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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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治
  
- U/ L( {6 \1 z6 a, I2 R   安徽大学历史系汤奇学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一书是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学人历史研究著作，本书分上下两编，共收录了汤奇学教授从事史学研究的二十四篇重要学术论文。上编“时代思潮”收录13篇，下编人物思想收录11篇。这些学术论文大都在《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安徽史学》、《安徽大学学报》、《学术界》等重点刊物上发表，时间跨度较长，早的有1982年发表的，近的有2005年刚发表的。此书虽是散章，但系统性密切。尽管汤奇学教授在后记中把他的著作论文比喻成有缺憾的电影艺术，但书中的重要研究成果，今天读来，仍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通观全书，个人感觉有以下几个特点：
: x; K, G, Z6 A: F   1、该书史料详实厚重，重视基本史料。此书从2005年拿到手，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看完汤奇学教授的这本专著，自我感觉历史研究必须从收集史料入手，必须充分地占有史料。汤奇学教授教授书中的每篇论文夹叙夹议、史料观点结合密切，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这种有证才有信的严格著史方法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无疑给读者也是一种厚实与厚重感。其实我也知道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确实有不同的地方，历史现象过去了就永远地过去了，无法通过做实验什么的还原历史，因此历史研究占有基本的史料，然后从这些基本史料出发，研究历史，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接近历史的目的，这已经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不灭梦境了。在汤奇学教授书中，我领悟到了这种历史研究者的精神--要达到接近历史真相本来面目，必须占有充分的基本史料。在这里我强调的是基本史料，其实历史研究要占有一切档案资料当然更好，但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因此开启一个历史研究的专题，收集与本专题相关的基本史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主要依靠基本史料，再参阅相关基本参考书，同样也能够厘清历史问题、廓清历史迷雾，达到透视历史真相的目的。所谓基本史料，个人认为就是那些有关历史全局或重要微观细节的可信而充分的经典史料，这种与相关历史专题联系密切的基本史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资料等，这种资料是史实的主要载体，是构筑历史脉络的基本原料。笔者现在看到很多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很多几乎完全引用第二手资料，好象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很少甚至没有接触过基本资料一样。通过阅读汤奇学教授的这本专著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本书使我认定，基本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历史研究第一需要的是基本资料。
   2、该书尽管都是散章，但有一条极为明晰的思考线索，尽管这些论文时间跨度很长，但这条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在汤奇学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这本书里，重新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爱国进步”学说线索。
   我们知道，前人在研究中国近代这个社会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中，传统的两条线索比较明显，这也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非常明显的模式。这两条主线或模式其实就是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明线是指中国近代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暗线指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直到今天，这两条主线还一直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汤奇学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一书的出版，更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爱国进步”学说研究的源头。
1 V9 E2 u# x- V, g& y% N0 h% r2 l+ P   汤奇学教授在《试论爱国主义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略论晚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等相关论文中强调，无论这是反侵略还是近代化的表征，“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一方面它几乎是晚清所有先进思想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始终是每一个时期先进思想的核心成分。”汤奇学教授在书中还从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近代人物、派别、和不同的思潮论述，充分阐明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探索史，而这部探索史不断“向爱国者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他们去寻求新的救国之道”。
   因此不管是“中体西用论”、“西学中原论”，还是维新共和思潮；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也不管是李鸿章、梁启超、严复，还是孙中山等，这些近代先进思潮、派别与人物，总是体现着时代的脉搏，我们无论从时人、今人，还是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进步的思潮、派别和先进人物都是自觉把握着“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转型的主题，奔着“救国”与“救人”的目标迈进。全书的脉络无疑表明一种全新的“爱国进步”学说的提出。
   3、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观点新颖，常读常新。关于这点，笔者列举几例：在汤奇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汤教授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说“一般而言，1840年（准确地讲，应以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之日或更后一点该条约正式生效之日）为中国近代的起点，这是从宏观的社会政治角度来看的。梅文鼎生于明末，是清初著名的数学家。他生活的时代显然不是近代。但是近代不仅是时间概念，还是一种文明概念，属于资本主义文明都可以归类为近代，反之则不可冠以‘近代’二字，也就是说，各种中国近代专史的起点和社会政治史的起点并不一定相同：有晚于它的，如近代的民族工业史；也有早于它的，如文化史、科技史。文化史、科技史当从明末利马窦等传教士来华算起，他们带来西方科学技术，中国文化史、科技史遂翻开了新的一页。梅文鼎得风气之先，较早学习了西方天数之学，并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因此正是本着这种文化史的近代观念，汤奇学教授在书中收录了《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学习西方的变化》等相关论文，从这些文章里，可以深切感受到汤奇学教授对中国文化史近代观念的独到见解。《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是汤奇学教授2005年发表的新文，在这篇文章里，汤教授就晚清政治思想的超前现象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这种超前现象的出现，首要原因是民族危机的刺激；次要原因是西方榜样的力量；最后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才突出体现政治思想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负面影响，如思想领域发展很快，但是理论很不扎实；空想性很明显；实践过程中更是忽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特定社会转型时代的历史产物，在指导社会变革实际的过程中，无疑会造成早产儿或流产，因此汤教授这篇文章也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历次变革失败的相关原因问题。另汤教授在书中对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等相对概念的区分都有独到的见解。此外新意很多，在此不在赘述。
    本书烛照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真相，提升了本书的思想和学术品位，我个人从此书里受益匪浅。个人感觉此书的出版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贡献，是那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值得通读的一本书。
    有点遗憾的是此书在印刷的过程中有几处排版小失误，希望再版能够得到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