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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喜剧治好了中年危机# Z; T% ?3 e-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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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women说相声》是你最后一个相声剧,以后不做了,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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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因为太累了。相声剧最难编,非常吃力。像《台湾怪谭》,直到上台了我们都不满意,后悔。每天演完还继续排戏,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还排戏排到半夜两点,终于改到满意了,我才让录音录影。' q7 w' j$ h7 @/ d% s- M
) w( C1 [1 _$ F( M5 J9 [, i9 ~每次做一个新的相声剧,我都特别痛苦,因为要找一个够大的题目,说两个小时,对我来讲不容易。我很重视戏剧的结构,不能满足于谈谈北京这一年的琐碎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主线:《那一夜》,说传统的失去;《这一夜》,说两岸关系;《又一夜》,讲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适用性;《千禧夜》讲世纪交替,前后比较……" g) x$ |$ q- e1 k2 t0 P/ Z;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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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为什么想到让女人来说相声?' f6 Q" H9 k' M;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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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因为没有女人说相声。女人讲相声一定要讲女人的话题,不能让女人来讲一段“黄鹤楼”、“报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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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f3 Y5 u5 \- \, Q. ?( d找到方姐出山,就觉得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们都是她的粉丝,我可以预言,这个戏演到若干场以后,观众就是来看她的,就是冲她一个人来看戏的!( ]! s& H) E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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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玩过音乐,做过剧场,导过电视,拍过电影,你觉得所有这些艺术形式中,你驾驭得最好,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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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我们做电视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早上进摄影棚,是没有剧本的,到晚上8点要完成一个可以播出1小时的喜剧,有剧情、有剧本,而且还是天天连续播出,这个方式也是从剧场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还是对剧场最得心应手,到了剧场,我最清楚一切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在剧场里面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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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V9 y' G7 u' q7 y" r人物周刊:“每日社会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据当天的新闻即兴创作,拿政治新闻开涮,这种现编现演现播的制作方式是不是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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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压力极大。今天一集做完了,还没喘一口气,明天早上7点又来了。接受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花了两个月做沙盘推演。我当时跟电视台提的要求很苛刻:给我两个月,给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发薪水,我先实验两个月。最大的危险是,两个月以后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做。前面两个月的模拟很重要,因为一上档你就没时间做计划了。100多个情节线索,也都是在一开始的两个月里储备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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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社会情景剧对台湾是最适合的,台湾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吴淑珍在法院昏倒这件事来说吧,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多好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到10点钟我的大纲已经写好了,我可能写其中一个角色到法院去旁听,节目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这里不能接电话,我是在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观众就笑死了。! C6 a1 L; t* ^2 r2 ~8 Z
; c7 }: I. p+ ?" c4 o, O# h人物周刊:转行做电视之前,你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瓶颈期,处在抑郁症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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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是,正好是我40、41岁的两年,标准的中年危机,很严重,严重到不想做剧场,也不想拍电影。我的一个心理学专家朋友告诉我:中年危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人不管过去有多成功,他都觉得完全没有意义。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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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接手拍电视,那么高的工作强度,那么大的压力,反而治好了你的中年危机?& |& O+ O& b# B/ I* ], f
1 u a( D K# d. h8 H赖声川:当时正好是乃竺在一家电视台做副总裁,那里的总裁希望我去拍电视剧,给了特别好的时段。如果当时没去拍电视的话,可能我就退休了吧,结果我是特别奇怪地就过了这一关。其实我看到这个逻辑:除了压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换档,换了一个跑道。很多人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都是这样,比如一个公司总裁突然去学飞行;或者一个资深的律师突然去教瑜珈。我是突然去做电视了,哈哈。' D, v. K; L1 C.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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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问我,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2 b5 c3 I$ D( B h3 I) b: Q! F
* w- r$ Z# m( p3 v6 C人物周刊:说说你学佛的经历吧。, w8 m+ f$ b- \- F, B3 @& [
4 z6 {. Z B( O* M; R赖声川:我学佛30多年了,很自然就走进去了。很多人对佛教有种误会,因为“教”字很可怕,很多人觉得“教”就是宗教,就必须跟信仰,甚至跟迷信,跟偶像有关。其实我认识的佛教,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4个字: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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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C. Q% J8 c9 Y% w佛教不是你要信仰的东西,它是一条道路。释迦牟尼也一直强调:你不要迷信我,我的话一句一句你都去检视,你觉得OK你就做。/ j$ i* q, ^2 v
/ o2 D3 J; p+ W3 Q1 R你看我也算念到最高学位了吧,但是我看知识分子、看学术界,其实也是流行潮流一个接着一个来:什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时代……一大堆新名词新概念来来去去,简直跟米兰秋季最新时装发布没什么区别。可是我看佛法,它始终不动,它就这样存在那里,我怎么检视它,它都是通的,所以我对它越来越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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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M; t2 t5 I6 d& q$ T7 d人物周刊:由于特殊的经历,在青少年时代,你曾经产生过疑惑:“我是美国人吗?我是中国人吗?”你的文化身份的确立是在什么时候?+ a/ Z' I7 B& V#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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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年轻的时候有摇摆,但我是完全认同中国人这个身份的,不然我不会从美国回到亚洲工作。我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父亲是外交官,12岁时因父亲工作变动回到台湾,结果我从一个在美国总是得A的跳级生,变成除了英文一无是处的留级生。当时压力很大,头也剃光了,常常天没亮就挤公车去上学,天黑了回家,累得半死。突然从一个很自由的状态进入被压抑的状态,于是我跟父亲说,我要转美国学校,我实在受不了了,在美国学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父亲话不多,只问我,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只能吞下去。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我觉得那句话真是太重要了。) S6 V$ n0 ?2 b2 L3 n+ F2 ^
9 z+ h& v/ }% i5 I# u) E1 x人物周刊:你回到台湾,正值80年代,你在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时候,侯孝贤在拍《童年往事》,杨德昌在做《恐怖分子》,男主角就是直接从《暗恋桃花源》里抓去的3个。你记忆中台湾的80年代文化是怎样的?2 v1 m4 ~# {' n4 K3 B* g,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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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主要是经济起飞,经济起飞的同时,许多关心文化的人就看到多少东西同时在毁灭。这么大的变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赢,一定有人会输。所谓的时代进步,所谓的建设,同时一定有破坏,一定有东西被摧毁掉:房子就不谈了,台北面貌的变化也不谈了,更深层次的是,一种经纬在腐化——一种思想、文化、社会的经纬在消失。我们看着这个消失的过程,感到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台湾很特别,它不像大陆,50年代60年代大陆还有剧场,可是台湾没有哎,台湾什么都是重新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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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6 ?- h+ S+ U1 W- |80年代,侯孝贤、杨德昌,他们要革命了,但他们那不叫革命!我叫革命吗,我革谁的命?我们没有前人可以革,我们就是新的形式直接蹦出来,我们就是从真空中平地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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