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上）：势利而滑稽的胡屠户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17 19:27:31

李汉秋

发表于2005年6期《文史知识》

大约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早十来年，在清代乾隆年间，吴敬梓写成了《儒林外史》。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而且似乎鲁迅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足称讽刺”的长篇小说，也只有《儒林外史》。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称为“伟大”的只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出现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高峰的清乾隆时期。正好《红楼梦》是悲剧性的，《儒林外史》是喜剧性的。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两部小说正好分别为鲁迅的这两句话作例证。《红楼梦》着重于对现实作悲剧性的批判，表现真善美被毁灭的悲痛；《儒林外史》则着重于对现实作喜剧性的讽刺批判，表现假恶丑的可笑可鄙可悲。

喜剧的武器是笑。喜剧性的笑，多产生于对不和谐状态的尖锐揭露中：本质与现象的不一致，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动机与效果的适得其反，前后态度的自相矛盾等等，都可以是不和谐的表现。金色苍蝇表面上金灿灿，好像有价值，把它“撕破”，原来金光闪闪的外表里面却是一肚子臭：外表和内容不和谐，用艺术的方法把它揭穿，就可以使人蓦然之间发现不和谐，从而用笑表示对它的鄙弃。这种笑，是作家引导读者进行社会评价、审美评价的结果，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

由于喜剧对象的性质和作者的态度不同，喜剧的笑也是多种多样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喜剧交响乐，只要我们仔细品味、细心聆听，就可以从这部喜剧交响乐中听出“笑的多重奏”。让我们从《范进中举》这一著名章节入手，领略一下这部小说的喜剧风貌。

《范进中举》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学课本里都有。它从《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延续到第四回，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音调的笑，组成了笑的三重奏。现在我们先讲第一重奏：由胡屠户形象引发出的滑稽的笑。

胡屠户是非常成功的形象。从喜剧艺术层面上看，他是滑稽的典型；从精神气质层面上看，他是势利的典型。

1、前倨后恭

倨，傲慢。前倨后恭，前面很傲慢，后面很恭敬，前后态度尖锐地不和谐，就显得滑稽。而这也恰是最能凸现势利嘴脸的聚焦点。

中国早期的势利典型苏秦之嫂，就是这样。《史记》卷六十九就记载：战国时著名的谋士苏秦，开头他到各国游说好几年，都不被接受，“大困而归”，受尽家里人包括嫂嫂的轻贱和嘲笑。后来他的“合纵”对付秦国的谋略被六国采纳，苏秦“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他家里的亲属“俯伏”“不敢仰视”。苏秦笑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嫂子匍匐在地，“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这倒是大实话，“位高金多”，一个权、一个钱，这二位一体，成为世俗社会衡量人的惟一标准，这就是势利。“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同一个人，只是富贵还是贫贱不同了，亲戚对他就截然不同了。可见标准完全不是人本身，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专看权和钱，这就是异化。苏秦之嫂成了“前倨后恭”的典型，也是势利的典型。宋元南戏有《苏秦衣锦还乡》，现存明初的《金印记》，元明传奇、杂剧以及近代不少剧种都有改编本，演出有关苏秦之嫂的折子戏尤多。历代舞台上鞭笞苏秦之嫂，反映出历代中国人民都是很恨这种势利眼的。

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世界文学中也不少。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变色龙》，写一条狗咬伤了一个工匠，巡官奥楚蔑洛夫到现场来处理。事实很清楚，怎么处理呢？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他就要责罚狗，赔偿工匠；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他就恭维狗，责备工匠。狗还是那条狗，事实还是那个事实，但随着他耳闻的狗主人地位高低的变化，他的脸谱不断变化，前倨后恭，前恭后倨，180度的大转变顷刻之间就表演了四次，翻来覆去，不顾自己打自己嘴巴，活现出媚上欺下的势利嘴脸。

胡屠户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滑稽形象的典范。吴敬梓抓住这个喜剧人物性格里不和谐的特征，当场尖锐地撕破给人看。在范进中举前后，他对范进这个女婿的态度陡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中举后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同一个范进，中了举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张老爷、周老爷更有福气。这就是一种尖锐的、鲜明的对照。

中举前他指着范进骂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却向邻居夸耀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其实众人是笑他前一刻自怨“倒运”选错人，后一刻就自夸慧眼识人，自己打自己嘴巴！

中举前他把范进当作辱骂的对象，动不动“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怪不得有人嘲笑胡屠户是“造词能手”。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刚刚中举，范进的才学没有变，品德也还来不及变，什么变了呢？是地位，可见胡屠户衡量人的惟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没有一个道德评价作底蕴，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要“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越深刻。“恭”得肉麻就表现出一种奴性，所以奴性便成了势利的影子，在有权有钱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是一副贱骨头，患了严重的软骨病，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所以在舞台上这种角色总是丑角、小丑。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辈份是很重要的，女婿官做得再大，在岳父面前是晚辈，只能女婿尊敬岳父，不能岳父对女婿毕恭毕敬。岳父称女婿老爷，就像父亲称儿子老爷一样，是天大的笑话。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接着，他还有绝妙的表演：他毕恭毕敬地跟在范进背后，表现得特别机灵，特别服务周到，“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是神来之笔。范进的破麻布长衫在泥潭里一滚，湿淋淋脏兮兮，何止是皱？扯几十回又怎能扯平？即使不皱了又怎能改变又脏又湿的狼狈相？写他这样做正是表现他千方百计地讨好、巴结、献媚取宠。就像哈巴狗，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就摇头晃脑拼命邀宠。到了破茅屋前他还拉长脖子高声喝叫：“老爷回府了!”戏台上的仆人、跟班就是这么吆喝的。老爷的府第总是气派的好房子，而小说里三次交代范进住的是茅草房。破茅草房而称“府”，这又是一个不和谐。这种违背常识的不和谐进一步揭示：胡屠户是在挖空心思地巴结讨好，一副奴颜媚骨。胡屠户不是鲁钝憨直的人，这种小市侩有他的小机灵、小狡狯。如果说，前倨后恭的变化，衬托出他的势利，那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么“灵”，正显示出他势利之深。

2、“嘲弄”手法

为了使不和谐进一步尖锐化．吴敬梓巧妙地运用戏剧性的嘲弄手法。嘲弄的关键在于造成特定的情势，犹如安排下一个陷阱，“请君人瓮”，被嘲弄者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尽情表演，却把不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当胡屠户对新贵人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胁肩谄媚唯恐不及的时候，作家故意难其所难，针对他的市侩心理出个难题：为了使发疯的范进恢复常态，需要胡屠户亲手去打这位老爷一巴掌。这样的情势给胡屠户提供了绝妙的喜剧舞台。如果在过去，他眼睛不眨就可以打下去，但在今天，这简直是要他的命!他说得很坦白：“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但情势已经摆好了，这个光荣的使命非他莫属。没办法，他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借酒力壮了壮胆，这才勉强“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冒着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的危险，硬着头皮去把范老爷打了一下。说也灵，果然立刻觉得“菩萨计较起来了”，登时手就发颤。不想不打紧，越想手越疼，竟至于弄得“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不得不“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势利眼心里的菩萨也跟自己一样势利。当然不是菩萨起作用，而是他的心理，一方面是愚昧迷信，相信菩萨要保卫新贵人，惩罚不巴结的人；更重要的是势利，怕得罪老爷，所以特别紧张。疑神疑鬼正是因为心里有势利鬼。在这里，眼前的表现同惯常的行径、自我感觉同客观实际，都极端不和谐，作家在嘲弄中使讥笑达到最高度的尖锐性，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喜剧效果，使人忍俊不禁，噗哧一笑。

3、丑自炫为美

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丑如能守拙，不出现不和谐，就不可笑，而当丑不安于本分，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就更显得滑稽。这时它的自我感觉同客观尖锐地不和谐，它越炫耀就越暴露其愚蠢，就越显得滑稽可笑。范进进学后，胡屠户一面搬出一些“学校规矩”、“体统”、“教导”新秀才不要与“平头百姓”“平起平坐”，“否则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你怎敢在我面前装大？”在他那个时代，屠户是很被人不齿的，他却偏要“装大”，夸耀自己是“正经有脸面的人”，以为比种田的平头百姓高贵。在老爷们面前他却害了软骨病，就像老鼠以为猫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一样，在这个小集镇上的小市侩心目中，县城里买肉的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已经是高贵的极品。“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见到张静斋来到范进家，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但和本书第二回里的夏总甲和鲁迅写的阿Q一样，总要在乡下人面前吹嘘自己进过城，见过大世面，是大人物。他装腔作势地说：张老爷、周老爷“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做这些事!”在这个小市侩眼中，能挨上张老爷周老爷，就是至高荣誉；但他偏要把这巴望而不可得的事，说成是不耐烦做而又摆脱不掉的事。又以不屑的口气夸耀自己的伟大。这里的不和谐也是多重的。他越是吹得天花乱坠，就越显得愚妄可笑。吴敬梓把他的自居高贵和实际上卑微鄙俗之间的不相称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他的自负言辞和愚蠢本质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丑如何自炫为美鲜明地突现出来，这就使人感到滑稽。

4、自然流露

滑稽丑总是不自知的，唯其如此它才能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它越是表现得心不在焉，就越滑稽，越是从人物的天性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滑稽效果就越大。卓别林就是这样的天才。候宝林、马三立的表演也很自然。善于说笑话的人自己都不笑，自自然然地说出来，听的人却笑得前仰后合。胡屠户的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他愚昧庸俗而又自命不凡，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方式。在自我感觉里他始终是自满自足的，埋怨范进的时候是他有理，女婿中举了还是他有理：自己慧眼独具善选东床。世界上的事情他都已有圆满的解释、完整的答案，“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打了文曲星就要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等等，就是他聪明智慧的例证。在寒酸的范进面前他显得特别高大，口口声声“我不得不教导你”，范进之所以能当秀才、中举人，也都是沾了他的光，所以他说：“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这一切他都毫不怀疑，就像“猪肉好吃”一样是不容置疑的真理。高度滑稽的话语，是赤裸裸地显示某一缺点的天真的话语，胡屠户的话语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滑稽性，正是因为这是他思想性情的自然袒露，是“真诚”的表达，如果他是遮遮掩掩，工于藏拙，其滑稽就不是现在这种程度了。阿Q也是如此。像阿Q、胡屠户这样没有文化、没有城府的人，不会掖着藏着，思想情感容易自然流露，知识文人就不大会这样。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吴敬梓、鲁迅和世界上许多喜剧大师为什么经常选择没文化的人物作滑稽人物了。

对于胡屠户来说，他的自炫为美，他的坦然自炫，基于他的愚妄无知。《克雷洛夫寓言》说：“蠢材妄自尊大：他自鸣得意的，正好是受人讥笑奚落的短处，而且往往把应该引为奇耻大辱的事，大吹大擂。”正是由于无知，他觉察不到自己的鄙陋浅薄，敢于肆无忌惮地大吹大擂，殊不知越炫越丑。

5、滑稽笑的特点和胡屠户形象的意义

当然并非所有的丑都是滑稽。首先，丑与恶有界限：当丑使人感觉可怕时，人们会因其可怕而忽略其丑；当丑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时，它就会唤起我们的理性嘲笑它的荒唐。胡屠户骂范进其实是爱范进，只不过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使用如此的语言，仔细看看，其实也没有特别可恶的地方。胡屠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他的恶俗是阶级社会的炎凉世态濡染的结果，他本身并不是阴险毒辣的大奸大恶，对人并没有严重的损害，对他女婿更不存伤害之心，只不过在这个胸无城府的浅薄人物身上，丑陋表现得更为浅露直率罢了。

其次，滑稽艺术并不把揭示人物内心矛盾的全部深度及其社会根源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只要使人感到丑之可笑，就算达到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滑稽对象的愚蠢，人们可以一眼望穿，人们嘲笑他，同时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优越感和自信心得到满足，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欣赏幼稚而可笑的表现，这时，对丑的嘲笑超过对它的哀痛，不快的因素几乎被抛诸脑后。人们觉得胡屠户很可笑，而差不多就不去计较他对别人的伤害了，大家借助笑声，对胡屠户所凝聚的赚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鄙俗心理给予了毁灭性的轰击，宣布它已经失去存在的权利，在笑声中愉快地同鄙俗低级诀别：这样的笑，颇像通俗喜剧里的笑，富有幽默的色彩，是明朗的笑。

阿Q概括了一种精神现象，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胡屠户也概括了一种精神现象：势利。是赚贫爱富、趋炎附势，谄上压下的鄙俗心理。这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贫富悬殊所造成的人性弱点。中国人最恨这种势利小人，但等级的森严又不断大量产生这种势利，以至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弥漫于整个社会空气中。对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就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舆论压力、习俗压力。这种压力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吴敬梓在《哭舅氏》诗中说：“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他舅舅就是因为老考不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

势利眼能很准确地反映人的权力和钱财的级别，由对方的权和钱来决定自己对他的态度。范进在科举上地位的每一点变化，在胡屠户态度上都像在睛雨表上那样鲜明地反映出来，甚至可以量化，用数字准确地反映出来。范进当上秀才，他来贺喜的礼物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范进中了举，他再来贺喜的礼物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价码就提高了。更重要的是态度也因范进的身份而变化。范进才当秀才时，他来了，对范进一顿教训，把自己带来的猪大肠和酒都吃了：

　　胡屠户吃的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胡屠户高傲自得的神情，跃然纸上，这时候是范家母子对他“千恩万谢”。

范进中举后，他不但不敢训斥，还搜索肥肠说尽肉麻的奉承话。范进赏他六两白花花的银子：“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假模假样地推辞。紧接着“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这时候是他对范家母子“千恩万谢”了。

写胡屠户是一石双鸟，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抨击鄙俗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是揭示造成范进悲喜剧的社会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形象，一方面有他自身的独立的社会意义、艺术生命，另一方面对于塑造范进形象，他又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范进中举》写得深刻在于：范进的悲喜剧不是由哪一个特别有权势、或特别坏的个人造成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制度造成的。胡屠户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他既是由势利之风陶冶而成，又显现着弥漫于空气中的势利之风。由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小市侩来显现压迫范进的社会风气，这就比只写由个别大坏人而造成范进狼狈，要深刻得多。

像鲁迅说的，由小康之家跌落的人，对炎凉世态感触最深。吴敬梓和鲁迅自己就是这样。吴敬梓屡屡以笔作刀解剖势利，无比犀利。《儒林外史》第一、二回就刻划了翟买办、夏总甲的势利嘴脸。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专写“五河县势利熏心”，对另一个势利人物成老爹进行无情的戏弄，使他出尽洋相；并写了因对此种世风“激而为怒”而产生出虞华轩那样的“愤怒青年”，实际上那正是青年吴敬梓自己心态的投影。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17 19:29:09

李汉秋

发表于2005年7期《文史知识》

在《范进中举》里，胡屠户只是最佳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范进。

中举就是中举人。这里要对与本文有关的科举制度讲几句。所谓科举，就是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科举制度是多等级的阶梯，在明清两代，最基本的等级有四级；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些科举的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地位的等级。秀才是指已被录取进入县学、州学、府学的生员，所以获得秀才资格叫“进学”（不能像“中举”那样称“中秀才”，也不能像胡屠户说的那样“中了相公”）。秀才已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享有一点特权，如可以免掉一些差役，可以到县衙门见官、说事等等。就是去当塾师，工资也可以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有资格到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童生是最低的一级，指还没有录取进学的考生，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儒林外史》在写范进之前先写周进，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当不上秀才，因此到贡院时非常伤心，撞号板痛哭。与周进相比，范进还幸运一些，从20岁考到54岁总算考上秀才，有了去考举人的资格，当年又中了举。

对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中举是关键的一步。中了举人，叫作“发了”，可以称为“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还没做官，也己经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完全改变了身份。《范进中举》就抓住这关键时候来写范进的可悲可笑。

上次讲过，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今天我们讲，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

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的第二重奏。　　　　

1、出洋相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请看他中举发疯的狼狈相：

走出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看，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

我们也忍不住笑：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打挨揍，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不过是一出令人捧腹的滑稽剧!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对八股科举的嘲笑。

2、病理解剖报告

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并不停留在写滑稽剧、闹剧，他从范进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着眼，深入地揭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揭示了范进的病症历史，使《范进中举》成为一份精确的病理解剖报告。胡屠户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活动的，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哪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拳打脚踢把他踩在脚底。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成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他已经丧失自我，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重厄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

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范进抱着仅有的一只生蛋的母鸡，手里插个草标，在集市上—步一踱的，东张西望找人买去，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人．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

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思想却在旧轨道上机械地运行，表现出僵硬的不协调。使人感到可笑，但同时却也使人感到可悲。他之所以固执不信，不是他不希望．而是他经历了太多的失望。这看似反常，其实很符合生活逻辑。我在公交车站等407路，来了一部车，赶上前一看，不是；一会儿又来一部车，抬头看，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二十几次，每次都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越到后来就越不敢抱希望了。范进从20岁考到了54岁，考了二十几次，希望的肥皂泡—次次吹起来，一次次破灭，他可不光是失望，在胡屠户的世界里，他更一次次受人戏弄、奚落、挖苦、嘲笑，他怕再一次遭受失望的痛苦，因此连希望之心都不敢萌生了。他可怜地哀求“高邻”怜悯他，饶过他，不要再开他的玩笑，不要再拿他开涮，不要再戳那淌血的伤口。作家正是从他的不信，写出他由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这是一个饱受创伤的灵魂呵!

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真的中了。对着中举的报帖，他

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高尔基曾经惊叹契诃夫，只用一句话就足以创造形象，就足以定下一个短篇小说，一个使人惊叹的短篇小说。吴敬梓也有这样的本事，“噫！好了!我中了!”这是从范进几十年的甜酸苦辣中提炼出来的晶体，一句话就足以代表整个形象。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受到强烈刺激可能中风，范进是心理有病，受到强烈震动就“精神中风”――发疯。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例外，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反映了科举制度被剥开的本质。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这种小说钻进生活和心灵的深处，如同钻探机钻进地心一样，能够把人物灵魂最深的隐秘挖掘出来，产生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

喜剧往深一步写，可能成为悲剧。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八股科举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吴敬梓的嬉笑怒骂不是单纯的愤世疾俗，而是出于深沉的忧世之心。的确，像传统美学所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眦，眼眶，圆睁怒眼，把眼眶都张裂了，这是表现愤怒到了极致。但有时候用嬉笑，嬉皮笑脸表达的愤怒，比裂眦之怒还要尖刻。恸哭是极悲哀的，但有时以长长歌啸的方式表达的悲哀比恸哭更悲哀。也就是说，用笑表现的悲，比用哭表现的悲，更加令人悲哀。用喜剧方式表现的悲痛比用悲剧直接表现的悲哀更加深沉。这是艺术辩证法。成功的含泪的笑，含泪的喜剧，就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鲁迅的《阿Q正传》是这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是这样。吴敬梓的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带血丝的笑。他的忧愤之情感染了读者，人们读后，笑罢低眉长叹息，不能不愤恨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滑稽的笑人们容易接受，含泪的笑则更为复杂、更加深沉，需要发展了的、成熟了的思想才能领会。这种笑声，喜剧性和悲剧性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道，在多重奏中，它虽不是嘹亮的高音，音色却十分宏厚沉郁，构成《范进中举》的基调，也是整部《儒林外史》的基调。鲁迅称道作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大概主要是指这种笑声吧。

3、悲喜融合的形象创造

中举发疯，这可不是作家凭空瞎编，在科举时代这是确实有的事，一直到现在，还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发疯的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了一个中举发疯的故事：

明末，江苏高邮的“神医”袁体庵接待一个中举发疯，“喜极发狂，笑不止”的病人。袁体庵了解病情后，故意大惊，直接对病人说：你这病已经不可治了！活不了十天了！你赶快回家，迟了就来不及死在家里了。袁医生停了一下又说：你路过镇江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何医生再看一下。袁医生就写一封信让病人带给何医生。这个新举人受了这场大惊吓，立即回家，经过镇江的时候，咦！病已经好了。他把袁医生的信交给何医生，何医生把信给他看，上面写着：这个新举人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就是一下不能恢复正常），这不是用药能治的。我故意用危险和痛苦来打动他的心，用死来吓唬他，使他忧愁抑郁，这样可以让张开的心窍重新闭上。到镇江的时候估计应当痊愈了。新举人看了这封信，遥遥拜谢医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科举时代这类逸闻绝非仅有，在儒林中也作为趣闻到处流传，但到了吴敬梓那里，它却像一块强磁石落进记忆的仓库，把平素积贮的对于科场士人的种种观察和感受吸附到周围，迅速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晶体——范进中举发疯的故事。

这类科场逸闻当然不是范进故事唯一的素材来源，作家在创作里放进了自己对八股儒生可怜可悲生活的大量观察和思索。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又在举业发达的苏浙皖各地与文人广泛交游，自己也亲身饱尝了科场的苦辣，他的好友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士如仇”，特别讨厌热衷八股的人，对八股制度的腐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有感于中，必发于外。他的许多诗词对此就已有抒写，像《哭舅氏》就满怀忧伤写了他舅父——一个科场老儒的悲剧：“弱冠为诸生，六十扰屯邅”，十几岁考上秀才，到60岁还中不了举，虽然久困考场心力惧衰，而一遇乡试就不顾病痛，带病奔考场，但结果依然是失败而归，泣涕涟涟。屡受打击之后，精神委顿，内心熬煎，“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喝酒也解不了愁，吃药也治不了病，心病岂“药石之所能治”？终于“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悲伤忧郁而死。究竟是什么造成他如此沉重的心病？作者深沉地感叹道：“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科场的成败就决定他在乡人(社会)中的地位，胜则受人敬畏尊崇，败则被人轻贱欺侮——这岂不就是范进中举前后的实际遭遇，这岂不就是逼迫范进发疯的社会原因!

但《哭舅氏》的基调是悲剧性的，而“中举发疯”的逸事却有强烈的喜剧色彩，更适合吴敬梓的创作要求和创作个性，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把八股举业的反常性、可笑性尖锐地揭露出来。由是作家灵感的源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喷射口，经长期观察孕育于心的八股儒生可怜可笑的印象，犹如弥漫空中的水汽找到了凝聚的核心，获得了确定的形态：一个出身寒微的八股士子，由于长期不能考取，受尽社会的挤压，精神濒临崩溃；而一旦意外地得中，脆弱的神经经不起刺激，一下子断裂而发疯。在作家重新铸造的这个范进中举故事里，喜剧性与悲剧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开了。

“中举发疯”，作为情节支柱和核心具有巨大的潜在容量，能够容纳典型的生活内容。要使这潜在的可能性变为艺术的现实性，需要深刻的思想，需要概括和典型化的创作能力，需要作家重新熔铸素材。逸闻没有展示发病的社会原因，重心放在表现“神医”袁体庵诊断和治愈心病的高明。而吴敬梓的成就恰恰在于，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图画，展现八股士子灰暗的社会环境和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举业上的失败者，连至亲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一把盐。精神上的压力使他变得怯懦自卑，物质上的困顿又把他逼到了绝路，举业之神把他捺到深渊之后又突然抛到天上，他如何受得起这样的簸弄？他的卑琐迂呆是功名富贵所致，他的疯狂失态同样是势利世风捉弄的结果。中举的范进是笑了，但笑得那样碜人，笑声传到别人心中已经变成哭声，仿佛是科举致残的人用绝望的哀嚎控诉八股对他的戕害。不是吗，你看，他一笑，他母亲就哭了，他妻子也“哭哭啼啼”，都在埋怨：“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在这里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了，而“八股摧残人”“势利吃人”的主题却最鲜明不过地显现了出来。

治疯病的办法也受逸闻的启示，报录人分析他的病是由于“欢喜狠了”，“迷了心窍”，如今需要让范进吃一唬以便惊醒。这道理，与袁体庵医生讲的如出一辙，当然中医的病理分析已改为普通百姓的语言。但在施以心理的惊唬之时还要添加上胡屠户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却是天才的神来之笔。小说里的胡屠户取代了逸闻里的医生，医生只代表一种医理，胡屠户却集中体现了社会环境的某—特征，他与范进的相互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势利环境与贫寒儒生的相互关系，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本质特征。胡屠户不会用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势利的面目，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在他那里通过赤裸裸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范进身价的变化他可以用猪肉斤两的数字精确地估量出来。然而正当新举人身价骤增，他急需加倍地讨好举人老爷以偿还过去欠下的欺虐债的时候，人们却要他用加倍的力气去打举人一巴掌，他想巴结的却要他去得罪，如此尖锐的矛盾，怎不令他作难!喜剧的锋芒透过胡屠户直刺向那个逼人发疯的病态社会，趣闻逸事终于发展成为包容了深刻社会主题的出色小说。

4、第三重奏：严冷的笑

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第三回末出现了第三重奏严冷的笑。那是随着张静斋的出现而奏出的音响。如果说范进中举前，主要从胡屠户对他的轻贱表现他的辛酸，流露了作者对他的哀怜；那么，中了举变成老爷后，作者则主要写在张静斋的教唆下，范进如何一步步蜕变，笑声里哀怜的音调就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特别对于欺压人民的张乡绅，作者满怀憎恶，向他喷射讽刺的烈焰。

张静斋拉拢新举人，就像投机商抢夺奇货，从县城到范家四五十里地，他“闻报即来”，动作之迅速，使人竟以为是作者疏漏了。他慷慨解囊．又是赠银又是赠屋，貌似好交游敦友谊的样子。然而，作者不声不响地夹写了他为侵占田产而设计讹诈僧官的阴谋，其品行为人就已昭然若揭了。他今日之不惜重价，只不过是在新贵人身上投资，为了他日可以从中牟取暴利。他对范进的提携指点，实际上是腐蚀教唆，把原来尚不失拙朴的八股腐生，俘虏到官僚劣绅阵营中来，濡染成他们的同类。

范进也真正没有辜负他的引路人，居丧期间张静斋教唆他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如果说，一开头他尚有犹豫，“不知大礼上可行得？”那么，经过张静斋的一番言传身带，他的脸皮很快就厚起来了，在张静斋的“礼有经，亦有权”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导演下，他出色地扮演了一出吃大虾元子的丑剧：按照封建丧制，居父母丧应当不饮酒、不吃荤、穿孝服、不远出，范进在母亲刚刚去世的热丧期间，不但远出打秋风，而且脱下孝服穿着吉服去见汤知县。这已经是严重违制了，但在知县的宴席上，看见摆着银镶杯子和筷子，他却要退前缩后扭捏作态不肯用：知县不解其故。张静斋笑道：他遵制丁忧，不能用镶银的杯子和筷子。知县连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子、一双象牙筷子来。范进还是扭扭捏捏不肯浍。张静斋解释说：象牙筷子也不能用。知县叫人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筷子来，范进才肯用。知县心里着急：他居丧这样严格尽礼，如果不吃荤菜，那就糟了！我还没准备素菜呢！后来看到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了心。鲁迅激赏这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接着，张静斋在汤知县面前谈古论今信口雌黄，把元朝至元年间的进士、明朝开国功臣刘基说成明洪武三年才中的第五名进士，其无知不言自明。范进也不甘寂寞，为显示自己有学问，偏偏要凑上去插嘴说：“想是第三名?”这时他已经学会胡吹瞎扯大言不惭．与张静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作者向他们射出尖利的讥刺之箭，进行无情的鞭挞。

高要县的回民推举一老师傅做代表．送给汤知县50斤牛肉，张静斋叫知县抓住这个机会出个“清官”的大名：取一面大枷将老师傅枷了，再把50斤牛肉堆在枷上，推在县前示众。“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汤奉按照这个以酷刑邀清名的高招，如法炮制，结果把无辜的老师傅活活枷死。作者安排了回民围攻县衙要打死张静斋的情节，逼得张静斋和范进穿着草帽草鞋，翻墙逃窜，狼狈不堪，“惶惶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这在讽刺艺术中称为惩创，故意设一个局，重重惩罚你一下。这突出地表现了吴敬梓深恶痛绝的愤恨之情，在严冷的笑里听得见作家的切齿之声。

吴敬梓的讽刺艺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鲁迅曾批评清末的谴责小说缺乏“度量技术”，够不上讽刺标准：吴敬梓恰具此等技术，很好地掌握了讽刺的分寸。他的讽刺．不是泄私愤，不想投时好，而是出以公心，对胡屠户，对范进，对张静斋，态度各有不同；对同一个范进，以其发迹蜕变为界，前后感情也不一样。他能够度量讽刺对象的质地和尺寸，分别用不同的态度和感情，轻捻重拨，弹奏出不同音调，不同性质的笑声，组成笑的多重奏。读罢《儒林外史》闭目回味，仿佛可以听到这位古典作家用心弦弹奏的讽刺交响乐，听出他的愤恨和鄙夷、抗议和悲哀，我们还在自己的心底引起深深的共鸣，并且赞叹着：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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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上）：势利而滑稽的胡屠户

《范进中举》(下)：从可笑可悲到可憎的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