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医学成就(1644-1840)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12-14 15:42:19

清代前中期医学成就(1644-1840)

　　明之後期，政权愈来愈见腐朽。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王朝宣告灭亡。时当东北地区女真民族，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祖孙三代努力下，重新崛起之际。族名改称满族，组成八旗子弟兵屡犯明朝地方政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振，觊觎关内。明朝总兵吴三桂在与李自成接战同时，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回师北京，于4月29日即皇帝位，国号“大顺”，但于次日即退出了北京。于是清军顺利入京，并正式建立了清王朝。　　满族入主中原，由奴隶制度急剧过渡到封建制度，大力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制度。内阁之上，另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後为“军机处”)，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全由满族贵族组成。地方行政分属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知府、知县等各级长官，满汉兼任，但唯知府以下方准多用汉人。从康熙到干隆，既建成了这样一个满汉合一的统治政权模式，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推到了顶点。　　“康干盛世”，社会经济发展。奖励垦荒，轻舶薄赋，惩治贪污，兴修水利，节约开支，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户部库存银已由原先的1000馀万两增至5000多万两，出现了相当安定和繁荣的局面。雍正即位，进一步发展为“摊丁入亩”政策，等于取消了千百年来实行的“人头税”。其结果，全国人口大大增加，公元1661年统计人丁户口为1900多万。公元1711年亦仅2462万，而至公元1774年，全国人口已猛增至22102万。　　清统治者沉溺于奢侈生活，对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察知，对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认识。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时期，出现过一批伟大的先进思想家，如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颜元等。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反清的，因此多被下狱，或避地隐居。哲学上，他们批判宋明理学，阐发“经世致用”和“气”的物质性原理。为了巩固统治，康熙帝等大力推行宋明理学，把孔子，祭朱熹，将其列入十哲，并亲撰“圣谕”以为弘扬。雍正还规定《圣谕广训》必须家喻户晓，能够背诵。儒臣大受宠用，《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四处发送。为了打击一切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把中国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清朗中期以後的闭关锁国政策越来越严厉，也阻碍了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交流。顺治和康熙都曾优渥礼遇明未来华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康熙甚至请他们入宫讲学，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通科学知识的皇帝。汤若望除授钦天监实职外，还得到正一品的荣衍。但是，後来因传教士内部争议，罗马教皇发出“禁约”，并两度派特使晋见康熙，要求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法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行吊丧之礼及悬挂“敬天”之医，理所当然遭到康熙斥逐，最後下谕“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4通）。但实际上传教士仍在中国各地活动。雍正时，广东、福建等省地方官屡有“欧亚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的报告，情况已与康熙时有所不同。後来又考虑到边疆之患及思想体制之被淆乱，乃有干隆朝下令闭关锁国。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概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汉人出洋者为“自弃王化”，不论官民一律杀头，没收货物财产，并且坐连保甲属官。至此，就从原来的因保护主权而闭关锁国发展成对一切外来文化和经济交流均予析拒的自闭政策了。这样，中国历史性地失去了一次与外部世界交换认识、争取同步前进的机会。　　在上述背景下，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着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後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第一节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一)太医院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顺治元年(1644)设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事机构。为帝後及宫内人员诊视疾病、配制药物，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最初设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其下设御医10人、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生20人、切造医生20人，分掌所属事务。以後历朝，院官员额各有增减，雍正八年(1730)添设食粮医员30人。干隆二年(1737)题准食粮医员之设永为定例。自院使以下各官具为汉缺，干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大臣一人，管理院务。　　院官的升除。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御医、吏目、医士等官，初由各省选举精通医理的人报太医院，由院考选补用。
　　(二)御药房　　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顺治十年(1653)设，属总管首领内监经理。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二人兼管。　　御前药房分东西二所，由太医院医官轮流为皇帝值班。西御药房由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分班侍直，叫作“宫直”。东御药房由御医、吏目、医士分班侍直，叫作“六直”。　　圆明园药房、西范寿药房，太医院亦如给事于内廷，都派医官侍直。皇帝巡幸，院官或奉旨特派，或按班轮委随驾侍直。
　　(三)药库　　药库，也称生药库。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药库，买办药材，二年一换，升授吏目。凡各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经管理药库医官验看，由御药房处于差役地位的“苏拉医生”或以民间召募的“民医生”切造、炮制备用。　　清代对东北地区所产人参实行皇家专采专卖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因之，御药房的人参使用，控制较严，实行交请应用办法，无定额限制，用完时，开明耗费数量，并将需用数及职名奏呈，再行请用。
　　(四)社会抚恤组织　　清初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　　清代统治者及地主、豪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兴办有养济院、普安堂、育婴堂及粥厂等，让会抚恤组织，收养社会上的贫孤无靠者，以示恩泽民众。　　养济院明代已有，英宗天顺间谕户部令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干隆间还把年逾六十或成笃疾者、不能食力的军流等犯人，拨入养济院，按名给孤贫粮。　　京城及外省还有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体弱多病老年人。干隆初年定，大口日给米八合，小口减半。　　我国自古以来把“慈幼”视为美德，宋淳佑间，创立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孩。清代则有育婴堂创立，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
　　二、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学教育，设教习培养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各置教习2人，由御医、吏目中选品学兼优者充任。内教习住在东御药房，担任教授药房的太监学习医书。外教习担任教授初进太医院教习厅肄业生及医官子弟学习医学。凡到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入院学习後，称为肄业生。　　医学分科曾3次改制，顺治间分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11科。嘉庆二年(1797)痘疹科并入小方脉科，口齿咽喉合为一科成为9科。嘉庆六年(1802)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兼充，成为8科。道光二年(1822)奉旨以针灸之法究非奉君之宜，太医院针灸一科永久停止，成为7科。同治五年(1866)改为大方脉科(伤寒科、妇人科并入)、小方脉科、外科(即疮疡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5科。教学内容主要是《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後来又增习《医宗金鉴》，并渐以之为主要教科书。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清代在地方虽也开办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规模小。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名额各为一人，俱未入流。雍正元年(1723)题准，命各省巡抚，详加考试所属医生，对精通《内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者，题请作为医学官教习，每省一人，准其食俸三年，此间，如果工作曲奋慎重，品德正派，即上调太医院，授为御医，其遗缺，由本省习医人内拣送补授。　　有清一代的医学教育，虽然大体上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趋向衰弱，不复历代兴盛，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造就出不少医学名家。　　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重视，至清尤然。在他们的医着中，几乎都要论述做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後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不图名利；(二)急病人所急；(三)贫富一视同仁；(四)珍重人的生命；(五)谦虚谨慎，互相学习。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12-14 15:42:55

第二节温病学说的发展和预防保健
一、温病学说的发展与成熟　　温病学说是中医在漫长的岁月里，沿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外感发热性、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得来的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吴有性之後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戴北山之《广瘟疫论》及喻嘉言、陈平伯之论温以及馀师愚之论疫、周扬俊论温热暑疫等等。他们于温热的病因、症状、治疗等有一定认识，但在病机理论上仍未能统一。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温病学派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中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预防等，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清代温病学说的主要成就，可归纳为：
　　(一)确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1、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後方言气，营之後方言血。”明确指出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发病部位，同时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揭示了温病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变化的传变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独特的表里、内外、先後、深浅及顺逆传变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临床证候的动态规律，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确立了温病各病变阶段相应的治疗大法，提出了“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或透风于势外，或渗湿于热下”，对邪气“始终在气分流连者”用战汗透邪的方法，对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用分消上下的方法。“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以及“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等独特见解，从而建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标志着温病学说至此已趋向成熟。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各种温病的大量启示，对後世温病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2、吴鞠通确立三焦辨证。吴鞠通广泛汲取《伤寒论》、《温疫论》、《临证指南医案》的成功经验，融汇贯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提出“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三焦辨证并不排斥卫气营血辨证。卫气营血分辨表里，三焦辨证分辨上下，一横一纵，相互配合、补充，相得益彰，使温病的辨证更加准确与具体化，益趋完善与成熟，成为温病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标志。直至今日，这两种辨证方法仍被广大医者结合运用于临床。
　　(二)提出了温病的独特诊断方法　　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清代医学家提出了许多独持的方法，总结了丰富的临证经验，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不少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　　1、察舌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广温疫论》提出积粉苔是疯疫的重要标志之一。《温热论》强调观察舌质、舌苔的色泽和润枯的变化，为辨别病属卫气，或属营血的重要依据。认为舌苔可分为白苔、黄苔、黑苔；舌质分为绛舌、紫舌、淡红舌。提出凡温热传营，舌质必绛。　　2、验齿验齿作为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首倡于《温热论》。叶氏阐述了温病验齿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认为阳血属邪实胃热，阴血属肾液亏损，一实一虚，故治法亦有重在祛邪和重在救阴之异。　　《温热论》根据齿的枯润、结辨的颜色齿垢的有无，以及有无齿痛、咬牙等表现来辨识温病，通过验齿来判断热邪的轻重、津液的存亡这一独特的诊法，是对温病诊断学的一大补充和发挥。　　3、辨疹斑疹是某些急性传染病的特证。馀霖《疫疹一得》强调辨识斑疹应当注意形色两个方面，认为斑疹以松浮为吉，紧束为凶。斑疹之色以红活溶润，散布洋溢为佳境，而颜色深重，干滞娇艳，多是热毒深重之象。叶氏于斑疹的辨识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凡斑疹初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认为斑属血分为多，疹属气分不少。
　　(三)确立了温病的清热养阴治则　　在吴有性温疫热邪解後宜养阴忌投参术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对温病的治疗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其临床运用更加丰富多彩，尤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叶氏对温病养阴和诊治有很多创见，把养阴步骤分为甘寒养胃津、咸寒滋肾之法。同时叶天士发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立养胃阴一法，不但用于温病，而且广泛运用于治疗某些虚劳、肝病、胃病、久嗽、血证等，亦收良效。吴由通继承并发展了《伤寒论》清热保津、泻下存阴之法，提出了清络、清营、清宫三法，吸收了吴有性对温病内热烦渴给服梨汁、藕汁、西瓜等经验，吴鞠通从理法方药方面，全面阐述了清热养阴治则在温病治疗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临床运用，制定了一系列养阴名方，为温病的治疗学、方剂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但在外感热性病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应用不衰，而且广泛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中亦取得很好的疗效。
　　二、预防与保健　　（一）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与历史意义　　1、官方的重视与推广：人痘接种术自发明以後，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口传心授，笔之于书甚少。当时安微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为全国人痘接种中心，种痘师多半来此习得其术并购买痘苗。　　清初满族人入关之前，尚无天花。清兵入关，有一大批兵士遭受天花传染，原因是北地寒冷，未受天花侵袭，他们多不具有免疫力。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福临(顺治)，即是死于天花。这件事的直接後果是其子玄烨(康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尽孝，乃成终天之恨。即位之後，当他知道有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马上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考选。江西的朱纯嘏和陈滢祥二人，于是成了皇家种痘师，不但为皇子孙种痘，而且赴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治痘及为诸藩子女种痘，康熙皇帝为此特赐府宅和授官爵予朱纯嘏。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对自己推广种痘成绩特别满意。　　朱纯嘏着《痘疹定论》无经受此激励，到干隆朝撰《御纂医宗金鉴》，作为国家钦定医学教科书，第一次收入“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这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提倡和推广的态度，亦使种痘法标准化了。　　这种官方的推广，至少使官宦大臣富有之家的儿童，普遍实行了种痘，但庶民贫寒阶层未必尽能得益。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方和民间医生推广，至此人痘之术，渐渐深入人心。民间种人痘之术，一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还流行不殆。　　2、人痘接种的技术改进　　人痘接种在发明之时究竟所用何法，因乏资料，今不得而知。《张氏医通》记载的有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其中痘痂法又分旱苗、水苗两种，故合计共四种方法，推测痘衣法为最原始粗糙一种，不过简便易行，只要将患天花小儿所穿内衣脱下，令未病小儿穿之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但成功率较低；痘浆法或亦早期所曾施行，将患儿痘疱挑破，直取其浆接种，传染既烈，且损患儿甚重，所以被斥为“不仁”。後来的事实，痘衣法尚间有之，痘浆法则基本杜绝。　　水苗法可能是痘浆法改良而来。按照《医宗金鉴》的描述，是将新棉摊成薄片，将痘痴研细调以净水，裹于其中，然後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系以红线，免被吸入或咽下。六个时辰(12小时)後取出。此一种法安全可靠，特别是说“既种之後，小儿无受伤之处”。　　水苗法又称“塞鼻法”，旱苗法则另称“吹鼻法”，较水苗法为晚起。《医宗金鉴》云：“旱苗种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此法可靠性不如水苗法，轻吹则不入，重吹则迅烈难当，涕多则苗随涕去，因此还是“独取水苗”。　　苗种的选择、保蓄、精炼，也是人痘成功与否的关键。所谓“丹苗”，即是最好的苗种，按照现代科学的意义，是人天花经过传代培养保存的纯种疫苗。郑望颐《种痘方》中说：　　“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 　　“种苗”又称“熟苗”。朱弈梁《种痘心法》中指出，此种“熟苗”是由“时苗”经传代培养精练而得出的。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这一过程与现代医学原理完全一致。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可以保留免疫抗原性而减低其毒力。唯现代疫苗制品是经动物传代培养而不是在人体传代。　　收取苗种，要及时用纸包固，纳小竹筒中，并塞其口，不令泄气，或者贮于新磁瓶内，以物密复，置洁净之所，清凉之处。依法藏蓄，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馀日，冬天可保存四五十日。李约瑟博士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藏苗过程，还是一个减毒过程（李约瑟：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参见《中国药学报》5：10，1983）。　　“将疫苗在体温(37℃)或稍低的温度下保存一个多月，这当然会使80%的活病毒颗粒发生热失活效应。但由于这些死亡蛋白质的存在，当接种到人体时，就像抗体产生一样，强烈地刺激着产生干扰素。” 　　3、人痘接种术的效果和盛行　　随着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精细，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大为提高，正因如此，在那天花猖照流行的年代，人痘接种术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欢迎。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看，人痘接种的成功率极高，效果和安全性都堪称一流。　　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天花是人人要罹患的危险疾病。当时张琰劝人预防接种人痘，他的接种成功率很高，失败仅占2～2.5‰。　　徐大椿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医生兼医学评论家。他在《兰台轨范》中有一评述：估计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在80～90%，种人痘的失败率为1%。原因是“苗之不善”，种痘方法是很好的。当然，普通种痘师是及不上张琰那样的种痘专家的。　　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土Dyer Ball就述他在山西省看到的情景，没有种人痘(但有治痘医生)时，山西省天花死亡率一为50～60%，一为20～30%；种人痘术推广之後，天花流行的死亡度降为1%（Wang &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第276页，中国检疫局，1936），这从另一个角度，从外国人的眼中，比较出人痘接种术的效果来了。　　西方所用的人痘接种法未能随着中国人改良之法而改良，因此成功率较低。以外国之停留于痘浆法时苗接种的失败率较高来推论我国盛行不衰的人痘接种技术效果是错误的。人痘接种术在中国是成功的，并且随着技术改进而显得更加成功；它绝不等同于“一次人工的天花传染”。　　4、人痘接种术在国外的传播　　种人痘的技术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　　据英·李约瑟博士考查，早在公元1700年之前，已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谈到中国种痘之术，但未获重视。　　俄国人则较早派人来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刊)云：“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衙内，在京城肄业。” 　　康熙二十八年(2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俄国政府选派留学生来华；时值俄国天花流行，部分留学生即以专门学习痘科。康熙二十年恰召朱纯嘏等种人痘并推广之，俄国人学痘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人痘法于是很快传到了俄国，并在俄境广为推行。　　当时俄国属土而南与土耳其接壤的锡尔戛西，本来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因为天花流行而损害了她们的容貌。正是因为人痘法的传入挽救了她们，法国大百科全书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在法国大声疾呼批评法国人不善学习和没有及时推广种痘技术，他赞扬锡尔戛西民族稿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wovtley Montague)将异国的种痘习惯传回本国，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锡尔戛西人的种痘术可能从此传来，也可能由南边的土耳其传来。中国与土耳其之间一直有丝绸之路的频繁往来，中国医生到土耳其种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Dudgeon John Hobson 1837～1901)在《中西闻见录》中说：“自康熙五十年(1717)有英国钦使曾驻土耳其国京，有国医种天花于其使之夫人，嗣後英使夫人遂传其术于本国，于是其法倡行于欧洲。” 　　Dyel Ball《中国风土事物记》中也提到：“说也奇怪，象其它许多事物一样，种痘术似也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这术约八百年前，中国宋朝已经应用，于1721年由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公使夫人蒙拉格氏(即蒙塔古)最早介绍来英国。” 　　土耳其的种痘术传自中国，是所公认由土耳其传到英国，则应归功于蒙塔古夫人。法国则在伏尔泰的再三呼吁後，也传入了人痘接种术。　　俄国人又将种痘术传至非洲，首先在突尼斯施行。为保证黑奴贸易，乃得普行于全非。又因黑奴贩运到美，种人痘法遂传美国。　　近邻的朝鲜和日本接受种人痘法反晚于欧美。大约干隆二十八年(1763)方传至朝鲜；1744年，福州商贾李仁山到长崎，後奉长崎镇台之命种痘，医者柳隆元、堀江道元从其学。李仁山并着《种痘说》(日译本称《李仁山种痘和解》)。　　至1778年，有人将《医宗金鉴》种痘卷拔萃，题为《种痘心法》刊行，至此种痘之法广为流传。　　5、人痘接种术发明的历史意义　　人痘接种法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造福于全人类并促进了医学科学的新发展，其意义不亚于四大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它本身曾有效地预防了无数次天花流行，拯救了准以计数的孩子的生命；也使许多人免于麻于、残废等天花後遗症的困扰。　　它直接导致了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术在英国广为推行，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l749～1823)正是一位在乡间种人痘的医生。他是在种人痘的过程中才发现挤奶女工因患过牛痘而可免种人痘的（参见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史》，马伯英等中译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1796年，他试用牛痘苗代替人痘苗接种试验成功。显然，牛痘接种法不过是人痘接种法的一次革新。　　如果说牛痘接种法曾作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那么，现在则完全有理由说：人痘接种法是更早的、真正的先驱，人痘接种法当之无愧地是现代免疫学滥觞之源。　　预防医学以战胜天花传染、消灭天花为荣，是人类预防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　　若此伟大的奇迹般的成就，其最先的肇始是由于中国古代发明的人痘接种术，然後传至世界各地，然後有由琴纳加以改进为牛痘接钟术，再以後是牛痘术在全世界的推行和改进。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创始之功不可没，中国人痘接种术永远彪炳史册。
　　三、卫生保健　　清代前中期，人们对环境污染，蝇鼠虫害及其与传染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环境卫生措施。养生保健在继承前代成就基础上，着重于养生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养生对象尤其重视老年人。　　当时，人们对水源污染和传染病发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孟英认识到人烟稠密的地区容易引起传染病的流行，在论及预防措施时，科学的要求：“平日宜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引浊”，以保护环境卫生。　　这一时期，人们观察到苍蝇害虫污染环境，是人类许多疾病的祸根，唐黉《外科心法》认为“苍蝇闻秽丛聚，以致生疽。”因此，早在明代的外科着作《外科正宗》中就明确指出，病房“庶防苍蝇、娱蚁之同侵入”。　　鼠害，早在先秦人们已有认识。到明代，《本草纲目》引梅师“正旦朝所居处埋鼠，辟瘟疫也。”把灭鼠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联系起来。吴宗宣撰《鼠疫治法》主张见死鼠即埋等法预防鼠疫。　　一般认为烟草最迟于明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有一些医家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如清初医家张璐在《本草逢原》中就提出烟草有害的疑问，说：“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至干隆年间，吴澄在编写《不居集》时，明确指出烟灼脏腑损人寿，并告诫人们烟酒“二物并行，贪嗜无厌。脏腑不为之焦坏乎?养生者当细思之。”吴氏的这番议论，十分可贵，对于今天提倡不吸烟的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养生学以继承、普及、推广为主要特点。在通俗性养生着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尤乘《寿世青编》，重点辑录了前人关于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勿药须知”专论气功、养生。简明易学，为後世养生者所推祟。此书和黄克楣《寿身小补》分别被国内外学者译成德文出版。汪昂仿《寿世青编》之例，撰《勿药元诠》，分载《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及“恬澹虚无”经旨，以及“调息”、“小周天”、“道经六字诀”、“一秤金诀”、“金丹秘诀”等内容，简便易行，故流传甚广。书中辑集前代《修龄要旨》、《类修要决》、《颐生微论》载录的导引、按摩养生经验要点即养生十六宜：“发宜多梳，面宜多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舌宜抵腭，齿宜数叩，津宜数咽，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谷道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干淋浴，大下便宜闭口勿言。”後来传入日本，现在札幌等地区甚为流行。此外，徐文弼《寿世传真》所载的“十二段锦”，颜伟《延年九转法》，汪《寿人经》所载的理脏腑之导引等等，至今仍然为群众所乐于锻炼的养生方法。　　中国养生学着作在此期间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并由此对国外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同时，国外的保健知识也被介绍进来。如郑观应编辑的《中外卫生要旨》四卷(1890)，除论述中国固有的养生、饮食、气功以外，还介绍国外如乡居、旅游、运动等养生方法，以及因地气不同、体质及病患不一，所以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若土地卑湿之处，宜开沟引水，多种花卉。其中载录西方名医海德蓝医生之养生论颇为详细，此可谓中国比较系统吸取国外有关卫生保健以为借鉴之始。
第三节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清代康熙以来，医家尊祟经典成为学风，呼应而起的经典医书注家，盛极一时。他们做了大量考证与注释工作，在古典医籍的整理研究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内经》　　(一)张志聪《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　　清初着名医家张志聪主持编着的《皇帝内经素问集注》和《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是一种影响颇大的《内经》全注本。　　张氏集注本的注释水平较高。例如对《阴阳别论》中“二阴二阳发病，善张，心满善气”一句之“心满善气”的解释，王冰理解为“气蓄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其他对《内经》很有研究的医家吴昆、马莳，张介宾等均未对此作出解释，张志聪则对王注提出异议，认为“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其解说明确指出“善气”是善太息，这种心中满闷而善太息的解释，符合实际，较为贴切。　　张志聪《内经》全注本屡出新见，其观点在近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中医理论研究有着较大贡献。
　　(二)各具特色的分类研究　　1、择分《内经》为九类；汪昂、薛雪汪昂所着《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3卷，选录《素问》、《灵枢》中除针灸以外的主要内容，分为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和杂论9篇，兼采历代注家之长进行注释。注文简明扼要，较为浅显易懂，为後世学医者所喜读。薛雪所着《医经原旨》(1754)6卷，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9类，计14篇。注文简要，主要参酌张介宾《类经》中的注释，揉和各家学说重予撰注而成。　　2、分类最简的《医经读》：沈又彭所着《医经读》1卷，挑选若干条文，分别归纳于平、病、诊、治4类之中，可算类分最为简要者。平，为脏腑的正常生理。病，包括病机、疾病。诊即诊法，治即治则。故该书分类虽简，但已概括生理、病理、诊法、治则四大部分内容。所选条文较为精当，起到了删繁就简由博返约的作用，是一本适用于初读《内经》者阅习的书籍。　　3、探索篇序原貌的黄元御：清代名医黄元御，以《素问》、《灵枢》代远年湮，文次伪乱，倡错简之论。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着成《素问悬解》和《灵枢悬解》二书，《素问悬解》(1756)13卷，以通行本《素问》81篇的主要内容分为养生、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治论、刺法、雷公问、运气10类，重予编次。《灵抠悬解》(1756)9卷，根据通行本《灵枢》81篇的主要内容，按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脉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9类的次序重予编次。二书可称《内经》研究中独辟蹊径之作。
　　二、《难经》　　此期对《难经》的研究，方式大抵是将《内经》《难经》有关内容相互对照，并以《内经》理论阐述《难经》义理与渊源。　　清初莫所《难经直解》(1669)2卷，为《莫氏锦囊十二冲》之一种。莫氏注释《难经》以滑寿《难经本义》的理论为主，参考其馀注家学说，并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徐大椿所着《难经经释》(1727)2卷，以《内经》理论为本，阐发《难经》义理及其学术渊源，其中述源析变、考订辨论、诠释发挥，颇具参考价值。黄元御所着《难经悬解》(1756)2卷，主要结合个人学识及阅读《难经》心得，对81难予以逐段注解，注文多较简要。　　日本学者丹波元胤亦于19世纪初叶撰有《难经疏证》2卷，该书首列其父丹波元简《难经解题》1篇，元胤征引各家学说结合个人见解补其剩义。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12-14 15:43:31

　　三、《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一)《伤寒论》的研究　　清代，由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及训诂学的盛行，《伤寒论》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仅清代前、中期流传至今的《伤寒论》研究着作在百种以上。　　首先是明代已显端倪的学术之争，到了清代则更为明朗。主张错简重订或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不同医家，观点都比较强烈，均竭力宣称自己最能反映张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张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是喻昌，其《尚论篇》影响之大超过了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在他之後，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派医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编次，着书立说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础上进行。若周扬俊、张璐、吴仪洛、程应旄、沈明宗、陈知等等。另一派医家则认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尽复仲景原貌，因而他们的重订工作往往另辟蹊径而不循方喻。如黄元御撰《伤寒悬解》，钱潢撰《伤寒溯源集》，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医家有钱塘二张即张志聪、张锡驹，以及陈修园等人。这种学术之争并非没有意义，许多医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明力，往往博览群书，寻流溯源，深思熟虑，力求得出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响的佳作。　　此期流传入境的外国学者的《伤寒论》研究着作恐怕可谓《伤寒论》研究中的一条不可忽略的支流。至今仍可见到的日本学者的着作不下四十种，以诠释或集注的形式为多。如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丹波元坚《伤寒论述义》，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正》等等，这反映了《伤寒论》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医生对《伤寒论》的推祟、理解和应用。　　1、主张错简重订的医家　　(1)喻昌与三纲鼎立说：喻昌研究《伤寒论》尊张仲景为至高，对自王叔和以降历代注家多有非议。而独对明代方有执一人颇赞赏，以为对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尤其认为方氏卓识超越前人。　　因此喻昌对伤寒六经病脉证治的编次发挥追从方有执的观点，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三法分治三证，鼎足三纲，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种颇具影响的学说。　　总之，喻昌研究《伤寒论》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编仲景条文，几乎于每一条文之前先以简明短语点出大意，之後又结合本人体会进行发挥，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2)方喻影响下诸家：张璐自言研究《伤寒论》历三十年，曾为诸家多歧而苦恼，迨见到方喻着作方豁然开朗。总结心得，撰成《伤寒缵论》与《伤寒诸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首详六经证治，後列他病。篇且分法基本同于《尚论篇》，原文後注释也是主要依据方喻之说。但他对喻昌伤寒温热不分，持有异议。他不仅将原文中言明温者指为温病，并将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等诸条均归入温热病范畴。　　周扬俊也是方喻学说的追随者，认为历代注家唯此二人得仲景精旨。因此周扬俊研究《伤寒论》均采用方喻二家，遇注释不完善处，又自潜心体会，以期另有所得而补其不足。故其着作名《伤寒论三注》。清中叶之後，以此立说者并不止周氏一家，如黄元御、包诚、陈修园等人。即使至今，也仍有人循此思路研究《伤寒论》。　　(3)黄元御的错简重订说：黄元御治古医经，无不以错简为说，他不象其他主张错简重订的後续医家那样推祟方喻二人，他认为“四圣”之後，唯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意。他重订《伤寒论》条文，不遵风寒营卫或三纲鼎立之说，而是自成体系。首先他提出寒温异气。认为“冬伤于寒”并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发，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调养，伤精蕴热，至春夏温热之气引发内热而发，故表里皆热，五脏六俯皆受病。其二他提出伤寒六经非皆经病。他认为唯太阳有经证，而他经均无纯悴之经证。阳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腑病连经。三阴经皆言脏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脏病连经。少阳一经居半表变里，言半脏半腑，少阳之经病乃脏病腑病连经。故经病总统于太阳一经，腑病脏病则各经分治。
　　2、主张维护原有编次的医家　　(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逆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　　张志聪的着作为《伤寒论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门人高世于1683年补订成书，共6卷。他认为：“仲祖《伤寒论》其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仅有“伤寒例”为叔和所增，删除之。其馀根据先证後脉的原则进行调整，虽然将“平脉”、“辨脉”及“痉湿”移至六经篇後，六经脉证条文，悉以原书次序进行汇节分章，将398条分作100章，认为这样便使此经编次条理通贯，毫无漏隙，故亦无错简。此较张遂辰维护旧编次之论据大为有力。　　张氏对风寒伤营卫之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并非风必伤卫，寒必伤营。　　张氏主张以运气学说理解《伤寒论》，他甚至认为此乃张仲景立论之本。他以六经气化为病解释伤寒病，认为纪日与传经是两回事，前者指经气而言，後者指病气而言，经气日传一经，病气则一传便止。传于某经，则见某经之病，不复再传别经。如停留阳明，则见白虎汤及承气汤证，不复再传少阳。　　张锡驹着有《伤寒直解》(1712)6卷，书中完全同意张志聪以上主张，甚至除先脉後证外，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亦取诸张志聪。其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事实上这个观点成立与否关系到经方医家的社会地位，所以常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内容。　　(2)陈念祖：陈念祖平生尊经祟古，其着《伤寒论浅注》(1803)6卷，竭力维护旧论。他认为“叔和生于晋代，与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而且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十篇，章节起止照应，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因此他断定此皆仲景原文，叔和绝无意变乱。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换後，重成一篇畅达文字，则虽仍是仲景句子，却非仲景文章。因而陈氏在《伤寒论浅注》中未有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但是他认为除以上十篇之外其馀几篇，皆叔和欲补其详而加入。为了维护《伤寒论》的纯洁，陈氏将之删削不录，形成所谓十篇《伤寒论》洁本，并由此流行。　　3、从方剂入手研究《伤寒沦》的医家　　清代有一些医家的研究以探索张仲景辨证制方之所以然为线索，强调见什么证，用什么方。代表者有柯琴与徐大椿。二家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分经立论，此外，徐彬《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柯琴：柯琴的着作《伤寒来苏集》(1669)8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种，影响最大的是《伤寒论注》。柯氏认为张仲景原书本平易，只是历代注家画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因而柯氏治伤寒学，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後尘。而根据张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从方剂入手，将原文以方证归类重新编排。他以六经为总纲，以证候为依据，因方类证，方随经出。开篇先立总纲一篇，概述伤寒脉证，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分述各经脉证大略，这样既提出纲领，又使原书中有论无方的条文有所归属。此後每证立为一篇，以方名证。如太阳病中收集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一类证，其中桂枝汤证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兼证、汤方、服法、方禁、坏病、疑似症以及其加减变化凡十九方。他经他方均类此条例。条文既出，注解附後。　　(2)徐大椿：徐大椿虽为一代儒医，但他对《伤寒论》原有的编次问题并不十分看重。其着有《伤寒约编》(1759)6卷，《伤寒论类方增注》(1764)1卷。其中前书更具学术代表性，他认为《伤寒论》并不是仲景依经立方之书，而是救误之书，本无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变迁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等等，皆各有主方。起加减变化则各有法度，不可有分毫的错误。于是，在他的《伤寒类方》中，不言从何经来，往何经去，而是着眼于仲景的处方用药，类方不类经。　　他将《伤寒论》中一百一十三方分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二类，均以主方命名。每类先列主方及其方证，然後依次排列加减类方。最後方列“六经脉证，一篇，说明六经主证主脉及别证变证。目的在有助于理解方证分类及用药加减异同的道理，有利于正确使用《伤寒论》方。全篇文字不多，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方证全面，即使作为一种学习《伤寒论》的工具书也很有价值。　　4、从治法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此派医家强调探索张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据。代表医家有尤在泾与钱潢。事实上，二人对法的定义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颇有差异。　　(1)尤怡：尤怡治伤寒学，立足于彰明仲景辨证思想，在其《伤寒贯珠集》(1810)中，一方面从治法入手研究证候分析标准，一方面仍以六经为大纲。在三阳病与三阴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标准。　　他将三阳病治法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不以具体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法则。如太阳病治法共分五类。素体虚弱，或脏腑阴阳偏胜，或原有宿疾者，同为伤寒之证，必须将麻桂汤化裁使用，此为权变法。为汗之不当而有斡旋法；为误治生变而有救逆法等等。　　三阴病治法大致分为汗、下、温、清四类，以具体治法命名。其中太阴病治法因脏病、经病、经脏俱病，分为温里发汗及先里後表。少阴病治法因寒热虚实见证不清、下、温及生死法四种。厥阴病治法则根据厥热之进退分温、清二法。　　(2)钱潢：钱潢对《伤寒论》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方法。但他对法的理解不同于尤怡，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证治无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对治法的分类非常细腻。在他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1707)10卷中，他以六经证候为依据，阐发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义，他对伤寒治法的分类确切地说是以证命名的。　　5、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着述有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舒诏《伤寒六经定法》，沈尧封《伤寒论读》等等，其中陈修园是影响最大的，他作为强硬的尊经派，曾力主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临床医生，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因而他也主张使伤寒理论切于实用。
　　(二)《金匮要略》的研究　　古代医学界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并非与《伤寒论》研究并驾齐驱，开始较晚，着作也远不及後者为多。这可能与《金匮要略》发现得晚有关。虽说明代已有《金匮要略》研究着作出现，如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但更多的是清代的作品，如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程林《金匮要略直解》(1671)，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魏荔彤《金匮要略方论本义》(1721)，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等等，但最有特色的是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与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1、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　　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1729)可谓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金匮要略》研究着作。书中尤氏根据原书编次，逐条或数条一节进行注释。依其自序所言，他的注释遵循三条原则。其一，力求辞义精确符合原意，即所谓当于古人之心。其言未必尽称“灵素”，而是以本人体会为主，直入其义，有时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其二是“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三，“其或後人续入者，则删汰之”如“杂疗”以後三篇，《金匮要略心典》中未以收入。尤氏又参考历代方书，参以个人心得经验，撰着有《金匮家》(1768)8卷，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以为《金匮要略心典》的补充，羽冀《金匮》。　　2、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黄元御在撰成《伤寒悬解》之後，立即转入《金匮悬解》的编着工作(1754年成书)，因此二书的思路非常相似。他将《金匮要略》的篇目、条文也重新进行调整编排，并进行一些删减，如删去“杂疗方第二十三”等三篇。他认为《金匮要略》治内伤杂病，以扶助阳气、运化气血、温熙脏腑功能为大旨。但又兼采後世滋阴之说，推阐“阳自阴开，阴由阳降”之理，言之颇见透彻。书中逐篇诠译原文，并详述四诊九候之法。在他的《金匮悬解》中，将《金匮要略》条文分成外感、内伤、外科、妇人四大部分，各部分又按原类病法分类，每类各为一卷，卷前加以短论对该卷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　　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1803)10卷，在体例和编写特点上亦略同其所着之《伤寒论浅注》。书中删去最後三篇外，并在第22篇妇人杂疗脉症中增补了阴挺论等内容，陈氏选辑前人有关《金匮要略》的部分注文。参以个人见解加以阐发，以探求《金匮》要旨，由于注文简要，明白易晓，适于初习者使用。故流传较广。　　日本国学者丹波元简、丹波元坚父子也各有研究《金匮》的专着。元简着《金匮玉函要略辑义》(1806)6卷，采辑徐彬、程林、沈明宗、魏荔彤及《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等家注本，结合己见逐条阐析仲景原文，考订较为精详。方解部分除选注诠择外，又参考古今方书增补了一些效方。元坚着《金匮要略述义》(1842)3卷，选录《金匮》原文以段落分注，除发挥个人所得外，又补充了赵以德、周扬俊、朱光被等诸家学说。这对其父元简之《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一书，在采辑各家学说和阐述仲景精义方面均是很好的补充。
第四节基础医学理论的进步
一、解剖学及大脑的新知识　　1、王清任在人体解剖学上的探索　　元明以来，解剖学的事例和实际应用时有所见，如何一阳、王圻、沈彤等，皆有贡献。但中医的解剖学的伟大革新，是在王清任的大胆探索、躬身实践後才发生的。　　长期以来，尊经祟古之风弥漫医界。人体解剖的知识唯以《内》、《难》是从。王清任却在研究《内经》、《难经》等之後认为：“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他一反过去一些着作家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订方法，必图亲视脏腑而为改正之说。无疑，这是躬身实践的科学态度。　　当时王清任也只有观察的机会，而没有亲手解剖的可能。因此，他对刑杀囚徒进行反复的观察参照，并向有关人士请教，以求了解脏腑形态。　　显然，王清任受到时代和礼教的局限甚大。他的创造力、探索的勇气和机会都受到挫折。这使他的《医林改错》没有达到预期的解剖学上的革命性成就。但他的怀疑精神、亲身观察的科学态度毕竟体现了中医发展的时代潮流，给後人以许多启迪相激励；另外他毕竟至少重绘了十三幅内脏解剖图，对会厌、气门、卫总管、营总管、气府、血府、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等提出了新看法。这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确是比较过去的医籍要准确。有不少且是过去医籍中从未描叙过的，例如肺的解剖，气管分支、肺泡及胸膜脏层等，虽名词与今不同，但结构大体正确。脾、胰、大小网膜等也是过去从未描述清楚的。王清任虽然仍是脾胰合一，但画出了胰管(珑管)，并说清了与肝、胃等之间的毗邻关系。　　2、关于大脑功能的新知识　　《内经》中关于大脑的功用，大抵是与耳目有关，未将大脑与神经中枢联系起来，也没有大脑主记忆的观念。一般仍以“心”为全身主宰。道教经典比较重视脑，但也仅述及其为“上丹田”、“泥丸宫”、“神舍”。　　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是一大进步。不过，大脑的主宰功能和记亿功能，均未作深入论述。　　清初汪昂撰《本草备要》(1694)，在“辛夷”条下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一语，并以同乡金正希所语证诸：　　尝语馀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 　　王清任《医林改错》乃有“脑髓说”专论。他并且进一步批判了自古以来“灵机发于心”的错误，发挥了“脑主记忆”的理论，而且从大脑发育与五官功能的关系上阐明了脑主五官感知和指挥语言的功能。脑髓说大大完备了。他并且指出，“两耳通脑”、“两目即脑汁所生”、“鼻通于脑”。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解剖学的说明。又以癫痫一症的症状用脑病理作解释，提出了“灵机在脑”的实际证据，使中医学关于大脑功能的认识大大提高。王清任的“灵机在脑”说是比之“脑主记忆”说更为提高了的。
　　二、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到了清代，在各科专着中均有新的见解，如薛己外科、夏禹铸儿科等，就一般而论，则于以下诸方面尤见长足进步。　　首先是舌诊。清初康熙七年(1668)，名医张璐之子张登着成《伤寒舌鉴》一书，可谓是舌诊史上的重大发展。　　此书以十六世纪下半叶申斗垣(拱辰)之《伤寒观舌心法》为底本，参入其父张璐治案所记，及他本人亲历经验，删一百三十七舌图为一百二十，分属于白苔、黄苔、黑苔、灰苔、霉酱色苔、红舌、紫舌、蓝舌等八类之中，末附妊娠伤寒舌苔一种。在总论之下，舌苔与舌质区分立论，根据额色的深浅、兼杂、润燥、偏全及形态等不同，逐一图形显示，叙其证，明其理，列其治，辨证详确，要言不理，医者观察对照竟可按图索“治”。　　不过，此书仅论伤寒热病舌诊，删去杂病，终非完帙。至清末乃有刘以仁《活人心法》、梁玉瑜《舌鉴辨正》(1891刊)，辑为舌诊之集大成书，乃更为全备。四诊的其它方面，进步不如望诊显着，多为承先启後之着，但某些方面得到强调。例如喻昌之《医门法律》，有“闻声论”，强调呼吸的观察，对于掌握病情进展变化十分重要。石芾南之“闻声须察虚实论”(见《医原》)对闻声辨息的分析更为清楚且实用。　　“燥邪干涩，声多厉仄，或干哕，或咳声不扬，或咳则牵痛，或干咳连声，或太息气短；化火则多言，甚则谵狂，其声似破传哑，听之有干涩不利之象。湿邪重浊，声必低平，壅塞不宣，如从瓮中作声音然，或默默懒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声，或水停心下，汩汩有声，或多噫气，周身酸痛，沉重难展；化火则上蒸心肺，神志模糊，呢喃自语，或昏迷沉睡，一派皆重浊不清之象，流露于呼吸之间。他如出言壮厉，先轻後重者，外感也；先重後轻者，内伤也；妄见妄言为语，无稽狂叫为妄言，实也。……虚实两途，阴阳异治。然则闻声之道，顾不重哉!经故曰：闻而知之之渭圣。” 　　问诊方面喻昌颇有发明。对于问诊方法的注意点，他说得很有道理：　　包括对过去史、现在史的询问，及避免诱导性发问、不轻信第三者等，皆与现代医学的问诊原则一致。　　蒋示吉，其于问诊的方法，尤见细密详尽、浅近适用，于临床家尤感便利，使辨证分析，有可靠根据踪迹可寻。　　切诊方面，也有所充实。如明·王绍隆传、清·潘楫增注的《医灯续馅》(1652)，汇各家脉学参注，结合自己经验及见解，联系各科病证阐述脉理治法，内容颇为详备而切合临床。又有李中梓之侄辑撰《脉诀汇辨》(1664)，提出“脉学六要”：即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熟悉兼至之脉；察定平常本脉；准随时令变脉；确认真藏绝脉。对于医生临床辨脉确有提纲挈领和警策作用。至若贺升平辑之《脉要图注详解》(1783)黄宫绣《脉理求真》(十九世纪初)、周学霆《三指弹》(1827)，也为闻述脉学着作，均能联系病因症治，并示之以学习、运用之法度，不谓无益。
　　三、医学史着述及资料　　作为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清代于医史资料纂集、考证、评论等方面，有较明显的进步。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蒋廷锡等编纂，刊于1723年，其“医术名流列传”，以辑清初以前着名医学家传记共1200多则，为空前的全帙；而其选辑的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内容，亦多可作为医史资料参考，反映出不同时代医学面貌的一个侧面。而王宏翰所撰《古今医史》(1697年刊)，所记古今医家传略对古来神怪传说多所纠正，亦属难能可贵。至若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内多评骘古今医家、医着之文，言简而赅，切中肯綮，实可以短篇医史论文视之。复有王丙、字朴庄，于《吴医汇讲》卷九刊发“考正古方权量说”，对自古以来方书所用剂量从不同时代度量衡变迁角度及临床实际情况予以一一考证，既甚有益于临床，又为医学史的权量变迁源流论文，颇具科学性。清代又有许多医家、医话类着作，其中对医史文献资料等内容亦每多涉及，反映出医家们普遍对医史研究的重视和新的兴趣，此实是医学史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必将脱颖而出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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