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学批判

aizy_cn · 发表于 2007-6-5 14:39:51

周汝昌红学批判
　　
　　吴营洲
　　
　　
　　写在前面的话
　　
　　一
　　周汝昌先生是我敬仰的红学家。他的红学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且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据我所知，许多研究《红楼梦》的，都把他的《红楼梦新证》视作案头必备；许多喜爱《红楼梦》的，也大都把他的书视作进入红楼的钥匙。然而周汝昌的诸多红学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并时时萌生出一种“批”他的冲动。
　　二
　　 “批判”周汝昌，使我想起一则小故事。这是我妹妹讲的。当年，我妹妹在一家公司管仓库，记不清过什么节了，公司买了一堆鱼，临时存放在仓库里。有个人（是我妹妹的同事），一会儿过去闻闻，然后捂着鼻子说，这鱼真难闻；一会儿又过去闻闻，然后又捂着鼻子说，这鱼真难闻。次数多了，我妹妹便大惑不解起来：既然难闻，为什么偏要一次次地闻呢？
　　我在这里，之所以“批判”周汝昌，究其究竟，恐怕还是因为喜欢他；不然的话，我便不会如此认真地翻阅他的书了，也便不会一字一句地“批”他了。诸如有些人（恕我隐其姓名），无论是文字，还是文品，均很差，我则懒得理；甚至如张承志似的，不让其名字出现在自己的文字里。
　　三
　　子贡有言：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此话信然。所以我在这里，只看到了周汝昌的“小”。一笑。
　　另外，周汝昌的某些红学主张，我虽认为值得商榷，但若真的“商榷”起来，又觉得过于繁杂，需要正襟危坐，需要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我便知难而退了。特此附注。
曹雪芹是哪年“诞生”的？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写道：“雍正二年，岁在甲辰（1724年），四五月之间的一天，江宁织造曹家里，传出喜讯，全家称贺：夫人生下一个麟儿，这就是后来称雪芹公子的《红楼梦》作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之林的第一流的小说家。”（第25页）
　　由此可知，周汝昌将曹雪芹的诞生之年，定为了“雍正二年”。
　　周汝昌为什么这样定呢？他的主要依据，便是敦诚的两句诗：一是“四十萧然太瘦生”，一是“四十年华付杳冥”（语出《挽曹雪芹》、《挽曹雪芹•甲申》，参见《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均有“四十年华”这一字样。他按曹雪芹病逝于1764年（此为周汝昌说）往上推“四十年”，便是雍正二年。
　　然而，无论是参照史料，还是依照情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首先，周汝昌的立足点不对，他不该把立论的依据，建在“诗”上。“诗”是一种特殊文体，既有平仄对仗等讲究，又有合辙押韵等制约，还有遣词炼字等追求，有时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此处的“四十年华”，依我看来，很可能只是“举其成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十整岁”。依此为据而做出的推论，很可能便是沙上起楼。曹雪芹的另一朋友张宜泉，也有一首挽曹雪芹诗——《伤芹溪居士》，此诗的题记称：“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这个“年未五旬”，当是曹雪芹辞世时的真实年龄，因为写这样的句子不需要任何雕饰。（至于敦诚为什么说“四十年华”而不说“五十年华”，兴许是在强调一种天妒才俊的悲剧意蕴。）
　　其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那么，他的初评时间，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脂砚斋基本上是每隔两年阅评一遍），也就是说，《石头记》的初稿草成，当是在乾隆十七年。而在甲戌本的凡例中，有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一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一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虽不能把“批阅十载”或“十年辛苦”一定理解为写了“十年”，但大致情况恐不会差。所以说，自乾隆十七年上推十年，即乾隆七年，这乾隆七年就该是曹雪芹着手写书的年份。而乾隆七年时，以周汝昌的观点，曹雪芹才十九岁左右，如此年轻的一个人，几乎是任何人生阅历都没有的，这个岁数的人，若是能写几首诗、能谱几支曲有人信，若是就开始构思起《红楼梦》这样一部深邃缜密的鸿篇巨制，打死我我都不信。周汝昌还称，曹雪芹年轻时不听话，被他父亲“钥室三年”（即在一间屋子里关了三年），结果曹雪芹便把《红楼梦》写出来了。这更是荒诞不经！
　　第三，照周汝昌的观点，曹雪芹若生于“雍正二年”，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时，曹雪芹还不足四岁，他又如何有“富贵场中、温柔乡里”的那些记忆？敦敏赠曹雪芹诗里的那些句子，“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恐也是无根之木了。也明显与《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相矛盾。因为曹雪芹曾有过“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餐肥之日”。周汝昌为了自圆其说，或为了弥补因此而出现的漏洞，于是就杜撰了曹家第二次中兴的神话。但曹家如何中兴，也“中兴”不到曹家在南京时的规模（曹家在南京时，曹家及上下仆从约一百多口，而《红楼梦》中，贾家及上下仆从约四百多口）。
　　所以，曹雪芹的生年，不会是“雍正二年”，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曹雪芹的母亲不可能姓马？
　　
　　吴营洲
　　
　　
　　曹雪芹真的命苦，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而且连其生年、生父、生平都众说纷纭，当然，其生母是谁也言人人殊。
　　我认为，曹雪芹的生年，当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因为该年三月，曹頫代母陈情折内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28页)此处马氏所怀的孩子，当是曹雪芹。
　　由此可知，曹雪芹的母亲应该姓马。
　　然而，周汝昌并不这样认为。他在《红楼夺目红》（第324页）写道：“作书人曹雪芹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姓什么。如若他即马氏所生，他对‘马姓女人’应当怀有敬意和个人感情——可是，他却把一个靠邪术骗财害命的坏女人道婆偏偏加上了一个‘马’姓！世上能有这样的‘情理’吗？他下笔时忍心把母亲的姓按给一个最不堪的女人，在一个小说作家的心理上讲，能够这样做吗？因为，‘百家姓’的选择天地太自由方便了。”
　　周汝昌的这一理由，貌似合乎“情理”，其实站不住脚。譬如说，在《红楼梦》中，有个叫贾芹的。谁都知道，贾芹不是什么好鸟。凤姐让他在城外管理一帮小和尚，天高皇帝远，于是他“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红楼梦》里的那个匿名揭帖儿（“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失陶情。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里好名声！）,说的就是他。照周汝昌的“理论”，如此作践一个叫“芹”的人，那么《红楼梦》一定不是曹雪芹写的才对！
　　于是我认为，如果周汝昌拿不出更“铁”的证据，仅以一个“马道婆”便否认了曹雪芹的母亲姓马，应该是否定无效、当庭驳回的。
　　在红楼人物中，没有谁是没有毛病（缺点）的，譬如说：黛玉有才，却小性；宝钗贤淑，却自私；湘云豪爽，却粗疏；探春聪敏，却好强；迎春敦厚，却懦弱；妙玉高洁，却做作；可卿漂亮，却风流；凤姐精明，却贪婪。惟独守寡的李纨（完）是个完人。
　　曹雪芹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在我看来，李纨这一形象，更多地取材于曹雪芹自己的寡母。
　　这才是曹雪芹对自己母亲的真正尊重。
　　
　　
　　
　　附：曹雪芹的母亲
　　
　　
　　曹雪芹的母亲，当是马氏。
　　康熙五十四（1715年）年三月初七，曹頫在他的《代母陈情折》上写道：“……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此处的马氏，便是曹颙的遗孀；此处马氏怀的这个孩子，窃以为便是曹雪芹。
　　关于马氏，世人所知甚少，连闺名都杳不可稽，但其家世，经高阳先生推测，也算有了个大致眉目。（参见《红楼一家言》三联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马氏的爷爷，当是苏州织造（顺治十三年、顺治十五年、康熙二年任）马偏额；马氏的父亲桑格，也曾于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做过江宁织造。
　　我们知道，曹家曾做过三代四任的江宁织造，这样，曹马两家，便为世交。
　　据现存的档案可知，马家的马偏额桑格父子，与曹家的曹玺曹寅父子，不仅同是织造世家，而且马家与曹家，同为正白旗包衣，同于康熙二年派为转差久任的织造。当时，曹玺任江宁织造，马偏额任苏州织造。
　　另外自康熙二年起，这江宁织造一职，似乎便被曹马两家包揽了。曹玺自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任，桑格是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任（之后升为湖广巡抚），曹寅则是从康熙三十一年一直任到五十一年病逝，在这轮番的接替交往中，或者说在这微妙的接替过程中，曹马两家便建立起了特殊亲密的感情。
　　在织造间，相互通婚是一件很普遍的现象，这也是官场上通过结婚以结盟的惯常做法。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便是杭州织造孙文成的本家姊妹；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则是苏州织造李煦的本家妹妹。这样，曹雪芹的母亲马氏，出自同为织造世家的马偏额马家，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红楼梦》中，我们知道有贾薛王史四大家族，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先前只知道江宁织造曹家、苏州织造李（煦）家、杭州织造孙（文成）家，于是便隐隐地觉得缺了点什么，尽管我们清楚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是不能一一对应的。然而现在，当马偏额、桑额父子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时，似乎一切都变得疏朗多了。因为在江南三织造曹家、李家、孙家之外，再加上马家，恰恰构成了“四大家族”。
　　康熙五十四年，曾有一口传上谕：“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合参他。”
　　兴许，这便是《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出处。
　　另外，高阳在《红楼一家言》中，曾做过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红楼梦》里的王夫人，便暗示了曹雪芹的生母姓马。理由是：“南京建都，始于东晋，王敦、王导兄弟大用，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马氏假托于王夫人，疑本此而来。”
　　高阳先生的这段话，有点索隐派的味道（无贬义），他姑妄言之，咱就姑妄听之。
　　但是，王夫人作为一位母亲，和作者曹雪芹本人的母亲，肯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曹雪芹幼时享过“锦衣纨绔”吗？
　　
　　
　　在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里，有这样一段话，写得非常好：
　　
　　雪芹幼时，也享过几年“锦衣纨绔”的福，做过“公子哥儿”，他对“锦”的理解感受，其“滋味”与我们后世平常人是大大不同的。“缀锦”，“沁芳”，美好的文采中，却深藏着无限的悲音痛语，绝慧大慈。（第58页）
　　
　　遗憾的是，这样的话，谁都说得（其实它符合曹雪芹的真实情况），惟独周汝昌说不得。因为周汝昌认定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从雍正二年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曹雪芹满打满算才四岁，这怎么能说“享过几年‘锦衣纨绔’的福”呢，又怎么能说“做过‘公子哥儿’”呢？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能说成“公子哥儿”吗？所谓的“公子哥儿”，一般都泛指娇生惯养的年轻男子，而不是三四岁的孩子。另外，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怎么会对“锦”产生“理解感受”呢？倘若有感受，那也太早熟了吧！
　　然而，曹雪芹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家惨遭籍没时，他已是十三岁了，此时他便是一“公子哥儿”了，他也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一定认识了，这便与周汝昌的上述说法“正合”了。
　　呵呵，周汝昌一不留神也能说出几句正确的话来。
　　我认为，探讨曹雪芹的生年也好，卒年也好，即便是脂砚斋是不是女的也好，后四十回是不是真的也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看某一句或某几句话就去下结论。而且，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得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去考量，都得用各种各样的“史料”去驳难，如果与“史实”或与人之常情不符了，你得做出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你的观点那就是错的。
　　譬如说，周汝昌认为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这虽与敦诚的诗句“四十年华”相吻合了，但与其他所有的“证据”都“相悖”了（周汝昌上面的这段话，仅可作为佐证之一），便说明这一观点是错的了。
　　明明知道是错了的东西，还一个劲儿地坚持，那便是在怄气了，那便失了学者风度。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