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仪教育

三元子 · 发表于 2006-12-21 17:12:49

儒家的礼仪教育

　　儒家的礼仪教育：

　　以太子教育与朱熹的儿童教育为例

　　儒家提倡礼仪教育坦白地说，我不是学教育学的，我是历史系的教师。可能有朋友要说，你既然不是研究教育的，那有什么资格来谈教育问题呢？现在大学的学科体制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没有儒学，它们的学科体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不对应的。儒学是文史哲贯通的，把西方的体制加到中国文化的头上，儒学就不好安置了。我是研究儒家礼学思想的，今天来和大家谈教育问题，不是我敢于“越位”，而是要回归到儒学的根本上。

　　儒家是礼治主义者，无论是管理国家，还是教育民众，都不是靠大而无当的理论来运作的，那样只会使国家机器空转，无补于事。儒家的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这在《礼记》的《礼运》篇里有论述，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同世界是和谐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海之内，亲如一家。

　　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也非常艰巨，不是成天挂在嘴上喊着就可以实现的。现在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愿望很好，可就是没有具体的措施，照这么唱下去，恐怕再过一百年也做不到。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提出一个理想世界的目标，而且把这个大目标分解成许多具体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来推动。儒家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对人的教育和人性的转化，这些都要通过“礼”来运作。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要把它们称为礼呢？”我们今天一讲到礼，马上就会想到握手、问候之类的人际交往的礼节，而古人所说的礼，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理念、国家制度、生活方式等等。我们看《左传》，古人给礼下的定义是：“礼者，理也。”“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就是说，礼就是合于道理、天理的行为或者制度。这里的“易”，是变换、移易的意思。“不可易”，就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执政者的更换而改变，因为它是永恒的理念，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来的。比如说，儒家提出的“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无论怎么改朝换代，这五种关系总是存在的。有人说今天已经没有国君了，哪里还会有君臣关系呢？这种理解太拘泥于字面意思。古代的“君”，并非都是指国君，只要有下属，就可以称为“君”，我们去读读《仪礼》就可以明白的。古人所说的君臣，实际上是说上级与下级，这种关系恐怕还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反正我是看不到它被消灭的那一天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五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关系到整个社会能不能安定、和谐的问题。儒家把处理五伦关系的原则归纳为五句话，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下面我们简单地来谈一下。

　　父子有亲。父子是骨肉至亲：对于子女来说，父母是自己生命的来源，也是自己生命的最精心的呵护者。对于父母来说，子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也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说要让世界充满爱，那么首先要让父子之间充满爱，然后才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虽然说父子之间的亲情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但是它也是要不断地培育才能走向持久。古人强调“百善孝为先”，是要把孝作为人性向善的起点来加以提倡。要把这种亲情变成普遍的社会风气，一是要靠提倡，二是要有严格的反制措施，有人偏不这么做，你怎么办？所以魏晋以后，以礼入法，把礼的要求转化为法律条例，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保证礼的实施。这是中国法系不同于西方法系的地方。在此后历朝历代的法律体系中，亲情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例如，殴打或者遗弃父母，属于“十恶不赦”的罪行，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因为这种人已经失去人性，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今天的中国，由于家家是独生子女，由于缺乏引导，家庭里的爱几乎都是单向的，只有父母爱孩子，孩子不知道如何爱父母。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的父母都成了“孝子”：孝敬儿子的人！如果从小不培养他对父母的爱心，并且落实到他的行为上，养成习惯，那么只怕到你将来老了，到了需要他尽孝心的时候了，他完全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从小就没有教过他。

　　君臣有义。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儒家提倡的君臣关系说成是“愚忠”，所以这一条总是遭到非议。我想，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原因之一是某些政治人物的故意曲解；原因之二是缺乏对儒家文献的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口诛笔伐，写批判孔子的文章。其实，当时写批判文章的人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读过《论语》。你连《论语》都没有读过，你怎么有资格去批判孔子呢？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了解，都是从一些报刊的社论或者红头文件里得到的。而这些社论和文件里提到的孔子，都是被歪曲了的，怎么可以相信呢？其实，孔子曾经周游列国，无道昏君，谁也不肯接受他那套治国方案，他怎么可能号召大家去愚忠呢？孔子说到君臣关系，历来都是双向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对我以礼相待，我才可以效忠于你的。所谓的“君臣有义”，这个“义”，不是讲义气，在上古语汇里面，义是“宜”的意思。君臣有义，就是彼此相得相宜。

　　夫妇有别。夫妇一体，至亲至爱。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男耕女织，彼此在家庭内和社会里担任的角色判然有别。《管子.五辅》也谈到夫妇之别的问题，一般来说，男主外，女主内。在性格上，丈夫要谨慎朴实，有主见，妻子要忠贞柔顺，识大体。夫妇懂得各自的责职之所在，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家庭和社会就会和谐。

　　兄弟有序。在社会里，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先后秩序，否则就会发生争抢、争斗，那样，社会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儒家认为，建立秩序的方法之一，是依照自然的顺序，也就是年齿的顺序。在不同辈分之间，晚辈要让长辈；在相同辈分之间，则是年轻的让年长的。古人彼此相见，彼此要“序齿”，就是相互要问年龄，年龄长者为尊。彼此的席位，也不能乱坐，而必须遵照“长幼有序”的原则，长者坐在尊位。《三字经》里说“融四岁，能让梨”，孔融才四岁，就懂得谦让。这种美德首先需要在家庭里面培育。

　　朋友有信。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彼此的交往靠什么来维系？要靠诚信。《论语》里面说，子张向孔子问“行”，就是在社会上处处走得通。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只要说话能恪守忠信，行为保持诚敬，即使是到了落后的蛮貊之邦，你也一定行得通；反之，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你也别想行得通。可见，孔子把“信”看作是为人的根本。此外，大家非常熟悉的，曾子每天要“三省吾身”，用三件事来反躬自问，其中的一件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问题多多，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太缺乏诚信。而诚信的问题，是要靠儿童时代就培养的。

　　我们以上所讲的“五常”，归纳得相当好，但是儒家没有就此为止，而是在每一条之下都给出了具体的措施，这些具体的措施就是礼仪。因此，在儒家教育思想中，礼既是核心，也是体系，又是具体的仪式，它们是一致的。我们翻开《论语》《荀子》《朱子语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谈教育的时候，都是围绕着礼来展开的。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讨论教育原理的文献《学记》，就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可以说儒家的礼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几乎就是一回事。离开了礼，儒家的教育思想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大儒，像孔子、孟子、荀子、韩愈、朱熹等等，都是杰出的教育家。

　　儒家教育思想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儿童的教育，舍得在这上面下大功夫，所以中国的童蒙教育特别发达，童蒙教育的书籍也特别多。童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文字简明，通篇押韵，朗朗上口，不仅容易记忆，而且切于日用，是儿童教育典范。儒家的童蒙教育，也都是通过礼来展开的，下面我想谈谈周代和宋代的有关情况。

　　周代太子的教育

　　在孔子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由政府垄断的，这叫作“学在官府”。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贵族子弟与富家子弟一样，都是吃喝玩乐、行为不羁的。其实并非都是如此，至少在周代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文献里面看到，地位越高的贵族子弟，会受到越严格的教育。“天下之命，县（悬）于天子”，所以对太子的教育最严格。这里，我们以周文王为例，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看周代太子的教育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古人历数上古时代的圣贤之君的时候，总是要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尧是唐的君王，舜是虞的君王，禹是夏朝的开国君王，汤是商朝的开国君王，而周文王并不是西周的开国君王。西周的开国君王是周武王，牧野之战，武王克商，西周才正式立国。可是周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周文王有很高的德性，使得天下归心，《史记》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人接受天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所以，周文王被后世视为圣人。那么他的高尚的德性是哪里来的呢？是天生就有的呢，还是教而有之的呢？他在做太子的时候要遵守哪些礼节呢？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儒家认为，即使像文王这样的圣人，他的德性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在《大戴礼记》的《保傅》篇和《礼记》的《文王世子》篇里，记载了西周的太子和王者受教育的情况，以及他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礼节，对我们有借鉴的作用。儒家的儿童教育思想，非常强调两点，一是人性，二是环境。

　　先谈人性。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动物，懂得喜怒哀乐。感情可以左右人的行为，甚至可以让人不惜为之牺牲性命，可见感情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儒家认为，政策的制定要人性化，要充分考虑民众的情感。但是，人性只有在不偏不倚、处于“中”的状态的时候才是理想的。人的偏激、怯弱、暴躁、消沉的性格，不利于人的健康和发展。一般认为，这些性格是先天的。儒家认为，它与孩子在母体孕育期间的生活有关。如果孕妇心情不好，郁悒寡欢；饮食的口味不合适，例如过辣、过咸；或者喜欢听刺激性的、荡心骇气的音乐等等，都会影响到胎儿品性的形成。天性温和敦厚，是孩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基础。怎样得到一个天性纯正的孩子？于是，胎教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保傅》这篇文章引用了《青史氏之记》中关于胎教的内容。《青史氏之记》今天已经失传，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写成的，今天都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一本上古时代的书就行了。《青史氏之记》说，王后怀孕后七个月，就要到宴室去住，有专门的人负责她的起居。在这里，她要遵守“礼乐之教”。三个月之内，如果她想听的音乐不是先王遗传下来的德音雅乐，那么太师就可以把琴瑟收起来，说这种乐曲我没有练习过，拒绝为她演奏；如果她想要吃的东西不是正味，那么太宰就可以放下炊具，说我不敢用这样的食物来奉侍王太子，拒绝为她烹调。北周学者卢辩在为《保傅》这段文字做的注释中说：文王的母亲大任怀着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起恶言，为的就是保持心性的中正平和。她是真正懂得胎教之道的人，所以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古人认为，孕妇要特别注意所接触的事物，因为“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成天接触真善美的东西，胎儿就有真善美的天性；成天接触假恶丑的东西，胎儿就有假恶丑的天性。所以呢，怀孕期间，要做到“声音滋味，以礼节之”。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胎教的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今天的孕妇都知道要保持愉悦的心情，要多听优美的音乐，也是这个意思。

　　孟母墓

　　下面来谈环境。中国古代的教育特别重视环境的影响。人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儒家认为，人的观念得自后天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生存。我们常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说的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对于辨别是非的能力很差、自制能力很低的儿童，环境的影响就更是不可忽视了。周围的人关注的问题、他们处理事务的方式、民间风俗与习气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

　　大家非常熟悉孟母三迁的典故。孟子的天资非常之好，可惜幼年丧父，家里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人能够指导他的人生道路，在这种情况之下，周围的生活环境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孟子的家原本靠近坟地，所以他小时候经常与其他孩子模仿人家出殡、下葬的事情，这使得孟子的母亲非常不安，觉得这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孟母就把家搬到市区去。不料，孟子在闹市区耳濡目染，又模仿起商人做买卖来了。孟母发现市区也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又把家搬到了学宫附近，这一下孟子所见所闻都是学校传习的礼仪，所以成天摆弄笾豆簠簋之类的礼器，学习进退揖让之类的礼节，人也变得比以前文雅。孟母高兴地说：这才是适合我孩子居住的地方！所以就定居于此。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再聪明的孩子，他的成长也离不开环境。

　　其实，最早注意到环境对于儿童教育影响的，还不是三次搬迁的孟母，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保傅》等文献。《保傅》篇谈到，武王的儿子成王生下来之后，王室对于他的教育非常之周全。成王是太子，将来要登上王位管理国家的。他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兴与亡，不能不慎重对待。负责太子教育的是三位德高望重的卿：太保、太傅、太师，合称为三公。三公的分工是，太保负责他的身体健康，太傅负责培养他的德义，太师负责训导。此外，还有“三少”，就是少保、少傅、少师，级别很高，都是上大夫。三少的职责是“与太子宴者也”，就是与太子在一起生活。

　　三公、三少对太子的教育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侧重。在太子的孩提时代，三公、三少要教导他懂得孝、仁、礼、义，并且反复去做。太子年龄幼小，为了避免他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要将他周围的邪人赶走，使他的视野之内没有丑恶的行为。这样还不够，还要从各地挑选那些言行端方、懂得孝悌之道的人，让他们来和太子为伴。这样一来，太子每天看到的都是正事，听到的都是正言，走的都是正道，接触到的都是正人。每天与这些品行端正的人在一起，受到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太子的品行也就自然而然地端正了。

　　几年之后，随着太子的成长，生理开始发生变化，有了朦胧的性的意识，开始注意女色了。这个时候，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去，送他到学宫里去接受系统的教育。上古时代的学宫有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和太学等五处，传授的知识各有侧重。东学的教育，主题是“上亲而贵仁”，“上”是崇尚的意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亲爱的人都是父母双亲，其次是同一血缘关系的亲属。要教育太子懂得与亲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要有仁爱之心。亲族之间的伦理关系，要亲疏有序，恩爱相及。南学的教育，主题是“上齿而贵信”，在血缘亲族之外的社会关系里，要按照年齿的顺序来确定尊卑关系。要教育太子懂得长幼有序，诚信相待的道理。西学的教育，主题是“上贤而贵德”，要教育太子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理，把圣智者选拔到重要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北学的教育，主题是“上贵而尊爵”，国家的勋贵老臣以及有爵位者，理应得到尊重。教育太子要懂得贵贱有等的道理，这样，上下的秩序才会被遵守。太学是太子承师问道的地方，然后要在行为举止上请太傅指正。如果太子没有按照要求去做，太傅就要用责打的方法加以惩戒。如果太子按照要求做了，但是做得不到位，太傅就要指导他去做到。五学教育的目的是要不断增进太子的道德和知识，使他明白事理。太子是天下人的榜样，只要他能够成就自己的德性，天下的百姓黎民就都会跟着学习，天下大化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太子到了二十岁，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已经成熟了，有能力独立生活和处理各种事务，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一年要为他举行成年仪式，当时称为冠礼。从此以后，太保、太傅、太师不能再像过去对待孩子那样处处严苛地要求他了。尽管如此，太子也难免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太子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得失，丝毫马虎不得。为了及时发现和纠正太子可能犯下的错误，专门设立了“司过之史”和“亏膳之宰”这两种特殊的职司。一旦太子有了过错，史官就一定要如实地记载下来，这是他的职责。如果史官胆敢为太子隐瞒，那么就要把他处死。除了史官要记载太子的过失之外，负责太子伙食的宰官还要撤走太子的膳食以示惩戒。如果宰官不这么做，也会被处死。

　　这样做还不够，为了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监督，又专门设置了“进善之旍”、“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这三样东西。旍是一种旗子，谁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站到它前面，太子必须去听取。“诽谤之木”的“诽谤”，与今天所说的诽谤不同。今天所说的诽谤是造谣、诬蔑，古时候的诽谤是批评，这是要分清楚的。无论是谁，但凡是对太子有所批评的，可以站到诽谤之木前面，太子必须前往倾听。“敢谏之鼓”是为有所劝谏的民众设立的。太子的身份非常特殊，万民天天仰望。好比是太阳和月亮，出现了日食、月食，天下的人没有看不见的。同样，太子把错误改正了，天下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这三件东西的设立，可以使太子所犯错误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除此之外，太子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不能只是让大家来纠正自己。方法是每天晚上瞽者为太子诵读《诗》，工官要诵读正谏，士则要向太子转达民谣。

　　大家知道，《诗》的内容都是非常纯正的，所以《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里面有不少篇章都是表达情感的，既有对恋人的爱情，对祖宗的崇敬，也有对游子的思念，对贵族的不满，等等，可是，每一篇都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情感的把握非常有理性。经常诵读默念这些诗篇，性情就会潜移默化，归于雅正。

　　我国自古就有许多很好的官箴官谏，大多是格言，经常温习，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大戴礼记》里面有一篇《武王践阼》，里面说武王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警示他的格言，比如他的坐席的四面、楹柱上、手杖上、腰带上、器皿上、门上、窗户上、宝剑上、弓上、矛上，到处都是戒书。比如坐席的前左端写着：“安乐必敬。”意思是居安思危。前右端写着：“无行可悔。”意思是不要去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洗手的铜盘上写着：“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意思是说，与其覆没于人，宁可覆没于深渊。覆没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覆没于人就无法可救了。

　　民谚民谣是人民的心声。我们读《国语》《左传》，就可以看到许多语言生动、文句押韵，甚至带有预言色彩的民谚民谣，它们是民众对为政者褒贬和愿望的集中表述。及时知道民谚民谣，可以了解民心，警示自己。

　　《文王世子》有不少关于文王幼年表现的记载。还提到了古代的《世子法》。相传文王、武王各有一套《世子法》，世子每一项美德的培养，都有礼法规范可循。例如，为了树立孝敬父母之心，文王每天要三次问候父亲王季。鸡叫头遍的时候，文王就要起身，穿戴整齐之后，来到父亲的寝门前，询问内侍父亲晚上是不是睡得安稳。如果内侍回答说睡得很好，文王的心情就会很好。到了中午和晚上，文王还会到父亲那里询问起居的情况，过程和早晨一样。只要内侍说王季的起居有所不安，文王就会面露忧虑的神色，走路的时候连步子都会不稳。一直要到王季的身体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文王也才会回到常态。每到侍者向王季进膳的时候，文王一定要亲自过问膳食的情况，绝对不允许把变质的食品端上去。

　　言教不如身教，文王服侍父亲，可以说是竭尽敬爱之心，人人都看在眼里。这就为他的儿子武王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武王成年以后，对待文王也是相当的孝敬。每当文王生病的时候，武王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晚上连冠带都不解，以便父亲有所召唤的时候，能够立即去做。武王的生活，一切以文王为中心。如果文王身体不舒服，一天只吃一餐，那么武王也只吃一餐。如果第二天文王身体略有好转，可以吃两餐了，武王才吃两餐。直到文王的病完全好了，武王的起居才恢复常态。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古代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措施是多么的慎重和周密，古代做一名太子是多么的不容易。从小除了要受到系统的知识教育和礼仪教育之外，一言一行还要受到严格的监督，要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内外身心都能合于天道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代养成了好习惯，就会像天生如此一样，中规中矩的言行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周代以后，我国最重视儿童教育的朝代，大概宋朝要算一个。《三字经》和《百家姓》都诞生在宋代。但是，宋代也是古代史上相当特殊的朝代。大家知道，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有过它的繁荣时期，可是隐藏的问题也很多，公元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占了宋的都城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并且大肆掳掠之后才扬长而去。这就是岳飞在他的《满江红》里说的“靖康耻”。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全部丢了。不久，宋高宗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从此偏安于一隅，既不思收复失地，也不思进取，错把临安当汴京，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蒙古人兴起了，他们不仅打败了金，而且跨过长江，直捣南宋朝廷。南宋统治者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崖山，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新会的海边上，元军紧追不舍，皇帝无处可逃，大臣陆秀夫背驮着皇帝从船上跳入海中，最后被海水淹没。如果要对宋朝的灭亡做一个描述，那就是先被金军推到了长江南岸，接着又被元军往南推，一直推进了南海。所以，宋朝是由北而南地被推进海里的。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朝代，这种触目惊心的历史非常值得后人去总结。

　　朱熹生在南宋，朝廷的腐败和黑暗令他感到非常的痛心。他思考其中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教育的问题。朱熹在《小学题词》中说，宋朝之所以成为衰乱之世，根本的原因，是童蒙教育没有“养其正”，“蒙养弗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童蒙时期的教育没有能够扶正孩童的心性，所以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越来越浮华不实。又由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白鹿洞书院中的朱子神像的浮华不实，所以乡间就没有好的风俗，社会上也就缺乏济世的良才。他认为古代圣人“建学立师”的目的，正是要“以培其根，以达其枝”。

　　朱熹曾经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讲学，还创办寒泉、竹林等精舍，弟子数以百计，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实践。他十分注重用儒家的礼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古代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不满于当时许多书院学规的浅陋，不能得古人深意。所以，他“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诸楣间”，要求学生“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这就是朱熹亲手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

　　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序》里说，上古时候的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从王公以下一直到庶人的子弟，八岁开始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等比较简单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方面的基础知识。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从天子到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庶民子弟中的学业优秀者，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朱熹认为，小学和大学是古人为学的两个阶段，两者的分工是“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

　　朱熹在《题小学》里说，古代小学所教给孩子的洒扫、应对、进退一类的礼节，以及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理，看起来都很简单、细小，但是，这一切都是孩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千万不能小看。小小年纪就懂得洒扫应对、入孝出悌的礼节，无论何时何地都谨记不忘。一有时间，就知道要诵诗读书，练习咏歌舞蹈。将来长大了，再行深造，穷理修身，哪里会有不成材的道理？而且，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必须在童稚时期讲习，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比较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教导得法，就能根植在他们的心田。如此一步一步引导，好的习惯就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不会有教育不好的问题。

　　朱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教学的宗旨，而且还把礼作为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的依据，他的影响可谓是超越古今，意义深远。

　　为了使童蒙教育能够与西周的文武之道接轨，朱熹亲自编写了两本非常著名的童蒙教育的教材，一本是朱熹与刘清之合编的《小学》，另一本是《童蒙须知》。《小学》一书，分内外篇，共六卷。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等四卷，外篇有《嘉言》和《善行》两卷。全书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作为准绳，采撷儒家经典中尤其是礼书中的文句编连而成，主要是介绍一些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小学》面世之后，被列入学官，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士大夫和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在明朝传入朝鲜，经过著名学者金宏弼等的提倡，备受儒林的推崇，认为这是淑世教民最切要的著作。后来，《小学》又被政府指定为朝鲜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屡屡翻刻印行，广颁于国中。

　　朱熹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大道理一定不能多，那些东西孩子理解不了，要紧的是要求他怎么做。所以，他的《童蒙须知》重在规范儿童的行为。全书分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等五部分。朱熹在这本书的开头对各章的内在逻辑做了说明：“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可见五章的顺序是刻意安排的，有一个先后秩序和轻重缓急的考虑在里面。

　　《童蒙须知》里的许多材料都是从《礼记》里面选取来的。朱熹认为，《礼记》里的《曲礼》《少仪》《内则》，以及《弟子职》等篇，就是上古时代小学教育残留下来的教材，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些材料，认为要弘扬儒家的圣贤之道，就一定要把这些材料作为基础。但是，古今异制，古礼难以简单移用，必须“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因此，朱熹又在其中增加了适宜于时势的内容，再条分缕析，分类编排。务求每一条的要求都非常具体、明确，便于孩子理解和操作。下面我们来举些例子。例如《衣服冠履第一》提到孩子的仪容时，就有许多具体的要求：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

　　《礼记》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要进入礼仪场合，首先要端正容体，就是要端正身体，把衣冠穿戴整齐。朱熹把这一点放在“为人之先”的地位来要求，是深得古礼的大旨的。与先秦的衣服相比，宋人的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朱熹并没有要求孩子们都换上古装，那种服装已经过时了，应该与时俱进，认同大家的服装。但是，古礼对于衣冠要整洁的要求并没有过时，所以他要求“先要身体端整”，冠巾、衣服、鞋袜，要“常令洁净整齐”。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

　　这一条是对穿衣服的具体规定，衣领要提整起来，这样才显得精神。此外，腰间的纽带一定要系好，不可以松松垮垮。

　　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束发），腰谓以条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

　　这是朱熹自述家门内对于衣冠服饰的严格要求。头、腰、脚是人的服饰的三个最关键的部位，头巾、腰带和袜都束紧了，人就显得精神、利落，做事也方便。如果不这样做，处处宽慢，那么一点好处也不会有，只会给人以“放肆不端严”的印象而“为人所轻贱”。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应邀在媒体上做嘉宾的演员，衣衫不整，甚至故意把鸭舌帽反过来戴，或者歪戴，这不是角色的需要，而是自我展示。他们这种打扮，只能给人以玩世不恭的印象。这些演员属于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露面，要考虑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要考虑会给少年儿童留下怎样的印象，上镜前应该仔细检点自己的形象。

　　例如《杂细事宜第五》有以下的种种要求：

　　凡相揖必折腰。

　　作揖，是古人见面时最常用的一个形体语言。要领是双手成合抱状相接，今天我们看到太极拳表演时还用这种动作。但是，彼此相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辈之间的，还有一种是长幼之间的。平辈之间作揖，双手合抱就可以了，晚辈与长辈作揖就不可以这样了，必须再加上“折腰”的动作，就是弯下腰，相当于鞠躬。一边弯下腰，一边双手合抱，这是一种非常恭敬的表示。如果见到长辈，行礼时挺直了身子作揖，是非常失礼的。《弟子规》把这句话改编成“揖深圆，拜恭敬”六个字，鞠躬要深，抱手要圆，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便于记忆。

　　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这句话是说路上遇到长者的礼节。首先是“正立”，要停下来，站端正，然后拱手打招呼，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不能打一个招呼扭头就走了，还要“疾趋而揖”。“趋”是小步快走，“疾趋”是比“趋”再快一点。为什么要用“疾趋”的方式去到长者的面前，而不能慢吞吞地走过去呢？因为，到长者面前去是唯恐长者有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帮助，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指教，无论是那种情况，都必须尽快过去。如果慢吞吞地过去，就让人觉得是不愿意去帮助他、听他的指教，那是内心不恭敬的表现。

　　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

　　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

　　这两句话是教孩子怎么样与长辈打招呼。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两句话的意思，今天的人已经听不懂了，所以我在这里先要介绍一下古代的名和字的知识。古代每个人除了有姓、有名之外，还有字。比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孔子是尊称。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按照规矩，字是男子在成年礼上请人取的。为什么有名有姓了，还要再取一个字呢？古人认为，名是父亲给取的，非常宝贵，只有他的父母、祖辈以及国君可以直呼其名，其他人如果直呼其名那是非常失礼的。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给他取一个字，其他人与之交往，可以喊他的字。称对方的字是对对方表示尊敬。但是反过来，自己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不可以称自己的字，那样是自大的表现。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上面的两句话了。晚辈见到父母和长上朋友，一定要称自己的名，而不能称字，因为自己是晚辈。称呼长上的时候，不可以称呼他们的字，因为那是平辈之间的礼节。晚辈称呼长上，一定要称“丈”。丈是对老者的尊称。

　　凡侍长者之侧，必正言拱手。有所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

　　这段话是教孩子怎样与长者说话。“侍长者之侧”，是在长者身边陪坐，或者是站立。一般来说，长者坐着的时候，晚辈应该在旁边站着，这一方面是表示不敢与长者平起平坐，另一方面是表示随时准备为长者所使唤。如果得到长者的特许，也可以坐着，但要坐在长者的对面或者下方，决不可以并排而坐。在这种情况下与长者说话，要“正言拱手”。“拱手”，我们已经说过了，是表示敬意；“正言”是身体和神色都要端正，不可以歪着、倚着身子，也不可以有怠惰、轻浮的神色。回答长者的问话，一定要诚实，实事求是，不可虚妄，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非常强调真诚，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一个“知”字要读作“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是聪明的行为。诚实是靠教育来培养的，而教育是要靠平时点点滴滴地渗透的。

　　上面的几段话是要告诉孩子，尊敬老人是要通过这样的礼节来体现的，而不是挂在嘴上说说就可以的。现在我们提倡尊老很多年，效果很差，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是没有落实到每个晚辈的行为上。许多单位的尊老只有几件事，比如重阳节带退休的老人去爬一次山，再就是过年之前给他们送一个红包，或者是一些礼物。除此之外，就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了。而单位的大部分人不参与这些事情，所以没有影响。照这样子提倡尊老，大概一百年也形成不了风气的。

　　凡众坐，必敛身，勿广占坐席。

　　这一条是说与人聚饮时候的注意事项。由于是“众坐”，人比较多，就一定会显得拥挤，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光想着自己舒坦，张开两腿，撑开双臂，或者一个人占几个人的位置，这是很不道德的。今天，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尽管候车的人很多，但总有人会躺在长条椅子上，或者用行李占着几个座位，别的乘客没有地方坐，他们装着没看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恶习？是因为儿童时代没有人教他们。将来要彻底扫除这些有失体统的现象，必须从小时候抓起。

　　凡饮食，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这一条和下面一条是讲餐饮礼节的。我们常说：“吃要有吃相。”也经常听到有人批评说：“你的吃相怎么这么难看？”我们看看《礼记》就可以知道，古人餐饮的时候是非常文雅的，一点也不比今天的西方人差。上面的这一条，就是其中之一。

　　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在长上之前饮食，属于正式场合，不比一个人私下吃饭，一定要注意“吃相”。这一条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轻嚼缓咽，二是吃饭时，双唇和舌头不要发出响声。这两点既是要求孩子注意文雅，又有饮食卫生方面的考虑。轻嚼缓咽的反面是狼吞虎咽，有贪吃之嫌。贪吃就会给人以只顾自己多吃，不管他人吃没吃饱的印象。而且由于吃得快，唇和舌就容易发出令旁人不愉快的怪声，这也是有伤大雅的。所以，《礼记》上有不少劝人从容、优雅地进餐的文字。此外，孩子的肠胃比较弱，食物如果不经充分咀嚼就吞下去，就难以消化吸收。所以《论语》里有“食不语，寝不言”的话，古汉语里面的“语”字，有彼此讨论的意思，“食不语”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谈话，以免影响消化。你看，这一条对于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多么的贴切！

　　凡饮酒，不可令至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度，由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很高，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发明了酒。少量饮酒，有益于健康，但如果不知道节制，以酗酒为乐，不仅会伤身体，而且会乱性，引发其他种种问题。大家知道，商朝的纣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原因之一就是酗酒。所以周公摄政期间，专门发表了一个严禁周人酗酒的文诰，叫做《酒诰》。周公说，商人酗酒，喝得酒腥气都冲到天上去了，连上天都闻到了，怎么会不灭亡他们呢？所以，周公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周人，平时不许喝酒，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醉。凡是喝酒误事的都要处死，以儆效尤。朱熹很在意周公的这个规定，把它写在《童蒙须知》里面，是很有深意的。因为一旦在青少年时代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将来要纠正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必须从小就要把它作为一条戒律定下来，让孩子谨记在心。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古到今，酒在官场里面扮演的角色，总体上是不那么好的，有时简直就是腐败的催化剂。这些年，有些人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过度地宣扬“酒文化”，是很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朱熹的教育思想里渗透着用礼仪来变化孩子气质的理念，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的举措，不得不为他的高明和卓识而叹服。

　　关于当代青少年教育的思考

　　望子成龙，这是人之常情。任何一位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殷切的期盼，希望他成为出色的人才，成为自己的骄傲，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目前在家长和学校里有一大误区，就是迷信天才教育。许多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天才、超天才。为此目的，让孩子不满一岁就学认字，刚会走路就学体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国际明星，出人头地。这些想法非常不切实际，因为天才总是极少数，只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否则就不叫天才了。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做普通人的。天才教育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具有很大的商业炒作的成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呢？我想结合我在前面讲过的内容，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对于古人来说，青少年的教育，第一位的事情不是读书、学知识，而是学做人，学习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而且，在儒家的知识体系里，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我们读《论语》，讲的几乎全是做人的道理。一个有着良好品格的孩子，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终究都能胜任愉快的。这一点，无论是对孩子本人，还是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心，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本意之所在。

　　而在天才教育之下，人格教育几乎没有位置。许多家长认为，只有考试成绩才是真东西，品德好管什么用？只要不犯法就行。还有家长认为，老实本分的孩子会受人欺负，是没有用的表现。我们看到许多孩子手上有一大堆证书，有各种各样的技艺或者外语能力，可就是没有做人的合格证书。考上了大学后，必须独自处理各种关系，由于从小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以及父母的溺爱，不懂得尊重老师，不懂得平等对待他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结果既成不了才，也成不了人。大家可能还记得，“文革”过后，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少年班，招收了一批智力超常的少年，一时轰动全国。可是，在这些人当中，最后不仅没有几个是成了大器的，而且还有的人离群索居，甚至出家，一事无成，令人感到非常惋惜。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想他们从小缺少人格教育是否也是一个原因呢？

　　其次，古人是做得多，说得少，而我们正好相反，是说得多，做得少。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古人看重孩子的品行，我们看重孩子的分数；二是因为古代注重礼仪教育，明白礼仪教育是培养孩子良好习惯和品行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我们在“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学校里原本就有的礼仪被扫地出门了，如何恢复和重建，似乎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大概二十年前，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中小学提倡“五讲四美”的活动，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主意，可惜由于没有礼仪这个工具，无法细化，也无法深入。什么是“讲礼貌”？没有细目。按照一般的理解，似乎就是不打人、不骂人。什么是“讲道德”？也没有细目。所以，尽管“五讲四美”学生都能背得出，可是，它始终挂在墙上，没有化到学生的言行上。说一套，做一套，成了两张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推行礼仪教育，让学生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显示出应有的教养，动止进退，处处如仪。

　　第三，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要很好结合。我们前面谈到，朱熹在《小学》里提出了童蒙教育的许多原则，而在《童蒙须知》里列举了许多礼仪的细目，这是非常高明的。如果只会背诵为人的准则，而不能见诸行为，那么那些准则就是空道理。相反，如果只会按照规矩做，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的行为就有盲目性，也不能往德的方向提升。

　　第四，我们当前大中小学的办学理念，总体上是迷茫的。从小学到大学，孩子惟一的目标是升学，考重点学校、名牌大学，然后可以出国挣大钱，应试教育一条龙。我国古代的教育，有许多很好的理念，可是在浅薄的进化观的影响下，多被当作封建糟粕或者过时落伍的破烂抛弃了。他们总认为自己要比古人高明得多，所以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试图通过割断历史来创造辉煌，而不知道只有不断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才能发展的道理。他们总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厉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与国际“接轨”。最后的结果是，人家的好东西没有学到，自家的好东西也丢了，造成了目前这种不中不西的教育，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评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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