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的军事思想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0 16:59:35

顾炎武生当明末清初，时值天下变乱、人心浮动之际，但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始终坚守民族气节，热切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政治的和学术的活动，为民族的复兴，苍生的得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把自己和民族融为一体，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以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民族振兴和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顾炎武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

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多方面，他对军事问题的关心和研究，则更是直接出于反清复明的现实斗争的需要。

还在顾炎武刚满10岁的时候，由于当时辽东边关形势吃紧，他便在其嗣祖的督促和指导之下，开始“读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了[1]。(参见顾炎武：《亭林余集.三朝纲事阙文序》，《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27岁乡试失败之后，他“感四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遂决定摒弃科举，潜心读书。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参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从此书的内容来看，最为作者关心的是国家“兵防”问题。例如，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即《北直隶》上、中、下），总共引用了99条原始资料，其中边防海防图7条、涉及边防问题的44条（参见沈嘉荣：《顾炎武论考》，江苏人民出版1994版，第448页），即与军事问题直接相关者就占了一大半，这部分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兵防问题。在顾炎武看来，北直隶最主要的“病”就在于防御力量单薄，他引用如此广博的原始资料，便是要明末统治者以史为鉴，加强畿辅一带的军事防御力量。该书的其他各部分，亦均以兵防作为一重要问题来加以考察。

入清之后，顾炎武曾应聘出任南明福王政权的兵部司务，福王政权覆灭后，他又参加过昆山、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现实的反清复明的斗争，使其更加关心军事问题。如“乙酉四论”中《军制论》和《形势论》，便是讨论南明所面临的现实的军事问题的。他50岁以后陆续写成的《日知录》，虽然不再把军事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来加以探讨，但其中也还有部分条目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其卷九《守令》条强调扩大和强化郡守、县令的自治权，更提出了包括“兵权”在内的“四权”概念----“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并指出：“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于此可见，军事问题仍是其晚年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

综观顾炎武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其军事思想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军事：以人为本

自古以来兵家都是把军事当作国家大事来予以重视和研究的，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孙子.计篇》）也。故从本质上说，兵法是属于“治道”范畴。

“治道”是顾炎武平生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课题，《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参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是以“治道”为其核心内容的。其“治道”思想是基于国家以人伦为本的观点：“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亭林文集》卷5《华阴王氏宗祠记》）；由此观点出发，他主张“圣人面南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顾炎武：《日知录》卷7《子张问十世》，《日知录集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里充分显示出他在政治问题上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军事问题上，顾炎武同样主张以人为本。《日知录》有云：“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金且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弮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日知录》卷7《去兵去食》）这里，顾炎武从军事角度讨论了兵（武器）、食（粮食）、信（信义）三者之间缓急轻重的关系，他认为其中信是最重要的，食次之，兵又其次。为什么信最重要？因为信能起到“结人心”即凝聚军心，使士卒同心同德，同仇敌忾，从而形成坚强战斗团体的作用。可见，在顾炎武看来，在军事上人是根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将帅能以信而得人心，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这种以人为本的军事观点，是和他的“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九》)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的。

二、治军：廉耻为本

出于对“人心”的极端重视，顾炎武十分强调在军队中开展思想工作。从其“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同上）的观点来看，他做军队思想工作的要诀是在于：其一，对士卒进行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其二，对军队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在顾炎武看来，它们是保证“师出以律”的两个基本条件。他指出：“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日知录》卷1《师出以律》）此所谓“律”或“贞”，是指军队的正义性而言。在顾炎武看来，正义之师的正义性即在于其具有仁义道德和纪律节制，而仁义道德尤为其根本之所在。顾炎武以人为本的军事思想的实质，不仅在于其强调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更在于其强调军人必以仁义为本。由于他把仁义看作“人道”的根本内容，故其军事思想中以人为本的观点和以仁义为本的观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思想的两个方面。

顾炎武于重视军队仁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尤其强调廉耻之德对于军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日知录》卷13《廉耻》）在他看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而“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日知录》卷13《廉耻》）。所谓有耻则足以战守，这在顾炎武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1、有耻才能保证其战争的正义性。

顾炎武的战争观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讨伐无道以“取天下”。他说：“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其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日知录》卷2《武王伐纣》）从其“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的逻辑，可以看出，所谓“取天下而不取其国”的意思就是：战争的目的并不在于夺取对方国家的政权而使其国百姓置于本国的统治之下，而仅仅是在于消除由于对方国家的统治者不仁不义而造成其国内部“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样一种人沦若禽兽的惨无人道的状态，从而使之重新确立起仁义之道。

在顾炎武看来，战争既以伸张仁义为旨归，则理当尽量避免杀人。他说：“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日知录》卷2《武王伐纣》）他强调指出，正义战争乃以达到征服对方为限度，决不可滥杀无辜。“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日知录》卷3《小人所腓》）他认为，“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日知录》卷2《武王伐纣》），这种不仁不义的侵略战争实是以一国百姓为敌，而“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同上）。

按照顾炎武的观点，侵略战争中滥杀无辜、无恶不作的情况是与侵略军的没有廉耻直接相关的，“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日知录》卷13《廉耻》）也。因此，他提出以廉耻作为治军之道的根本，乃具有以礼来制约军队，使其行动受到礼义节制，避免滥杀无辜、无恶不作情况的发生，从而确保其战争的正义性的意义。

顾炎武的上述思想显然是与他遭遇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他耳闻目睹了清军在侵略中原特别是野蛮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大肆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径，扬州十日以及江阴、昆山等地的屠城，致使数百万生灵尽膏草野，这些发生在其身边的人间惨剧，尤使他没齿难忘。顺治三年（1646），顾炎武赋《海上》诗有云：“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顾炎武：《亭林诗集》卷1，《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既表达了诗人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亿万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是对侵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悲愤控诉。正是因为顾炎武对侵略战争有如此痛切的感受，所以他在《日知录》中“明告万世”：“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日知录》卷2《武王伐纣》）并劝诫“后王”务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日知录》卷7《不动心》）。

2、有耻才能使军队立于不败之地。

顾炎武特别拈出“行己有耻”作为“圣人之道”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基于对明朝灭亡教训的总结。他说：“《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13《廉耻》）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明末士大夫的无耻。

无耻的实质是在于对于自己的非礼行为毫无发自内心的耻辱感，故对于无耻之徒来说，礼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在顾炎武看来，“礼”是“治人之情”的工具，“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放心’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日知录》卷1《艮其限》）。人若不受礼的约束，就必然是人欲横流而导致“放心”。从战争角度讲，“放心”即是失去斗志，无心战守。顾炎武认为，明末边事之败就是由此而起的。“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日知录》卷13《廉耻》）这里所讲的“辽东之事”，其所指未详。据季六奇《明季北略》卷四载：明崇祯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军以军粮四月不得，大哗，执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推官苏涵，置谯楼上，捶击交下，括赏金得二万，不厌，遂借商民得五万。自肃草奏引罢，而户部不发。不越三月，又锦州军哗。冬十月，削前户部侍郎王家祯藉。顾氏所谓“辽东之事”者，当指此类事件而言也。

明末政府内部贪暴成灾，其官员无耻不廉，竟于边事吃紧之危急关头，克扣军粮，中饱私囊，乃至导致守边军士屡屡哗变！如此乃无怪乎边关不守，以致最终中原尽失于敌手矣。毫无疑问，明朝的灭亡是和明末政府及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之风之盛确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的。顾炎武总结明亡之教训，深深意识到，贪乃是瓦解军心而导致军队失去战斗力的祸首，为此，他提出军人必须有廉耻之德，以此作为治军之本，其实质乃端在于肃贪。其曰：“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同上）所谓“止欲”，在顾炎武即是止贪之意。在他看来，将帅有耻不贪，始可克敌制胜。其引《尉缭子》语云：“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同上）他认为廉耻之德是一支军队也是一个国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战略战术：重形任势

兵家之重形任势，乃由来尚矣。《孙子兵法》中即有《形》、《势》二篇，是专论形、势的。前者主要论述军队作战首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求敌人的可乘之隙，以压倒的优势，打击敌人，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后者则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指挥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顾炎武继承并且发展了《孙子》关于形、势的思想：

1、从儒家立场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战术思想。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是《孙子》《形篇》中的核心论点；其意思是说：“首先要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致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同上书，第31页）对于《孙子》此论，顾炎武十分重视，他并且从经学角度引证历史上的经典战例予以具体的说明，认为其论乃属于千古不易之兵法：“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日知录》卷1《师出以律》）

鲁、齐长勺之战发生在鲁庄公十年春正月，《左传》记之略云：齐师伐我，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对于曹刿这番话，其《疏》评之曰：“鲁以曹刿之语，权谋谲诈。”顾炎武以此有“战长勺，以诈而败齐”之说，而以《春秋》“不予之”表达了他对曹刿以权谋谲诈对付敌人的做法的否定性意见。在顾炎武看来，尽管曹刿使鲁国赢得此役，但他是靠“诈”而非自己的实力取胜的；然而，从根本上看，从战略的眼光来看，却唯有创造条件，使自己的实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若单凭权谋谲诈，则或能一时侥幸取胜，却终归要失败。强调打胜仗必以实力作为基础，是顾炎武崇实黜虚思想在战争观上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其重“形”思想的主导方面。

另一方面，顾炎武又不赞同齐、宋泓之战中宋襄公的做法。此次战役发生于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左传》记之略云：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案：即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顾炎武说，宋襄公“以不禽二毛（案：“二毛”指头发花白之年老者。）而败于楚”，《春秋》亦“不予之”。依顾氏之见，宋襄公那样做，实为“遭事变而不知其权”（语见《日知录》卷4《夫人孙于齐》），是“执一不化”（语见《日知录》卷1《艮其限》）的表现，其结果是导致失去了战胜敌人的时机，反而使自己陷于失败之境地。按顾氏的思想理路，在战争中固然应该讲礼义廉耻，待人以仁，这是根本原则，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还应当讲究一定的灵活性，而不可泥于枝节。“子曰：‘吾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圣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节，他日事变之来，不能尽如吾料，苟执一不移，则为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于通人矣。”（《亭林文集》卷4《与李中孚书》）如宋襄公之不禽二毛，则正是所谓“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节”也。显然，顾炎武的不赞成宋襄公这种愚蠢的做法，是反映其在战争观上强调因时而变的思想的。这种带有儒家特点的以权应变的战术思想，是顾炎武对《孙子》“待敌之可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要之，顾炎武在军事上之重“形”，在战略意义上也就是崇尚实力，这是第一位的，此即“先为不可胜”在其军事思想中的具体意义；在战术意义上则乃是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即崇尚灵活机动的战术，此其“待敌之可胜”的具体意义。

2、对《孙子》关于形、势的兵法原理的具体应用

顾炎武崇尚实力的军事思想在其“乙酉四论”（《军制论》、《形势论》、《钱法论》、《田功论》，俱载《亭林文集》卷6）中有明显的体现。此组文章是其应聘为南明兵部司务时写下的。当时，清朝已定鼎北京，且清军已西破潼关入长安，南渡黄河逼两淮，一半天下已归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守住另一半天下，不使落于敌手，便成为当时福王政权所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顾炎武所应聘的虽只是一个掌管兵部衙署内部杂务的小官，但他却胸怀复国大志，更兼雄才大略，亟欲赴阙一展其恢复宏图。他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审视了当时的局势，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固然在于“阻两淮”以保南都，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则尤须实行金融秩序的整顿和农业体制以及军队体制的改革，以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如此方可最终“成克复之勋”，故后者乃成为“己酉四论”之重点，有三篇（《钱法论》、《田功论》、《军制论》）都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其中《钱法论》是讨论金融问题的。其针对当时“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的严峻形势，主张一方面加紧回收货币，另一方面以制钱作为统一货币，以整顿国家金融秩序，欲以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田功论》则针对当时因连年战乱，导致边地久荒不耕，以致造成那里人口离散，兵丁不足这一现实情况，提出用国家出资募人垦荒的办法来恢复边地的农耕事业，认为，若能使农耕事业得到普遍的恢复和发展，使国家富强起来，则“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此即所谓“田功”也。《军制论》鉴于明末非但“判兵与农而二”，甚至“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卫兵，又分之以为民兵，又分之以为募兵”的情况，提出改革军制的设想，认为“三代”时实行的“寓兵于农”的军制最为理想，因此主张按照每人受50亩的标准，给军队以军田，使之立屯堡，且耕且守；同时，为保证军队一人顶一人之用，军田一亩顶一亩之用，又提出：“举尺籍而问之，无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补之。大集伍而阅之。皆胜兵乎？不胜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补之。五年一阅，汰其羸，登其锐，而不必世其人。”以此作为实施“寓兵于农”之制的配套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的要求，才能使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从而也才可以“兆谋敌忾，成克复之勋”。从这三篇文章可见，面对强敌，顾炎武是立足于实现，以增强自己的国力为本务的。

如果说《钱法论》等三篇在总体上是反映了顾炎武重“形”（即崇实）思想的话，那末，《形势论》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任“势”思想。《孙子》《势篇》有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顾炎武在《形势论》中正是根据《孙子》的“任势”思想来来讨论当时南明的用兵问题的。他把当时尚属南明的半边天下当作一有机整体来看待，并根据对历史上曾经建都于江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等八个朝代兴亡之故的考察及宋代赵鼎、陈亮、孟珙等人的有关论述，认为在这一有机整体中，荆、襄是吭，蜀是领，而两淮、山东则是背。他认为，若能控制住这三个军事战略要地，“则虽有苻秦百万之师，完颜三十二军之众，不能窥我地”。以蜀言之，它据天下之上流，从理论上讲，“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从历史上看，“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因此，在用兵上，无论是守或是战，皆应把蜀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就守而言，必先守蜀；战而言，必先取蜀。只要控制了蜀地，退则蜀自为一国而犹可以安；进则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以荆、襄言之，其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战略地位比蜀更为重要，以至于可以说，“无蜀犹可以国”，而“无荆、襄则不可以国”。因此，在用兵上，当以重兵把守这一地区。掌握了这一地区，既可起到守卫蜀的作用，又可起到扼制中原的作用。至于山东两淮地区，则直接关系到南都的存亡。若“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也。因以江为境，则幅员狭窄，战守无余地。“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而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因此，从当时形势看，欲保南都，最要紧的是“阻两淮”。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顾炎武的任“势”思想主要是在于根据前人的战争经验，主张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亦即所谓“用兵先得地势”，“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这与《孙子》的“任势”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在于强调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基础，造成一种猛不可挡、压倒敌人的有力态势（参见：《孙子兵法新注》《势篇.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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