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7-17 20:25:12

中国文化论集第二编（李平）

                                 第二编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
                                 一、引  言
  二十世纪已成为过去，新世纪刚刚来临。回顾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状况
，明辨其经验教训、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推进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
发展也不无裨益。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
、辉煌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里，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进中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就是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孕育并成长起来，各
个学科领域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本编选择“
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心雕龙》学”三个学科，作一些概括
分析，虽尝一脔，亦可知味。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在解放前后分别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二十年代至
三十年代，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
时间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这门学科在人们心目中似乎不存在了。这样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态势，便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V”字形。其中，
两次文化史研究的高潮，都是在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而长期低潮局面的形成，
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导致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二十年代，这以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三
、四十年代为第一期，并形成研究的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研究者虽然努力探
索新的研究途径，但成效并不大，实际处于低潮；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各种批评史
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纷纷出现，批评史研究进入第二个高潮。其中二次高潮
和一次低潮的出现，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发展一
脉相承。从总体趋势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
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虽然中间也有曲折和问题，但还是不断地走向成熟
和完善。
  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
开创期为材料积累阶段，研究成果多属于概述评介的性质；发展期为专题讨论阶段，研
究成果多带有歧义争鸣的特色；繁盛期为总结阶段，研究成果趋向于多层面多角度的综
合。近百年的“龙学”发展史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只是近年相对冷落。然而，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龙学”界同仁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思考、蓄积调整，二十一
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必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生。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评
  “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大约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近八十年的发展过
程中，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二十年代中
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前期研究的高潮，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为后期研究的高潮。
(一)
  近世学者中，梁启超是较早运用资产阶级新观点、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
、研究的人。因而，他被视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开山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
授“中国文化史”，编有《中国文化史稿》讲义，这是国内高等学校关于这门学科的首
出课程和首出教材。然而，此书的内容主要是论史学，所以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时，便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此后，梁启超又立志编写一部规模宏大，包括“文
艺军备、农业商市、工业美术、戏剧歌曲”等二十五类内容的真正的《中国文化史》。
这真是“杜郑以来，无斯鸿著”，“杀青之后，必无古人”。只是全书“综摄既多，钩
纂匪易，体大思精,骤难卒业”1，而作者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
其业”，加之晚年病魔缠身，因此只留下一篇《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和已撰成的《社
会组织篇》，便撒手而去，《中国文化史》遂成为“广陵散”。
  梁启超把文化看作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层次结合体，是一定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的完整
过程。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化史研究对象既要包括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
传统的关系，又要包括被狭义文化排斥在外的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
会组织等。他晚年撰写《中国文化史》正是从“社会组织”入手，分析了原始社会发展
的两个阶段--“母系与父系”，并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
。《中国文化史》以《社会组织篇》作为开端，正表现了梁启超的卓识。因为各种其它
文化现象皆以社会组织为基础，且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语言的发达最有赖于社会，
宗教信仰也须有社会条件，经济生活须赖社会上的协作方能成功，知识技术的发明须赖
社会上的传播方能改进，艺术创作的动机也不是只由于个人的自赏而有赖于社会的共鸣
”2。这样看来，《社会组织篇》实际上是梁启超原拟撰写而又未能完成的整部《中国文
化史》的背景篇，其意义十分重要。
  这以后，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中
国文化史的研究进入第一个高潮期，出版专著三十余部。其中主要有：顾康伯的《中国
文化史》（1924）、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
》（1931）、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
）、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上册1935、下
册1937）、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这些著作中，学术价值较高，对后
世影响较大的是柳诒徵、陈登原和杨东莼的文化史著作。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从1925年起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发表，1932年南京钟山书
局正式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次重印，流传甚广。作者
本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的著述宗旨，试图通过《中国文化
史》一书，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评析中国文化的得失，进而回答“中国文化为何”、
“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一类重大的文化史问题。从文化史
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1、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柳氏赞同梁启超对
文化史内容的规划，他的《中国文化史》内容包括了人种家族的起源、典章制度的建立
以及宗教兴衰、诗文发展、学术流派、工艺进步等诸多内容。实际上，他是把文化看作
是人的创造力的凝聚，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物。这种观点是深刻
的。因为创造是文化之母，人类能对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全靠有了
创造的意志和力量。作者在书中正是以人类的创造活动为选材标准，并使之成为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2、文化史的分期。柳氏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划分为三期：“自邃古以迄
西汉，是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自东汉
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迄今
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
荡而卒相合之时期。”3 这种文化史划分的标准以中国文化发展的“蝉联蜕化”为依据
，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量与质的变化，又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
。3、进化的文化史观。柳氏在《中国文化史·绪论》中说：“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
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
，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这段话告诉我们：柳氏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观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进化论思想。这样，作者就超越了
旧史学的局限，为探索中国文化史的规律奠定了基础。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就
在于新旧史家的历史哲学即理论基础的不同。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
的历史循环论，新史家信奉的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进化论。在进化论者看来，世
界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致力于探
寻历史进化的规律（即因果律），达到“求人类演进之通则”的目的。上述三点表明：
柳氏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观点具有进步性，他对文化史的内容和分期都有独到的
看法，从而使得该书断制谨严，史料翔实，所以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与柳氏《中国文化史》一样，从上古一直论述到当代的中国文化通史，且对后来学界
有较大影响的，还有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全书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编，
五十余万字，是当时同类著作中卷帙较大的一种。该书也是以资料丰富、立论切当见长
。在文化观点上，作者赞同柳诒徵创造的文化观，认为“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
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4。他解释道：“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
之说焉”；“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文化随环境
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 。本此观点，作者以“
创造--变通--进步”贯穿全书，侧重揭示传统文化的变迁，把中国文化史理解为“曲线
形的进展”。在材料选择上，作者确立了严格的取舍标准。中国文化史史料极其纷繁，
如果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势必被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所淹没。为了抓住主流，作者披
抉繁综，从各种史料中区别了“主料与副料”，在推理与校雠的基础上，做到“有所不
取也”、“有所必取也”、“取之而必以其真也”。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主副之定，
取舍之准，则又有推理之作用存焉。藻饰之文，异同之辨，则又有校雠之事随焉。”在
立论态度上，作者强调治文化史须有见解，即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事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治文化史一要有因果的见解，“盖所谓穷变通久者，固言人事不
能有因而无果，或有果而无因焉”。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就是指明事物的必然联系。
二要有进步的见解，“种瓜得瓜，乃因果也！后世之瓜，有胜于前世所产，则进步也”
。强调进步的观点，就是要明白事物的进化发展规律。三要有影响的见解，事物的演变
发展有时“实无所谓直接驱使之者，而仅有间接熏炙之者，则即所谓影响已”。强调影
响，就是要搞清楚事物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明白事物之间除了直接的关系外，还有间接
的关系，诸如地理、历史、思想、学艺、社会风俗等，都能影响文化的发展。由于作者
在观点、选材和立论上都有自己见解，所以本书成为柳著之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
又一部力作，这两部著作都是后来继起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必须研读的经典性论著。
  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在编写方法上与柳、陈的文化史著作有所不同，作者打
破传统的朝代观念和王朝体系，“而以一个个的事实做单元”，将中国文化史分成“经
济生活之部”、“社会政治生活之部”、“智慧生活之部”三大块，再作从古至今的系
统分析。“凡属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财政、土地制度以及赋税制度等，都归经济
生活之部。凡属政制、刑制、教育、宗教、选举、家族、婚姻、丧葬等，都归社会政治
生活之部。凡属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归智慧生活之部。”5 这种以事实做单元的叙
述方式，一改过去按朝代的更替去叙述每一朝代的文化内容的“流水帐簿”式的写作方
法，使全书显得内容集中，纲目清晰。因此，这种叙述方式成为后来中国通史著作的一
个雏形。另外，该书曾作为当时大专以上文科学生的教科书，因而每章之末都附有“问
题提要”。这些问题提要十分精当，对今天的文化史学习者和研究者也不乏借鉴和参考
价值。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文化史著作值得注意。一是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
，这是一部断代文化史著作，全书共四章，分述宋、元、明、清四朝文化，每章涉及政
治、风俗、家族、制度、商业、交通、币制、官制、军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
理学、文学等。虽然书中“近世”的概念值得商榷，但作者却开断代文化史研究之先河
，弥补了以往文化史研究详上古而略中古、近世的不足。另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化史著作
是王云五的《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1937），这是一部专门讨论如何编写中国文化
史著作的专著，书中主要分析了六个问题：1、文化与中国文化；2、中国文化史料之丰
富；3、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4、外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化史；5、外国学者编著的世界
文化史；6、编纂中国文化史用何种方法。这些问题的系统提出并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详细
论述，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已进入自觉成熟的阶段。另外，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还
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这套丛书分两辑，共三十六种，涉及的文化领域甚广
，影响也很大。有些著作，如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等，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7--1949年的十余年时间，人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和其它学科一样，进入困难的低潮时期，主要表现为文化史著作的
数量大为减少，质量也鲜有提高。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
史》上册，本书实为中国文化史著作，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
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点。吕思勉此书针对当时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
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而是按专题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分析各种文化现象。
全书十八章，分述古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管制、选举、赋税、兵制、刑
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作者认为，当时流行的通
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
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
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种特殊体例来编
写文化通史的必要。作者编写此书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想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
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在绪论中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
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
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6 该书范围广博，取精用弘，多独到之见，不仅是当
时同类著作中水平较高者，亦足资当今学人借鉴。
  另外，1948年出版的陈竺同和钱穆的两部文化史著作也值得重视。陈竺同的《中国文
化史略》虽然简略，但也有独到之处，即从工具和产业来分析文化形态，用生产工具的
变迁来说明文化的进程，从而使其著作“在旧中国的诸种文化史论著中间别具一格”。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堪称解放前中国文化史研究著作中的压卷之作。该书最显
著的特点，是从地理与气候两个方面来探寻中国文化的发源，把文化精神的不同看成是
根源于自然环境的分别。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
，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
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气候方面，“黄河流域的气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
相比的，论其雨量，也远不如埃及、印度诸地之丰富。”7 中国文化的诸多特点就是由
这种天然环境的特殊性造成的。关于文化史的分期，作者根据中国文化的进展，将其分
为三个阶段：先秦时代为第一阶段。“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
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汉、唐时代为
第二阶段。“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
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宋、元、明、清时代为第
三阶段。“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
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这种文化史分期的特点在于，突出大一统的中国文化
演进的内在规律，强调中国文化形成及其发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另外，与其它文化史
著作相比，该书还具有史论结合的特点。作者在书中着力揭示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社会
演变和历史演变，由此来认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阐明中国文化的精神特点，而并不
在意于具体的文化史知识的介绍。因而使得本书具有长于理论分析的特色。
  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概括地说，一些文化史著
作跳出了日本同类著作的窠臼，在内容安排和编写方法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积累了
一些宝贵的经验；此外，多数文化史著作写得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更可贵的是，
一些作者还企图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以生产力为标准去分析文化的进程。然而
，无庸讳言，本期文化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表现在大多数文化史著作没有摆
脱中国通史的模式，成为以文化为主的通史类著作，这表明作者对文化内涵的把握尚未
进入深层次；其次是不少文化史著作显得过于简略，流于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叙述；再次
是几部重要的文化史著作也有堆砌罗列材料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论析，因而显得国故味
甚浓。
（二）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见冷落；十年“文
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也使中国文化史学科惨遭蹂躏，破坏殆尽。“文革”结束不
久，中国文化史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和1979年，复旦大学历
史系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设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两个研究室
。也就在这时，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正式出版，这虽然是一本普及性的通
俗读物，却率先打破了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沉寂局面，预示着这一学科的第二个
春天即将到来。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化进步》中国编委会与《中国文化》编委
会，在复旦大学联合举行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
文化史基本问题的学术会议，会上有人强调中国文化史应作为研究的课题。1983年在长
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与会者又就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问题
，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拟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
以这两次会议为契机，中国文化史研究逐渐活跃并迅速形成高潮。在举世瞩目的“中国
文化热”中，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了它的第二个繁荣期，主要表现在：1、中国文化史研
究著作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数量上远远超过前期，达到了数以百计的空前规模；2、
中国文化史的分支研究更加细致完善，除了综合类的文化通史外，在断代文化史、区域
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关系史等方面都有许多研究成果，此
外还出版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工具书、论文集等；3、中国文化史的不同研究
方向中，都有一些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权威性著作。这表明本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队
伍在不断扩大，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也在不断拓宽和更新，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史研究的
整体水平较前期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文化史的各类著作中，首先出版的是一些知识性读物。朱星的《古代文化基本知识
》（1982），是为中学语文教师编写的；向乃旦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1983），原
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教材，实际是学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读物；曹琨等汇编的
《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1984），基本上是中央电大语文类专业选修课的讲稿，因为
担任这门课的主讲教师都是各有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如王力、谭其骧、李学勤、任
继愈、启功、杨伯峻等，因此书中所述内容十分精当。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广大读者学
习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为此，有关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化史方面的工具书。其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三百题》（1987），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影
响较大。该书八十余万字，分总论、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礼俗、学术思想、科学
技术、文教体育艺术和文化交流八大类，较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概貌。同类
著作还有施宣园和杨鼎新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化史辞典》（1987），这两部辞典都
在一百万字以上，具有分类细致、条目丰富的特点。稍微简单一点的是任道斌等编写的
《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辞典》（1990），但也有七十余万字。此外，虞云国等编著的《
中国文化史年表》（1990），也属于工具书一类。如此多的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
文化史学科已进入兴旺发达时期。
  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综合研究方面终于出
现了几部重头的通史类著作。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三人通力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全书近百万言。这部文化史的最大特色是史论结合。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属于“论”。作者运用现代文化学原
理，对中华文化的地理背景、经济土壤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从文化生态
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文化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点，为“史”的叙述奠定了“
论”的基础。诚如作者所说：“文化既然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人与环境不断发生交互关
系的有生命的机体，那么，文化史研究就必须从孕育、滋养文化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剖
析入手，探明作为文化产生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探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赖以发生发展
的自然前提，以及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地基上建造的社会组织结构。”8 下编记述中
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属于“史”。书中以上古中华文化的发生为开端，以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源远流长、跌宕起伏而又绚丽多姿、历久弥
新的中华文化历程，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
雄壮气势和丰富内涵。文化史的撰述体例一般有两种，一是按整体综合的体例来写，一
是按分门别类的方式来写。然而，文化既不能离开具体的门类，又不仅仅是各个具体门
类的简单组合。因此，只有具体门类的记叙而缺乏宏观综合的论述，或只有整体宏观的
综论而没有具体门类的阐述，就都有各自的不足或偏颇。比较完善的方法是将综论和分
述结合起来，而该书则堪称这种结合的典范之作。在《中华文化史》出版的前后，又一
部重要的文化史著作问世了，这就是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该书
第一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于1991年陆续出版，全书一百一
十万字。该书是国家教委向高校文科推荐的教材，编写的目的在于增加学生各方面的历
史知识，加深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辨别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探索古代文化发展的规
律，使具有综合性特点的文化史所提供的知识，能联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构成知识
网络，以便在纵向和横向联系中开拓比较研究的思路，为当前的文化建设服务。本此目
的，该书采用循序渐进、分类阐述的方法，力求做到材料丰富、叙事详明。全书对中华
民族的形成及其发展、古人的日常生活、古代的典籍和思想、古代的典章制度、古代的
器物礼俗以及科技和艺术，作了重点阐述。其中有关典章制度、礼仪风俗方面的论述，
更是较一般的文化史详明透彻。由于该书具有内容完备、纲目清晰、文风朴实等特点，
所以深受高校师生的欢迎，第一册已再版六次，二、三两册也再版五次，发行量居同类
著作的前列，在高校和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以上两部权威性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就
书中引证浩博、材料丰富而论，足以与前期任何一部文化史著作方轨；而从作者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现代文化学的方法、理论进行文化史研究来说，则成就自当并
且确已超过前人。
  文化通史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谭家健主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要》（1988），该书是本
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史基本知识，比较系统地叙述其发展过程和大致脉络的首出
著作。书中按专题类别以纵横交错的构架和明白晓畅的语言，概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典
章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衣食住行乃至园林、图书等，既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
识的入门指导，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源流的必备参考，具有知识的普及性和较高的学术价
值。1997年该书又出版了增订本，增补了古代称谓、民间文学等知识，使全书内容更加
丰富。特别是新增的附录“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史著作简介”，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刘蕙
孙的《中国文化史稿》（1990）也是本期比较重要的一部综合文化史著作，该书以朝代
先后为序，上溯原始社会下至明清时期，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总揽博收，并力求探索
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全书共分八章，举凡历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思
想、文学艺术、民风民俗与文化交流等，都有简明生动的叙述，既具有普及性，又兼顾
学术性。只是全书在内容安排上与中国通史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篇无甚差别，还没
有形成中国文化史自身的有特色的体例。此外，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文化通史类著作还
有胡世庆等的《中国文化史》（1991）、吴荣政等主编的《简明中国文化史》（1991）
、张凯的《中国文化史》（1992）、陈玉刚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简编》（1992）、冯
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纲》（1994）、胡世庆的《中国文化通史》（1996）、裘士京等的
《中国文化史》（1998）等等，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应各地高校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的需
要而编写的，内容虽有重复，但也各具特色。
  断代文化史研究方面本期取得了很大成绩，几乎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有专门著作。
例如，李福泉的《先秦文化史》（1996）、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1986）、万绳南
与罗宏曾的两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1989）、熊铁基的《汉唐文化史》（1992）、
赵文润的《隋唐文化史》（1992）、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1992）、陈植锷的
《北宋文化史述论》（1991）、姚瀛艇的《宋代文化史》（1992）等，都是这方面的重
要著作。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但也有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
论》（1997）、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1990）、萧效钦等主编的《抗日战
争文化史》（1992）、汪澍白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等几部专著。此外，这方面
还有两部颇有力度的著作，一是杨希枚的《先秦文化史论集》（1995），一是冯天瑜的
《明清文化史散论》（第二版，1998）。这两部著作都属于个人论文集形式，前者主要
收集作者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50-1970）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1981-1991）期间所
写的三十三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先秦文化制度史的研究。作者充分运用文献
材料和人类学、考古学证据，探求先秦文化制度演变发展的轨迹，通过层层深入的考证
，对前人颇多讨论而迄今未能合理解决的，或前人甚少论及的悬案、难题，提出自认可
备一说的新解，其中一些看法已得到人类学、考古学、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引用和赞同。
后者是作者关于明清文化研究的论文结集，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中外文化关系等领域。书中既有对明清文化基本特征与走向的总体把握，又有
对明清文化若干重要个案的细致考析，在入微处蕴宏远，于阔大中藏精密，勾勒了明清
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作者引证浩博，文风清晰，全书随处闪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灼然
光辉，在绵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得出许多新颖的结论，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断代文化
史论著。
  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本期也有不少成果，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1978）、张
正明的《楚文化史》（1987）、孙达己的《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1991）、滕复等
的《浙江文化史》（1992）、张碧波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1993）等
，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由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1995），则堪称区
域文化史研究中的扛鼎之作。该书论述的长江文化，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由若干相邻
接关联的小区域和合而成的大区域文化。全书以时代先后为线索，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孕
育、发展、交融、勃兴、成熟、繁荣、直至鼎盛，作了发展史式的全面论述，展示出这
一大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该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纠正了一种流行的
文化史观，即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此向外传播，以
至各地。这种歧视边疆民族而又认为其与华夏同出一源的正统观，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
深的。该书根据我国新旧石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证明早自史
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
；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这样，就使传统的认为中华文明起源
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文明既是多元区域
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华夏族向四周辐射发展的特征。
  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在本期也有可观的成绩，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1985）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首先面世，接着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1988）、马肇椿的《中欧文化交流史略》（1993）、冯君素的《中外文明交流史话
》（1994）也相继出版。另外，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著作有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会编的《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1982）、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以及作为
“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之一种的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等；中印
文化交流方面的著作有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王树英的《中印
文化交流与比较》（1994）等。还有许苏民的《比较文化研究史》（1992）一书也值得
注意，该书分“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两卷，分别对西方和中国的中西文化比较研
究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与分析，以期从整个世界背景的大舞台上，考察中华民族的
历史活动和文化创造的地位、作用及意义。该书属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之研究”，
标志着这一分支研究已进入成熟与自觉的阶段。
  丛书方面，比较重要的有1983年长沙会议讨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
化史丛书”两种。前者由周谷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原拟收入百种有较高质量
的专著，十年出齐，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从已出版的数十种来看，质量确实很高
。如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等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王毅的《园林与中国文化》，胡奇光的《中国小学
史》，马学良等的《彝族文化史》等，都在国内文化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的已被译成
外文。后者由北师大历史系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组织，首批选目数十种，
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已面世的有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探索西方的历史》
、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张岂之和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郑大华
的《梁漱溟与胡适之--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想的比较》等多种，质量亦属上乘。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完成的中国文化史方面的两套大书，一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是一套普及性的文化史知识读物，共有考古、史地、思
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一百个专题，具有集大成
的性质。每个专题八万字左右，整套丛书内容丰富、浅显易懂，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
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使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
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从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
，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应该说，这套丛书确实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工程，具有无量功德。另一套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刚推出的
《中华文化通志》（1999），这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将军主持编纂，由全
国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八年通力撰写的一部大型文化专志。全书共十典百志，分历代
文化沿革（李学勤主编）、地域文化（方可主编）、民族文化（王尧主编）、制度文化
（刘泽华主编）、教化与礼仪（孙长江主编）、学术（庞朴主编）、科学技术（陈美东
主编）、艺文（刘梦溪主编）、宗教与民俗（汤一介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姜义华主
编）十典，每典十志，共一百卷，约三千六百万字。这是一套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百
科全书式的大书，它以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卷帙，全方位、多视角地记述了以汉文化为
主体的包括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
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座丰碑。
  本期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一
些问题。首先，文化史的研究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在严肃认真的文化史著作纷纷问世
的同时，一些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兜售封建文化糟粕的书籍，如《算命入门》、《风水
透视》、《解梦大全》等等，也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纷纷出笼。这些书籍以文化史
研究为名，夸大“风水”、“方术”中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实际上为伪科学的蔓延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本期文化史著作虽然多种多样，但撰述体例还是比较单一，
多局限于按具体领域分门别类来撰写。然而，一个个具体的文化门类并非文化结构所涵
盖的全部内容，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的分析上，那就无异于把文化视为一种静止而
平面的模式。事实上，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组织、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动态结构系统。
要想准确地表述这一动态结构系统的发展过程，还必须改进撰述体例。再次，断代文化
史研究方面，本期与前期一样，存在着重古代轻近代、现代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看来，这样的文化史
著作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问世了。因为即使是治近代文化史很有成就的学者如龚书铎先
生，也感到系统地撰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目前条件还不很成熟”。最后，本期文化
史研究还有着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不少文化史著作，特别是普及性的文化史知识读物，
存在大量重复甚至相互抄袭的严重问题。像冯天瑜和阴法鲁等人所著的内容厚实而又独
具风格特色的文化史著作，毕竟太少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重视，即本期文化
史研究有一个趋势，通史类著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十卷本、二十卷本似乎已不在话下。
其实，文化史学科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并不能简单地以卷帙的增加作为衡量的标准。完
备的材料和细致的阐释，只是一部文化史著作成功的基础，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作者提高
史学意识，从而准确把握文化史发展流变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执简驭繁、由博返约，
即使写出来的文化史著作篇幅不是很大，但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化简史，如解放前比
较成功的几部文化史著作就是如此。
（三）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两
头高、中间低，呈现出一个大大的“V”字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是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然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后期才形成第二个高
潮，中间1949-1977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这种局
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后客观的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
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人为破坏。至于前后期形成的两次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们都是在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于同期展开的两次文化大
讨论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大讨论时期，相继出现了“东
方文化派”（或称“复兴派”）、“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主要文化学
说派别。“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有辜鸿铭、林纾、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
劢等，其中梁漱溟的思想最具有理论深度和代表性。这些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他
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局看成西方文化破产的标志，顺应了国际上
鼓吹“科学破产”和“东方文化救世”学说，认为东方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立足之本
，也是“统整世界文明”的一剂良药。所以，梁漱溟指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
文化的复兴。” 与“东方文化派”相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在新文化运动中，“全
盘西化”的观念就已经潜滋暗长。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几乎皆本着中西文化的差距认同
心理，主张中国文化的时代选择应是反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
在这种氛围下，一些人就逐渐丢弃了时代的要求，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突出代
表就是胡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适与陈序经正式鼓吹“全盘西化”，特别
是陈序经主张“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此外，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名教授在《文
化建设》第一卷第四期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标志着“中国本位文
化”主张的正式出台。该派主张：对于中国文化，“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
去”；对于西方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此论出台的真正背景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当时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为了呼应国民
党发起的封建复古、尊孔读经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因此，镶嵌在“中国本位文化论”字
里行间的则是国民党当时的政治立场，看似合理的文化主张中蕴涵着极不合理的政治目
的。以上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史的关注。因为激烈的
言辞，代替不了事实的陈述；未来的兴衰，本可从历史中探究。于是，一些以治史为己
职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文化的眼光，重新去审视中国的历史；以求实的精神，重新去探
讨中国的文化，着手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得失，撰写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第一次文化
史研究的高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都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按理说中国文化史的研
究也应当比前期取得更大的进展。但实际情形恰好与逻辑相反，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论著
越来越少，乃至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
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历史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史的多
数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同行一样，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后，都逐步萌发一
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文化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认识
。而中国历史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认识，在那时的当务之急，便是将历史安放在它的实际
基础上，恢复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相。于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
争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古史分期的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成为五十年代史学界盛开的‘五朵金花’。”9 在这样的时
代政治背景下，文化史研究者自然也不能置身于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讨论之外。因此
，中国文化史研究在五十年代处于低潮，就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
的。问题在于，这种低潮局面随后不但没有好转，甚至进一步趋于沉寂。1958年3月10日
，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
。这份报告不仅表现了陈伯达对“积累资料”的不屑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
继承上所作贡献的蔑视，而且为随后声势浩大的“厚今薄古”运动定下了调子。可以说
，这份报告实际上宣判了中国文化史学科的“死刑”。与这一报告相伴随的是所谓“拔
白旗”运动，一生致力于挖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陈寅恪，成了史学界一面应该被拔
掉的大白旗，他的传统文化研究也被视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为了表示愤怒，陈寅
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作为
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
不远了。”10 六十年代初，翦伯赞担任《中国史纲要》主编后曾强调：“经济是历史的
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要写出一部有骨骼有血肉有灵魂的
历史，不要写出一部没有骨骼的历史，也不要把历史写成一个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
”但是，时过不久，这一历史主义观点，就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理论而受到
严厉批判。从此，史学界视文化史研究为畏途，很少有人敢问津文化史的课题了。“文
化大革命”期间，一切旧时代的文化统统属于需要割除的腐朽毒草。既然如此，中国文
化史的研究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朱维铮先生说：“文化史只
能沉默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出现了新的“文化热”，而这方面后续性的发展
，正方兴未艾。本期关于中国文化选择模式的主张主要有“儒学复兴说”、“全盘西化
说”、“西体中用说”、“精华论说”、“彻底摧毁与重建说”、“综合创造说”等。
在一定意义上说，本期文化大讨论是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历史使命的延续。
在设置文化模式的思路上，本期的几种代表性的主张皆有前期的影子，例如，“全盘西
化说”的学术主张几乎照搬了陈序经等人的理论主张，于是把“改革开放”解释为“全
盘开放”、“全盘西化”，在政治性逐渐淡化的新时期文化论争中却融进了更多的政治
目的。再如，“彻底摧毁与重建说”承继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选择思路，但内
容与性质不同。在文化讨论的性质上，本期几种代表性的主张皆继承了前期通过文化讨
论以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解决社会问题与指出社会建设方向是文化论争的出发点，也
是各个文化主张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不过，本期文化论争与前期文化论争相比，也
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政治性淡化、学术性加强；主观虚拟减弱、客观求实增强
；保守封闭意识降温，革新开放思想趋浓等。这表明本期文化研究正逐渐摆脱感性化、
情绪化的色彩，而趋向于理性化的分析和思考。壁垒森严、观点对峙的激烈论争已不成
为本期文化讨论的主调，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更深层、
更理智的反省。究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文化论争是在反思前期尤其是极“左“思想的前
提下，在参照当今高度发达且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在秉承革新开放精神和
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的襟怀中展开的。经过讨论，大部分论者都认识到：1、具有
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走向世界，必须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但不是一味地
淡化甚至舍弃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去适应世界，不是放弃业已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而无原则地“跟着感觉走”。2、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不仅仅意味着“过
去的文化”，而更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有着深层的价值观念的流变与延续，它已成为一
个民族的深层的心理积淀。因此，传统文化不能彻底废弃也不会被彻底废弃，更何况传
统文化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有着大量的可供资鉴的精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他们以开放的胸怀、兼容的态度，对
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为
该学科的第二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3期。）
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
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
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一般说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大体上都经历了三
重转折：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近代西学的影响，这对传统观念、思维和治学方式
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其结果是若干新人文学科的诞生，或旧有学科的重新建构；二是五
十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更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社会科学
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转变同样导致了学术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革命，使之呈现出不
同于先前的新的面貌；三是发轫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
，使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普遍趋于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反思
与探索色彩。”11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
大的一个领域。然而，如同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样，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
史研究著作也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这方面已着先鞭的还是日本人。1925年，铃木虎雄
的《支那诗论史》由东京弘文堂刊印。该书由作者不同时期发表的三篇文章组成：第一
篇论述周汉诸家诗思想，第二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论，第三篇分论明清时代的格
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大概考虑到其内容的特殊性，1928年出版的汉译本（孙俍工译
）将其改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
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
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为“文学之义界”，第二章为“文学批评”
，第三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第四至十二章分述周秦至清代各时期的文学批评
史。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三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
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独到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
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
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
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
陈先生的启发，并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
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12
  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著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
中说：“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
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13 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著
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陈著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
”，如书中认为：
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然观魏文言“徐幹有齐气，”“公幹有逸气。
”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指风格（Style）而言。
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自以语
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
犷气乃流露于行间。14
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应该说这
种区分还是十分精当的。而陈著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足见其
流传之广，且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的大家，也都认为陈著具有开创
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或参阅其书，这恐怕也不能说陈著“不
为人所重”。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著作相比，那么陈著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但
是，椎轮之始，不可苛求。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
，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15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
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正是这些颇有份量
的批评史著作的陆续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坚实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
公认的独立学科。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
  郭绍虞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开始是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建立
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中说：“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
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
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
文学批评史来了。”16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
相隔了十三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
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
，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
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
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正如朱自清在书评中所说：“现在写中国文
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
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
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17 而第一个
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
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
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
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在这方面用力尤
勤。朱自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
上的。”18 这就使郭著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
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
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
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
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
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
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纭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
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
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
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
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19
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屋建瓴，发前修所未见。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
。
  在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他认为：
“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
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20 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
系统来。具体而言，郭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
法联系在一起的。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
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
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
的。郭著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
思想史联系起来。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
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
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
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瑄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
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元）、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21 分期方面，
郭著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
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作者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
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
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
评之完成期。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
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
时期重在内容。所以这正是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
一以集其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22
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
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著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也标
志着早期批评史研究已趋于成熟。尽管如此，郭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
的是郭著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
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著
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
围。诚如董乃斌所说：“他的《批评史》仍然专注于占据正统地位的诗文及其理论，把
明清时代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而未顾及当时方兴未艾并正在移向文坛中
心的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未能认识到正是小说戏剧的发展使文学本质的
许多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显现，从而使文学观念的演进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成
为文学观念向近代演变的历史转折点。这就不但使他的《批评史》缺少一个重要方面，
影响了它的广度，也限制了它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质揭示的深度。”23 就
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著也不是没有缺憾。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
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如唐人选唐
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
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又如一些词
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
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
》，以“意内言外”为主。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
。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
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这些人选诗
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
  与郭著同年出版的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
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方著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为刘麟生主编的丛书
“中国文学八论”之一。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
义蕴为纬”。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
书史论并重的特色。“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
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
发人深省。”24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
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周秦
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
批评史》四本书。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1961年，作者去世
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罗著之所以分册出版
，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他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
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
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
25 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
，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著作，但它仍不失为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完全可以与郭著相媲美。
  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著作。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
”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
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
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
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著的体例”。总之，作者自觉地站在史学
的立场上来要求自己的著作，力求写出一部客观真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故今兹所作
，不敢以一家言自诡；蒐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
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26 这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已经到了自觉成熟的阶段
。朱自清认为罗著在编制的匀称和论断的公平等方面超出了郭著，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著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罗著论述的时期较
郭著为短，但内容却较郭著为详。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
不下八十万言。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
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
虞也不得不说：“雨亭（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又说：“他搜罗材料之
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
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
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筚
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27
  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著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
》一文中说：“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
清新，就是因为他抓的住的原故。”28 确实，罗著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
例分明，叙述详尽。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
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
事类为纲。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假设依照编年体，则随时代而异
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人物而异及随文体而异的批评，不免割裂。假设依照纪
传体，则随人物而异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时代而异及随文体而异的批评，
不免揉乱。假设依照纪事本末体，则随文体而异的批评，可以弄得清清楚楚，而随时代
而异及随人物而异的批评，不免淆混。”29 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
立一种“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
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
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
各设专章叙述。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罗著就是按照这
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
严密周至、耳目清新的感觉。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
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爆
发耽搁下来。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
”。30 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
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著作
又不以“史”名。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
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朱著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著作出版问世，
但朱著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著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
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作者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
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31 这是作者的独
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
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
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朱自清认为：“他们的文学批评，一般的文学史，似乎
都不大提及，有些简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绍和我们相见。”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
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中华民族有着深沉的历史认同感，从文化角度看，这种历史认
同感又是儒家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折射。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
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
见的实例。以致于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
《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
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
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
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
浓厚的“批评”气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
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就是说“这本书不
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作者对此予以承认，并声明：（1）
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尽净；（2）既然
是史，就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3）写作文学批评史时，材料的
择别，批评家的分析，都需有比较、判断，而不可能全是史实的叙述。所以，“文学批
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作者的声明是有道理的。批评就是阐释，是
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
过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
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
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
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
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
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
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
批评史著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
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
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
；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32 这一时期的中
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
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
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
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
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受
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
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
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
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著作中
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
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
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
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
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充
满时代气息的新观念。
（二）
  解放后，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学习
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了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五
十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两次批判之后，文
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
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工作
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批评史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
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
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过去写成的批评史
，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形
式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绍虞着手对其旧著进行改写。
  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
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
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
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
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
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
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
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郭绍虞对
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
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作者下了大功夫，因而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它体
现了作者在新的指导思想下研究批评史的成绩，所以作者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
《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建国以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
学的影响。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照搬苏联的模式，除了受苏联文学报刊理论文章的影响
之外，主要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别、车、杜等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这就使
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
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
绍虞的改写也力求体现上述理论倾向。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
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
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
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
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
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
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
，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
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
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
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
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
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
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
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如在
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他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
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
众基础的诗人”，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
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
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33 看到这样的努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并原谅作者在书中
时常流露的“左”的倾向，因为那毕竟是时代使之然。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
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
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
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为此他还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
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
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首先是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著篇幅不大
，只有十五万余字，但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文论思想，都作了简单叙述，是
一部比较完整的“简史”。在编撰方法上，黄著按时代顺序以批评家列目，各个时期重
要的批评家基本都包括在内。至于黄著的指导思想、分析方法以及贯穿全书的主线，则
明显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黄著认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
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
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
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34 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但我想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
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
的因素”。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
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
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1962年前后起，“‘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
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35 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
气候下，作者书中的上述言论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来评判。
  受周扬的委托，复旦大学成立了以刘大杰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组，并于
1964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
三编，每编都有绪论，分别概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章节详加叙述。该书的编写
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
际情况。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尽量从批评史本身的规
律和特点出发，依据文献材料对批评家的文论思想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不是强调唯物
与唯心、进步与落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即使对像庄子、沈约、司
空图这样一般被看作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作者也凭事
实说话，尽量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该书较少当时同类著作中普遍具有的浓厚
的政治色彩和“左”的倾向。就是今天看来，书中大部分的观点和分析也还能站得住脚
，真是难能可贵。如果说这部文学批评史是继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著作之后又一部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批评史，那也决非溢美之词。可惜该书当时只有上册，使用起来毕
竟有所不便，而中、下册出齐则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情况大体如此。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
，批评史著作实际上只有一部改写本和一部半新作，而且问题还不少，因此这一时期是
批评史研究的低潮期。按理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批评史的研究应该
有长足的进步才是，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
原因，那就是政治上“左”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政治生活中“左”
的倾向逐步发展为“左”的思潮，直至形成“左”的路线。“文革”的爆发又将“左”
推向了极至，一切旧时代的文化都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而遭到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即
使有一两部批评史著作，也难免烙上“左”的影响的痕迹：一是批评史的写作往往从原
则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结果导致史从论出；二是作者常常教条似地、片面地、不正
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批评史的红
线。这种痕迹，郭绍虞的改写本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了，而黄海章的新作中更是比比
皆是，甚至断言“在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中，胜利是属于前者
而不是后者”，这已经是从原则出发的政治口号了。当然，也有受“左”的影响比较小
，立论比较公允，分析也能贴近史实的批评史著作，如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册。然而，仅靠这部著作，终究不能改变本期批评史研究处于低潮的局面。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
”。新时期的文学在反思中突进，文学理论批评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
线的影响中向前迈进。1979年秋，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
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
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如何处理好攸关社会主义文艺兴衰成败的
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提出了新时期
文艺的战斗任务。”36 这样，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走出低谷，从八十年代开始
进入第二个高潮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繁荣的标志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多，各种批评史著作多达二十余部；二是种类多，除了
一般的全史以外，还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三是篇幅大，除少数几种为一卷本外
，从二卷本、三卷本到五卷本、七卷本，篇幅越来越大；四是质量高，本期批评史著作
除了材料掌握得比较全面以外，理论分析上也较前期有所深入；五是范围广，本期批评
史研究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不仅近代批评史受到重视，还出现了现、当代的文学理论
批评史研究著作。
  1981年，敏泽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由刘大杰
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新版。同时，实际
由王运熙、顾易生负责主编的中、下册，也于1981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以上两套批评
史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几乎成了青年学子研习古代文论必读的
参考书。与以往的批评史著作相比，这两套书确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内容全面。从时
间上看，两套书都是从先秦一直通到近代，堪称名副其实的全史；从范围上看，两套书
都不限于传统的诗文评，小说、戏曲理论在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阐释详明。两
套书都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社会分析、阶级分析的方
法对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剖析，而不以材料的铺排考订为能事。例
如，《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
北宋初期，封建官僚得到皇朝丰厚的待遇，养尊处优，附庸风雅。流行一时的西崑体诗
文，雕章丽句，粉饰太平，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从此以后，社会各种矛盾逐步暴露出
来，政治危机日趋严重，许多来自中小地主阶级较为开明的士大夫文人，蒿目时艰，要
求政治改革；与此相适应，在文学上形成一个诗文革新运动。37
这正是从社会历史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具体文学问题所作的分析。同样的分析在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也随处可见，如作者认为，“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钟嵘的《诗品》对许多作家和作品不能得出准确的评价。具体说：
在研讨五言诗的历史源流及对作家分品时，在楚辞一系的名家中，大多都列入中品，并
且多数品评较低，贬语较多；相反，列入《国风》一系的名家，除颜延之由于大量用典
……被列入中品外，其他都列入上品，以示其“宗经”的意图，鲜明地表现着他正统思
想的偏见。38
由此可见，这种方法使两书在理论分析上更加深入一层，取得了一些前人未及的成绩。
但书中也难免有简单化、教条化之处，如敏泽认为作家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艺术趣味，特
别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阅历，是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因素
。根据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样一个哲学道理。于是作
者得出结论：“对于哲学是如此，对于文学或文学风格的理论也不例外。”这就太僵化
了！又如钟嵘认为诗歌具有“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功能，敏泽说这表现了钟嵘的
典型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安’于
自己贫贱地位，并使‘幽居’的士大夫因此而得到精神上解脱和慰藉的工具。”这也未
免有点牵强附会。好在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是很多，全书总体上是尊重史实的。作者对
该书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后来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增补了一些内容，于1993年修
订再版。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该书篇幅
不大，只有二十余万字，却也大体勾勒出历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并且能在有限
的篇幅中突出重点。作者认为批评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
下半段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
理论均有可观。这种观点还是有见地的，书中所论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周著的意
义还在于它代表了南大人于陈钟凡、罗根泽之后，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所做的一种努
力。另外，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经作者修订，增补了近代部分的内容，1981
年再版。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样也带有浓厚的反思与探索的色彩，
只不过这种反思与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更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八十年代初几部批评史著
作的主要特征还是“拨乱反正”，即回到“文革”前理论研究的正轨上去，敏泽的批评
史著作基本写于文革之前，王运熙等主编的批评史中、下册也在体例和编写方法上与六
十年代出版的上册保持了较好的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蓄积，真正具有反思探索
性质的批评史著作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这就是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蔡
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三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一共五卷，近二百万言，
是到目前为止除通史类外规模最大的批评史著作。作者认为“文学批评”一语来自西方
，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并不吻合。所以该书取名为《中国文学理论史》，除了因为它
的内容着重于评述古人的文学理论外，也有“正名”的意思。当然，该书的反思探索性
质主要还不在于此。书前的长篇《绪言》首先对解放前的批评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
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研究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后的批评史研究运用了历
史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过偏差。于是，作者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问题、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世
界观问题等，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固有规
律，并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
诸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
象进行理论思维。最后得出结论：一、中国文学理论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范畴体系；二、中国文学理论是运用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范畴
体系。以此为特征的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周秦两汉为第一阶段，儒家各
学派在文学理论上建树较多，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论；魏晋到唐初为第二阶段，这是
文学的自觉时代；盛唐到两宋金元为第三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分途发展，逐步深化
的时期；明清为第四阶段，这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的总结时期，也是由传统的
杂文学理论体系向现代纯文学理论体系转化、过度的时期。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时期
首次对批评史研究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这些反思又被作者具体落实到其著作之中，致使
该书新见迭出，立论不俗。例如，书中对此前常被忽略的老庄道家及魏晋玄学家的文学
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作出新的评价；对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
的产生、分化、发展及相互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样，该书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
理论上也占据了上风。
  八十年代后期不仅出现了多卷本的批评史著作，而且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工作也
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以其雄厚的实力，组建了以
王运熙、顾易生为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写作班子，并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首先推出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其余各卷则在九十年
代陆续出版，至1996年已全部出齐，它们是：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
史》（1990），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顾易生、蒋凡
、刘明今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袁震宇、刘明今撰写的《明代文学批
评史》（1991），邬国平、王镇远撰写的《清代文学批评史》（1995），黄霖撰写的《
近代文学批评史》（1993）。这套批评通史以其大、全、精的特点，把中国文学批评史
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正如编著者所说：
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规模比较大，力求较为全面地清理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
的发展过程，对曾有所建树的批评家与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展
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文艺理论研究和创
作提供借鉴与参考，为繁荣新时代的学术文化服务。
因为其规模较大，材料比较丰富，故论述也就显得全面完整。全书对过去研究中论析较
少或未加论列的批评家，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对各个批评家的主要文论思想作重点
分析，但也注意到其他次要方面。另外，在论述中努力阐明各种文学观点与思想文化背
景、社会时代风气的联系，同时还重视结合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创作
实际。然而，全面完整还不是一部批评史著作成功的全部，关键还要看它是否在全面完
整的论述中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古代文论的重新审视，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在这方面，该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人们一般都将魏晋视为“
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把两汉看作是经学的鼎盛时代，认为它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果真如此，则蓬勃发展的先秦文论，陡然跌入黑暗深谷，历经漫长的四百年后，又突然
迎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发展的新曙光，这种说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本
书两汉编特从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史实出发，力矫‘断裂’旧说，阐述汉代文论以其特
有的形态循序渐进，分阶段地发展，终于不负历史使命，完成由先秦向魏晋南北朝的过
度。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39 这
种观点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张少康在《先秦两汉文论选》的《前言》中，再
次重申“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的观点。总之，该书凭其材料搜求之齐备、体
系架构之庞大、理论阐述之精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综合优势，不仅在新时期的批评史
著作中独占鳌头，而且也使未来的继作很难再有超出，他人恐怕只能另辟蹊径，从某些
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取胜了。与这套批评通史篇幅相当而又另具特色的是罗宗强主编的
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三种，即罗宗强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撰写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其余周秦汉、辽金元、
明代、清代和近代文学思想史正在撰写之中。从已出的几种看，质量确实不错，受到了
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其研究的重点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还包括文学创作中
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所以能对现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起到无法替代的补充作用。
  九十年代中后期，张少康和蔡镇楚在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分别推出了
篇幅适中、便于教学且内容、观点均达到世纪之交学术水平的批评史著作。张少康、刘
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
者近四十年从事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之作，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首先
，作者继郭绍虞、蔡钟翔等人之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提出了
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该书《前言》说：“我们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
：古代和近代；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
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
前四个时期为古代，第五个时期为近代。”其次，在内容取舍方面，该书的着眼点是审
美的文学，即着重讲纯文学的理论批评，舍弃了有关一般文章写作的材料，这与以往批
评史写作细大不捐的做法颇不相同。第三，在分析古代文论时，该书注意联系整个中国
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史哲多层面搜集材料，并能把各种艺术理论融会贯通，以辨明古代
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渊源，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特色及其发
展规律。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外儒家而内释老”的特征，全书便注
重分析这种特征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第四，作为后出的批评史，该书还能将最新的学
术研究成果反映出来。九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
烈的讨论。作者在书中不仅对争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而且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对《
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持存疑态度，暂且将其附于司空图诗论之后予以
分析。该书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作者深厚的功力是分不开的，作者长期致力于古代文
论的研究，在材料的整理考辨方面有《先秦两汉文论选》和《中国历代文论精品》的成
果，在古代文论的重头著作研究方面有《文赋集释》、《文心雕龙新探》和《诗品》等
著作，在断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则有《先秦诸子的文艺观》这样开拓性的作品，在综合
性理论研究方面又有《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一书，并有计划续写中国古代关于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等分体的文学创作论。此外，作者还就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些基
本理论问题以及从先秦到“五四”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写过几十篇专题
研究论文，汇集为《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一书。如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成的一部《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自然不同凡响。所以，该书一问世便受到广泛的注意，被
不少海内外的大学用作教材和参考书。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年由岳麓
书社出版，这恐怕要算世纪末最后一部批评史著作了。因为后出，所以能博采众家之长
，但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特点。如书中所论“《史记》《汉书》与儒林文学批评”，“皇
甫湜、司空图与意象批评”，“《唐才子传》与纪传体文学批评”，“《四库全书总目
》与纪昀之文学批评”等，均发前人所未发。还有，该书始终注意将批评史与古代文化
学术思潮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像“先秦诸子之学与文学批评之滥觞”、“两汉经学与文
学批评”、“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宋明理学与文学批评”、“清代朴学与文学批
评”等，皆其关注的范围。另外，作者对古代诗话学有专攻，故书中有关诗话批评的论
述特别周详精到。而对《文心雕龙》的分析兼顾“龙学”史的介绍，这也是道他人所未
道。总之，这是一部颇具个性特色的批评史著作。诚如作者所言：“其中有不少得意之
笔，也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起头并进的格局。除了全史、通史类的批评史
著作外，还有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而上述《中国文学
批评通史》和《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皆分段陆续推出，实际也可以看作是断代批评史
研究著作，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就是一种
断代史著作，只是后来才作为通史的一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外，本期断代史研究
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还延伸到现代和当代。现代部分有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批评史》、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等；当代部分则有古远清的系列
著作《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香港当代文
学批评史》，此外还有古继堂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
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则囊括了现、当代部分。除了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外，还出现了
不少分体批评史研究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
史》、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等的
《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以及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
论析了。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1、从简到繁，由博返约。本
期批评史著作开始只是一卷本、二卷本，最多也是三卷本，如周勋初、敏泽和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的批评史，后来从蔡钟翔等人的多卷本开始，批评史著作越写越长，终于出
现了七卷本、八卷本的通史。这标志着批评史研究越来越具体、细致。然而，认识的深
入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篇幅的增加。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批评史研究者在深入挖掘的基
础上，注重探索批评史发展的共性与规律。于是批评史著作开始由博返约、执简驭繁，
重新出现了二卷本、一卷本，如张少康、蔡镇楚的批评史著作。而且这种势头正方兴未
艾，如张少康在原二卷本的基础上又经压缩修订改写，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一卷本《中国
文学批评史教程》，而多卷本批评史的始作俑者之一蔡钟翔也正酝酿着一卷本《中国文
学理论史》的写作。大家普遍感到简史比多卷本更难写，这与当年罗根泽的想法是一样
的。2、充实材料，扩大范围。本期批评史研究者大多注意充实、更新研究材料，从文本
材料到背景、身世材料，尽量搜罗齐备，致使篇幅越来越大。随着材料的增加，研究范
围也在不断扩大，早期被忽视的近、现代批评史和小说、戏曲理论，本期也都得到了较
为充分的研究。3、变换角度，更新方法。本期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
交叉特色，有的批评史以杂文学批评贯穿始终，有的批评史则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在
具体论述过程中，一般都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方法上也不再局限
于前期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而是注意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层面进行
综合分析研究。4、解放思想，重新估价。本期批评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
先的禁区被一一突破，一些原来被视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文论家基本上都得到了
重新审视，庄学、玄学和禅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总之，中国文学
批评史研究在反思中前进，在前进中反思，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四、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鸟瞰
本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一下本世纪《文心雕
龙》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文心雕龙》研究将是有利的。
（一）“龙学”开创期的研究状况
1914─1949年为现代“龙学”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处于文本清理和资料积累的阶段，虽
然产生了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两部不朽的著作，但总体
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
当然，这种情况也是草创时期所难免的。
“龙学”界一般认为：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标志着
现代意义“龙学” 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40 则成为现代
“龙学”研究的奠基作。《札记》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
、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的视野，“从而令学术思
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41 全书重点落在三
十一篇主旨的阐释上，因为黄氏学殖深厚，又颇具创作经验，故其主旨探求多有创获，
对《文心雕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启迪尤甚，至今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紧随黄侃《札记》而出的又一部“龙学”研究力作，42 被认
为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梁启超为之序云：“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
，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
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43 “范注”是《文心雕龙
》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它继承黄侃的三结合研究方法，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
，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此外，“范注”之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划时代
之作，还得力于以下三点：一是“范注”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
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二是“范注”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
说新语注》的体例，对刘勰所论作品“悉为抄入”，这不仅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而且
便于读者翻检；三是“范注”在《文心雕龙》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
值的深刻见解，如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影响的问题，关于《文心雕龙》
结构体系的问题等，都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范注”还存在一些明显
的不足，中外学者为之增补驳正者代不乏人，44 但是“范注”至今仍是最通行的《文心
雕龙》读本，仍是“龙学”入门的阶石。
《札记》和“范注”的相继问世不仅揭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而且为现代“龙学”
研究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起点，致使本期其它一些《文心雕龙》注释和研究著作显得黯
然失色。例如：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1933）、庄适选注的《文心雕龙》（1934
）、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1944）、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1947）等，在
《文心雕龙》研究史上虽小有贡献，然均未产生什么影响。其中只有刘永济的《文心雕
龙校释》（1948）颇具特色，解放后修订重版产生较大影响。
在现代“龙学”开创期的三十多年中，发表了《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章近百篇，其中有
关校注的二十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三十篇，涉及理论研究的约四十篇。“总的
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概述泛论。虽有论
通变、论史学、论隐秀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45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
些文章值得重视，如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吴熙的《刘勰研究》、徐善行
的《革命文学的──〈文心雕龙〉》、刘节的《刘勰评传》、梁绳祎的《文学批评家刘
彦和评传》、霍衣仙的《刘彦和评传》、李仰南的《〈文心雕龙〉研究》、杨明照的《
梁书·刘勰传笺注》等。这些文章在高度赞扬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同时，还涉及到刘
勰身世的考证，《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刘勰的批评观
等一系列问题，为后来深入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龙学”发展期的研究状况
1950─1964年为现代“龙学”的发展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本期的“龙学”研
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校、注、释方面的力作相继出现，为普及而进行的今
译工作初见成效，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视野都较前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本期《文心雕龙》校注、释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
46 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47 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62）。48
《新书》为作者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所谓“新书”，取法刘向，谓如先秦
古籍一经刘向校勘，遂称之为“新书”。该书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国内很
少流传，后经作者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方
在“龙学”界广为流传。《校注》是在清人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拾
遗”，全书先印《文心》原文，次附黄注和李氏补注，末以作者的校注拾遗殿后。该书
贡献有三：一是首次完整地征录了李详补注全文，使广大读者在补注很难见到的情况下
得以窥其全貌；二是补“范注”之罅漏，校字征典更精更细且多发前人所未发；三是附
录“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五个部分
，以见《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并给研究者提供相当多的便利。《校释》初
版时为适应教学需要，对《文心》篇次有所调整；新版则恢复原书篇次顺序，校字释义
也有较大的增补。该书主要价值在释义方面，作者已不满足对本文的字句校勘和典故引
证，而是在黄侃《札记》的基础上，沿着释义的路子向前拓进，力求阐明刘勰论文之大
旨，发挥本文幽深之意蕴，使《文心》义理阐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49 牟世金说：“从
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
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收获。两书
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50
解放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和关注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艰难地
起步了。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率先开始了语体翻译的尝试，51 接着周振甫在
《新闻业务》、赵仲邑在《作品》、刘禹昌在《长春》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文心雕龙
》部分篇目的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侃如、牟世金合译的《文心雕龙选译》（上
下）和郭晋稀翻译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于1962—1963年相继问世，成为我国最早
的《文心雕龙》译本。这两部普及性的译本，都采用直译方式，译文深入浅出，对当时
读者学习《文心雕龙》有较大帮助。
本期理论研究的专著只有陆侃如、牟世金的《刘勰论创作》（1963）一部，而且其中译
注还占了一半。52 但是单篇论文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共发表论文
一百八十多篇，其中前十年约有三十篇，而后五年多达一百五十篇。这些论文大多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分析和研究，虽有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痕迹
，但在理论上确有不少新的突破。在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综合论述的文章中，刘绶
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和郭绍虞的《试论〈文心雕龙〉》值得重视。两文作者都试
图在新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立足于现代文论，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研
究。所以，尽管两文的行文特点和论证方法各有不同，但还是得出了不少相似的结论。
例如，两文作者都认为刘勰是根据儒家进步的文艺思想来建立“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理
论”，反对齐梁“内容上的颓废主义和形式上的唯美主义”，通过宗经复古以求通变革
新，追求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的辨证统一。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文涉及到《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其中刘勰的思想、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风骨和艺术构思等几个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刘勰的思想是本期讨论的热点之
一。关于刘勰的思想是儒家还是佛家、唯物还是唯心，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吉谷《
〈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一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张启成《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一文认为：“佛教思想是刘勰的主
导思想。因此贯穿在《文心雕龙》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必然会受这主导思想所支配。”
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核心却是唯心主义的”。除张启成主佛家思想外，大部分
学者，如刘绶松、陆侃如、杨明照、王元化等，都主儒家思想；认为唯心的还有炳章、
曹道衡等，但主唯物的仍属多数，如陆侃如、祖保泉、翁达藻等。其实，思想问题是个
复杂的问题，宗教派别与思想属性、世界观与文学观之间都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所以，
论者一般都不绝对地认为刘勰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就是完全的儒家或佛家
。然而，受时代的影响，论者一般都有“唯物”倾向伟大、“唯心”接近渺小的思想意
识。
为配合当时文艺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本期“龙学”研究中很
多论者也对《文心雕龙》中涉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前面提
到的刘绶松和郭绍虞两文都肯定《文心雕龙》接近于现实主义，后来陆侃如、牟世金又
发表《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文学理论。同时，一些论者也注意到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葆福和广华的《刘勰对
于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陈鸣树的《刘勰论浪漫主义》、陆侃如和牟世金的《刘勰有
关浪漫主义的论点》、张碧波的《刘勰的浪漫主义创作论初探》等文，都对《文心雕龙
》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以《辨骚》、《夸饰》为依据，认为刘
勰已经接触到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在有关刘勰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刘勰
是否已明确认识到浪漫主义的特征以及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是排斥还是赞同等问题上，
分歧仍然很大。
有关“风骨”内涵的讨论争议最大、分歧最多。黄侃在《札记》中曾提出“风即文意，
骨即文辞”的论断，开“风骨”研究之先河。对黄侃意见或赞同或反对，或发展或修正
，形成本期有关“风骨”讨论的二十多种观点，归纳起来约有四类：一是舒直提出的与
黄侃完全相反的意见，即“‘风’就是文章的形式，‘骨’就是文章的内容；而且‘骨
’是决定‘风’的，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53 这种观点未免简单武断且有标新立异之
嫌。二是基本赞同黄侃的意见但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有人认为：“‘风’是对文章
情志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词语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54 代表人
物有陈友琴、商又今、吴调公、郝昺衡、陆侃如、寇效信等。三是认为“风骨”皆指内
容而言，并无文意文辞之别。代表人物有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潘辰、曹冷泉、郭
预衡等。持此论者多据《附会》篇“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一语立论，认为“风”
指“情志”，“骨”指“事义”，“风骨”并属内容。然而，脱离《风骨》篇而言“风
骨”，结论自然难安。所以有人说“把《风骨》篇中的骨解释为情志或事义，那是无论
如何也讲不通的”。55 四是把“风骨”与风格联系起来，认为“风骨”是刘勰推崇的“
标准风格”、“理想风格”，或是风格形成的条件、方法。各种观点竞相呈放，各家新
说聚讼纷纭，终于使抽象而又复杂的“风骨”问题的讨论“在整个《文心雕龙》研究中
的比重占了第一位”。56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90期（1959年12月6日）还特别发表
了编辑部的《关于“风骨”的解释──来稿综述》一文，介绍一些未发表的文章的基本
观点，同时指出讨论应“从大处着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实事求是地（最好多举
作品实例证明）评述我国文学理论遗产，不要只胶着在个别词汇的解释上”。
除上述三个专题外，《文心雕龙》中的艺术构思问题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杨明照的《刘
勰论作家的构思》、张文勋的《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就是这方面
的重要文章。另外，对《神思》篇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相连，主要文章有宋漱流的《飞
腾吧，想象的翅膀──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梁宗岱的《论〈神思〉》、黄海章
的《读〈论神思〉》、王元化的《〈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等。还有《辨骚》篇为何列
入“文之枢纽”，《镕裁》篇的“三准”论以及刘勰的美学思想等问题，也都有专文研
究。57
“龙学”发展期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当时政治气候
的影响，论者对刘勰思想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功利
主义的倾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时或有之。在“风骨”的研究中，多数文章局限于概
念的讨论，不仅缺乏从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的宏观角度对“风骨”进行研究，而且将“
风骨”与文学史上大量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章也不多。总起来看，本期的“龙学
”研究还主要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还有
待于下一时期的“龙学”研究。
（三）“龙学”繁盛期的研究状况
十年“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而且也使《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严遭摧残，“龙
学”停滞不前。“文革”结束，“龙学”复兴。1977年以来的二十年，《文心雕龙》的
研究进入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的“龙学”专著近七十种，论文则有一千
多篇，远远超过前两期的总和。
  1、专著
专著大致可以分为校注译释、理论研究、工具书和论文集四大类。
（1）校注译释校、注、译、释方面，本期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
证》（1980）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堪称《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的
双子星座。王氏《校证》由原来的《新书》增订而来，作者在《序录》中自云：“本书
的主要贡献是搜罗《文心雕龙》的各种版本，比类其文字异同，终而定其是非”。该书
重在校勘，所据重要版本达二十七种，校订精细，无愧为一部集大成的校本。杨氏《拾
遗》在原《校注》的基础上省去了《文心》原文和黄注李补，以增加校注。全书取精用
弘，参校各种版本、校注本六十种，引用文献六百多种，对前人校注中的疑难讹误多有
补正。附录将长期积累的历代著录、品评、采摭、因习、引证、考订、序跋、版本等材
料分别辑录，搜罗完备，有“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之誉。校勘方面值得一
提的还有林其琰、陈凤金伉俪为“元至正本《文心雕龙》”和“敦煌遗书《文心雕龙》
残卷”所做的“扫叶拂尘”的校勘工作。《文心雕龙敦煌残卷》是现存最早的写本，户
田浩晓教授认为它在校勘上有六善：一曰可纠形似之讹，二曰可改音近之误，三曰可正
诸序之倒错，四曰可补脱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订正记事内容。元至正本《文心雕
龙》为现存最早的刻本。唐元之间，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诸篇文字又可补
唐写本残卷的不足。林、陈二位多年致力于《文心雕龙》唐、宋、元版本的校勘，终成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附《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辑校》）和《元至正本
文心雕龙汇校》二书，嘉惠士林，功劳实大。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1981）是“范注”以来最为完备的白话注释本。该书因其
“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备受读者欢迎。以往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三家注皆详于
典实，该书则因词、义兼释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译注方面本期有较多的著作问世，特别
是原先的一些选译本逐渐发展为全译本。例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由
牟世金补译二十五篇而成《文心雕龙译注》（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
》增补为《文心雕龙注译》（1982），周振甫于本期撰写的《文心雕龙选译》（1980）
也很快扩展为《文心雕龙今译》（1986）。全译本还有赵仲邑的《文心雕龙译注》（19
82）、向长清的《文心雕龙浅释》（1984）、贺绥世的《文心雕龙今读》（1987，其中
十六篇为摘译）、龙必锟的《文心雕龙全译》（1992）、李蓁非的《文心雕龙释译》（
1993）、王运熙、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1998）等。此外还有一些选译、选释、选
析本，如钟子翱、黄安祯的《刘勰论写作之道》（1984）、穆克宏的《文心雕龙选》（
1985）、张长青、张会恩的《文心雕龙诠释》（1982）、祖保泉的《文心雕龙选析》（
1985）。诸译本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解上差异还是太大，以致译文各异，读者难以适
从。比较而言，陆、牟的《译注》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作者坚持在“读懂原文，搞清本
义”的前提下着手翻译，注文不避难点，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表其意蕴，故而读来颇
为可信。
校注译释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这就是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1989）和祖保
泉的《文心雕龙解说》（1993）。《义证》的最大特点是取材弘富，全书一百三十多万
字，校字释义时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以求片善不遗，实际带有“集注”的性
质。然而在求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选择不够精当的毛病。《解说》是作者在《选析
》的基础上增订扩充而来，全书七十万字，主要由注释和解说两部分构成，注释简明而
解说详尽。各篇解说均就原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展开论证，对历来认为重点、难点问题
，更是详加剖析，且多有精解新见，具有长于理论分析的特色。
（2）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又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综合研究方
面有陆侃如、牟世金的《刘勰和文心雕龙》（1978）、詹锳的《刘勰与文心雕龙》（19
80）、张文勋、杜东枝的《文心雕龙简论》（1980）、孙蓉蓉的《文心雕龙研究》（19
94）等，这些综合研究大都属于概述一类，既注意“龙学”知识的普及，又不失自己的
独到见解，且篇幅适中，于一般“龙学”爱好者大有裨益。此外，牟世金晚年抱病撰写
的《文心雕龙研究》（1995）则堪称综合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它是牟先生一生《文心雕
龙》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对《文心雕龙》的再认识再估价。王元化在该书《序》中说
：“书中那些看来平淡无奇的文字，都蕴涵着作者的反复思考、慎重衡量，其立论之严
谨，断案之精审，我想细心的读者是可以体察到作者用心的。”58
专题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文心雕龙》创作论、风格学、文学史论、美学思想和
理论体系诸多方面。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在本期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
大，该书是黄侃《札记》以来《文心》义理阐释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又一部力作。作者
把熊十力“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警句作为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以三个结
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为具体研究方法，凭借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娴
熟的现代美学理论知识，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证，全面深入的比较，将《文心雕龙》创作
论上升到现代文艺理论的高度，作出了今天应有的科学“裁断”，真正实现了《文心雕
龙》阐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此，该书不仅为《文心雕龙》研究，而且也为古代文
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詹锳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把风格当作贯穿《文心》全书的重要理论问题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作者认为“风骨”是刘勰主张的最理想风格，进而
详细论述了个性与风格、才思与风格、时代与风格、文体与风格的关系。然而，全面系
统地论述风格问题，稍有不慎便会产生庞杂的弊端。正像有人指出的，詹先生把与风格
相关的论述都当作风格本身来阐述，显得庞杂而失之准确。张文勋的《刘勰的文学史论
》（1984），则系统清理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该书从论述《文心》中的“文学发展
史总论”开始，进而就“先秦文学”、“秦汉文学”、“建安正始文学”、“两晋及宋
齐文学”分别展开分析，揭示了刘勰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史意识。略嫌不足的是，该书未
能将刘勰的文学史观放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探索其成因，指明其影响
。
《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成为本期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上期只有一篇研究刘勰美学
思想的论文形成鲜明对照，本期不仅有三十多篇专题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四部专著，即
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1987）、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
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韩湖初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
》（1993）。缪著试图站在时代文艺理论的高度，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文心雕龙》
的美学思想，指出它在世界美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易著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
工而成，作者从文学本体、创作规律和审美理想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以揭示《文心雕龙
》蕴含的美学理论体系。赵著则在有限的篇幅里探讨了刘勰的美学观、《文心》的美学
理论体系和审美理想等问题。韩著重在对刘勰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
究。上述论著都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有的分析尚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上，缺乏对《文心》深层美学意蕴的揭示和探
源；有的论述前后概念不一致，对《文心》美学范畴缺乏精确的理解；有的比较研究显
得牵强附会，未能准确把握由中西不同文化特质导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的差异性。
相比之下，最近出版的寇效信遗著《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倒是一部功力深厚、考
辨精审的《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专著。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问题在前期一直没有正面的专题研究，而在本期则成为论者关注
的焦点之一。从1981年牟世金发表第一篇专论《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以来，
至今已有二十多篇这方面的文章，且有好几部专著问世。杜黎均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
研究和译释》（1981），认为《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
体系由“文学和现实”、“内容和形式”、“文学的特征”等七个部分组成。为了帮助
读者认清《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者还在“范注”二表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份更为详
细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表”。该书的最大问题是为刘勰套西装，作者不是经
过严密的考证而是随意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解释刘勰的文学理论，这种随意拔高的
做法是不可取的。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1987）是一部着力探讨刘勰文学理论体
系的著作，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从文史哲多层面收集材料，以辨明刘勰文学理论的历史背
景和思想渊源。全书尽管也是从文学的本质与起源、构思与想象、主观与客观、内容与
形式等现代文学理论观点出发，研究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但由于作者立足于材料的发
掘与整理，所以观点虽新，却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石家宜的《文心雕龙整体研究》
（1993）则另有高见，该书在作整体研究时，并没有用现代文学理论概念将刘勰著作任
意切割、组合，而是客观地从原著自身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统一性的根据，这构成
了该书的鲜明特色。作者把《文心》上篇头五篇与下篇头五篇当作全书总的指导思想和
“商榷文术”的纲领，指出这两部分之间的“体”与“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文心
》上篇与下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这样做，“就像牵住了对《文心雕龙》进行整
体研究的牛鼻子”。应该说这是一种贴近古人、切合原著的好方法，只是在具体操作时
效果没有作者预想的那么好，可能因为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由以往论文构成，作者尚未及
对其进行综合改造所致。
  以上几方面的专题研究均能纵贯全书，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
评论的研究模式，表明“龙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在提高。然而，相对于校注来说，理论
研究还是比较薄弱，像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那样
功底深厚又具有突破性的权威著作，毕竟太少了！
（3）工具书本期《文心雕龙》研究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批“龙学
”工具书，这是“龙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1987年吴美兰编纂的《文心雕龙研究成
果索引》和朱迎平编纂的《文心雕龙索引》同时问世，前者广泛收集海内外“龙学”研
究成果，后者就《文心》的文句、人名、书名、篇名等编排索引。两种《索引》虽然都
较粗略，但是对于如火如荼的“龙学”发展态势来说，毕竟是解了燃眉之急，故为学林
称善。冯春田继《文心雕龙释义》（1986）之后又推出更为全面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
》（1990），该书汇释《文心》所用语词近九千条，类似《文心》语词释义大全，虽然
有些笨拙，“亦‘龙学’之一翼”（牟世金语）。“龙学”界一直盼望的《文心雕龙辞
典》，本期终于有了两部。贾锦福主编的一部于1993年率先出版，周振甫主编的另一部
也于1996年问世。后出的一部因为撰稿人相对集中（主要是周振甫、刘跃进、赵立升三
位），各词条的解释也就比较统一，全书整体性更强一些，特别是所附《元至正本文心
雕龙汇校》，更加彰显了该《辞典》的学术价值。尽管如此，贾氏及其同仁所编《辞典
》的首出之功仍不可没。工具书方面最重要的当数杨明照挂名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
》（1995），这部凝聚着众多“龙学”专家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虽然姗姗来迟，但却以
其全面性和权威性受到“龙学”界的高度赞许，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龙学小百科”。
正如王元化在《序》中所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十二年以来，除进行国内外学术
交流，定期刊行学刊外，较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这部《文心雕龙学综览》了。编辑工作
历时三年，撰稿者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多位学者，全书六十余万言。这样一部由海
内外学人共同编纂的煌煌巨制，在大陆还是一件创举。”59
以上工具书的出版，对于促进“龙学”的进一步发展，补助海内外学术交流，均有无量
功德。然而，无庸讳言，大陆“龙学”界在工具、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近十年
来的“龙学”研究成果尚无人做统计索引工作，像日本冈村繁编纂的那样详尽的《文心
雕龙索引》大陆还没有，而朱氏《索引》显然已不够用了！
（4）论文集本期“龙学”的又一个特点是一些论者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纷纷
出版，这是前期所没有的，它标志着诸多论者的“龙学”研究由零打碎敲走向全面系统
。这些论文集主要有：马宏山的《文心雕龙散论》（1982）、牟世金的《雕龙集》（19
83）、蒋祖怡的《文心雕龙论丛》（1985）、毕万忱、李淼的《文心雕龙论稿》（1985
）、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1986）、涂光社的《文心十论》（1986）、李庆甲的
《文心识隅集》（1989）、穆克宏的《文心雕龙研究》（1991）、王明志的《文心雕龙
新论》（1994）等。另外，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会刊《文心雕龙学刊》也在本期出
版了1─7辑，1994年会刊更名为《文心雕龙研究》，现已出至第3辑。这些论文集中的论
文所研究的范围，几乎包括“龙学”的各个方面，涉及各种专题，堪谓“龙学”兴盛期
的盛事。
  2、论文
本期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到“龙学”的诸多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是接
着前期继续讨论，但深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有些问题则为本期所独有，开辟了“龙学”
研究的新领域。
（1）刘勰生平研究杨明照的《梁书刘勰传笺注》经大量增补修订后发表于《中华文
史论丛》1979年第1辑，这是刘勰生平方面考订最精、影响最大的文章，使我们对刘勰的
家世和生平的基本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对研究刘勰确有“知人论世之助”（牟世金语
）。同时，有关刘勰生平的研究，台湾、日本和大陆其他学者也有不少创获，牟世金的
《刘勰年谱汇考》（1988）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并按以己见，为人们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在刘勰生平研究方面分歧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刘勰
早年为何入定林寺，王元化主“家贫”说，杨明照持“信佛”说，张少康则认为是为了
“寻求政治出路”。60 二是刘勰的卒年，范文澜推断为521年，赵仲邑、穆克宏、牟世
金、周振甫、詹锳等人的看法接近范说；李庆甲考订为532年，郭晋稀、祖保泉从李说；
杨明照则认为在538—539年间。61 三是刘勰出身士庶问题，学术界向以刘勰出身士族，
王元化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庶族说，认为“刘勰并不是出身
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赞成庶族说并加以补证
的还有程天祜和牟世金。62 王利器和马宏山坚持认为刘勰出身士族，63 周绍恒则在《
刘勰出身庶族商兑》一文中，对士族说作了进一步论证。辨清刘勰出身士族还是庶族，
有助于对刘勰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全面评价，但也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陷入出身决定论
的危险境地。四是《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龙学”界多数学者同意清代刘毓崧的
考证，认为《文心雕龙》写定于齐末；自本期开始，施助、广信、叶晨晖、夏志厚、周
绍恒、贾树新等人先后撰文，对刘氏考证提出质疑，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梁初。64
《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问题直接决定着对刘勰生年的推断和对《文心》本文的理解，
所以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弄清事实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2）刘勰思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儒佛道玄展开讨论。1980年马宏山发表了
《论〈文心雕龙〉的纲》，该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佛道
是《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此论一出立即在“龙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许多
论者撰文反驳此说。李庆甲的《〈文心雕龙〉与佛学思想》认为：“《文心雕龙》的思
想体系属于儒家”，是“一部与佛学唯心主义对立的儒家文论”。孔繁的《刘勰与佛学
》也指出：“《文心雕龙》不以玄学佛学作指导，而以儒学作指导”。但是，马宏山提
出佛道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论纲”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汇集
为《文心雕龙散论》一书。这表明本期佛道论比前期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较为全
面系统的观点。儒佛之争的同时，也有不少论者认为刘勰主要受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的
影响。皮朝纲的《〈文心雕龙〉与老庄思想》、张启成的《〈文心雕龙〉中的道家思想
》、蔡仲翔的《论刘勰的“自然之道”》和《王弼哲学与〈文心雕龙〉》、严寿澄的《
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姚汉荣的《〈文心雕龙〉与魏晋玄学》等，均主此说。
持儒家思想主导说者仍属多数，但对佛道说和道玄说者所举出的大量事例和进行的有力
论证，儒道说者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原先那种认为刘勰“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
完全“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的纯粹儒家说已不存在，多数论者主张儒家思想是刘勰的
基本思想或主导思想，但刘勰同时也受到佛道玄思想的影响。如张少康的《〈文心雕龙
〉的原道论》就说：“刘勰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主导方面，又有其复杂的、兼容并包的方
面。即以‘道’来说，既是哲理性的道，又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之道；既以儒家为主，又
兼通释老。”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王元化在《〈文心雕龙〉札记三则》、《思
想原则和研究方法二三问题》等文中作了分析：“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儒
、释、道、玄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吸收又排斥，既调和又斗争的复杂错综的局面”；“当
时没有不掺入任何其他思想绝对纯粹的儒家，也没有绝对纯粹的玄学和佛学”。因此，
“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中恪守儒学风范，但是他对于作为当时时代思潮的释、道、
玄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由儒、释、道、玄各执一端到以儒为主诸家并存，这
是本期刘勰思想研究的重大进步，因为刘勰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体现在《文心雕龙》
中更是如此，这已基本成为“龙学”界的共识，只是对各家思想在书中所占的比重看法
仍然不一。漆绪邦认为：“以道为体，以儒为用，才是刘勰论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涂光社也认为：“《文心雕龙》杂糅经魏晋玄学改造的各家思想，有开放的特点，儒道
是其互为补充的两个主要侧面”。65 李平的《论〈文心雕龙〉的体用之道》又从先秦文
化渊源、魏晋时代风尚和《文心》总论、创作论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刘勰“道体儒用
、体用结合”的文学指导思想。汪春泓的《关于〈文心雕龙〉之佛教渊源的新思考》和
邱世友的《刘勰论文学的般若绝境》，则从魏晋儒道释合一的社会思潮着眼，分析了佛
学对刘勰的影响，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3）《文心》单篇研究对《文心雕龙》五十篇进行单篇研究的论文在本期占了很大
的比重，除文体论尚有少数几篇没有专论外，其他各篇几乎都有专门研究文章，像《原
道》、《辨骚》、《神思》、《体性》、《风骨》、《情采》、《通变》、《物色》等
重要篇目，研究文章都有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这里仅就《神思》和《风骨》篇的研究情
况作一综述，以见本期“龙学”微观研究之深入。王元化首先提出：“《神思篇》是《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纲”。牟世金、周振甫、张少康等人均赞同此说，并从不同角度
对“总纲”说作了发挥。对《神思》篇的总纲地位虽然有了一致的认识，但对“神思”
含义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王元化主“想象”说，牟世金持“艺术构思”说，詹锳则认
为是“形象思维”。准确理解“神思”概念的含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对《神思
》篇理论意蕴的发掘。邱世友的《刘勰论〈神思〉》认为：“刘勰作为形象思维的神思
论，就是建立在心和物这个关系上的；心物同一是神思论的基础，又是它的归结。”萧
洪林的《刘勰论艺术想象的特征》一文，将“神思”理解为一种想象活动，并概括其四
个方面的特征，即自由性、形象性、虚拟性和感同身受。“意象”作为古代文论中的一
个重要的理论范畴，首先出现在《神思》篇中，郭外岑的《释〈文心雕龙·神思〉篇》
对“意象”的形成、特征和意义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刘勰提出的‘意象’说，确是我
国古代艺术思维理论发展的一大飞跃，使我国传统的‘言志’‘缘情’的诗歌创作认识
又大大深化了一步，从而更深刻地接触到了艺术创作的本质”。亦武的《刘勰的神思说
和黑格尔的想象论比较研究》、梅家玲的《刘勰神思论与柯灵芝想象说之比较与研究》
，分别就《神思》篇作中西比较研究，以见其理论价值。还有人认为：《神思》论述的
是一个由构思和表达构成的二层次创作思维活动系统，其主要特点有整体性、层次性、
适应性和目的性，虚静与技巧分别是构思与表达的前提。构思系统主要是情感的对象化
活动，其要素有想象、物象和情感；表达系统主要是意象的物化活动，涉及语言、声律
、比兴、修饰诸要素。66 这是运用系统论方法对《神思》篇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研究，颇
有新意。
《风骨》篇仍然是本期研究的重点，并开始从总体上出现某些统一的趋势。“不少研究
者逐步确认‘风骨’问题是刘勰针对齐梁文风提出的审美理想或审美标准；‘风骨’最
基本的特征是‘力’，是阳刚之美。”67 涂光社的《〈文心雕龙·风骨〉篇简论》认为
：“‘风’是一种‘力’，‘骨’也包含着‘力’；刘勰批判的是文学创作的‘无力’
、‘力沉’，强烈要求作品具有‘遒’、‘劲’、‘健’的力。一言以蔽之，《风骨》
篇是一篇专论文学艺术动人之力的杰作。”祖保泉的《〈风骨〉臆札》在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这样的结论：“‘风骨’──文情并茂的、刚健朗畅的力的美！”刘建国的《〈风
骨〉浅尝》认为：“风”是“艺术感染力”，“骨”是“艺术表现力”。曹顺庆的《“
风骨”与“崇高”》也说：“‘风骨’与‘崇高’，同属于一种以力为基本特质的阳刚
之美”。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与前期的歧义迭出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本期《风骨》
篇研究的另一个进步是，一些论者联系《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对“风骨
”进行深入阐发，从而超越了对“风”、“骨”的概念进行罗列排比的研究方式。石家
宜的《“风骨”及其美学意蕴》认为：如果我们能从整体着眼，把“风骨”放在与其它
部分的有机联系中，找到它在《文心》体系中的位置，对“风骨”这个命题的来龙去脉
作一番历史的考察，那么，我们的探讨就可能取得比较切实的进步。牟世金的《从刘勰
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正是从理论体系着眼来探讨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儒家对待
‘志’、‘言’、‘文’三种关系的原则，也贯穿于《文心》全书，《风骨》篇的‘风
’、‘骨’、‘采’三者的关系，不过是儒家‘志’、‘言’、‘文’三种关系的翻版
。”张少康的《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齐梁时期的诗文书画理论
中的风骨论，在更广阔的范围中对“风骨”的美学内涵作综合考察，得出了一些新的见
解。近年又有人把“风骨”与人格精神理想联系起来，从儒道风骨、英雄品评与建安风
力等角度，探讨刘勰“风骨”论背后所映现的人格理想的精神义旨，认为“‘风骨’论
所映现出的人格精神是以儒家‘大丈夫气’为主，又兼有法家的‘严峻’和道家的‘通
脱’等糅合而成的，具有一种‘英雄之气’，或说是‘英雄人格’的理想精神。”68 尽
管这种观点尚未得到“龙学”界多数人的认可，但毕竟是一种新的思路。最近，郁沅又
撰《〈文心雕龙〉“风骨”诸家说辩正》一文，在剔除了一些无据之谈后，作者认为各
家对“风骨”的解释虽互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并就两派观点进行辩正，指出
两派最主要的分歧是在对“骨”的不同理解上。经过分析论证，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刘勰所说的‘骨’，既包含对事义的要求，也包含对如何安排事义的要求，还包含对
文辞的要求，是义理与文理的统一。”69
（4）“龙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期发表的论文还在一些方面开辟了“龙学”研究的新
领域。首先，不少论者开始关注“龙学”史，对《文心雕龙》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牟世金撰写的四万余言的《“龙学”七十年概观》堪称这方面的力作，该文将黄侃以
来（至八十年代中期）的“龙学”分为诞生、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研究的
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具有《文心雕龙》研究简史的性质。对一个时段“
龙学”概况的研究有王运熙、李庆甲、杨明的《建国以来国内〈文心雕龙〉研究情况概
述》，石家宜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等文。祖保泉的《试论杨、曹、钟对〈文
心雕龙〉的批点》和《〈文心雕龙纪评〉琐议》，则是对明、清《文心雕龙》研究成果
所作的清理和探讨。曾晓明的《〈文心雕龙札记〉论〈原道〉与〈风骨〉》、李平的《
“范注”三论》和《“范注”三题》，分别对“龙学”的两部名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刘凌的《向着整体上升》、戚良德的《历史的选择》、滕福海的《〈文心雕龙〉理论
体系研究述评》，则对“龙学”的研究方法、美学和理论体系研究几个专题作了评述。
近年还有一些对百年“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文章，如涂光社的《现代〈文心雕
龙〉研究述评》、张少康的《〈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李平的《二十世纪中
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这些“研究之研究”标志着“龙学”已进入成
熟和自觉的阶段。
其次，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论者还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张少康
的《〈文心雕龙〉与我国文化传统》和《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李欣复
的《从文化学看〈文心雕龙〉》、李时人的《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
视》、刘凌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朱良志的《〈文心
雕龙·原道〉的文化学意义》、李平的《论〈文心雕龙〉的文化意蕴》等，都属于这方
面的研究论文。而这方面后续性的发展，正方兴未艾。1998年《文心雕龙》第六次年会
提交的二十篇论文中，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论文就有三篇。
第三，本期还有几篇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就思想、
方法立论的有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就结构体系立论的有
黄广华的《从系统论看〈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体系》，就批评标准立论的有刘文忠的
《刘勰的批评标准系统论》，从单篇入手的有李平的《〈神思〉创作系统论》。这方面
的论文虽然还不多，但毕竟更新了方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龙学”繁盛期的研究虽然较前期更深、更细、更广，且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但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近年“龙学
”研究已有从繁盛走向萎缩的趋势。这种趋势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成果的数量九
十年代比八十年代少，近年更是锐减。“龙学”繁盛期的头五年，就出版专著十八部，
发表论文四百多篇，这种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以来共有专著
十余部，而1995年以后除会刊《文心雕龙研究》以外，只有三部专著，论文不足百篇。
二是成果的质量有所下降，就专著而言，九十年代在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方面虽有《文
心雕龙解说》（祖保泉）、《文心雕龙研究》（牟世金）和《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
（寇效信）三部重要著作，但相对八十年代来说，功力深厚的权威性著作毕竟少多了。
从论文来看，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例如：近年一些研究刘勰折衷方法的文章，尚
未达到周勋初、张少康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水平；70 论《神思》篇有关想象和形象思维
方面的文章近年也有不少，然所论大多未超出邱世友文章已讨论过的范围；71 而中西比
较研究方面的文章写得也很粗浅，不及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所论浑厚圆融。三是
研究队伍存在后继乏人的隐忧，老一辈专家大部分因年事已高而退出“龙学”研究领域
；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年学者如牟世金、李庆甲、寇效信等又因癌症而早逝，还有一些则
改变了主攻方向；青年学者中专事“龙学”研究的现在也很少，至今尚没有一篇专门研
究《文心雕龙》的博士论文问世。72
“龙学”近年冷落以至于此，无怪乎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已没有什么问题好研究了！
“龙学”已经走到尽头了！不错，三万七千字的《文心雕龙》迄今研究论著已近四千万
言，“龙学”方面的几乎每一块“砖”都被人敲过，生平事迹、版本校勘方面如无新的
材料发现，研究确实也很难有大的进展。尽管如此，“龙学”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
去做。首先，思想、理论方面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展开讨论，同时也可以开辟
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可以深入下去，目前还没有这方
面的专门著作。其次，“龙学”还有一些总结性的工作需要做，校注方面《文心雕龙》
还没有一部包括汇校、汇注、汇评的真正的“集注”本；本世纪“龙学”研究成果急需
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为《文心雕龙》至今还没有一部研究史，有的只是两部论文
选。73 复次，应加强对港台及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特别是台
湾和日本“龙学”研究很发达，有许多高水准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目前大陆对这些研究
成果虽然也做了一些总结和翻译工作，74 但还很不够；近年港台及海外《文心雕龙》研
究的新情况，我们还知之甚少。
目前“龙学”研究既处于低谷又有事可做，那么如何把该做的事做好从而走出低谷，就
成了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注意培养后续力量，必须有一只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才能提
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一些总结性开创性的工作往往需要研究者多年埋头苦干、潜
心研究方可取得成效，所以现在就必须抓紧培养有志于献身“龙学”的青年人才。其次
，要注意更新研究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这样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年黄侃更新了研究方法不仅使自己的研究超越了前人，而且使范文澜、刘永济等诸多
学人受益非浅；王元化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也给青年学子
颇多启迪。现在，“龙学”研究又面临方法陈旧、难以突破的境地，如果我们能融合传
统的乾嘉考据方法、日本的微观研究方法和西方的宏观研究方法的长处，形成一种学不
分中外、亦无论古今的新的阐释学方法，则对于推动“龙学”向纵深方向发展肯定大有
裨益。第三，要致力于创造一种良好的学风，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这对于
避免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是特别重要的。第四，应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龙学”已成为
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港台及海外学者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
启发我们的思维，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把“龙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本文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文艺理论
与批评》1999年第5期。）
『注释』：
1 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见《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1页，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4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一），1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 杨东莼：《杨东莼学术论著选》，9页，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 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与现在》，载《复旦学报》，1984（5）。
10 参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248-24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11 张海明：《回顾与反思》，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 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1）。
13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19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14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93页，上海，中华书局，1927。
15 张海明：《回顾与反思》，18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6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195-19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18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25页，南京，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3。
19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21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23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335—3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4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60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
25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一），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6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旧序》（一），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三），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29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0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31页，南京，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3。
3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3页，上海，开明书店，1944。
32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
版社，1993。
33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2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4 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35 中国XXXXXX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6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7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8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2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9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0 黄侃哲嗣黄念田在《文心雕龙札记·后记》中说：“先君以公元1914年至1919年间任
教于北京大学，用《文心雕龙》等书课及门诸子，所为《札记》三十一篇，即成于是时
。”《札记》于1925年起在《华国月刊》连载，至1927年集《神思》以下二十篇成书，
交北平文化学社印行。1935年黄侃逝世后，前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文艺丛刊》又将《原
道》以下十一篇发表。1947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曾将上述三十一篇合印一册，在校内交流
，绝少外传。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三十一篇合为一集，由黄念田重加勘校，并
断句读，正式出版。至此，《札记》全璧方流行于世。
41 参见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2515页，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
42 “范注”是作者在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基础上写成的，据
赵西陆说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馆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
—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
店出版七册线装本。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馆《讲疏》大加修订而来，开明书
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施以若干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又一
次核对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籍刊行社或古典文学出版社）分二册重印，这就是
现在流行的本子。据王利器《我与〈文心雕龙〉》一文回忆，作者五十年代在文学刊行
社工作时，曾担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重版的责任编辑。他说：开始范老不同意重印
这部书，认为是“少作”，存在不少问题。作者表示这次做责任编辑，一定尽力把工作
作好。在整理过程中，作者订补了500多条注文，交范老审定时，他完全同意，并主张著
者应署两人的名字。（详见：《王利器学述》，222—22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43 见梁启超为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所作之序。
44 如大陆杨明照有《文心雕龙范注举正》，台湾王更生有《文心雕龙范注驳正》，日本
斯波六郎有《文心雕龙范注补正》。
45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序》，6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6 作者为配合《文心雕龙新书》，还依据《文心雕龙》本文编纂成索引工具书《文心雕
龙新书通检》一册，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
47 据该书《后记》所云，作者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主攻《文心雕龙》，“研阅既久，觉
黄、李两家注实有补正的必要。偶有所得，便不揣固陋，分条记录。后得范文澜先生注
本，叹其取精用弘，难以几及；无须强为操觚，再事补缀。但既已多所用心，不愿中道
而废，于是弃同存异，另写清本。以后如有增补，必先检范书然后载笔。不到三年，又
积累了若干条”。1936年夏，作者将其研究成果清写成册，作为大学毕业论文。同年秋
，作者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导师郭绍虞先生指导下，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方参
稽，所得比过去稍多”，直到1957年作者才交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48 作者还编有讲义本《文心雕龙征引文录》和《文心雕龙参考文录》二种。
49 刘永济曾对黄侃弟子程千帆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
释》，《论说篇》写得最详。”作者以精于小学推黄侃，以长于议论许自己，颇有《
校释》不让《札记》之意。
50 《〈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齐鲁书社，19
84。
51 张光年在当时给《文艺报》编辑讲《文心雕龙》时，试着翻译了一些篇目。《中华文
史论丛》1983年第3辑发表了张光年翻译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
《定势》、《情采》六篇。
52 该书196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初版，1982年由牟世金修订再版。初版分“引言”、“译
注”、“附录”三部分，“引言”概述刘勰生平思想及其文学理论，“译注”为《神思
》、《体性》、《风骨》、《通变》、《情采》、《镕裁》、《夸饰》、《物色》八篇
，“附录”收《〈文心雕龙〉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文心雕龙〉中有关浪漫主
义的论点》、《刘勰论诗的幻想和夸饰》、《〈文心雕龙〉术语初探》四篇论文。新版
改为“论述”和“译注”两部分，“论述”共收六篇论文，除初版四篇论文外，另收《
刘勰及其文学理论》（由初版“引言”修改而成）、《〈文心雕龙〉创作论初探》两篇
；“译注”除初版所选八篇外，新增《比兴》、《总术》两篇。
53 见《光明日报》1959年12月6日《关于“风骨”的解释》。
54 寇效信：《论“风骨”──兼与廖仲安、刘国盈二同志商榷》，载《文学评论》，1
962（6）。
55 王运熙：《〈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载《学术月刊》，1963（2）。
56 牟世金：《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江海学刊》，1964（
1）。
57 王运熙：《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载1964年8月23日《光明日报
》；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载《文学研究》，1957（2）；郭味农：《关于
刘勰的“三准”论》，载《文学遗产增刊》，1962年（11）；于维璋：《刘勰的美学思
想初探》，载《山东大学学报》，1962（1）。
58 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序》，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9 王元化：《文心雕龙学综览·序》，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60 王说见《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1），又收入作
者《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杨说见《梁书刘勰传笺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1），又收入作者《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张说见《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
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1）。
61 范说见《文心雕龙注》；李说见《刘勰卒年考》，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辑），
又收入作者《文心识隅集》一书；杨说见《刘勰卒年初探》，载《四川大学学报》，19
78（4），又收入作者《学不已斋杂著》一书。
62 程天祜：《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3）；牟世金：《
刘勰评传》，载《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63 王说见《文心雕龙校证·序录》；马说见《对刘勰“家贫不婚娶”和“依沙门僧祐”
的看法》，载《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
64 施助、广信：《关于〈文心雕龙〉著述和成书年代的探讨》，载《文学评论丛刊》（
第3辑）；叶晨晖：《〈文心雕龙〉成书的年代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1979（3
）；夏志厚：《〈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刘勰思想渊源新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丛刊》（第11辑）；周绍恒：《〈文心雕龙〉成书年代新考》，载《文心雕龙学刊》（
第6辑）；贾树新：《〈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载《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
65 漆说见《以道为体，以儒为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2）；涂说见《文心十
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66 李平：《〈神思〉创作系统论》，载《文艺研究》，1989（5）。
67 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序》。
68 陶礼天：《刘勰“风骨”论新探》，载《文心雕龙研究》（第3辑）。
69 郁沅：《〈文心雕龙〉“风骨”诸家说辩正》，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6）。
70 周文：《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11辑）；张文：《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刘勰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载《学
术月刊》，1986（2）。
71 邱文：《刘勰论〈神思〉──一个心物同一的形象思维过程》，载《文心雕龙学刊》
（第1辑）。
72 据悉近年北大张少康的一位博士生是以《文心雕龙》研究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的，只
是成果尚未正式出版。在台湾，沈谦曾在王梦鸥、李辰冬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撰《〈文
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获文学博士学位；刘渼则在王更生导师的指导下，完成
题为《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博士论文。在美国，有两篇博士论文以《文心
雕龙》为题，一篇是Donald Gibbs所写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一篇是Paul Y
oug-shing Shao所著的《刘勰：理论家、批评家、修辞学家》。现为法国东方语言与文
化学院讲师的华蕾立博士，也写出了题为《刘勰（约465—521）：学者、高僧与文士》
的博士论文。
73 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1949—1982），济南，齐鲁书社，1
988；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
0。
74 牟世金的《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一书，对台湾
“龙学”研究成果作了较详细的评介；对日本“龙学”研究成果的翻译有：王元化选编
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彭恩华编译的《兴膳宏文
心雕龙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4）、曹旭翻译的户田浩晓教授的《文心雕龙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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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7-17 21:58:03

对不起因电脑速度发生故障

[ 本帖最后由 yanshoufeng 于 2007-7-17 22: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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