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学概说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3-1 22:36:00

中医文献学概论系列讲稿

中医文献学概论讲义
第一章中医文献学概说
第一节概述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文明史最为久的古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医药学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朵奇葩。在悠久的历史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记录着中华民族从事社会活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创造与发明，蕴藏着人类与自然界、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智慧，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年移代革，沧海桑田，语言文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籍—古代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文字的形、音、义都发生着变化，古籍中的名物典章制度也有了古今的差异，更遑论由于战火兵燹、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简断编残，使得古文献的阅读和利用更加困难。
纵观世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人们知道，中医药学是几千年来一直保持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现代科学、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其生命力的学科之一。而两千多年来中医药学的理论、经验与方法，主要依赖古代医药学文献而保存。这些记录有中医药知识的载体，统称为“中医文献”。
中医文献学是关于中医中药历史文献的编纂、校勘、注释、整理与利用的一门学问，是中国医药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互渗透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属于专科文献学的一种。该学科是以古典文献学理论为基本框架，以中医药文献的实际情况为具体内容构建起来的。本章主要对文献的基本概念、作用和中医文献的概况作简要介绍。

第二节文献的基本概念与作用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东汉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能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概而言之，“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能传述典章制度的贤士的言论。古代学者所谓“徵文考献”，即是说要了解历史，了解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礼），一是必须取证于典籍的记载，二是要采录宿贤耆旧的言论、评议。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了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
将“文献”的概念说得更为明晰，且以之名书的，是宋末元初的学者马端临。他以“文献”二字命名自己所著的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书，即《文献通考》。在该书《自序》中，他阐明了“文献”的原始涵义：“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按马氏所说，“文”泛指一切书本上的记载，而“献”则指诸贤士名流的议论以及稗官之记录。
明代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即取义于该书包含各类图书在内之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古、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
数千年来，我国先人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是录存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直接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古典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去伪存真，考镜源流，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文献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可记录的内容与记录的工具、手段时）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类认识社会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的积累、总结、贮存与提高，主要是通过文献的记录、整理、传播、研究而实现的。文献能使人类的知识突破时空的局限而传之久远。
第二，文献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知识水平；而文献的存在形式（诸如记录手段、书写材料、构成形态与传播方式等），又受当时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例如在纸发明以前，我国的古人只能在甲骨、简牍、缣帛上作记录；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古人只能凭手工抄写来记录文献。然而，正是在文献的初级原始阶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发明了纸与雕版印刷术，使文献的记录方式更为便利，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人们又从文献中汲取、利用知识贡献于社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献的内容与形式，而文献的继承、传播与创造性的运用，又反作用于社会，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有力因素。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之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第三，文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资料的种种形态，探求其内在的联系，进而作更深入的研究。如英国李约瑟教授历数十年时间撰成举世瞩目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在占有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纵观中国医学史，凡是在学术上有重在成就的医家，无不十分重视对文献的研究。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唐代最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历数十年，集唐以前医学文献之大成，先后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明代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编纂了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被称为“博物之通典”，据统计，其直接和间接引用的文献达900余种。他们都是研究和利用古代文献的典范。又如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古代病证、治法、方药的现代研究，无一不是在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古典医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
据上所述，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无论古今中外，凡从事科学研究，都需凭借有关文献。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三节中医药古典文献概况

中医药文献包括古典文献和现代文献。在此主要介绍中医药古典文献。
一、古典文献概况
1．古典文献的时代下限。有3种不同的说法：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发端年限为界。②以1911年辛亥革命年限为界。③以1919年“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始年限为界。一般认为，1911年以前，凡是有文字记载，有某种载体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雕版、活字版印刷及手抄的各种图书典籍）、文件、资料，都可称为古典文献。而在此以后的文献，则称为现代文献。
2．古典文献的载体。即记录古代文献的物质材料，按时代先后有甲骨、青铜器、玉石、简牍、缣帛、纸（卷轴、册叶、线装书）。
3．古典文献的内容范畴。总的可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军事、天文、舆地、术数、医药、农学、方志、民族、民俗及宗教等学科。
4．古典文献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包括甲骨文、金文、篆体等古文字及异体字、俗别字），还有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彝文、西夏文、朝鲜文、傣文、契丹文等，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历史上藏、蒙、维、彝等民族都曾有本民族文字的医籍问世。
5．古典文献的数量。迄今为止，我国古籍的总数目尚无定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计数字为八至十万种。
二、中医药古典文献概况
1．中医文献的数量。关于现存中医古典文献的数量，迄今未有准确的统计。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薛清录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收录全国113家图书馆所藏医书12124种，较接近目前我国现存中医药文献的实际，除去1911年以后的书籍，我国现存古医籍约有万种。
2．中医文献的载体。主要载体是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纸质线装书；另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卷轴、册叶等文献载体，大多为近百年来所出土。
3．中医文献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另有少量用藏文、蒙文写成的医书。
4．中医文献的大致类别。如果以载体形式区分，可分为抄刻文献与印刷文献两大类。抄刻文献主要指甲骨、金石、简牍、缣帛、卷轴、抄本。这些文献除抄本外，主要是近代出土、发现的，大多篇幅短小，内容零残，但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印刷文献主要指唐以后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线装书籍，是中医文献的主体。
5.中医文献的继承性、实践性。中医文献与一般的古代科技文献不同，一般科技古文献仅具有一定的可资查阅、参考的史料性价值；而中医文献乃是数千年来无数医家代代相传累积起来的医学理论与医疗经验的结晶，它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核心，记录了数千年来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丰富经验，对现今的医疗实践与医药科研仍具有重要而有效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第四节中医文献学研究的目的、要求及任务

中医文献学的研究目的，首先是对上述中医文献加以科学的整理，厘清其源流，匡正讹误，补其阙漏，力求保持、恢复（或接近）古医书原貌，为中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提供准确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次，是在在上述基础上，结合中医药教学、科研与临床的要求，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与方法，进行深入地发掘、研究，为中医药学术提高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医古典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广义文献学或信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录书的产生、类书与丛书的编纂可以视作中医信息工作的萌芽，而版本研究与校勘工作对中医药信息具有净化作用，因为通过版本研究可以确定信息的真赝，校勘工作可以使信息优化。
由于中医文献学具有医文渗透、学科交叉的性质，因此决定了研究者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中医药学专门知识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历史、哲学、民俗等知识。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医文献学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电脑及数理统计，故研究者还需具备一些电脑及数学知识。
中医文献学的主要任务有：
1．研究中医文献的源流及流别。
2．研究中医文献的分类、体例及命名特点。
3．研究中医文献目录的特点和发展概况，介绍如何编撰和利用中医文献目录、提要、索引。
4．研究中医文献的版本体系，介绍鉴别古医籍版本以及y选择与利用版本的方法。
5．研究中医文献的校勘沿革与古医籍校勘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
6．研究中医文献注释的体例与方法。
7．介绍古医籍辑佚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8．调查、搜集、研究各种出土中医文献及珍本、孤本中医文献。
9．研究中医文献发展的历史及其内在规律，为发展中医学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第二章  文献的要素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是文献记载的内容。知识要转化为一定的符号才能被人们感知与区别，也便于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记录下来。文献的记录方式，是将由知识转化来的符号系统通过各种特定的人工记录手段与手法使其附着于一定的文献载体上。文献载体指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载物。因此，文献的构成要素应包括：知识性内容、文献符号系统、文献记录方式、文献载体。
第一节  文献符号系统
文献中的符号系统主要是从语言不断衍化出来的。它包括语言、文字、图画、表格、公式、编码、音响、图象、声像等。文献符号的职能是使知识在文献中表述的再现。
一、视觉符号系统
人们的眼睛是感知外界的主要感觉器官。眼睛所看到的事物约占人们全部感知的60—80％．因此文献选择了视觉符号系统。
视觉符号系统包括文字、图表、绘画、数字、公式等，它们主要是传递静态的离散知识，以线性方式通过视觉感官刺激人脑，一般便于重读，易于保存。视觉符号系统通过书写、印刷、摄像、摄像录音同步等记录方式记录在甲骨、金石、简帛(书写)、纸(书写、印刷)、感光材料(摄像)、录音录像材料(摄像录音同步)等载体上。
二、听觉符号系统
人们的耳朵也是感知外界的重要器官，因此产生了听觉符号系统。文献也选择了这一符号系统。该系统包括说话、广播、朗诵、歌唱、演奏等。语言通过“说话”交际在历史上曾受到“空间”的限制，说话不能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只有当场才能听到；“说话”也受到时间的限制，只有正在说话的时候才能听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载体的材料和文献记录方式不断创新与改进，语言可以通过录音方式被记录在录音磁带上而固定下来，并可再现，成为一个固态附载物，从而克服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三、视觉听觉同步符号系统
视觉听觉同步符号系统是人们的眼睛和耳朵两种感觉器官同时感知外界的符号系统。它包括电影、电视、录音录像等。该系统通过摄像、录音、摄像录音同步等方式记录在感光材料、录音材料及录音录像材料上。这是近代随着声频、视频技术的发展及感光材料、录音材料、录音录像材料产生的基础上出现的。
在文献符号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文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最早的汉字是从图画发展来的。绘画文字，是绘画走向象形文字的过渡体。近几年在山东省莒县出土的陶尊上，刻有图画文字称饲文．经古文专家鉴定，认为较甲骨文早约千年，可能是汉字的祖型，以后汉字的形体，在几千年中发生过多次的演变，成为现在通行的字体。大体经过甲骨文、金石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简化字等阶段。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使用的文字，它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直到清朝末年才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因此也称殷墟文字。
金石文是商周时代使用的文字，因为它铸或刻在钟鼎等金属器具上，所以又称钟鼎文、吉金文、金文。因为刻在石鼓上，所以称石鼓文。两者合称金石文。
篆文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笔画较繁复，通行于春秋和战国时期。小篆是秦代使用的文字．是由李斯等取大篆稍加整理简化而成的，形成了一形、一字、一音的文字常规。隶书是发端于秦代，而盛行于汉代，是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把篆书的圆曲线条改为方折笔划，使汉字进一步符号化，从此再也不能由字形看出其所象之形了。
楷书发端于魏晋，而盛行于唐代，为以后一千多年的通行文字。魏代钟繇、东晋王羲之是楷书的奠基者，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将楷书推向鼎盛时期，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
草书可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三种．汉初通行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划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到唐朝，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
行书是介于草书、正楷之间的一种字体。具有草书书写速度快的长处，又无草书潦草难认的缺点．晋宋以来，行书一直成为我国人民通用的手写字体。
简化字是当代通行的文字，由简化汉字的笔画而成。简化字由来已久。简化字在甲骨文中已发现，到金文中逐渐增多。建国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便于人民大众使用，政府颁布简化字方案，使之成为今日法定规范用字。
相同的文字有书写、印刷等不同方式。
第二节  文献记录方式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一般要通过人们用各种方式记录在各种人工载体上。文献的记录方式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文献载体种类的增加和材质的改善，文献的记录方式不断地得到拓宽。从古老的书写方式到今天运用各种现代化记录方式，不断丰富创新、进步，并记录了浩繁的历史文献。
文献记录方式种类繁多，职能各异，而又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文献记录方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
按记录方式可分为：写画(手写、绘画等)，雕刻(刻画、刻石等)，印刷(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石印、油印、胶印等)，摄制(拍摄、缩微等)，录音(感光录音、磁性录音等)，录像(光电录像、电子束录像、热塑录像、磁性录像等)。
按记录方法，可分为手工记录(写画等)，机械记录(打字、印刷等)，光记录(摄影、光电录像等)，电记录(电子束录像、热塑录像等)，声记录(声学全息术等)，磁记录(磁性录音、磁性录像等)。
按记录过程可分为一次记录(书写，直接打字等)，二次记录(印刷等)，三次记录(翻拍等)。
一、书写
书写是应用广泛、持续时间长的一种记录方式。不仅印刷术发明以前，简帛文献、纸质文献是通过书写记录在载体上的，而且在发明印刷术以后，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文献记录方式。刻石、印刷(雕版印刷)，也要首先书写在载体上，然后刻石或雕板。
二、印刷
印刷是常见的记录方式。印刷技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手工印刷阶段、机械化印刷阶段、电子自动化印刷阶段。
手工印刷阶段包括雕版印刷与早期制作的活字印刷。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中国古老的印章、石刻、砖刻、瓦刻和捶拓的传播工艺及造纸技术的空前发达，为印刷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雕版印刷起于唐代，风行于五代。五代时的国子监是政府设立的学校兼出版的机构。宋、金、元三朝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全面发展的时代。那时中央、地方、私人书坊无不从事雕版印刷工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出品之精都是空前的。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继续发展，印刷的地方和地区增多，印刷的书籍数量大增，除内销全国外，还远销日本等外国。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版印刷等新技术兴起后，雕版印刷被逐步取代。
活字印刷是预先刻成一个个的单字，印刷时根据书稿的内容拣出所需要的单字逐一摆版印刷，印成后再把单字拆开分别放回字盘或字架，以备下次排印。早期的手工活字印刷包括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磁、铁活字等。泥活字印刷是由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毕升发明的。其方法是用胶泥刻字，一字一印，经火烧使其坚硬即成为泥活字，再摆版印刷。元朝元贞元年～大德四年(公元1295～1300)，王桢创造了木活字印刷。明代创造了铜活字印刷。
我国传统的铅活字在明朝就已经出现，弘治末正德初年陆深的《金台纪闻》说：“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妙便。”但未流传开，我国传统铅活字印刷实物也未保存下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近代铅活字印刷术传入我国。1858年，有外人在宁波创制一套电镀中文字模，把中文活字和英文活字都铸成同样大小，共分7种。以后，香港、上海、广州、汉口也陆续铸造汉字，教会和外人不断出版报刊和中英合璧的字典。从此逐渐广泛采用机械排版印刷术。
从20世纪50年代，逐步进入电子自动化印刷阶段。主要是运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采用电子照排、印刷、装订。印刷方式主要包括凸版、平版、凹版、孔版等印刷方式。凸版印刷，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作印版印行书刊。铅印即属于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印版上图、文着墨部分与空白处不着墨部分处在一个平面上。最常见的平版印刷是胶印。凹版印刷，是指图、文低于印刷版面的印刷方式。孔版印刷，即印刷的图文部分由大小不同或相同但数量不等的孔洞或网眼组成，油墨从孔洞或网眼中印刷到承印物上。
此外，有石印术和影印术。
石印，又称“石版印刷”，为德人逊纳菲尔德公元1789年发明。利用水油相拒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文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经过处理即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湿润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石印法于清朝末年传人中国。公元1876年石印术首先传入上海。英国人美查(F．Major)在上海设立点石斋石印书局。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粤人徐裕子(鸿复)设同文书局。宁人又开设了拜石山房，三家成鼎足之势。此外，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处，也相继开设石印书局。石印简便易行、速度快、字迹清晰，故所印书籍甚多，售价低廉。在20世纪初期，石印成为重要的印刷方法，基本上取代了雕版印刷术的地位。中国古籍也赖此法广为传播。
影印，亦称“景印”。用照相方法将原件制成石版、金属版或珂锣版复制古籍、手稿和文献资料的总称。照相影印比旧时雕版印刷经济方便。可就原书版面放大、缩小而不失其真。公元1890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首先用珂王罗版印刷“圣母”等教会图画。珂椤版色泽浓淡适宜，无异于照相，且不变色，最适宜于印刷美术作品。但缺点是印数不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铜版与锌版影印技术。网目铜版生动明晰，又可与活版同印。一版可印至数万张。照相锌版与铜版略同，惟无网目，精细稍逊，但更为耐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首先采用上二种影印制版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中国图书公司由顾掌全制造铜版、锌版；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商务印书馆徐进才制造照相铜锌版。

第三章中医文献的载体

当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文字之前，一切生产、生活的事实，都靠口耳相传的材料。《说文解字》：“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口相传为古，也就是说，世代相传的史实，都是从很早的祖先口里说出来的。故而，在远古时期，传说成了人们接受知识的主要方法。尽管这种方式传下来的内容或零碎不全，或与原样相去甚多，但还是靠这些传说对远古的事情获得一鳞半爪的了解。
自从有了文字，人们的知识、思想、经验，才有了更为切实可靠的传播和记录的手段。记事用文字，但文字必须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才能保持与流传。因而，又出现了记录文字的工具与载体，进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文献。
文献载体，是指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从出土文献及传世古文献记载考察，我国古代文献的载体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写刻范铸在甲骨、金石上，用笔写在简牍、缣帛和纸上，最后发展到雕版印刷这样一个过程。
殷商时期，人们在龟甲兽骨上镌刻简要的文字、符号，来记录某些史料、事件，甲骨就是那个时期的文献载体。西周时期，青铜冶炼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人们在铸造青铜器物时，将文字浇铸在器物上，于是青铜器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文献载体。自春秋至两汉，人们主要用竹木简、缣帛作载体来记录各种文献，世称简策、帛书。东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和推广应用，纸成了主要的文献载体，又逐渐形成卷轴。唐代以降，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各种文献逐渐由手抄改为刻印，并由卷轴形式演进为册叶，进而装订成册，成为线装书籍。古代中医药文献的载体也是如此。

第一节  甲骨
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刻在陶器上的。虽然可以初步肯定为汉字的祖型，但文字数量太少，难于考释，迄今尚无系统研究资料。现在发现较多、时间较早的文字为甲骨文。其文即以载体而命名。
甲骨即龟甲兽骨，是殷周时期的文献载体。这种载体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习俗及物质条件密切相关。殷商时代，帝王及贵族遇有重大事件，不论征伐、祭祀、出巡、田猎、农事、疾病等，常用龟甲（多用腹甲，偶尔用背甲）或牛骨（通常用肩胛骨，偶用肢骨或兽角）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占卜时，先在甲骨上钻个小坑，但并不钻透，再用火灼，随着温度升高，未穿孔的一面就会出现裂纹（兆），然后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决定行动。故《史记·龟策列传》“灼龟观兆”的记载。占卜后，就将占卜者的姓名、日期、事项、原由及结果刻录在龟甲和牛骨上。这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殷商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信仰、帝王世系及疾病，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过程既十分偶然又富于传奇色彩，而且与中医药不无关系。在河南省安阳县西北的小屯村，农民在田地里耕作时，常发现龟甲和兽骨。把这些甲骨磨成粉，可作为止血的“刀尖药”。有些被作为中“龙骨”卖进了药店。清末官僚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居北京，任国子监祭酒，是一位金石收藏家。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王懿荣患疟疾，从前门外一家叫“达仁堂”的药店购回几副中药，发现其中的“龙骨”一药，一部分刻有符号。王氏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其年代比他所熟悉的西周铭文还早，当即赶往药店，以高价（每片有字甲骨二两五钱银子）将店内所存12片“龙骨”悉数购去。后又派古董商人到甲骨产地，高价搜购，共得有字甲骨千余片。从此，甲骨文才为世人所认识。因为这上面记载的，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故称“甲骨卜辞”，或称“龟甲文字”。因为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
1900年秋王氏殉难。1901年王氏所藏甲骨为刘鹗（《老残游记》作者）购得，其后又陆续收购一批。著名学者罗振玉见了，惊为奇货，怂之拓印。1903年刘鹗从其所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选拓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6册），石印出版。此书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此后，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甲骨学。甲骨文发现100年来，先后出土甲骨十余万片。据统计，其中不重复的单字约4000多个，经研究能认识的约1700多字。经考释发现，其内容始于武丁，止于帝辛，距今已3500多年，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中涉人事，对研究中华文明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1958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研究室开始筹备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一项集大成性的研究工程。此项工作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完成。该书共选录甲骨文拓片41956片，其中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有1000余片，约3500条。在甲骨医学文献中，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医政制度
甲骨文中记载了称为"小疒臣"的官员，即掌管医师政令的官员，主要负责记录帝王及贵族的医疗过程及安排巫医进行祈祷、诊治。当时帝王、贵族患病时，祈祷、占卜、祭祀是主要的形式。医药治疗不过是巫控制下的附庸而已。
二、人体概念
甲骨文记载了人体解剖部位名称25个，计有首、天、面、目、鼻、耳、口、舌、齿、颈、项、腋、腹、男根、女阴、手、肱、臀、腿、足、趾等大体部位。并在心、骨、血、等关于内部构造的概念。认识虽然质朴，但却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开端。
三、各科病名
1942年，胡厚宣先生作《殷人疾病考》（载《学思》第34期）考证了卜辞中记载的殷人疾病有16种，涉及今之内、外、妇、儿、五官、泌尿、传染、牙、脑等9科。当代学者对更多的甲骨文献中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卜辞中载有各种疾病约40种。内科疾病有：疾首、疾天（颠）、腹不安、腹痛、癥瘕、疾身、疾软、眩、疾心、祸风（伤风）。外科疾病有：颈背痈肿、乳痈、疾臀、疾趾等。妇产科疾病涉及妊娠病、产后病、难产、乳汁不通等。此外，尚有儿科病（子病、不乳）、骨伤科病（疾骨、疾肘）、眼科病（疾目、丧明）、耳鼻喉科病（耳疠、疾耳、耳鸣、疾自[鼻]、疾言）、口腔科病（疾口、疾舌、疾齿、龋齿）、传染性疾病（疾疫）、寄生虫病（疾蛔、蛊、疟疾）等等。
四、治疗方法
在记载疾病的卜辞中，记录了用酒、砭石、熨、灸、按摩、叩击进行治疗以及整骨治伤、拔牙止疼等多种方法。特别是对针砭、按摩、灸治等治法，有较多记载。如“艾”、“灸”、“熨”、“殷”、“摩”等。“殷”，甲骨文作●，意为人腹内有疾，用针具（或云按摩器）进行治疗。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远古的医疗信息，说明在3000多年前，针灸、按摩已成为常用的治病方法。
五、药物应用
初步统计，甲骨文献中记录了30多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名，还有"药"字的记载，并有用枣、鱼治病的卜辞。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殷商遗址发掘出作为药物使用的桃仁、杏仁、郁李仁，印证了甲骨医药文献有关药物的记载，说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不仅知道这些药物的药用价值，而且大量加工储存以备医疗之用（《文物》第8期，1974年）。
六、卫生习惯
对卜辞的研究和分析说明，当时人们已有通过挖渠排水、房屋构筑以避风御寒、防暑除湿丰富知识。而在个人卫生方面，殷人已有扫地、洗手、洗头、洗脚、洗浴等习惯。

第二节金石
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不致朽烂遗缺，于是托铜器和石碑上的刻辞以传后世。作为文献载体的“金”，特指青铜器，“金文”即指刻或铸在铜器上的文字；“石”则指刻石，大至摩崖，中至碑碣，小至玉版、玉佩。
一、金文文献
殷周时代，青铜器的冶炼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青铜器种类很多，有礼器、乐器、食器、饮器、盥洗器、兵器等。拥有这些器物的统治者常在器物上刻铸其族徽符号或姓名。遇有重大的事情要纪念，或有重要文献需长期保存，或为说明器物的铸造原因、用途等，就将文字铸于青铜器物上。这类文字总称“铭文”。在青铜器中，乐器以钟最多，礼器以鼎最多，故后世便称研究这类文字的学问为“钟鼎文字之学”。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钟鼎文”，也叫做“金文”。
在青铜器上铸字以记事的风气，始盛于殷商，秦以前为多，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据统计，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约1万余件。铭文长短不一，少则一二字，多至数百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歧山，铸于周宣王时，铭文达497字，字数最多。其次为齐候鎛,有492字。清乾隆中期出土的散氏盘，有铭文359字，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又有大盂鼎，上铸291字，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有290字，小克鼎，72字，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些铭文的内容，既有记载祭祀典礼的，也有记载征伐战功的，还有记载赏赐锡命、盟约契券以及称扬先祖的，等等。有一些需长久保存的文件，如法律条文，也曾铸于鼎上。因而，铭文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殷商、两周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古代文献。
虽然早在汉代，就曾陆续发现青铜器，但一直没有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受到重视。直到宋代，青铜文献的研究才发达起来，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10卷，南宋赵明诚著《金石录》30卷，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清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近代郭沫若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及《青铜时代》，都是研究青铜文献的代表作。目前所见铭文的内容，大多属于祭典、政事、军事、刑法、赏赐、土地交换等方面，医药学内容较为少见。历史上有两件与医药有关的铜器：一件是汉代的医工铜盆，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是熬、蒸加工药物的用具，盆上铸有“医工”二字铭文。另一件是北宋王惟一铸造的针灸铜人，体表上铸有穴位名称。但这两件有字铜器只能算作医学文物，金文医学文献尚有待于今后新的发现。
二、石刻文献
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比刻石要艰难得多。因而，大约在春秋初期已在石上镌刻文字，至秦汉，刻石盛行，因为在石上刻字比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简捷容易，并同样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南宋郑樵《通志·金石略》：“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墨子·兼爱下》说古者圣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刻石也是用以记载文献的一种形式。
唐初贞观时，在天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发现的10个秦国石鼓，上刻10首四言组诗，共600余字。内容为歌颂秦王的游猎活动，故又称“猎碣”，字体为大篆，后世又称为石鼓文。据学者考证，石鼓是秦国早期刻石，年代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前777~前384），也就是东周时代，这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文献，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行天下，志得意满，命李斯撰文书写，在峄山、泰山、之罘、琅琊台等许多地方刻石纪功。现仅存琅琊台刻石（李斯所书）的残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公元前100年，司马迁撰《史记》时，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颂扬功德的刻石文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辟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途径。由于石文的价值不在金文之下，故后人考证旧史时常“金石”并称。
两汉时期石刻盛行。此后历代官方多次组织的大规模文献刻石，将儒家经典刻于石上，以广其传，世称“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官方将《易》、《书》、《诗》、《仪礼》、《春秋》、《论语》等刻于石上，立于国学门前，作为标准读本，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此后，尚有三国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孟蜀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清“十三经石碑”等。
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又用玉片（玉版）、玉石做文献载体，其优点是精致小巧，易于保藏。这在《内经》中多有记载，如《素问》有篇名为《玉版论要》，就是说这些内容至关重要，应当以玉版载录之。《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965年在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即是2400余年前用笔写在玉简上的盟约。
1．《行气铭》：现存最早的石刻医学文献，当推《行气铭》。《行气铭》刻于一件12面体小型玉器上，高约5厘米、径约4厘米左右。它下端有孔上通，但顶端未透，原先可能是套于木柄上。一般认为是战国前期的作品。至于原玉究为何物，至今尚无定论，郭沫若称之为“玉佩”。柱上每面刻3个篆体铭文，另有9字重文（用重文符号“=”表示），共45字。据郭沫若、于省吾等人对铭文的考释，其内容为古代的“导引”，即“行气”之方。主要讲述呼吸吐纳之道，故称此件为“行气玉佩”，称其文字为“行气玉佩铭”。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是描述行气时作深呼吸的一个回合、过程。
2．《龙门药方》：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为《龙门药方》，在石刻中医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洛阳南郊伊水两岸的龙门山上。自北魏至晚唐，经400余年营建，开凿石窟2000余座，造象10万余躯，碑刻题记3600余块。现存石窟1352个，题记3680种。其中有一座石窟名“药方洞”，洞窟门首两侧石壁上镌有100余首药方，刻于北齐后主武平6年（575）。日本丹波康赖撰成于公元982年的《医心方》中，曾引录部分内容。在我国直至明末清初才有一些考据学家、金石家注意研究，“龙门方”拓本被收录于多种金石专著中。如王昶将其收入《金石萃编》卷35，题为“道兴造象记并治疾方”，载90余方。1941年日本水野清一等著《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之研究》，从《医心方》中转录“龙门方”96首。贾志宏、任邦定以石窟原刻为蓝本，以《金石萃编》等为对校本，又以北齐前后的传世医书为校订增补的依据，辑成《龙门石窟药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一书。张瑞贤等著《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是近年出版的一部研究专著，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龙门药方原文的辑复校释，是最完整、最接近原貌的龙门药方辑校注释本；第二部分为考证研究，考证了其镌刻年代、药方来源等问题；第三部分为研究资料，第四部分为药方洞、金石书影、拓片以及相关文献的图片。
《龙门药方》内容相当丰富，有药方118首，针方1首，灸方1首，药物122种。涉及现代内、外、传染、泌尿、神经、皮肤等科病37种，所治疾病皆为民间多发病、常见病，所载治法有内服、外洗、外敷、针刺、温灸、导尿等，给药法分口服、噙含、漱、闻气、灌注、浸渍、冲洗、敷、盖等，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单方验方汇编。
3．《褚氏遗书》：旧题南齐褚澄撰。褚澄，字彦道，南齐时河南阳翟人，官至左民尚书、右军将军，精通医术，知名于时。事迹见于《南齐书》本传。著有《杂药方》十二卷，已佚。《褚氏遗书》一卷，凡十篇：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主要内容是发挥人身气血阴阳之奥义，包括了其医疗经验、理论与心得。受形、精血、问子三篇，是关于房室养生保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云：“其书于《素问》、《灵枢》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发前人所未发，而论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龟鉴。”
据原书序跋，本书的问世颇多坎坷。唐末黄巢起义时，有人盗掘褚澄之墓，墓内有褚澄所撰医书刻石18片。后刻石为萧广（字叔常）所得。萧广死后，其子萧渊曾刻印百本以广其传。然后将得此石刻的经过写成序文，补刻一石，连同原石复埋于其父墓中。至宋钦宗靖康初年，金兵南侵，居于扬州城北陈源桥的萧氏后代，虑祖坟被盗，于是自启祖墓，将石刻取出，并经僧义堪誊抄成册。至南宋宁宗嘉泰初年（1201），由刘义先雕版付印，名之《褚氏遗书》。丁介在跋中称此书“初得萧氏父子护其石而其书始全；继得僧义堪笔之纸而其书始存；今得刘义先锓之木而其书始传”。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该书传世经过颇有疑问，“疑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其序跋当亦后人所附会。然其言可采，虽赝托不可废也。”
4．《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仁宗大圣初年（1023），诏令尚药奉御王惟一铸针灸铜人。天圣四年（1026）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刊印。后又以大字刻石，以便后学考经案图。另辑《穴腧都数》一卷附之。其碑端题篆为宋仁宗御书，原置于汴京（开封）相国寺。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将刻石移置于北京。元成宗元贞初年（1295）在北京明照坊建三皇庙，将刻石放置于庙东之神机堂。时隔400年，至明英宗正统8年（1443），因“石刻漫灭而不完”，诏命太医院重加雕刻。明英宗朱祁镇还亲作序文，说明重刻原委。1965～1971年间，在拆除北京明城墙时，发掘出此书残石五方。1983年北京朝阳门雅宝路东口又发现此书残石两块，有人认为这些剩残刻石即北宋天圣原刻。本书以十四经为纲，以354穴为目，每穴下详列部位主治和针刺浅深，艾灸壮数，体例严谨，总结了宋以前针灸治疗的丰富经验，首次使中医针灸的经络及穴位名称定位规范化，并刻于石上，供人拓抄，影响很大。
5．《千金宝要》：南宋宣和六年（1124），郭思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方石刻成《千金宝要》一书，置于华州公署。郭思字得之，宋代河南温县人名画家郭熙之子，元丰年间进士，工于画，曾官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等职。他最推崇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故选其精要者集为《千金宝要》8卷，并将全文刻于碑石。自序中称：“取《千金方》中绪论，逐件条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于未然之前；又将《千金方》中诸单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于已病之后。其思家与知识家经用神验者，亦附之于中。……买巨石刊之，以广其传。”
此外，还有很多石刻医学文献。有的已亡佚，如宋仁宗庆历8年（1048），校正医书局奉命编成《庆历善救方》1卷，颁发南方各地刻石，已经亡佚。有的散在于其他书中，如唐代崔知悌《崔丞相灸劳法》，属经脉、灸法专书刻石。据《苏沈良方》卷1载，此书刻石原物至北宋时尚存。后佚，部分佚文尚保留在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宋代刘昉的《幼幼新书》中。
第三节简牍

前述古代文献资料--记录在甲骨、金石上的文字，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以抒发感情、记载史实、传布思想为职志的。石经虽是正式的书籍，但它们是在已经有了正式的书很久以后才出现的。说到中国古代最早的正式书籍，当属那些以竹木为载体而写出的文字材料--简牍。
古人用以写书的狭长竹片叫“简”，也叫“策”。郑玄《仪礼注》、蔡邕《独断》都说：“简，策也。”“牍”则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也叫做“方”。《礼记·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古人说“方策”，就如同我们说“书籍”一样。汉王充《论衡》中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
简是组成整部书的基本单位，简用编绳串连起来就成为“简策”，也写作“简册”。《仪礼·聘礼》云：“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简策的编绳通常用麻绳，也有用丝绳或牛皮绳的，称作“丝编”或“韦编”。《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所谓“韦编三绝”，即是指编连经书的牛皮绳因翻阅太多而一次次断掉。
据文献记载，殷商之际即有所谓“典册”。《尚书·多士》载周公旦告诫殷代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册”字像简牍编连状，“典”字像册置于案几上。故有人认为，在殷商时期就用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只是由于年代大久，迄今尚未见到殷商简牍的实物简的长短不一，有3尺、2尺4寸、2尺、1尺半、8寸、5寸（汉制）等。更小的简称为“笺”，做读书笔记时用。牍的大小亦不相同，大者长2尺4寸，小者长、宽各一尺，称为“方”。一般说来，文字多文章写在简策上，文字少的文章写在版牍上。木牍主要是作为通信和写短文使用。古人的来往书信，常用一尺的木牍，故称书信为“尺牍”。
简、策、方，面积大小不一，能记录文字的多寡亦不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晋代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简之所用，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书字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之于策。"《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所谓“名”即字。也就是说，百字以内的，书于木牍上，超过百字的，便要写在竹简上，以便编连起来，记载更多内容。
从出土实物看，简、牍的制作多就地取材。北方多树（松树、杨树），故常用木牍；南方产竹，故竹简为多。因青竹多水分，容易腐朽生虫，故凡制竹简，必须放在火上烘出水分，即所谓“杀青”。西汉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谓之杀青，亦曰汗简。”后世将这和加工过程称为“杀青去汗”。著作完成叫做“杀青”，典籍、史册称为“汗青”、“青史”，均是从此引申出来的。
简牍的书写法，一般认为有两种：一为刀刻，一为笔写（用漆或墨）。一枚竹简一般只写一行，少数写二三行。每行字数从1～2字到30～40字不等。木牍较宽，可写3行以上。
简策的编连方法是以双股绳子交错，依次将单枚竹简逐个编连，通常编2～3道，也有编4～5道的。最后将简册卷起，用绳子捆扎成一束。从出土简犊实物看，简策有的“先编后写”，有的“先写后编”。有的简犊编绳处有空白无文字，这显然是先编后写；有的编绳处无空白有文字，这便是先写后编。
历史上曾多次出土古代的简牍实物。据文献记载，清代以前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古代简策出土。西汉武帝时拆孔子旧居发现了《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儒家经典，即所“古文经”；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考订整理，得《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即所谓“汲冢书”，计10万余言。近百年来，古代简牍多次成批出土，其中有不少中医药文献。
1．《流沙坠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1 Stein）（1862～1943）在新疆及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内掘得两汉至西晋木简数百枚，盗运至伦敦。1911年罗振玉依据533枚木简照片，与王国维一起考释，按简牍文书的内容、性质进行分类，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屯戍丛残考释”、“简牍遗文考释”三部分，著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出版。其中方技类有治疗人、马、牛的医方残简11枚（《流沙坠简·方技类·小学》），药物残简4枚（《流沙坠简·屯戍丛残·器物类》）。罗振玉按语对研究、释读这些古医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居延汉简：居延为西汉县名，在今甘肃北部、内蒙古额尔济纳旗东南，是河西通往北漠之要冲，也是汉代防御匈奴南进的屯兵要地。因地处大漠，气候干燥，地下文物易于保存，故时有古代简牍发现。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F·Bergman）在今内蒙古额尔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隧遗址中，掘得两汉木简1万余枚。木简先运抵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展转经天津、青岛迁移至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再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战结束后，在胡适交涉下，居延汉简得以归还，现藏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著作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等。其中关于中医药的残简有七八十枚，记录了上百名患者的病案，大都是边防士卒的病案内容包括姓名、职务、病病证候、服药情况、针灸、诊治日期等，方案简练，涉及古病名、治法、方药和兽医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研究古医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3．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期至秦代墓葬，出土了1155枚秦简。简文为毛笔墨书的秦隶，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少量涉及医政与法医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至秦始皇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如《封诊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医鉴定书，秦简中数处提到“疠迁所”，应是最早关于麻风病迁居隔离的记载。
4．武威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地下文物颇为丰富。1972年11月，在武威县旱滩坡发掘了一座东汉土圹墓，出土简牍92枚，计木简78枚，木牍14方。简质为松、杨木，与西北地区其他出土汉简相同。长度均为23～23厘米，折合汉尺1尺左右，属于“尺籍”、“尺牍”之制。原有三道编绳联缀，属于先编后写。简文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字体多为隶书，间有章草。尾简书“右治百病方”5字书名。另有木牍14方，长尺许，正反两面墨书，每面2～6行，字体同木简。简牍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方面的内容，经有关专家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武威汉代医简》共载录较完整的医方30余首，方中所用药物近百种（植物药63种，矿物药16种，动物药12种，其他药9种），并记述了药物的炮制、剂型及用药方法。剂型有汤、丸、散、膏、醴、滴、栓等，丸药的大小、给药的时间、内服方法（酒饮、酢浆饮、豉汁饮、含咽汁）、外用法（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敷傅）等均颇为详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代经验方的继承与发展。
简牍中关于针灸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也载录了穴位（三里、肺俞、泉水等）、灸刺的禁忌与年龄的关系等。有4块木牍约700字记录了专门治疗男科疾病的内容，提出了男子七疾、七伤及其治方，如第一方用栝蒌根、天雄、牛膝、续断、菖蒲6药组成，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治男性阳萎滑精之良方。其中还有关于当时药价的记录，为研究汉代药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马王堆汉墓医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医学简帛，其中医简共200枚（竹简189枚，木简11枚）。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研究整理，编为4部书，即《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杂禁方》。前3种为竹简，以房中为主要内容，是现存最早的性医学文献。《杂禁方》为木简，内容是禁祝方术，属古代祝由一科。
《十问》篇幅最长。全书假托上古帝王、诸侯与方家术士互相质疑问难，探讨顺应阴阳四时，注意饮食起居，操练气功导引，注重房中养生等问题，体现了“节欲保精”的基本思想。
《合阴阳》属古代方技类书中的房中文献，集中讨论了男女交合及房中保健问题，皆属性医学、性保健的内容。
《天下至道谈》主要讨论房中养生之道，即性保健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曾提到的“七损八益”，后世注家各以意阐发，聚讼纷纭，千百年来莫衷一是。《天下至道谈》中，对“七损八益”进行了详细论述，原来是指男女性生活过程中7种于人体有损害的做法，以及8种于人体有补益的做法，是秦汉之际盛行的房中术的基本内容。由此，中医学中的千古疑案涣然冰释。
《杂禁方》记载了诸如用符咒法来防治婴儿啼哭、多恶梦、犬善吠等内容，是古代应用祝由禁咒疗法的反映。
6．阜阳汉简：1977年7～8月，安徽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出土一批竹、木简及木牍，大多残破，经精心整理，得10多种珍贵古籍。其中医药学著作两部：《万物》为药物学著作，《行气》为气功类著作。据考证，《万物》撰写年代在战国，早于《神农本草经》，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万物》残简共133枚，叙事记物一句为一段，每段之间用墨点隔开，文义不相连贯，以文字可辨认者统计，载药物70多种，包括有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主治疾病30多种，涉及今之内、外、五官、神经科疾病。
7．张家山汉简：1983～1984年，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3座汉墓。墓中出土竹简1000余枚，经整理得8部古书及遗册，内容为律书、历法、术数、方技。其中有两部古医籍--《脉书》、《引书》。《脉书》的内容较为庞杂，经今人马继兴氏研究整理，认为可将其分为5种医书，并分别命名为《病候》、《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六痛》、《脉法》。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3书与马王堆出土的3种同名医学帛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帛书的缺字，由于竹简的出现，基本能够补足。这是一种医书在同一时代存在不同传写本的现象。以《脉书》与《内经》比较，可以发现《脉书》应是《灵枢·经脉》所引据的诸多古医书之一。《引书》共113枚竹简，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四季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载录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及功用，第三部分讲述了导引养生防治疾病的方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导引专著。
8．长沙三国简牍：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内出土十几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简牍，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是本世纪中继甲骨文、敦煌石室文书发现以来，古代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但目前研究正在进行，是否有关于医药的内容，尚未可知。

第四节缣帛

简牍作为文献载体，较之金石有着取材容易、便于写作的优点。故自有简牍作为文献载体以来，著作较前大增。我国文化奠基时期的著作，大都是写在简牍上的。但用竹木为书写的材料，也有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分量重，体积大，遇着长篇文字，简策就更多，阅读、收藏、携带都极为不便，弄乱了更不易清理。据《史记》所载，秦始皇每天批阅简牍文书重达120斤；东方朔写一篇奏文上呈汉武帝，竟需两名武士抬进宫中。随着文化的繁荣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在竹简木牍流行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文献载体——缣帛。
缣是指细密的绢。《释名·释采帛》云：“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于绢。”帛为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绡、绢、缣等。丝织品质地柔软轻薄，书写容易着色，又可按文章长短任意裁剪，舒卷自如，便于翻阅，易于携带和收藏。因此缣帛成为书写绘画的上佳材料。《韩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帛书。”《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喜，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贾鱼腹中。”《灵枢·病传》也说：“生神之理，著之竹帛”。都说明了战国秦汉时，竹帛并行的情况。缣帛作为文献的载体，质量远优于简牍。但因价格高昂，因而成了贵族的专用品。其主要用途是记载王室贵族的言行、功德，或用于绘画、祭祀鬼神。据文献记载，西汉刘向为汉成帝校书20年，皆先书于竹简，改易定稿后方正式抄录于素帛。（《太平御览》卷606引《风俗通义》）
写上文字的缣帛称为帛书。帛书根据文章的长短而剪裁之后，或折叠，或由左向右卷成一束收藏，称为卷。短文有几篇合为一卷的，而大部分的情况在简策中编成一篇的，相当于帛书的一卷。至今人们仍习惯用卷来指全书的一部分，一部书可以分为若干卷，每卷的文字自成起讫。可以卷起来的古抄本，通常称为“卷子”。据《汉书·食货志》载，当时缣帛的标准长度为“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正”。其宽、长与简策相类，这样便于转抄，原写于竹简上的一篇，转书于帛时通常截为一卷，而短篇则合若干篇为一卷。
帛书应用的历史虽长，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十分罕见。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一件楚国帛书，是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帛书，原件借存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李零教授《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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