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磨难的中医会更坚强——读方舟子《批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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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磨难的中医会更坚强——读方舟子《批评中医》

; n6 C# v3 h3 [3 j2 D6 n4 S  m□ 徐慎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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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了一套丛书，共4册，主题是“中医新世纪大论战”，虽然我对这个“战”字心存疑惑，还是从书架上独购《批评中医》一书，很想看个新鲜，瞧个明白。
　　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我细读全书，学习的兴致全无。鄙以为，方舟子博士《批评中医》惟一新鲜的可称得上“经典”的一段话是：“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置疑中医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我完全支持把中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但是全书并没有对此进行解释和阐发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半年多过去了，我对方先生的“中医的保护研究”一直处在期望之中。近日读方博士批驳“排毒教父”林光常的一段话，他说：“在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低到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国度，在一个煽情比理性分析更受欢迎的社会，再虚假的产品，再荒诞的学说都不难找到庞大的市场。”这里抛开林光常的事非短长不论，单就方博士对公众科学素养的量化评估，以及对当今社会情感方式的评价，竟有如此结论，使我十分震惊。其一，中国广袤的国度，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低到只有几个百分点，方博士具体所指的医疗保健知识的素养，估计值就这么低，量化的依据是什么呢？其二，如今的中国社会难道仅是“煽情”的更无其他，这“煽情”指的又是什么？方博士呆久了新语丝网站“煽情”的角色，竟在不经意中自我表白，也在《批评中医》中不难找到可以训导的东西。
　　《批评中医》中一个并不起眼的章节，谈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他话锋一转，套用了所谓“主流医学界”认定的如中医、藏医、印医为“民间医术”，统称为“另类医术”。这当然属于拾人牙慧，不值一驳。至于“中医疗效不确定”、“中药毒性要当心”为专题的议论，说起来有一些为科学而讨论的成分在内，博士先生没有量化评估一下，就这些来为“批评”服务，力度能有多大？
　　提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方舟子博士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对应脏象学说相似，古代西医也有一套根据天地四元素提出的四体液学说。”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1874～1953）指出：“近代由于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有许多宝贵的新发现，……而我们却常忘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减少人类的痛苦，使其更坚强更有能力。”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医学的最初观念是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甚至是来自动物的痛苦和惧怕，我们不应漠视这种发展道路。”读了这些使我端定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对眼下的这场“论战”极为乐观，因为卡斯蒂廖尼引导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源头，并从中获益。
　　回顾《黄帝内经》的诞生，乃是真正的一场举世无双的磨难，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许多医家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得不假托黄帝，用问答的形式阐明一系列的医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后来的医疗实践密切结合，进一步诞生《伤寒杂病论》及后世的温病学。与此同时，在各个朝代与各个学科都有建树。例如魏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不仅整理了《伤寒杂病论》而且大胆探索出了《脉经》，这是伟大的获得成功的实践。南宋的陈沂（字素庵，人称陈木扇）他的围产医学观及其医疗实践比现代医学的发现要早700多年。当然西医也有发展中的闪光点，这说明世界上各个医学流派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规律，有的是必需有客观条件，有的则是集体的智慧或个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医学的发展的根本是宗旨在，谁也不排斥谁，特点在包容性和融合度。至于是不是什么世界医学、现代医学或医学科学，在漫长的医学发展长河中，从没有哪一门医学靠“标签学”过日子。我很赞成当前新兴的比较医学和比较医学史的研究，并且正逐渐取得进展和成果，有望能够抵消或减弱对中医存废的纷争及无聊的指责。
/ B# M. o# a. E$ C+ {　　值得玩味的是《批评中医》中的一句话，方博士说：“（中医）靠政策保护，诉诸民族感情，最终也不可能振兴中医。”众所周知，党和政府从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政策”、“感情”不应该混为一谈。再说政策是“保护中医”吗？政策的制定既不以单纯的“保护”为出发点，更不以“民族感情”来替代，党的中医政策，博士先生有没有详细学习过？可以正言相告，政策制定的主要精神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利益，专门制定的中医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就现实情况来看，贯彻中医政策还远远做得不够，如何贯彻和落实中医政策，并加强其管理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 s: L) S$ q' ?& K" _　　《批评中医》一书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引了一些名人的文章。方博士说：“（我）对鲁迅有关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摘录鲁迅的名言，仅取自1927年发表的《朝花夕拾》。但是鲁迅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和做法，方博士只字不提。鲁迅有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经历，不仅自己主动服中药，而且自1914年至1933年底多次购买国内外出版的中医书籍（共9套44本），其中有《王叔和脉经》、《巢氏诸病源候论》、《支那中世医学史》等，不仅如此，他十分爱惜地用业余时间修补《六醴斋医书》（十种二十二本五十五卷）。这些史实有鲁迅的日记为证。他评价《本草纲目》说“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宝贵的”，也指出书中存在的“捕风捉影”的内容，这体现了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在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时对这些史实有人发表文章专门总结过。方博士为了蛊惑人心，“煽情”到严重失偏的地步。这种做派，与“批评”相去甚远。倘若附和，也是有感羞愧的。
% k1 z" Q5 s9 g  ~6 V) m　　方博士说：“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理论的否定，对中药的怀疑就越大。”方先生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坦诚，似对中医中药的否定和怀疑永存。方舟子博士的一番说教，非但不能动摇我酷爱中医的决心，反而使我坚信，历经磨难的中医会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