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轶事】“角儿”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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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往事，我不能清晰地忆起父亲马连良哪一句关爱的话语。但现在，我完全能理解父亲对我的爱，那是倾注于我的艺术生涯中的、始终如一、毫不倦怠的深情。 　　父亲三进三出“富连成” 　　我父亲马连良学戏， 多少是受了他三叔马昆山的感染。父亲1901年生，7岁那年便入喜连成（后改为富连成）科班学戏。中途曾因课业繁重而患病，被我爷爷领回家去治疗，但病好后，父亲仍然重返科班继续学戏，这一学就是10年。1917年，父亲毕业出科，随即跟三叔马昆山进行演出。 　　跟着三叔演出，父亲不仅开阔了眼界，也深感自己艺术上的差距。1918年父亲再回富连成学习。1921年年底，父亲20岁时，才辞别富连成科班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22岁，父亲声名鹊起。 　　父亲成名后，我家的经济条件渐渐好了起来。父亲常带我们去西来顺饭庄吃饭，或把店里的饭菜点到家里来吃。2001年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西来顺饭庄还特意恢复了“马连良鸭子”这道老菜。 　　我真没有想到学戏那么苦 　　1923年，我出生了。由于父亲有过两位夫人，因此我们这辈儿的兄弟姐妹一共有11人。父亲对我们这些儿女是极为民主的，从没逼迫过谁继承他的事业。因此，我们11个孩子中，真正学了京剧的，只有我和小妹马小曼。我最初学的是花脸，后来跟随何连涛先生转为武生，再后来，又改学了老生。1957年我拜侯喜瑞为师，学习侯派花脸。马小曼一直学习青衣，是梅派的表演艺术家，并被梅兰芳先生认作了干女儿。 　　家在戏校边，一年只能回一次 　　我11岁那年，被送到了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进行学习。临进学校的时候，父亲叮嘱我：“到学校要听从老师的安排，要你学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挑肥拣瘦！”就这样，老师看了我的面相之后要我学花脸。 　　我们学校在学戏之余还有文化课。由于校长管理严格，我们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课、上什么课等都被安排得十分有规律。我在戏校一学就是4年，我家在豆腐巷，学校在手帕胡同，虽然相距不远，但我依然得遵照学校的规定一年才能回一次家，也只有周末的时候，我的姐姐才能来学校探视并给我送些换洗的衣服。 　　那时候，父亲已经比较红了，到处去演出，我们也没什么时间见面，但父亲对我的关心还是丝毫不减。由于我家是回民，我没办法在学校吃大锅饭，每天两次老佣人彭大爷来送饭。我家的饭菜比起学校的伙食自然是好很多，因此有几个同为回民的同学一到中午就来找我“蹭饭”。后来竟发展到一些高年级的汉族学长也盯上了我家的回民餐。父亲知道后，就叮嘱彭大爷，每天多给送些饭，连同学们那份儿也算上，每次得送六七份。但是，那时的卫生条件差，戏服、道具等都是公用的，难免有同学头上长疮长疥的，我也经常生病，母亲心疼我，我便在学习了4年之后中途退学了。 　　终生难忘练“撕腿” 　　从学校回家不久，父亲又安排我在庆乐戏园等处学习。我18岁那年，父亲决定请他从前在富连成时的同科师兄何连涛先生给我说戏。 　　我管何先生叫师大爷，那时候，师大爷也是红极一时的武生名角儿，但他仍然每天早上都来我家给我说戏。我跟他学的第一出戏叫《铁笼山》，半年之后，师大爷和父亲让我彩排一下看看效果，一场下来，父亲和师大爷对我下了结论：腿功太差，必须练腿。 　　我在戏校学花脸时主要是唱文戏，没练过腿功。于是，19岁的我开始练起了本该是从七八岁时就开始练习的撕腿。我疼得连哭带叫，家里所有的人听着都心疼，唯独父亲“无动于衷”，母亲为我求情说干脆别练这个了，可父亲却毫不松动，“你甭管，不练，这孩子就没法成器！” 　　每次撕完腿之后，为了不存筋，疼得动弹不得的我还会再被人搀起来在大院里跑上十几圈，然后再做踢腿、扳腿……循环往复。就这样，经过几十天没有说戏、只有撕腿的日子之后，我的腿功终于大有长进。 　　我今年83岁了，除了眼睛有点儿不济之外，身子板儿还挺结实，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年轻学戏时的锻炼。 　　京剧在我家有传人 　　在我的两儿两女中，大儿子马伟民继承了我家的艺术。他小学毕业后，在1959年考上了天津戏校学习花脸，一学就是8年。此后，他又被分到了天津建华京剧团，并于1973年加入了天津市京剧三团，直到1996年退休。 　　现在，我的大孙子马铮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工作，虽然没有唱戏，但也算是在京剧行当里工作。我的外孙女兰斓曾在小时候学了多年的老生和老旦，小孙子马俊男现在在中国戏曲学院的本科学习老生，眼瞧着明年就要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