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前言

xiaotuzi

前言   
    关于学术史的编撰形式，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时代或人物、著作为纲，着重揭示学术发展的总体规律及时代特点；另一种是以重要的学术问题或专题为纲，对各种学说、理论的产生、流变、融合等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述。如果要对国内出版的以“史”为名的中医书按上述两种框框归类的话，似乎只能归入第一种模式。而在我开始写这部针灸学术史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模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时还撰有一部以年代、著作为纲的《针灸书目考》，因而在写《针灸学术史大纲》时采用以问题为纲的“考镜源流”式写法是再自然不过的。这样，两部书纵横交织，构筑一幅针灸学术发展的立体画卷。另一方面，我研究针灸学术史，就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一步步走过来的，因此当决定写一部针灸学术史时，第二种写法就成为我的必然选择。可是当这部针灸史稿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有些缺憾，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自身的治史实践看，从总体上把握针灸学术发展规律及针灸文献的时代特点，对于研究古代针灸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不了解隋唐针灸文献的一般特点以及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的关系，我们甚至无法释读敦煌卷子《佚名灸方》（原编号：S.6168、S.6262，旧题“灸法图”），更不用说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的针灸文献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明初、明中期、明末的针灸著作特点明显不同，要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则必须对明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有所了解。鉴于此，我想：能不能在第二种模式的学术史著作中也兼有第一种写法的长处，也就是说，在呈献给读者“鱼”的同时，再献上一道“熊掌”。于是我决定在这部书稿前增加一篇“引论”，将针灸学术发展及针灸文献的时代特点、规律以及针灸学术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篇中论述。采用这种写法是否成功，能否达到或部分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目的，还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写一部针灸学术史的想法由来已久。记得还是在读研究生时，我便见到业师王雪苔教授的《针灸史大纲》，它向我展示了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壮观轮廓，而几乎是在同时我又读到日本考据学家藤木俊郎先生的《针灸医学源流考》一书，它给我带来的则是另一种震憾 ，当时就萌发了写一部中国针灸史的念头。现在想来，那时只不过是夹杂着复杂情感的一种冲动，根本不具备写史的实力与条件。然而十多年来，这种冲动却越来越强烈，也正是在这个坚强信念的激励下，使我能面对种种诱惑而不动摇，甘守清苦，潜心钻研，不断积蓄着力量，向着心中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
    一九九四年，为编纂大型针灸古籍丛书《针灸古典聚珍》，需要考察全部现存针灸古典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于是我决定借此良机，编纂这部在心中已勾划多年的针灸学术史，并尝试一种将史料整理、文献研究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模式 。
' F% X+ ~% B) P0 N& n    选择这个特定时间撰写针灸史，还有另一层考虑。与其他单纯的史学研究不同的是，针灸史研究更要着眼于现实，要为当前的针灸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我对于国内针灸机理研究，特别是对针灸经络的实验研究很少关注，未曾想今年我自己也卷入“九五”攀登预选项目“经络的研究”圈中。眼下的情况是：国家“八五”攀登项目“经络的研究”已经结题，而“九五”计划又开始正式启动，在这个关头如果针灸史学界对于经络学说的形成与演变等关键问题还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法或有重要价值的线索，那么针灸史学研究的价值如何体现！如果说当年青蒿素研究陷入困境时，是通过药史文献研究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那么眼下处于关键时刻的“经络的研究”也正需要通过针灸史研究找到下一步的前进方向。这两年来与针灸实验研究人员接触得越多，就越觉得针灸史研究的重要与迫切。比如通过接触，发现时下争论最为激烈的似乎是：经络研究要不要定位？进一步的接触又发现，那些力主定位研究一方的意见其实也很不统一，在如何定位的问题上分歧更大，其中多数人还强调：在人体上探寻到的组织结构一定要具备古代经络文献中所记述的经络功能。那么经络功能又是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倒非常一致，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们一讲到经络的功能都百分之百地要引用《内经》中的这句经文：“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脉》）。”然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内经》中的这句名言原本是指脉诊的功能。如果说“经络”的实指就是血脉，还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寻找其三维结构吗？这是一个困惑人们多年，一直也没说清楚的问题（答案详见本书《经络部》“结语”）。由此可见，开展“经络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对古代经络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搞清经络学说形成与演变的真实过程，我们的立题依据都显得如此脆弱，那么无论我们再争鸣多少年，攀登多少个“五”，终究也不能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令人欣慰的是，以上意见在实验研究人员中已形成共识。我同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近年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经络文献研究文章大多数出自实验研究人员；已经出版的由实验研究人员编著的“经络问题”研究专著中，古代经络文献研究内容都无一例外地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专门从事针灸史及针灸理论研究的人员，我在受到激励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压力。
    目前，人们（包括实验研究者）对于针灸文献以及史学研究要不要搞恐怕不会有多少疑问，然而针灸史学研究应当如何搞，则在许多人心中都存有困惑。如果真正把针灸史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来做，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洗磨，就一定要有严谨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此，我们空谈一番，或贴几张时髦的标签虚张声势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拿出成功的示范来。这也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非常紧张的一年，编撰这部极为困难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 L. h& s/ A3 n) g' f% e7 @4 s+ E    近年来，中医史学文献研究出现较大的滑坡现象，而本来就很年轻、基础很薄弱的针灸史学研究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老一辈针灸学家忧心忡忡，新一代研究者则多怨天尤人。回想起来，中国针灸界这些年来不仅在针灸史学研究上没有重大进展，即使在针灸史料整理方面也不尽如人意，至今仍没有一套像样的大型针灸古籍丛书。中国学者研究针灸古代文献多依据建国初期出版的一批排印本，而据我初步考察，我们在针灸史学研究中的不少失误正由此而造成 ，以至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排印本古医籍普遍失去了信任。
" I" m. e0 ~, D. w) N0 K    尽管中国针灸史学研究的现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仍然有着以往无法比拟的优势与机遇。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中医界有着前所未有的宽松学术环境。试想如果学术领域到处都是禁区、“雷区”，那么“求真”的治史原则就只能是口头上的追求。另外，现代针灸学的发展对针灸文献与针灸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那种单纯的史料整理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开始为开展深层次的针灸史学、文献研究做各种准备。
    其次，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而近年来许多史料、医籍重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史学信息大大丰富，为人们更深一层认识历史提供了方便。以往一些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例如明代针灸名著《针灸大成》卷九“治症总要”篇下注有“杨氏”二字，以往人们一直以为此篇系杨氏的针灸临证实录，将其作为考察杨继洲针灸学术的一篇代表文献。其实此篇文字直接抄自明以前的一部针方书──《针灸集成》。如果不是因为该书的重新发现，这桩疑案便无法裁断。当然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在《针灸大成》中并非仅此一例，这种错误更不是只见于《针灸大成》一书，而纠正这类错误主要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又比如马王堆帛书经脉文献、张家山汉简《脉书》等出土，对于考察经络学说的形成与演变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这些地上地下史料的新发现，犹如给重重迷雾笼罩下的医史界洒下了几缕阳光。
9 j/ \5 m* r- f. V$ m% |    第三，国内在针灸古籍整理方面虽然尚未形成规模与特点，但我们的邻邦日本近一二十年来对于中医古籍，特别是对针灸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整理研究。例如1978年，日本株式会社出版科学总合研究所组织出版了《针灸医学典籍大系》全23卷；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更是从世界范围内访求针灸古籍，近20多年来已先后整理出版了十四批针灸古籍丛书《临床针灸古典全书》（包括日本、中国、朝鲜针灸古籍近200种），并将按计划继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六套《东洋医学善本丛书》，共20余种，几乎全是中国已经失传的重要医籍或版本。对于重要的中医古籍，日本学者还进行了较全面的基础研究工作。近来中日学者通力合作，拟将日本珍藏的中国散佚古医籍全部复制回归后进行整理研究。
    第四，十多年来我在通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及北京各大图书馆藏所有针灸古籍及绝大部分明以前其他中医古籍的基础上，又陆续考察了其他省市图书馆收藏的针灸古籍。此外，在国内及日本朋友的真诚帮助下，又获得日本公开出版及未曾公开出版的针灸古籍及其他非常珍贵的重要史料。这些都为我后来的针灸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全面占有史料，这仅仅是针灸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要想从纷杂的史料中，理出头绪，找出规律，还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为了少走些弯路，这些年来我不断总结古人、今人以及自己在史学研究中的经验与失误，并将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集中于“引论”以专题形式论述，使人们对于史学研究方法之重要、求真历程之艰难能多几分感性认识。
1 n- h5 ?) V0 R7 D" T    《针灸学术史大纲》是我尝试用新的研究模式制作的第一个试验品，为了使这第一个新产品能够上档次，除了产品本身的品质之外，在制作上也应当有独到之处。为增强引文的可靠性、直观性，不再重犯他人及前人的错误，在引用古代文献时，除了详细注明引文出处外，对于引用频率高的重要引文，尽可能直接插入原书原版的书影，对于引文量大且引用频率很高的文献（如《经络部》中的“经络专篇研究”等）则附录所引用的原版全文；在版本选择上，除了采用最早、最佳版本外，还附有国内学者难以见到的一些版本，为他人及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最大方便。
    在我设计及撰写这本《学术史大纲》的过程中，不时传来学界关于如何界定“学术”与“思想”的讨论。夜以继日的笔耕使我无暇给予这场讨论更多、更深的关注，但我以为学术与思想难以截然分开，抽去了思想之后，所谓“学术”还能剩下多少东西？所以我不想为了凸现学术而淡出思想。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古代建立科学假说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简单；力求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说明看来比较复杂的现象。我的工作是想把今人极端复杂化的古代医学思想重现其简单性，而不是在今人复杂化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神秘化。
    人总是有情感的，而科学是无情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一直在探寻如何在治学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更公正、更客观的姿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表达，总是有一种缺憾，即难以与读者直接交流，信息的传达是单向的，缺少一种面对面的碰撞。为弥补这一不足之处，在本书的写法上，特别是在一些学术界争论较大的热点专题论述中，我除了扮演好“作者”的角色外，还尽可能站在不同层面的学者及读者立场上，替大家提出各自的问题，向本书的作者问难，以尝试一种站在不同立场思考，为不同观点辩护的思维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可以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加严谨，科学性更强，更加接近真理，从而使得自己的工作能够经得起时间长河的洗磨，更容易为不同层面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所接受。
+ \0 t6 e, g3 r7 R    如果时间允许，还准备充分利用电脑制作的优势，设计出直观的、信息量大的图、表，通过这种形式以使本书能部分达到口头交流的效果。并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本书部分专题乃至全文上Internet网，以真正实现与广大网上读者平等、直接交流的目的。
黄龙祥撰于1999年元旦，修于1999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