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剧《九江口》及其他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0-20 21:46:11

作者：戴　霞

纵横

　　50年前，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一出轰动京城舞台的剧目《九江口》，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编排的。全剧以元顺帝被赶出中原逃往漠北后，各路义军首领之间展开的争权夺利之斗为背景，述雄据长江上游的汉王陈友谅派胡兰至姑苏约张士诚攻打金陵朱元璋，并迎张士诚子张仁与女儿结百年之好。胡兰途中被劫，归降朱元璋。军师刘伯温派大将华云龙假扮张仁，与胡兰共赴陈友谅处诈婚，被机敏的大元帅张定边识破。张定边拷问胡兰后，遂向陈友谅谏言，说其真伪，却被陈友谅摘去帅印。求胜心切的陈友谅终于中计，陷入朱元璋的重围，致使全军覆没。张定边不顾个人恩怨，率军埋伏在九江口，救出陈友谅。
　　
　　这出戏是范钧宏先生根据同名传统戏改编的，袁世海先生在剧中扮演大元帅张定边，叶盛兰先生扮演大将华云龙。当时，由于他们的精彩表演，使《九江口》一度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有人评论说“剧中有一场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的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使观众紧张激动到了极点，以至于叫不出‘好’来，直到这场戏演完，观众席上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出戏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演出多场后仍十分叫座。笔者的父亲戴不凡先生曾撰文，评论过袁世海先生在戏中的精彩表演。
　　《九江口》是为建国10周年献礼而创演的剧目，而我父亲为什么在1962年才先后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关于该剧的评论文章，其中的原因，还要从1961年的新侨会议谈起。
　　
　　一看《九江口》，袁世海登门
　　
　　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周总理参加了会议，他强调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使文艺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还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会后，中宣部、文化部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制定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等文件。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之为“新侨会议”。

　　周总理的讲话，令文艺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放下包袱，畅所欲言。会议进入到尾声，一天，中国京剧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在戏曲组会上发言，谈到戏曲评论界对一些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重视不够，大家都热衷于评论新编的戏和外地来京的戏。京剧院一团由袁世海主演的《九江口》，从1958年演出到现在，一直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可评论界就是不理这个“茬”。袁世海则说，这个戏演了两年多，每演必满，可评论界只评论外地来京的剧目，不评论北京的剧目。在二三十人参加的戏曲组讨论会上，只我父亲一人是搞戏曲评论的，有人便半开玩笑地说：袁世海他们是在将你的军。会议主席马彦祥对我父亲说：“你是搞戏曲评论的，听听他们的意见。”父亲马上向大家解释：编辑有编辑的困难，你们把好戏都“窝”着，我们也无从知道。

　　会议休息时，父亲找编剧范钧宏先生，详细询问了《九江口》改编和上演的情况。范介绍说，这个戏是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大体是老架子，改写了几段唱词。1958年七八月间就改编出来，演出后几乎场场客满。世海在戏里面的玩意儿挺多，有创造，很吸引人，这当然也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在戏里搞了许多麒派的东西，挺新鲜。

　　散会后，袁世海也热情地向我父亲介绍这个戏的情况，他和范钧宏都说，“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父亲则表示，自己一定要看这个戏，并会把大家的意见带回《戏剧报》。后来，父亲及时向剧协领导汇报了新侨会议上李少春与袁世海等人的意见。

　　1961年12月，《九江口》重新彩排时，父亲看了这个戏的招待演出。散戏时，范钧宏请我父亲谈谈观感。父亲认为，戏很不错，吸引人，但不要丑化陈友谅，因为他也是个反抗元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

　　三四天后的一个傍晚，已过了下班时间，父亲还在忙着《戏剧报》的拼版工作，袁世海突然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寒暄之后说道：“听说你已经看了《九江口》，我是专程来听取意见的。”父亲肯定了这个戏的改编和演出，但指出，张定边是陈友谅手下的骁将，是可以作为正面人物的，但不要因为肯定张定边而否定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把他演得太窝囊。袁世海听得很认真，觉得意见很好，表示回去立即与范钧宏商量修改，同时希望我父亲能够“评论一下”。父亲当时身体不好，而他撰写剧评时一向严谨、认真，从不敷衍了事。所以他很真诚地对袁世海说，我只看过一次演出，而且那天晚上头很晕，有些情节和表演都忘了。袁世海说：“只要我们在演出，哪一天来看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保证给你最好的票，这是工作嘛！看十次、八次更欢迎。”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袁世海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九江口》已经改动了一下，你要不要再看一下。父亲表示同意。
　　
　　三看《九江口》，盛赞演技
　　
　　1961年的岁末清晨，父亲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尽快动笔写一篇关于《九江口》的剧评，最好能在次日——元旦见报。父亲表示同意写，但又认为这个戏的特点主要在表演方面，两次看得都不够仔细，所以还是难以动笔。

　　3天之后，父亲应邀又一次观看了《九江口》的演出。散戏时，坐在他身边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陈笑雨先生催他赶紧写文章评论该戏。父亲问他对此戏的观感，并就从什么角度来评论该戏征求其意见。陈笑雨回答说：“好戏，怎么写都行。”并说“你只要赶快写，我们等着发。”于是父亲连夜动笔。又是3天后，《看京剧〈九江口〉》一文便刊登在《人民日报》文艺版的显著位置上，文中还配有著名摄影家容国蔚所摄的袁世海演出该剧的剧照。

　　这篇剧评发表不久，在《戏剧报》的一次选题会上，一些人给父亲提意见，说为什么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而不给自己的刊物写文章。父亲解释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是一般介绍性的，要评《九江口》，得评它的表演艺术。于是众人非要他动手再写一篇关于袁世海在《九江口》中表演艺术的评论文章。

　　1962年5月23日，王府井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举行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大会。散会时，父亲又遇到袁世海。二人一起下楼时，袁世海说：“你看戏看得真仔细，连我自己也记忆不起来的动作，你也给记下了。”他还谦虚地说：“你的文章把我的表演给评价高了，但是许多分析对我很有帮助。”说罢，热情地邀父亲去翠华楼共进午餐。早在1953年，父亲参加《京剧丛刊》工作时，因整理《群英会》的剧本，就与袁世海很熟了，而此次，父亲却以已戒酒和高血压不能吃油腻为由，婉言谢绝了袁先生的诚挚邀请。

　　30年后的199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戏曲界著名的老两口刘乃崇、蒋健兰合写的《袁世海的艺术道路》一书，对袁世海的艺术人生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介绍。其中的《十年大庆中演出了〈九江口〉》一节中，称赞袁世海在《九江口》的表演中，“融唱、念、做、打于一体，把架子花艺术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指出“1962年《戏剧报》第4期上，刊载戏剧评论家戴不凡的文章《魄力雄强精神飞动的演出——看袁世海演出〈九江口〉散记》，对他的表演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云云，并大段引用了父亲的评论文章：
　　
　　
　　袁世海同志运用了一系列很吸引人的撂须、抖手、踢袍、翻袖、抓袖动作。它们在这里显得很有生命力，恰到好处地配合了那层出不穷的架式和瞬息万变的一对眼睛，把人物的神态和戏的气氛，分外精神地表现出来。当张定边喊出虎威军要审问胡兰时，他用愤怒而不失其庄重的声音高声长念“升堂”以后，开二幕，场面吹打，在这个空隙中，他既不是呆在一旁等着升堂，也不是站在台口略变地位做着整冠、抖袖、端带、理须等一般人物升座前的程式动作，而是从台中迅速走向上场门口，向观众站定，举起右手，把袖子有韵律似地摇晃一下，一个“正翻”，宽大的袖口就像沉甸甸的一幅面片似地向前垂挂下来，同时圆睁双目，凝立不动，沉着气儿让虎威军一对一对上场站定，然后迈向台中，从左边（下场门这边）入座。这里显出人物是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怒火，以便完成升堂仪式，立即审讯胡兰。这样，既弥补了舞台上的空隙，更把张定边的声威和即将迸发的满腔怒火表现出来了。袁世海同志在这个戏里运用了繁复而众多的程式表演，但好处是在于：不但好看，而且它们是表现人物的活生生的语言。像在陈友谅面前揭穿华云龙底细，念到“你好大胆”时，右袖来一个“正翻”，一个“反翻”——迅速而强烈的动作，接着一个亮相，然后抖着手直指着华云龙，放开嗓子高唱“闻言怒火高万丈……”张定边七窍生烟的心情，似乎也从那有力的、嘶嘶作响的袍袖声音中冒了出来。这里，还不能不提到的是，他在采用这些惹人瞩目的动作时，和鼓声配合得水乳交融，因而节奏均和，显得气氛更加浓厚。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张定边准备交印时的那些身段，如缓步走到下场门台口，在“冬冬冬”三声鼓响中，他正好把捧着的帅印微微地连顿三下。动作是非常优美的，但它给人的印象就决不是做几个边式的身段给观众看。观众从那沉重的锣鼓中，从他顿印的沉重动作中，也看见了张定边沉重的内心，看到他是以多么不得已的心情，不能不把帅印交给太监带走。由于袁世海在戏中采用的这些动作和姿势时，一般都放得较开，幅度较大，加上节奏感很鲜明，更由于他是在真实、细致地表达人物内心感情，所以许多程式的采用，不仅给人气魄很大的感觉，而且正好起了画龙点睛般作用，使人物神采奕奕。

可贵的是，世海同志在这个戏中，在更真切地表现人物的前提下，尝试着采用一些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这从第六场后半场的表演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这时，胡兰已死，陈友谅不但再也不相信张定边说的，站在他身边暗露得意之色的、为他十分赏识的这位爱婿就是敌将华云龙，反而唠唠叨叨地责怪张定边多事，这不能不使明明从胡兰口中审得真情的张定边，心中愤怒、焦急与委屈齐加。在人物感情最激动的时刻，世海同志就没有采用京剧的传统演法。当陈友谅数说他以后，张定边把手交叉在腹前，左手盖在右手上面，襟袖弛垂，目立在一边，没有什么动作，但眼眶中却不禁闪出晶莹的泪光，微微抬头，凝视有顷，终于用义愤填膺的声调，迸发出“天哪天！……我这一片忠心，只有对天一表”的沉重声音，同时，幅度很小地把右手盖在左手上面……在这里，他站着的姿势和问天时的表情，很近似话剧表演，但是，人物内心中说不尽，说不清的千言万语，在这个肃穆的画面中，给人的印象却是强烈不过的。他翘首问天，苍天无语；他心中悲愤，欲哭不能；他热泪盈眶，欲辩无策；敌人就在身旁，却无法揭穿处置。在这样的场合下，我想，如果是采用京剧一般的表现方法，效果恐怕不一定会超过这种显然是近乎话剧风格的表演的。又像《摘印》一场，张定边面朝下场门，高举无力的右手，痴呆地望着被捧走的帅印，有顷，回过身来，抖着双手，然后以右手轻轻一挥，示意众兵下场。这种比较接近生活的表演，把老将张定边对帅印的深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多少也是吸收话剧的演法的。但它看来仍然是京剧，这就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世海同志的确是有新的创造了。人们说世海同志是“麒派花脸”，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说法。不过，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周先生的学习，恐不仅在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上，并且还善于学习周先生的革新精神，那种为了更真实深刻地表现人物而不拘泥于老套的表现方法的创作态度。像这种带有话剧艺术风格而又不失京戏特色的表演，在周先生的表演中，就是屡见不鲜的。
　　
　　蒋健兰、刘乃崇在文章中称“戴不凡的评论中肯深刻，他用细、深、足、化几个字概括了袁世海表演艺术的特点，概括得很好”。

　　父亲幼年时，家乡盛行金华徽班，他经常去看演出，因此对徽班的表演印象极深。从艺术的偏爱出发，他认为目前京剧以流派言，只有麒派还保留着徽班中的民间质朴的特色；以行当言，只有花脸一行还有徽班原有的气度。他之所以两次为京剧《九江口》写评论，原因之一是他非常喜欢这个戏的表演艺术。袁世海在这个戏中，既耍了花脸一行的玩意儿，又吸收了麒派表演，使父亲一看就着了迷，认为这个戏非常好，富于特色，可说是袁世海艺术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值得好好宣传一下，便撰文称赞他的表演艺术。另外，他对这个戏的内容也是肯定的。他认为“历史剧只要写出真实，它就有意义”，这个论点是他从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评价中引申出来的。他认为，一些充满民间朴素想象的传统历史剧，只要它写出历史的基本真实，对后人也还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民要知道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于是，他在《看京剧〈九江口〉》一文中，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这个戏，认为“聪明的艺术家不是按史敷陈来写戏”，剧中把起义军内部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而在这个有强烈戏剧性的故事中，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剧中，陈友谅的疏忽大意、急躁轻敌与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以至于堕入敌人圈套而毫不知觉，张定边识破敌人计策后，怀着一颗“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忠心来苦苦谏阻，最后还率八百虎威军去救摘他印的陈友谅，这对观众是有启示作用的。它告诉人们，在对敌斗争中，不要轻率大意，而要像张定边那样，不仅善于识破敌计，而且对事业忠心不二。
　　
　　封杀《九江口》，被屈含冤
　　
　　就在新侨会议结束不久，江青便开始插手文艺工作。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中，指责了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演出尚未结束，在6 月27日，毛泽东又对文艺界作了批示：“这些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周扬总结报告过后，康生突然在会上点了《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电影，说它们都是毒草，要进行批判；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年2月，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江青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部门率先开始。1966年7月，文化部成立新领导班子。新班子号称要肃清文艺界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便把文化部及文联各协会被内定为“牛鬼蛇神”或“黑线人物”者送往西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这些人在集训班每天过着被揭发、被批判、作检查的日子，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一天早晨，父亲在盥洗室门口遇到范钧宏，便问《九江口》究竟是怎样一个问题，因为他看见有人在集训班贴大字报说《九江口》是大毒草。范钧宏说：主要是戏中有张定边被罢官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喊冤。张定边被罢官的情节是旧本中就有的，而这个戏是在庐山会议之前——1958年的六七月间就动笔改编的，我对这个问题还搞不通。随即他问父亲的看法怎样。父亲说，我以前不知道彭德怀罢官的事情，这个问题我还要仔细想一想。
　　
　　“集训班”散后，这批人被原单位“领”回去批斗。文联造反派把田汉、阳翰笙、贺敬之等关入同一间“牢房”，即文联大楼地下室，这之中也有我父亲。他们每天除要遭受身体的摧残和折磨外，还要无休无止地写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当初，曾鼓动我父亲写剧评的某些人，亦翻手成为了威武强悍的造反派。他们贴大字报，揭发戴不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积极为《九江口》等大毒草写剧评吹捧。某些人为把自己洗干净，不仅“认罪”态度“良好”，还积极揭发别人的“罪行”，以求早日被“解放”出去。而一贯实事求是的父亲这时颇不识时务，面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行”，他感到愤怒，又茫然不解。他在1966年10月24日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到：
　　
　　这几天考虑交代《九江口》的剧评问题……剧协的革命群众给我贴大字报，说它是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的，集训班有大字报说彭真很欣赏这个戏，说它有现实意义（但“现实意义”何在，语焉不详）。凭我对剧本的回忆，剧中虽有张定边罢官的情节，但他并不是为民请命而罢官的，而是因发觉敌人的间谍活动力谏陈友谅不从才罢官的。这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似乎难以类比。另外，据我的回忆，这戏的基本情节（包括罢官）在传统剧目中是原有的。而范钧宏是在1958年七八月间改编完成的，时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是在1961年12月间至次年1月3次看这个戏的。那时距庐山会议已经好几年，而且那时我不知道彭德怀罢官的事。我写的2篇剧评，也没有在张定边罢官问题上借题发挥，大肆渲染谈它的现实意义。总之，这个戏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因没见过报上有批判文章，也没见过京剧院的大字报，我觉得拿不定主意。

长期以来，我对历史剧（包括传统历史剧）的看法，都是这样的，只要它能让人们正确了解历史，这就是好的。我是从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评价中得到启发的，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可以当作为人类童年的回忆来欣赏。因此，我向来觉得历史剧只要能真正写出历史的真实，它便有意义。因为让人们了解过去是必须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当然，我也认为历史剧对观众是有启发教育、鼓舞作用的。问题是在于如何理解这种作用。是按照一个戏的某一个情节来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一政治事件加以类比呢，还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看一个作品的基本倾向，我觉得后者无疑是正确的。在《九江口》中，大敌当前，警惕性很高的张定边发觉敌人的诡计，力谏陈友谅的那股忠心，以及落入敌人圈套而不自觉的喜剧人物陈友谅（我在文章中是这样评价这两个人物的），对后人是不无启示作用的。因为它用历史教育人们不要轻于信敌，发现敌人间谍活动应当不顾一切起来斗争。而这种思想，在现实政治事件中，也难以类比，说它影射什么，从而产生什么副作用。在以上想法支配下，《九江口》的问题以及我文章的问题何在，我至今没有想通。这种没有想通的情况，是不是表明我反动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呢？总之，直到现在为止，我感到检查工作中的罪行是比较容易的，反省自己写作中的问题时，有时觉得很困难，因为它牵涉到文艺理论上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两天之后，他又写道：“对于《九江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的问题，仍然想不通。我想，在戏中，陈友谅的思想行动是麻痹大意，倒是属于右的一流。因而，张定边被他罢官，也很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官加以类比，说这是影射现实。由于想不通，我把问题搁一下。”

　　父亲认为写得好的历史剧，一方面可以让人们了解历史，一方面也可以长人智慧，同时也可以提供启发后人的东西。他从1952年参加戏曲工作以后，从来就反对将历史剧与现实进行类比、影射，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类比和影射。但是剧协的造反派们却说父亲提倡《澶渊之盟》、《九江口》这类为民请命、敢于讲真话的戏，实际上就是要让地、富、反、坏、右出来向党进攻；说，在人民内部，并不存在什么“为民请命”的问题，需要“请命”、日子不好过的正是地、富、反、坏、右，说他提倡为人民的敌人请命，实际上是配合刘少奇一伙，向党、向三面红旗进攻。

　　因父亲“站在反动立场”上，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行”，还经常反驳“革命群众”的观点，“革命群众”说他“认罪”态度不好，与“群众”关系不好，给他戴上了“三反分子”、“黑线人物”等帽子，还说，“你休想翻案整我们”，“低头认罪罪缘何”，这是父亲“文革”时写的一首小诗的首句。他从1972年看到强加给他的“政治结论”起，在以后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共写过几十万字的申述材料。他在1975年的一份申诉中写道：
　　
　　结论说来北京工作后，写过“几十篇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剧目文章”，我没有写过这么多的足以够得上中央文件中所说的“毒草”文章……有的文章，如运动中重点审查的，吹捧《澶渊之盟》的文章，这个宣传爱国主义的戏，上海市领导的正式组织结论上，认为它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另外，有的文章至今我弄不清问题究竟何在，例如，两篇吹捧袁世海主演的《九江口》文章，至今我还不知道中国京剧院对这个戏的组织结论情况，究竟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从群众揭发”，不能说我写的“毒草”有几十篇之多……许多年来我也写过几十篇至今看来并无错误，而且在当时还起了一定好作用的文章的。根据以上情况，我要求复查时，在结论中给予我和剧协其他干部同样的待遇。
　　
　　重排《九江口》，斯人已去
　　
　　
　　1979年春夏交替的一天，中国剧协开会，选举第4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会议结束的时候，父亲看到袁世海热情地向他走来问好，说：“我还记得你当年是帮了我们很大忙的，非常感谢！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准备重新排演《九江口》。等演出的时候，我一定派人送票来，希望继续得到你的指导、帮助。”这年的11月，袁世海在文代会上演出了《九江口》。我父亲虽被中国剧协和中国作协同时选为那次文代会的代表，但搞了一辈子戏的父亲，却被安排到作家代表团参加会议，也不知道他看到袁先生重排的《九江口》没有。两个多月后，父亲便与世长辞了。

　　父亲没有机会再次评论新排演的京剧《九江口》，而当年主演这出戏的叶盛兰先生率先驾鹤西去，我父亲去后数年，范钧宏、袁世海二先生也先后作古。而京剧《九江口》，这出凝聚了众多艺术家心血的戏，在几经波折之后，虽一度演于舞台，但现在似乎也成绝响。谨撰此文，以表对上述艺术家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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