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09:54

张秀平毛元佑黄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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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或影响某一阶段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战争，如涿鹿之战、牧野之战、越灭吴之战、晋灭吴之战、淝水之战、隋灭陈之战、蒙金之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武昌起义战役等等；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如黄巾农民起义战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战役及捻军、回民大起义等等。有为维护统一和反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侵扰而进行的战争，如西汉平定七国叛乱之战、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隋反击突厥之战、唐反击东突厥之战、宋辽战争、宗泽东京保卫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柘皋之战、钓鱼城之战、清平定三藩叛乱之战、清平准噶尔叛乱之战等等。有反抗外来民族和侵略的重大战争，如明东南沿海的抗倭之战、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镇南关大战、台湾军民抗日之战、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等等。从这些战争和战役中，我们从战争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作战的行动经过及战争的性质及胜败的原因等方面，探讨作战决策和作战指挥的得失，概括中国历代战争的概貌及对历史的影响。战争是政治的手段，是流血的政治。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从而为人类理性的、长久的和平而不再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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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0系列丛书》是不同于一般通史著作的读物。
它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战争、著作、文化为主线，通过叙述100个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为发明创造、学术文化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与开拓而作出贡献的人物；
100件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王朝更替之际、学术流派的纷争、宗教史上的教派斗争之时及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发生的事件；100次为统一、为正义、为争霸或为夺权进行的战争；100本翔实、系统地记录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典籍和100种光辉灿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学术文化、语文文化、民俗文化、器物文化，来概括中国通史（1919年前）的精髓的。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化结晶，导演过数以万次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也发生过无数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富有创造、千姿百态的人物，遗留下浩瀚无垠、汗牛充栋的历史文化典籍。这套《丛书》对这些人物、事件、战争、著作、文化的选择，却以“100”为限，只是表明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影响。虽然这种有限的“百题”系列，比之于无限的中国历史真实的存在，是可谓挂一漏万、沧海之粟，但却是一种谋求介绍中国历史知识的新的追求和尝试。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智慧和风采，了解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与内幕；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战争较量以及精神历史文化的形成的真谛。“文章极处无奇巧”，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以人、事、战争、著作、文化等五大专题来概括，既简明，又扼要，适合当代读者读书、读史的趣向。这是《中国100系列丛书》的宗旨之所在。
战争是最著名的流血事件；著作则是文化结晶的载体。
《中国100系列丛书》中的《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虽然仍未脱出中国历史著作以政治（人、事）、经济（事、典章制度）、军事（战争）、文化（书、专题文化）为纲的窠臼，但将《100次战争》和《100本书》，从事件和文化中单独析出，独立成卷，更加突出了战争这个流血政治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突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著作、哲学著作、科技著作、地理著作、天文历算及医药著作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脉络相比较，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之处之所在。
本书各卷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分则独立成卷，合则融为整体。《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中，列举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辽圣宗、成吉思汗、康熙等帝王；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周公、诸葛亮、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林则徐等将相；扁鹊、张衡、蔡伦、张仲景、祖冲之、李时珍等著名科学家、医学（药）家；屈原、司马迁、班固、王羲之、李白、杜甫、司马光、曹雪芹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陈胜、项羽、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张骞、班超、玄奘、鉴真、文成公主等民族关系和中外交通史上的先行者；
孙武、孙膑等军事理论家。“人是社会实现的主体，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本书列举的100个作为个体的人，或大浪淘沙，或艰难玉成，但都在创造中国历史的实践中扮演一定或重要角色，承认个人在创造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的描写，写出他们的神韵、性格、思想、气质、情感、欲望、爱好等等，这是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本文对这些人物的述写，则主要挑选传主一生中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事迹进行描写、叙述；“寓论于史”，别开生面。读者也可以见仁见智，按照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和主观爱好，排定这些人物的座次。
《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中，既有商汤灭夏、三家分晋、楚汉之争、三国鼎立、三分归于西晋、北魏统一北方、隋文帝统一南北、陈桥兵变、靖康之变等封建王朝更替之际的著名事件，也有百家争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流派的纷争；既有焚书坑儒、魏武灭佛、神不灭和神灭论风波等宗教史上的教派教义之争，也有商鞅变法、盐铁会议、隋文帝改革、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洋务运动等政治、经济的改革和改良；既有王莽改制、庆历新政和庆历党争、袁世凯复辟帝制、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进步和保守的斗争，也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康熙撤藩与平定三藩之乱等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既有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等等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也有汉武帝抗击匈奴、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康熙帝抗击沙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建立新朝，一统天下；或推翻旧制、解放生产力；或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
或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良，等等。有的可歌可泣、令人奋起；有的复杂多变，令人深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有所借鉴、有所启示。
《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中，有决定或影响某一阶段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战争，如涿鹿之战、牧野之战、越灭吴之战、晋灭吴之战、淝水之战、隋灭陈之战、蒙金之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武昌起义战役等等；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如黄巾农民起义战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战役及捻军、回民大起义等等。有为维护统一和反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侵扰而进行的战争，如西汉平定七国叛乱之战、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隋反击突厥之战、唐反击东突厥之战、宋辽战争、宗泽东京保卫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柘皋之战、钓鱼城之战、清平定三藩叛乱之战、清平准噶尔叛乱之战等等。有反抗外来民族和侵略的重大战争，如明东南沿海的抗倭之战、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镇南关大战、台湾军民抗日之战、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等等。从这些战争和战役中，我们从战争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作战的行动经过及战争的性质及胜败的原因等方面，探讨作战决策和作战指挥的得失，概括中国历代战争的概貌及对历史的影响。战争是政治的手段，是流血的政治。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从而为人类理性的、长久的和平而不再战。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则有选择地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哲学和思想类著作，历史学类著作，科学医药类著作，地理、军事类著作，语言文字类著作。其中既有儒家的经典《易经》、《春秋》、《论语》、《孟子》等等，又有诸子百家的代表作《管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等。既有记叙中国绵延2000年之久历史的所谓传统的正史　二十四史，又有开创新的史学体裁的《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等等。既有哲学战线上的两军对垒的代表论著，又有军事、医药、科技、地理方面的开山之作。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感慨中国文献海洋之浩翰，感叹人生之短促，以至皓首而不能穷经。本文删繁就简，撷取100本书，从其成书的经过、主要理论主张及影响诸方面以予缕述，使读者看一篇有一篇所得，读一篇有一篇的感想。
《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则胪列经学、哲学、宗教、实学、理学、史学、甲骨学、天文学、算学、法学、兵学、逻辑学、美学、经济管理学、医学、农学、心理学等学术文化；烹饪、茶、酒、刺绣、丝绸、服饰、迷语、灯彩、扇子、风筝、气功、围棋、象棋等风俗文化；古都、宫殿、佛寺、古塔、石窟、青铜器、兵器、铜镜、铜鼓、俑、玉器、陶瓷、家具、钱币、钟表等器物文化；汉字、报刊、词曲、诗歌、小说、相声等语文文
化。这些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从框架上展示了中国文化植根于深厚的华夏土壤中的灿灿内容；从叙述上，突出这些文化发展的演变轨迹，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盛衰演变的艰难历程。
《丛书》在各卷专题的确定上，则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和交叉。如张骞、班超、鉴真、文成公主等，既是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史上的先驱者，又以其特殊的史迹“张骞通西域”、“班超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文成公主入藏”而载入史册。
《丛书》只将其列入《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中，其事迹也随之并入。但有些人物，如著名的诸子百家、著名的史学家、科学家、军事家、医学（药）家、改革家等，其人其事其文，则有重复列举者，如老子和《老子》、孔子和《论语》、墨子和《墨子》、孙武和《孙子》、沈括和《梦溪笔谈》、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孙中山和《孙文学说》等等，一是为了保留各卷内容的系统和完整；二是其人其文的写作，前者突出其人在历史上作出的重要影响的事迹；后者则述其成文的经过、观点及对历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似可相互补充。又如陈胜和秦末农民起义，黄巢和唐末农民起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秦始皇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焚书坑儒，汉高祖和楚汉相争，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康熙帝和撤藩、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等等，均是人事交叉的经纬之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交织之处，便是中国历史的多姿多彩的画卷。再如《100次事件》和《100次战争》中的隋末农民起义和隋未农民战争，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等，前者侧重农民起义事件的因果关系及政府决策的利弊等方面；后者则着重叙述战争的经过、结局及作战过程中的指挥得失等。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鸳鸯绣取从人看，要把金针度与人”。《100系列丛书》的编撰宗旨和主要内容及体例特点等等，大致如上。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略述数语，聊为“前言”或“编者的话”。
　　　　　　　　　　　　　　　　　　　　张秀平
　　　　　　　　　　　　　　　　 1992年7月于北京

                                 序
   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便同人类数千年阶级社会发展史如影随形，既扮演过阻碍社会进步、吞噬千百万人生命、耗费大量物质财富的角色，又起过促进社会发展、为新社会助产接生的重大作用。
战争是什么？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人们对它的解释各异。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说“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我们认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政治规定着战争的性质，影响着战争力量的来源和士气，对战争的前途和结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战争又反作用于政治，战争的结局可以影响或决定政治的进程和前途，这才是正确的认识。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角逐，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首先依赖于一定的军事力量，即武器装备的水平和武装人员的数量与质量。而军事力量的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因此，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一定的经济条件。然而，战争对经济也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破坏作用，阻碍经济的发展，吞噬无数生命，消耗巨大的经济力量，造成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财富的空前浩劫；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刺激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革命战争，能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的暴力行为“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列宁也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
战争，还是作战双方指导者智谋的较量。虽然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是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的高明与否，同样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战争，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从进行战争的不同阶级来说，则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从战争的不同政治目的来说，则有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奴役与解放战争；从战争的影响来说，则有进步战争和退步战争；从战争的时间和空间来说，则有古代战争、近代战争、陆上战争、水上战争等；从战争使用的兵器来说，则有冷兵器条件下的战争、热兵器条件下的战争等等。而这些诸多类型的战争，从根本性质上来说，又不外乎两种基本的类型，即一切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一切由反动势力所进行的镇压革命、对外进行扩张侵略、阻碍社会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争战频仍、兵戈不断的国家。在几千年阶级社会发展史上，发生战争的次数数以千计。其规模之浩大，战况之惨烈，性质之复杂，种类之繁多，以及作战指挥艺术之高超，都是举是从这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战争中，选取了100例战争或战略性战役编辑而成的。通览全书，可以发现这些战例的选取，遵循了这样的标准：决定或影响某一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某些王朝或民族兴盛衰亡的重大战争；兼顾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在军事上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反映中国军事发展水平和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
作者以史实为依据，注意把学术性和普及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文笔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过去冷兵器和火器时代的战争已不能同今天热核时代的战争同日而语。但是，从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一些基本的作战指导原则，至今仍放射出理性的光芒，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超越时空的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中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郭化若
　　　　　　　　　　　　　　　　　　　　　1992年5月1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16:21

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①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
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
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
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18:50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合符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是其关键的一着。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不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翦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也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緍氏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微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
商汤“革命”是政治上的一项进步之举，鸣条之战则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21:58

“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24:46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消亡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爆发的繻葛之战，是春秋初期郑国为称霸中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也是历史进入东周后，周室衰弱，诸侯国崛起，不听从天子之命，竞相争霸在军事领域中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春秋初年，东迁洛邑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势力已一落千丈，其直接统治的地区日趋狭小，根本号令不了其他诸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一些诸侯就乘机脱颖而出，觊觎和争夺霸主地位，其中地处中原腹心的郑国，在这场斗争中首先崛起，成为当时诸侯中最具实力和威望的一国。
郑国虽迟至西周后期始分封立国，但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为周厉王的幼子，与周王室关系亲近，因而一直为周王室所倚重，被委以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加上郑桓公当年将国内民众由关中地区迁到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占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故国势蒸蒸日上，成为诸侯列国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郑庄公继位后，凭借国力强盛，又身为周室权臣的有利条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进一步增强郑国的实力。在军事外交上，他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是，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四国，并灭亡了许国，造就了“小霸”的局面。
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也越来越变得倨傲不羁，不把王命再放在眼里。这样一来，周郑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税起来，繻葛之战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早在周平王在位时，周郑之间就互不信任，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国的公子忽也做为人质住到周都洛邑。到了周桓王继位后，更反感郑庄公的专横跋扈，于是将国政委交给虢公，后来甚至干脆剥夺了郑庄公的卿士地位，并把郑国的部分土地收为己有。
郑庄公恼羞成怒，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两国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周桓王不能容忍郑庄公的无礼犯上行为，于是便于公元前707年秋天，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一场大战终于在中原战场上爆发了。
郑庄公闻报周室联军倾巢而来，便统率大军进行迎击。很快，两军相遇于繻葛。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双方都赶紧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为三军：右军、左军、中军，其中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于其中；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中军则由桓王亲自指挥。
郑军方面针对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也相应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们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拒是力阵的意思）和右拒，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仲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准备与周军一决雌雄。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之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他的建议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因此为郑庄公所欣然接受。
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了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的建议。所谓“鱼丽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郑庄公是一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统治者，所以高渠弥的这一战术新建议也被他所采纳了。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到哪里去，稍经交锋，便纷纷败退。周中军为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左右两方阵也乘势合击，猛攻周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身负箭伤，被迫下令脱离战斗。
郑军的指挥者见周师溃退，十分振奋。祝聃等人遂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为郑庄公所拒绝。他的看法是“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于是战场便这样沉寂了下来。
郑庄公这么做的含意便是，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
为此，当晚他还委派祭足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缓和两国间的尖锐矛盾。
郑军取得这次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正确地选择了作战主攻方向，制定了合理的进攻程序。因为周室联军的两翼都很薄弱，尤其是作为左翼的陈军力量最单薄。
郑军先攻其左翼，后攻其右翼，再集中兵力攻打其中军的作战指挥，恰好击中周室联军军阵的薄弱环节，从而取得作战胜利。第二，是正确地运用了先进的战法。它所创的“鱼丽阵”，使战车和步卒能够较好地配合协同，使得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制囿于传统车战战术的周室联军被动失败的境地。
第三，是适时把握进退尺度，在战斗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及时停止追击，既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也保有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军事上，“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27:31

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不朽典范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矛盾冲突的激化，又势必造成两国间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的鲁国据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它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会的礼乐传统，在春秋诸国中居于二等地位，疆域和国力较之齐国，均处于相对的劣势。至于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辖有今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那里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因而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为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公元前686年冬，齐国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几个月后，齐臣雍廪又杀死了公孙无知，这样，齐国的君位便空置了起来。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都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君位争夺斗争。结果，是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率先入国抢占了君位，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这场权力争夺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其重要谋臣管仲也被罗致到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曾经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结果是乾时一战，损兵折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齐桓公本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
当时鲁国执政的是鲁庄公，他闻报齐军大举来攻，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军一决胜负。
就在鲁庄公准备发兵应战之时，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齐国军队的蹂躏，因而入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
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请求随同鲁庄公奔赴战场，鲁庄公允诺了他的这一请求，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迎击来犯的齐车。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这一建议，暂时按兵不动。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恃强大的兵力优势，主动向鲁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但它接连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遭到了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于是凭借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迅猛英勇地冲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于是下令追击齐军，进一步重创齐军，将其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至此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是役取胜的原委。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恃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士气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冲锋，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罢，士气已完全丧尽，而相反我军士气却正十分旺盛，这时实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接着曹刿又说明未立即发起追击的原因：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以避免己方不应有的失利。后来看到他们的车辙紊乱，望见他们的旌旗歪斜，这才大胆地建议实施战场追击。一番话说得鲁庄公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从曹刿战前决策、战场指挥和战后分析的诸多言行里，我们可以看到鲁军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乃有其必然性。鲁国统治者在战前进行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作战中，鲁庄公又能虚心听取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可见，长勺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正确地反映了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因此，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30:09

撞破旧“军礼”迷恋者梦幻的警钟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之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汉，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
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
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
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
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8-8 09:32:30

“必胜之兵必隐”
假途灭虢之战，是春秋初年晋国诱骗虞国借道，一石双鸟，先后攻灭虢、虞两个小国的一次作战。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揭示了军事斗争的一些重要规律，给后世留下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春秋初期，诸侯并立，兼并无已。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期间，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终于，晋国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贿赂收买虞公，拆散虢、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虢国，待虞国中计、虢国败亡后再图后举。晋献公听了荀息这一献计后，认为计谋很好，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珍宝，二是忌惮虞国那位贤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用心。针对晋献公的犹豫，荀息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释，指出送珍宝给虞国，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未足为惧。一番话打消了献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依照荀息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荀息携带着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国。到了那里后，即晋见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贪利收下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易开罪于晋国，于是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着晋人的圈套里钻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3年，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
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指出“虢国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告虞公“晋不可启，寇不可玩”。力图以虢、虞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劝阻虞国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应了晋国借道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祸计，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较前一次为大，可见其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丑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无所作为。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逮人，故成为晋国敢于觊觎的对象。其次是其最高统治者虞公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又文过饰非，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的战略新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暇抵抗，束手就擒。
假道灭虢之战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著名兵书《三十六计》还曾将它立为一计，以概括军事斗争中这样一条重要规律：战争指导者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顺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俟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在历史上，假道伐虢也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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