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物理

大黄附子

在中国古代，“物理”之意非同于今日物理学中“物理”之内涵。“物”字在周代已见诸文献记载。《老子》和《易传》论物颇多，并深刻到物性和观察分类方法，但“物理”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秋水》。《荀子—解弊》始对物理有所界定：“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这意味着“人性”和“物理”的区分。晋代杨泉著《物理论》始有物理专论。北宋邵雍在其《皇极经世书—观物篇》提出“物理之学”，他写到：“物理之学或有所通，或有所不通。不通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于理而入于术。”邵雍所谓的物理之学，是关于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学问。他的《观物》内外篇所论范围，从天地起源一直讲到人文历史。他以阴阳和感应为纲论述了天地的产生、日月星辰的运动、水火土石之化成、雨风露雷之成因、走飞草木性情之变化、皇帝王霸之更替、士农工商变迁、仁义礼智演进。虽然“物理学”用语并未由此而被沿用，但他的大物理观和物理学模式却广为接受。明代方孔炤所著《潜草》说：“圣人观天地，府万物，推历律，定制度，兴礼乐，以前民用，化至感若，皆物理也。“（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自方以智以”物理“与“宰理“相区分，“物理”的内涵才被限制在自然研究领域。）出于借鉴西学他以“质测”称道这种学问。随着西学东渐的增强，西方自然研究的学问作为儒学“格物致知”的有用延伸而被接受，遂有“格致学”称谓。在现代意义下使用“物理学”源于日本人，1900年始传入中国。
0 B# P* S! k4 |. v% @, H( F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物理观中，万物生化的核心机制是“感应”。我们已经有第一章中论述宇宙秩序时专门讨论过它。自汉代起感应论原理和易经的象数论结合，逐渐发展出一种精致的数理感应论。这在程颐和邵雍的著作中有集中原表现。程颐对“气”的感应曾作过详细论述。他在对咸卦九四爻的注释中说：“感，动也，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在他看来感应作用是”气“的一种普适性质，”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遗书》卷十五）。
台湾学者刘君灿极力倡导关于中国科技感应论的共识。他认为，因为中国重感通，而声与光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沟通最重要的媒介，所以中国声光科技的早发繁美势所必然；律历合篇为《律历志》，音律通天的观念也彰显中国自然与人文沟通的整体特色；侯风地动仪也是在地动天摇而人可之的观念指导下制造出来的，待人以侯其天风之地动；共鸣的运用与诠释成为中国声学的特色；电磁现象的发现与诠释甚至与其有关的避雷针和指南磁针的发明，都与“感应”观念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传统科学烛“以类比为方法，以感应为主要观念，以象、类、数为基本构架的”。
     ————本文摘自《易学智慧丛书-易学与科技  董光壁著》 第164--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