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作者：雪域桃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5 21:12:47

　　（三十五）巴云蜀雾
　　
　　以成都、江州为核心的益州十郡，虽然号称“天府之国”，却也是个神秘古怪的地方。它有自己的文明，自成体系，与中原隔绝数千年。从三星堆的青铜文化留下的千古之谜，一直到金沙遗址中祭祀台的壮阔凄美，无不强烈地展示出益州本地文化的特立独行与光辉灿烂。这里的一切，也犹如雾气弥漫的巴山烟雾一般，云蒸霞蔚，令人在神往之余，也是感到扑朔迷离。
　　益州十郡，外有巴山秦岭阻隔，在物产丰饶的腹地，当地人独立地发展，一直与中原不通声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道：“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没人知道“蚕从”与“鱼凫”是谁，没人知道益州土人从哪里来，最终又去了哪里。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秦国名将司马错灭古蜀国以来，这里就与中原结成一体。虽然经过战果末至西汉中原王朝对益州的二百余年的治理，这里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益州地区地灵人杰，物产丰饶，由于交通闭塞，积累的财富不易输出。相对封闭的环境，令其在太平盛世之时，能够积累巨额财富，丝毫不亚于中原。明末人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中原王朝崩溃之后，益州军阀们往往仗恃着巴山秦岭天险，割据自立，公孙述、刘焉、明玉珍等人的割据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益州虽富，却不是建功之所。原因很简单，险要的地形，利于防守，不利进攻。历代巴蜀守将中，几乎人人坐拥豪田美宅，身边美女武术，家资万贯，奴婢成群。这样贪恋富贵的将领，如何能够奋勇杀敌？如何能够冲锋陷阵？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谁让他们生在这样一个膏腴流油的“天府之国”？这里太富了，富裕的很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富裕的让雄才伟略的刘备都为之流连，居然忘记了北出荆州，坐视关羽覆灭！也恰恰因为这里富裕而且闭塞，才能够在东汉末期鼎足三分。
　　两千年来，除了汉高祖刘邦这唯一的特例以外，没有一个是以巴蜀地区为起点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即便刘邦本人，也是处于广义的巴蜀地区一隅――――汉中，且是由此北上以关中为基地夺取天下的。可见，益州只是守成之地，绝非肇基之所。就连诸葛亮这样的绝世高人，失去荆州之后，也无法以此为基地，实现混一四海、复兴汉室的理想。
　　神秘的益州，神秘的巴山蜀水，还有着更多的神秘。南宋学者洪迈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取蜀将帅不利”。也就是说：历代入川平蜀的指挥员，下场都很惨！他在《容斋随笔》中举例说：“自巴蜀通中国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代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背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在此，笔者不得不佩服洪迈敏锐的洞察力与总结能力。其实，洪迈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南宋之前，历代征蜀将帅姓名以及下场都很惨，举不胜举：
　　战国时期：张仪、甘茂，被逐流亡而死；司马错，不知所终；
　　东汉：来歙、岑彭，遇刺身亡；吴汉，死里逃生，得享富贵；
　　三国：刘焉，两个儿子刘范、刘诞皆被李傕杀死，疽背病发而死；刘备，兵败夷陵，忧愤病死；张松：被杀；庞统，中流矢而死；诸葛绪，被诬谋反，自杀；曹真，攻蜀不克，忧愤病死，其子曹爽终被司马氏灭门。钟会、邓艾，本人被杀，诛连三族；卫瓘，被灭门；胡烈、王颀、牵弘、杨欣：皆不得善终。
　　两晋南北朝：李特、李辅、李远，战死沙场；李荡，驰马撞矛而死。桓温平蜀，参军龚护战死。后桓温为篡臣，自己虽病死，但家族终为晋室所灭；朱序，兵败被擒；王统，兵败投降；毛当，战死；徐成，兵败被擒；朱龄石，战死；尉迟迥，兵败自杀；梁睿，自污苟全；尉迟炯败于韦效宽之手，自杀。其女也沦为宫女，入隋后被独孤皇后活活打死。
　　五代：李继岌、郭崇韬、康延孝，被杀；
　　北宋：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因屠降者被黜，十年后才被重新起用。
　　即便在洪迈身后，这条神秘的定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元：宪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
　　明：傅友德、廖永忠、杨璟，皆被赐死，朱亮祖被鞭死。大将军蓝玉，被灭九族，株连被杀者高达五万余人，号称“蓝党”。
　　明末清初：张献忠，被清军捕获杀死（一说战死）；豪格，在平蜀之后，被诬死于狱；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最终败死；鳌拜，终身圈禁；赵良栋，贬职夺爵；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举家及全军被杀；
　　民国及近代：张国焘，叛逃海外，客死加拿大；陈昌浩，被迫害自杀；贺龙，蒙冤而死。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条规律并不神秘。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将领在平蜀过程中或是平蜀之后死于非命，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横财招灾，盛誉招毁。由于益州的富裕，任何时代、任何将领独立率军拿下这里，都是巨功硕勋。而且，这些将领在平蜀的过程之中，很难严格约束军纪，屠城事件屡屡发生。除了吴汉以外，王全斌等人就是因此招灾被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蜀中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将军们，此后被朝廷追究责任，何足为奇？
　　第二，蜀人貌似怯懦，实则剽悍。蜀人貌似柔弱，内心却刚强无比。来歙、岑彭被刺，可见巴蜀之民是何等厉害！在中原人看来，川人身材比中原人矮小，性格沉默寡言。无论男女，吃苦耐劳是他们身上最为闪光之处。川人给中原的印象是：“地险而民怯”，貌似懦弱，远不如中原之人剽悍善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误解而已。巴蜀民间亦尚武，民风性格像弹簧，也像火山，一旦爆发出来，其力量也是惊人的强大。
　　第三、蜀地难攻亦难取。蜀道艰险，很难收取。庞统、蒙哥等人之死，足以说明问题。治理蜀地的难度，一如蜀道通行之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武侯祠前的对联也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历来治蜀要深思。” 此刻，洛阳朝廷刚刚收服益州，还没有品尝到蜀人的厉害而已！
　　纵观两千年来中原王朝平蜀史，除了不知所终的司马错以外，仅有吴汉、桓温等寥寥数人幸免善终。尤其是吴汉，他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是历代征蜀将领中战争罪行最大的一个，却是极少数幸运儿之一：大难不死，位极人臣。功成身退之后，永享富贵。他在成都与望都之间与成家军进行的拉锯战中，他被包围且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却“金蝉脱壳”。在锦江边上被突袭，他居然大难不死！吴汉的罪行最大，结局却最好，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耐人寻味。
　　由此来看，吴汉还真是应了民间传说的“元金龙”下凡，他的命还真是够硬！实际上，吴汉与王全斌两人，若非遇到刘秀与赵匡胤这两位明君，他们哪里还有命在？如果他们的主子分别是刘邦和朱元璋，恐怕早就挫骨扬灰，株连九族了！
　　有人也许会问，吴汉这样狠毒，老天难道没有报应吗？是的，吴汉虽然本人逃过一劫，灾祸却终究落在他儿子吴成身上。数十年后，吴成被愤怒的家奴所杀！看来，老天还是有眼，总算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成都数十万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吴汉屠城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是却给蜀郡太守张堪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此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怎么收拾？这场毫无必要、惨无人道大屠杀，本来对洛阳朝廷满心欢喜的成都百姓，顿时将感激之情化作了冲天怨恨。它不仅给朝廷的善后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还在成都民众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六年之后的史歆“成都兵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不管怎么说，“成都大屠杀”―――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尾，总算是给刘秀统一天下的全局性战争基本划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全国大部分地区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逐步转到和平恢复时期。久违的太平盛世，终于要来临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5 21:15:52

　　（三十六）克定西陲
　　
　　对外开战与对内安抚，历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在接连征讨陇右、巴蜀的过程中，刘秀也在加紧“消化”、安抚已经克定的地区。其中，凉州十郡，尤其是原隗嚣控制下的天水、陇西诸郡，成了他重点需要安抚的地区。
　　建武九年（西元三十三年）秋，在西、北、南三线同时开战过程中，刘秀还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对于陇右诸郡，让他感到特别头疼的不止是屡叛屡平、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令他忧心的还是陇右地区的“民族问题”。
　　凉州地区最大的问题不在北边的匈奴，而是西、南两面的羌族。这里的羌人分散成先零、参狼、烧当等若干个小部落。王莽末年以来，陆续进入陇右的金城、天水诸郡定居。因诸羌位处关中之西，因此多以“西羌”呼之。羌人的势力发展的极快，仅仅十多年，金城郡下属各县多为诸羌所控制。
　　在隗嚣统治陇右之时，诸羌羽翼已丰，隗嚣对他们毫无办法。无奈之下，只能对诸羌进行抚慰，将其编入部下，然后借其力来对付汉军。如今，刘秀取代了隗嚣，也同样为对付这些剽悍骁勇的凉州羌兵而发愁。对于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司徒掾班彪突然上了一道奏章。由于他久在河西，对于诸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如今在凉州地各郡，到处是降羌。西羌茹毛饮血，被发左衽，又与汉人杂处而居。汉、羌之间，语言、服饰、饮食、传统等习俗都与中原不同。汉、羌本来和睦相处，本无矛盾。只因诸郡官吏、歹人歧视诸羌，又贪图财物，因而处处欺凌、压迫。诸羌穷困、民不聊生，无法活下去，因此诸羌才联合起来造反！
　　依照大汉旧制，朝廷在益州专设“蛮夷骑都尉”，在幽州部设“领乌桓校尉”，在凉州部设“护羌校尉”，他们手持朝廷符节，统辖守护当地，处理纷争。同时派出翻译，了解当地的动静，让边塞之外的羌人、夷人充当朝廷官府的耳目。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各郡县都可以提前得到消息，加强戒备，减少诸夷叛乱造成的损失！小臣以为：眼下之际，应按旧制设立“护羌都尉”，以明朝廷之威！”刘秀准奏，下诏重新在陇右设立“护羌校尉”，并任命隗嚣的老部下、熟悉诸羌事务德高望重的降将牛邯担任此职。牛邯到任后不久，诸羌很快得到了抚慰，逐渐安定了下来。在西线边境，自从隗嚣集团覆灭，窦融、梁统等人继续负责河西五郡，凉州诸地大体上安定下来。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夏，了确保陇右的安宁，刘秀采纳了来歙的建议，诏命太中大夫马援为陇西太守、扬武将军马成为天水太守，共同镇抚陇右各地。不久，先零羌与西羌诸部落联合起来，进犯武都郡。面对羌军进犯，马援一战击破了对手，一万余羌人投降。从此，陇右一带，清净无事。
　　马援是一个百世罕有之将才。他在陇西郡为政，不好苛繁之务，不求事事明察，从不为彰扬己能而妄求边功，从不烦扰百姓。行政诸务，必从宽简，又重视布恩施德，广立信义，因而深得民心。他对属下要求也很简单，只要识大体、称职奉法而已。宾客故人，不远千里前来投奔，日满其门。马援每日要么与宾客谈论学问，要么饮宴高卧，从不去衙门上班，当地却清净太平。
　　有一次，衙门掾吏前来府上奏事，马援申饬道：“这些小事，都丞吏、掾吏自己处理就可以了!为何要拿这些小事来烦我？老子之道，清净无为。惟有如此，心志才可遨游八极，才能为国家定大计、做大事！若是大姓豪强欺压黎民，奸猾官吏不听指挥，这才是太守处理之事，这才是他的职责啊！以后此类小事，不得禀报！” 由此来看，马援的为政之道，与隗嚣、公孙述苛刻繁杂相比，真是有霄壤之别！在马援的宽和无为政策引导下，陇西郡的老百姓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马援虽仅在陇西做太守，只负责一郡之地。但他的目光，却是全局性的，并不局限于本地。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要为朝廷做大事，为国家的安定尽一己之力！马援的这一点，满朝群臣无人能及。
　　当然，这种自信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对陇右了如指掌基础之上，因此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属下去做事！虽然他不具体处理行政事务，但他对于大局的把握能力很强，对自己极有自信。
　　比如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突发事件，就显示出了马援过人的洞察能力。当时，陇西郡首府设在狄道县。邻县有人为了报仇，结伙攻击仇家，乱作一团，看上去好像是打仗。
　　由于当地多年来一直受羌人骚扰，老百姓看到有人打斗，误以为这次又是西羌造反了。他们奔走惊呼：“不好了！羌人造反了！快逃啊！”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各地老百姓潮水一般涌入狄道城避难。狄道县令得报，大惊失色。急忙驰至太守府中。他准备向马太守禀报情况，请求其同意其紧闭城门，防止叛羌混入城内。同时，他还要求太守出兵平叛。
　　此刻，马府中正在大摆筵席，马援正在与宾客们饮酒作乐。守门家丁慌忙前来禀报：“狄道县令在外面，有要事求见大人！”马援叱道：“何事如此惊慌？没看见本官在这里招待客人吗？” 家丁道：“县令说羌虏来犯，已经快要入城了！”马援听罢，仰天大笑：“哈哈！”对于这个狄道县令，马援连面都不愿见！
　　他对家丁道：“羌虏怎敢犯我！除非他们都活腻味了！告诉狄道县令，回衙门好好给我上班！要是他胆子太小，回家躲到床底下去吧！”过了几天，陇西郡中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全郡上下听说之后，都对马援叹服不已。
　　刘秀听到此事之后，对于各地的治安还是不放心。为此，他专门下了一道明诏，将仅仅在北边诸郡实行的特殊政策施于全国。他在诏书中通令诸郡：“各边境官吏：当遇到敌人进犯之时，如果力不足以一战就应该固守城池。如果出兵作战围剿，在追赶敌人之时，不受‘逗留法’的约束！”
　　原来，依照汉朝法律，担任太守、县令等地方官，如果遇到敌人进犯而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当论罪免官。假如城池被敌人攻陷导致人民被杀害，财物被抢劫，当论罪斩首。汉法对地方官要求极严，连去什么地方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汉法规定，地方官员在做官期间，无诏令不得出境，甚至连带兵打仗都不许越境围剿敌人！否则，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种法律规定，称之为‘逗留法’。
　　刘秀此举的目的在于，提醒各地要提高警惕，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突破法律约束采取紧急措施，采取权宜之计，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地的安定。
　　刘秀的这一决策，显然是权宜之计。不过，这个决策还是非常英明的。但是，紧接着，他却又犯下了一个大错误。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十月新任西征军主将、扬武将军马成率领西线汉军继续向陇南前进，拿下了河池县，彻底平定了武都郡。当时，盘踞在陇南的先零诸羌数万人，守住了各处险要关隘，准备依天险与汉军抗衡。马成与马援联军南下，深入武都腹地，大破羌军。除了少数逃走以外，先零大部投降。获胜之后，马成、马援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将降羌全部移送入内地。不久，刘秀准奏。至此，原本居于金城、陇西边郡的羌人，正式东移，开始定居于天水、右扶风一带。
　　刘秀批准马成、马援的建议，不将西羌人就地安置，而将其内迁与汉民杂居、甚至令其进入关中的做法，非常不妥。从此后事实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由于西羌之人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不善务农。羌人内迁之后，他们为了谋生，必然找合适的土地放牧。同一块土地，汉人要种田，羌人要放牧，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在刘秀这样雄才伟略之君的手里，国家强盛，羌人还能有什么发言权？
　　然而，到了数十年之后，洛阳御座上早已换了别人。后继之君，谁个有刘秀那样的控制把握能力？随着东汉的中衰，羌人势力日益增大。汉、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至不可调和，为若干年后的西羌大暴动埋下了祸根！
　　羌人内迁之后，洛阳朝臣们都认为：金城郡地处羌人故地之西，距离关中路途遥远，多强盗出没，没有多少战略经济价值。他们向刘秀建议，应该放弃这块土地，撤销金城郡，将当地的汉人全部迁徙回内地！
　　马援听说后，立即上奏刘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上奏说：“羌人故地之西，城池完善牢固，容易防守。而且金城郡之地，肥沃膏腴，水源丰富，有灌溉之利。如果让羌人占据了这块土地，在湟水流域经营坐大，必然会对陇西、天水一带骚扰不休，为害极大。如此一来，对西部边境的稳定极其不利。金城郡，绝不可弃！”
　　刘秀读了马援的奏章，认为他说的有理。下令将由迁到内地的三千余口金城郡汉人遣返回去。
　　为了加强金城郡一线的防务，马援任命官吏，修缮城郭，兴办集市、建立商业区。又兴修水利，鼓励农桑。他的举动立竿见影，很快取得了成效。在很短的时间里，金城郡的人民安居乐业，逐渐安定下来。此后，马援从塞外召回别种羌人到金城定居，又上奏刘秀让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继续担任原来的官职。刘秀对马援的建议言听计从，一律照办。
　　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入川之后频频报捷，刘秀认为现在马成从陇右南下已经毫无必要，他调整了部署，诏命马成不必南下转而班师回洛阳。此刻，刘秀的妹夫大司空―――李通，可是李通本人多次奏称身体有恙，不能胜任，坚决要求辞职归第养病。三公如鼎足，缺了一足怎么能行呢？恰好马成班师回京复命，刘秀只好于十二月一日下诏，令其取代李通，代行大司空事。
　　至此，陇右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下一步就该收服河西五郡了。窦融、梁统长期在河西，刘秀实在是不放心。现在，是把这几条“地头蛇”关进洛阳笼子里的时候了。
　　为了彻底安定河西，防止窦融、梁统等人在河西坐大，成为隗嚣、公孙述第二，刘秀对窦融、梁统等人也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十六年）末，在评定了羌乱之后，刘秀下诏将河西五郡诸将全部召回洛阳述职。他们包括：
　　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武锋将军竺曾，酒泉、敦煌太守辛肜，金城太守厍钧。窦融、梁统等人奉诏，率领官属即刻东归洛阳。
　　河西和平数百年，诸将都积累了大量财宝，都是富可敌国。单单是随行马车就有一千余辆，还带着无数牛羊，成群结队地东来，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看不到尽头。
　　窦融一行到了洛阳城门之后，在城门口停下，派人将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奉上，派人送给刘秀。自己则带着河西诸将在城门口待命，请刘秀指示。刘秀得报，派使者将这些印绶全部返还，请窦融一行进城。刘秀为了抚慰河西诸将，亲自召见窦融等人，待以诸侯之礼。任命梁统为太中大夫，加封又将他的四个儿子都任命为郎官。又对窦融、梁统以下诸将大加赏赐。刘秀对于窦融、梁统等人的恩宠之盛，轰动了整个洛阳。
　　窦融来到洛阳之后不到两个月，朝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把他看的眼花缭乱。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正月一日，大司徒侯霸病逝。这一位置空缺了接近两个月，刘秀一直迟迟没有任命新的人选。二月，刘秀下诏，改任窦融为冀州牧。还没等到他出发，刘秀又于当月十九日下诏晋升其为大司空，位列三公。
　　这一任命，令窦融内心惶恐不已。他心想：“我窦某人不是圣上的旧臣啊！这初来乍到的，怎么把老臣马成挤下去了？这不是明摆着得罪人吗？不行，这个位置不是我应该坐的，还是找个机会辞职回张掖！”
　　窦融打定主意，每次朝见之时，对于位在其下的老臣们，他都是毕恭毕敬，甚至有些谦卑。刘秀觉察到了窦融的异样，却依旧不动声色。对窦融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厚、亲密，从不把他当外人看，一如跟随他多年的老臣们一样。刘秀越是这样，窦融越是觉得不安。他多次请求辞职，又请求免除自己的爵位。刘秀每次都婉言慰留，不予批准。
　　窦融无奈，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厚结侍中金迁，让其在刘秀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他又再次上书：“小臣窦融今年五十有三，犬子今年才十五岁，质性顽钝，不堪造就。臣对其朝夕教导，令其学习五经六艺。从不让他观天文之技，学谶纬之术。臣只想让他心怀恭敬之心，具肃慎之品，生畏惧之心。按照朝廷之法，恂恂而行。臣不想让他有什么才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连城广土，享受过去只有大汉诸侯王才能够拥有的封国土地？”同时，他又托人上奏，再次要求辞职回河西。
　　窦融如此“不识抬举”、没完没了的纠缠，刘秀终于有些愠怒了，但他并未当场发火。几天之后，朝会结束之后，窦融迟迟不肯离去，欲言又止。刘秀心知其意，心中很不痛快，令侍从给窦融传话：“窦公！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请您赶紧下殿回府！”窦融无奈，只好怏怏而归。
　　又过了几天，朝廷又举行朝会，刘秀为了堵上窦融的嘴，干脆让人直接给窦融下了口谕：“前一阵，朕就知道窦公想辞职让爵，返回故乡。因此，朕让使者转告窦公，那就请您看着办吧！如果夏天热了，您就回去避暑！冬天冷了，也可以回去过年！今后请窦公自便，朕不管了！今日朝会，只论国事，不得就此再言！”窦融一听，知道圣上已经很不高兴了。他心中恐惧，再也不敢提辞职的事，更不敢提回河西的想法。从此，窦融等河西诸将在京师洛阳定居，彻底安定下来。
　　三月十二日，刘秀拔擢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至此，缺位数月之久的三公班子终于配齐：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韩歆、大司空窦融三人，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
　　从这些细节来看，刘秀对于以窦融等河西诸将，还是心存疑虑。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他们留在洛阳享受荣华富贵，就是要让他们处于自己的掌握控制之下，而绝不会允许他们返回河西故地作威作福！此前，对于耿弇的父亲上谷太守耿况，也是如此办理的。耿况的儿子耿弇在刘秀手下做到了建威大将军，对朝廷忠心耿耿，屡立功勋。刘秀尚且不放心，担心其久握兵权，如果让他的家属长期在边境居住，一旦有变，如何得了？
　　刘秀不放他们回去，主要是担心他们在当地根深蒂固，势力盘根错节，将来无法对付。从眼下来看，他们当然是表示效忠朝廷的。但是，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步彭宠、隗嚣、公孙述之后尘？要是放这些人回去，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兵割据造反？即便他们不生事，也难保他们的子弟不生事。他们的子弟要是叛乱，不仅会让他们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对于刘秀自己的用人声誉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将这些人全部召集到洛阳定居，授予高官显爵，就是要全其令名而终。一方面，彻底斩断他们割据自立的想法，从根本上铲除发生不安定事件的土壤，维护来之不易的统一、安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保全名节，让其得以善终。从这点来看，刘秀为了维护天下统一、和谐安定，又为了窦融、梁统、耿况等人的生前身后，真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凉州既已安定，刘秀还要对付最后一个敌人―――卢芳。只有驱逐、消灭了他，全国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统一。打天下，要经历多少艰险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5 21:17:34

　　（三十七）四海归一
　　
　　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十六年），刘秀在关注南线战事的同时，对于其他各地的平叛、安抚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刻他只想着早日平息实现天下太平。
　　自从十四年前舂陵起兵以来，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老百姓的血，流的够多的了！这个仗，他是一天也不想打了！
　　光阴如梭，星转斗移，不知不觉之中，十四年过去了，刘秀从一个乌发挽首的二十八岁青年，变成鬓角斑白的中年人。战马背上的殊死厮杀，中军帐中的殚精竭虑，已经让他有些疲惫不堪。令他惆怅百结的是，早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们，不断地凋零物故。看着这一长串亡故者名单，刘秀不禁有些感伤：
　　建武二年春，骁骑将军、昌城侯刘植围剿流民军时阵亡于河南郡密县。同年十月，骠骑大将军景丹病故于弘农郡华阴县军中。
　　建武二年秋，右将军、槐里侯万修病故在南阳军中。
　　建武四年十月，太傅、褒德侯卓茂病故。
　　建武五年冬，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病故在信都太守任上。
　　建武六年，前和戎太守、灵寿侯邳彤病故。
　　建武九年春，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病故于汧县军中。
　　建武十年，前虎牙大将军、韂尉、安成侯铫期病故于洛阳。同年夏，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病故于冀县落门军中。
　　建武十一年三月，中郎将、征羌侯来歙在武都郡河池军中遇刺身亡。十月，征南大将军、归德侯岑彭在犍为郡武阳县遇刺身亡。
　　建武十二年，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病故于涿郡故安县军中；
　　东郡太守、耿乡侯耿纯病故于太守任上。前上谷太守、牟平侯耿况病故于洛阳
　　建武十三年大年初一，大司徒侯霸病故于洛阳……
　　如此之多的能臣猛将的物故，使刘秀伤感不已。近三五年来，他本人也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风眩之症。稍微一用脑过度或者长时间久坐，四肢就不能动弹。打了十几年了，还在打。多年的戎马生涯，令他头上早早地萌出了华发。他时常顾影感慨：“这个仗，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难道要打到须发皆白么？”
　　建武十二年冬，隗嚣、公孙述虽死，战争却还在继续。卢芳集团的存在，还是让刘秀难以安枕。由于帐下无人，北线战场未免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残存的将领之中，重新挑选北线主将人选。由于汉军主力在南线，无法及时北调。他只好以骠骑大将军杜茂、讨虏将军王霸二人为主，组织汉军二线部队进行防御。
　　王霸在建武九年以后，一直作为上谷太守镇守北边。由于汉军主力南去，又遭到高柳之败，士气低迷。另外，匈奴骑兵的军力强大，来去如风，机动性极强。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在北边对于其毫无还手之力。匈奴人在北边一点，肆意飞驰。对于匈奴，各郡拘于“逗留法”的限制，不敢越境追剿，每每让其大肆抢掠一番之后，从容走脱，满载而归。
　　为此，刘秀专门下了一道明诏，通令北边诸郡：“捕击胡虏，无拘郡界。”也就是说，不必拘泥于“逗留法”之约束，只要能够击退匈奴的进攻，无论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但是，由于兵力严重不足，王霸虽然有心杀贼，却是无力改变现状。建武十年春，大司马吴汉率领王霸、王常、朱祐、侯进一起北征，大破匈奴于平城，将其全部驱逐出塞。从此以后，北边暂时得到了安定。
　　然而，此后的几年，北边诸郡一直动荡不安。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合，数次犯边。刘秀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修建飞狐道，修筑亭障，建立烽燧，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茂与王霸携手，与匈奴、乌桓等外寇展开了大小数百次战役，双方互有胜负。然而，由于杜茂、王霸所部，并非汉军主力。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实力上，都明显出于劣势。因此，始终无法彻底击败匈奴。
　　为了彻底解决北方边境问题，刘秀不得不于建武十二年冬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将天下各郡的囚犯从鉴于里释放出来，组成一支特殊的军队，派谒者段忠率领，开往北方戍边！
　　段忠到了北方之后，与杜茂回合。段忠发动北方士卒动手修筑戍卒守望亭台，修建烽燧，以为边境报警之用。又从内地向边境运输大量的丝缣、布帛、金银以慰劳镇守边关的士卒。运输战争物资的马车络绎不绝，行成一条长龙，冠盖相望。杜茂也在楼烦城周围屯田，用驴车向东转运军需物资。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刘秀终于使得北方不利的军事局面得到扭转。在给养物资供应的大问题解决之后，刘秀一直在等待机会。只要时机成熟，他打算尽遣主力北上，一举将卢芳集团彻底歼灭！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吴汉所部平蜀归来！
　　到了建武十三年春，刘秀终于迎来了战机……
　　这年二月，刘秀诏令捕虏将军马武率领汉军北上，屯扎在虖沱河一线，以备匈奴。就在刘秀为如何驱逐卢芳大伤脑筋之时，在雁门郡传来了一个令刘秀振奋的消息：卢芳逃走，北边五郡全部收服了！这次，为朝廷立功的是雁门太守郭凉。
　　郭凉字公文，是右北平郡人。他是个身高八尺（一米八四）的彪形大汉，力气威壮。这人虽是个武将，却饱读诗书，精于谋略，智勇双全。他久在北边，对边陲军政事务非常熟悉，经验丰富，威望很高。建武二年二月以前，彭宠还未反叛之时。幽州牧朱浮发现郭凉是个人才，将他召辟到门下，任命为兵曹掾，专职负责北边军事。此后，彭宠、张丰陆续反叛，郭凉协助朱浮抗击叛军，为朝廷屡立功勋，因功被加封为广武侯。彭宠、张丰败灭之后，郭凉积功擢升为雁门太守，专门对付卢芳。
　　建武十二年冬，郭凉向刘秀上奏：“卢芳部将贾丹、霍匡、解胜杀了主将尹由，持着他的首级向朝廷投降了！”
　　原来，几年前，尹由被卢芳所派遣，进入雁门抢掠烧杀。胁裹雁门人贾丹、霍匡、解胜参加他们的队伍，并任命其为将军，共同镇守平城。此时，贾丹等人听说卢芳攻击云中不利，于是决定反正归汉。贾丹、霍匡、解胜三人合谋，杀了尹由，拿着他的首级到雁门向郭凉投降。刘秀览奏大喜，将贾丹、霍匡、解胜三人都封为列侯。并下诏运输金帛，赏赐杜茂、郭凉手下的将士以及平城投降的民众。平城举城归汉之后，不断有卢芳属下的城池派人前来要求投降。郭凉亲自前去接收，杀掉了奸猾豪强，抚恤老弱百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雁门郡境内被卢芳集团窃踞的城池几乎全部反正。
　　此时，卢芳令部将随昱留守九原，正在亲率本部攻略云中郡，企图继续与汉军对抗。然而，在汉军的严密防守之下，卢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无法拿下云中城。随昱也听说了尹由被杀的事，觉得再跟着卢芳干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遂与部下密谋劫持卢芳向汉军投降。
　　不了，消息却走漏了。卢芳觉察到了身边有异象，又得到雁门郡已经全部反正归汉的消息，恐惧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深知自己不得人心，担心自己被部下劫持。一旦落到这种田地，只怕是性命难保。他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穷途末路之际，卢芳顾不得许多了。于是，卢芳带着亲信十余人弃军而去，逃入匈奴境内避难去了。卢芳逃走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都前去依附随昱。随昱立即率领随从南下洛阳，向朝廷诣阙请罪，附首投降。刘秀任命随昱为五原太守，加封镌胡侯。重赏随昱，让他回去继续任职。
　　为了表彰雁门太守、广武侯郭凉在解决卢芳集团的过程中为朝廷立下的大功，刘秀下诏改封郭凉为修侯，为其增加所食县邑。又任命郭凉的儿子为中郎，让其在自己左右宿卫，以示荣宠。
　　卢芳集团的最终覆灭，标志着天下的最终完全统一。刘秀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再造汉室的伟大理想。
　　遥想当年那个初冬时节，刘秀跟着大哥刘縯，带着刘氏举族老小，散尽家财，慨然而起，首先树起复兴汉室的旗帜。舂陵老宅燃起熊熊烈火，映红了他坚毅的脸庞。这声冲天的惊雷，奏响了他人生中最壮丽的乐章。
　　他在大哥刘縯带领下，手持长剑，骑着耕牛，与舂陵刘氏举族男女一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王莽暴政、复兴汉室河山的漫漫征程。他以惊人的胆略，迈出了建功立业的第一步。他经历了十五年的血战，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使得国家重新统一。至此，九州同轨，四海归一。赤县神州，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荡之后，终于安宁了下来。
　　回首刘秀的统一之路，艰难无比。刘秀几乎是白手起家，却扫平了诸多实力远强于自的天下群雄，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在他的名作《读通鉴论》中，认为刘秀创业之艰难，无以伦比，其人“神武不可测”。他甚至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而大已醇矣！” 倒在刘秀重拳之下的枭雄们，只能怪自己错生了时代！最后，让我们来数一数他们的名字吧！
　　王寻、王邑为主将的王莽政权主力―――四十三万大军；
　　王郎为代表的数十万河北割据势力；
　　樊崇为首的赤眉、铜马诸部百万流民军；
　　朱鲔、李轶、尹尊等人为代表的四十余万更始政权军队；
　　秦丰、田戎、李宪为首的南方数十万割据势力；
　　彭宠、张丰、刘扬为代表的数十万北方军阀集团；
　　董宪、佼强为代表数十万的五校流民军残部；
　　延岑为代表的二十余万西部军阀势力；
　　苏茂、周建、庞萌为代表的更始叛军；
　　张满为代表的西部少数民族割据势力；
　　邓奉、董?为首的南方叛军；
　　张步为代表的青州、徐州地方割据集团；
　　隗嚣为代表的陇西、天水地方割据集团；
　　公孙述为代表的巴蜀地方割据集团；
　　卢芳为代表的北地、安定、雁门地方割据集团；
　　……
　　当年，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只用了不到六年时间，而刘秀却整整用了十五年！不管怎么说，历尽了千难万险，国家总算是最终得到了重新统一。此刻的神州大地，熊熊烽火已经熄灭，文景、昭宣之后的第三个盛世―――建武盛世，就要来临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5 21:20:07

　　六、建武盛世
　　
　　（一）勋臣归宿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春，全国大业宣告完成。这时，刘秀正在考虑着：如何对待打天下的老臣，今后应用谁来治理国家呢？
　　按一般常理，谁打江山，当然由谁来坐。治理国家，开国功臣毫无疑问应是首选。但是，刘秀却并不这么看，他的思虑更为深远。在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决定：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功臣们一律不用，全部以侯爵身份归第闲居。笔者认为，刘秀此举用意有三：
　　一是防止功臣功高震主，避免尾大不掉、权臣干政的发生；
　　二是避免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避免皇帝对其依法惩处，以全君臣之谊，令其善保晚节；
　　三世提拔选用新人，避免人才被旧臣压制，便于后任君主控制。
　　刘秀不用功臣治国，是一个非常正确、妥善的决定，体现出了他的宽仁之心与深谋远虑。
　　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任用开国功臣治理国家，却使得他们每每不得善终，留下无尽的遗恨。这种结果，不但让功臣们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使迫不得已对功臣下狠手的君主们在史册中留下了不尽骂名。
　　比如，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夫差父子与名将孙武、伍子胥就是典型例子。孙武在破楚成功之后，为了保全性命，辞职让爵，飘然隐遁而去，得以善终。伍子胥却恋栈不去，最终被迫自杀。
　　无独有偶，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文种，其结局也与之类似。范蠡、文种在帮助勾践灭了吴国之后，范蠡看出了门道，心生去意。他曾给文种写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脖仔细颈，口如鸟喙。这种相貌的人，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去呢？”文种将信将疑，不听范蠡的劝告。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官职爵位，称病不朝，企图以此韬晦避祸。结果又如何呢？在勾践授意之下，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宝剑，对他说：“文先生！当年您曾教给寡人灭掉吴国的七种方法。如今，寡人只用了三种就成功了！其余四法都存先生的心中，实在是遗憾啊！请先生将它们带到先王那里去尝试一下！”文种这才明白，勾践是要逼自己自杀！他心中后悔不迭，可惜已经晚了！最终，他伏剑而死。同为勋臣的范蠡，由于不辞而别，侥幸保住了一条性命。
　　吴越两国之事，何其酷似！孙武、范蠡飘然而去，伍子胥、文种不得善终，夫差、勾践落下了千秋骂名！
　　再比如，刘秀的老祖宗刘邦，也与夫差、勾践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尽骂名。屠杀功臣，成为他最被后人诟病、非议的一个方面。其实，刘邦何尝想杀人？何尝不想给自己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他实在是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张良、萧何、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臣们，他是最了解不过了。
　　对于功臣们，刘邦曾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公开评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张良。治理国家，抚慰百姓，论功行赏，保障军粮给养，朕不如萧何。率领百万之众，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朕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朕能用之，此朕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此被我所擒！”
　　对于功臣们的特长、能力以及作用，他的认识很深刻。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刘邦却认为功臣们在打天下时的特长、能力，恰恰成了今后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为了确保子孙后代坐稳江山，他被迫开始了有步骤的清除功臣计划。
　　张良是个聪明人，与范蠡一样，他远遁山林，不问世事，最后得以善终。萧何也是聪明人，不惜自污，用贪赃枉法的丑行自损品德，降低声望。最终，他也侥幸逃脱了这一劫。可是，其他的贪图富贵权力的功臣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汉初所分封的八个异姓王：韩信、韩王信、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除了张耳、吴芮早死之外，其他六人无一善终。实际上，他们算是运气好，要是多活几年的话，也是难逃一死！事实上，他们的后人王爵被废，九死一生，最终靠着运气才苟活了下来。韩王信、卢绾被逼外逃，韩信、黥布、臧荼被迫谋反，身首异处。最可怜的是彭越，忠心耿耿为刘邦效力，最后却被冤杀，其尸剁成肉酱，被刘邦分赐给朝臣们吃！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君臣之间从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真是莫大的悲哀！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时，刘秀身边健在的老臣宿将们，还有邓禹、吴汉、贾复、耿弇、盖延、寇恂、朱祐、坚镡、臧宫等人。在战争年代，功臣们冒着飞矢走石，出生入死，为汉室的中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披肝沥胆，舍生忘死，对朝廷都是忠贞不二。开国之后，如何对待他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用他们治国的话，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假如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滥用职权，皇帝是处理还是不处理？如果处理的话，轻则罢官革爵，重的还要杀头灭族。
　　开国皇帝一直在考虑身后：自己若有个三长两短，早早撒手人寰的话，柔弱的太子，如何能够统驭这些人？君弱臣强，干纤枝盛，岂不是又要改朝换代？
　　功臣们为了打消皇帝的顾虑，举手投足谨小慎微，生怕被抓住把柄。皇帝则千方百计地搜集证据，罗织罪名，必定要置功臣们于死地不可。韩信、彭越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杀他们？刘邦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要是不除了这些后患，自己两腿一蹬，老婆、孩子成了孤儿寡母，谁能对付的了他们？为了确保子孙的御座不被功臣们夺去，开国之君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清除功臣，甚至不惜背上滥杀无辜的恶名。
　　但是，如此一来，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不仅功臣们辛辛苦苦半辈子获得的功勋一笔勾销，皇帝还落了一个“屠戮功臣”的恶名，君臣之间几十年积累的情谊全部化为乌有，荡然无存。合作了几十年了，到了最后还要撕破脸皮？真是太伤感情了！真是两败俱伤！
　　对此，刘秀也是深感困惑，忧心忡忡，惆怅不已。他在思考一个两全其美的万全之计。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所有功臣，绝大多数不用！今后他们什么也不用干，朕把他们养起来！收回他们的所有权力，另选他人治国！
　　建武十三年四月，大司马吴汉班师回京。此后不久，蜀郡太守张堪派人将公孙述遗留的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等御用品送到洛阳。刘秀虽已登基十三年，由于忙于征战，这些东西他还真没有见过！这下好了，御用器物都配备齐全了。可怜公孙述，“忙活半世，却为他人做了嫁衣，”真是可悲可叹！
　　这天，刘秀显得分外高兴。他亲自主持朝会，重新封赏宗室、功臣、外戚，并设宴款待有功人员。这次分封的规模比十一年前的那次要大的多。新封者、增封者总有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刘氏宗室以及樊、郭、阴等三姓外戚四十五人封王、封侯，其余的三百二十人全部是勋臣。
　　刘秀以邓禹功高，当然应排第一。加封其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位居次席的是吴汉，就封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四县（与建武二年相比，维持不变）。东汉一代，人臣就封最高不过四县之地，从此立为定制。其余健在的功臣如贾复、耿弇、寇恂、盖延等人，皆就食一县。
　　对于在征西、征南过程中独当一面，为国家统一立下赫赫战功业已故去的冯异、岑彭、来歙三人，刘秀给他们的后人予以特别封赏。改封冯异之长子―――阳夏侯冯彰为东缗侯，食邑三县（阳夏、东缗以外，其他一县不祥），次子冯?为析乡侯不变。岑彭长子岑遵就封细阳侯不变，特封岑遵之弟岑淮为穀阳侯。来歙之子征羌侯来褒维持原封不变，特封来歙之弟来由为宜西侯。
　　冯异两子得封，冯彰、冯?二人总共得封四县，一门两侯。岑彭、来歙家族得封两侯，不过只食两县而已。其他故去的老臣，如祭遵、铫期、景丹、耿纯等，刘秀也一一封赏其子孙。
　　封赏完毕，刘秀正要开言劝老臣们退休回家。不料，太子刘彊却突然从中插了一杠。
　　刘彊是皇后郭圣通所生之长子，如今已是十三岁翩翩少年了。十几年来，刘秀一直很注重对皇子们的培养、教育。对于刘彊、刘阳两人，他用心最深。他让名儒王丹、张湛先后做太子太傅，给刘彊做专职导师。阴丽华所生的东海王刘阳也已经九岁了，刘秀也给请了学问大家丁鸿做老师。刘秀一直在暗中观察，看刘彊、刘阳两人哪个才是未来大汉的真正天子！但是，二人一般的谦虚好学，难分伯仲。对此，刘秀一直心中迟疑，犹豫不定。
　　此刻，刘彊向父亲刘秀当众提问：“久闻父皇善于用兵，今日能否为儿臣讲述一下排兵布阵之道？”刘秀一听这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得刘秀患上了风眩之症，经常莫名其妙地头晕。多年征战，民生凋敝，已经无力再战。对打仗，他是深恶痛疾、极度厌烦。本来，他今日正是想设法收取诸将手中的兵权，止戈息武，休养生息，太子刘彊居然当众请教如何作战，这岂不是添乱吗？
　　邓禹、吴汉、贾复等人一看圣上不高兴了，他们知道刘秀的脾气，也都吓得不敢吭声。刘秀沉默良久，缓缓地道：“昔日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中阵法，圣人不答。太子！军中诸务烦杂，不宜尔所知！”刘彊本来是想借机讨好一下父皇，不料拍马拍在马蹄子上，惶恐不已。
　　刘秀笑笑，并没有继续责怪不懂事的太子。他转脸对邓禹、贾复等人道：“诸君！你们多年以来随朕征战，真是辛苦了！如今天下已定，朕不想让各位再劳力了！治国之道，错综复杂，吃力不讨好。如果出了差错，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回家颐养天年，与子孙一起共享天伦，岂不美哉？”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在场的邓禹、贾复等人听了，马上明白了刘秀的心思。散朝之后，邓禹、贾复立即回府与各自的家人商议。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分别上奏，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以列侯身份就第，不再参与朝政，回家专心研究儒学。
　　邓禹、贾复二人一带头，耿弇、盖延、朱祐等人也不甘落后。他们纷纷献上大将军、将军印绶，表示愿以列侯就第，主动要求不再承担任何具体军政事务。
　　由于功臣们“深体朕意”，刘秀大心中喜。几天之后，他正式颁诏，宣布从此革除左、右将军官名，建威大将军、虎牙大将军、建义大将军之类的“杂号将军”职务一并废除。对于耿弇、盖延、朱祐等功臣们，全部加以“特进”之位，回家里居。就这样，此前实权在握的功臣们，都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国策顾问”。功臣们之中，惟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例外。邓禹等三人时常与现任的三公九卿商议朝政。其他的功臣除非特别召见，一律不再过问政事。
　　由此来看，刘秀处理功臣问题的思路是：“朕用高官厚禄把你们都养起来。只要你们不谋反、不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你们随便好了！你们以及子弟所犯的小错，朕都包容！朕有这个气度！”同时，他还特别指示有司：“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先赐功臣列侯，然后才归皇室享用！”就这样，刘秀通过巧妙地“顺水推舟”之计，顺利地将诸将掌握的兵权全部收回。
　　解决了功臣问题，刘秀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治理好国家上来。“创业难，守业更难。”打天下经历了千难万险，守江山更要如履薄冰。要使天下乂安、太平祥和，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要想恢复昔日大汉朝的天威与荣光，要想使四夷宾服、海不扬波，要想使就必须使国家强大起来！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刘秀首先要做的，是如何才能处理好面前这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5 21:30:11

　　（二）海宇初平
　　
　　自从登基以来，刘秀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当时，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王莽究竟为什么垮台呢？想当年，自己和大哥起兵还不到一年，王莽政权就垮台。王莽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被起义的怒潮推翻，让刘秀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民，他们揭竿而起之时，他们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何等的可怕！那么，王莽垮台的原因，究竟何在？
　　在刘秀看来，王莽之所以垮台，无非是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社会劳动力问题。奴婢数量恶性膨胀，造成从事生产劳动力短缺。另外，奴婢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做人的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反抗也最强烈。赤眉军中，逃亡的奴婢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是明证！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皇室成员、诸侯王奢侈无度。官员数量巨大、冗员充斥，加重了民众的供养负担，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使得国家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三是土地兼并过度问题。托古改制，尤其是多次改革货币制度，使得经济发生多次大动荡。加深了西汉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危机。老百姓丧失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口粮，也就断绝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对于这些积弊，刘秀当然心知肚明，早已是洞若观火。因此，他一登基，就采取了一些列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难题。
　　他的目标很简单，他要让国家这个深患沉疴的病人，起死回生。他要让这个残破凋敝、混乱不堪的国家，恢复正常的秩序，重新进入正常的轨道。他要用“柔道”这把无形的手术刀，来解决各种问题。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能够回春妙手吗？
　　从建武元年开始，他就开始了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每当平地一地，他都会用温厚的策略去抚慰。经过十三年的不懈的努力，除了新收复的陇右、益州以外，其他各地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刘秀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奴婢问题。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刘欣以及王莽的新朝政府都想解决，但是都失败了。刘秀即位后，立即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定都洛阳之后，刘秀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到建武十四年，刘秀先后下达了八道诏书，用法律的形式严禁各地虐杀奴婢，违者严惩不怠！
　　建武二年（西元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刘秀下诏：“若是民众中有人要把妻子嫁给别人以求财物，或者卖掉自己的子女，用得到的金钱以回去孝养父母双亲的，任其所为，任何人不得干涉。如果有人敢于阻拦，依法严惩！”
　　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刘秀又下诏：“凡王莽篡国时被各级官吏罚没为奴婢的民众，当时的官府执法依据与朝廷旧法有抵触的，一律解除奴婢身份，免为庶民。”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刘秀颁诏：“凡遭遇饥荒、战乱以及被青、徐二州流贼劫持为奴婢的平民，其归属去留由自己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如果有人敢对其非法拘禁不准其回家，以私自买卖人口论处！”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二月八日，刘秀再次下诏：“天地之间人为贵。凡是杀害奴婢的，以杀人论处，一律不得减罪！”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刘秀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是胆敢虐待奴婢的，依律论罪。解除被迫害虐待的人奴婢身份，全部免为平民！”这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秀下诏：“废除奴婢杀伤人依弃市罪严惩的法律，以平民伤杀人同罪论处！”
　　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十六年）三月九日，刘秀下诏：“陇西、巴蜀二地被虏掠为奴婢的人，凡是到官府鸣冤的，即便官府没有作出判决，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恢复为平民身份。”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刘秀颁诏：“新收复的益州十郡，自建武八年（西元三十二年）以来被虏掠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平民。其中被人强娶为小妾的，如果她们要回家，一律遣散回家。有敢于拘禁强留者，依照青、徐之判例，一概以擅自买卖人口论处！”
　　刘秀如此不遗余力、雷厉风行地推行“解放奴婢”政策，主要目的是：
　　一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彻底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以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二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打击以致豪强势力。豪强势力过大，不仅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社会不稳定。更重要的是，河南、河北等地的地主、豪强，拥有大量的奴婢以及数量巨大的土地。他们财力雄厚，富可敌国，在各地为非作歹，严重地威胁到了朝廷的权威。推行解放奴婢政策，目的是削弱豪强势力，降低其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虽然限于历史局限性，刘秀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奴婢畜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铲除奴婢产生的土壤。然而，出于他本身的统治需要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他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推行解放奴婢政策，抑止地主豪强、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在客观上来看，刘秀的这一政策，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刘秀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期间，他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从而为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官僚队伍过于庞大的问题。
　　西汉中期以来，随着政局的不断变化，冗官泛滥、闲职过多的现象日益严重。由于要养活只吃饭不干事的冗官，黎民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
　　汉朝实行郡县制度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制度。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关中三辅有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都尉。其余地区分为十二个州，各设置州牧（刺史）一名。每郡设太守一名，郡下设县、乡，设县令、乡长。各个宗室诸侯王国，也有与之相类似的地方官。
　　拿最基层的县、乡两级来说，有县、邑、道三种，相当于现在的县（市、区）。各县户籍总数再万户以上设置县令，不满者设置县长。其中，大县（邑、道）设县令一人，品秩为千石。稍微小一点的，设置县长（邑长、道长）一人，品秩为四百石。再小一点的也叫做县长，品秩为三百石；侯国丞相，品秩次第也与之相同。官爵最低微的乡长置有秩、三老、游徼（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品秩百石。
　　当时的月俸制度是：“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诸受奉，钱谷各半。”
　　斛是容器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如果用大米来衡量，一升米相当于现在的两公斤，也就是四市斤。一斛也就是四百斤！
　　先看基层官员们的收入，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来估计，以平均价每斤三元计算，级别最低―――品秩为百石的乡长（有秩、三老、游徼）们，月收入是十六斛，折合现金一万九千二百元。年薪二十三万零三百元。小县的县长四百石，折合现金四万八千元，年薪五十七万六千元。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等三公以及首席辅政大臣―――大将军品秩皆为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也就是十四万斤大米！折合成现金是四十二万元！年薪则是五百零四万元！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天下总共十三个州。二百零四个郡，数以万计的乡，老百姓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要养活多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再不改革制度，再这么下去的话，绿林、赤眉们，还要揭竿而起！
　　刘秀在民间生活了二十八年，当了接近十七、八年的农夫，对于这些积弊，怎么会不了解？老百姓活的真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
　　他深知，行政区域设置不合理、官员数量过多过滥，国家财政无力供养，是造成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肆意盘剥百姓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不能按时发放各级官员们的月俸，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得不强取豪夺、鱼肉百姓。老百姓活不下去，怎么会不造反？在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之时，已经到了令民众无法负担的地步！
　　改革官制、调整行政区划、精兵简政、汰省冗官，减少官员数量，这就是刘秀开出的“药方“。
　　精兵简政，要从中央做起。如果中央政府体制不理顺，想要解决地方政府的积弊根本不可能成功。
　　刘秀熟读史书，他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避免霍光、王莽这样的权臣再度出现，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在建武之初，刘秀不动声色地加强了尚书台权力，有意限制削弱三公的权力。对于主要的军国大事，刘秀一般都是直接通过尚书台来下达，不再经过三公各府。
　　本来，按照西汉汉武帝以来的旧制，大司马主管军事，是最高军事长官，是三公之首。大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从建武之初开始，原本是从属少府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取代了三公各府，成了朝廷中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在中央一级，刘秀决定不再设立辅政大臣―――大将军。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防止类似霍光、王莽权臣的出现，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重新设立了尚书台，大大加强了尚书台的职权，扩大了它的机构，增设很多属官。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三公曹﹑吏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其中三公曹尚书为二人﹐故称"六曹"。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六曹”，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自然无法与品秩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其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从此，“三公有名无实，尚书有实无名”的格局正式出现，一直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直至东汉灭亡。
　　在使尚书台擅政外朝的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内廷的控制。他将设置在宫廷内的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职务，由原来的宦官、士人混合担任，改为一律由宦官担任。从此，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进呈尚书台文书之权，落在了宦官的手中。刘秀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不可能取得专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在理顺了外朝、内廷官制之后，刘秀开始着手改革地方官制。在即位之初，他就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
　　御史台。下设有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
　　司隶校尉。下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刘秀将河南郡与关中三辅合并，改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中央直辖地，以司隶校尉为最高首长。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大司农江冯迎合刘秀之意，上奏声称：“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不过，此议却遭到了司空府掾吏陈元的坚决反对。陈元奏道：“江冯之建议，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最终此议作罢。从此之后，除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而外，一切朝廷官员，都受司隶校尉节制。由此可见，东汉的司隶校尉，比西汉的廷尉的权力大了许多。
　　州刺史。刘秀将天下各郡分为十二州，在各郡太守之上设立州刺史，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诏书大意是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却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各个郡国中的县级机构不足以设置官员、官吏的，可以申请撤减合并，各地应将情况申报到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这一年，全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供养负担，刘秀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能省则省，就连大司徒府里面的司直这样的官员都裁省掉了。
　　刘秀不仅要裁撤冗官，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要裁军。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刘秀在下诏大规模裁撤官吏的同时，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决定大量地裁减军队。刘秀在诏书中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大意是：“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三月四日，刘秀再次颁布了第二道裁军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当时，在隗嚣、公孙述、卢芳集团仍然存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之时，裁撤军队无疑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策。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迫于无奈之举。
　　通过精兵简政、裁撤军队，使得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在当时，能够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通过这一些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了建武十五年左右，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规，太平盛世的熙攘景象初步出现。
　　解放奴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精兵简政，基本解决了民众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他解决：土地问题！
　　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奴婢们，需要获得土地。被豪强、地主侵占了田产的平民们，也需要重新分配土地。还有一个问题特别严重，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瞒报、虚报田产数字的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果是：地方豪强越来越富，国库却不见充盈，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很苦。在全国统一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四月，刘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度田！朕倒要看看，这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可耕之田！
　　孰料，建武朝历史上几桩空前大案，围绕着“度田”一事波涛汹涌地展开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7 21:42:02

　　（三）励精图治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之后，刘秀多次颁布诏书，对天下黎民厚加抚恤，逐步医治战争创伤。当时战火已息，为了休养生息，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体察民生疾苦，务求宽简。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征遣，只有前代的十分之一。他深知天下久疲，民力不堪，作出决策：从此以后，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国家需要安定，再不能打继续仗了！
　　他很清楚，九州大地这片膏腴之土，随便撒把种子，都能够打到粮食！全国民众有几千万，只要朝廷与官员们不胡乱折腾，他们就能够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因此，在建武的前期，刘秀的策略只有两个字：宽厚。用宽厚的政策去抚慰这些战争幸存者们。当然，执行宽厚政策也并不是让官员们无所作为，必要的管理还是应该的。
　　此刻，既然功臣告退还第，谁来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呢？江山自有才人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慧眼识才的伯乐！在刘秀―――这位旷世明主的大力拔擢之下，一批新的精英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之上。
　　从中央到地方，刘秀先后选拔了三类人才。
　　第一类是道德高士。在中央一级，陆续提拔卓茂、伏湛、侯霸﹑宋弘、杜林﹑张湛﹑郭伋、郭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等人到中央来任职，给予高爵显位。对于这类人士的安排，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刘秀是在含蓄的告诉天下人：如此众多君子入朝做官，这样的朝廷难道会没有信誉吗？
　　第二类是善于抚慰怀柔的能臣。在地方一级，刘秀提拔了杜诗、郭伋、张堪、韂飒、茨充、任延等干练之臣为地方官，作为治国的中坚。
　　第三类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之臣。为了严明法纪、打击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还是需要敢于碰硬、六亲不认的刀笔之臣。因此，董宣、樊晔、李章等人也就应运而出。
　　很显然，刘秀的治国思路与理念是：道德教化与法制约束并用，双管齐下。重振民气、重拾民心、重塑民德！
　　这一为政思路，显然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西汉末年，特别是新莽篡汉以来，民气萎靡不振。朝野民间，奢侈之风日烈，无力应付突发事变；二十多年的战乱中，民心淆乱，匹夫横起，各地动辄聚众叛乱，久之竟成习惯；民德污秽，奸邪之风盛行，仁爱之道旷废，忠孝之节不再。放眼天下，奸淫烧杀、吃人食肉者比比皆是！
　　为了妥安天下，刘秀认为，只有自己亲自带头，与朝廷上下官员一道，“言行一致”地施政，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收拾人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本身就是一个“言必行，信必果”的国士，再加上如此之多的能臣共同辅佐，怎么可能不成功？
　　刘秀的人事布置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伏湛、侯霸、宋弘等高士朝中做顾问，朝野上下，纲纪肃然。凭着他们崇高的名望，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招抚、宣慰。天下高风亮节之士，无不对朝廷心悦诚服。
　　而杜诗、郭伋、张堪、韂飒、茨充、任延等地方官们，也都是一样地争气。
　　这个杜诗，就是那个一进洛阳就诛杀了悍将萧广的侍御史杜诗。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时任汝南都尉的杜诗被提拔为南阳太守。他为人勤俭，一向为政清平。到任之后，诛杀奸猾以立威，人心大悦。他善于计划谋略，爱惜民力，征发徭役能省就省，尽量避免烦扰百姓。
　　杜诗不仅是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当时，南阳郡冶铁时所用的鼓风器大都是皮囊。一座炉子用好几个囊，排放在一起，故称“排囊”。杜诗看到在冶铁时用人力推动“排囊”鼓风，费时费力，民众们异常辛苦。恰好，他正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在疏通灌溉水渠的过程，他发现，若用水力推动排囊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他精思极虑，终于绘出了水排设计图，下令依样铸造。投入生产实践后，“水排”大获成功，它能提供稳定、持久的风力鼓风，使得铁器铸造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省时、省力。水排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利用自然力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欧洲人直到十四世纪才利用类似的装置，首次冶炼出了生铁。杜诗的发明，足足比欧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杜诗的勤政奉公与发明创造，不仅大大便利了生产，民心悦服。南阳郡人将其与西汉名臣召信臣并列，深情地讴歌：“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中原地区的其他地方官们，在刘秀的坐镇指导下，也是一样的能干。颍川太守郭伋，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建武九年，颖川郡民赵宏、召吴等聚集数百人在山上落草为寇。郭伋假传朝廷诏书，宣称凡是主动投诚者，以前所犯罪行，一概既往不咎。赵宏、召吴等人感激，前来归降，郭伋命令他们回家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不要再做强盗了。此后，颖川郡的叛乱基本上得到平定。郭伋虽然为朝廷立了功，然而，依照汉朝法律，矫诏可是大罪。可是，当郭伋上书请罪时，刘秀非但没有怪罪他，深美其策，让他依旧治理当地。此后，赵宏、召吴的余党听说郭伋威严诚信，不远千里，前来归附，表示愿意投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从江南赶来，有的从幽州、冀州一带赶来，不期而同时投降，骆驿不绝。郭伋的卓越表现，为中原地区的平叛、稳定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原地区的杜诗、郭伋，边疆地区的地方官们也干的不错。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号称“圣童”的张堪，在担任蜀郡太守两年期间，秋毫无所取，吏民称赞。此后，他被调任渔阳太守。他对外抗击匈奴入侵，屡立战功。对内则奖励农桑，他在狐奴县新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鼓励人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张堪在渔阳八年，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感激，歌之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有一次，刘秀召见诸郡计吏（属官），当面垂询：“诸卿！你们都说说各自的太守，为政都怎么样啊？”蜀郡计掾樊显奏道：“渔阳太守张堪昔日在蜀期间，其仁以惠下，其威能讨奸。此前，大军破公孙述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张大人去职之日，乘折辕车，粗布被囊而已！”刘秀听了，叹息良久。他当场提升樊显为巴郡鱼复县的县长，作为他为国荐贤的奖励。就在刘秀准备将张堪调到中央来任职之时，张堪却病故了。刘秀非常惋惜，下诏褒扬其功绩，赐其家属帛百匹。
　　除了“张圣童”以外，还有一个“任圣童”―――任延。任延字长孙，是南阳郡宛城人。他是边疆地方官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此人是个禀赋极高的大才，十二岁就求学长安。明于《诗》、《易》、《春秋》，时人称为“任圣童”。他十九岁那年，就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会稽郡都尉。他善于抚民，与当地名士董子仪、严子陵交情甚厚，抚慰当地有善政。建武之初，任延上书洛阳，表示愿意归附。刘秀亲自召见，赏赐给任延御马、丝缯。刘秀令任延的家小留居洛阳，而将任延该派到万里之外的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清化一带）去做太守！真不知刘秀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想让这位二十几岁的二千石历练一下。
　　在当时，会稽郡本身就属于偏远荒蛮地区了，更何况更远的九真！九真郡在洛阳之南一万一千五百八十里，首府胥浦县。全郡仅辖五城，只有四万六千余户，不到二十一万人，还不如河南、南阳等大郡的一个县人口多。可是，任延二话不说，立即启程南下上任。
　　当时，九真郡民众大多数是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土人，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而且“烧草种田”之风盛行，农作物产量极低。粮食经常不够吃，往往要到北边的交阯郡去借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任延到任后，铸造犁地田器，教他们如何使用耕牛，如何开垦荒地。几年之间，耕地年年扩大，当地民众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
　　当地的民众属于骆越部落，还未开化。男女之间，男以强壮为雄，女以艳丽为美。婚配无礼法，不分辈分，婚姻全靠天性使之，民风淫荡。由于男女择偶“各取所需”，兄妹、姐弟乱伦者甚众。为此，任延下令各属县，专门规范婚姻制度：凡是男子年满二十至五十周岁，可与年满十五至四十的女子婚配。男女双方必须按比较接近的年龄婚配，不得随意自行择偶。任延还下令：从今而后，男方若娶妻，必须先给女方家送聘礼。凡是因家贫无力送聘礼者，由政府各相关官吏节省出俸禄以赈助之。任延这道命令下达之后，九真郡真是热闹非凡。这天，同时娶妻者高达两千余人！虽然不算是“集体婚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些“集体婚礼”的味道。也许，是任延的行动感动了上天，这一年海啸、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躲的远远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此之后，九真郡的后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谁，第一次有了“姓”。对此，当地人对任延感激万分，都说：“要不是任使君，我等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啊！”很多初为人父的男人们，都给儿子取名为“任”，以示感激与怀念。任延在九真干了整整四年，他离去之日，当地民众恋恋不舍，自发地为他吏人生为立祠。
　　任延在奉诏北上洛阳的过程中，由于途中生病稽留，被朝廷降职为睢阳县令。数年之后，到了建武十二年冬，任延被起复为武威太守。由于武威是窦融的老巢，刘秀很不放心。他亲自召见任延，叮嘱他说：“到了武威，一定要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正色回答：“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秀自知失言，叹息道：“卿言是也！”
　　任延一到武威，就了解到了将兵长史田绀违法案件。原来，田绀纵容宾客子弟鱼肉百姓，民愤极大。任延大怒，立即下令将田绀父子以及涉案五六人等捉拿归案，明正典刑。田绀父子嗣后。其幼子田尚聚众数百人，自称“将军”，于夜里前来攻击姑臧城。任延发兵击破田尚，至此威行境内，全境军民都得以安居。
　　武威郡北接匈奴，南连西羌。由于畏惧夷人袭扰，当地人多废农耕，改而经商。任延到任之后，精选熟军务之士千余人，令他们率领周边部落骑兵屯驻要害之地。任延告诉他们：“一旦有边警，立即出击！本官赏罚严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西羌、匈奴多次来犯，都被任延的伏兵所击退，由于遭到了重创，他们再也不敢进犯。
　　由于武威全境干旱少雨，人畜饮水很困难。任延下令在各地设置供水官，修理沟渠，打井汲泉，当地的民众吃上了水。解决了饮水问题，他又下令开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人才。他规定，自太守府掾史以下的所有官员的子弟，必须到学校接受教育。任延还特别通令，凡是去上学读书的，免除其傜役。凡是搞懂了经书章句的，都要推荐给朝廷去做官。至此，与中原一样，五经的甘泉第一次渗入武威这片辽阔的土地。这个边塞苦寒之地，也有了自己的儒雅之士。
　　除了任延，桂阳郡两任太守韂飒、茨充，也在边疆地区有善政。韂飒下车伊始，即大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又凿山开信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省徭役，杜绝奸猾之吏，召还流民，渐成聚邑。在韂飒的努力之下，从无交纳租赋习惯的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古越人也与平民一样，开始向国家交租纳税。
　　桂阳郡下辖的耒阳县，盛产铁矿，交州一带的赵陀故地越人经常跑到这里来私自开采铁矿，非法铸造钱币。由于利益的驱动，耒阳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法采矿区。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亡命之徒，斗殴频发，成为治安案件高发区域。
　　为此，韂飒上奏朝廷，建议在当地设立起铁官，严禁民间私铸铁钱，违者严惩不怠！禁绝私采盗铸之后，当地治安大为好转，朝廷在这里每年增收五百余万！韂飒在桂阳做了十年太守，对于民众厚加抚恤，居官为政如同居家处理家务，所施之政，无不合于物宜。桂阳郡被他治理的井井有条，民众们过上了太平日子。此后，南阳郡人茨充接替韂飒为桂阳太守。他一如韂飒之所谓，继续推行前任留下的善政。他还教当地民众种殖桑柘麻纻，发展丝织生产。下令境内严禁砍伐桑树，鼓励民间养蚕织履。经过韂飒、茨充两任太守，桂阳郡的民众也逐渐富裕起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刘秀的亲自主持与大力倡导之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国家的元气正在慢慢的恢复，民间的道德、风俗在重建，各地的民心在重拾。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到了建武十三年夏，除了陇右、益州、幽州等新收取的地方以外，中原大部地区逐渐走上了正轨。民气逐渐舒展、民心得以安定、民德变得淳厚起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逐渐发现，一味地单纯使用宽厚政策，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了。看来，对于那些不知好歹的奸猾之徒，的确是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了。宽厚之心要长存，雷霆之怒也必不可少。还是应了那句古话：“擂巨鼓用重锤，治乱世用重典！”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2 14:35:25

　　（四）刑用重典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刘秀作为一个从民间走向的朝堂的天子，对此感触甚深。二十八年的民间生活经历，十七、八年的农亩生涯，使得他对朝廷的弊政、民间的疾苦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现如今，自己做了皇帝，又该如何施政抚民呢？自己的朝廷，怎样做才能够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辙呢？刘秀一直在深深地思考，不断地摸索。
　　实际上，刘秀的执政风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以前是以宽厚抚恤为主，为政之道，崇尚宽大。建武十四年（西元三十八年）至建武二十七年（西元五十一年），为政逐渐刚猛。为政之道宽严并济。建武二十七年以后，则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以严法威刑治国。很显然，宽厚――>宽严并济――>严猛，刘秀的执政思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那么，刘秀的执政思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呢？
　　建武十三年之前，特别是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之前，中原地区尚未完全统一。刘秀的洛阳朝廷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区域很不稳定，完全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刘秀对于此刻的内政治理工作，是一种战时策略机制。刘秀为了争取人心，为了显示洛阳朝廷的宽厚仁德，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六次大赦天下：
　　建武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建武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建武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然而，从此之后，刘秀再也没有下诏大赦。直到二十五年后的建武中元（西元五十六年）元年，才久违地“大赦”了一次。大赦诏书，是政治的风向标，也是执政测试气球。由此可以看出，刘秀执政思想的巨大转变。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宽厚的政策，对于平叛工作非常不利。
　　在宽厚政策主导之下，由于频繁地实行大赦，事事宽厚，使得奸猾分子借机逃脱法网，首恶分子得不到惩办，致使各地屡叛屡平，屡平屡叛，使朝廷疲于奔命，经济压力极大。长此以往，必然对国家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保持稳定极其不利。因此，刘秀汲取了教训，出于对隗嚣、公孙述、卢芳的作战需要，从建武八年开始不再进行大赦。
　　第二，宽厚的政策，对于约束贵戚、功臣的不法行为非常不利。
　　以贵戚、功臣为代表的豪强势力的过度膨胀，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都是非常有害的。当初，刘秀是倚仗南阳、颖川以及河北的豪强势力起家的。舂陵刘氏宗室、南阳、颖川各地的勋臣家族以及幽、并二州的地主豪强，仗恃着自己是有功于国，在当地气焰熏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对于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刘秀也早有耳闻。如果继续实行宽厚政策、年年实行大赦的话，贵戚、功臣以及豪强势力过度膨胀，必然会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对国家的稳定十分不利。
　　第三，宽厚的政策，为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很多官员都在王莽时期做过官。在投奔洛阳朝廷之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霸占田产的事情屡有发生。刘秀久在民间，对于政府官员仗势欺人的恶行体会极深，早已是深恶痛绝。在刘秀看来，违法乱纪的官员们得不到依法惩处，就是对老百姓的犯罪！他深切地感到，在开国之初，在自己执政之时都是如此，自己百年之后，这还得了？防微杜渐，必须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给子孙留下后患！
　　为了大汉王朝的江山永固，刘秀不再一味坚持宽厚政策。建武七年之后，刘秀下定了决心，他要尝试出一条新的治国之路：决不能一味地无原则地宽容下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当然，这种从“宽厚”到“严猛”的过程，并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剧烈转变，而是渐进的、平滑的转变。从具体的措施上看，它是由宽厚到“严宽并济” ，然后再过渡到“严猛”。
　　通过接近七年的实践，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这个庞大的国家，逐步走上了正轨。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刘秀的设想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建武十三年春，朝中波澜不断，大案要案一件接着一件案子出现，震动了整个朝野。这年三月十二日，刘秀提升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接替于两个月前去世的侯霸之职。刘秀没有想到，韩歆被任命为大司徒，揭开了建武三大案的第一页！
　　这个韩歆，也就是当年给邓禹做西征军军师的那位。建武三年（西元二十七年）闰正月，邓禹率领二十四骑逃回宜阳，韩歆就在其中。对于西征失利，刘秀没有过多地追究韩他的责任。此后，韩歆被任命为沛郡太守，又被封为扶阳侯。
　　韩歆的性格倔强，有几分“书生呆气”。在朝堂论事，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毫不客气地当众指责，对刘秀一点面子都不给，经常弄得刘秀当众下不来台，在群臣面前很尴尬。而且，他的用词极其尖刻，就连一向以气度恢弘著称的刘秀，都感到有些无法忍受了！
　　韩歆未上任之时，就得知刘秀曾与隗嚣、公孙述有书信来往。有一次，刘秀在读隗嚣、公孙述信后叹道：“可惜了。其实，此二人也有才。” 韩歆一直对朝廷招降隗嚣、公孙述的策略有非议，一直很不以为然。此刻，他应声答道：“亡国之君都有才！桀、纣之流更有才！”本来气定神闲的刘秀，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难道朕是桀纣之君么！”最终，他还是强按下胸中的火，什么也没说。
　　建武十三年三月，侯霸去世后，鉴于韩歆的名望，刘秀还是决定提拔其为大司徒。如果说此前刘秀与伏湛、侯霸的合作用“融洽”概括的话，在接近两年时间里，那么他与韩歆的关系，只能用“恶劣”二字来形容！对于韩歆的多次当众“无礼顶撞”，刘秀几乎无法容忍。但他还是深知韩歆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因而并没有太多计较。谁知，韩歆却得寸进尺，越发没大没小起来。说话用词，完全没有顾忌。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韩歆的“狂言无羁”，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正月，韩歆不知出于何因，突然向刘秀上书声称：“陛下！今年必然是凶岁，庄稼肯定会歉收，各地会有大量饥民出现！请陛下早作打算！”刘秀览奏，感到莫名其妙：“韩司徒！你言之凿凿，依据何在？”但是，韩歆却说不上个子丑寅卯，只是指天画地的发誓：“今年之事必然如此！陛下如若不信，敬请拭目以待！”刘秀听了，气的几乎要发昏：“韩歆！大正月的，朕难道连句吉利话都听不到么？你位列三公，无根无据，却说这些没由头的话，岂非妖言惑众？”这次，刘秀真是动怒了：“这个书呆子大司徒，朕受够了！”
　　正月二十三日，怒气冲天的刘秀正式颁诏，将韩歆免职遣送回乡。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解气。只要一想到韩歆那些没由头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朝臣们都像他这样胡说八道，这还了得？韩歆，这次朕要办了你！”于是，他又下了一道诏书，派使者去路上继续追责韩歆。
　　按照汉法，对于有罪贬谪的官员，如果在路上被诏书责问，就是逼其认罪自杀。司隶校尉鲍永听说这个消息，急忙前去劝谏，请求刘秀收回成命。此时的刘秀，正在火头上，如何能够听的进去？几天之后，韩歆与其子韩婴在路上接到责问诏书，当即伏剑自杀。
　　韩歆之死，立即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韩歆在朝廷的声望极高，群称们对他的莫明被斥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他们父子二人双双道死，很多人都感到不平：“韩司徒直言而死，实在是冤枉啊！” 朝野上下对此一直议论纷纷，人心不服。
　　听到韩歆父子死于非命的消息，刘秀此刻也有些后悔。为了弥补前过，他下诏对韩家追赐金钱、粮食，又令有司以大司徒之礼安葬，并对其家属予以安慰抚恤。
　　对于韩歆被逼自杀事件，司马光评论道：从前，商王武丁曾对宰相师说说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是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则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率直之言，对臣子本人不利，却是国家之福！故而历代贤君王日夜寻求直言，唯恐自己听不到。而在刘秀当国之时，韩歆却因为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之所缺欠吗？
　　对于温公的这一论断，笔者不敢苟同。难道，刘秀真的缺乏“仁义圣明”吗？
　　诚然，韩歆之死，主要责任是在刘秀。但是，难道韩歆的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公平地说，韩歆之死，刘秀与韩歆本人都有责任。当然刘秀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刘秀既然不喜欢韩歆，感觉与他无法合作，将其罢官就算了，为什么要将他逼死？这是刘秀的处置失当之处。
　　然而，难道全怪刘秀不成？韩歆在新年来临之际，为什么不能说点吉利话？就算他对于当年的农业形势有担忧、有看法，也应该是准备好充足的理由再上奏！任何一个结论的得出，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作为中央政府重要官员，难道可以随便信口开河吗？他毫无理由地宣扬毫无来由的言论，只能是在社会上制造恐慌，确有“诽谤朝政、讥君邀名”之嫌。再说，他与刘秀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激怒刘秀让其处置他，除了可以为自己邀得一个“直言之臣”的名誉，于国于民何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年全国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灾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歆之死，是长期以来双方矛盾积累，乃至不可调和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歆的下场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没有此前一些列矛盾的铺垫，刘秀就是火再大，也断然不会逼他自杀。而温公将此事上升到“仁明之累”的高度，对刘秀进行了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指责。这个评价，难道不是有些过于严厉、有失公允吗？
　　纵观刘秀一生，一直以仁厚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待百姓方面，他终身未变，始终不渝。他执政的中后期，的确对官员、豪强们下了狠手，杀了一些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奸猾之徒。对于韩歆以及欧阳歙、戴涉等人的处置，确实有点过重。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刘秀缺乏应有的“仁义圣明”，难道不是有些以偏概全么？
　　实际上，严惩韩歆是刘秀由宽厚到宽严并济、严猛的开始。他拿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开刀，就是要警告全国的大小官吏：要依法办事，不要信口开河，切勿违法乱纪。否则，朕将严惩不怠！
　　刘秀虽然对各级官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天下百姓的态度却始终未变。对官员、豪强“狠”，对黎民百姓“宽”，这是刘秀执政中后期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策略。
　　韩歆之死，不过是一个“个案”而已。韩歆一案只能算是小意思，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韩歆被免职的第六天，也就是建武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刘秀晋升汝南太守欧阳歙为新任大司徒。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兴以来举国震惊的一场空前大案，就要上演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6 18:35:47

　　（五）南宫疑局
　　
　　建武十五年的上半年，洛阳朝廷在刘秀的主持下，在新任大司徒欧阳歙的协助之下，一切工作似乎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这年的春天，北方边陲并不宁静。匈奴人再次入塞，北方各郡饱受蹂躏，人民流离失所。这个国家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百废待兴，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对付匈奴的南侵，刘秀再次对北边采取了守势。这年的二月，刘秀再次将大司马吴汉派上战场。命他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上迎战。刘秀此举根本没有奢求吴汉彻底解决北边问题，只求将其驱逐出境。他又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之地的六万余口黎民迁移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以躲避匈奴人的骚扰、袭击。由于匈奴势力太大，其中左贤王部匈奴人逐步在长城以南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在此游牧，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刘秀又下令向北边各郡增兵，每部增加边兵千人，以加强防御。安顿好了北边，刘秀终于送了一口气，开始着手安顿内部。
　　四月十一日，诏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十七日，刘秀追封大哥刘縯为齐武公，二哥刘仲为鲁哀公。对于大哥的早死，刘秀很是伤感。对他的两个遗孤刘章、刘兴，刘秀一直是倍加爱护，视如己出。两个侄儿也很懂事，与叔皇的关系也很好。刘秀知道，他们从小身份尊贵，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难免会沾染骄奢之气，不利于成材。于是，刘秀为了锻炼他们的才干，任命担任平阴县的县令，刘兴为缑氏县县令。二人没有辜负刘秀的期望，此后分别被拔擢为梁郡太守、弘农太守。
　　天下已定之后，外患已去，外朝、内廷的局势却再次微妙起来。古往今来，后宫就是没有烽火的战场。此刻，形势对皇后郭圣通已经不乐观了。自从舅舅刘扬被杀之后，他在外朝援兵断绝。而对手阴丽华的阴氏家族无论是在外朝还是帝乡等地，势力也越来越大。不过，儿子刘彊还是太子，自己还是皇后，这是她唯一一点优势。刘彊是刘秀长子，已经十六岁了。几年来一直在外朝陪侍刘秀，共同参与国政。
　　纵然如此，郭圣通也很清楚，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母子二人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废！几年来，几件大事的发生，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她能深切地感到，阴丽华、刘阳对她与刘彊的地位威胁是何等的巨大！
　　郭圣通清楚地记得，十一年前（建武四年）四月末，刘秀率军亲征彭宠，居然非要带着即将临产的阴丽华北上！十几天就是在常山郡元氏县，阴丽华生下了刘阳。
　　刘秀的举动令郭圣通感到，刘秀对阴丽华的关怀，非同一般！对于自己的戒心，更是非同寻常！每思及此，郭圣通总是感到阵阵寒意，令她愤恨不已。
　　郭圣通每想到这些，心中怨气冲天：好你个刘秀！当年，要是没有我舅舅的帮助，你能有今日么？他被耿纯那贼害死，你为何不追究？还有良心么？
　　你啥时候这样对过我？我生刘彊时，你怎么不带上我？我每次要求跟着你一起去，你都不同意，说什么军中不能带家属！那阴丽华不也是家属么？为啥不把她留在洛阳生产？你这是干啥啊？拿我当乱贼么？你在提防谁？难道我会对那个女人下手么？！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她时常对刘秀发火。原本，她不过是赌气而已，想让刘秀回心转意，一如从前那样对她。孰料，刘秀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从此很少到她的宫里来。阴贵人那边，刘秀倒是三天两头就去一趟，有时甚至几个月不挪窝。见着这架势，郭圣通似乎也明白了几分：谁让人家是结发夫妻？感情到底不一般！慢慢地，刘秀对郭圣通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
　　郭、阴两人的关系，如今是摆在刘秀面前最大的难题！他甚至觉得：当年打仗，朕都没这么挠心！阴丽华性情温婉，倒也罢了。可郭圣通性情刚烈，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在内心中，刘秀不得不承认，在阴、郭两人中，从感情上他更偏向于阴丽华。正是出于担心阴氏在临盆之际被人暗害，他不得不防，因此才煞费苦心地将她带到军中生产！刘秀明知此举会加深两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也确实没办法。无奈之余，时常也是长吁短叹。
　　建武九年秋，阴丽华之母邓氏其弟邓?的护送下回南阳省亲。在半路上遇到土匪，邓氏与邓?全部陨命遇难。噩耗传来，阴丽华悲痛欲绝，哀号不已。她是个孝顺的女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时常怀念父亲，每次提到都要落泪沾襟，以至于亲人们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及其父。这一次，母亲与舅舅的双双遇难，阴丽华的精神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
　　刘秀得报，心中伤感。为了安慰阴家，他决定加封阴贵人之弟阴就为宣恩侯。刘秀还觉得不够，还想再为阴家再做一点什么。他突然想起，阴就之兄阴兴在朝廷里做侍中，还没有封侯。于是，他里面下诏召阴兴入宫，连侯爵印绶都刻好了！
　　阴兴入宫谒见，一看这个阵势，连连叩头辞让：“陛下！小臣阴兴无才德薄，又无尺寸军功，怎敢接受侯爵之印绶？若因一人之故，阴家一门都封了侯，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在沙场浴血多年却未封侯的将士们，会如何看待陛下？请收回成名！小臣不敢奉诏！”阴兴深明大义，令刘秀很是感动，此事就此作罢。
　　数日之后，阴兴进宫谒见。阴丽华问：“兄长！为何不受侯爵之位？”阴兴答道：“外戚之家，最大之患不在于荣宠不盛，而在于不知道盛极必衰之道！不懂谦虚退让，焉得不败？前代外戚，有女必嫁诸侯之子。有子必娶皇室之公主！如此贪心不足，岂是长久之道？！你且想想看，历代外戚，至今传世者有几人？哪家没被族灭！每思至此，我都是不寒而栗！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啊！夸奢耀侈之家，纵然不顾后福，眼下岂不惧天下汹汹公议？” 阴兴的义举，传遍朝野内外，广受好评。
　　阴兴的话，深深感染了阴丽华。从此，她在宫中安分守己，再也不为亲属求爵位。刘秀得知后，对于阴丽华以及阴家，在内心之中，又多了一分赞赏。对阴丽华的早年结发之情、对阴家不幸遭遇的同情，再加上阴兴这个深明大义的大舅兄的表现，刘秀对阴氏上下充满了好感。他在心中盘算着一件事：这锦绣江山，将来应该交给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阴丽华所生之子刘阳已经长成了十一岁的少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这孩子禀赋聪颖，刘秀非常喜欢。而太子刘彊虽然也很不错，却似乎不怎么被刘秀喜欢。尤其是两年前刘彊那次关于军事问题的提问，预示着前景的黯淡。那一次，刘彊非但没有获得刘秀的好感，还失掉了一些印象分。
　　这一切，郭圣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眼看着阴家的人连连得分，名利双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却是毫无办法，只好自己生闷气。女人天生就爱嫉妒，心情往往会表现在脸上。刘秀有时为了搞“平衡”，也到郭圣通宫中就寝，郭圣通心里有气，难免给刘秀一点脸色看，言语往往不逊。
　　由于多年征战、治国操劳，刘秀此刻患上了相当严重的风眩之症。他是个极其勤政之人，起早贪黑，忙碌不停。他在回到宫中，本想好好休息。郭圣通这么一闹，让刘秀一见她就心烦。慢慢地，刘秀就不大愿到皇后宫中去了。
　　洛阳城的南宫之中，迷雾重重。郭、阴两家，谁能占据上风？刘彊与刘阳，谁个最终能得大位？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但是，发生在几个月后的一桩大案，似乎预示了最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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