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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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周时期，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的思想。管子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圣王之治，“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墨子认为，治国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诸葛亮特别强调“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他曾总结两汉兴衰治乱、用人得失的历史教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并据此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方针，并反复加以论述。他说：“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君，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又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转引自《中国反贪史》第322页)。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入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