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旦名家李多奎先生的文章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6 22:29:12

时下的许多中青年老旦演员，扮相年轻漂亮，舞台上没有一丝老态，唱起戏来高亢无比，经常被人们戏称为“大嗓青衣”。在世的老旦演员中，惟一继承了李多奎衣钵的就属李鸣岩了。为让大家更熟悉李多奎先生，特转载几篇纪念多爷的文章，以飨各位。

我的老师李多奎

赵鸣华

赵鸣华与恩师李多奎先生合影

　　我的老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与我们诀别已二十年整了。先师的一生对京剧艺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人谦虚谨慎，对学生诲人以教，胜似严父。其言传身教、倾囊传艺的高风亮节，时刻地在鞭策着我们这些李门学子不断努力地学习。

　　我在童年时就极为崇拜李派艺术。1950年经已故著名琴师汪本贞先生（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琴师）介绍我拜李先生为师，只是当时李先生曾有个不收女徒的声明。有一天我在天津天华景戏院演出《行路训子》，汪先生邀李多奎先生来看我的戏。看完戏后，李先生非常高兴地说：“这姑娘的嗓子宽亮、厚实，真像是个小小子啊！”于是1950年10月在天津破例收下了我这个女徒弟。

　　拜师后的二十多年里，我曾几度住在先师家里。先生向我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地传授技艺。他从不以大师自居，更不让我亦步亦趋地学他，而常常是用既通俗又深刻的语言启发我触类旁通。他常说：“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扬长避短，不能死学。”

　　1964年，我随哈尔滨市京剧团进京演出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李老师应邀看了我扮演的李奶奶。演出结束后，老师忙到后台鼓励我说：“唱腔设计得好，唱得劲头也好，演得有人物性格，演现代戏你走在我头里了！”老师一向不苟言笑，而那天他老人家真是笑得春风满面那！这次演出的间隙，老师把我叫到家里，让我把李奶奶的大段“二黄三眼”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听，老师又一字一句地帮助我结合人物和词意找劲头、找气口、找韵味。

　　“文革”期间，恩师受到迫害。我曾几次冒着风险进京看望他老人家。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是在一个落叶纷纷、萧瑟凄凉的深秋。当走到离老师家不远的胡同口，蓦地，看到先生正在艰难地清扫着路上的垃圾。我不远千里而来，不就是为了看望恩师、畅叙别后的积愫吗？然而此时师徒二人却站在堆满残枝败叶的垃圾旁，潸然泪下，相对无言。1974年，我的老师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离开了我们。

　　1983年，北京京剧院将李多奎老师的戏装和道具全数退还回来。我的师母与全家人商定后，将师父的珍贵遗物全部馈赠给我。我慢慢地打开戏衣箱，双手抚着那一件件珍贵的戏衣，再也控制不住我思念恩师的泪水，恩师那澄净、安详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永远不忘恩师的教诲与嘱咐：“要认真踏实地演戏，正直清白地做人。”

（原载于《新晚报》1994年11月5日第6版）

回忆父亲李多奎

李宗华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爽朗健谈、心胸宽广、善良活跃、疼爱子女又严于管教、在艺术上善于博采众长的人。要想完整全面地回忆父亲，就要从我儿时的点滴小事说起。
先说说父亲的“严肃”的一面吧！
小时候我和弟弟调皮时谁也管不了，但只要父亲咳嗽一声，我们就全老实了。一次我捅了娄子，父亲很生气，拿起扫坑笤帚要打我，我赶紧跑到后院小楼，躲在大铁床的紧里边，这时，母亲、姑妈全跑上来拦阻父亲，这顿打算没挨上，但把我吓得够呛。后来，姑妈对我说：你爸爸不会真打你，那是吓唬你呢！还给我举例说：你小时候娇得不得了，他每天晚上都削好一盘水果放在你枕头旁边，你夜里醒了也不睁眼，抬手拿起水果放在嘴里就又睡着了。有一次忘记放了，你醒了什么也没模着，坐起来就哭，我赶紧把你抱到你爸爸屋里，他也起来了，哄着你吃了两块，又把果盘放在你枕头边上，你才睡了。
我小时候爱养蛐蛐。师哥李志君见我有如此爱好，就常送来一些好蛐蛐，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下午在廊子下边喂蛐蛐。父亲怕荒废我的学业，一天在屋里故意和母亲说：“别叫他学戏了，叫他卖蛐蛐吧！”声音虽然不大，但我如奉“圣命”！第二天赶紧叫师哥把心爱的蛐蛐拿走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看小说，父亲走过来严肃地说：“看什么书呢？拿来我瞧瞧！”我赶紧把书递过去，父亲一看是武侠小说，说：“看这书干什么？拿贼去呀！”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怕我看色情小说。平时看来，父亲在家里任事不管，但对这些关系孩子成长的细微小事却一点儿也不放过。
说起“拿贼”，不是没来由的。1949年年初，北京刚解放不久，我家后院小楼上被偷盗一空。除了几袋大米白面外，最值钱的是两盒翡翠螃蟹，1盒12只，各有铜钱大小，各式各样，各种颜色，此外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贵重衣物。父亲回忆说，当天夜里他听见有动静，就问母亲猫在屋里吗？母亲说：没有。父亲说：你妈没经验，夜里问猫是不是在屋里准是有事儿，就是没在也得说在。小偷一听有人惊醒就跑了。第二天早上我上楼一看，箱子盖儿全敞着，柜门儿也开着，全空了，当时我的腿就软了，一把抓住门框，差点儿没坐下。后来一想，这些东西全是自个儿挣来的，以后再挣去呗！可见父亲的心胸多么宽广。
父亲豁达善良，从无贫富贵贱之分，略举两例以说明。我外祖父去世早，他有个“外家”老伴无子无女。一天来到我家，说是一个人住在城外无依无靠，上家讨口饭吃。当时母亲有点为难，就和父亲商量。母亲说：“她来吃两顿饭倒没什么，可孩子管她叫什么呀？”父亲毫不迟疑：“叫姥姥哇！”从此，这位姥姥就早来晚走，好吃好喝地在家呆一天。父亲知道姥姥爱喝两盅，就每顿饭叫母亲给她倒上一壶酒。我记得当时她老人家可高兴了。一喝酒话就特别多，父亲陪她说话，她总是：“多奎、多奎”地叫着，当时我还真怕父亲不愿听呢！可是父亲总乐呵呵的。
还有个亲戚是我表大爷，小名儿叫召儿，我们都管他叫召儿大爷。他会唱乡下小调：“葱丝儿，姜丝儿，胡萝卜丝儿……”。有段时间他也常来。他一来，姐姐就磨着他唱两段，还给他抹上胭脂，打上口红，系上花头巾。召儿大爷特随和特老实，扮上就连扭带跳地唱起来，父亲就站在廊子上哈哈大笑。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父亲最爽朗最开心的笑声了。每次唱完一段，姐姐总要他接着唱，父亲就该发话了：“别缠着你召儿大爷了！来，召儿哥进屋喝茶吧。”唱完茶吃完饭还要给些零花钱，召儿大爷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更有甚者，我和邻居小孩儿去捡煤核儿父亲也不拦着。那时我们住在鞭子巷头条，临近的几家街坊没什么富裕人家，尤其是隔壁一家6个孩子，大人虽是个文墨人，但没有工作。我放了学就和他们一起玩儿。那时管穷人家的孩子都叫“野孩子”。一般教育子女都爱说：别和野孩子玩儿。可我从没听父母这样说过。一天他们照样去捡煤核儿，我非要跟着，他们就给我一个破筐子，一个小搂子。到了一个大宅门里，正好人家后院有一大堆垃圾，叫我们给清出去，这下可闹着了，整整清了一下午才清干净，每人筐里装满了煤核儿，人家还给了3块钱。我们去了6个人，每人分了5毛。我拿着5毛钱去看了十几本小人书，吃了两根冰棍儿还剩下两毛多，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家母亲一看我满身是土，问我去哪儿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母亲听完后说：“你分人家5毛钱干吗？”父亲也从屋里出来：“给他5毛钱，叫他给人家送去，连剩下的也给人家。以后因人家捡煤核儿可以，但不许分人家的钱！”
每到年三十晚上，常有不少穷人家的孩子拿着印好的“财神”到门外喊：“送财神爷来了”。家里人就赶紧出去接“财神”，父亲总叮嘱：多给点儿。可见父亲对穷人是什么感情了。
说到子女学戏，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姐姐维茵从小酷爱父亲的艺术。父亲高兴时也给她说几句，可就是反对她干这个。姐姐就偷着学。那时周文贵三叔每天来家给父亲吊嗓子，姐姐就在外屋用心听，小声跟着唱。每当屋里一说：文贵，受累了，就说明吊完了。姐姐就趁机进去叫三叔给吊两段。姐姐的嗓音、劲头、韵味特像父亲，但始终没有从事专业。
我学戏伊始父亲也不同意。我小时候是1到10月就开始咳嗽，非到第二年开春儿才能好。父亲说：这哪儿成啊，赶明儿一到秋凉就歇工，这一冬天就甭唱了！可我不死心。
1951年我小学毕业，正好中国戏校招生，我偷偷报了名，可又怕考不上，就没去考。第二天，刘子元师哥到我家，进门就嚷嚷：“小弟呢？师弟呢？”父亲问：“怎么了？”“他报了名怎么没去考呀？”我赶紧进屋：“我怕考不上。”“我把老师都留那儿了，等了你半小时，师哥是主考，你还能考不上？”接着又对父亲说：“您就让师弟干这个吧！我看他成！”父亲说：“先叫他喊喊嗓子再说！”于是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去天坛喊嗓子。没想到这次都“封河”了，我还没咳嗽。父亲就叫世庆大哥(叔伯哥哥)给我找个老师。世庆大哥看我的模样说：“学小生吧。”父亲同意了。就找了朱少云先生教我。从此我每天早上到天坛喊嗓子练功。其间，侯喜瑞先也常到天坛遛弯儿，给我说了不少把子和起霸。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这太难得了，你要用心学。
1952年，陈盛泰先生又给我说了一年多的戏。后来陈先生学校功课太忙，没时间教了。父亲说：“这时候哪能在家闲着？你自己找个先生吧！”一天，我去看《群英会·借东风》，其中的周瑜是茹富华先生扮演的。当时我感觉茹先生的艺术无一处不规范，无一处不细致。我回家便和父亲说了，父亲很满意地说：“嗯，还有点儿眼力。”正起上罗世保大哥在我家，听我一说，他马上说：“这好办，明儿就给你说去。”第二天茹先生来到家里，很高兴地答应了。茹先生对父亲说：“二哥，您甭管了，把孩子交给我吧！”从此，我就潜心学习，刻苦练劝。只几个月，茹先生就把我这个“生虎子”扒拉出点儿模样来了。
1956年，我加入荀慧生京剧团，父亲叮嘱我：好好用功，别拉帮结派的。当时我不懂，为什么单提“拉帮结派”？后来才知道，这是戏班中最大的弊病。1957年“大鸣大放”，我给慧生二叔贴了大字报，因为内容不实，激怒了慧生二叔。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告诉父亲。父亲很生气但没做声。第二天，父亲把茹富华先生请到家，不知老哥俩儿在屋中商量些什么。几天后，慧生二叔派人到家里请父亲去吃饭。下午四五点钟父亲拄着拐杖气哼哼地回来了。我盯着父亲等待“答案”，父亲很生气地说：你在家呆着吧！我想这下没希望了。不想过了几天，团里通知我去上班。我才知道，父亲也会讲“策略”。不然，我又会“有恃无恐”，不去吸取教训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的业余爱好很多。最喜欢玩儿珠宝玉器。高兴时就拿出来一件一件给我们看、给我们讲：这叫什么玉、怎么好法儿，怎么值钱。在我印象中，父亲最喜欢的是一个羊脂玉佛，有拳头大小，雕的是大肚子弥勒佛，真是洁白滋润。还有一串玉件怀表链，是各种小玉件(玉石、玛瑙、翡翠雕成的小玩意儿)组成的。父亲属狗，上面各种玉石的小狗就有三四个，全是父亲逛古玩店买的，然后用金丝串起来的。
父亲喜欢养花，每到春节就叫我去买碧桃、迎春等花卉，总要两盆一对儿的，摆在屋里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花开之后，没多少日子就死了，平时买的时令花也是如此。当时也不知是何原因？现在想起来才明白，父亲那时总在后院里拿着小瓷缸子，一会儿结这盆儿浇点儿水，一会儿结那盆儿浇点儿水，敢情全是水大烂根儿了。此外，父亲还喜欢听音乐，尤其是西洋歌曲。父亲说，你听人家底气多足！音一直从丹田贯到脑门儿，里头就像一条胡同。后来我才理解，父亲听西洋歌曲是在研究他们的发声方法。父亲也跟我讲过“三节音”，就是什么时候用“丹田”、什么时候用“胸腔”、什么时候用“脑腔”，怎样把这三者贯穿起来，所以父亲的很多唱腔都是一气呵成的。父亲在修改、编创《哭灵》、《三进士》等剧的唱腔时，自己在屋里边拉胡琴边哼唱腔，我听见有的腔就是从老生及其它艺术形式中借鉴变化来的。
父亲说，我小时候，你爷爷对我要求可严了。一次，陆五爷(陆彦庭先生，父亲早年的老师兼琴师)结我吊嗓子，那会儿我还学老生哪。吊《辕门斩子》，我当时正在仓门上，嘎调唱不上去，干张嘴没音儿。你爷爷还对陆先生说：拉、拉！你爷爷说话有口音，管“拉”叫la(二声)。我说，别la(二声)了，再la(二声)就流血了。你爷爷就一个大嘴巴，把我从门里打到门外去了！父亲说完哈哈大笑。父亲当时是讲笑话给我听，但言外之意是叫我如何下工夫，怎样刻苦。
若要记述父亲的生活趣事，恐怕再写10篇也写不完。现在该说说“文革”了。1966年8月，当时我正在湖南湘潭京剧团工作。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连夜赶回北京。进家一看，父亲胎朝里躺在光板儿床上，后背全是紫的，肿起老高，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母亲躺在另一张光板儿床上，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当时我就愣住了。只听父亲说了一句：瞧这孩子回来的。意思是：正起上家里遭劫，遇上这种惨像儿(原来是庆爹偷着给我打的电报)。我忙问：怎么回事儿？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前天下午3点多，突然来了二十多个红卫兵，进门就问：有没有“四旧”，有没有枪。你父亲说：没有“四旧”，没有枪。他们不信就到处乱翻，但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就叫我和你爸、你姐姐站到院里，让你爸把上衣脱了，用皮带抽，还把香烟揉碎了往你爸嘴里填，叫吃下去，那哪儿吃得下去呀？他们就用墨水往你父亲嘴里倒，说是“冲冲”。同时几个人用皮带抽我和你姐姐，还把我的头按在水缸里，半天不叫起来，说是让“清醒清醒”。这时一个红卫兵从屋里拿出一条我平时用的免毛围巾，嚷着：这不是四旧吗？于是又用皮带抽。我当时真想一头扎在水缸里死了算了。这时候有人说：他闺女就住在南桥湾，到她家看看藏着什么东西没有？于是几个人就押着你姐姐去了南桥湾。一会儿，拿回来一支小保险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珠宝钻戒。这一下炸窝了：“为什么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闺女家？”你父亲解释说，这是上午叫闺女送到团里的，她还没来得及送。他们当然不信，又是一通猛抽。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抄走了。除了留下一间堂屋外，其它屋子全贴了封条，还叫你爸爸从第二天起扫大街。不想第二天下午，北京京剧团的刘桂欣带着团里的红卫兵来了，找街道交涉：李多奎是我们团里的人，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要管也得由我们团里的红卫兵组织管！于是不叫扫街了，把封条也撕了……也确实是父亲的人缘好，“文革”闹得这么凶，团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没有一张写父亲的，更不用说有政治问题了。
1968年崇文区革委会军代表上家给父亲赔礼道歉，并进行了退赔。但所赔的折价金额不足实物的1％。父亲说：“别的东西倒没什么，就是那个小保险箱里有一支三克拉的钻石戒指，我有点心疼。”军代表说：“您得找个有地位的人出个证明。”父亲想了想对我说：“君秋看见你妈戴过。”军代表说：“那就叫张君秋出个证明吧。”第二天，我陪母亲去找君秋二哥写了个证明，大意是在广州演出时看见二舅妈戴过。第二天我去区革委会交给了军代表。后来又补赔了两干元(按当时的价格，一克拉要六七千元)。所谓“退赔”至此算画了个句号。
不管怎么说，父亲挺过来了，没听他说过什么豪言壮语，“革命的言论”。人被打了，家被抄了，在他心里好像过去就过去了，从没听他埋怨过一句，他也没因此而颓废、耿耿于怀。我想：父亲的心胸太宽阔了，真像大海一样，经得起任何风浪，能行百艘大船！但是通过这次摧残，父亲的高血压病更重了，半身不遂的症状更显著了。他就这样拖了8年，于1974年7月25日21时25分在友谊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住院后已不能说话，但在“咽气”前突然大喊一声，特别响亮，震得其他病房的人和医生出来看了半天，不知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声音……7月30日遗体火化，8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到会的除了父亲在京的弟子外，还有尚小云、侯喜瑞、陈喜兴、张君秋、梁小鸾、高盛麟、吴素秋、谭元寿、马长礼等失生。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李派”艺术通过各位师哥师弟、师姐师妹，各位再传弟子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正在发扬光大。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中国戏剧》2004.1）

怀念李多爷

刘嵩崑

今年是京剧老旦表演艺术家李多奎诞辰105周年。生前世居崇文区锦绣头条12号（原鞭子巷头条27号），该宅坐南朝北，为一普通的四合院落。院内南、北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该巷子2001年因扩建广安大街被拆除。
李多奎（1898～1974），原名万选，字子青，世人尊称“李多爷”。祖籍河北河间。其父李宝珍，清同治三年（1864）生人，排行为五，因身矮，同仁称其“矬人李五”。为著名梆子鼓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家迁入京城。隶庆寿和班司鼓，1938年病故，享年74岁。其二兄宝贵，琴师，人称“胡胡李”。李多奎排行为四，上有一兄二姐，兄名万和，艺名“葫芦红”，梆子老生，曾带艺入喜（富）连成社搭班演出。后为多奎管事多年。有子世庆，为富连成社花脸演员。李多奎，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十月初六出生于原籍。4岁随父母进京，自幼受家庭艺术熏陶，酷爱戏曲，8岁入孙弼臣创办之"庆寿和"科班习艺，排名多魁，后改多奎，与贾多才、姚多山、艾多芬、王多寿等为师兄弟。初从贾志成习梆子老生，9岁登台，12岁改皮黄老生，曾演《朱砂痣》等剧。出科后恰逢“倒仓”，遂拜程春禄为师学习京胡，练就了精湛的琴艺，但终未忘记尽早恢复嗓音，多年来勤学苦练，寒暑不辍。在其父的严格要求下，并亲自操琴为其吊嗓。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年后终于练出一条金嗓子，并根据自身条件，改工老旦。26岁拜罗福山（1865～1929）为师，并得到居住鞭子巷二条的老旦前辈名家龚云甫（1862～1932）的教益。首次登台演老旦戏为《四郎探母》之佘太君，此乃罗福山有意提携弟子，托病令徒替演，一炮而红。享名后得龚之琴师陆彦庭辅佐，获益匪浅。1933年始，改由曾为其吊嗓的琴师周文贵操琴，周亦曾从程春禄学文场，故李、周二人乃师兄弟，二人合作30余年之久，配合默契。
李多奎之大姐丈，乃中和园经理梁华亭（德贵）。1925年8月程艳秋改组“鸣盛社”为“鸣和社”，社长即梁华亭，故李多奎遂入该社，因该班尚有老旦文亮臣（1878～1938），为程氏之老搭档，故李多奎仅在前场演出小戏，自此搭班有了收入，时年27岁。1930年随程赴沪演出。1932年初，程将艳秋之名改为砚秋，赴欧洲进行戏剧考察。因此，李氏改搭高庆奎之“庆盛社”。1934年，高因嗓病辍演。李又隶尚小云之“重庆社”，曾与尚合作《大登殿》、《桑园会》、《六月雪》、《孝义节》、《四郎探母》等。1937年搭“松竹社”与金少山于华乐戏院合演《断后·龙袍》，引起轰动，二人嗓音棋逢对手，被誉为双绝。亦曾与郝寿臣、言菊朋、孟小冬、章遏云等合作。擅演《钓金龟》、《行路·哭灵》、《太君辞朝》、《徐母骂曹》、《药茶记》、《望儿楼》、《滑油山》等。1950年加入谭富英、裘盛戎之“太平京剧社”，1953年改为北京市京剧二团后，随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历时数月。1955年底与马连良剧团合并为北京京剧团。1956年9月1日，为庆祝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在京京剧名家联袂演出《四郎探母》，时值李之幼子病危，为顾全大局，毅然登台演出佘太君。年底于北京市戏曲剧团年终汇报演出中与高宝贤、慈少泉上演了久未演出的《康氏哭灵》。1957年1月2日，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于长安戏院举行北京京剧团合团纪念演出《龙凤呈祥》，李多奎饰吴国太。1961年与裘盛戎共同创演了脍炙人口的《赤桑镇》，今广为流传。次年初，因突患高血压中风症住进宣武医院，自此息影舞台。经过一年多的医治调养，身体基本康复。1963年冬，随团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彩色京剧影片《铡美案》，因电影剧本压缩了场次改动较大，自己又重新为所饰演的太后设计了唱腔，这是他唯一的电影资料，也以此告别艺术生涯。“文革”时家中被抄惨遭迫害，年近七旬的李老，被打得遍体鳞伤，全家被赶至一间屋内栖身，但他依然豁达开朗，坚信共产党。随着病情日益加重，1974年初，住进了友谊医院，7月25日21时25分，因患肺气肿病逝，享年76岁，后葬于佛山陵园。
李多奎妻室曹砚芬（1908～1995），为著名评书演员曹秉懿之女，据说为曹雪芹之后裔，有关部门还对其进行了采访。共有子女五人，长女维茵，1927年生人，亦工老旦，嗓音酷似乃父，已故；长子宗华，名世宠，1938年生人，工小生，曾从陈盛泰问艺。1954年拜茹富华为师。曾于山东省戏曲学校任教；次子世麟，1943年生人，工丹青，为国画家王雪涛弟子；次女世英，1946年生人，中国戏曲学校60级音乐班毕业生。中国京剧院月琴师；三子世鑫，因癫痫病于1956年夭折，年仅7岁。宗华有两子从艺，长子李昕，1963年生人，自幼随父习艺，亦工小生，曾拜储金鹏为师。1986年毕业于山东省戏曲学校，1996年入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后，拜叶少兰为师，今已小有名气，曾主演多戏，为李门第四代传人。其祖父病故时，尚未从艺，今李老地下有知，定含笑九泉。李昕之弟李柯，1966年生人，毕业于河北省戏曲学校，曾为邯郸市京剧团丑角演员，后入影视界。
今逢李多奎先生诞辰105周年，逝世29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示怀念！

（摘自《档案大观》）

追忆老旦名家李多奎先生

李盛泉口述
吴永泉执笔
娄　悦整理

京剧老旦艺术家李多奎先生是继老旦泰斗龚云甫先生之后，又一位以老旦称著、自成一派的名家。他所演唱的《钓金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已红遍大江南北，其中“叫张义我的儿”的唱句更为大家所熟知!
李多奎先生对艺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是内、外行所公认的。当时的诸多京剧名家都争先恐后邀请李先生合作演出拿手好戏。在当时的演员和观众眼中，都有一出戏中的头牌老旦如果不用多爷(京剧界对李先生的尊称)，就好似佳看缺少美酒，大为扫兴的感触!
人们喜爱他、称颂他的演唱，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虚心继承、勇于创新是分不开的。六、七十年前，京剧界有龚云甫、罗福山、谢宝云、文亮臣、孙甫亭、卧云居士等老旦名家，他们的唱、念、做各有千秋。而李先生又充分发挥个人之长，在龚云甫、罗福山之后形成了新的老旦流派——“李派”，而且至今不衰。
李多奎先生嗓音宽厚、音色甜美，挺拔而不失圆润，颇有“余(叔岩)派”云遮月的神韵。他虽出身科班，功底深厚，却又既扬个人之长，又避个人所不爱。随着时代的要求，他立志革新，他深深理解余叔岩先生不同于谭鑫培先生而自成一派的道理，努力继承，又勇于革新。李先生原唱梆子老生，很讲求音韵发声和吐字，他充分发挥“三音共鸣”，以叫人感到七窍出声，浑身在唱；他强调要字字清楚，声声入耳，不准“吐温水”，更强调一曲百唱，声中有情，要想唱得动人心弦，必须声情并茂，深入人物。
“嗓子是兵器”，这是李先生经常讲的。他把演员的嗓子比成一员猛将的兵器，猛将再猛，若无称手兵刃，英雄亦无用武之地。
李先生的嗓子为什么能几十年不衰呢?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艺责艰巨，他强调“养练要得法、起居应有节”，事事联系演出，时时保护嗓子。
李先生对嗓子的保护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一、晨功照练：练功绝不影响嗓子，但一切要适度。
二、戒躁寡言：练功后应使声带解除疲劳，不应大吵大嚷影响恢复。
三、心平气和，立足于演：演员每天应保持气顺心平，“如坐蒲团”，以备有机动的演出任务亦能得心应手胜利完成。
李先生多年来一直坚持如此，有时亲友来访，都很尊重他对艺术认真负责的精神，虽然乘兴而来，草草说上几句，亦总能乘兴而去。
四、演出结束，李先生很注意嗓音的恢复，他总结了四句话：当心冷暖，珍惜复原、欢乐惬意，“失音后寒”。
“失音后寒”是中医的术语。主要是针对青年演员而言，他们演出得意后难免忘乎所以，生活上不顾一切，不加检点，一旦嗓音败坏将遗恨终身。
五、每遇逢年过节连续演出时，李先生从来都是：
1．节制晨练：每日适当地散步、练嗓儿，不象往常一样幅度很大。
2．切忌欢谈：李先生性格豪爽，遇三两知己谈古论今时，时常放声大笑，但由于连续演出，只好克制自己，因为演出是对观众负责的大事。
六、“胸怀千万”、“艺责当先”。这两句是李先生的座右铭。他强调：一切要为观众服务，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可见李先生对艺术、对观众是何等负责啊!所以李先生演出时总是精力充沛，经常是一个“引子”就能博得满堂彩声。
流派的形成，必然是从继承、发展到变革。而变革又必然是学、会、精、道、化的发展过程。
在表演方面，李先生有个准则，即唱之不足，手舞足蹈，一定要画龙点睛，万不可画蛇添足。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表演方式，程式要活用。解放前，李先生演《滑油山》，同样运用磋步、甩发；《行路》中扮演康氏，当唱到“到此时我也顾不得我的年纪迈老一步一步向前遘奔”时，肩扛雨伞，一边颤抖一边行走，唱做俱佳。
李先生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即“唱”。他的唱优美动人、声情并茂。比如《遇皇后》中的[二黄慢板]“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但不知何日里才得还朝”一段，过去的传统唱法是柔中有媚，而李先生的唱法则是更强调一个“美”字。象“想当年在皇宫”“想”字的尾音唱得刚劲挺拔，巧妙玲珑，犹如云龙翻滚，接下来“当”字唱得铿锵有力，如金钟玉整。第三个字“年”，更是咬紧字头，慢慢吐放，一气唱到收音。三个字唱得悲壮豪放。
李先生在唱法上并不均衡使用力量，犹如丹青彩画，在平淡处点到而已。“在皇宫”的“在”字轻描一笔，“皇宫”二字唱得张弛之中有顿挫，好比水中的游鱼，行走之中翻了个滚儿，这句唱腔中还点缀了三处“嗽音”，听来委婉凄凉。
下半句“何等安好”的“好”字唱得起伏多变，悲怆凄楚，好比江河荡漾，波涛翻滚。第二句“到如今我身居在破瓦寒窑”的“身”字继承了“龚(云甫)派”唱法，又经李先生稍加变化，使其不再是原来平铺直叙的唱法。
《遇皇后》中的[摇板]“含悲泪我且上阻关路道”。这一长腔在“路”字唱足之后，深深缓上一口气，一气唱足“道”字的腔。此腔，玲珑巧妙，有张有弛，唱得如泣如诉，有刚有柔，把李后含冤已久，即将昭雪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
李先生严格遵守每个字的发、放、收的规律，强调声声入耳，反对囫囵吞枣。为了唱得美，听来悦耳，他又不赞成枯燥刺耳的咬文嚼字。
李先生在唱《打龙袍》时，早年与金少山和中、晚年与裘盛戎的唱法又不尽相同。中晚年[西皮导板]的唱法与早年稍有变化，前半部的演唱速度有所加快：“进皇城”三字减去了大腔。李先生说：李后沉冤得雪、心情急迫，免去大腔可突出人物，表达人物心情--唱腔是为人物服务的。
“花花美景”、“叫皇儿”等处亦有所变化，其中有年龄、气力、嗓音诸因素，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演唱技巧；突出人物心情。
至于“一见皇儿跪埃尘”的大段唱腔，李先生不仅唱得铿锵有力，而且有起伏、有抑扬，如泣如诉，引人入胜……
李先生不仅主演老旦挑梁戏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就是在群戏中扮演一个主要配角同样能为全剧锦上添花。他所演的《四郎探母》、《辕门斩子》、《大登殿》等戏都有独到的风格。他总以绿叶自居，衬托红花，而绝不喧宾夺主，但又不同一般。

（摘自《戏曲艺术》杂志）

德高望重的李多奎先生

梁小鸾

在京剧老旦行当中，李多奎先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京剧界，一致称他的表演艺术为“李派”。“李派”老旦在京剧老旦行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突出作用，李先生本人更不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
李多奎先生，原名李万选，河北河间县人，1898年出生，1974年去世。他初学老生，“倒仓”后，从程春禄先生学京胡。此间，李先生从不放弃吊嗓儿练唱，终于练出了一条“铁嗓子”。更有利的条件是，他同老旦名宿龚云甫先生是邻居，龚先生不仅倾囊相授，还请自己的琴师陆五(彦庭)先生为其操琴，使李先生在艺术上突飞猛进。李先生1921年改唱老旦后，在北京前门外中和戏院首演《钓金龟》，一炮打红；后来又在上海大舞台与金少山先生合演《打龙袍》，被观众称为"双绝"。此后，曾长期同高庆奎、马连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张君秋、裘盛戎等名家合作，红遍大江南北。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在舞台上能赢得一席之地，我曾自己挑班，不止一次自组"梁小鸾京剧团"，其中的老旦演员就是请李多奎、何盛清先生担任的。李先生经常上演的剧目有《遇后·龙袍》、《钓金龟·行路·哭灵》、《望儿楼》等。他嗓音洪亮宽厚、音质饱满纯净，高低音俱佳，气力极其充沛。有人说，李先生不大讲究身段和步法，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他不仅在唱腔方面吐字真切、喷口有力，而且在扮相和念、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曾看过李先生的《滑油山》，其中的跪磋、甩发，都很有功夫。当然，在唱工方面更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演唱技巧，这是不言而喻的。
新中国诞生后，我参加了太平京剧社。谭富英、裘盛戎、陈永玲、杨盛春、张洪祥、储金鹏和李世琦等先生都是这个团的主要演员，其中老旦演员就是由李多奎先生应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北京连续上演了多场京剧晚会，其中有一场的戏码我还略有印象。这天共上演了四出戏：头一出是周云鹤、李萍青、王庆星的《鸿鸾喜》；二出是赵永泉、王正屏、李世琦的《白马坡》；最后由我和裘盛戎、李鸣盛演《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压轴就是李多奎和马富禄先生的《钓金龟》。李先生一上场，剧场的气氛可活跃了。他在“叫张义我的儿……”这组[二黄原板]中，后半部都用了“垛句”，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康氏苦口婆心地训子之情；他在这组唱腔中，还巧妙地把“雌音”和“衰音”结合起来，把老旦唱腔的“苍、润、脆、柔”四种音色发挥得余味无穷。当年，梨园界曾有人把李先生演唱的《钓金龟》中的三段著名唱腔称为“三做鲤鱼”(“三做鲤鱼”是山东菜系里的一道名看，高明的厨师，能用一条欢蹦乱跳的活鲤鱼的头、腹、尾分别做成三道鲜美的名菜)。人们用“三做鲤鱼”比喻《钓金龟》里的三段唱腔，可见“李派”艺术的群众基础是多么雄厚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先生在大红特红之后，不但主演老旦挑梁的单折戏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就是在群戏中扮演一个主要配角同样能为全剧锦上添花。1949年前后，我们在太平京剧社演出时，曾多次合演《龙凤呈祥》，剧中由李世琦、储金鹏、裘盛戎、杨盛春、谭富英先生分别饰演鲁肃、周瑜、张飞、赵云和刘备，由我和李多奎先生分别饰演孙尚香和国太，李先生扮演的国太为全剧增色不少，确实有口皆碑。
李多奎先生平易近人，幽默诙谐，他从不挑戏，也不抢戏，只要进了后台就认真备戏，从未误过场，出过差错。他确实是一位"认认真真演戏，老老实实做人"的典范。
后来，我去了吉林省京剧团，就再未与李先生合作过。

（摘自《戏曲艺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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