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录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47:13

名医录

“难得之高士也”                                                                                           ——毛泽东与名医的交往

中医、京剧和国画是中国的三大国粹，这一点尽人皆知，伟人毛泽东却自有另一番见解。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有一次与几位同志打麻将，他即兴谈到：“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此说不无戏说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药的情结。同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同样指出：“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就是一项。”1954年6月，毛泽东果决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如蒲辅周，冉雪峰，岳美中等群贤毕至，并于同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毛泽东对中药的关注决非偶然，有一件小事可以为证。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点名让粟裕将军参与指挥这场大战，粟裕告病不想去，他说：“主席，你是了解我的，从长征到北上我都没有怕过。但现在腰酸背疼，肚子疼起来昏迷不醒，怕延误战机。我有病，你是清楚的。”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你的病我了解，我把药都给你准备好了。”随手拿出几盒龟龄集交给粟裕。结果，淮海战役打完，几盒龟龄集吃完，粟裕的病也好了。此事足以表明毛泽东对中医药早有很深的了解，来自于他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他曾经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一谈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概括，这些多与中医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石成为“中药”。中国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终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由于有了中医药的防病、治病、养生和保健，才使得人民身体健康，繁衍生息，这都是中医药的功劳啊！1942年，时任延安抗大医务主任的名医瞿缦云恰逢60寿辰，毛泽东欣然为之题词“老当益壮”相赠。

  在一次谈到鲁迅先生时，毛泽东说，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正是从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地域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

  他还说，中国人口这么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各地人民的体质，都有差别，不能以偏概全，而中医正是重视这种差别，才派生出各种学派、各家学说。而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百家争鸣，才汇成了中医这个整体的渊源巨流，这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有借鉴之处。所以我说，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中医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床看病，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20世纪的很多领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中医的支持。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在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8年10月更是做出了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66年，“文革”开始，中医界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医被污蔑为“四旧”，形势严峻。在此危机关头，1967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入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毛泽东又一次支持和保护了中医。

  不仅如此，他还以领袖的魅力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名医刘惠民、章次公、赵炳南等生前都为毛泽东看过病，把过脉，开过方，甚至与之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的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答曰：“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1955年，上海名医章次公调到国家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救治了林老。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将林老案例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了，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相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出了许多疑问，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开会期间，感冒，发烧，咳嗽，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推荐名医刘惠民赴诊。刘惠民辨为外感日久，表未解而里热已盛，用大青龙汤重剂加减，两剂即热退病除，保证了毛泽东出席会议。毛泽东感慨地说：“我30多年没吃中药了，这次感冒总是不好，刘大夫的两剂药就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刘惠民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之一。1957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前苏联访问，就带了刘惠民同去，作为随从的医护人员，并介绍他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看病，深受他们好评。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笔是针拔治疗白内障。1974年低，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接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其实施针拔术，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三天后，拿掉敷料，毛泽东能看书了，他对唐由之说：“我又能看书了，真高兴，明年我再请你看另外一只眼睛。”遗憾的是，第二年即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辞世。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47:54

名医的治病秘诀
——一人一方论

被周总理称为“高明中医，又懂辨证法”的名医蒲辅周先生（1888-1975）有一句名言：“中医治病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他说
：“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锁一钥，千锁千钥，务期药证相符，丝丝入扣。如见便
秘即通之下之，遇遗精则涩之固之，见热退热，见血止血，执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岂能应临床无穷之变乎？”此语道出了中医治病的一大
学问——因人制宜或者说灵活性原则。
蒲辅周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病人和具体病情，相应的作出具体处理。“病同，其证也同，也
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他说：“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
去治活人。”“学医的人，不要去死记硬背几千几百首方剂。临床组方，切记浮泛。方不在多，药不在杂，执一可以驭万，左右而可逢源。一
首桂枝汤，能变化出小建中、当归四逆汤许多方子，既治外感，又治内伤。”
西医囿于一种病因——一种疾病——一种治法，同一疾病可以千人一方，显得呆板。事实上，西医大家张孝骞院士也说过：“疾病就像人的脸
，没有两张脸是完全相同的。”确实，“人有千面，病有千变”，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病更讲究因人制宜，有如量体裁衣，按锁配钥，有着高
度的灵活性。清医家李冠仙就说：“凡人有病，如锁错簧，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
锁，只须铜线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剂，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效。初学治病，当
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知医必
辨》）
其实，蒲老的“一人一方”论，脱胎于清医家徐灵胎的“病同人异论”（《医学源流论》）。徐灵胎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
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
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
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
之法，因之而定。”徐灵胎从体质、年龄、心境、天时、地域等多方面详细阐明了因人制宜的道理。北京名医孔伯华先生十分推崇此语，他说
：“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具体不过了。”蒲老由此
“病同人异论”而悟出“一人一方论”，似乎归纳得更经典，更通俗。他在临床中实施得也堪称典范。以肝炎为例，其病机总由湿热为患。然
而患者不同，用药也有别。对过用苦寒药物的小儿施以甘草干姜汤为主；对气血两败者则投以金水六君煎；而对表现脏躁者却用甘麦大枣汤，
均未采用清热利湿的套方套药，俱取佳效。总之，“要根据病情，不可死守清利一法”，活脱脱地体现了一人一方的灵活原则。他用当归四逆
汤治月经不调、冠心病，用乌梅丸治头痛、失眠、痛经和慢性结肠炎……，都是灵活用药的典范，一直为医皆所乐道。浙江名医范文甫（1870
-1936）也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与徐灵胎观点可谓一脉相承：“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写文章）无异也，随机应变，自抒机抒而
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抒不同也。”范氏所谓“自抒机抒”，就是教
人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灵活的处治方法。不禁想到希波克拉底的一句话：“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充分显示了这位西医鼻
祖的先哲之光。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全面破译，现代医学已经提出按不同基因、按姓氏（相同姓氏有相同基因，反之则不然）用药的个性化用
药理念，这与“一人一方”论似乎殊途同归，只是现代医学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归于传统医学，古老的中医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
大的生命力。
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这正是辨证论治的优
势所在。清医家曹仁伯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学医当学眼光，眼光到处，自有的对之方，此中有说不尽之妙。倘拘于格理，便呆钝不灵。大
约工夫到时，眼光中无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为有味。若工夫未到，便觉大略相同”（《硫球百问》）。此话
说得实在漂亮，值得后学玩味。这种“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的医学眼光与“一人一方”的治病秘诀可谓异曲同工，说到底讲究的是灵
活处治的真谛，这或许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下面举例加以证明：
中国中医研究院名医冉雪峰以辨证精细、“析入微芒”而为人称道。某年，武汉流行霍乱，有夏性夫妇二人均受染易。同一天发病，症状都是
大吐大泻，汗出，四肢厥逆，六脉俱无，腹痛转筋，症状相似，似乎病情相同。但冉雪峰细心诊查，发现一个是苔白、津满，不多饮水，喜热
，吐泻之物不很臭。另一个则是苔黄、津少，大渴，饮冷不休，吐泻之物甚臭。因而考虑为一人偏寒，一人偏热。前者用四逆汤温补，后者用
甘露饮清热。三剂后，夫妇吐泻均止，四肢转温，六脉皆出，二人均获痊愈。
按：同是霍乱，夫妇一同发病，似乎可用相同治法。但冉雪蜂辨证“析入微芒”，察出同中之异，寒热之别，因而同病异治，均获良效、尽显
“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功夫。这也
正是中医治病不同于西医的高明之处。
一人一方是否与通行的辨证分型、按型选方的路子相悖呢？不然。后者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性，灵活性却嫌不足，所谓既要知其常，更要达
其变，既要规范，更要圆活。一者，“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李中梓语），人为固定的几个证型绝不可能概括临床实际的千变万
化，先贤云：“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检谱对弈弈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清杨西山语）。二者
，有成方没成病，孰能照方得病？人有千面，病有百变，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是任何医书、教材都无法尽料的，学中医，搞教条主义、本本主
义是最误事的。三国时马谡不就因为纸上谈兵而失守街亭误了大事吗？
一人一方论强调了知常达变的灵活辨证精神，仔细品味，或许可以悟出中医治病的真谛，修炼出治病救人的真工夫。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48:38

功业犹在歧黄外
                                                         ——名医济世义举
   许国祯（1208-1283），出身世医之家，博涉经史。忽必烈登基为元世祖后，任其为太医院使。许氏既精于医药，又敢于谏言。伯撒王
妃患眼疾，经太医针刺后，视力受损，世祖大怒，“欲坐以死罪”。许氏进谏，曰：“罪固当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诛之，后谁敢
复进？”元世祖认为有理称他“国祯之直，可作谏官。”某次，元世祖患足疾，许氏诊察后处以汤药治疗，元世祖嫌其味苦拒绝进服。许氏面
陈曰：“古人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皇帝仍然拒服。未几，足疾加重，急召许氏再治，并说：“不听汝言，果困斯疾。
”许国祯进一步谏曰：“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世祖听后大喜，先后授以荣禄大夫、礼部尚书等要职。

像许国祯这样既是名医，又敢于谏言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即在以医救人的同时，又能以身济世。大至国计民生，小到世井民情，都能
尽力参与，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等良医为良相，既治国而活人”，显露了不俗之抱负。明代王纶（1460——1537？）
，早年步入仕途，当过布政使、巡抚等官，职位胜过张仲景当过的太守。他在官宦生涯中坚持钻研医学，为人治病，有记载他“朝听民讼，暮
疗民疾，历著奇验”，与张仲景“坐堂行医”大概差不多。

   许多名医在医学之外，作出许多济世之举，甚至建立功业，下面试看一些例证。

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456-536），南北朝时著名医家，讲究养生隐居山中。梁武帝对陶氏很器重，朝廷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去函
咨询于陶弘景，陶弘景亦回书作答，每个月中必有几封书信来往，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杭州嵇接骨桥。杭州有座建造于南宋时期的青石雕花桥，至今尚存，人们叫它“嵇接骨桥”，可谓名医济世的一座丰碑。南宋年间，杭州有
位嵇姓医生，善于接骨疗伤，时人称呼为“嵇接骨”。他家住河东，河西病人来看伤病要绕行远路，往往耽误病情。“嵇接骨”深感于此，决
心在河上修座桥，攒钱几年，仍不够用。一天，皇帝赵构外出狩猎，从马背上掉下，摔断了脚骨。太医们想方设法，伤不见好。有人推荐“嵇
接骨”，他入宫看了赵构的伤势，敷以伤药，不几天伤痛即愈。赵构非常高兴，要留他做御医，被谢绝；赠他金银，也被推辞。只向皇帝请求
，在他家门口造座桥，以方便就诊百姓。赵构应允，于是修造了这座石桥，至今仍在济世利民。

借治病巧发饭团。清代，某年盛夏，南京大官僚吕其维的独生子生了怪病：不寒不热，只是身上的皮肤碰不得，连衣服都不能穿，皮肤虽不
红不肿，但一碰就疼得哇哇乱叫。吕特请名医叶天士来诊治。进得吕府，但见少爷浑身赤裸，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叶天士听过病情，问道：
“这病起于何时？”左右答：“四天前，少爷在后园的荷花池边乘凉，一觉醒来，便得了这个怪病。”叶天士来到后院花园，只见荷花池边有
几棵大柳树，浓荫下确是十分凉快。叶天士左右上下观察一番，便回了书房。叶天士开了一张药方：白糯米300石，淘净蒸熟，制成饭团，连做
三天，方可化疾为愈。吕其维莫名其妙，叶天士说：“这是怪病怪用药。”待饭团蒸好后，叶天士又吩咐：“少爷的病属邪恶上身，三百石饭
团为驱邪之用。可在南京城最热闹处，设摊发放，凡衣着褴褛者，每人四只。”为了治儿子的病，吕其维只好照办。连续两天，吕其维在南京
发放饭团，穷人们闻风而至，欢欢喜喜得到四只糯米饭团，吃了两顿饱饭。到了第三天，叶天士说：“今日留下两个饭团，其他照常办理。”
然后，拿起两个不冷不热的饭团，在少爷的周身擦抹了几下，那饭团像是灵丹妙药，少爷顿时精神一振，翻身跃起，纳头便拜：“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吕其维也连连拱手：“神医，神医。”

按：吕少爷的病乃由树上的刺毛虫引起。盛夏，树上有多刺毛虫，经太阳一晒，刺毛虫身上便会落下许多刺毛。吕少爷贪凉睡在树阴下，毛
刺便落了一身引起怪病，叶天士细心观察，求得病因，用饭团粘去便好了。叶天士让吕家发放饭团，意是借助吕氏之财，帮助穷人填饱肚子，
虽是暂时之策，毕竟显示了叶氏一番济世之意，可谓用心良苦。

谈史有怀经世略。何书田（1774-1837），清末名医，世称“起疾如神，为嘉道间吴下名医之冠”。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何书田曾多次为
林及其家人治病，屡起大症，二人成为至交。林则徐向何氏垂询治国安邦之策，何费时四天，写出《东南利害策》13条献之，被林则徐采用了9
条。林则徐关心戒烟，留意为吸毒者解难，请何书田拟定戒毒方剂，何书田创造出著名的戒烟药由18味组成，命名“林文忠戒烟丸”，世称“
林十八”。林则徐手书楹联赠予何书田：“谈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盛赞何氏“活人”的同时，尚有“经世”之略。

  丁甘仁博施济众。沪上名医丁甘仁的诊室挂有“博施济众”之匾，系孙中山大总统亲书赠之。盖丁氏热心公益事业，济世扶贫，作出许多善
举，时人皆有口碑。他首先在沪南、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嘉惠贫困病人。每诊仅收1角（当时丁氏诊金为1.2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
。由于丁氏善举影响，又有多医慷慨解囊，创设了仁济善堂、联义善会、一善社等多家施医所，广济大众，流泽无穷。“博施济众”匾即孙中
山感其诚德而嘉勉之。

徐小圃捐银救国。儿科名医徐小圃急公好义，雅好收藏，富于爱国精神。抗战初期，他不惜将多年珍藏的各式银器捐出，其中多是名人馈赠
的银盾、银杯等，十分珍贵，总计2000两，用于购买救国公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徐小圃捐出珍藏爱物，确为爱国义举。

曹炳章雪耻灵丹。抗战时期，日本制造的翘胡子牌“仁丹”在中国市场倾销，搜刮民脂民膏，冲击我国医药事业。绍兴名医曹炳章十分气愤
，他要把“仁丹”赶出市场，为中医扬眉吐气。他翻阅了大量医药资料，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价廉效高的丹药，命名为“雪
耻灵丹”。投放市场后，深受民众欢迎，人们争相购买。不久，日本“仁丹”气数已尽，无人问津。“雪耻灵丹”是曹炳章发扬民族精神的一
面旗帜。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49:25

一事长己必服膺

                                                                     ——名医求师事略
民国年间，名医程门雪在上海行医，曾治一长期泄泻病人，投方多次未获效验。病人转而求治名医王仲奇（1881-1945），王氏索阅程氏处
方，凝思片刻，题曰：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患者觉得其方已服多剂，再服也未必有效。岂料，加了蛇含石后竟立见功效，久泄至此而
愈。程门雪知道后，惊叹不已，深服王氏医术高超。其时程氏已有声名，但他执意停诊欲拜王氏为师，为此还专门托人说项让王氏能一言先容
，可惜王氏未允，程氏殊感遗憾。但由此举可以看出程门雪见贤思齐，渴求拜师的情结，确有程门立雪品格。

程门雪拟有一副名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揭示了名医成器的两条重要途径。叶天士先后师从17人而成一代名医
之事已经广为人知。有趣的是，沪上名医陈存仁（1908-1990）从年轻时就多方求师，先后拜师恰好也是17人，实在是巧合，成名却是必然。他
曾拜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等名医学医，又拜丁福保、章太炎、姚公鹤等鸿儒习文，俱是大师级人物，名师出高徒，陈存仁能成名医当在情
理之中。

中医自古就有“参师”传统，意谓学医者出徒之后并不急于开业，而是再从名师学习一段时间，此即参师之意。像旧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
业的学生如秦伯位、章次公、程门雪、陈存仁等都是在毕业后又参师于丁甘仁等名医而后自行开业逐步成器的。滋阴派鼻祖朱丹溪中年以后方
专心医学，仅有书本知识，没有临床经验，他为参师，历时5年遍访名师。闻知罗知悌精医，遂往杭州拜师。但罗知悌性情孤傲，隐居于武林山
中，将来访的朱丹溪拒之门外十几天而不见。但朱丹溪“志益坚，日恭立于其门，虽大风雨不易，达三月之久”，胜似程门立雪。罗知悌终受
感动，收朱氏于门下，悉心传授，朱丹溪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创了滋阴学派。

虚怀若谷，见贤思齐，凡“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孙思邈语），是名医虚心求师的信条。即使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卓
然大家也常常不惜屈身拜师，一如叶天士这，古今都留下许多美谈。

张子和高年拜师。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六十多岁的时候，患上眼疾，双目羞明肿痛，苦楚万分，自己多方治疗，仍未见效，拖延了三个
多月没有治好。于是请眼科医生姜仲安诊治，姜氏诊察后采用针灸疗法，在眉际、鼻端等穴位投针、排血，三天之内眼疾痊愈。姜仲安的针术
，使张子和赞叹不已，他说：“百日之苦，一旦解除。我学医半世，独不懂此法，得从头学起！”于是就拜姜仲安为师，钻研针灸术。其时，
张子和已为攻下派开山鼻祖，声名如日中天，而姜氏乃默默无闻之辈，子和不惜屈身拜之为师，足见其虚心求教之殷。

  叶天士埋名求师。清时，某举人进京赶考，途经苏州患病，求叶天士诊视。叶士诊脉良久，曰：“必患消渴病，无药可救，寿不过一月耳，
脉象已现。”举人行至镇江，遇金山寺医僧，再求诊之。医僧亦说：“消渴即发，寿不过月。”举人言及叶天士所说“无药可救”语，乞求医
僧救之。医僧命其购梨满车，“渴即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作膳，约此物食过百斤，既无恙。焉得云无药可救，误人性命耶？”举人拜别，不久
果发消渴病，依僧所嘱，以梨为饮食，至期果然病愈。在去叶天士处求诊，叶天士颇为惊异，以为遇到神人。询及乃金山寺医僧所治，大为钦
佩。遂“摘牌散徒”，隐姓埋名，着粗衣布杉，前去投拜老僧，求其收为门徒，“日侍左右”。学徒有年，终得医僧真传。

  金子久索方求师。金子久（1870-1921），江浙名医，秉性谦和，药方中常有“请某某先生斧正”等语。曾治俞某泄泻困顿，用补火益土之剂
不效。后俞某至杭州求治于名医莫尚古先生，服三剂而愈。金子久知后颇为惊异，索取其方观摩，见内有苁蓉、麻仁等滑润之品，系取“通因
通用”之义，乃叹服曰：吾不及莫先生也。后遇此等症，亦仿莫氏之法而获效，慨然谓曰：医之为道，既不可偏执一端，亦不当轻讥同业。其
虚心好学如此。

徐小圃虚心拜师。徐小圃（1887-1961），20世纪30年代即为上海儿科名医，临症用药以寒凉为主。某年夏季，徐小圃的儿子徐伯远患“伤
寒病”，身热不退。徐小圃亲为诊治，然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亲友建议请其道友祝味菊会诊一决。徐小圃叹曰：“我与祝君虽属
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儿患热病，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
又逾日，徐子奄奄一息。徐小圃乃请祝来家诊视。祝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次晨，徐子身热渐
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与昨日已判若两人。

徐子康复，徐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
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即惊又敬，扶之上座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
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小圃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氏学医。徐小圃至此也一改故辙
，由主“清”到主“温”。按徐氏当时名声已著，犹能虚心服膺求教，一改医风，令人钦佩。

施今墨乔装学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善采百家之长，不断充实自己，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学术造诣很深他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丁
氏诊所，仔细观察丁氏诊病过程，很受启发，认为丁甘仁理、法、方、药运用规范，医案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自办的华北国医学院里，就以丁
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教授。

“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这句名诗道出了做学问、学技艺要多方从师的道理，名医的成长历程也验证了这一点。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0:17

布衣本色松风骨



                                       ——名医之高风亮节

顾尚之（1799-1862），清代上海金山县名医，博学精医，治病药简效佳，常用单味药获救，人送“一味灵”匾额赞之。他生活节俭，衣着
朴素。时有某富翁老婆生病，迭治乏效。差人携带厚礼去请顾尚之治疗。顾尚之早闻富翁欺贫爱富，目光势利，便不肯去。富翁又求顾的一个
好友劝说，方勉强应诊。到了病家，富翁远远看见顾尚之衣衫陈旧，与乡下老头一样，并非想象中的名医，有些瞧不起，也未亲自出迎。顾尚
之看过病后，略一思索在方笺上书写起来，下笔前言，一气呵成，书法刚劲，甚见功夫。富翁叹服，开始以礼相待。处方后，顾尚之对富翁说
，“此药可服3剂，如果好一些，复诊时不需叫我再诊。东门外衣庄店有掌柜的，医术比我精，你可找他。”服药后，病人果然好转。富翁便去
东门外衣庄店找掌柜的复诊。岂料，各衣庄店掌柜均不懂医。富翁方悟，备以厚礼让家人再请顾尚之。顾尚之对曰：“你家主人只重衣衫不重
人，那衣庄店里尽是好衣裳，何不请衣裳看病耶？”对富翁极尽嘲讽。

历史上，很多名医都像顾尚之一样，保持着平民本色，他们布衣粗食，自奉甚俭，不摆架子，没有所谓名医派头。他们在给自己起字号的
时候，都显示着一种风格，如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薛雪，号“槐云山人”。同为温病四大家的王孟英则自称“半痴山人”。著《时病论》的
雷丰，晚年则自号“侣菊布衣”，《伤寒贯珠集》的作者尤在泾则号“饲鹤山人”，李时珍别号“濒湖山人”……“山人”、“布衣”之类字
号固然反映了自谦的美德，更多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追求，即保持布衣本色。诚如孙思邈所言：“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
有所娱；珍馐选荐，食如无味。”对衣着、饮食、娱乐均无过分追求。

他们性情耿直，谦和而不失气节，对权贵豪富不卑不亢，绝无奴颜婢骨，有时甚至加以讥讽，在强权势力面前保持着民族气节与松风傲骨
。

他们甘为平民大众服务，尤其同情贫困病人，“贫富虽殊，药施无二”（明.龚延贤语）。像孙思邈那样，“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
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们的高风亮节在杏林星空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朱丹溪“孤高如鹤”。朱丹溪身为名医，却能“清苦修节，能为人之所不能，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衣食住行与平民无二。史载
他“服御惟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意指粗茶淡饭），安之如八珍。”当时远近以病来迎者无虚日，应接不暇。朱氏来者不拒，有招
即往，即使风雪载途，亦不为止。凡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即前往救治，“虽百里之远，弗惮也。”但在权贵者面前，朱氏绝无谄媚之态，
“孤高如鹤，挺然不群”。有某官员因为有病召他，到其府衙，官员“危坐中庭”，列仪仗卫队显示威风。朱氏诊脉之后，连话都不说一句，
扭头便走。有人追出来问他，朱曰：“公病在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录，顾犹有娇气耶？”后来果然如期而死。尽管如此，其家人仍赞赏他的
诊脉神技。

  傅青主鄙视“奴人”、“胡人”。傅青主，明亡后出家为道，誓不事清。其冬夏穿一身布衣，对贫苦百姓不计诊金，尽力诊治，即使远隔数
百里，亦有请必往。对满清新贵、为富不仁者则非常鄙视，私下称之为“奴人”、“胡人”。说：“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
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行医看贫不看富，一些患病的富贵人家，只好扮做贫苦人家请他治病，才能如愿。

  范文甫医讽张宗昌。范文甫，近代宁波名医，名噪一时。自奉甚俭，不计衣着，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为人则
慷慨仗义，不吝钱财。对贫者常施诊赠药。但对达官贵人绝无谀媚之态，对其蛮横骄慢反不时加以讽刺。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时，带领杂凑起来
的数十万队伍，称霸一方。张氏骄横昏庸，人称“三不将军（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小老婆）”。某年某月，因事路过宁
波，适值天气酷热，暑湿内陷，头脑昏重，神疲乏力，时有低热。延范文甫诊视，范文甫持脉察舌后，即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
叶）。张接阅后，嫌范氏案语简短，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毫不畏惧，直言讥笑之：“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
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既为自己用药辩解，又对
其昏庸鲁莽进行了讽刺！

张骧云不设“拔号”。张骧云（1855—1925），沪上十大名医之一，其户外不挂行医招牌，也不登广告，但上海市民尽识其门，求医者终日
门庭若市。如此名医却绝无奢侈作风，在十里洋场旧上海，穿土布，不穿洋布，出门坐轿子，不做人力车、汽车（其时沪上许多名医已有私家
车）。一生力行的为医之道是“医以救人，非以营业”，“医无贫富，唯以实心求之”。当时沪上名医的每次诊金一般为1.2元，张氏仅为几角
钱。对贫苦病人他从不鄙视，一样悉心诊视，并常解囊相助。“待人和煦，蔼然可亲”。去其诊所看病，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都得排号
候诊，不设“拨号”、“特诊”，即出双倍或四倍诊金提前看病。他说这是“富者得而贫者失，我不为也”。对达官贵人从不阿谀奉承，就诊
时亦须依次排号。有衣着华丽者，反多劝其节俭。对声势显赫、重金相聘者则多予拒绝。宣统三年（1911），有某银行行长，势力显赫，行为
污鄙。患重病请张氏出诊，他婉言谢之。该行长又签巨款相促，张氏返回其款，竟不往诊。富商盛宣怀因张氏治好其伤寒重症，以10万两白银
聘其出任华医学院院长，也遭拒绝。由是沪商巨富、达官贵人虽有议论，但知他秉性耿直，反多敬服，如当时松江府大员钱宝传就对张氏说：
“强项令（强横之官）自古有之，如兄之强项医，古未有而今乃见之。”另一官员松江海防同知说：“你无医派，我亦不能有官派矣。”张氏
布衣肝胆于此可见一斑。

张简斋贫富同等对待。张简斋（1880-1950），民国时南京名医，抗战时期张简斋在重庆行医，蒋经国曾说：“人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如有
真本领，是不怕人家不知道的。譬如张简斋医生，你如果要坐黄包车去看病，只言到张某家，车夫自会把你拉到门口。”可见张的名声之大。
他每天出诊时，官贵之家以小轿车相迎，按路程远近排列。前车一开，后车如长龙尾随，极一时之盛。其中如有贫民邀请，张简斋路经其处必
下车诊治，虽卑巷陋室亦不弃也。对贫困病者，则免费诊视，遇特困病人，还在处方上标明免费取药，由药店与张氏结帐。张简斋以一布医之
身周旋于军政要员之间，却洁身自好，不沽声名。南京政府曾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他都坚辞不受。

  “平民医生”章次公。民国时期上海滩名医辈出，而有“平民医生”之誉者当推章次公（1903`-1959），他曾在与毛泽东长谈后被毛称为“
难得之高士也”。在上海开业时，章次公则仅收诊金6角，不象其他名医辈自高身价。每天他都拿出两三个小时专门为贫苦人看病。然后，他们
拿着章次公签字的药方到药房去拿药，完全免费。逢年过节，由章次公出钱派人到药房结帐。章次公的儿子回忆说：说起来，别人也许不相信
，像我父亲这样长期私人开业又有名气的老中医，死后只留下1000元的存款。

  “布衣名医”蒲辅周。中国中医研究院名医蒲辅周一生俭朴，在家乡成都行医近50年，未穿过一件料子服。他认为医生太奢华，穷苦人往往
望而却步。到京城后，生活同样俭朴，穿着一般，家中除公家配给的家具外，其他一无所有。周总理为照顾他，在景山东街安排了一套住房，
可蒲氏坚持不去，他说：“我们是医生，不能搞特殊，搬到那里住，病人看病不方便。”他虽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保健任务，但对找上门来的普
通群众从未拒绝，总是热情接待，精心治疗，保持“布衣”本色。凡是经他治疗和接触的人，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对他的医德医风
，无不交口称赞，有口皆碑。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1:04

持脉有道疑是仙

                                          ——名医诊脉奇闻

   明代松江（今上海）名医姚蒙，精通脉诀，“言人生死每奇中”，对贫困病人，常常给予方药不要酬金。时江南巡抚邹来学有病召姚医
治，姚蒙欲辞不去，被强迫带去。来至官署，邹高坐不为行礼。姚蒙则目光直视作发呆状，也不做声。邹伸手令诊脉，姚却不动地方，邹忽然
明白，呼姚坐之。诊毕曰：“大人根器（指阴茎）上别有一窍，常流污水，对否？”邹大惊：“此吾之隐疾，事甚秘，汝何以知？”姚曰：“
以脉得之。”邹始露出笑容，谢而求方，姚蒙说：“不须药也，至南京即愈。”并搬手指算计说：“今日初七，待十二日可到。”邹遂行，待
十二日抵达南京，竟然死去。〈〈奉贤县志〉〉、〈〈松江府志〉〉、均有此事记载。

   当然，前提是持脉有道，具有精深的脉诊工夫，所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不过是功夫未到的托辞而已。展读现代名家医案，对脉
象诊察最细致者，当推中国中医研究院蒲辅周先生，且看：“……脉寸浮数，尺沉细，左关弦细数，右关沉细数”（〈〈蒲辅周医案〉〉）。
要知道这不过是笔者随意翻到的一则普通感冒案例，其他病例多是如此。蒲老诊脉，寸关尺三部，一一品察，浮中沉九侯，无不记载。笔者读
案，在不知主治者为何人时，仅凭脉象描述，就能判断出何系蒲老脉案，根据就在于其脉象描述之详细。以笔者眼界，能做到此种地步者寥若
晨星。

诊脉虽然重要，但它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包诊百病，许多病症是摸不出来的，哪位高手若不服，不妨现场试试。话再说回来，许多名医的
诊脉工夫确实了不得，差不多可以像姚蒙那样，“言人生死每必中”，看似虚玄，如有遇仙之感，实则是多年修炼的真工夫，所谓“博涉知病
，多诊识脉”是也。下面一则轶案，领略一下名家的脉诊神工：

诊出虫病，食腥所生。陈寿〈〈华佗传〉〉载：广陵太守陈登患有怪病，胸中烦闷，面赤不食，久治不愈。华佗为之诊脉后曰：“府君胃中
有虫数升，欲成内痈，食腥物所为也。”开方服药二剂，吐出虫子三升，“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太守病自此而愈。从症状看，并无虫
病之象，华佗凭脉不但诊出虫病，且指明“食腥物所为”，吐出虫子果然“半身是生鱼脍”，信是神手。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1:46

一心赴救胆识

——名医担险救重症

盛寅，明太医院御医，医术精湛，胆识兼备。曾治太子妃重症，其案跌宕起伏，读起来有点惊心动魄：张妃停经多月，时下腹痛厌食。众
太医诊毕，皆随声道喜，说张妃怀了“龙胎”，需要养血安胎。盛寅诊脉后断然否定，对曰：“这是瘀血郁经，是病非孕。”太监忙说：“千
岁面前，岂可放肆妄言，还不赶快谢罪！”太子沉着脸让盛寅开方。一看是破血逐瘀之剂，立即恼怒：“这等虎狼药不仅伤胎，还会伤爱妃之
命，岂可轻用？”下旨把盛寅关入大牢，复命他医拟保胎养血之方给妃子服用。

张妃用药无效，太子又提出盛寅给张妃诊治。盛寅处方依旧，且加大了剂量。太子盛怒曰：“这样执迷不悟，难道你不要命了？”盛寅面
不改色：“千岁，人命千金，臣只知按病遣药，不会苟且投好。”太子命人给盛寅上枷，一面派人煎药，一面摆上刑具：“要是打下胎儿，立
即处死。”药物煎毕，太子又问：“你再想想，打下金枝玉叶，坏孤龙脉，满门抄斩。”盛寅面无惧色：“用药吧。”张妃服药，腹中大痛。
太子下令将盛寅拉下去处决，盛寅求千岁再等片刻。不一会儿，果然打下一团紫黑色块，腥味异常，并无胎儿。太子愣然，转怒为喜，立即释
放盛寅，用仪仗送回家，并赐重金，称曰：“非谢医也，乃压惊尔。”

盛寅在刀枷之下治病大概中外罕闻。从古至今，医生都是一个需要承担风险的行当。许多医者遇危厄之症难免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拱手
辞避。而盛寅等名医逢遇重症则全力以赴，不避风险，甚至将个人安危度外，可谓既有英雄胆识，又有过人见识，他们堪称中医之脊梁，唐孙
思邈称之为“苍生大医”。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烦恼，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勿避险XI，昼夜寒暑，饥饿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宁波名医范文甫有铭文云：“勿以病小而
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沪上名医徐小圃则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心肠，又要有英雄胆识。”清.郑梅涧有一图章：“一腔浑是活
人心”，常盖于处方笺上以自勉，都彰示了苍生大医一心赴救、勿避险XI，不因病重而退缩的“英雄肝胆”。下面有例为证：

范彬抗命救急症。同是明代御医的范彬，也演绎了一出救人不惜违抗王命的故事。但他运气好，遇上了贤达的陈英王，总算逢凶化吉，有惊
无险。一日，忽然有人叩门曰：“家有妇人卒暴血崩如注，请急救治。”范彬正要出诊，忽有陈英王差人来请：“宫中贵人有发寒热者，召公
看之。”范说：“此病不急，今人家命在顷刻，我且救彼，不久便来。”差人怒曰：“人臣之礼，安得如此，君欲救她命不救尔命耶？”范答
：“我固有罪，亦无奈何，人若不救，死在顷刻，无所望也。”遂去救治病人，果然救活。后来到宫中，陈英王责之，范彬免冠谢罪，陈述缘
由。英王喜曰：“汝真良医，既有善艺，又有仁心，以恤我赤子，诚符吾望也。”

喻嘉言立据为凭。清初，更有一位被称为“血性男子”的名医俞嘉言，治病有胆有识，在辨证疑似之间，病家犹豫之际，敢于“立据”为凭
，甘担风险，硬是赢得病家信任，终起重症，留下一段佳话。黄长仁同房后发病，十余日间浑身战栗，手足如冰。一医者先已诊视，认为房劳
之后，复又伤寒，乃系寒中之寒，需用大剂姜，附热药回阳救逆。煎成侍服之时，喻氏赶到，诊脉详察，认为并非寒症，实为热症，宜速用承
气汤苦寒攻下，二者冰炭迥异。前医不服，与之争执。病家亦自认阴寒之证，意欲要吃前医之药，喻氏乃曰：“人已垂危，事关重大，出生入
死，全在一药之间。若有风险，当立字据为凭。”前医不悦，声称：“吾治伤寒三十余年，没有出过差错，更没立过什么字据，真是杞人忧天
。”喻笑曰：“我也不是好辨，不过病已危笃，人命关天，岂能见之含药而死？我愿承担责任，让我用药，愿立据为凭。”病家见喻嘉言心诚
若此，遂用喻氏药。喻氏言用硝、黄等药攻下，患者渐渐神回，周身渐热，直至壮热，再用解表清里之剂服之，逐渐痊愈。

徐灵胎“死则甘愿偿命”。上案是假寒真热，再看一个假热真寒案例，主治者是清代名医徐灵胎。他在病情疑似、病家犹疑之际，力主自己
观点，“死则甘愿偿命”，实在令人钦佩。患者毛介堂，暑病热极，大汗不止，微脉肢冷，面赤气短，有医者仍作热症论治。徐曰：此症即刻
亡阳矣，应急进参附汤以回其阳。其家人面有难色。徐曰：我们多年交情，不忍坐视不救，“死则甘愿偿命”。如此方勉强用药，一剂汗止，
身温得寝，不十日而起。徐灵胎总结道：“此症乃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乃是热症，误用即死。死
者甚多，伤心惨目，此等方非有实见不可试也。”

服之有害，我自当之。徐灵胎另有案例亦足见其一心赴救之肝胆。他治松江王孝贤夫人，素有出血之症，时发时止，发则微嗽。此次感冒变
成痰喘，不能着枕，日夜伏几而坐，将近不能支持。先有常州名医法丹书调治无效，因请徐灵胎诊治。徐氏诊毕曰：“此小青龙证也。”法丹
书曰：“我固知之，但弱体而素有血证，麻桂等药可用乎？”徐曰：“急责治标，若更喘数日则立毙矣。且治其新病，愈后再治其本病可也。
”法丹书曰：“诚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病本无治，而恨麻桂杀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
其咎。君不以医名，我不与闻，君独任之可也。”徐氏曰：“然。服之有害，我自当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用小青龙汤，服后气平就枕
，终夜得安，再经调理乃复其旧。

胡光汉拼命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春夏之交，河北霍乱大作。霸县名医胡光汉在救治病人时也染上霍乱，吐泻不止，腹痛如绞。此时，邻村
有郝姓人家四口皆染病发作，求胡光汉往诊。家人皆阻止他前往，胡光汉说：“倘若我能救活他一家人，即使拼上我一条命又何足惜呢？”毅
然抱病往诊。路上时吐时泻，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走，咬紧牙关撑到了病家。经过他的精心治疗，一家人均获痊愈，乡里人无不为之感动。

祝味菊“具结”担保愈富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名医辈出，各显身手。1929年秋，一富商因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病势日增
，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当时四川祝味菊初到上海，医名未盛。但他敢于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并“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
、桂、麻、姜之剂，不数日而愈。当时沪上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其医术，更佩服其“具结”担保之勇气。陆渊雷说：“君（祝味菊）心思敏
锐，又自幼专力治医，造诣非予所及。”名医章次公也大为之叹服，自谓：“此后一逢先生则奉手承教，俯首无辞。”陆、章诸公皆为沪上医
硕，能说出“造诣非予所及”、“奉手承教，俯首无辞”之语，足见对祝氏钦佩之情，祝氏由此名噪上海滩。

祝味菊此举决非一时意气用事，是其平素修炼的结果。他曾说过：“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
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治疗，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无所计也。”

诚然，一心赴救绝非鲁莽蛮干，既要有英雄肝胆，又要有过人见识。有识无胆可能误事，有胆无识则只会偾事，必须胆识兼备方好。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2:39

先发大慈恻隐心

                                             ——名医济困札记

   沪上名医陈道隆（1903-1973）经常仗义疏财，慷慨济困。他的案几上放着一块醒目的标牌“贫病不计”。每天留出30个名额，专门免费
接待付不起诊费的穷困病人。有一次出诊到一个穷人家里，开方后方知这家根本无钱买药。陈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半天，发现分文未带，情急
中他摸出怀里的金表，嘱咐病人快到当铺换钱买药，以免殆误病情。家人手捧金表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第二天陈道隆才叫司机去当铺赎
回金表。

   另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因思念儿子外出挣钱久无音讯而抑郁成病。儿媳延请陈氏到家看病，陈环顾四周，知是贫寒人家。在为病人切诊
时，忽听楼下敲门高喊领取汇款之声。老太太一听是儿子有钱寄来，顿有喜色。细心的陈道隆却从儿媳强作笑容中看出疑窦。开方之后，他暗
问那儿媳是否真的有钱寄来，女子不禁悲从中来，哭泣着告诉他，刚才敲门喊款之事，全是做给老太太看的，以图安慰之。陈道隆听了十分动
情，不仅不收病家分文，反而解囊相助20块大洋，配合儿媳“假戏真做”。不久，老太太病愈，儿子亦归，全家三口一起到陈家下跪，感谢他
赠款救命之恩。

   医乃仁术，当以仁爱之心治病，华佗庙有联云：“歧黄之外无仁术”，对“医乃仁术”可谓褒扬有加。凡为医者当以博施济众为己任，
对贫困者尤应寄予同情，尽力给予关照，像陈道隆那样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尽显仁者之德。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
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提出了大医治病的先决条件。明.陈实功则提出：“贫穷之家，……
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命亦难保也。”大凡名医，都能向孙思
邈、陈实功所言，对贫困者予以救济；像陈道隆那样演绎出许多博施济困的义举……

   济困扶危救病人。钱同文，明代海盐县名医。遇贫困者常赠以药。有一挑担贩盐者，家无隔夜之粮，盐又为巡捕所夺。情急所迫，呕血
数升，匍匐至钱宅求治。钱同文将白银半锭悄然夹于药中。其人至家启药得银，以为误也。钱同文告曰：“我安得有银？即或赠你，也必明告
矣。”其人得银大喜，饮药即愈。
按：既赠其银两，又不告以实情，不图回报，真乃仁心仁德也。

   唐介庵，清代乾嘉年间浙江名医，治病善用大黄，人称“大黄先生”。其医德堪称师表，遇贫困人家有病请诊，第二次就自己前去，不
劳病家再请。有一邻居以卖手艺为生，积攒了10两白银，常常放在褥下。有一天白银忽然不见，从此卧病在床，迭治无效。唐介庵闻知内情，
就在衣袖里藏了十两白银，借诊脉之机放于病人枕下。病人发现了白银，喜出望外，病亦随之痊愈。

   王广运，清时河南商水县名医。有楚人李某，携资金贸易于中州，失其资本，落魄不能归家。抑郁愤懑，遂成瘫症。伏地匍匐而行，不
能起立。乞食至王广运家门，王公询其情况，可怜之，因诊其脉曰：此症尚可医，何得遂成废疾？遂留其在家，与之饮食，投之以药辄效。未
几能稍稍自立，又月余行步健履，如无病之时。其人大为感激，伏地叩头不已，王公因劝之归家，赠其盘费而去。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范文甫（1870-1936），近代浙江名医，治病胆大心细，名噪一时。自奉甚俭，为人则慷慨仗义，不吝钱财
。对贫者常施诊赠药，凭其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节、中秋、岁末之际，范氏则向药铺结算贫家赊欠之药资，有时竟倾其所有
亦不为意，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行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杨中和，清代顺德县儿科名医，自家开药店于城北，每日早晨，恒有百十婴儿求治。中午饭后到病家出诊，遇有贫者，家中没有几案，
就以膝代桌，书写药帖，盖上印章，令往自家药店取药，不收费，不索谢，常年如此。有人赠匾曰：“道行三万六千日，活尽东西南北人。”
寿至99岁而终。

      王旭高（1798-1862），清时无锡名医。其治病有来请者，必先至贫家，而后到富家。人不解其意，先生曰：“贫者藜藿之体，类多
实病与重病，急而相求，宜早为治，否则贻误病机。富者养尊处优，类属轻症与虚症，调理者居多，略迟无妨，故不得不有缓急先后也。”平
时对贫者来诊，不计诊金，或璧还之，甚至无力购药者，于药方上角书“记帐月结”四字，加盖私章，病者持方到本城药店取药，可不付药资
，由王旭高月底与药房结帐。若远道病者，察其病之浅深，预为之计，自初病至病愈，改方不收分文，以此人咸感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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