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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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
! [, R7 @7 g$ ]) E; H% i6 a; a+ n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
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
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
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
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
8 d/ z& }5 n8 x# o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
《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
/ N( ^4 X$ q2 ?/ I; O0 g- X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
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
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
9 z8 K$ w# t6 C6 c* k1 F' J; d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
+ z2 S9 w6 T- i7 ~" z( ~- _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
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
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
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
/ u) S6 l* Y/ b% X$ `) z; Z9 ]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5 ~; R' v1 ^0 \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
* |6 y/ J3 o/ ]  u" z" b$ k7 M/ m! g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
% [9 j& Q3 z& g& z# R1 r% L* g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
: Y* N. e. a$ A! z- d( X2 i- L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 Y& X$ t% m7 k' s  u! q6 q3 N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
* v" [/ @' a9 i! G! p  X( P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
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
* s8 N) E; M, O/ r. `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
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 y2 Z! w6 h* |4 M! ?1 C4 ^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
+ f7 J8 p. s1 X4 H' N% @7 u4 y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
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
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
9 M# ^$ W8 k' m1 ]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
0 \! O5 U& X$ ]) z* T% A7 A1 i1 X$ v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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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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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8 m. p7 C& O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
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
9 l& G" J1 L. G5 \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4 w6 ^3 E! B4 q' G/ ]  C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
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
2 i4 o$ s. y9 M' c, \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
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
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
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 z8 R5 Q2 `* k6 {6 r: L3 ]. B/ q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
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
5 z+ @0 v: U. e: X3 \* i. Z  {/ O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
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
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
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
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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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
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
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
2 O  p9 V' _, t4 m8 R, E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
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
, R4 n9 ^' T" |- `4 `) }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
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
* }: n; B- \7 M8 k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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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
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
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
; w! C; z7 x. n% ]: w( S" n; W! _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
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
1 B8 W% P, I) _5 ^# {5 o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 V; ^. o" f) Y, q+ y$ P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
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
  ]2 ^, y6 X) L0 n9 n) a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
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7 C9 }" h0 X- f2 B  S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
$ }/ k; V/ m1 z( T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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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N3 f/ l% V  X( i9 }1 I3 P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
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
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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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
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
9 |1 |9 l0 l5 V. F1 O/ c+ m$ n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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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N; N% B0 b+ E# }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
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 H& U( m# J: f1 I——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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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 L# v* W% y* G5 T$ c+ v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
, j7 c5 m, q1 |0 j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
- u2 D5 ~& \4 L+ ~. v* Y0 r/ ?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
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
' {  W6 I) J- }4 e: O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
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
$ c: @5 \+ H* M- V( v1 }3 A, ^( W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
; k6 Y& A  f* A& f. Y4 t5 O3 f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
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 R8 W9 o+ c1 a; i2 M1 b: \9 U; ^0 V-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
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
2 e* ~* |/ |  g6 V) l  t9 \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
  `3 j& @( L: y: ]5 ^& g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 V7 t4 p8 N5 P1 c' U$ d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
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
: ]( P9 j6 C) P" s% F4 @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
" O6 j& r" D8 v& L+ t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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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
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
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
2 G+ Q) |. b! y6 D# n& M+ Z! X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
悼念》一文改写的。

dmydxyaf

作者是谁啊？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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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书院，未标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