武力围剿是绝对不行的。在大败之下，他为了防止樊崇的流民军南下入境，发动当地年龄在十八岁上以上的民众四万多人，发给他们库存的武器，分给他们口粮，又把自己的政策刻在石碑上向老百姓公示。老百姓受到了恩惠，都很支持官府。樊崇等人本来想乘胜南下，听说田况组织了民团之后，不敢进入翼平郡境内。
　　于是，樊崇掉转兵锋北上，进入青州境内大肆抢掠。随后回到太山，驻扎在南城（今山东省泰安市）。
　　当时，樊崇的部下们出去作战，毫无章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樊崇看到自己的人马越来越多，继续这么漫无目的搞下去，最终成不了什么气候。这支队伍之中，大多数是孤苦无依的贫民，懂得朝廷制度的人几乎没有，就连识字的人都没几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要做大事，就要有规矩。于是，樊崇就和首领们商议，共同制定了一条公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又自制官制，规定最尊贵的职位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民军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数竟然发展到几十万人。于是，整个青州、徐州地区都开始骚动起来。到了这个时候，王莽感到事态有些严重，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急，他必须拿出对策。此时，他的直觉就是，应该立即出兵平叛。
　　然而，事实却证明，他的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其实，对于此时的王莽来说，除了武力强行解决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
　　当时，在青州、徐州一代爆发了赤眉暴动之后，荆、楚一带也发生了绿林暴动。他们占山为王，四处抢掠粮食。由于各地官吏执行王莽的铁血政策，坚持武力围剿，结果各地的起义不仅没有被平息，反抗的烽火却越来越旺，大有燎原之势。各地的官员焦头烂额，困窘不堪。此时，只要王莽此时拿出足够的粮食去赈济，对老百姓进行安抚，就不会引发更大的暴动。如果遇到汉景帝、汉宣帝那样的明君，只要选拔一些能员干吏，派到各地去做地方官，恩威并施，平息叛乱，应该不算什么难事。
　　可是，王莽不了解民情，也不掌握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始终不懂得这个道理，只知道一味地下狠手：对于参加暴乱者，杀无赦！王莽命令出动官军去青州、徐州平叛，还有一层意思：杀鸡儆猴，让天下的那些草民盗匪们看看，这就是作贼的下场！
　　王莽的这一政策，无异于抱薪救火，最终是适得其反。
　　不仅如此，他对于翼平郡连率（太守）田况招募军队自卫的行为，也是感到很不悦。按照朝廷的法律，私自招募军队，擅自制定招抚贼寇的政策，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当然不可饶恕。然而此时已经到了火烧眉毛之时，不由得田况不这么做。王莽却不知道地方吏情的复杂，不知道变通，这是他的最大悲剧所在。
　　当时，田况上书皇帝，将招募军队自卫的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并自请处分。王莽听了，非常恼火，斥责他：“朕没有发给你虎符，你为什么擅自募集军队？真是无法无天！不过，鉴于你已经保证能够消灭叛贼，这次就算了！”于是就赦免了他，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王莽还不算糊涂。
　　此后，田况又主动向朝廷提出，允许他超越“逗留法”的限制，越过郡界去攻打流民军。朝廷准奏，很快，田况便击败了周边的流民队伍。王莽得报，下诏任命田况为青、徐两州的代理州牧。由于田况的措施得当，为政有方，使得周边的局势稍稍稳定了下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4:21

　　地皇三年（西元二十二年）春，随着樊崇的势力越来越大，新莽政权在青州、徐州的形势日益恶化。王莽急了，决定采取必要的武力手段进行镇压。经过权衡商议，他决定下诏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到青州、徐州一带镇压流民起义。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此，田况写了一封长篇奏章，对时局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在奏章中说：“当初，盗贼刚刚起事的时候，根基尚浅。要消灭这些叛乱很简单，只需派一些搞治安的官员和乡里的保安去就足够了。然而，青州、徐州一带眼下却搞成这个样子，究竟原因何在？臣以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级官吏谎报军情，欺骗朝廷！” 田况又在奏章中禀报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某地实际上只有一百个盗贼，县衙门却只向郡里报告当地只有十个。如果有一千个盗贼，只报告一百个。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朝廷不察，没有对弄虚作假的各级官员给予处罚，对他们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予以纠正，终于使得当初的小乱子弄成今天的大祸！”
　　田况还说：“如今，盗贼已经蔓延到青、徐二州，几乎遍地是盗贼。朝廷这才派遣将帅，派出使者，层层督促。郡、县两级政府忙着接待、伺候上司，应付责问检查，供给酒饭，准备物资和费用，来解救自己的死罪。哪个有功夫去忧虑盗贼和办理公事？朝廷派出的将帅们又不能亲自率领官兵去冲锋陷阵，结果，官军与贼人一交战就被打败，士气逐渐低落，白白地耗费了老百姓的钱财。”
　　他继续解释说：“本来，陛下已经实行了大赦，贼人之中，有很多人都准备回家去，从此洗手不干了。可是，各地的官员违背陛下的旨意，又对他们予以围剿。正因为如此，盗贼才越来越多！由于得不到朝廷的宽恕，他们惊恐万状，只能是继续做盗贼。从此之后，他们相互转告，都说朝廷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一个不留。谣言四起，故而人心浮动。据臣所知，在青、徐二州的某些地方，由于官员们的举措失当，某些地方在短短的十来天的时间里，就增加了十多万盗贼。如今，在洛阳以东各地，每石米已经涨到两千钱了！如此下去，如何得了？”
　　但是，虽然青、徐二州的局面严峻，田况认为现在还是有办法解决。他在奏章中还提出了自己的平叛方略，对于王莽派王匡、廉丹进入青州、徐州围剿盗贼的决定，田况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他直言痛陈：“前日，臣已经见到了陛下的诏书，知道了陛下要派太师、更始将军二人前来青、徐二州平叛。臣以为，此事毫无必要。太师、更始将军，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一旦他们前来，所带军队的人数必然很多。沿途的官员必然要招待，还要保证粮食、物资供应。这样做的后果是，必然会使当地在大灾、兵燹盗匪之后，雪上加霜，导致民穷财尽，无法承荷。如果他们军队的人数太少，又不足以平叛，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派兵围剿是下策，非常不妥。”
　　田况还说：“如今之计，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当是：立即在各地挑选州牧、大尹及其一下深察民情的地方官吏，赏恩布惠，罚恶诛奸，让他们收容流民。把他们与没有城郭的小城中的老百姓都集合起来，把老弱妇孺们都迁移安顿到大城里。再从精壮中征集士兵，随时组织抵抗。同时，储积粮食，合力坚守。盗贼要是来攻城，就不用担心了。坚壁清野之后，贼人所过之处，没有粮食，势必无法长久维持下去。这样一来，朝廷下诏招抚之时，他们就会投降了。到了那时，如果出兵围剿，消灭他们就易如反掌了。如今，陛下过早、过多的派出将军去围剿，不仅白白地消耗国库，使得地方负担加重。如此一来，不仅无法消灭叛匪，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地方上的官吏、百姓畏惧官军，反倒比害怕盗贼更甚。陛下应该把负责传诏的各位使者全部召回，让各地能够得到休养生息。臣请陛下把抚慰青、徐两州盗贼的任务交给臣，不出数日，臣一定能够平定叛乱，肃清地方。”
　　但是，田况的上奏并没有引起王莽的警觉和注意。与之相反，他对田况的直言进谏却感到有些恼怒。
　　王莽明明知道田况是个人才，说的有几分道理，却不肯采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王莽是一个读书人，做事讲究的是“言必行，信必果”。说白了，他是一个极度好面子的人。他气愤的是：我大新朝自受命以来，蒙上天垂眷，近年祥瑞纷出，明明是太平盛世，照你田况这么一说，好像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烂摊子？此刻，他已身为“大新天子”，已经向天下颁布了武力平定青、徐二州的明诏，现在让他又收回，这让他的面子如何能够过得去？这简直是在侮辱自己，让自己失信于天下。一旦开了这个先例，皇帝的尊严何在？朝廷的权威何存？
　　再者，王匡、廉丹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出发了。要是下令让他们返回营地，对于这些骄兵悍将们的劝解说服工作也是颇为棘手。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王莽不但不肯纠正自己的决策错误，反而打算收拾田况。看了这封语言犀利、言辞尖刻的奏章，王莽甚至想马上下诏宰了他。
　　然而，此时要是杀了田况，却也是万万不能。王莽想到，如果杀了他，今后谁肯继续为自己效忠、勤恳地做事？盛怒稍息的王莽，也在考虑对策。他是个权谋高手，这点小事如何难得住他？他马上就有了主意。为了不让田况干扰王匡、廉丹的武力围剿工作，又要让天下人知道自己求贤若渴、赏罚分明，再加上田况确实是个人才，他决定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将其调到长安来任职。
　　于是，他对田况的奏章不予答复，而是悄悄地派出了接替他的人，让他跟着使者一起到青、徐二州去。使者到达之后，赐给了田况玺书，命令由继任者替他监领部队。田况则随使者西行，来到长安。王莽见田况已经到京，当即任命他为师尉大夫。
　　王莽的这个决策看似高明，后果却是致命的。从此，本来已经稍微安定的青、徐二州局势日趋混乱，逐渐变得不可收拾了。
　　此后，王匡、廉丹带领新莽官军十几万，浩浩荡荡，开进了青州、徐州境内。果然不出田况所料，新莽官军一进入，如同一瓢凉水浇入了沸腾的油锅，几乎要炸裂。他们的行为，马上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官军入境后，王匡尚且能够约束自己的属下，而更始将军廉丹部下的士兵则军纪败坏，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甚至连流民盗贼都不如。黎民深受其害，民间有歌谣哀叹：“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因此，新莽官军在青州一带民愤极大，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对于王莽朝廷的围剿，樊崇根本没放在心上。面对官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樊崇召集众首领议事，商量对策。有个首领站了起来，很担忧地说：“老大！我们的人虽然多，然而服装却不统一，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一旦打起来，误伤了自己人怎么办？不是乱套了吗？”有人搭腔说：“这个好办，我们这里朱砂石很多，可以把把朱砂涂在士兵们的眉毛上变成赤色，这样不但威风，而且便于识别。” 樊崇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就下令全军士兵把眉毛全部涂成赤色，用以和敌人区别。从此，樊崇部下的流民军因此被人称之为“赤眉军”。
　　随即，樊崇带人迎战王匡、廉丹，斩杀新莽军万余人。此后，由于人心不附，官军与赤眉军多次交手，不仅不能平定，盗贼反倒是越剿越多。王匡、廉丹在青州、徐州，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到了这年冬天，无盐县人索卢恢等人起兵盘踞城池响应樊崇。王匡、廉丹率军围剿，攻陷无盐，斩杀流民起义军一万余人。王莽得到捷报，派中郎将为使者持玺书去慰劳王匡、廉丹，把他们二人的爵位提升为“公”，并且加封有功将士十余人。此时，赤眉军将领董宪在梁郡，有数万人。王匡想乘胜追击，再立新功。命令全军向梁郡出发。廉丹劝谏说：“我们刚刚打下了无盐城，将士们都很疲劳，还是应该休息几日再去。” 王匡不听，独自引着本部人马先行。廉丹无奈，只好跟着拔营启程，跟着王匡一起去。王匡走到成昌，遇到董宪的军队，被董宪杀得大败，全军溃乱。王匡、廉丹败退到无盐，被赤眉大军追上，眼看两人都要死在这里。王匡想逃走，命令廉丹跟着自己一起逃走。廉丹虽然带兵时军纪败坏，害苦了老百姓。但是，他作为一个将军来说，还是很有血性。在危急时刻，他派人把王莽赏赐给他的印信、护韨（音fú，古代祭服的护膝）、节仗交给王匡，让他转送给王莽。慨然说：“小儿可走，吾不可！”意思是说，只有没骨气的小人才在战场上当逃兵，我廉丹是堂堂的大丈夫，怎么能在战场上当逃兵呢？！转身带领残部与赤眉军继续作战，最终，廉丹死于乱军之中。
　　樊崇又引其本部兵十余万，北上再次围困莒城，时间长达数月之久。此时，有人对樊崇说：“莒城是您的父母之国，为什么要来攻呢？” 话虽说的很委婉，态度却是愤怒无比，实质是在严厉责问樊崇：“你这不是率豺虎以攻父母吗？你还算是个人吗？这样做，跟禽兽又有什么区别？”樊崇听了很惭愧，于是就撤围而去。
　　此时，恰好吕母病死。他的部下四散，各奔东西，分别加入赤眉、青犊、铜马各个流民军之中。不久，樊崇再次引军南下，进入东海郡。与新莽政权的沂平大尹的军队交战。这一次，樊崇惨败，死伤数千人。樊崇知道沂平难攻，于是挥师西向，转掠楚国、沛国、汝南郡、颍川郡。后来，樊崇等率军回到陈留，又攻陷了鲁城。然后，又转到濮阳。樊崇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原本富裕繁华的一座座城池，瞬间就化为一片焦土，黎民百姓陷入了无比焦灼、痛苦之中。
　　这年夏天，天下大旱。青州、徐州以及中原一带，赤地千里，土地龟裂，各个郡国的庄稼几乎全部绝收。紧接着，中原、关中一带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当时，无边无数的蝗虫从东方来，所到之处，遮天蔽日，沿途庄稼颗粒无收，把残存的一点庄稼吃的干干净净。道路人马为之所阻，草木俱尽，林木只剩下秃枝残叶，情景之惨，真是骇人听闻。中原一带，大量的百姓活活饿死，最终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剩余的人为了活命，纷纷扶老携幼，向西逃难，数万流民像潮水一般涌入函谷关，进入关中三辅地区，总数达到十多万人。王莽知道后，急忙下令赈灾。他下诏设立养赡官，在京城长安设立舍粥棚，向流民施舍饭食。
　　此时，王莽委任中黄门王业主管长安市面上的粮食采购。可是，这个王业仗势欺人，强行从民间低价购买粮食。这还不算，王业又嫌购买赈灾粮食花钱太多，不如给商人赏赐爵位省钱。于是，后来干脆不给卖粮食的人钱，只给赏赐爵位就了事。当时粮食奇缺，比金子还值钱。人都要饿死了，要爵位有什么用呢？就这样，王业巧取豪夺，搜刮民间存粮，因此发了大财。
　　新莽朝廷的官员腐败堕落，中饱私囊，使得本来就紧缺的粮食更加稀有，造成大量流民死亡。本来，新莽朝廷设立了监督粮库的使者，使者的职责就是监督粮库官吏向流民分发粮食。可是，这些使者和粮官相互勾结，监守自盗，竟然把赈灾的钱和粮食贪污，据为己有。然后向朝廷禀报说：“粮食已经足额发放给流民，朝廷下拨购买粮食的钱也都花完了。”流民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吃，竟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活生生地饿死在长安街头。一时之间，长安街头尸骨累累，鬼气森森，犹如人间阴曹一般。
　　后来，王莽听到有人议论长安城中饥馑，饿殍遍地。于是，王莽把王业叫来问：“朕听说城中饿死很多人，这是怎么回事？”王业回答说：“死的都是一些流民而已。”王莽问：“你在市面上都给流民们施舍的都是些什么饭？”王业跑出去，到街道上买了一些高梁米饭、肉羹回来，呈给王莽看，告诉王莽，高梁米饭、肉羹就是流民们平常吃的饭食。还对王莽说：“陛下，长安城里的人平常吃的都是这些。”王莽竟然相信了王业的鬼话。就这样，粮荒越来越严重，长安城中甚至出现“人相食”悲惨景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
　　地皇末年，不仅是中原地区发生粮荒，南方地区也是一样。南方一带诸郡，也是饥馑连年，老百姓没有吃的，纷纷到野外的沼泽边觅食，很多人以挖掘凫茈（凫音fú，茈音zǐ，即荸荠）为生。凫茈的数量有限，来挖的人却很多，因此经常发生矛盾，发生斗殴。新市人王匡、王凤也来挖凫茈，这两个人很有组织领导才能，经常能够调节流民之间因为挖凫茈而引起的纠纷。时间长了，王匡、王凤在流民中的威信也高涨起来，流民们就推举他们为首领。没过多久，人数就发展到数百人。后来，有些因为犯法而亡命天涯如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来慕名前来投奔流民军。能人猛士多了之后，王匡、王凤的胆子也大了，竟然率领着流民队伍洗劫了很多远离城郭的乡村。王匡、王凤发了财，就带人把财宝运到绿林山（今天湖北当阳县东北）埋藏起来，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过着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土匪生活。王匡、王凤的名声很大，几个月之间，就发展到七八千人。
　　地皇二年，新莽王朝的荆州牧征集了两万多人来围剿。王匡、王凤也不怕，带着手下的人就和官军在云杜（今湖北省沔阳县西北）展开激战。这一仗，流民军居然大败官军，杀了对方好几千人，缴获辎重无数。并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了竟陵。后来，王匡、王凤的流民军队长期活动在云杜、安陆等地，人数达到五万多人。新莽政权的地方官吏拿他们毫无办法。由于这支主要由流民组成的军队以绿林山为根据地，世称其为“绿林军”。
　　地皇三年四月，长期活动在云杜、安陆、竟陵一带的绿林军人数，已经达到五万多人。由于这时突然爆发了瘟疫，有接近一半的人病死。剩下的人无法安身，各自散去。绿林军的剩余主力在王匡、王凤、马武及支党朱鲔、张卬等的带领下，向流窜到南阳郡新市县，号称“新市兵”，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等人都自称将军，而以王匡、王凤为首。其余的部分，在王常、成丹的带领下，向西奔窜，进入南郡下江县，号称“下江兵”。
　　这年七月，王匡、王凤等人进攻随州，未能攻取。平林人陈牧、廖湛，又聚集了上千流民，也号称“平林兵”，以响应王匡、王凤。
　　从此以后，天下骚然。王莽政权的基石已经开始摇晃，这座貌似坚固、雄伟的的帝国大厦眼看就要坍塌了……
　　引发王莽政权崩溃的原因，似乎是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那么，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说起历代王朝的兴起覆灭的检验标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个政权是否言行一致，是否能够取信于民，是否能够凝聚人心。每个王朝在兴起之初，创业者无不是在殚精竭虑地设法取信于民。当其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守成者无不在于遮腥掩臭、文过饰非，甚至以巧言令色欺骗百姓，愚弄天下。王莽集创业者与守成者于一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他当然懂。但是具体到每个事情上，一旦触及到某些私利，就很难扎扎实实做起来了。
　　对于为政之道，孔子曾有过极其精辟、深刻的精彩论述：在著名的儒家典籍《论语》之中，记载了孔子的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需要做好三件事情：使民温饱（足食）、使国家武备严整国家强盛（足兵）、取信于民（民信）。
　　南宋儒学大师朱熹解释说：民众没有粮食吃必死，但是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能避免的。如果不讲信义，虽然继续生存下去也不能自立，还不如死了好。所以说对于执政者来说，自己宁可死，也不能失信于民，宁可让民众饿死，也不能使其失信于执政者（也就是国家）。
　　在这里，孔子主要是强调政府的信用问题。如果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不信任，就会形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国家就要覆灭，无数人要人头落地，生灵涂炭。其后果远比某个局部地区的民众饿死要严重得多。如果政府能够事事取信于民，人民就会相信政府。假如遭遇灾害，就会宁可饿死也不会起来造反。
　　此时，由于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酿成了民间赤眉、绿林大暴动，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粮食本身，根源在于政府失信于民。皇家、贵族、官吏醉生梦死、奢侈糜烂，而老百姓却衣食无着，如何不产生怨恨？“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假如皇家贵族官吏之中也有人跟老百姓一样饿的没粮食吃，政府事事都不失信，承诺了的事情都做了，老百姓怎么会造反呢？宁可饿死也不会造反的。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旱灾、水灾、火灾、地震、蝗灾，这些灾难都不可怕。只要能够凝聚人心，齐心协力，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可以克服。历史上的天灾，哪个能够和尧、舜时期的滔天洪水相提并论？那么大的灾害，老百姓为什么不起来造反呢？那是因为唐尧、虞舜得了人心的缘故。后来，大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导江河、开九州，为中华民族立下不世之功，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而新莽朝廷的皇帝、权贵、高官们却花天酒地，鱼肉百姓，为所欲为。对老百姓却是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真是“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不顾天下苍生的疾苦，不顾百姓的安危，而是一味地欺天瞒地，把子虚乌有的所谓“德政”吹嘘得天花乱坠，甚至把荼毒百姓、祸害万代的暴政、恶政说成是为民造福。真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最终是自欺欺人，最终被天下人所唾弃。
　　因此，老百姓之所以起来造反，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衣食无着。而在于政府失信于民。人生在世，哪个不是父生母养。凭什么你们可以花天酒地，我们就该活活饿死？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为了活下去，所以才起来造反。至于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新莽政权失信于民，天下绝望。到了地皇末年，已经是病入膏肓，彻底不可救药。以绿林、赤眉率先发难暴动为标志，新莽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5:18

　　一、奋举义兵
　　
　　（一）潜龙伏渊
　　
　　地皇三年（西元二十二年）十月，在东方的南阳郡，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舂陵（音chōng）刘氏皇族子弟刘縯、刘秀兄弟自散家财，聚集族人，打出了光复汉室的旗帜，正式扯旗起义了。刘秀字文叔，也就是后来中兴汉室，建立东汉帝国的著名君主―――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縯字伯升，是刘秀的同胞大哥。那么，刘氏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他们为什么也要造反呢？
　　刘縯、刘秀他们这一宗，属于宗室远亲，当时已经很没落了。在西汉中晚期开始，一直居住在南阳。论辈分，刘縯、刘秀兄弟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世孙，出于汉景帝刘启一脉，他们都是景帝的第七世孙。
　　他们这一枝，与汉元帝刘奭、汉成帝刘骜这样的正宗皇室子弟相比，血统比较远。他们是舂陵刘氏宗室的一支，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说起刘发的身世，倒是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除了汉武帝刘彻以外，汉景帝刘启还有十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刘发。这个人的出生非常奇特。刘发的亲生母亲唐姬，原本是侍奉刘启妃子程姬的侍女，地位非常卑贱。她姓唐，没有名字。宫里上下都管她叫“唐儿”。
　　有一天，刘启突然兴致大发，要在她所住的宫里过夜，准备要“临幸”程姬。不巧的是，这天程姬恰好来了月经。在美女如云宫里，皇帝来光顾一次，对于这些妃子们是大喜事。然而，此时的程姬却犯了愁。“大姨妈”的不期而至，让她颇为尴尬。她不愿让皇帝扫兴，可是自己的身体又实在无法接驾。这可怎么办呢？一时之间，可难坏了程姬。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采取“鱼目混珠”之计。程姬热情地招待皇帝，命人准备酒菜。筵席摆下之后，她与兴致勃勃的刘启推杯换盏，喝起了酒。很快，刘启就喝醉了。程姬把皇帝扶上床，然后悄悄把唐儿叫来，让她与刘启睡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刘启从睡梦中醒来，才赫然发现：陪侍的人不是程姬而是宫女唐儿。经过这么一夜，唐儿竟然怀孕了。后来，唐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刘发。
　　汉景帝前二年（西元前一五五年），刘启下诏封刘发为长沙王。按照“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的礼制，刘启也不得不给唐儿一个“唐姬”的封号。
　　长沙王刘发出生以后，由于母亲出身的关系，地位非常低下。因此，刘启也很轻视他，十四个兄弟们也没人正眼瞧他。当他长大之后，出身高贵的皇子们，有的当了太子，有的被封为土壤肥沃、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做诸侯。而可怜的刘发，却被打发到一个“卑湿贫国”的长沙去做诸侯王。在当时，长沙国属于半开化地区。气候湿热，经济也很落后，一般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这个贫穷荒芜的地方，甚至在一百多年后的王莽时期都很穷，不适合居住。在西汉时期，长沙还有“填蛮”这样一个荒芜的别名。
　　刘发的封地，不仅偏远荒凉，而且面积狭小，只有很少的几个县。如此恶劣的环境，可以想象刘发当时到长沙的心情了。
　　　　十三年后，也就是景帝后二年（西元一四二年），刘启召集诸侯王来朝饮宴，诸王纷纷起舞为皇上祝寿。看着皇子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端坐在御座上的刘启很是开心。而当他看到刘发跳舞时，却发现这个孩子手举袖口，手稍抬起，缩手缩脚，看上去很不自然。这个滑稽的样子，逗得皇帝以及其他皇子哈哈大笑。刘启就问：“长沙王！你为什么这个样子？怎么如此滑稽可笑？”平时少言寡语的刘发，此时倒也从容不迫：“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局促，不能回旋。”这句不卑不亢的回答，让刘启立时无语。刘启是个以精明强干著称的皇帝，立即明白了刘发的意思。刘发幽默、机敏的回答，显然是“话里有话”。刘启想到，这么做的确是有些不公平，也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宴会结束后，刘启颁诏：将武陵、零陵、桂阳等三个郡划归长沙国。经过这样一次偶然事件之后，一向倒霉的刘发，这次真是“发”了一回，而且还是“大发”了。从此，长沙国就由一个“卑湿贫国”变成了幅员接近千里的大国了。
　　　　刘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赞的辉煌业绩。但是，他的第七世孙就是刘秀。后人感叹说，假如没有这次偶然的“唐姬事件”，就不会有刘发，更不会有刘秀，也不会有东汉。汉朝的统治时间可能要缩短二百年。但是，偶然之中有必然，历史不容假设。即便没有刘秀，其他的人推翻王莽也是迟早的事。至于建立的新王朝是否会像东汉国运那么强盛、绵长，那就很难说了。这是一个有名的典故，叫做“唐姬误会”。
　　这个“南顿令”究竟是多大的官呢？《汉书》记载说：“令﹑长，皆秦官也。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满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由此可见，刘钦只是一个品秩为千石至六百石的一个县令。从长沙王刘发到南顿令刘钦，真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官职越做越小，家庭情况也越来越差。到了刘秀九岁那年，即汉平帝元始三年，刘钦去世。因为失去了父亲，刘縯、刘秀兄弟不能自立，于是被叔父刘良收养。
　　十余年之后，刘秀在刘良的抚养之下长大成人。具有皇族血统的他，家境却很贫寒。为了谋生，他不得不以种田为生，成了南阳郡舂陵县里的一名农夫。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1 23:36:38

　　（二）求学长安
　　
　　刘秀长大后，一直在家务农。一个皇族子弟，怎么会和平民一样，要从事体力劳动呢？
　　原来，刘秀是南阳郡豪强樊重的女儿樊娴都。樊氏为人性情温婉，仪表端庄，名重乡里，素有佳誉。她过门之后，总共为刘钦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刘縯（字伯升），次子刘仲，三子刘秀（字文叔）。长女刘黄，次女刘元，三女刘伯姬。然而，刘秀的家虽然是宗室，家庭条件却很一般，甚至可以说很穷。
　　本来，作为皇亲宗室成员，刘秀他们家应该不为生计发愁，应该能够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有些特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汉朝的制度，宗室子弟本来可以按照爵位按月领取生活费、粮米。可是，刘秀的父亲刘钦只做到县令一级的小官，地位卑微的几乎不值一提。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朝廷的这点接济根本无法糊口。再加上刘钦死的早，刘縯、刘秀兄弟是靠叔父刘良养活大的。因此，在刘秀长大之后，为了自食其力，养活一家老小，他只能去下地干活，靠着田里打出的粮食，维持着一家的温饱。在刘秀的辛勤耕作之下，刘家的日子也算过得去。然而，从总体上说，刘家的家境并不富裕，最多只能说是舂陵宗室中的中等偏下水平。
　　而刘家的老大刘縯，却是一个有些“好高骛远”的人，看上去甚至有些游手好闲，行为比较荒唐。对于田地里的农活，他从来都是不闻不问。他性情刚毅，慷慨有大节。他总是一心想着做大事，总是梦想着留名青史、光耀门庭。
　　自从王莽篡汉以后，舂陵刘氏宗族也失去了皇亲地位，爵位被废除，原来享受的待遇都被全部剥夺。虽说朝廷是否对宗室有经济照顾，对刘縯、刘秀他们家来说，关系不大。然而，而刘縯却愤愤不平，他一向以英雄自诩，常怀着恢复汉朝社稷之念，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有所作为。作为长子，他从来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产业，也都被他变卖。他拿着这些钱，用来收养宾客，结交天下雄俊。
　　刘秀少年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沉默寡言。对于大哥的举动，刘秀并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一家人总是要吃饭，要生活。为了侍奉母亲樊氏，养活没有出嫁的妹妹，保证一家人有口饭吃，刘秀主动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在舂陵，刘秀整整生活了二十年。在此期间，他同族人、乡亲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亲躬于稼穑之业，勤于耕作，勉以持家。刘秀善于经营，每年夏、秋大忙以后，他便利用农闲时间，赶着毛驴把谷物等农产品运往新野、南阳销售，为家庭谋求经济收益。他乐施爱人，相亲相助，品行淳美，有君子之风，深得乡里赞誉。
　　刘縯对弟弟的行为却一直不以为然，经常嘲笑他只知道种植庄稼，没有远大志向，把他比做汉高祖的哥哥刘喜。其实，刘秀不仅爱读书，而且胸有大志。一点也不比兄长刘縯逊色。平日农忙之余，也有外出求学的志向。然而，由于家境困难，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王莽天凤元年（西元十四年），刘秀大约二十岁。当时，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精通《尚书》，在长安的太学中开馆讲学。刘秀听说后，就想到京城长安去求学。可是，刘秀在南阳郡的舂陵，距离长安有几千里路。由于交通不便，家里也不是很宽裕，买不起马，更雇佣不起马车。于是，刘秀变卖了一些粮食和其他财物，与他的同学韩某凑钱合买了一头驴，雇人驾驭着这辆驴车，把两人送到京城长安。从此，开始了历时大约三年的“大学”生涯。
　　青年时期的刘秀，长的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然而，由于家境贫寒，因而一直无钱娶妻。
　　刘秀早年在南阳新野县游历，听人说过，在南阳郡的首府宛城之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名叫阴丽华。她是南阳郡里著名的美女，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端庄秀丽，性情温婉，有倾城倾国之美。
　　刘秀虽然没有见过阴丽华，当听说了此时之后，非常倾慕。他在心中尽情想象着阴丽华的模样，渴望有机会能够见到她，一睹芳容。然而，这个想法，对于当时的刘秀来说，只能说是梦想而已。阴家的家世显赫，本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世居新野六、七百年，又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按照刘秀此时的家庭条件，对于阴丽华只能是作为“梦中情人”，想想而已。但是，对于生性好强的刘秀来说，阴丽华的名字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念念不忘。
　　在长安，刘秀一面学习，一直在默默地思索。学暇课后，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也许，他在憧憬着自己以及刘氏家族的未来。也许，他又想起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南阳佳人―――阴丽华。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想想自己家道中落，去长安时，连个马车都雇不起，又有什么资格去娶阴家的大小姐呢？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真是太大了。刘秀一想到这些，就感到感慨万分，不能释怀。
　　在长安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秀看见朝廷的执金吾出门，前呼后拥，车马浩浩荡荡，非常的气派。刘秀非常羡慕，回来之后，深有感叹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从此，他发愤读书，更加刻苦地求学。此刻的刘秀，一心想着增加才干，出人头地。他梦想着，将来会有一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当上执金吾这样的高官，能够娶到阴丽华这样的名门闺秀，此生再无他求，死而无憾。当然，在若干年后，他当上了人间最大的官―――皇帝，又如愿以偿地娶得到了阴丽华这样的如花美人作为皇后，这也许是他本人做梦到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长安期间，刘秀结识了很多高人名士，如严光、朱佑、邓禹等人。他们都是当时他在太学里的同学、校友。
　　严光是会稽郡余姚人，字子陵，又名严遵，是会稽郡余姚县人。与刘秀不仅是太学里的同窗，也是至交好友。他很有才学，少年之时，即名满天下。然而他为人却清高孤峻，不慕富贵，后来成为著名的隐士之一。严光虽然孤傲，却与谦虚好学的刘秀很能谈的来。时间长了，二人慢慢地就成了至交好友。
　　朱佑字仲先，是一个高士才子，文武双全。他也是南阳郡宛城人。朱佑母亲的娘家在舂陵，也是刘氏宗室。朱佑小的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无人照看。因此，朱佑与母亲一起回到舂陵的外祖母家生活。朱佑与刘縯、刘秀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此时，朱佑也在长安读书，他的年纪比刘秀大一些，很好学，学问也比刘秀高，经常为周围的同学讲解经书大义。因此，刘秀经常去朱佑的住所，向他求教。朱佑每次到讲堂去的时候，刘秀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在讲堂门口迎候。朱佑到来后，从来不问刘秀在这里等谁，旁若无人，直接就进去给同学们上课。刘秀做了皇帝之后，有一次到朱佑的宅子里去看望他。朱佑听到消息，不敢怠慢，早早地就站在门口迎候。刘秀戏谑地问：“现在你还先去讲堂给人家上课吗？” 说罢，哈哈大笑。朱佑面有惭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在长安时，朱佑与刘秀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有一次，刘秀生了病，要买蜂蜜入药。由于经济拮据，刘秀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去买。朱佑知道后，就自掏腰包添钱帮刘秀把蜂蜜买了回来。对于这点，刘秀一直很感激。后来，刘秀取得了天下，回赠给朱佑一石白色的上等蜂蜜，开玩笑地问他：“仲先兄，这种蜂蜜，与在长安时我们买的那种相比，味道如何？”说罢，二人相视大笑。
　　在长安时，刘秀还认识了一个少年英才―――南阳新野人邓禹。邓禹字仲华，当时只有十三岁，也受业于长安。别看邓禹小小年纪，却能咏诵《诗经》，算是个神童。邓禹看到刘秀相貌奇伟，感觉他不是寻常人。又听其言论，观察其胸襟，更觉得刘秀器宇非凡。于是，二人倾心结交，也成了好朋友。
　　刘秀在长安求学，开阔了眼界，结交了四方俊杰，见了大世面。他那雍容大度的气派，虚怀若谷的胸襟，坚毅宽厚的品格，处变不惊的反应能力，驾驭群下的深谋远略的培养形成，与他在长安的这次远行求学有很大的关系。
　　刘秀在长安的学习，只有大约三年时间。由于时间过于短暂，在学问方面，只是说是粗通《尚书》，谈不上有多么优秀。几年后，由于家境实在太困难，无力负担昂贵的学习费用，不得不辍学返回故乡舂陵。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