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鏡源流求其真,辨章學術顯其識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2-4 13:36:36

考鏡源流求其真,辨章學術顯其識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

摘要：分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意。在此基础上认为，前人对目录文化职能之思考主要
聚焦于如何通过类例别白学术。类例是工具，别白学术是目的。章学诚提出“辨考”命题，强调书目在别
白学术之外，还有揭示源流的用意。而作为手段，解题、序言和类例同等重要。并且，前人措意的类例尚
不全面，尤其没有看到互著和别裁作为变通手段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定论久孚的核心命题，但章学诚本人笃
于自信，未遑定义。后学沿波，每为章氏卓识而低徊、感佩，然亦无人对辨考概念作深度剖析。事实上，
后人之理解和辨考的真正内涵有一定区别，值得仔细辨明。

1 辨考的语源本意
1．1 释“辨章”
《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史记·五帝本纪》：“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后
汉书·刘恺传》“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注云：“《尚书》曰‘九族既睦，辩章百姓’，郑玄注云
‘辩，别也。章，明也’。”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平章百姓》认为平章、便章、辩章中的平、便
、辩三字互为通假，义为辨别。
而首用辨章一词者，以班固《典引》“躬逢天经，惇睦辨章之化洽”为最早。《典引》收入《文选》
卷四十八，李善注云：“《尚书·尧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辨与便古字通也。”今
按：平、便、辩、辨四字在上古皆为并母元部字，既为双声，又是叠韵。在反映中古声韵面貌的《广韵》
中，平、便是并母仙韵，辩、辨是并母狝韵，四字双声。而仙、狝二韵皆为山摄开口三等韵，区别只在仙
韵为平声，狝韵为上声。所以，平、便、辩、辨四字语音近同而互为通假。总上，辨章一词可以上溯到《
尚书》，意为“辨别之，使之彰明”，语法上有动补性质。
辨章用于文献整理，似亦以班固为最早。班氏《答宾戏》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 《答宾戏
》收入《文选》卷四十五，注曰：“项岱曰：司，主也；籍，书籍也。……翰曰：分辨章句之旧闻以行于
世也。”今按：李周翰所注不确。“章”不是指“章句”，而是“辨章”构成一个词组，和动词“司”相
对。“籍”则和“旧闻”相对，大致分别相当于“文”和“献”。朱熹《论语集注》解释《八佾》“文献
”曰：“文，典籍也。献，贤也。”贤，意指耆旧言论，即旧闻，今本《辞源》和《辞海》皆取此说。所
以，“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应解释为：刘向负责整理文献，辨别文献内容使之彰明。清钱大昕《十驾斋
养新录》卷二十就纂修方志提出见解说：“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
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析之于人情。”[1]钱氏也认为，“故老”和
碑刻、载籍等具有一致的文献价值。
1．2 释“考镜”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中又作“辨章学术，考竟源流”。“考竟”
本是古代法律用语，意为“刑讯致死”。《释名》卷八曰：“狱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狱也。”后
考镜亦可写作考竟，如清王澍《淳化祕阁法贴考正》（《四部丛刊》本）卷十一《新绛本》“既裁为经册
手轴，则何所考竟？”即是。所以，《淳化祕阁法贴考正·序》又有“博取群书，详悉考镜”之语。章学
诚所云考竟，其意亦同于考镜。
“镜考”一词先于“考镜”问世。《汉书·谷永传》“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
己行”，注曰：“镜，谓监照之；考，校也。”镜考有借鉴它事以自省的意思。后来，镜考多用于“考证
之，使其内容镜现、明晰”之意。如明赵汸《答徐大年书赵汸》云：“其所辨证必有可观。陈史既复不作
志，其书复不传，千载而下无所镜考。”[2]
“考镜”之成词则出现较迟。南宋末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十一云：“公考镜详密，精力不间。
”作于明万历间的陈俊《宛陵先生集·后续》云：“而中丞公填抚之余，考镜遗风，表章前哲。”有清以
降，考镜一词多用于典籍整理。如，赵怀玉《毗陵集·序》云：“其谥、议、诔、传，有涉于公，足资考
镜者，并附篇后。”洪亮吉《北江诗文集》卷四《贵州水道考·上》：“书成晰为三卷。……各冠以表，
条分缕晰，庶后为方志者有所考镜云。”卷三《太平寰宇记》：“自吉甫以后藉以考镜今古、联缀前后，
实无踰此书。”薛福成《出使四国公牍·序》：“裒函劄批之稍关国计民生者，暨洋文照会与电报，釐存
八卷，时自观览，以备考镜。”
可见，考竟、镜考和考镜有相同的义项。语法上，考镜也是动补结构，意为考证之，使其内涵镜现、
明晰。
1．3 释“源流”
源流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富国》“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意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后多喻事物的起源
和发展。如，唐玄宗《孝经序》：“去圣逾远，源流益别。”清顾广圻《韩非子补》：“描其藏书诸家图
书以志源流。”源流亦可作源委或原委，《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
委也。此之谓务本。”疏曰：“河为海本，源为委本。”章学诚《校雠通义》中也多用源委或原委。
源流一词并不高深。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强调的源流有两层涵义。
第一，可称为大源流。《校雠通义·原道》认为战国和三代之前，“官守其书”、“师传其学”、“
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
，盖出古某官之掌……其云某官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载籍，
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
第二，每一种学术（学科门类）又各有源流，即小源流。如《校雠通义·宗刘》“之二”、“之三”
、“之四”、“之五”、“之六”分别专论正史、名墨两家、集部、类书、钞书（即将前人著作钞撮为节
本）的源流。《校雠通义·互著》指出：“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
源至委，竟其流别。”
其中，小源流是具体的，因而也颇为前人（如郑樵）所识见。而大源流则是抽象的，由纵向观之，是
指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趋势；从横向来看，是指道器关系。大道无形，本质上可视为人类一切劳作
所欲奔赴的共同主题，因而也是所有文献内涵的最高哲学设定。目录既要能揭示小源流，又要能揭示大源
流，所以《校雠通义》第一卷第一篇即为《原道》，以示“著录先明大道”的宗旨。《文史通义》复作《
原道》上、中、下三篇，反复申述，显现了章学诚深刻的目录学本体论意识。
1．4 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综上所述，“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都是动宾短语，细析之，又都含有动补成份。一致的语法结
构，形成了互文的修辞手法，其意应为：辨别学术（及其源流），使学术（及其源流）彰显、透彻；考订
（学术）源流，使（学术）源流镜现、明晰。简而言之，即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而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
两者密切相关、相得益彰，《校雠通义·自序》所谓：“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惜乎前人之理
论思考多有偏颇，没有或较少注意到书目除了要别白学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是其较为完整的表述
），还要揭示源流。

2 前人对书目之学术价值的认识
肇端乎刘氏父子的古代目录学实践，可谓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并重。《七略》以“种别”图书为职志
，“略”即所分之类别。《说文·田部》云：“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略本义为田界，引申为类
别。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亦云：“略者，举其大纲。”同时，《七略》中又有“最为明道之要”的《
辑略》，以撮述源流。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的《汉志》，保留了《七略》“种别”图书的内核
，又将《辑略》打散列为小序，也能兼及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但班固显然更措意于别白学术的一面，这
在《汉书·叙传下》对刘氏目录工作的总结性评价中可以读见。他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
，略叙鸿烈。”这里的关键是“别”和“略”。《隋志·序》说：“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
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也点明了《汉志》是以书部（即类例）为本的。
阮孝绪《七录·序》可视为我国第一篇较系统的目录学理论文篇，他提出“流略之学”，重点是放在
类例（主要包括类名选用、类目设置、类目次序、具体文献归类、同一类目中若干文献的著录次序等）上
的。阮氏“斟酌刘王”，主要讨论了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和他自己的《七录》的类目设置和类名
选用问题。嗣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思考几乎都围绕具体的文献编目实践而展开，因而类例构成萃力
之所在。如，智昇《开元释教录·序例》“科条各别”思想主要体现在文献部次上。《旧唐书·职官志》
说崇文馆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
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其《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类例既分，学术
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
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郑氏明确提出了
书目不仅要别白学术，还要揭示源流，章学诚对郑樵卓识颇有高评。《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云：“
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但郑樵校雠学理论的核心仍然是“类例
”。所谓“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
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3]等等，都是强调通过类例以别白学术。
应该指出，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惯用的“流别”一词，就暗示了两者的唇舌关系
。《隋书·经籍志》：“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
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指明了刘氏父子书目工作在揭示源流方面的价值。释
道安《二教论》“详览载籍，寻讨源流”[4]也曾明确提出揭示源流的重要性。《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
以析条目。”亦兼及“源流正变”和“分并改隶”两方面的内容。
但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思考几乎都是在具体目录工作实践中展开的，类例作为分类目录在类型
特征上形成的固定格式，是建构目录大厦的基本框架。所以，中国古代目录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类例问题
，这决定了传统目录中很大部分的智慧必然表现在类名的选用、具体文献分类、同类文献之排序等问题之
上。虽然对目录在揭示源流方面有一定认识，但无疑是放在次要位置的。《校雠通义·自序》“（郑樵）
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基本概括。

3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真谛
章学诚认为就书目的文化职能而言，揭示源流和别白学术同等重要。《校雠通义·自序》云：“今为
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釐别。”这反映了他
的学术旨趣所在，也是辨考命题之真谛，同时也精辟地道出了古代目录学家的想法。那么，书目是怎样实
现辨考，亦即怎样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的呢？他认为一在序言、二在解题、三在类例。但序言和解题每为
前人所忽略；并且，前人所孜孜的类例也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没有运用互著和别裁的变
通手段，因而不仅不能充分揭示源流，甚至也不能真正别白学术。
3．1 强调书目揭示源流的另一面
《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
，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这是对“焦竑们”只知通过类例以别白学术这一通病的集中批评
。书目要求“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5]，即需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双
轨并行。
《校雠通义·宗刘》云：“部次不精，学术所以日散。”章氏并不一概反对类例，而只是不能停留于
此。故《宗刘》又云：“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校雠通义·汉志诸子》指出：“著录
之书贵知原委，而又当善条其流别。”他的《文史通义》也是将主要内容放在古今学术宗旨、源流及古籍
目录体例之上的。章华绂《序》云：“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
子之传，故于学术渊源，辄能条例而得其宗旨。”总之，目录必须在别白学术的同时，能够反映学术源流
，揭示书籍内容，成为治学门径。此一见解乃是对前人认识的升华。
3．2 序言在辨考中的作用
类例长期吸引着目录学家的注意，而序言则很少进入研究的视野。序言源自《七略》的《辑略》，王
俭《七志》称条例、许善心《七林》称类例、《隋志》和毋煚《古今书录》称小序、章氏《校雠通义》称
为叙录。《汉志》中的四十篇序言（总序一篇、略序六篇、种序三十三篇），即是配合“哑巴”类例考镜
学术源流的。但从阮孝绪到郑樵，长期吸引目录学家注意力的是分类。而章学诚则认为，刘歆的《辑略》
“最为明道之要”。《校雠通义·原道》指出：“由刘氏之旨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
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校雠通义·宗刘》在总论五条“四部之不能返《七略》”的理由后，又分别于《宗刘》“之二”、
“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中为史部、名墨、集部、类书、钞书、评点书等等这些后出书
籍拟写了小序，以示对序言的高度重视。又如，《汉志诸子》之十三云：“今为阴阳家作叙例，当云：…
…”是为阴阳家拟作的序言。强调用序言配合类例共同承担书目的辨考职能，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针
对《旧唐志》虽有总序但弃小序，余嘉锡先生说：“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6]来新夏先
生也说：“从《七略》、《汉志》开创的小序体对于学术研究确为一重要贡献，后此诸家，颇多沿用，可
惜为《旧唐志》所破坏，使唐以下目录书对于学术源流的论述缺一大宗。”[7]余庆蓉、王晋卿则直接把
序言理解为“记述一类文献或考辨学术渊流”[8]。
3．3 解题在辨考中的作用
解题源自刘向《别录》，章学诚亦称为叙录。《校雠通义·宗刘》曰：“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
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
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明确提出要重视通过叙录（解题）来发挥辨考职能。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
艺文志》云：“《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
之意。”认为解题可导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庄子·天下》等学术史文篇。并说：“校书诸叙论
，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9]这里所谓
的叙录实即解题，他认为解题对于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意义重大。从颜师古《汉书注》中可知
，东汉应昭、服虔等人即已“互参”《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等学术史文篇来注《汉志》，可视
为章学诚此说的源头。古代目录以文献著录为形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为此，有必要参
考史书和学术史文献。《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云：“《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
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而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
表现了对阙失解题致使不能充分考辨的不满。
总之，序言和解题是配合分类共同实现对文献的整序。但由于分类本身具有文献整理的直接现实性，
因而倍受重视。郑樵提出“泛释无义”是其贬斥序言和解题、以类例为目录研究之核心的清晰表征。序言
和解题可以用十分明确的文辞表达“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即考辨学术源流，这是章学诚强调序言和解
题的根义。所以，他把有叙录（既指序言也指提要）者叫校雠学，视为书目正宗。把“徒为甲乙纪数之需
”者叫目录学，视为书目之末流。《章氏遗书·信摭》说目录学不过“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反对
“别有目录之学”，目录工作不过是“校雠之学”的一道工序，而“校雠之学”的任务即是辨考。
3．4 互著和别裁在辨考中的作用
互著，亦作互注，可以上溯到《史记》和《汉书》。《校雠通义·互著》云：“班、司列传家法，人
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同样，“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
溯家学者可求之无弗得。”如，《汉书·书》中的《议奏》一书，《文史通义·书教中》云：“其实应隶
史部，追源当尊《尚书》。”认为正确的归类应该是分在史部，但需互著于经部尚书类。《校雠通义·互
著》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这是对不明互著，
导致不能充分辨考的批评。
“裁篇别出，补苴部次，别出门类”的别裁，目的也是为了“以辨著述源流”[10]。《校雠通义·焦
竑误校汉志》说：“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见于此篇（按：指《弟子职》出于《管子》）及《孔子三
朝记》之出于《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他在《焦竑误
校汉志》中还举例说明别裁的具体运用，他说：“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图
》、《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
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
可见，互著、别裁是刻板的分类不能辨考时的权宜之计。章学诚并不一概反对类例，而只是对固守类
例而不知互著、别裁之变通手段致使不能充分考辨提出批评。

4 结语
章学诚目录学理论思考是在清算前人的基础而生发的，补阙拾遗是他的基本着力所在。所以他虽别白
学术和揭示源流并重，但更留意于后者。他重视序言和解题、提出互著和别裁，也主要是纠偏前人，针对
性很强。

好古敏求卓尔不群——论王国强教授的文献学研究成就

作者：萧鲁阳

[摘要]文章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国历史藏书学研究、版本学和汉代文献学研究诸方面论述了王国强教
授的文献学成就。王国强教授以较大的理论勇气，在古代文献学领域，开拓进取，不媚俗见，而自成一家
言。
[关键词] 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史

我与王国强教授相识近20年，深切地感到他的学问和识见不断增长，学者的品格日渐成熟。他是年轻学人
中少有的“读书种子”，“手不释卷”四个字，用在他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读书特点，可用
“多读书”三个字来概括。多谓博览群书，读谓精读，读懂读透；书是书籍，尤其是经典，用古语说就是
经籍。学识的宽广与专门的学术领域的深邃，做学问的严谨持重，厚积薄发，已使他成为比较成熟的学者
之一。王国维《人间词话》借三句宋词所表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为学界所熟知和
乐道，鲁阳以为，王国强教授早已跨过望尽无涯路和消得人憔悴的阶段，而踌躇于灯火阑珊处了。睹其人
，读其文，闻其论，每每为他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所感动。
王国强教授的主要学术领域是古代文献学。他在古代文献学学科建设及目录学、版本学和历史藏书学等方
面都有令人称道的建树。他认为文献学是致用之学，因此，尽管一直从事高校教育工作，却从不放过接触
实践的机会，多次参与古籍的普查和鉴定，鲁阳有幸与之偕行。他现在参加《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的
撰稿工作并担任副主编，在河南省重大文献工程中担当重任。
1963年，国强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西北的王湾村。村子紧邻古老的涡河，涡河孕育了中州先哲老子和陈摶
，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回忆，这里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曾经艰辛的物质生活，养成了国
强朴实、温和、细腻而又坚韧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似乎天生适合读书和做学问。他于1979年考取我国著名
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1983年7月分配至北京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从事文献工作。1984年
，郑州大学筹办图书馆学专业，亟缺专业人才。为了支援家乡建设，1985年春，王国强调入郑州大学任教
。他于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2年晋升教授，并于是年考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袁祖亮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
位。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王国强教授是郑州大学文献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图书馆学专业教研
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图书馆
学会古籍研究组组长、《河南图书馆学刊》副主编、郑州大学图书馆兼职研究馆员。他在《中国图书馆学
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
著作（含合著）8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若干项，论著获省级优秀学术成果奖。堪称河南图
书馆界翘楚。
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国强教授目录学新解
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古代重要的目录学命题，王国强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在他的不少论
文中显示出他不断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的求真的治学精神。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判——中国
古典目录学价值重估》一文中[1]，否定多于肯定，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一文中[2]，则
偏重于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对于其长处和局限最早进行了系统分析，代表了王国强教授的基本观点。关于其
长处，王国强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一个有价值的目录学命题。就消极方面而言，她契合了传统
中国文化，适应了中国文化对于目录学的要求，使中国目录学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就积极方面而言
，它弘扬了目录学的社会价值，提高了书目和目录学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对目录学的认同，也使目录
学更具理论色彩，丰富了目录学内容，对指导学术性书目编撰、激发学术性书目编者的使命感有一定作用
，它所肯定和阐释的书目方法，例如提要、互著别裁，在揭示文献信息方面自有相当价值。总之，作为对
目录学的局部认知，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其内在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它在绝对肯定学术性书
目的同时，却没有承认并且排斥了其他类型书目和书目基本功能价值，否认了目录学其他内容独立存在的
价值，把自己置于和其他内容的对抗地位。这样，它就走得过远了些，超越了真理的界限。它以为自己具
有本体意义，而不认为自己只是书目的一种功能，或次要功能，更非本体意义上的功能；它以为自己就是
目录学内容的全部，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部分，甚至不是非有不可的内容。该理论是以目录学本体出现
的，也是这样自觉的，由此成为‘倒立的金字塔’，即它从一点入手而予以无限夸大，成为一完整的封闭
和自我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了绝对化的失误。它用学术性书目作为惟一的范式批评其他类型的书目，肯定
学术性书目而否定其他书目的独立价值，以学术性书目功能、价值否定书目的基本的、本体意义上的功能
价值，以自身的特殊消夺了其他特殊，消夺了一般……该理论还含有这样的失误，即如果目录学仅仅达致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价值，而没有其他任何内容，或者，其他内容均不具独立价值，那么，目
录学如何成一独立的存在呢？目录学有什么内涵，以至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归根结蒂，是学术史研究的任务，目录学当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参与这项研究，通过书目手段在一定意
义上达致，但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绝非如此，而是由于目录学有自身特殊之处。书目之成为书目，目录
学之成为目录学，就在于它有记载和提供检索文献信息的功能价值。显然，由于绝对化的失误，这个命题
否定了目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否定了目录学的客观存在；或者，最多也只是使目录学沦为学术史的
同义语，或为学术史学科的附庸。”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的如此详尽的分析和说明，它告诉我们，这个命题的价
值并不是像以往所有的研究那样，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必需加以分析才能明了的。其中的某些提法或可商
榷，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本文发表后，关于这个命题的分析式的
研究明显地多了起来
2 情有独钟，学有专长――王国强教授在明代目录学领域的拓荒和探索
王国强教授认为，“对于明代目录学的评论，始于清乾隆后期。清初目录学沿袭着明代目录学的风格，是
明代目录学的逻辑发展。乾隆后期，《四库全书总目》和《校雠通义》的问世，标志着明代目录学风格的
结束，新的目录学风格——汉代、唐宋时期提要书目以官方的权威和目录学界的广泛认同被确立下来了。
《四库全书总目》以书目批评的方式否定了明代目录学风格，《校雠通义》则以理论阐释的方式否定了明
代目录学风格。明代目录学成为异端”。[3]民国以来，诸家目录学研究虽然各有其特点和成就，在学术
取径上，和乾嘉目录学如出一辙。数百年来，关于明代目录学的实质性研究一直缺乏，仅有的零散的、雷
同的评价也“没有认识到明代目录学旨趣不在评价图书得失，不在探讨学术源流，而只是把书目视为记录
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4]有鉴于此，王国强教授前后花费15年时间，着力于明代目录学研究，并于
2000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
《明代目录学研究》是第一部中国目录学断代史。作者在自序中称，“作为第一部断代目录学史，本书体
例的建构颇费经营”，可见作者在该书体例的设置上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全书共8章27节。“绪论”部分
论述了明代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和前人对于明代目录学认识评价的失误。“明代藏书事业”一章叙述了明代
公、私、书院、儒学和寺观藏书事业，并论述了明代藏书事业的历史背景。“明代目录学发展史”一章把
明代目录学视为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试图从动态上揭示明代目录学风格的形成，并阐明明代学术
思潮对于明代目录学的深刻影响”。[5]“明代书目编撰事业”一章叙述了官藏、私藏、史志和专科书目
的编撰。“明代书目类型”讨论了明代书目类例变革的原因、过程、成就及局限。“明代目著录”主要揭
示了明代注释性书目的发展及成型的历史背景、过程及互著别裁法的发明及应用。“明代书目中的文献著
录”一章通过分析明代书目的文献记录，揭示了明代文献记录的客观性。在“明代目录学理论”一章探讨
了明代目录学对于书目“检阅”功能的认识及意义，并分别讨论了胡应麟和祁承的目录学思想。
该书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对明代目录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和开拓。作者在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甄别和考证
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论证，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代目录学的成就和局限。该书自序称：“明代目录学成
果丰硕，创获良多。在书目方法上，明代书目类例对于传统多有调整，及时反映了学术和图书的变化；著
录内容更齐全，项目更有序；注释法、互著法应用更多，别裁法也发明了；文献记录更客观，更具价值。
这一切都增强了书目的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性能。在目录学理论上，明代目录学家的视野更为广
阔，探讨的内容更为广泛，书目的工具书性能被明确地认识，并得到较系统的阐释。总之，明代目录学确
实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新鲜的、富有价值的内容；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的存在。”
《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的宗旨之一，是“以明代目录学为基点，融会贯通中国目录学史”（自序）。作
者站在20世纪末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高度，以会通的精神总结了古代目录学，对有关明代目录学发展中所
涉及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探源溯流，比较研究，这使该书具有了通史性质。
“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铸就了自己的研究范式。而这个范式，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造成了诸多障碍
。王国教授以难得的理论勇气，既打破了旧的研究范式，又企图‘构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新的范式’（
自序）。”[6]那么，作者是如何构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新的范式的呢？其一，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研
究的基本范式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书目和目录学理论批评的准则，而《明代目录学研究》则以“
书目是记录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为基本准则。前者是排他性的，后者则是开放性的。其二，突破传统
目录学史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使用众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其三，突破传统目录学史研究中的简单
评述的模式，深入研究书目本身，使传统的纯外在的评述走向了文献外形和内容相结合的研究。其四，从
目录学入手，“揭示明代政治学术文化的某些特质”（自序）。其五，沟通历史与现实。作者认为，20世
纪中国目录学的主流，实际上是承袭明代目录学传统所代表的方向而来，这使得《明代目录学研究》具有
了现实意义。作者对目录学的人文主义的思考使作者上升到对于目录学的理性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目录
学的人文主义问题，也就是目录学家的个人意见、思考、性情，总之，个性化的风格能否得到体现和社会
尊重。在现当代，文献分类法是既定的，又具有某种非遵守不可的准法律效力；文献编目规则也同样如此
。……文献分类和编目沦落为纯技术的操作，思想不仅成为多余，而且成为罪过，所谓个性化特征完全被
淹没了。目录学家事实上成为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诠释者，作为集体合作的结晶，他们的个人意见受到了
抑制。所以我说，现当代目录学，个性化特征被淹没了，既没有机会表现，事实上也根本得不到尊重。编
目的机器化只会使编目工作成为接受指令式的纯技术操作，只会加速个性化特征的泯灭，最终必然目录学
的异化，这是深可忧虑的事情。”[7]
王国强教授《明代目录学史》新意频出，直让读者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例如，作者提出古代书目可
分为三种类型，即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和注释性书目[8]。再如，作者认为，四部法在唐宋时代走向
定型和成熟的同时，因为它无法容纳综合性类书和丛书，已经显得陈旧过时[9]。再如，本书提出，最早
发明并使用别裁法的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高儒编撰的《百川书志》[10]，都是发前人之未发。
3 方法创新，不同流俗――王国强教授倡导对目录学传统进行创新性转化
国强在《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提出应对中国目录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新的文化形
态与传统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所谓中国目录学传统，是指中国目录学在长期生长过程中所形成并沿传
而来的理论、实践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传统是一种存在，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代代相传的行事方
式，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
积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同时人们也不会总在传
统的影子下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种最为积极、有效的态度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使新的文化样态与传统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
“中国目录学传统中即使比较正确合理的内客，也不尽适用于后世，而且尚有一些传统未被认知；由
于传统及其背后复杂的内涵、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价值本身不断变化消长，致使任何简单化的接受和否定
都不会产生有效成果，不利于目录学建设，必须通过后人站在当时理论高度予以创造性转化，使之融汇于
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才能不至于割断历史，从而使现实与传统辩证地衔接起来。”“当代目录学研
究仍然存有以下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转化并没有较好的完成：第一，对目录学传统的表述和评价是
不切实际或不够准确的，缺乏批判精神；第二，用传统目录学的部分内容作为评价书目的标准，拒否了不
同类型的书目；第三，用传统目录学中非科学性的文字阐述目录学基本问题，或者把局部认知当作普遍性
和共性的真理；第四，用分类目录的个性代替书目共性。只及一点不顾其余，过分夸大目录学的阶级性和
思想性；第五，存在着诸多传统的板块，未能使传统有机地融入于当代目录学理论；第六，对目录学传统
的体认单薄片面，只局限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隅。”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无疑是关系到当代和未来目录学能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
和理论问题，也是我们使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和现实如何以及能否辩证地衔接以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目录学的
现实和理论问题（特色云云，不是人为的，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抟塑的）。问题的解决或许首先取决于我
们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正确体认。”[11]
这显示出，王国强教授试图突破传统的所谓精华和糟粕的两极分野而更多地采用分析的方法研究目录
学传统和传统目录学；他研究传统目录学的目的，更多地是着眼于对当代目录学的关怀，是认清传统目录
学的真相、分析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和局限后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目录学。实际上，王国强教授的学术视野
始终关注着当代目录学建设，例如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12]、《现代目录学研究的新突
破》[13]、《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14]等文章就是如此。
学者学术研究，必然有方法问题。优秀学者与一般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地寻求先进的科研方法而
运用之，是以常收事半功倍之效。国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扎扎实实地从事学术探研，而且还在
方法论上下功夫，这在青年学人中，是尤为可贵的。
4 发微探幽，所得独多 ――王国强教授中国历史藏书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王国强教授对于中国历史藏书学的研究，也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到的见解知名学界。关于政府藏书管
理机构和藏书机构，他有《历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考略》[15]、《明朝皇史宬始末及其特点》[16]和《明
代文渊阁藏书考述》[17]等文章。《历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考略》以简练的文字对中国古代政府藏书管理
机构的源流、变迁的大势进行了概论，对于其起承转合的剖析颇多精微之处。《明朝皇史宬始末及其特点
》和《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则分别对明代两个重要的文献收藏机构进行了考证。《我国私家藏书的起源
试探》[18]讨论了先秦私人藏书活动，并详细分析了私人藏书产生的社会原因。《中国藏书史辨误三题》
[19]可视为前文的姊妹篇，试图澄清古代藏书史研究中几个常见的错误：一是“书不可胜载”的“载”字
，文章认为不是装载，当解作“记载”；二是研究者往往引用《庄子·天道篇》中“孔子西藏书于周室”
一段话作为孔子是藏书家的证据，这是把传说当作信史使用的典型，因为庄子十九寓言，原不足为训的；
三是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至今还在人云亦云地攻击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可谓皮相之极。国
强对此作了分析和辩驳，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说，这些误解，不仅是知识性错误的问题，更是
学风建设问题。
1993年，国家教委组织撰写图书馆学核心课程教学大纲之一《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时候，王国强参与
了全程讨论，并负责宋辽金元书史和图书馆史部分的撰写。此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王国强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文化的建设，尤其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以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为基
点，提出了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在《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一文中[20]，他认为典籍是文化传承的最
主要渠道和表现形式。典籍的收藏是一个民族，尤其是藏书家的文化自觉。文章从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地
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理变迁所反映的文化意蕴等方面揭示了古代藏书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
征。他认为，古代藏书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以
圣贤文化为特征的，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以古人视藏书为大事，认为藏书之积累远比钱财的
积累更为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古人积累藏书不是为了
财富的转移，也不是为了图书日后升值，而纯粹为了修身养性，读书种子不绝。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
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为了保存远久，藏书家们想方设法，多数是秘惜为藏，不肯轻易示人，也有一
些达观的藏书家乐于外借藏书，形成了开放的心理，成为古代藏书的人民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真正
的藏书家而言，决不仅仅是藏书数量的多少。藏书家是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人。他们对于藏书有特殊的嗜
好，往往收藏较好的版本，对藏书校勘整理，编制书目，翻刻仿刻。藏书事业的盛衰往往标志着一个地方
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盛衰。在这个意义上，藏书与时高下，并非夸大之辞。五代以前，古代官方藏
书，以中原为中心，因为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朝和南唐的繁华，也造就了图书事业的辉煌。
但不久都分别统一于大隋和北宋。五代以后，南方的地位逐渐突出，公、私、书院、儒学和寺观藏书事业
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私人藏书和儒学藏书，更是全国之冠。而南方藏书事业的发达，又与当地著述业、
出版业和读书风气相互作用，共同进步。南方藏书家书目编制众多，活动频繁，藏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
很兴盛。
在《文化的创造与延续：一种深刻的觉醒》一文中[21]，王国强教授以现收藏于铁琴铜剑楼的元刊《资治
通鉴》一书的流传、阅读、题跋的过程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讨论。这部元刊《资治通鉴》先是被文征明收
藏，在文家递传四代，每代都阅读、题跋；在文家面临败落之际，文震孟把这部书传给了正在崛起的外孙
严氏，这部书在严家同样被阅读、题跋，至少保存四代。第四代收藏者严有禧，在一个蝉声如雨的夏天，
题写了这样几句话：“……惟念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
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两个书香世家，对这部元
刊《资治通鉴》都极力呵护，倍加珍惜，除了书籍本身的价值，“名贤之遗迹”和“先人之手泽”也是重
要的因素。这种对于前贤和先人的尊崇发自内心，于是使之代代传递，便成为后人内在的自觉，深切的责
任。当这种责任与个人内心的自由融为一体时，个人的生命便达致清醒的自觉。真正自由的人总是伴随着
责任。个人的生命越接近自然，越具丰厚的资源，越有对于伟大使命的责任感，他的内心就越自由，越有
可能实现生命的自觉。这种自由和责任的深切体验，赋予生命本体以一种尊严。在这种伟大的尊严之中，
文化得以创造，典籍得以保存，传统得以延续。一言以蔽之，那是一种深刻的觉醒。
这种方法既同责任连在一起，在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生产过程中，发挥过并继续产生着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书归严氏之后，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严虞惇是此书归于严氏后的第二代传人。他仕途坎坷，忧国忧民，生活困顿，胸中装满不平之气。他把忧
愤倾泄到他时常阅读的这部书上，不少题跋“多有怅触，伤忌时事”。但他很谨慎，也很清醒，他说，“
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同人。凡我子孙记之”。盖当时正是中国文字狱最为盛行最为惨酷的时期，我们
便不难了解题跋者所可能面临的危险：不仅本人死后被剖棺戮尸，子孙也必被祸及。通过这危险的警告，
虞惇达到了目的。至少在身后几代中，他的嘱托将被保证执行。子孙不会不慑于这种潜在而又赫然的危险
。
此书再次成为象征。当年，文震孟因为文氏读书种子已绝，而把它传给严氏。严氏要尽力避免读书种子断
绝的危险，承担起延续本书延续文化的历史性的责任。同北宋毕士安杨亿将藏书转赠宋绶，像南宋井度将
藏书转赠晁公武一样，这也是文化学术史上的佳话。并再次证明，学术乃天下公器。
王国强教授还对“儒藏说”作了深入的解析。
“儒藏说”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有分量的研究文献却是很少。《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年第5 期发表王国强教授题为《“儒藏说”评析》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全面讨论了“儒藏说
”的源流、内容、背景、价值和实际影响，是迄今研究“儒藏说”的最权威的文献。作者依据现有的文献
，条分缕析了“儒藏说”的内容，讨论了周永年建立“儒藏说”的动机是保存典籍、传布典籍、嘉惠士林
和经世致用，总结了建立儒藏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认为“儒藏说”提出的背景是深刻而复杂的，是多
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背景是：文献数量的众多；文献散佚的严峻事实；藏书的秘惜；藏书公开的
理念和实践；佛藏、道藏传统的启迪。文章认为，“儒藏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提出了保存和
利用文献的新思路，提出了保存文献的有效方法，提高了藏书事业的历史地位。文章分析了“儒藏说”的
局限，主要有：（1）思路粗疏，“藏书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实践，收藏、管理和利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严
密的措施，而‘儒藏说’仅仅提出了大致的设想，缺乏细节，可操作性不强”，（2）范围不明，（3）过
于理想化。作者认为，杭州“灵隐书藏”、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及清代中期后大量儒学丛书的刊
印，都说明了“儒藏说”的实际影响。鲁阳对于编纂儒藏，一直持保留态度；读国强文章，顿悟不可轻易
否定一个人，不可轻易否定一个学派，也不可轻易否定一种观点。凡事应取分析态度。
由于国强饱读文献，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总是贯穿古今，给人一种历史的深邃和丰富感。而这样的文章，
在当今的图书馆学界，并非随时可以碰到。
5  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王国强教授的版本学研究
1989年至2001年之间，我与国强走遍大半个河南，访求古代秘籍遗珍，积累了丰富的版本鉴别经验。从此
，他对版本学的热爱，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版本学领域，国强的成果，也十分丰硕。鲁阳管见所及，有
如下诸项。
《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的“书帕”本》一文[22]，国强以《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两部话本
小说的关于“书帕”的描述为例，讨论了“书帕”本的真相，纠正了前人记载的失误，认为“所谓书帕本
，是盛行于明代万历以前的主要是官宦之间相互往来中的一种普通的礼物。它包括书籍和手帕两者。所送
书籍以自刻为主，其质量一般比较低劣。”无疑，他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王国强教授等《论坊刻的历史地位和文献价值——兼论文献的综合评价问题》认为[23]，“坊刻本的整体
刊刻质量逊于官刻本和私刻本”，但是，“版刻质量的高低优劣只是衡量不同刻书系统质量的一个层面，
从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甚至不是主要的层面。如果仅从版刻质量入手进而认为‘坊刻各方面都不如
官刻和私刻’，则不免缺乏鸿通”。本文主要从文献价值的角度对坊刻作出新的评价，其基本结论是坊刻
和官刻、私刻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基本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可谓一反传统的平实之论。
坊刻书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坊刻书籍以时人著作为主，加以营销手段的改进和成本的低廉，符合了
社会需要，牢牢占据了广大的图书市场。在官府和士大夫所忽视的民间阅读需要上，坊刻填补了空白。在
促进书籍的流通、繁荣图书市场、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刺激图书创作诸方面，坊刻都有不可磨灭的巨大功
绩。
通俗作品，尤其是俗文学作品和科技书籍，是坊刻书籍的主要类型。在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上，这些类型
的作品并不比正经正史逊色。坊刻书籍具有极大的文献和学术价值。
坊刻书籍隐含或存贮有繁复的文化信息。坊刻书籍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很强。当把坊刻书籍作为整体看待时
，其间所隐含或存贮的文化信息就异常丰富了。坊刻书籍，例如术数、淫秽之类，同样隐含有文化信息。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由不同部分不同层面构成，如果没有俗文化，又怎么会有精英文
化？没有这些“糟粕”，又怎么能够充分体认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文献一旦生成和流传，就具有
了社会、学术文化和文献价值。
可见，官、私、坊刻书籍在最基本方面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只是不同的特点、风格和价值取向问题
。三者共存于同一个时空，谁也不能压倒或取代谁，在促进文献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学术文化的继承、发
展和传播上都有同等的历史性贡献。三者以各自的努力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贬低坊刻，也就贬低
了整个刻书事业。如果采用分析的方法，那么就不难知道，官、私、坊三个刻书系统都是有局限的。坊刻
的存在，也就说明了官、私刻书的不足。不论在刻书内容和类型上，还是在服务对象上，三者的相互补充
，正是社会需要的结果。这才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他认为，“文献的评价是多层面多种因素的集合，而不是单一层面”。而文献评价主要包括社会影响、文
献价值和存贮（或负荷）的文化信息。这三个层面都包含着正负高低的评价标准，“是各自独立的，常常
也是统一的。所以，孤立地看待某一种或某一类文献，或者只就一个层面作为立论的惟一依据，不免导致
评价上的偏颇。例如关于坊刻书籍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版本精良与否的层次上；坊刻书籍作为历史
的、文化的、技术的文献繁复存在，也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
《关于版本学若干问题的探讨》是王国强教授与人合作的另一篇重要文章[24]。文章的写作缘起是，在当
前的文献学界，“在基本的概念和认知中，中国古籍版本学等同于版本学已成牢不可破的心理积淀，人们
没有认识到应建立一种至少包括中国各时期书籍版本的中国版本学”。“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文献及
其版本竟把仅属于一个民族历史中一段区间的版本研究不加任何限定地称为‘版本学’，不仅大而无当，
而且认知失误。”文章讨论了关于版本学的三个基本问题：（1）版本学是一门科学。文章分别以中国版
本学（古籍版本学、新书版本学和各少数民族文献版本学）和西方版本学（版本目录、古籍版本学、单书
版本、版本学专题会议）为例，得出了“版本学是一门科学”的结论：“古今中外文献都存在版本问题，
没有版本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各时代、各民族文献的版本、版本原理及其鉴定方法，存有共性和特殊性。
这些共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构成版本学的基本内容。……对各民族、各时代文献版本的研究，就是版本学
。所以，版本学作为建构于古今中外文献版本基础之上的独特学科，是可以成立的。独有的研究对象和内
容是版本学之成为学科的支点。”（2）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版本学基础理论、版本学史、图书版本
源流、文献版本鉴定、版本学分支学科建设（版本目录学、比较版本学、译书版本学）。（3）加强版本
学的实用性。文章认为，“版本学本是致用之学”，应编制版本书目、探讨版本学中的特殊性、推荐优良
版本、开发与利用版本资源。
另外，王国强教授先后对曹之教授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两部著作发表过两篇书
评，其一是《中国古籍版本学是能够辉煌起来的——〈中国古籍版本学〉读后》[25]，其二是《揭开印刷
术发源地的神秘面纱——评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26]。两篇文章对版本学和印刷术的现状及其应
该努力的方向、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版本学学科建设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6 探本溯源，发凡起例――王国强教授的汉代文献学研究
《汉代文献学研究》是王国强教授的博士论文。作者认为，“先秦的文献活动，尤其是文献整理活动，是
零散的，偶尔的，自发的，只能算是文献学的萌芽。文献学的全面发展是在汉代。两汉四百余年间，文献
活动频繁，在借鉴先秦文献编纂、整理成就的基础上，在文献事业的各个领域都有创获，综合运用文献学
各种方法，展开了文献的系统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凸显了文献学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成
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实际源头。同时，汉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及其成果深深影响着汉代政治、社会、思想、
学术、文化，构成汉代学术的主体。对汉代文献学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汉代文献学研究·提要》）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献学极为发达的时期。论文对两汉文献学作断代研究，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
国文献学史上，汉代文献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世纪以来，有关汉代文献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迄
今为止，尚不见关于汉代文献学的系统、综论性质的专著。《汉代文献学研究》旨在对汉代文献学进行全
面的总结和探讨，并构建汉代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这一选题对中国文献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代四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表现在文献的编纂整理上，对后代具有开山的地位与作用。
以往对此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能够对之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总结，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出一个
完整的学科体系，写出一部翔实的两汉文献学史，这是本作者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贡献。
论文对汉代文献撰作以及体现文献学发展的原始资料有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对随后以迄于今的评述、
研究亦有足够的了解。由于涉及的问题和资料极为繁复，论文撰写具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大的工作量。作者
对本研究领域的资料能够在充分占有的基础上来正确驾驭，对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评价也很到位
。本文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汉代文献学研究的各种问题，广泛搜集和参考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成果，
具有概括性强和信息量大的特点，突出反映了作者的综合能力。作者基本掌握了目前汉代文献学的研究成
果，资料收集几属完备。这是非常可贵的。
论文对前人成果的征引和注明，则反映了作者对学术规范的尊重。作者遵守学术规范，在《绪论》部分较
详实地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
运用多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显示了作者学术视野的开阔。本文学术视野比较宽阔，能应用比较方法，将
古希腊与汉代文献整理相比较，从而得出汉代文献整理是汉学主体的结论，令人信服。
材料条析、观点取舍比较得当，掌控、运用资料的能力较强，使得汉代文献学的概况完整、清晰地展现在
了读者面前。同时，作者不仅仅局限于对前人和时贤之见的综述和分析，或者说在这些综述和分析中，还
贯穿着不少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理念。论文对汉代文献学成就及地位的评价是中肯的、客观的，富有较强的
科学性和突出的学术价值。论文的不少地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富有创见或新意。作者对汉代历史文献非
常熟悉，有很扎实的专业基础，并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运用材料驾驭材料的能力，具有独立解决重大史学
问题的能力。论文较好地完成了选题所蕴涵的任务，对汉代文献学的整体面貌作有全面勾勒，对编纂、传
播、整理思想和方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有比较深入、细致的讨论和揭示。作者在中国古代文献学领域具
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拥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本文也有不少具体的考证和论析，如
对《别录》编纂体例的分析，对《汉志》首先著录卷数的考证，反映了作者在微观研究上的能力。
王国强教授已经把《汉代文献学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整理为论文发表。它们是《汉代文献之校勘》、《汉
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与方法》、《从〈史记〉看汉代的文
献传播过程及影响因素》、《关于〈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两个问题的探讨》、《东汉文
献学发展史述论》。
《汉代文献学研究》涉及文献学的所有重要方面，充分显示了王国强教授全面而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广泛
而深刻的学术背景。
7 学者不必急于自售――王国强教授无为以为
20余年的读书研究，辛勤耕耘，累累硕果，使王国强教授在图书馆学界和文献学界声望日隆。王国强
教授学术成果被引频率较高，颇受好评。如谢灼华先生《十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综述》[27]、彭斐章先生《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28]、穆军《明代目录学研究进展述略》[29]、李爱民《八十年代
以来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0]、宋谊《试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31]、杨河源《试论
胡应麟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32]、管计锁《20世纪90年代郑樵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3]、梁海丽《近
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4]、于洪彬《90年代以来汉代目录学研究综述》[35]、沈焱
《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36]等论文大都对王国强教授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或者有所商榷
，无不对于他的学术创新的勇气和富于创见的成果三致意焉。王国强教授的开拓创新和独到见解使他成为
在相关领域或专题研究中不能轻易绕过去的存在。此外，柯平教授《创新的庄严和魅力——〈明代目录学
研究〉评介》、白华博士《灼灼其华——〈明代目录学研究〉简评》分别对《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作了
专评。《明代目录学研究》作为高品位的学术著作获得郑州大学出版资助，并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现在王国强教授可说是中原人杰，海内人望。国强性豪放，喜饮酒，文章大气，但不狂妄。他曾有《学者
不可太急于自售》之作[37]，他说：
学术是一种清冷的事业，置身其中，必须抱有持敬、坚定而深远的心态。古人深谙个中道理，所以一直坚
持着走青年读书修身，壮岁学成入世，晚年潜心学术的道路，这证明学术是在心智成熟，不涉旁务（骛）
的状态下成就的。
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即是要求学者真正了悟学术的真谛是求知求真，即以创作和发现为本。没有丰富的
内在资源，没有慎独、精思和识见，是不可能成就学者品格的。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就是要求学者避免
心浮气躁，攀附时尚，随意生发不负责任的议论。“学成文武艺，货於帝王家”，货就是售。“人生不愿
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何尝不是自售。“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自然更是自售。
经世致用，原无可厚非。但太急于自售，就意味着浮躁肤浅和腐败。老子说过，可道非道，上德不德[38]
。所以，学者不可太急于自售，说的是无为以为，是很有深意的。20多年来，王国强教授正是在这种理念
主导下，默默前行。因此，我钦佩他学术成果的丰硕，更钦佩他学者不急于自售的庄敬与自持。

出自：《校雠通义序》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
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
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看一下目录学的书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学术（流派观点）的内容、分别和递承关系
其实目录学是学术史包括专史的纲目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
入。”他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近代著名学者余嘉
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谈到他从小就酷爱读书，但不知学习之法，后来他读到张之洞《輶轩语
》中的一段话如此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时，他
不禁雀跃地说：“天下果有是书耶？”于是他便日求购而读之。终于在他十七岁那一年买到了一部，于是
大喜不已，日月读之而不厌倦。遇有疑问就进行考证，并写下了二十余册读书笔记。最后他完成了《四库
提要辨证》这部八十万余字的巨著！作者深有体会地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清
代的学者特别强调目录，就因为目录室打开宝库的钥匙。
章学诚在他的《校雠通义》里也谈到通过图书进行科学分类来实践“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能即
类求书，因书究学。

章学诚的目录学特色也同样首先反映在他对文献的理解上。章氏目录学思想概言之有三。其一，强调目
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用，以期“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这一观点
显然和他的“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3〕的观点有关。他说：“古无经史之分”；“六
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4〕。“辨考”正是要从史学的角度完
成文献内涵的定位，收到学术史之功。
其二，系统分类著录，互著、别裁相辅。此前元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了互著法；
公元1620年祁承?NFEE1?《澹生堂书目》较早地将互著、别裁兼用。而章氏《校雠通义》则第一次从理
论上精到地阐述了互著、别裁的意义，并力倡普遍使用这两种著录方法。这一阐述标志着我国目录分类
方法的进一步提高。如他的所谓互著是指：“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5〕。而这一
目录学理念正是他把文献视为显道之器的必然结果。在哲学思想上，章氏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
他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显”。而文献作为资料本质，正是一种“显道之器”〔6〕
。他说：“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
为实事，而文非空言。……”〔7〕。
其三，编制专科目录和索引。今以《史籍考》为例。《史籍考》的编纂是本着他“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
之林皆是史学”的思想，包罗很广，“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8〕 ?，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部深
具特色的史学专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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