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苏轼》系列节目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11:56

（一）少年成名

画外音：

你知道苏轼吗？你了解苏轼吗？一提起苏轼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他那脍炙人口的美文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这些流传千古的诗词名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而对于生活中和官场上的苏轼，你又了解多少呢？苏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与他本人的个性为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又该如何解读他的宦海沉浮与儿女情长呢？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对苏轼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历经千年而不衰？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一起走进这位与众不同的文化学者，品尝跌宕欺负的别样人生。系列节目《苏轼》第一集少年成名，敬请关注。

康震：

  对于苏轼苏东坡，我想各位观众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他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优秀诗篇：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禁不住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走在庐山的风景里的时候禁不住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禁不住用他的诗来宽慰自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我们在一个中秋的月夜思念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也禁不住要吟唱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确，苏轼的诗词已经成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血肉当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丰厚的文化养料。它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每天都流淌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对这样一位伟大而富有魅力的文学家，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我们到底想过没有，他的这些迷人的富有魅力的诗句是怎么写出来的，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究竟接受过怎样的家庭教育；他科举考试成绩如何；他进入仕途之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他又是为了什么被一贬到了黄州，而后他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在短短十七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八品官升为三品大员，最后苏轼又是因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被一贬到了惠州，再贬到了儋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在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言呢？所有这些象迷一样的问题，就共同的汇成了苏轼丰富的一生。而我们要了解这些谜团，要了解这些问题，那还就必须要从苏轼少年时代说起。

画外音：
走近丰富多彩的苏轼，让我们慢慢道来，苏轼字子儋，号东坡居士，北宋中期的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山，1101年死于江苏常州，终年65岁。苏轼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共生有三男三女，苏轼与弟弟苏辙排行老五与老六，而排在他前面的哥哥姐姐均夭折，而恰恰就是苏家硕果仅存的这哥俩儿竟然在日后成为苏轼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那么，幼时的苏轼接受的是怎样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少年成名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与弟弟苏辙的名字又有怎样的深刻寓意呢？

康震：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苏轼从小所接受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得有证据啊，有诗为证。苏轼六十多岁的时候遭了难，被朝廷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老头晚上做了个梦，你猜他梦见什么了，他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了，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呢，醒来之后，老苏写了一首诗，记录他这个梦，这诗说的好。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沮及桓庄初。
  坦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个诗什么意思啊，小时候自己太贪玩儿了，不知道读书，老爸监督着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出去要办事，给他布置了一家庭作业，今天你必须得把《春秋》这部史书给我读完了，回来我得检查。苏轼看看那钟表，爸爸快回来了，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啊，肯定死翘翘了。这个胸口里头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嘴上就好像那鱼咬了钩一样难受，你想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监督读书的情景。这个严厉不是表面的严厉，那是严厉到骨头里头了，你严格要求孩子得达到这种效果。苏洵不但对苏轼兄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也交给他们做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什么呢，《名二子说》，从这个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入手来分析，来告诫他们应该将来怎么做人。苏洵在这篇文章里说，说一辆车子有轮啊，有用；轮上有车幅，有用；车上有车盖，有用；这都是最有用处的几个部件。有个小部件好像没太大的用处，叫什么呢，叫轼，就是车子前方有一个横木，你要坐在车子里，有时候车子颠簸的比较厉害，抓一把那横木，但大多数情况下那个横木没什么用处，可是你要说少了这个横木，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苏洵说，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起苏轼这个轼这个字吗，希望你象这个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为人应该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你有才华，你也给我憋到肚子里，一点一点地渗透出来。辙呢，更有意思了，如果说这轼还有点用处，这辙简直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呢，辙是车轮子的印儿啊，举行汽车拉力赛跑了个第一名跟这辙也没关系，车跑的太快翻到沟里了，也跟辙没关系。

苏洵希望苏辙象车印一样能够妥善的处理货与福的关系。他了解他的这个小儿子，性格很沉稳，不像他那个哥哥，老顽童一样。俗话说得太好了，知子莫若父，苏洵太了解这两个儿子了，他对这两个儿子名字的分析，也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苏轼这辈子吃亏吃大发了，就吃亏在两样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这杆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得罪人太多，招人嫉恨。可是我们觉得要不是这样这苏轼在我们眼里就没什么魅力了，他就不可爱了。苏辙比起他这个哥哥来说，那要稳健得多，要含蓄得多，要沉稳得多，可我们也觉得这个人就没有苏轼身上那种快意恩仇、潇洒自在的可爱劲儿，没有那种魅力。人生就是这样。
  这是苏轼的父亲，他的教育。

画外音：
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那么，苏轼母亲的教育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教育对苏轼的少年成名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康震：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官宦人家，她性格中有果敢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这程夫人对苏轼人格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在座的母亲学习。有一天，程夫人带着这十来岁的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的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了很多权贵，他办案子不讲人情，结果被人家诬告了，判了死刑，将要走上刑场。临上刑场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告别，他说，母亲大人儿子不能进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怎么回答，他母亲说，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呢？你为了理想舍弃自己的性命，我这当妈的支持你,就是这么个故事，讲完了。十多岁的苏轼会有什么反应？他对他妈妈说：母亲，我希望长大以后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您注意这苏轼他才十多岁，但他脑瓜子很聪明，他问他母亲你同意吗，这是反过来考他母亲的。可以有好几种回答，第一种，No.1，好儿子有志气，妈妈支持你；第二种，No.2，说儿子你真不错呀，你这范叔叔，范滂叔叔也是好样的，可是有一样，咱能不能不死啊；的三种，别瞎说，什么死啊活啊的，老娘还指着你养老送忠呢，在家给我待着。大家虽然笑了，可是你很难说这三种回答谁对谁错，他都有合理性。关键是这程夫人她怎么回答苏轼的这个问题，程夫人很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什么叫人格教育，什么叫道德教育，什么叫思想政治工作，什么叫做潜移默化，什么叫做以身作则。苏轼这一辈子活得是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眼睛里不揉沙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小时候有他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好家长，这样高质量的家长，给他的良好的教育，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话外音：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那么，苏轼兄弟会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中金榜题名吗，这场考试会改变苏轼的命运吗？

康震：
  考试分了三步，其实也是三道关啊。第一道关，先得参加首都开封府组织的举人考试，你得先成为举人，身份变了才能往下接着考。小菜一碟，苏轼、苏辙轻松过关，到达第二关。第二关是什么关，是礼部组织的考试，相当于我们现在教育部组织的高考，出了个作文题挺难的，这作文题是什么名字啊，《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请您论述古代君王在奖惩赏罚的方面都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这个题狠刁的，你得有很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得有点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做好。那苏轼这篇作文写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得到主考官的认可？有一天，主考官当朝的翰林学士，大文人，文坛领袖欧阳修看到了一份考卷，欧阳修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你瞧我们这一会儿讲了几个了，这北宋的文人太厉害了，随便讲一个就是什么家，读到了这篇作文，写得真不错，立论高远、层次清楚、文字老道，颇有些大家风范。给了几个副考官也看了看，意见比较一致，觉得这个人应该拿第一名。欧阳修拿起笔来准备给他点第一名，这笔拿起来还没落下去，到底姜还是老的辣，老头有点活思想，琢磨这文章写得也太好了，这谁写的，琢磨琢磨，想来想去，老头有点得意，这么好的文章别人写不出来，肯定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欧阳修教出的学生写出来的文章，我当然是天下第一了，我的学生起码是天下副第一。老头一想这问题很严重啊，相当严重，我要给我的学生点个第一名，将来传出去岂不说我们师徒之间互相串通、徇私舞弊？

我的名声跟我学生的名声都会受到重大的创伤，不能这么办啊，我得忍痛割爱、大义灭亲。梆梆梆，老头给这文章点了个第二名。欧阳修是完成了道德上一个自觉，老头儿觉得办了一件好事，他想曾巩我的学生思想境界应该跟我差不多，很能理解我的做法。其实曾巩根本就不感谢他，因为这跟曾巩八杆子打不着，曾巩既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二名。欧阳修虽然是大文豪，可是这个眼界还有点太小，他不知道天下大得很，凭什么第一就是你的弟子，四川眉山有个小伙子那文章是天下第一，姓苏名轼字子瞻，芳龄二十二岁。

  苏轼写了个第一名水平的文章所以得了个第二名，冤死了，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关是考过了。还有第三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苏辙兄弟也顺利过关，被授予了进士及第的光荣称号，你算一算，苏轼这一年才二十二岁，苏辙也不过才十九岁。古人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岁你考中进士算是年青的，那二十二岁和十九岁考中进士岂不是少年成名天下知吗，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画外音：
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的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在这篇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文章里头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呢？主考官欧阳修为什么对它那样的青睐，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之间又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发生什么特殊的故事呢？

康震：
这欧阳修啊，这次是认对了文章点错了名次，这第一桩郁闷就不说了，这老头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解开，为什么苏轼这篇作文，我们刚才说了那题目不是说历代君王处理奖惩奖罚的时候都是宽大的原则吗，苏轼在这个作文里头用了个典故，把老头给难住了。什么典故啊，典故上说，古代的时候，尧舜禹的那个尧帝手下有个司法官，三次要判一个人死刑，尧本着宽大的原则都赦免了这个死刑犯，欧阳修也是博学多才的人啊，在自己家那书房里找了三天三夜都没找到这个典故。他就纳了闷了，难道我读的书还不如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问苏轼，你这典故从哪儿来的？

苏轼说，《三国志.孔融传》您翻开看，肯定有。老头够辛苦的，晚上回家又翻《孔融传》，翻了一宿没找着，回头见了苏轼又问，说没找着啊，你到底是从哪来的那么一个典故啊？苏轼说，哦，您还真翻了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那是我自个儿瞎编的。怎么能瞎编呢，你怎么编的？苏轼说，您看那孔融传里不是有这么一故事吗，曹操灭了袁绍，就把袁绍那挺漂亮的儿媳妇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听到这个事很不满意，跟曹操说：哼，当年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就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赏给了自己的弟弟，曹操说哎哟，我知道你读书多，这典故从哪儿来的？孔融说我瞎编的，你现在当代人能做出这种丑恶的事情，古人想必也能做出。苏轼跟这欧阳修就说老师真是对不起，我是觉得凭着尧帝的那种宽厚之心肯定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我先编一个。大家现在是在笑，可是你要想，你的学生这么回答你，他说这证据是我瞎编的，而且是在高考这么严重的情况下瞎编了一个论据，你会有什么反应?治学态度太不严谨了，瞎编乱造，打出学堂，不给发毕业证。欧阳修什么态度？

欧阳修竖大拇哥，逢人就说这件事情，说苏轼不得了啊，这样的人读书真是善于读书，善于灵活的运用知识，这个读书是读到了自己的血肉当中，读到了自己的灵魂当中，外在的知识已经完全的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欧阳修说，我读苏轼的文章，身上直冒汗，后生可畏，我不行了，我这老头还是早早隐退到山林里面，好给这年青人让出一条路来。欧阳修说得很重，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欧阳修了，苏轼的名字在文坛上将大放光明。欧阳修当时什么官职，翰林学士，政治上地位很高，他是主考官，位置很关键，他是文坛领袖，地位很显赫。苏轼当然才华出众，但是老师对他的奖励，对他的扶持特别重要。我觉得欧阳修这个人真是胸怀坦荡，很值得我们现在当代人学习。

画外音：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秒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朝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制科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科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科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科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吗？

康震：
  这个制科考试，那跟进士科考试不一样。进士科考试基本上是三年举行一次，招收的人数也比较多；制科的考试是不定期的，而且程序特别麻烦：首先，你得有朝中的大臣推荐你，推荐上了以后还得首先参加一个预试，由六位朝廷大臣组成的一个考试委员会测试你；这个考试通过以后才能接着进入皇帝亲自出题，亲自主持的这个制科考试。因为这个制科考试它本来就是皇帝为了直接选拔那些特别优异的人才设置的考试制度，参加完这个考试，还能拿到优秀的成绩，那更是难上加难。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北宋南宋加在一起，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举行了多少次制科考试呢？22次，你看看这个比例。那么录取了多少制科的人呢？41人，三百年41个。

那么同期三百年里边录取了多少位进士呢？4万多人。四十一比四万多，差一千倍。话反过来，能不能这样说，我要是考中了制科我就比进士科光荣一千倍，我获得的提拔的机会是不是也要比进士科要多上一千倍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宋仁宗跟欧阳修可不一样，他非常赏识苏轼的文章，而且非常准确的把他点为最高等－第三等。人家说老师你糊涂了，第三等试最高等啊？那第一等和第二等算什么？这是大家不了解情况，宋朝的制科有一等和二等，但是太高了，虚设，实际上等于没有，最高等是第三等。下来是什么呢？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最后有一个第五等，第五等的意思就是您回家，没您什么事了，不及各。北宋建国到苏轼的时候，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头，在苏轼前面只有一个叫吴育的文人考了一个第三次等，话说回来，苏轼在这一百年里头是第一个获得第三等，最高等的。可以说是百年第一。苏辙，他的小弟弟，也不示弱，我比你小，我当然不能有你考得那么好，但是我考个第四等，也很厉害啊。这一年，苏轼二十五岁，苏辙二十二岁。二十五岁正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年龄，二十二岁正是本科生毕业的年龄，太年轻了。

  我们得认真想一想，苏轼兄弟一路过关斩将，取得这么好的考试成绩，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人都很害怕考试，有的仁也对应试教育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我们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读得很优秀的人，不会成为考试的奴隶。我们刚才讲了苏轼读书的生活，你看，他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第二，他有非常扎实雄厚的基本功；第三，他有非常科学巧妙的读书方法；第四，他善于灵活运用知识；第五，他有一个好的老师欧阳修，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提拔他，奖掖他，夸赞他。所有的这些综合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当然成为科举考试的佼佼者。
  现在你想想，这也太可怕了，礼部考试第二名，制科考试弄了个百年第一，这回苏轼恐怕要获得比一般的人多一千倍的机会了吧。科举考试，少年成名，即将进入仕途的苏轼是不是也会少年成名一举成功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初出茅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23:20

（二）初出茅庐

画外音：
上一讲说到，苏轼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二十多岁的苏轼即将走进官场、步入仕途，那么初出茅庐的苏轼在应试时一举成名，在官场上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自古雄才多磨难，苏轼与历史上文人从政相比有那些独特之处，他的为官之路到底是平坦还是坎坷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与我们一起品读苏轼，探秘他鲜为人知的为官之路。十集系列节目《苏轼》第二集《初出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康震：
  苏轼这辈子，实际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什么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点长。大理评事是个什么官，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京官。这个官不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这是个虚衔，挂名的，表面身份的，他实际的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市，他这个官的意思就是协助凤翔府的知府，也就是凤翔市的市长处理公务，大体相当于凤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那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能担任，苏轼能够在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入仕途就得到这个官职，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礼部考试和制科考试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当这个官。是啊，成绩优异给了个重要的官职，接下来就看你在做了。
  苏轼是打定主义决定打响人生的这第三炮，也得来个一举成功。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吃不下饭，怎么回事，他跟他这个顶头上司不对付，关系处理得很紧张，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凤翔府的知府，凤翔市的市长陈公弼。你想苏轼是干什么的，他是办公厅主任，他天天都跟着市长打交道，跟他的关系处不好那不是添堵吗？陈公弼是个什么人，又黑又瘦的小老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铁面无私，那些王公大人见了他都顺着墙边走，年轻人看见他就害怕，苏轼是什么性格，性格本来就很开朗，豪放、外向，想到什么我就说出来，可是这个陈公弼才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你到了我这凤翔府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主任科员，做你的科长，别一天到晚在我这跟前摆你这点小小的资格。老陈一上来就给这小苏几个下马威，第一，苏轼当年考制科的时候他有个名头，我们知道你考这个制科的时候它分了很多种的科目类型，他这个类型叫什么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他这文章写的好，品格很端正，能言极谏意思是说他善于写策论文章，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这就是个科目名字。有的同时很尊重苏轼，就尊称他为苏贤良，这没什么啊，一见面，苏贤良好。让老陈听见了，老陈说，你多大个人你就贤良开了，我这还没弄上一陈贤良你就苏贤良了，把称他苏贤良那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那你想苏轼这脸上真是挂不住，挺尴尬的；第二，北宋它有一个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叫做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市长、副市长、其他的一些官员，到了这一天大家来一个聚餐会，谈谈体会，谈谈感想，放松一下。前面不是刚把那位拖出去打了板子了吗，苏轼心里就不高兴，赌气，我不去。你不来是不是，不来好啊，不来交钱，我罚你的款，按规定你不来我就可以罚你的款罚了苏轼整整八斤铜。大家听了很奇怪，怎么罚铜啊，北宋的时候，一千文铜钱合五斤，八斤铜，算盘一打，一千六百文铜钱。这钱其实也不多，但是让人弄得又没面子，还没怎么工作呢就被罚款了；第三，苏轼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写文章，可他的这个工作老要写一些公文，这公文苏轼也很擅长写，可是有一样，他每次把这个公文写上去交给陈市长的时候，这位陈市长拿着这个公文，上面改一下，底下改一下，左边改一下，右边改一下，总得改你个七八不离，然后才定稿。这苏轼就觉得纳了闷，我的文章皇上都说好，当今文坛大腕欧阳修都说好，你个五品的知府，又不是什么大文人，在我的文章上改来改去，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心里头很不痛快。

画外音：
此时此刻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成名，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倍加赏识，这更加使得苏轼对前程充满了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的上司，陈大人的百般挑剔让他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苏轼的上司陈公弼难道真的想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官儿举步为艰吗？

康震：
  你想苏轼这个人是爱憎分明全都在脸上写着呢，找个机会把这个干瘦老头报复一下以泄我心中之气。机会来了，陈公弼虽然对下属非常的严厉，可他也懂得一张一驰的道理，有一次，他就在官府的后花园修了一座亭台，亭台修起来挺漂亮，平时同事们没事，喝点酒啊，品品茶啊，彼此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啊，这不挺好吗。台子盖好以后起了个名叫凌虚台。苏贤良不是会写文章吗，您给咱写篇作文吧，就写一篇《凌虚台记》，把这个凌虚台怎么盖起来的，有什么功能，将要发挥什么作用，表现咱们官府里头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写出来。让我写凌虚台记啊，好，没问题，我肯定写，你看我怎么写。他这个凌虚台记怎么写的，给大家翻译一段大家听一下，他说，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听他这个开头，说凌虚台建造的地方当年可是一片废墟啊，反过来说，这个凌虚台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你看看凌虚台周围，历朝历代的宫殿的遗址哪一个不比凌虚台大一百倍大一千倍呢，现在不都是残垣断壁吗？苏轼说建筑尚且如此何况人世的变化呢？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自鸣得意，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要告诉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号，写完了。他当然不可能直接跟他的顶头上司叫板，但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这是小苏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怒气通过这篇文章，像一支小小的讽刺的箭射向了老陈，这个老陈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反应，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陈，看到了这篇文章，笑了，他说，哎，苏轼这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少年成名啊，出名很早啊，我平时对他要求严格不给他好脸色看，就是担心这样的年青人成长的太顺利了，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挫折，有曲折，长此以往下去，太过顺利，迟早有一天把握不住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就是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在乎，对我挺有意见，瞧这小文章写的，还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公弼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告诉下级，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要动，原模原样地刻在凌虚台旁边的石碑上，我就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非常地后悔，他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他写到，想我年青的时候，在凤翔府做官，少不更事，经常跟我的上司陈大人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脸上就不好看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苏轼这一辈子写了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到他当代的人物，陈公弼就是一个，而且陈公弼的这篇传记在这十篇传记里边篇幅最长，记述得也最为详尽。

画外音：
苏轼写《陈公弼传》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历经波折的他自然也就理解了当年陈大人对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苏轼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应该是十分感性的。在凤翔工作了三年之后，三十岁的苏轼被调往朝廷任职，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与当朝宰相王安石在政见上发生了冲突，苏轼身为一个年青的小官员，胆敢得罪当朝宰相，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初出茅庐的苏轼为什么非要与宰相针锋相对呢？

康震：
  他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任期就到了，被调回中央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官员颁发他的任职凭证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苏轼调回到中央做了那个官。这一年，宋神宗就正式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我很简略的谈谈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军队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你重用文职官员你就得投入，提高工资待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财政负担之重，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的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大家说50多万文没概念啊，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能算出来，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你想想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所以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得不改革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研究就锁定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画外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官员，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朝廷之上，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政见之争，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可避免的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那么苏轼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他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康震：
  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我们用简略概括的语言来讲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什么呢，是属于反对改革变法。那么对王安石呢，苏轼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舆论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我阐释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流传着很多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阐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说得也很有道理啊，你药这么解释下去都可以一直这么解释下去，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的，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但是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影子啊。王安石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的学术影响力很大，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苏轼的影响力降低到最低点。

画外音：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可以说，在限制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此外，以大文人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物，也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那么对苏轼来说，他与王安石政见的对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苏轼的仕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康震：
  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你要是提拔他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你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市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还奇怪，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用他，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

画外音：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道不同不相为谋，苏王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面对着这种态势，尽管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学，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也只能忍痛割爱，让苏轼去地方为官。那么对于政治斗争力不从心的苏轼来到地方会有所作为吗？这次，他经得起去地方当父母官的考验吗？

康震：
  我们说，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前后八年的时间，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他要接受这个考验，他是考成功了还是考糊了？我们以前讲的李白杜甫都是大诗人大文人，但是一到具体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就不灵了，苏轼呢？他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按照朝廷规矩三年任期一满一调任，他先后又在密州，在徐州，后来又到湖州担任知州，后来担任的都是正职。我们只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他在八年的地方工作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徐州这个地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苏轼刚一到徐州正碰上发大水，把徐州城给围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位高达两丈八尺，比城里面的平地要高一丈零九寸。一张零九寸，民信能承受这一丈零九寸的差距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一听说一丈零九寸了，纷纷的要出城去避难，那苏轼是坚决不允。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我苏轼不走水就冲不垮徐州城，你们都回去。给这些人都劝回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些富户、商户一旦全部迁移走，整个城里面民心全乱了。这是第一步，抓住了民心。第二，紧急调动了五千民夫，抢修城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可是你知道，这个洪水围住之后你老这么堵他，这不是根本之道，你得怎么样呢，你得把它疏导出去，怎么疏导啊，他招集水利专家把徐州城北有个地方角清冷口，把那儿给凿开了以后，把水想办法逐步的引到黄河的故道上去，引到黄河故道，然后再流到海里去，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否则你调十万人来堵，越堵水越高。你要知道这是徐州知州，他是第一把手，他要决策要具体组织实施，这是对苏轼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人命关天。大水围困了七十多天，最后终于被疏导到黄河故道上。苏轼这个时候一直都是七十多天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拄着木杖，屉拉着木板鞋很辛苦。这是在徐州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我们讲徐州他的抗洪抢险工作，这只不过是苏轼在八年的地方行政工作当中一个很小的侧面。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六口水井全部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用不成了，吃水成了大问题，苏轼和其他的官员一起商量修复了这个水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说，这八年的实践证明苏轼不但是一个好官，处处为民着想的好官，这是首先的前提，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大家也许要问这八年行政工作这么繁重，苏轼还写诗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他写诗的事，抗洪抢险我们没听过，写诗我们听得多了。应该说正是由于走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他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写得更好了。
  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太美了，苏轼到杭州做通判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杭州的美景，特别是杭州城的美丽的眼睛－西湖，他在诗中写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想到西湖就本能地会想到这首诗，这首诗已经变成我们对西湖想象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映。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西湖是这么样的明媚明丽，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装扮了浓妆一样；在下雨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么空灵那么缥缈，就好像一个女子化了淡妆一样，不管西湖是浓妆还是淡妆，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像西施一样无比的完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子湖，就是从苏轼这诗里来得，所以你说大诗人写诗他一不留神就会缔造一个新的风景名胜的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官，而且是一个得民心的有能力的好官。即便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能够非常潇洒而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的情思，他惹人喜爱，他很幽默，又很超脱，这是苏轼的迷人之处。现在苏轼又要去他的另一个新的任所，这就是宋神宗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恶梦也将伴随着他到达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大难临头》。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26:54

（三）大难临头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康震老师说到，王安石变法，苏轼始终是站在对立面。他几次向神宗皇帝进言，极力抨击新法的弊端。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京城的日子呆不下去，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离开这是非之地。元丰二年四月，苏轼来到了湖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吴兴做知州。就在他刚到任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把他投入了监牢。那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在狱中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苏轼能躲过这次灭顶之灾吗？

　　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何正臣抓住了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强烈要求朝廷严厉处罚妖言惑众的人。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展开了。那么，他们给苏轼定的“滔天大罪”具体都是哪几条呢？

　　面对如此地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的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在押到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苏轼也曾预备了一些药物，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时，就先行自杀。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何以遭受这么大的冤枉？苏轼究竟写没写有关“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呢？

　　看来，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好像苏轼命里注定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面对苏轼这一冤案，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天才诗人说句公道话吗？难道四十四岁的苏轼生命就要在此终结吗？当然没有，这时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出面为苏轼救助，那么，这些代表人物究竟是谁呢？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当然不会，他们不会让自己精心设计的预谋付之东流。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作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絮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达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冶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搜集会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O 七四）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高青岛很近。他在济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0 七七）到元丰二年（一O 七九）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鬓，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分，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孩童死于道边。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它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婢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0 七六）在密州时作的。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他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缩，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0七七）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络，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味扑麻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贯，一千八百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苏东坡现在名气甚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等于是逼良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绢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0 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0 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29:58

（四）潇洒东坡

　　在上一集《大难临头》中，康震副教授讲到：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狼狈赴鄂。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
　　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了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东坡，不仅仅在于他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于欣赏他对待人生积极的态度。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人事代谢、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看滚滚不尽的东逝水，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之作。苏轼所创作的词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把词的格调从感伤的艳丽的情调拓展到抒发宏伟的志向，表达自我的胸襟。可以说，词在苏轼的手里由雕虫小技变成了黄钟大吕。苏轼的词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跟随康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我们看到了苏轼由一个洒脱不羁的才子变成了一位冠绝古今的文豪。就在一切走向美好的时候，苏轼却在此时传出了病逝的噩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命运多舛的苏东坡真的就此撒手人间了吗？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在元丰三年（一0八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一O 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得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0 ）十月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鬓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头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0 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信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拱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韩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32:36

（五）东山再起

　　上一集讲到神宗皇帝觉得新、旧两派人物应该同时启用，而且苏轼人才难得，不忍埋没，亲自下令把他从安徽的黄州调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任团练副使，这似乎意味着苏轼的仕途有所抬头。此时，苏轼决意要见昔日的政敌、已经不是宰相了的王安石，苏王二人在政见上水火难容，苏轼到底是怎么想的？王安石执政期间曾让苏轼屡遭排挤、仕途坎坷，两个人见面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随后，苏轼应召回京做官，从宦海飘摇到东山再起，那么，苏轼的升迁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背景？
　　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尽磨难。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引退于民间，而苏轼在官运上似乎略有抬头，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这个已没有了权力的王安石呢？
　　苏轼最初见王安石还是出于自我政治前途的考虑，虽然王安石已不是宰相了，但他在朝中仍旧有很强的势力，而且很有可能再度复职担任宰相。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让他失望的是，现在的老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王安石此时的超脱境界也让苏轼有所感悟，所以，他决定在常州与世无争、怡养天年。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当口，朝廷里又发生了大事，这个举国举国震惊的大事，又打乱了苏轼平静的生活。朝野巨变到底给苏轼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当年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排除异己，苏轼和他的的政治盟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官场。此时的苏轼在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提拔之下，官位显赫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贴近到皇帝身边，那么，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苏轼的脑子会产生忘乎所以的念头吗？
　　苏轼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将不可估量。但苏轼不屑于官场的中庸之道，在一次次被贬的坎坷仕途上，苏轼遭受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潇洒、从容、寡淡和旷达。那么，苏轼从小就怀抱着以身许国的梦想，他也深知只有置身更大的政治舞台才能实现夙愿，可他为什么此时此刻又要抗上于宰相司马光？他们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苏轼的举动对于他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轼又与新任宰相司马光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那么，苏轼和司马光之争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己如愿已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做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累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翠蕾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惟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夺取帝位，藉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被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词结构则是他的手笔。在贬滴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与“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连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词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的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浩”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绶绳鞍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法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的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著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于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柜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洽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籽算播下了。

　　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朱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与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踢白银三千两，绸缎四千匹，又派宫廷官员二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十人赐予官职。

　　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界以侍读之职。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为了对皇帝有益处，仍然是在每单日子要给皇帝讲课。计分两学期，春季期自二月到五月节；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殷鉴。早朝之后，膺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顺着西面走廊到这英殿。在苏东坡时代，讲学的人站立，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王安石充任讲席时，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此议做罢。在这期间，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精研经典也参与讲学，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侍讲。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他向年轻皇帝哲宗谆谆告诫，要提防恶魁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当时皇帝尚未成年，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时驾崩。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而今的住宅是在百家巷。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若住着那儿，也离官衙太远。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黎明之时，文武百官从此门进宫早朝。所以此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三个月来过，另外是他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迈，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但是两个小儿子，造和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是在家中。苏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有点儿害怕。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绸缎店、药铺，两三层堂皇阂壮的高楼。

　　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不管东西卖得多贵，像背乎节令的鲜花、水果，总是有人愿意买。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用仆人。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晚上，一进入酒馆，歌妓在走廊下站一排，等候顾客招唤会侑酒。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眼睛得向前直看，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吃饭时，小贩和求施舍的人按房间去串，卖糖果、干果、卤肉、腌菜等物。在饭馆，据说有四五十种菜，由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那菜单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饭馆就会丧失顾客。

　　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饭馆都争着做外会生意。这些做外会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即便穷馆子也派得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酒杯、碟子、汤匙，以及银头儿的象牙筷子。当时的风俗是，一家叫了几次外会之后，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两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第二天再去收，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等后来对梁陷入金人之手，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向往的笔调儿记载当时的京都，他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若有新住户迁入，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当。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珈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在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对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速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裕三年八月五日书”

　　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环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教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环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浴”、“小洗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 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洗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洗浴”时，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写信给苏东坡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两种绝无可疑的好处。在那种年月，读书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隐姓埋名，也就是甘于贫贱。人做学间可以得千秋万岁名；但对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无以搪饥寒。在苏东坡时，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穷得没钱买馒头。因为饥得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突然大惊而逃，但是没人理会。他到另一家馒头店，门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见馒头，大喊一声，做大惊状，拔腿就跑，跑不远，跌倒地上。一大群人围过来，问他怕什么。读书人说：“怕那些馒头！”人都大笑，从来没听说此等事。馒头店老板不相信，想试试他。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内看。读书人一看妙计成功，大喜，两手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老板颇受感动，推开门很客气的问他：“你还怕什么？”读书人说：“我还怕一杯好热茶。”

　　一天，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有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东坡问他们的岳父近况如何。

　　一个青年人回答说：“他老人家近况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到老年，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

　　苏东坡说：“我想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回去告诉令岳丈听。”

　　年轻人说：“是，当然。”

　　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

　　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死生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日“老人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遗呼号日“大人今日乃与世诀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日“本欲无言，今为汝恳，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谕日“何也？”老人日“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岂有分别？”老人日“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

　　苏东坡接着说：“令岳丈以为余年无多，所以想尽量享乐。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儿去好不好？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他最好思想，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他能带什么走。”

　　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苏东坡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裕元年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说、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糙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大诗人黄庭坚，原已与苏东坡通信有年，现已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鹿，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之深军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这位丈夫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
　　这时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帽子后来叫“子瞻帽”。一天，他陪圣驾到难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怜工演戏。一个丑角头戴“于瞻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怜工说：“怎见得？”丑角儿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恣情笑滤。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朋友和几个考官入闺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的在各屋里转，闲谈笑滤，简直教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

　　有好多轶闻，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那说话的机锋相对。有些笑话是可以译成英文的。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眼睛瞪得圆圆的说：“是吗？会有六个眼睛的乌龟？”吕大防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个乌龟。皇帝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常向朋友钱辩得意扬扬的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一天，钱辩送给他一个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三白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辩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自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辩一张请帖，请吃“三毛餐”。钱辩去赴席，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辩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的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毛读如没）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餐。

　　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

　　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见以拙作为如何？”

　　苏东坡说：“百分。”

　　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34:23

（六）知难而退

上一集康震老师讲到。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那么，苏轼在朝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难到底是什么？他要退到哪里去？

　　元祐元年九月一号，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起的呢？苏轼的引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是就是这一句话，开启了“洛蜀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蜀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那么，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于谁的杰作呢？

　　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东坡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0 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毫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环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威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淳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蛆龋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藉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大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匝和卑曲酒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桂，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来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于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纤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日，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钱。

　　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　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一0 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谨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45:00

（七）天伦之乐

　　在前面的系列讲述中，康震老师带领我们走近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苏轼，跟随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感受他带给我们的惊喜与无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专题来探究苏轼人生的各个侧面。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流的才子和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家庭生活历来倍受人们所关注。那么，苏轼究竟拥有怎样的家庭生活？流传千古的悼亡之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究竟为谁而作？这其间又寄托着苏轼怎样的哀思与惆怅？

　　十五岁的王弗嫁给了十八岁苏轼，在十一年的共同生活中，王弗曾经陪伴苏轼红袖添香，熬过了寒窗苦读的寂寞，也曾经历了苏轼春风得意、感受金榜题名的风光。他们不仅仅是一对少年夫妻，更是一对共同成长的伴侣。王弗的芳龄早逝对苏轼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妻子，更是心灵上的依靠和慰藉。

　　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谁将为苏轼续写生命的乐章，成为续弦夫人？她和王弗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苏轼对待她又有怎样的感情呢？

　　王弗、王闰之姐妹俩先后陪伴苏轼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岁月。王弗的聪敏智慧帮助苏轼走向成熟，王闰之的细心照顾带给了苏轼最温暖的体贴。但是，在苏轼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位值得书写的女子，她的出现，完满了苏轼风流才子和多情美人的传说；她的存在，丰富了苏轼洒脱不羁的人生。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侍妾朝云让苏轼的人生充满了浪漫与多情，她虽然身份卑微，却能带给苏轼精神上的理解和愉悦。苏轼也因为朝云的存在而为旁人所艳羡。苏轼生命中的三位女子各个不同却又个个精彩，正因为她们对苏轼的爱，苏轼才得以成为我们今天所推崇的苏东坡。

　　在前面几集中，康震副教授为我们讲述了杰出的眉山苏氏三父子，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成功来源于从小受到了父亲苏洵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杰出代表的苏轼，追求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境界。那么，在“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并不顺利的苏轼将怎样“齐家”？他的儿子是否也像他一样才华盖世、满腹经纶呢？

　　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并没有继承父亲苏轼的满腹才情，让我们不禁有些失望，究竟是孩子本身的资质愚鲁，还是苏轼仕途上的坎坷耽误了孩子的培养呢？在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中，苏轼最喜欢谁？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的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

　　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他少年得意，颇把他看做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是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龈龋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机会来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什。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糙，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糙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糙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糙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糙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糙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糙对付苏东坡。也许陈糙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糙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糙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停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停，但是章停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停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停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停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停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停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0 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O 六四）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O 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莹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0 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其他观点

苏轼共有四个儿子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可惜不久就夭折了。
苏遁是朝云的儿子，苏轼第四子。
苏过，苏轼第三子，也是最有才的一个，《宋史》里有他的传，附在苏轼的传后.早夭的是苏遁，小名干儿，朝云子。苏过是闰之的儿子，外号“小坡”。

　　林语堂说“十二娘”是苏轼的“初恋情人”，除了上述两个“小二娘”之间的附会外，另一个依据就是苏轼曾在润州住过三个月。林语堂说：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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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苏轼未曾恋堂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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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特殊的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苏东坡传》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林语堂的手笔。他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中文译为《苏东坡传》。其实他的英文名称《TheGayGenius》，英美人既可读作《快乐天才》，也可视如《同性恋才子》。二十世纪前半叶，同性恋在美国还是个敏感问题，仅凭这个书名，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商业眼光。这本传记在英美流传很广，林语堂以娓娓动人的笔触，将苏东坡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品格、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传播之功自不可没，但书中许多史料和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所列举的便是一例。
　　林语堂说苏轼一生都在暗恋自己的堂妹，主要理由就是：“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这段话，确实出自苏轼所写的一封信：
　　近得柳仲远书，报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丧事）于定州，柳见（现）作定签（定州签判）也。远地闻此，情怀割裂，闲报之尔。
　　——《与程之才》第六十五简
　　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堂妹之死的消息，东坡是给程之才说的，根本不是“写信给儿子”。程之才是东坡的表哥，即母亲程夫人的亲侄子，也是苏轼姐姐八娘的丈夫。八娘因为忍受不了姑婆（程之才父母）的虐待，于皇祐四年（1052）死去，为此苏洵曾作《自尤》诗，痛及程家父子，苏程两家从此断了往来。直至四十二年后，东坡被贬岭南，程之才时为广东提刑，二人才修好如初。所谓“心如刀割”，乃译者之误，原文是“情怀割裂”。东坡在后来撰写的《祭亡妹德化县君文》（德化县君为其亡妹封号，因其夫君柳仲远官位与县令相若而封）文中说：
　　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
　　“宫傅”是东坡祖父苏序封号的简称，元祐六年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即副宰相）时，苏序被追封为太子太傅，因此尊称“宫傅”。苏轼闻知堂妹去逝的消息，再想到自己堂兄堂妹一十六人，十二人已经过世，只剩下自己与弟弟苏辙等四个，“情怀割裂”，实属自然。
　　东坡给程之才的信，写于绍圣二年（1095）七八月间，也就是他堂妹去世后三四个月后。他之所以要与程之才说这件事，就是程之才对这位同乡表妹也应认识。为了弄明白苏轼堂兄妹的情况，免得行文翻来覆去仍然陈述不清，这里有必要根据苏洵《苏氏族谱》及苏轼、苏辙的相关文章，将苏家三代家庭成员列出简表：
　　公元纪年苏轼祖父苏序情况大伯父苏澹及其子女二伯父苏涣及其子女父亲苏洵及夫人子女苏轼堂兄妹之大体行次
　　973 苏序生
　　994 22岁苏澹生
　　1101 29岁苏涣生
　　1109 37岁苏洵生
　　1110程夫人生
　　1114 42岁苏澹21岁长子苏位生苏涣14岁苏洵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首
　　1024 52岁 31岁，次子苏佾当生于此前苏涣24岁中进士乙科 1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次
　　长子苏不欺当生于此前苏不欺为十六兄妹之三
　　1027 55岁 34岁 27岁，次子苏不疑生于此间 19岁，娶程夫人为妻苏不疑为十六兄妹之四
　 1028 56岁 35岁 28岁 20岁，长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五
　　有一女，当生于此间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六
　　1030 58岁 37岁 30岁 22岁，次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七
　　1032 60岁，夫人史氏去世 39岁 32岁，其长女生当于此前 24岁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八
　　1034 62岁 41岁 34岁 26岁，长子景先生，夭折苏景先为十六兄妹之九
　　三子苏不危当生于此前苏不危为十六兄妹之十
　　27岁，幼女八娘生于该年八娘为十六兄妹之十一
　　其次女当生于此前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二
　　1037 65岁 43岁，病逝 37岁 29岁，次子苏轼生于是年苏轼为十六兄妹之十三
　　其三女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四
　　1039 67岁 39岁 31岁，三子苏辙生于是年苏辙为十六兄妹之十五
　　其幼女德化县君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六
　　1048 75岁，病逝 48岁 40岁
　　106262岁，病逝 54岁
　　106658岁，病逝
　　由上表可以看出，苏轼所悲悼的堂妹“德化县君”，乃其堂兄妹中最幼小的一个，她的去世，使颠沛流离的苏轼备感人生无常，因此“情怀割裂”，林语堂居然由此四字，便臆断这位堂妹是苏轼的所谓“初恋情人”，实属莫名其妙。
　　那么，苏轼在给程之才的信中，为什么要称这位堂妹为“小二娘”？若按苏家兄妹排序，她应叫“十六娘”；按女性排列，应叫“八娘”才是。可苏轼的三姐在女性中排行第五，却称“八娘”，显然苏家女孩的名字，是把苏洵堂兄妹所生的孩子都放到一起排序的。既然与苏轼紧挨着的姐姐称为八娘，这个堂妹上面还有亲姐姐，那她的排序应在“十娘”之外才是。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大多数书信，都不是自己编校入集的，南宋之后，人们广为搜罗他的书信，编为《东坡手泽》，此后又被迻入文集。从苏轼之姐名为“八娘”来看，这个堂妹应为“十二娘”，而“十”与“小”字，在行书中极易被误认。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5 11:47:33

（八）手足之情

在上期节目中，康震老师介绍了苏轼的家庭生活。对于豁达豪放而又极重感情的苏轼来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无疑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创作源泉。除了妻子孩子之外，苏轼对兄弟姐妹的同胞之情也同样感人至深。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一个疑问，民间盛传，苏轼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妹妹，名叫苏小妹，兄妹俩之间还发生过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那么，苏小妹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呢？苏小妹的故事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出生于公元1039年，比苏轼小三岁。说起苏轼苏辙兄弟，那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因为像他们两个人这样，同为当世的大文学家，同在政坛上达到巅峰，彼此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又惊人的相似，互相又都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知己的兄弟，实在是少之又少。那么，苏轼苏辙兄弟俩的这种深厚情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生在世，聚少离多。苏轼苏辙兄弟走上仕途之后，也是天各一方。公元1074年，三十九岁的苏轼在结束杭州通判的任期之后，为了能够和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一点，以便两个人能经常见面，便主动向朝廷申请到山东密州做官。可是，已经有五年

时间没有见面的兄弟俩，这次想见面的愿望又落空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而那首流传千古的中秋词作《水调歌头》，又是苏轼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苏轼苏辙兄弟互相引为知己的一个经典故事莫过于“乌台诗案”了。公元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被指控在诗句里讥讽朝廷，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御史台派出了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准备缉拿苏轼回京问罪。此时，正在河南任职的苏辙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该怎么做？是给当时还蒙在鼓里的兄长带个口信，好让他有所准备，还是严守机密，不动声色？在骨肉亲情与严刑峻法之间，苏辙将会做出怎样艰难的选择？而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苏轼想到的第一个人又会是谁呢？

北宋朝元祐更化时期的九年时间，苏轼苏辙兄弟共同经历了他们政治生涯的顶点。后来，随着政权更迭，新党重用，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苏辙同时被贬，他们也共同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谷底。其中，最受新党嫉恨的苏轼自然首当其冲，被贬到了遥远的广东惠州与海南，而苏辙也在后来被贬到了广东雷州。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苏轼苏辙的兄弟之情会受到影响吗？苏轼这一路上以及落脚之后的巨大开销会有人来帮忙解决吗？而苏轼苏辙兄弟两个人的最后一面，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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