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17 19:38:32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先生，大家欢迎。
说到历史，我们现在常引克罗齐的那句话来说，“一起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的书写都是源于当代视角的叙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这个层面来看，也指的是当代的历史书写者把思想注入了历史。其实，这都说明了历史所具有的现代意味。文学经典名著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就让我们寻着李汉秋先生的探索，来获得《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我把要讲的两次讲座打通了来讲，原来是说第一次讲《儒林外史》现代意义，第二次讲“马二现象”，“马二现象”是“现代意义”中的一部分，干脆就打通了讲，两次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讲座，题目稍微小一点，就叫《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我现在还不敢说能够全面把握《儒林外史》的现代意义，启示就好办了——对我的启示，我得到了什么启发，不一定要很全面，可以把对自己有启发的某些方面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来听讲座的同志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大家也都经常来，咱们是不是可以比较自由的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先讲第一点，可以算序言吧，叫做——主流意识的变化。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我们现在不讲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讲主流意识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跟着走过来习而不察，一步一步走过来不觉得变化，如果回头看一看，或者站在高的地方看一看，会发现这段路已经走得相当的长、变化相当的大。过去的旗帜上写的是斗争哲学，现在写的是建构和谐，也就是和谐哲学。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这中间的距离多大啊，我们走了多大的一步路啊，在座的有些人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从1978年算起，将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过去的任务是推翻旧世界，像潘冬子唱的那样“彻底砸烂旧世界，要革命，要造反，……”破字当头，整个的意识形态都是从革命、造反、批判旧社会、跟传统彻底决裂这个思路出发的。
80年代以后，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不是破字当头了，当时说“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个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完全不一样，后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提出全面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去年又增加了社会建设，“四个建设”。，我们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要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一来任务就不一样了，主流意识形态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讲跟传统彻底决裂，现在讲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过去讲封建道德、吃人的旧道德，后来讲中性的、传统的道德。90年代以后说“传统美德”，这个“美”表现态度完全变了。传统美德不是指所有的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间符合我们需要的、健康的、向上的才是传统美德。过去时代哪有什么传统美德呢，鲁迅那个时代哪有传统美德？！都是吃人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各个方面，统治思想是无孔不入的，要影响方方面面，有的是有心的，有的是无心的，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一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过程，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人的思维不是凭空的，是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维的，而现有的文化环境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我们的思维不能不发生很大变化，对《儒林外史》也是如此，《儒林外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
《儒林外史》是写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载着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性格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中国文化的性格，跟美国的、非洲的知识分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个人人格是形态，文化是内涵。泰纳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儒林外史》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林林总总的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面面，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化小说，它表现知识分子的心态，透过这种心态折射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发生着百年来的大转变，更是渗透到了《儒林外史》的研究中。毛泽东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是继承了五四那种先锋精神，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理论上批判地继承，但重点是在批判。现在我们说对优秀传统文化要继承，所以我们对《儒林外史》的看法、视角等许多问题都发生了变化。
跟《儒林外史》关系比较密切的许多文化问题都在重新评价。我举几点来说。
首先是儒家，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从历史上看，要推翻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批判儒家，而要巩固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尊崇儒家。现在讲和谐，就更要利用儒家。《儒林外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在74、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曾和地方的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辩论了三天，那些同志是出于好心要保护《儒林外史》，硬说它是“反儒”的。当时如果承认《儒林外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话，就得受到批判，这部小说就会被否定。所以《儒林外史》家乡的一些同志就一定说《儒林外史》是“反儒”的，这符合当时“批林批孔”的需要啊，就是进步的了。但我觉得这不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儒林外史》的主导思想确实是儒家的，以礼乐仁政为主的。后来我们辩论了三天，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我体谅他们的心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儒林外史》。
现在不是这样了，承认了儒家思想是有精华的，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人，五四时代的先锋意识觉得中国要现代化就一定要打倒孔家店，就要批判儒家，不如此就没法实现现代化。但后来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亚洲四小龙，没有打倒孔家店，没有批判儒家，照样实现了现代化。现在有学者把世界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督教的资本主义，把亚洲的这些叫做儒（家）教资本主义，比如新加坡这类国家中儒家思想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了，所以现在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05年提出，五年内要在世界上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以“孔子学院”命名，以孔子命名，这标志着什么呢？实际上，从05年到06年的一年间，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五年的任务一年就完成了，这反映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前年我在央视四套做过一个节目，叫“中国打什么样的文化名片”。当时的央视四套是国际频道，他们在国际范围作了一个问卷调查：你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是什么？被调查的人们提供了三十多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答案，后来投票，前十名中有中国功夫、茶、京剧等，排在第二位的是龙，排在第一位的是孔子，孔子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六十几，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普通的知识分子，对儒家、对孔子的态度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中。
在我们批林批孔的期间，海内外的新儒家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儒家的现代意义，儒家有哪些可以汲取的好的优秀的精华，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对孔孟都有了肯定性的评价，对程朱理学也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这种对儒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儒林外史》并不是光写范进、周进这种人，也写了很多真儒形象，庄绍光、迟衡山等是真正的儒家，对真儒的形象怎么评价？我们过去是完全否定，不敢讲这些人，儒家都被否定了，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真儒不是也必须被否定么。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真儒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探求。我觉得《儒林外史》中隐括全书的王冕形象、庄绍光形象，都是按照孟子思想来塑造的。这是一个，对儒家的态度变了。
第二，民本思想。民本，以民为本，这是传统的很重要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精华。过去我们对此一概批判，认为民本思想是虚伪的，它的客观作用是麻痹阶级意识，调和了阶级矛盾和斗争。只有压迫得越严酷，才能越激起农民起义，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按照这个逻辑，贪官比清官好，暴君比仁君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批判清官，批判海瑞。清官是麻痹阶级意识的，贪官反而能激发阶级斗争。现在对民本思想的评价已经翻了个个了，最近教育部写作组写的文章中对民本思想作了两个方面的肯定，一个是承认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对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其中无疑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承、借鉴乃至弘扬的积极内容。很明显已经把以人为本作为治国执政的理念。
《儒林外史》中处处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传统文化的底色，是精华中基本的东西。
第三，仁政、礼乐。跟民本思想相联系的是仁政理想，是礼乐文化，这些在过去一概是否定的，克己复礼是要被批判的，现在都重新科学分析。《儒林外史》里王冕劝朱元璋行仁政，《儒林外史》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大祭”，知识分子们都集中起来祭泰伯祠，那就是礼乐文明的典范，礼乐文化的理想。
第四，中庸之道。搞革命要造反就要讲阶级斗争，就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唱的：“共产党，号召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这就是讲斗争啊，斗争哲学啊。曾经有个传统观念比较叫重的人听到这里一直啧啧不解，表现出非常的惊讶。那时候就是讲阶级仇恨的，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讲什么仁爱，也不讲和谐，只讲造反有理。
记得90年时候李瑞环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有一次在小范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报告里讲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然后就有人批评他了说你这个人性论不讲阶级斗争。那该怎么讲啊，李瑞环说那我要讲关心阶级敌人以外的人，爱护阶级敌人以外的人。这都让人没法讲话了。
毛泽东有句名言说“矫枉必须过正”，文革中专门批判中庸之道的。中庸讲什么呢？庸，就是平常，保持平常心，也就是不偏激的正常心态。我后来体会到，保持平常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很冷静、很理智，才能客观。一个人很容易偏激，当他钻到某一方面时，就偏了。中，就是不偏不倚，孔子有句话说“过犹不及”，中就在这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尚中境界，不走极端，这实际是要求掌握好“度”。要把握好度，就要掌握好客观情况，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是“中”，然后采取的对策也是“中”，执行政策都要适度，避免矫枉过正。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不可避免，由于水平、经验不够或当时的客观环境，很难避免矫枉过正。但主观意识上不能说“矫枉必须过正”，特别是当我们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掌握了主动权的时候，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有客观条件掌握好度。一“过”有时就要冤枉千百万人。过去搞文革大批判，有些人我还真是佩服得很，什么事在他们手里都能上纲上线，拔得很高。其实，任何事无限拔高、上纲上线都不是真水平，恰如其分才是真水平。现在对中庸就重新评价了，最近有些书专门研究中庸，把中庸提得非常高，不仅是对世界的正确掌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跟研究《儒林外史》很有关系，《儒林外史》中的一号理想人物虞博士，他性格的核心就是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也是从中庸这个角度来揭示人的性格优缺点，来衡量人物。
第五，四书五经。过去是被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鲁迅一再批判的，现在出现了“国学热”，有人把四书五经当作“永恒的经典”了，提倡读经诵经。这种提倡对否另当别论，但是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其中是有精华的。四书五经并不是应该完全扫荡，完全是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一概否定那是太简单了。《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的对待这些相关问题，也影响到了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六，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首先指出，批评八股科举是《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有人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作比较，说《聊斋》知识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儒林外史》是否定了整个科举制度，所以《儒林外史》很高明。把否定科举制度彻底不彻底作为衡量《儒林外史》思想性高低的标志，就有失偏颇了。
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第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血统，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第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范进那样的乡村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文革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结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外国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十九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
这些涉及到《儒林外史》一系列问题的外部条件都在变化中，我们今天解读《儒林外史》能够跟三、四十年前一样么，我们必须思考许多问题，要重新来选择思路分析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外部条件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问题，解读角度的选择。
解读《儒林外史》选择什么角度？解读角度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需要，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就是反对科举制度。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强调批判封建制度，从制度层面的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当时从科举制度来批判是了不得的。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也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深入到人性的细微微妙之处。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时过境迁，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可品味的价值了。
过分强调政治，把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对文艺的发展很不利。有些作家的思维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政治运动和需要上，而是有更深入的追求，感受更深的人生内容，那么他写的作品就不会停留在表层。
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就是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的原则：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利益驱动的原理不能过早废止，毛泽东时代批判“物质刺激”，认为那是修正主义，他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不符合我国现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惨痛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剥削有阶级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需要利益驱动的共产主义社会。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四个人只有三块饼，只能有两个人一人吃一块，有两个人一人只能吃半块，这时候就需要利益驱动：谁干得好可以吃一块，谁干得差只能吃半块，这就要分出等级，需要比试。只有到了四个人有五块饼，每人都吃不了时，就不要分等级不需要利益驱动了。必须经过有等级、有竞争，才能达到消灭无等级、废止利益驱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是不是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无所作为呢？就任凭拉开距离，任凭贫富悬殊呢？不是的。现阶段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古代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不平均。现在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说不怕不均等，比如有人一个月拿一万，有人一个月拿一千，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怕不公正，要按照公正的程序来平等竞争，大家依法而行公平竞争，不是依仗特权不公平竞争。
现在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比以前客观多了，我也是前不久听人讨论这个，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的口号也一直在变，十六大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就是讲激励机制，激励使效率提高。有激励就有等级，就承认有差别。现在说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
利益驱动不能废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有好处，一边受伤，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效应。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刚才讲的推荐和考试，考试就绝对好么？不是的，也有很多弊病。推荐就绝对坏么？也不见得，如果外部条件很好的话，推荐也有相对的合理性。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追名逐利时就容易失去心里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歪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封建时代才有，在利益驱动的整个阶段都会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负面效应也是必然的。关键就是人怎么控制它调节它，矛盾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用合适的方法解决矛盾，使之处于和谐状态。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相应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制度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下一次重点要谈虞博士，《儒林外史》中的一号人物，在小说的第36回。《儒林外史》很少专门为一个人立传，一般都是交错着写的。而第36回专门写虞博士，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第36回，这样下一次我们讲就比较容易理解些。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儒林外史》写得深刻的就是写到精神现象，落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精神现象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今天我们先讲否定性的精神现象，下一回专门讲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过去比较重视否定性精神现象。《儒林外史》对当时社会的否定性批判，在五四时首先受到进步的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重视，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起作用，应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需要，从五四到解放后以及文革期间，都是重视批判的内容。否定性的人物、现象研究得很多，讲得比较充分，像范进、周进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我们先就这部分讲一讲，不全面的讲了，讲四个人物。
1、马二道路的普世性
对马二先生这个形象，现在的大文学家从鲁迅到张天翼再到何其芳，评价都非常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有两个段落专门评价马二。何其芳先生是建国以后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说在古典小说中能称得上典型的不多，马二算一个，算一个典型。张天翼是现代小说家，在1942年发表过一篇三万字的论文专门分析马二，张天翼的创作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都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称为“现代《儒林外史》”。
马二一出场就对举业作了观古通今的宏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引了这段话——劝人家考科举，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身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所以孔子只讲言寡有，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练文章作举业，断不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孔子要行道，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行道。）
马二这是说各个时代的举业不一样，在孔子的时代，举业就是“言扬行举”，有什么好的言论，好的道德品行，就把你推举出来，就有官做了。
鲁迅称赞这段话“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是说马二的话不仅说出了当时做学问的目的，而且洞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
1942年张天翼在俏皮的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他会怎么讲呢？他会说“就是孔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会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官吏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让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创造性的把宋真宗的诗劝学诗和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呢？就是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是搞文章选本的，文章选本就是把那些考中的人写的文章选出来，加以评点，作为作文的范本，作为科举的指南。
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的劝流落到杭州的匡超人考科举，把自己的文章选本送给匡超人，让他回去奉养父母，以做举业为主，就算奉养不周也没关系。
马二直言无讳的把八股科举的目的讲了出来，他这种思想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的价值。按照朝廷的功令做举业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人生的道路很宽广，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有出路。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太功利化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是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了，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儒林外史》显示出的教训：过分的功利、过分的利益驱动，任何文化、任何教育都会被变形扭曲。这个意义超越了它的时代，它的范围也超出了科举制度。
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上很讲究“奇”，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像《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草船借箭，《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都以一个传奇性的情节作为核心来演变故事。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欧洲短篇小说，倾向于平淡无奇的情节，把故事性、传奇性冲淡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发展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候，把“奇”的色彩也冲淡了，能把非常生活化的情节故事写得逼真、很有味道，但在这个平淡中往往又露出“奇”的因素。
《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就是把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化描写和一些奇特的情节结合得特别好，使你在看小说时不觉出那些“奇”的色彩。范进中举发疯奇不奇？很奇，但是在大量细节化生活化的描写中，你不觉得他发疯有什么奇怪了，好像很正常似的。
马二也有奇的地方。鲁迅特别赞赏马二游西湖一段。我们不详细分析这段，只讲其中的一个情节。马二到了花港观鱼，他看见水中间有一个楼，锁住了，他想上去看看。看门的不让，他就拿了点钱给看门，就进去了。上去一看，楼上有仁宗皇帝御笔写的碑。马二生活在成化以后了，跟仁宗皇帝隔了四五个皇帝了。马二看见皇帝的字迹，他怎么表现的呢？小说里写马二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他是秀才，戴了方巾），理一理？？？，在靴筒里拿起一把扇子来，做什么啊？当作笏板。笏板是大臣见皇帝时拿在手上的东西。马二先生拿着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朝着仁宗皇帝的字扬尘舞蹈，拜了五拜。看到马二的这个做法，我们并没有觉得奇。但实际上回想一下，这是很奇的啊。清末有个评点家叫天目山桥，就调侃的让马二说：“一考一等案首，臣马尘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让马二开口了，吴敬梓写的时候只让马二有动作。
马二的举动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也是很“奇”的：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啊。如果真的看到皇帝了，那三拜九叩还说得过去。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根本就不是臣子，但是他却俨然像朝臣一样举动。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旧又破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布长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筒里拔出的一把纸扇，这简直像三岁小孩玩过家家一样。但他并非三岁孩子，而是个年过半百的有名的选家。这个情节把马二一天到晚就想着通过科举考得做官的心理展现了出来。他的姿势那么僵硬机械、那么滑稽可笑，有很强的喜剧性。喜剧性怎么来的？我们说喜剧性是从不和谐来的，马二的不和谐就是刚才讲的三点。另外，僵硬和僵化也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
小说写马二拜过以后，定一定神，头脑清醒了，终于回到现实了，照旧在茶桌边坐下来喝茶。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啊。
马二游西湖这个生活情节，在很多人看来太庸常、平淡了，但透露出奇特的意味，却又不让人觉得奇。《儒林外史》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生活，又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奇特情节，这两者结合得非常高明。
今天讲了马二，下回讲其他人物。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李先生分三大点谈了《儒林外史》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小说的现代启示。第一，外部条件的变化带来对《儒林外史》的重新审视。我们能从点点滴滴切身感受到李先生所说，近二三十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影响到对《儒林外史》的重新认识、思考和评价。第二，选取不同的解读角度，会获得不同的启示。伟大作品都具有超时代性，它们在对生命意绪的探索追求中所体现出的精微的人性，不会因时代的更迭而减色，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像“红楼”、“三国”、“水浒”、“西游”这样的经典名著仍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的原因。但每个时代的解读，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主流意识的支配。李先生是从“利益驱动”的角度来剖析《儒林外史》。“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知识分子来说，在评定职称和申办学位点等事情上，也能体现出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借李先生的话说，这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利益驱动”的负面影响。公平没有绝对的，我举个小例子，就说现代高考制度，在一些穷山村，高考现在还是穷孩子脱离贫困地区，进入大城市的唯一路径。我有个朋友，兄弟三人，家境贫穷，现在，三人都是博士，都在大城市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城市孩子们的家长，又在呼吁给孩子们减负，说书包太沉了。这个对比也值得深思啊，高考像科举一样也是把双刃剑吗？第三，李先生以否定性的精神现象，讲了“马二道路的普世性”，即他把作官当成人生唯一的价值取向，而教育导向的功利化，势必会带来不健康的异化。李先生有句话说得好，文化不能过分功利化。可我们现在急功近利的文化炒做太多太滥了，大家要在浮躁中享受高雅的精神生活，以一颗平常心来感受文化，到文学馆来听讲座。我又在替文学馆做广告了哈！我想，这也应是《儒林外史》带给我们的多元而深刻的现代启示之一，它来自李汉秋先生，最后让我们感谢李先生。今天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17 19:40:48

主持人：计蕾（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主讲人：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的主讲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人文学家、古典文学专家李汉秋先生，他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儒林外史》的研究专家，出版过关于《儒林外史》的专著达15部以上。上一次李先生在讲《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时，谈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主流意识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儒家思想的评判；第二个是讲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李先生的演讲非常精彩、深刻，今天我们继续请他来做人性的深度解剖，跟随他来一次精彩的文化探索。有请李先生。

各位好。我们这次讲座还是延续上一次的题目，总的都是一个题目——《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上次讲到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的解读。本来想“解剖”几个人物，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非此不可，就会产生像范进、周进那样的人物。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中，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去玩，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那种伤心啊！范进呢，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疯了。这都是人类的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
上回我们讲了利益驱动，人类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是避免不了利益驱动的，它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人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对待，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匡超人也是，他是个典型的进城青年，原来在浙江乐清县，是个淳朴的农家青年，到杭州城以后，碰到种种诱惑，根基没有站稳，没有正确的做人原则，经不起种种诱惑，就堕落变质了。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我看都可以叫做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我把他们叫做“陷溺者”，人格完全堕落了，表现了更坏的根性。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么样儿的呢？是势利。
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特别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这点跟鲁迅很相似。
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个东西。势利、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而不是看人本身的价值，只重权、钱不重人，不重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人的异化，使人成为权、钱的奴隶，造成不是由人来支配权钱，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就是使大写的“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
胡屠户就是势利的典型，塑造得非常成功，鲁迅概括了阿Q精神——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胡屠户就概括了势利的风气。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是同一个人，但势和利却大变。范进中举前，地位低，钱财少，备受胡屠户的责骂，范进一中举，就变成“贤婿老爷”，你看多滑稽的称呼，贤婿老爷——我的好女婿老爷。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变化呢？就是因为势利，范进中举后，地位和将要获得的利益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胡屠户的这种势利的精神现象是很普遍的，不是科举才有的，胡屠户不是“士”，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科举中人，不能说他的势利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他的势利是由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造成的，又显现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只不过这个胸无城府的小市侩把人性的这种弱点表现得没有讳饰、更加赤裸裸罢了。
这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普遍现象，不仅清代有，以前也有，最早的一个写得很成功的典型是苏秦的嫂子，苏秦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个知识分子，纵横家，口才很好。他发达前和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哥哥嫂子百般欺凌、鄙视他，容不下他。后来苏秦游六国，拜六国相印，衣锦返乡，这时他哥哥嫂子到好远的地方去迎接他，他嫂子要跪下来迎接他，苏秦就说，嫂子为什么前倨而后恭呢。嫂子倒是说得直白：“季子位高金多也。”说苏秦的地位很高，金钱很多，还是归结到权和钱。这是在《史记》中有记载的，见于卷69，塑造了女子中的势利者，成为历代舞台上鞭笞的势利眼的典型。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有势利眼。跟科举没关系的也一样有，外国照样有，大家看俄国契柯夫的《变色龙》，写一个警官处理狗咬伤人的事，很短的时间内，警官的脸色是变了又变，先要惩罚狗主人，一听说狗的主人是一个将军，就说狗是好的，被咬的工人是自讨苦吃。又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就说狗太坏了，伤了人，要赔偿。后来又听说狗虽然不是将军的，但是将军的哥哥的，他又说狗是好的，工人被咬伤是自己不注意。为什么警官总是“变”啊？就是狗主人的势和利。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的。
胡屠户既是势利的典型，又是滑稽的典型。吴敬梓不是仅仅为了揭示科举制度，揭示科举制度不需要写胡屠户，胡屠户是小市侩，他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县里的人他也接触，在他眼里，县里的乡绅就是“皇帝”。这样的小市侩、小商人很有特色，他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城府，不会遮饰掩饰，知识分子不同，有些文化，对自己的缺点要遮遮掩掩，不是很直露。胡屠户没有多少城府，可以赤裸裸地、淋漓尽致地把人性的弱点、势利表现出来，所以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写得最好的一个滑稽形象。
不是范进的中举造成胡屠户的势利，而是胡屠户所表现的社会势利之风逼得范进中举而发疯。范进中举为什么发疯？背后有巨大的势利社会的压力，不中举就被人踩在脚底下，这巨大的反差才造成中举后那么大的刺激，发疯了。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其他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势利的精神现象。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了相似的话，将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类似的话至少有三次，有人问恩格斯，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什么。恩格斯回答的还是这句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建党80周年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目标，这目标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2003年我们正式把“以人为本”提升为治国理念，这是很大的提升。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目标和标准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吴敬梓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四、肯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是不知不觉的通过人的潜意识起作用，在强调批判、“破”的时代，对古代文学的价值，首先注重它们的批判内容，连《三国演义》那样史诗式的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典型的巨著——像刘关张、诸葛亮等——也首先要讲它对统治者的批判，何况《儒林外史》，更被片面地看成“儒林丑史”，说是专门揭露知识分子的丑陋和阴暗面的。其实这是不客观的。
《儒林外史》以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为中心，建构起褒贬对比的深层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与肯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分居于对比结构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边批判否定性精神现象，一边探索如何摆脱、如何超越，精神如何解放，精神如何安顿。因此描绘了一系列肯定性人物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奇人、名士，杜少卿是代表；一类是贤人、真儒，虞博士是代表。下面分别讲。
（一）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奇人、狂人的精神解放倾向
社会的世风是这样势利，世态炎凉，马二代表的道路是完全跟着统治者的利益驱动走，产生了像周进、范进那样的精神扭曲，像匡超人那样的精神堕落，但也有些出奇者对这种恶劣的世风嫉恶如仇，非常痛恨，“激而为怒”，产生逆反心理、叛逆情绪，故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重要的精神现象。
杜少卿可以说是一个奇者，对势利的现象极为愤怒，痛心疾首，由疾而怒。不知道大家读《儒林外史》注意到杜少卿没有，我在这里简单提几点杜少卿的奇和狂。
第一，对贵、势的态度。
杜少卿鄙弃科举求贵做官这条“正路”，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举业可以做官。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马二之类的人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杜少卿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去朝廷的征辟，然后索性连秀才资格都扔掉了，再也不参加科举的所有考试，挣脱了名缰利锁，精神得到了解放。
第二，对富、利的态度。
杜少卿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谁向他求助要钱，“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父亲去世后没多久就把一万银子家私挥撒殆尽。古今都有人訾议杜少卿接济人时贤否不明，其实那些人或贤或否哪里是杜少卿所屑于一顾的呢？胡屠户之流势利者把钱财看得重于泰山，而杜少卿激而为怒，故意把钱财视如粪土，谁要谁拿走就是了，何须考察贤还是不贤。这是激而为怒，下面会讲到这一点的局限性。
第三，待人方面杜少卿一反势利眼。
县太爷是“父母官”，又直接管秀才。县太爷在位的时候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偏偏不去。不久，这位县太爷出事了，被“双规”了，后来被赶出衙门没地方住。杜少卿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去把下台后没人理睬的前县太爷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时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拓了，弱势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跟胡屠户之类的势利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恰好相反，反其道而行之。他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对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特别好，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老爹，早晚请安，家仆王胡子很不能理解说：“我家这位少爷（指杜少卿）也出奇（注意：“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这就是杜少卿的为人，跟势利反其道。
第四，对自由的态度。
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解放，他乐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装病辞征辟，他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从摆脱利益驱动、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杜少卿形象的积极意义。
第五，“奇人”、“狂人”谱系。
这些奇人、狂人不是偶然的、单个的，而是有一个谱系、系列的，在《儒林外史》里就有市井四奇人，还有沈琼枝也是女奇人，杜少卿辞掉征辟以后，和妻子一起游览姚园，作品里这样写“竟携着娘子的手”，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为什么这样呢？我记得五四时代有个女作家冯沅君，笔名叫涂女士，后来是山东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五四时代她作为一个解放女性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街上走——还没手牵手呢，结果好多人看啊，当作一件奇怪的事，这是五四后的事情。再前一百年，杜少卿的时候，他居然携着妻子的手走了一里多路，一边走一边笑，他的举动在当时是向世俗的挑战，冒渎了庸众的“体统”，悖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所以他不被世俗所理解，王胡子说他“出奇”。周围的庸众不理解他，在背后戳戳点点嘲笑他。同时代的《红楼梦》写贾宝玉也是这样，作者故意说他“富贵不知乐业”，“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都从庸众的不理解的视角和口气来叙述出主人公的“奇”、“狂”，表面看是贬斥，骨子里却是褒扬，是“反笔为颂”的笔法。
《儒林外史》写杜少卿也很狂，除了上面举的骂秀才为奴才，骂想做官的人“下流无耻极矣”之外，当人家议论为了富贵要找好风水迁祖宗坟墓时，他发作道：“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都讲得很极端，很明显是“激而为怒”的怒气。从精神现象来分析，“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宣泄。这种“狂人”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艺术中有一系列，成了一个谱系。最早的魏晋竹林七贤阮籍、嵇康是有名的狂，吴敬梓、曹雪芹以他们自比，元代的画家倪瓒，明代徐渭徐文长、李贽李卓吾都是狂人，明代还有些不是太狂但是很风流的像唐伯虎等“吴中四才子”，清代郑板桥等等，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着新文学诞生的小说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突出特征。
这些奇人、狂人，都可以说是“初醒者”，“先醒者”，有点“先醒意识”，不是沉迷者、陷溺者。鲁迅曾经有个很好的比喻——关在铁屋子里刚刚醒来无路可走。这些“先醒者”有些共同特点：1、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感受到黑暗、不合理、丑恶，众人皆睡我独醒，醒来不知路在何方，横冲直撞。与社会、与主流相抵触、相对立，所以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同时他们又与传统、与习俗相抵牾、对抗，所以总不被理解，被世俗不容。2、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自我夸张来确认自己的地位，所以难免偏激，走极端，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有冲击力，为冲决罗网而狂吼长啸，但还来不及磨砺好思想的、物质的武器。3、他们还是浑沌不清晰的，模模糊糊地反对，打乱枪，该反对什么，敌人是谁都不清楚明晰。4、结局常是失败，是历史的悲剧，要不被扼杀，要不被消融，要不被同化。马克思也讲过历史上的很多第一次往往都是悲剧，第二次却是喜剧。初出现的东西，本身还不成熟，充当先行者呐喊几声，这些人在封建的暗夜里，就像零星的火种，亮一下，但很快又被黑暗吞噬。这些火种终将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火炬，指引前程。这是我们讲的肯定性精神现象的第一点。
下面讲第二点
（二）精神安顿，体系重要——贤人、真儒虞博士的精神安顿
这里主要分析贤人真儒的形象，时间有限，我们只讲虞博士。《儒林外史》塑造了一批贤人真儒，在作者眼中是正面人物，肯定性人物，还包括一些真名士，杜少卿就可以算是真名士，虞博士是贤人真儒。像杜少卿那样血气方刚，醒来之后不知路在何方，《儒林外史》在精神探索上不仅是呐喊，而且要寻找精神安顿，到底精神怎么安顿，通过一系列的形象作了探索，其中最突出的形象是虞博士。
虞博士是书中的第一人，有人说他是上上人物。我在读《儒林外史》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精神安顿——西方叫精神家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精神的问题更加突出，精神安顿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最近有些广播都在讲中国现在平均每年因精神问题而自杀成功的有25万人，自杀未遂的有几百万。过去看美国大片把精神现象强调到那个程度，觉得不太理解，我们现在逐渐体会到了精神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心理疾患、心理医生、心理咨询都兴起了，但比起西方来还差远了。
精神要有地方安顿，特别是对老年人。中年人忙着事业，精神的问题还没有凸显，到老年一退休，精神安顿问题就突出了。我觉得精神安顿需要有个精神体系，2003年我就向有关领导建议，后来也发表了文章，叫“建立体系，安顿精神”。最近十六届六中全会有个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体系”的问题。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意识到没意识到，总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在茫茫宇宙、茫茫人海中，“我”在什么位置，需要有个体系、有个坐标，给自己找个定位，精神才有地方安顿。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各自都建起自己的体系，所以都有从中找到精神安顿的教徒。儒家也有自己的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但也有某些准宗教的东西：最高主宰是“天”，人间要奉行“道”，“替天行道”。人性从体悟天性而来，天理良心是人性，“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天”有两重性，伊斯兰教徒说真主啊，基督教徒说上帝啊，中国人说天啊，冥冥之中天知地知，天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无所不知的。天的一重是自然、自然界，一重是主宰，有知觉的，跟人相通的。人性之中有天性，能体悟到天性，变成自己的人性。人跟天本来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天命需要人去体察，孔子到五十才能体察到天命。天命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一种规律，也就是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客观必然性，人在这种客观必然性前，既要顺应它，又不能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这个意思。
虞博士的为人处事、人生哲学、人生态度也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从14 岁就开始坐馆教书糊口，他也考童生、考秀才，到32岁——教了18年——没馆可坐了，他妻子就问怎么办，虞博士说不要紧，我自14岁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了，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又有几两银子来补足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加得几两银子，我心里很欢喜。好了，今年多一些了吧，偏偏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
虞博士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有个批本说虞博士并不是貌为旷达，实体验到“道”。这个“道”就是乐天知命。乐天知命这种心态——现在很讲究心态——对待世间或喜或忧的事情能够旷达。虞博士的乐天知命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是“天人合一”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我们现在说胸怀宽广，说胸怀淡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说“天怀淡定”，这是有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落到心态实处。
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天地生身为人，不是像西方讲的上帝造人。人跟天应当是契合、谐调、融通、一致的，从最终意义上说，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人和天完全合一的实现，孔子五十知天命就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什么呢，是诚。心诚则灵。现在讲“诚信”一般都偏于信用，其实根本是诚，诚信连用，诚是内在的，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心要诚，必然就会讲信用，诚信中忽略了诚、偏重于信的说法是片面的。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像前面讲的“征辟”，要有人推荐。于是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自己，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50岁时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年龄，只有虞博士如实填写。他明知道填写50岁以后会因此得不到重用，但也在所不惜。结果真的没被重用，他被派到南京的国子监当教授。到了国子监，他的两个助手劝他做个生日，收它几份礼，好过春天。春天这么好，没钱怎么过呢，你做个生日，就有人给送礼了。当时这种风气很盛，到处都这样。虞博士回答我的生日是8月，这时怎么做啊。那个助手就说这个不要紧啊，你现在2月做了，8月再做一次嘛。虞博士说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可见虞博士诚以待人，诚以律己，光明正大，绝不弄虚作假，耍乖作巧。
古代的人很推崇“孔颜乐处”，是讲什么境界呢？按照周敦颐的说法，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顿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他40来岁中举，50中进士。中举以前，虞博士也是过着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像周进那样。虞博士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他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而安祥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虞博士深知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使自己的修身养性能够通达于天，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夫，这也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虞博士同样处于周进的境况，他怎么就能摆脱周进的那种精神状态，不像周进那么卑琐呢？这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的精神超拔到一定高度。如果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而痛哭，就不会寡廉鲜耻。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安贫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极高明道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经成为至高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也是虞博士性格的核心，他一方面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热衷于功名富贵，受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杜少卿对科举制度和人物嫉恶如仇、恨得要命。他是持中的态度，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做官代替种田，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他只是襟怀冲淡，真实本色，做到儒道互补。
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必然的，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要求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社会的繁琐事务，以求得心态平衡。一般说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心态，失意的时候是道家心态，我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我进一步觉得这不仅是得意失意的问题，这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得太深而跳不出就像范进、周进那样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生活，这样才有余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才有好的作家作品。虞博士就做到了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没有。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把这个农民救起来以后问他为什么自杀，农民说我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的告诉被救的农民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伙食费，家里生活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作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毫不留意，这种清醒冷静、天人合一、灵肉合一的中庸心态不重欲、不狂暴、不分裂、不惨厉，但也没有崇高的悲剧精神，缺乏冲破平衡宁静、发愤追求的内在动力，一切是平淡、平和的，连作者写虞博士的文笔也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
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控制。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以理节情，用理智节制自己的情感，如同深澈明净的井水，没有波澜。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要保持人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和内在身体情欲的内在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
从表征的文化精神说，虞博士的持中贵和，让人把心中的块垒搓碎揉平，自我节制，一切都消融在安宁的超越之中，保持情与理、灵与肉、身心与自然的中和、统一、稳定、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缺陷，它缺乏内在的冲击力、爆破力和崇高感。达到了虞博士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中庸所要求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极高明，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表现出来却没有什么矫异之处，没有特别，它是寓高明于中庸之中。
虞博士没有奇功伟业，也没有特言异行，小说只是把他放在日常生活中间，以平实的笔调毫不张皇地叙述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一派顺乎自然的安详气韵。但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却蕴含着不平凡的觉解，是修养到家了而不见修炼的痕迹，是汰尽了浮华归复到天然。所以有评论家说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读书十年，养气十年。但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这里老人气太多，缺乏刚气、锐气、猛气。所以，我觉得对虞博士体现的文化精神要一分为二的分析，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势优点，也有弱势弱点，并不是说传统的儒家的都是好的。
就像传统文化很复杂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表征的虞博士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既积淀着传统文化的优点，也有许多弱点，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虞博士的这种精神有利于矛盾的统一，而不利于矛盾的斗争；适于维护稳定发展，不适于激励竞争、拼搏；适于协调群体的和谐，不适于激发个体的奋进；适于保养身心康泰，不适于激扬刚猛精进。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他缺少驱动作用，显得比较保守；而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有可以汲取的合理因素。所以吴敬梓把他当作书中的“上上人物”，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科举场上争名逐利的、尔虞我诈的人和现象，这个形象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在传统社会中容易被体认，所以清代的评论家对虞博士评价都很高，但现在的人对他已经很生疏了，许多年轻人就看不懂他，甚至有一些评论家、专家认为《儒林外史》在讽刺批判虞博士，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就好像否定封建社会里有正人君子、有清官一样。
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贤人真儒如虞博士等形象，是现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过去只重视批判性内容，对正面的、肯定性的现象缺乏研究，现在看《儒林外史》，我们应该扭转这种局面，我们的视界都不一样了，应该有新的觉解。
我讲两次《儒林外史》，暂告一个段落，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主持人：今天李先生着重利益驱动之下的正负效应问题，讲了人在利益驱动中如何保持平衡心态、灵肉和谐，让我们反思在追名逐利过程中产生的人性扭曲和变形、心理失衡、精神堕落等诸多问题，在眼下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尤其是现在全民炒股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
李汉秋先生连续四届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我国文化道德的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在文化道德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他给我们做了这样精细入微的解读，令我们获益匪浅，让我们对李先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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