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罪——不忍细读的史案真相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2 21:25:18

　　相形之下，韦昌辉就奸猾多了。他有两副嘴脸，一副迷惑杨秀清，一副给了天王洪秀全。在天王跟前，韦昌辉时刻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和爱戴，以博取信任。尤其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要杖打洪秀全时，韦昌辉舍身要代替受罚。这一点让洪秀全很感动，又愈发信任这个北王了。
　　
　　因此，天王决定除掉杨秀清，是韦昌辉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与石达开密议，要斩草除根，不但要诛杀杨秀清，还要诛杀杨秀清的三位兄弟杨元清、杨润清和杨辅清。
　　可是，韦昌辉和石达开还没商议妥当，杨秀清就已经敏锐地嗅到了杀气。
　　
　　我们知道，但凡生死关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你确定危险步步逼近时，不应该是退缩，退缩只会让自己像狗一样逃窜，结局是像狗一样被杀死。因此，最聪明的方式就是：迎上去打，让对方措手不及！
　　杨秀清的方式则比迎上去打更胜一筹，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怎么干的呢？他命令韦昌辉赶赴江西任督师，命令翼王石达赶赴武昌任督师。这样，既瓦解了对方联盟的力量，又让危险远离自己身边。更关键是，北王和翼王一离开，他就可以加害洪秀全，除掉天王，再回头收拾韦、石二人，而后一统大权。
　　
　　
　　主意很不错。接到诏令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不得不上了路。但杨秀清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策划伺机夺位、谋害洪秀全的时候，却被他自己的心腹给出卖了。
　　这个心腹是谁呢？
　　他就是陈承容。这个人加入太平天国很早，可他放弃高官的位置，甘愿在东王府里做下人，干什么呢？专职侍候东王的两个儿子。他这么做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东王曾经杖责过他，由此他怀恨在心，表面上假装对东王恭敬奉迎，久而久之，被东王视为可信的心腹。
　　
　　这说明当别人妥协的时候，千万别认为对方软弱，那是对方静待时机给你致命一击。陈承容就是如此，他暗中向天王告密，说东王杨秀清称了万岁还不满足，还要杀王篡位。不但告了密，陈承容还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替天王杀贼。
　　得到通报的洪秀全，终于下了决心，他下密诏将韦昌辉、石达开，以及丹阳督师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共同诛杀东王杨秀清。
　　韦昌辉接到诏令，率领三千精兵，火速从江西赶回天京。与此同时，秦日纲也从江西赶回，和韦昌辉会合，密谋行动。
　　
　　公元1857年7月26日夜，韦昌辉、秦日纲等人马进京。这时候，陈承容奉天王密诏已经带来一批人马在城内接受。虽然守卫天京的是东王的直属军队，但陈承容是东王的心腹，韦、秦二人又有天王的诏旨，因此没人起疑，也无人阻拦。韦、秦的人马很快控制了城内的重要地带，并领重兵将东王府四周的街道包围。这时已是凌晨，可怜的东王杨秀清太大意了，此时他还在梦中，即便不在梦中，杀局已定，他也无法幸免一死。
　　
　　一声令下，韦昌辉带兵士杀入，血洗东王府。东王府成了一片血海，然而，这残酷的杀戮才仅仅是个开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2 21:25:37

　　公元1857年7月26日夜，韦昌辉、秦日纲等人马进京。这时候，陈承容奉天王密诏已经带来一批人马在城内接受。虽然守卫天京的是东王的直属军队，但陈承容是东王的心腹，韦、秦二人又有天王的诏旨，因此没人起疑，也无人阻拦。韦、秦的人马很快控制了城内的重要地带，并领重兵将东王府四周的街道包围。这时已是凌晨，可怜的东王杨秀清太大意了，此时他还在梦中，即便不在梦中，杀局已定，他也无法幸免一死。
　　韦昌辉一声令下，兵士杀入东王府。将东王府变成一片血海，然而，这场残酷的杀戮才仅仅是个开头。
　　
　　杀戮行动一开始，韦昌辉就有自己想法，他对东王仇怨太深，非要对其斩草除根才后快；还有一点很重要，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势必就得将天京城内东王部属和将士全部消灭。于是，他假传了一条天王诏令——由于他和秦日纲滥杀东王亲属，天王杖责他们四百，并要东王部下前来监督。
　　东王的部下来了五千多人，亲眼看着韦昌辉被杖打。这些前来观看的将士都是交了武器看现场直播的。眼见杖打是真，韦昌辉和秦日纲又极为顺从，将士也就没有任何警惕。此时，早已武装到牙齿的韦昌辉部军队突然开始了围攻和屠杀，把五千将士全部屠杀。进接着，韦昌辉下令，对天京城内东王有关的其他人员进行屠杀，不分文武、男女老幼、包括婴儿也不放过。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两个月，从天京城门推出来的太平天国文武官员、将士等两万多具尸骸，顺江而下，把长江染得赤红。
　　整座天京城变成一个恐怖的死亡世界。
　　
　　就在这场屠杀开始的时候，石达开回到天京，他要求洪秀全立即制止韦昌辉的行为。意想不到的是，洪秀全竟然拒绝来他。为什么呢？因为洪秀全是在利用韦昌辉。
　　《石达开自述》中说：“故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激韦昌辉动手。总之利用杨秀清和韦昌辉的矛盾借刀杀人，杀死杨秀清和东王阖府，甚至使用圣旨诱杀杨秀清余部。”
　　如果是这样，韦昌辉设苦肉计诱杀五千将士的行动，是得到洪秀全认可的，那条杖责他和秦日纲的诏令，并非是假传，而是出自洪秀全手谕。
　　石达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以为洪秀全会支持自己，所以没带兵就进城了。可是当他和韦昌辉都见面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危险，连忙跳城逃走。
　　
　　石达开出城后，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国人，可洪秀全拒绝了他的要求。与此同时，以“反顾偏心罪”悬赏捉拿石达开的天王诏旨却传遍天国各地。
　　现在我们知道了，韦昌辉在这场血腥屠杀中，只是个报私仇兼夺权的执行者，洪秀全才是真正的元凶。他对付石达开与诛灭杨秀清的手段如出一辙——他想利用自己的圣旨加上韦昌辉的势力，一举除去石达开。
　　　　可以想见，假如石达开真的被谁取了首级去领赏，洪秀全一定会把杀石达开的责任和杀杨秀清的责任一样推给韦昌辉，说自己是在韦昌辉的胁迫下下旨杀石达开的。于是石达开的“英灵”将为他顺理成章地诛杀韦昌辉做最后一次贡献。之后，洪秀全为了表示自己不忘功臣功绩，大约也会照杨秀清之例办理，把自己的某个儿子过继给石达开，再弄个“翼升节”什么的。于是乎，大家都会说天王英明，翼王可惜。
　　然而，石达开在天国军民中的极高威望，是洪秀全没料到的。举国军民拿着捉拿悬赏的圣旨当草纸，各地军队纷纷支持石达开举靖难之旗。当宁国告急，石达开暂缓讨伐韦昌辉，先退清兵之时，他的威望已经达到最高点。而也就在石达开开赴宁国援助陈玉成的前后，向天京方面发出通牒，再次公开要求杀韦昌辉以顺民心，并声称如若不然，将提靖难之师打回天京以清君侧。
　　　　
　　眼见借韦昌辉杀石达开的计策落空，洪秀全只得清理门户，表现一下自己的“正义的姿态”。
　　夏历十月初五，洪秀全亲自就带兵，借城外翼王大军的声势，向乱党韦昌辉发起进攻，韦昌辉根本无力抵抗，到了最后，死命追随他的人员只有二百余人。这些也被全部杀死，韦昌辉被活捉。他的父亲韦元玠及全家老小全部被杀，只有他的弟弟韦俊此时在武昌与清军作战得以幸免，而后，韦俊投降了清军。
　　
　　韦昌辉被活捉后，天王下令将他五马分尸，并割下他的首级送到翼王石达开的军中，以进接石达开回京。为了一泄天国军民的愤怒，天王再次下令：将韦昌辉的尸体剁成肉块，每块两寸见方。悬挂在天京城内格栅示众，上面标明：“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
　　可谁是幕后真正最奸的黑手呢？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场史称“天京事变”的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平息，巨大的损失却已无法弥补。咸丰三年，公元1854年6月，太平天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东王遭屠杀，韦昌辉被剁成肉块，成为太平天国迅速衰落的转折点。太平天国败于败于内讧，死于天王之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2:59:48

　　乾隆朝大贪污幕后
　　　　
　　倚仗权势贪污受贿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就拿鼎盛的乾隆朝来说，大伙知道，这个时期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也不错，经济发展也大。可就在这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在于财富的两极分化，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要死。富的一方，不用说，就是统治阶层，怎么富的呢？靠贪污受贿聚敛钱财。
　　
　　咱们就提两个乾隆中朝的大贪污案。
　　这第一个大案，是王亶望贪污案，这起案子发生在乾隆朝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直到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1年才由钦派的大学士阿桂、陕甘总督勒尔谨查办结案。看过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都熟悉这个案子，在剧中是由和绅和纪晓岚查办，这一情节显然是违背真实历史的。
　　这个案子耗时之长，牵连官员之多。人数很惊人，督抚以下的官员达200多人，贪污的白银总数约300余万两。从这一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乾隆朝的官员贪污有多厉害。这一数字也让乾隆本人惊叹，说“此乃未有之奇贪异事”，“而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为寒心。”意思就是，这起巨大震惊朝野的贪污大案，没有一个臣工及时提醒，哪里还有忠臣呢？这让乾隆爷寒心呐。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王亶望贪污案结案后的第二年，闽浙又发生一起特大贪污案。这个案子是王亶望贪污案的续集，闽浙总督陈辉祖将查抄王亶望赃物全部侵吞。紧接着，又发生了浙江仓储亏空案，亏空的数额高达130万两白银，再接着，又发生了山东国库银亏空案，亏空数额同样高达130万两。
　　这一系列的重大案件发生，足以说明各地官员的贪污腐败，在乾隆中朝后，不仅严重，而且司空见惯。
　　何以造成贪污成风？其幕后隐藏着什么呢？归结起来有三点。
　　
　　其一，乾隆帝本人的因素。
　　这要追溯到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当时，为了稳定动荡的局势，不得不采取“宽严相济”的措施。对官员的惩处比较放松。这样过了5年以后，才对贪污涉案的官员加重触发。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根据统计，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总共查办惩处的贪污大案多达21起。可是惩处归惩处，没治到根儿上，这根子就在于奢侈。乾隆爷自个儿就追求奢华，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巡，每次出巡的花费都非常巨大，他效仿康熙帝，先后6次南巡，5次西巡；二是大兴土木，多处建造宫殿名园。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就得搜刮民财，因此而造成的贪污案件频繁发生，诸如赈灾款、国库银等都进来各级官员的私囊。
　　
　　其二，制度的因素
　　乾隆朝中期以后，实行议罪银制度。什么是议罪银？顾名思义就是议罪罚银，以贪污官员自行缴纳赃银而代替法律行政处罚。意思就是缴纳罚款就免于追究，不坐牢也不受刑。好比色情交易被捕，罚你钱就不关你了。争对的对象主要是犯有贪污行为的督抚等各级地方官员及富商。很明显，这一处罚对惩治贪官没有任何力度，因为官员贪污行径一旦败露，只需交银认罚，就可以不再接受任何处治。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3:00:34

可以保住官员不说，对以后的升迁也毫无影响。因此，贪官们愈发肆无忌惮。乾隆朝前期，贪官还要被发配，到了乾隆朝后期，议罪银制度的出现，使贪污大案频繁发生。
　　
　　其三，宠幸和绅。
　　和绅这个人不得了。懂得满、汉、蒙、藏四门语言。这四门功课是他升官发财的阶梯。而且，他还擅长绘画，长得也俊秀帅气，与电视剧里猥琐的矮冬瓜形象大相径庭。清代官场有喜好“男风”的陋习。乾隆爷也好这口，瞧着和绅就顺眼，就舒坦。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后，任御前侍卫的和绅，开始超速升迁。一系列官职列表让人眼花缭乱——先是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大臣又兼步军统领。没过多久，又升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尚书、议政王大臣，文华殿学士等职务。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
　　在这些官职中，有一个看似平常但很能捞油水的，就是崇文门税务监督。要知道，崇文门税关是京城内唯一的征税关口，负责对来往商旅、官员及士子征税。和绅掌管崇文门税务工作以后，将税务收入供给内务府开销。我们知道，乾隆帝是很奢华，在乾隆朝晚期的时候，内务府已经入不敷出，和绅这样做，讨了乾隆欢心。接下俩，乾隆给了和绅两大赏赐，一是赐和绅的长子名丰绅殷德。二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乾隆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孝公主下嫁给丰绅殷德。
　　这样一来，和绅和皇室联姻，使他在朝廷中地位更加稳固，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更厉害的是，这时候的和绅兼管吏、户两部。朝中自亲王以下的文武官员升迁调补，都由他说了算。因此很多官员向和绅行贿，和绅也大肆贪污和索贿。官员向他行贿，钱从哪里来？当然不是从自己的俸禄里面拿，还是通过贪污所得，如果贪污败露，再向和绅行贿，求得自保。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作为朝廷第一重臣的和绅给百官树立了一个贪污受贿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和绅执政20余年来，贪污风行，使“时风为之一变”。留下无穷的祸患。
　　
　　当然，朝中也有不吃和绅这一套的。据朝鲜在华官员的文献记载：“和绅专政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诸人，终不依附。
　　因此，对于和绅的贪污受贿专权，以及他任户部尚书以后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先后有两位官员上奏乾隆，进行揭露劝谏。
　　
　　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的时候，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绅家仆刘全营私舞弊，日用奢华，衣服车马居室逾制。按大清律法，家仆聚财要最及主人。和绅知道这事儿以后，当即授意家仆刘全，拆改居室，藏匿财物。这么一弄，当乾隆令官员核查时，当然查无实据。和绅没事，曹锡宝倒引火烧身，被处以参奏不实革职留任的处分。并且，乾隆认为，曹锡宝弹劾和绅，是受纪昀的指使，因为纪昀一向对和绅不满，故而借此来报复和绅。所以他斥责曹锡宝，说你本欲弹劾和绅，故以他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
　　
　　曹锡宝从此心情抑郁，没过几年就病死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3:01:10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的时候，内阁学士尹壮图向乾隆参奏，诉说吏治的腐败，议罪银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诸多现象，譬如，各省的督抚名声狼藉，史治废弛，亏空也很严重。由此，尹壮图请求乾隆派官员前往各省各地调查，并永远停止议罪银制度。对于贪官要记过，免职，不再让其为官。尹壮图这谏议当然没有错。而乾隆是怎么表态的呢？他先是对参奏行为本身给予训斥。因为尹壮图的父亲和纪昀是同年考生，而尹壮图与纪昀的来往也很密切。因有曹锡宝一事在先，尹壮图弹劾和绅成了乾隆的心理禁忌。训斥完后，乾隆派官员同尹壮图一起到各地核查亏空情况。但和绅早早闻讯，又做了手脚，各地督抚在他的安排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尹壮图等官员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核查时，根本查不到任何实据。
　　尹壮图的下场和曹锡宝一样，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这就是隐藏在乾隆朝打贪污幕后的因素。议罪银制度因素的危害，远远小于人祸的因素。这个人祸，有乾隆的本人的原因，更大的祸害还是和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驾崩，嘉庆亲政。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弹劾和绅，例举和绅种种贪污恶行。以前有乾隆帝的庇护，嘉庆不能惩处和绅。如今早对和绅不满的他，终于等到了机会。于是仅过了十余天，在正月十五日，就宣布了和绅的20条罪状，进接着就是查抄和绅的财物。
　　从查抄的财产名目我们就可以看出，和绅这个巨贪的祸害有多大。这些财产的名目大致有：黄金、白银、房产、地产、庄园、粮食、当铺、钱庄、古董、金银玉器、首饰、西洋进贡品等等。据有关学者统计，价值约在白银200万两左右。一些史书、笔记中的记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最高的达白银8亿两。无论哪个数字是真实的，都可以显见和绅贪污数量的巨大。以至于他倒台后，流传着一条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尽管嘉庆帝铲除了和绅巨贪集团。但是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是积重难返。直接导致各个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长达9年的白莲教起义，几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为镇压白莲教耗资军费高大2亿两白银。大伤元气。与此同时，西方兵船不断侵扰东南沿海一带，单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每年向中国输送鸦片4000箱。清王朝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库日渐空虚。康乾盛世早已是昨日昙花不付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导致清王朝迅速由盛变衰的直接原因，就是议罪银制度导致吏治腐败，加上和绅的专权使贪污大案频繁发生，且屡禁不止。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3:02:00

　　1938长沙大火之谜
　　　　
　　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古城长沙的千万幢房屋忽然起火，熊熊燃烧，火势极猛，霹雳吧啦的爆炸声由四面八方传来，不绝于耳。凌晨风大，冲天大火随风蔓延，整座城池一片火海。
　　这时候市民都是从梦中惊醒，哪里来得及逃跑，到处一片火海，人们山天无路，入地无门。呼叫声，老弱妇孺的哭喊声汇成一片，景象极其悲惨。
　　当时，城里还有一些从前线回来休养、医疗的伤兵，都葬身火海之中。这场大火蔓延了两昼夜，长沙市内的学校、医院、银行、工商企业等建筑，几乎全部焚毁。还有民房，根据记载，除了东站路以及城外的一部分未被烧毁外，其他的都化为一片灰烬。长沙市最繁华的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政街、北政街一带，火灾最为严重，满眼皆是残垣断壁。
　　这场大火共有二万多人丧生，二、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劫后余生的灾民，在寻找自己骨肉亲人，他们不断扒开炙热的灰堆；有的人希望寻觅到一些还未焚毁的物件，有的怅然踯躅在自家房屋的故址，有的悲悯哭泣，眼前的街道已然不可辨认。
　　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现在事隔多年，这历史上的突变早成陈述，但真相还不尽为人所明了。
　　那么，这一罕见的悲惨事件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是人祸？是天灾？是偶然？还是有所预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3:02:26

　　这就要从大火的起因来分析。
　　首先说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1938年。这是特殊的一年。这年5月，徐州失陷，华东、华北大片国土沦丧。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惊慌失措，于是策划出火烧武汉和广州的计划，在此之前还计划“花园口决提”。这一套计划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转交到蒋介石手中。
　　该策划书的内容包括理论和详细行动步骤两个部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是个俄国人。于是，他以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为例，说当时俄国人火烧了莫斯科才转败为胜的。以此为依据，所以，在武汉也该实行“焦土政策”。
　　这一计划有人反对吗？《蒋廷黻杂记》中叙述说“武汉空气紧张，今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此皆被目为落伍份子，故无敢言。”
　　所幸的是，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陷的时候，焚毁这两座城池的计划未能实现。可是，长沙却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日军直逼湘北，地处粤汉线中部的长沙成了此时的战略要地。
　　直到这时，蒋介石也没没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他采取当时的为武汉、广州两城准备的“焦土计划”，以水代兵，求卒于火。这是蒋退敌的唯一希望。
　　于是，就在武汉沦陷的第二日，蒋介石从南岳麓山乘飞机赶往长沙。这一行动很突然，当天晚上，也就是10月27日夜，蒋介石在城外原何健的家里举行军政会议。迫不及待地推行“焦土政策”。到会的还有冯玉祥，他为了劝蒋介石继续抗战，也从桂林匆匆忙忙赶来。
　　这次会议紧张而沉闷，蒋介石的急切暴露无遗，看一段当时会议的对话就可以知道——蒋对交通部门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就把铁路占满了，怎么办？”
　　交通部门负责人还没来得及回答。
　　蒋就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啦！”
　　接着，将又问湖南主*席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还没来得及回答。
　　蒋接着就说：“还思索什么，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住。”
　　这哪是开会，哪是商议，完全是蒋介石在宣布决定。这次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从始至终，基本上蒋介石一个人自言自语。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
　　会议的结果当然很明显——贯彻并实施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指导思想。而且，实施得异常迅速。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刚上任不久的长沙警备司令员酆悌。他接到命令后，迅速制订了放火计划。并在警备司令部召开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以及省市军、警、宪等单位处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有两个内容，第一当然是贯彻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第二则是通过拟就的火烧长沙计划。
　　这一天是1938年11月10日。岳阳失守。
　　就在当日晚上，又召开了省军政界要员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分歧很大，有人提出在放火前，事先发警报，让老百姓疏散，然后再用燃烧弹防火。还有人则坚决不同意放火烧城，因为事关重大，应当慎重考虑。
　　悲哀的是，这两个提议都被否决了。
　　《蒋廷黻杂记》中叙述说“最高当局一意孤行，地方政府无法制止，而民众又被蒙在鼓里，长沙人民也就劫数难逃了。”
　　
　　果然，火灾发生的前一天上午9时许，张治中接到了蒋介石侍从林蔚的传谕电话，紧接着又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话和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6-23 23:03:25

　　谁制造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当了宰相，执政两年半，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被杀。野史里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咱们把目光移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夏季，这一天，位居中书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醴泉”。“醴泉”是什么景观呢？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般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醴泉”吗？胡惟庸说有，他告诉朱元璋，这是祥瑞之兆，陛下您来看看。
　　朱元璋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日。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往胡惟庸府上去。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拦驾的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是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通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地手指胡惟庸府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儿，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望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呢？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着很对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
　　明摆着，这胡惟庸要谋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除二，就把逮捕了胡惟庸，将其赴市正法。
　　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也死了。
　　
　　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胡惟庸真有心谋反之心吗？
　　朱元璋当皇帝以前，胡惟庸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才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也没什么大权，就是负责祭祀啊，礼仪啊等等事情。先前还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
　　到了明军夺取了大都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家知道，明朝是延续元朝的旧制，这中书省就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儿。
　　这时候，大明朝的宰相是跟着朱元璋起家打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右丞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好说歹说，刘伯温就不答应，一次又一次推辞。朱元璋没办法，就问刘伯温，你看杨宪这个人怎么样？
　　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褒贬参半，说此人能力是有，可器量狭窄，如果当了宰相，恐怕不能做到公正。
　　得，就这个评价，把杨宪从候选名单中划去。
　　接着，朱元璋又说了一个人——中书省左丞汪光洋。
　　刘伯温的回答更糟糕，说此人的器量还不如杨宪。
　　左也否决，右也否决，朱元璋想了又想，想到了胡惟庸。刘伯温说，胡惟庸是一匹劣马，哪能驾车。
　　这么一来，朱元璋所提的人选一个都不合适。然而，朱元璋只是咨询，并没有听取刘伯温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
　　这刘伯温既是个乌鸦嘴，又是个预言家。他说汪广洋不能担任丞相一职，果然说准了。这汪广洋喜欢喝酒，喝起来没够，不仅不管事儿，还误事儿。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右丞相的位置又悬空了。谁来接替呢？这个时候，李善长挂个太师的虚名隐居了，汪广洋也给贬了。就剩下个胡惟庸。这么着，胡惟庸当上宰相，独揽朝政大权。
　　
　　这胡惟庸和汪广洋不同。汪广洋是个玩家，胡惟庸是个干实事的主，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本来就是一步登天，再被圣上一宠信，胡惟庸有点儿忘乎所以，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
　　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
　　第一，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个儿独断专行。
　　第二，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上书，有对自己不利的就私藏。
　　第三，收受贿赂，要升官的，犯错了想逃避处罚的，都给胡宰相送礼。礼物五花
　　八门，有珠宝有名马有古玩。胡惟庸从来就不拒绝，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那么，权利欲高速膨胀的胡惟庸，这时候还不满足吗？他一定要谋反，除掉朱元璋自己登上帝位吗？
　　
　　看一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97年旧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俩人磕头请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当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
　　朱元璋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儿应该中书省负责。
　　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你推我，我推你，踢球呢？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说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不这么想，他感觉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被架空了。这朝廷上还有谁信任呢？必须查，查清楚。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替罪羊，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
　　这事儿到这里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节外生枝——这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
　　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想的都是把对方整倒，把自己从事非堆里摘出去。
　　
　　公元1308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处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
　　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十七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两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趁虚而入。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做为自己的党羽。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享，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做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
　　
　　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
　　胡惟庸当然撞在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十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连诛的约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辨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邵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二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信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俩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之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利斗争所至，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的不信任所至。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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