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杂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30 21:16:23

后序

   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当然这话是被误传了的。其实是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因为学问不够大，只懂得半部《论语》，但是也居然就能治天下。
   《论语》我这里写的，比一半还少一点点，但我觉得这大约就已经够了，就像一个鸡蛋，从小的一端吃上一半，跟从大的一端吃上一半，味道差不多，不一定全吃完才知道它的味道。
   我们总结一下，儒家和法家，历来是相生相克的一对冤家姐妹。
   儒家的根本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法家可以用三个字。
   儒家就是“仁”和“礼”，仁的教化，和礼的约束。
   法家就是“法”“术”“势”，以法令来驱动社会，以术来监察法令的实施者（官吏们），以势来保障君主在执法用术时的力度。
   儒家和法家，目的又都是相同的，就是崇君和求治（国家发展）。
   但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孔子的儒学，跟后代的又不同，不同就在于他的宗旨目的，又不绝对在于崇君，而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和谐（当等级秩序中，国君的应有地位滑落时候就崇君，当臣子的应有权益被剥夺的时候，就为臣张目，当然孔子时代的客观情况主要是前者），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和谐与求治。后代的儒家，被改造成适应皇权专制的绝对强调为崇君服务的了。
   另外，还有两个路径需要总结：
   1、东方孔子儒家路径：仁和礼的表率与教化、推广——实现仁的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美好和君臣民的等级秩序和谐（包括君权稳定），国家因此大治。
   2、现代或者西方：民主体系——实现了仁的美好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我的话，到这里，大约就说完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30 21:17:37

附记：儒家在西汉后期的实践
　
　　儒家用仁和礼的教化来治理国家，真要这么搞，是潜藏危机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虚构和捏造的，汉武帝其实是个实用主义者，从各种学说中取其长处，从各种学说中捡取对自己皇权统治最有利的成分。他用的大臣也是多种多样，是不同学说的持有者。他和刘邦等人一样，是杂用多种治国思想的。他实际上是“卓然尊儒”，但并不曾“罢黜百家”。
　　接下来的汉宣帝，也是法儒兼用，使汉朝获得了中兴，他运用法家刑罚的手段维护了自己权力，打击了外戚势力，又通过法家的官吏考核和赏罚发展了国力（不断下去巡查考核），当然他也借助了儒家的教化。而接下来他的儿子特别好儒术，汉宣帝说这样下去，灭汉家的必然是你。
　　汉元帝改变了老爸的成功做法，纯用儒家，使用仁化礼仪教育，在从前汉武帝的时候，博士（儒家）的人数不过五十人，汉昭帝的时候是一百人，汉宣帝末期二百人，汉元帝则不做人数限制，后来由于财政困难限设员一千人！接下来到了汉成帝末期以及汉哀帝，则增至3000人！
　　在儒者的仁政下，汉元帝、汉成帝的大权被外戚劫走，他们落的毫无权力，权力都归了外戚王家。汉成帝本来有机会削弱外戚势力，但是儒家的仁政要求国君带头做仁的表率，向周围的亲戚臣子推行仁义，所以母族妻族的人一哀哭，他就一仁，不处罚犯了错误的大司马王凤了。他怕母亲伤心，他只知道儒家的孝，以为这样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爸爸汉元帝反对刑名（法家），受爸爸影响，他也是这样信奉儒家。但是你对亲戚行仁义，对老妈一族孝，亲戚反过来未必对国君忠君——向孔子的理论期望的那样。汉元帝、汉成帝对外戚王家那么好，最后王莽这个最讲儒家的人，却篡了他们的权。
　　不是说儒家的行仁政能崇君吗，怎么实践上行了半天仁义却被篡了权，不是说仁义的教化能使得臣子效忠国君吗，怎么教育出来的大儒者王莽却篡了权。西汉的灭亡，根本原因不在于外戚专权宦官当政什么的，这是现象，根本原因是纯信奉了儒家。西汉的灭亡，就是对纯用儒家治国的巨大的否定和嘲讽。
　　西汉后期的儒者，因为是纯用儒者，所以儒者当道，他们为了标榜和抬高儒学的历史地位，就杜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办法是把《秦始皇本纪》中秦丞相王绾“罢黜法纵横家奏议”，横移到《今上本纪（指汉武帝）》的汉丞相卫绾的名下，造成了汉武帝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
　　其实，汉宣帝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那就是汉朝历来的皇帝都是杂用儒法等多种学说的，这也应该包括汉武帝。
　　法家讲赏罚，因功授官，在这种思想下，王子王孙没有功劳，也不能当官封侯，这就根本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事情，秦始皇的皇室子弟都没有尺寸之封。法家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崇君。汉武帝就是通过任用和选取社会上有能力的人，跟当时的外戚势力进行抗衡，压制外戚势力。
　　而后期的汉元帝、汉成帝，执行纯儒家理论，儒家讲究“亲亲之恩”，按照儒家推仁的理论要照顾亲戚，对亲戚仁，希望得到亲戚对自己的效忠，于是就任人唯亲，酿成了外戚之患，最后被外戚搞得政治黑暗，直到外戚篡权。
　　如果说秦的灭亡是因为过分信用了法家，那西汉的灭亡，是过分信用了儒家。
　　这正印证了汉宣帝的说法：“太子（汉元帝）纯用周朝的儒家道德教化，最后把我们汉朝搞坏的，必是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必太子也!”——这里的王道，是指商周之王的道，等同于儒家的礼和仁，是以锝教；而霸道，并不单单指法家，还包括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求富强的各种手段，是以力求。汉朝从刘邦到汉武帝、汉宣帝，都是兼取王霸之道的。）
　　王道，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教化，是强调君主主体的道德修养，具体来讲，皇帝笃行仁和礼，带动下面的人，用仁和礼的推行教化，大家都仁了、礼了，皇权就得到维护了，国家也发展了。但是，我们知道，人性即便不是恶的，也是复杂的，仁和礼其实只能说说，真的推行，下面的人是不会真心接受的。而且皇帝的本性是要侵害下面臣民的权益的，他本人也做不到仁，如何能推行得令下面的人也笃行仁？而礼的力量，就更表面话了。
　　汉朝初期和中期等实践证明，儒家等多种学说结合使用，而且骨子里是以法家为主，会比较好，譬如汉刘邦、汉武帝、汉宣帝和曹操之类的。所有古代的名皇帝以及有名的大臣，有作为的，都是这样的杂用各种学说中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目的的成分，是实用主义者。譬如张居正就是这样。
　　而汉元帝、汉成帝纯用儒家仁政治国，反倒导致吏治腐败，矛盾丛生，因为他靠教化而不重视法家的因功授官和考核等手段，吏治所以败坏。其实重点还不在于考核，而在于任用，这些人从任用上就有问题，考核也就成了无谓的形式了。法家反对任用无功受禄的贵族，而是立功才得任用，而汉元帝、汉成帝任用外戚王氏等家族，全靠着血缘关系，王氏及其党羽占据了上上下下的官职，哪里还有考核任用的影子，这是执行了儒家“亲亲上恩”的照顾亲戚的一贯的原则。王氏等外戚，这种不按法家立功受赏而建立形成的巨大官僚集团，也根本不受考核的限制，他们像个肿瘤一样，成为西汉后期君权滑落和吏治变得乌烟瘴气直至西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地方上，豪强大族趁机崛起，搜刮敛财的苗头也没被及时扼杀，豪强兼并严重——你用仁政嘛，大家就钻你空子。儒家行仁政，靠教化，要对下面行仁政，就没有铲除强民的办法。也就是说，行仁义，其实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好处都被中层的官吏豪强们得到了。国君对他们推仁，他们却并不往下推仁，决不会给受盘剥的基层人民行仁，宁可自己争相奢靡浪费。
　　朝堂上，君权旁落，外戚专权，使得朝政一片黑暗，民间里，豪强权贵官吏，刻意盘剥人民和兼并土地，这两个力量一起作用，西汉就亡了！
　　而外戚、豪强这两个负面力量的滋生强大，都是因为单行儒家的后果，儒家并没能实现它理论上所务求的崇君。
　　孟子说的商汤、周文王行仁义而无敌天下，可是我们看见的却是西汉后期皇帝行仁义而国家灭亡！
　　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行仁政，要行暴政。我只是说，所谓行仁政就能崇君或者强国，是不足以的，这只是在思想上起到一定作用，还必须杂取其它思想学说的多种手段。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位或者企业，它行仁政，靠教化，也是注定破产或者行政效率低下的。
　　西汉后期纯行儒术的做法，即便不是西汉灭亡的最主要根本原因，也是伴随西汉衰亡的最显著特征，这对于我们破除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功效的迷信，给了生动的案例。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独用儒家、纯用儒术治国的时期，是很少的，西汉后期算是一个例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西汉后期的儒生为了给自己提高地位而编造的，它很大地误导了我们，以为汉武帝的功绩和成就是靠着儒家来建立的。
　　其实那些上升的时代的君王，进取的时代，都是杂用多种学说，而守成的君主，才是崇尚儒学，使儒学极盛。而守成，往往也就是单纯靠着儒学而坐视矛盾滋生而使国家走向衰落的起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君王总是兼收并蓄，把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各种先秦理论集中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所以，杂王霸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光君主如此，掌政大臣也是如此，而那些纯行儒家的，则被张居正讥笑为“俗儒”。汉武帝就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典型和第一人。当然这也导致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皇权时代的新的“帝道”的治国观念，就在杂取先秦儒法道多种学说的基础上，互相救补，被纳入在皇权专制的框架下，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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