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玺印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9-11 19:34:30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完其发展，可分四期：
  1、散制作期：传世的出土古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的制作，印体有大小、方圆、一二三层之分，顶端作小鼻纽者最多，印文有三晋、齐、楚等国古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
  2、形制统一期：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印。这段时间之印章有大小方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格，两汉魏晋的入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饰及有形印皆为东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3、发展变化期：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阳文，由细笔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阔，布局日趋丰满，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传国宝，除一金一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4、继往开来期：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或由治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清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计官之鉩”玉印，战国，印面1.8×1.8cm，通高1.35cm
  此为战国时期楚国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计官之鉩”四字。“计官”为官名，掌管记书簿册事务。印文篆体笔画挺拔。印面有阴线边栏，与同时期铜印印面常见格式相同。此印玉色青灰，材质本身呈透明状，细观有天然斜纹，凝者如风吹斜柳，散者如烟云片片。
  目前所见战国时期的官印实物大多为铜质。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上，私人姓氏的印章生佩死殉乃是惯例。汉世以后因印章制度的严格规定，随殉官印多是实用印的复制品。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印制度文献尚无记载。就各国官印实物的综合情况而言，均较严肃规整。
  此件“计官之鉩”玉印可能是战国早期殉葬官印的代用品。战国时期的玉印目前所见以楚地为多。20世纪30年代末，乔友声从山东潍县藏家处得到此印，携至北平。几经磋商后，由倪玉书购得。倪玉书得此印后曾有心得笔记：“余不胜心慰。凡是闻而未见之物，或是见而不能购之物，皆不动于衷，处之亦很泰然。反之，得见是物，或能购而不决者，真使人精神痛苦，行动失常，其影响至大，此印之情何能例外。”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但倪氏将此印识为“信官之鈢”并定为汉代初期印，有误。

“连尹之鉩”鉨，战国·楚，印面2.1×2.3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居民“连”一级事务之官的官鉨。“连”为居民编制，战时可编为基本军事单位，“尹”是主管某地方或某事务的官吏。“连敖”、“连尹”均为楚国的官名。《左传》载襄公十五年“屈荡为连尹”。《汉书·灌婴传》亦曾记“击破柘公王武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

“大府”鉨，战国·楚，印面5.4×6.1cm，通高11.7cm
鉨铜铸，柱钮，鉨面有阴线界栏，印面中间有一纵向竖栏，使印之左、右字分开。印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左起横读。印文笔道宽大，颇有书体之韵。印面虽大但布局不散，印文虽少而气韵充盈。印文的“府”字下部从“贝”，与“府”藏财货之意相合，颇有特色。此印形体之大在同时期的鉨印中较为罕见。与其它需穿印绶的穿孔印钮不同，此印钮为长柱形，正适于一手掌握。
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官鉨，府即府库。战国时楚国设有大府、行府、造府、高府等府库，皆是掌管储备各种物资或掌管制造的机构。

“埶关”鉨，战国·楚，直径3.3cm，通高1.1cm
鉨铜铸，鼻钮，鉨面圆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起横读。鉨文字形线条流畅，结体秀逸，颇有后世毛笔书写之意韵，突出显示了楚鉨的地域特色。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某一关的官鉨。战国时期各国于关阻之地、国门、城内之市设守征税。《周礼·地官·司门》记其“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周礼·地官·司关》亦记“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武遂大夫”鉨，战国·韩，印面1.3×1.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中的“大夫”二字作“大﹦”，是一种省文，常为相通两字的连写。
“武遂”，战国时期韩国的地名，曾一度属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又《史记·韩世家》中记襄王“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此鉨为战国时期韩国武遂邑的大夫官鉨。

“大车之鉩”鉨，战国·齐，印面2.9×3.0cm，通高0.9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制造或管理大车的机构中的官鉨。
齐鉨通常不如燕鉨的文字整齐，鉨面布局随意性较大，但此鉨鉨文笔画则较匀称。“大”、“之”两字笔画简略，布排于鉨面上部，占位较窄；“车”、“鉩” 两字笔画较多，布排于鉨面下部，占位较宽，从而使布局整齐均匀。此鉨为齐国阳文鉨中的代表之作。

“东武城攻师鈢”鉨，战国·齐，印面2.3×2.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鉨造型与文字具有齐国官印的明显特征，鉨文“攻”作上下结构，“师”作“帀”，均是齐鉨文的特殊写法。《史记·平原君传》载：“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赵地东武城与齐国接境，可能此地一度属齐。“攻师”即工师，《孟子·梁惠王下》载：“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赵歧注：“工师，主工匠之吏。”所以此鉨应为齐国负责管理东武城工匠之吏的职官鉨。

“司马敀鉩”鉨，战国·齐，印面2.3×2.2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官鉨。“司马”为官名，《周礼·夏官》载：“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此鉨署文“司马敀”，当是司马职官属下的敀，较为特殊。

“工师之印”印，战国·秦，印面2.1×2.1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秦国文字特征明显，印文圆转流畅，凡纵向笔画皆下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笔半行横折下曳更是秦印文的特征。秦国地处关西，与东方诸国相比经济文化发展较慢，其文字沿袭了周的正体文字，少有创新。秦统一后颁行的小篆字体，其基础就是秦的正体字。秦国官印称“印”也是其特异之处。此为秦国工匠之长的官印。

“王间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0×2.0cm，通高1.6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絑”玉印，战国，印面1.6×1.6cm，通高1.3cm
战国时期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絑”二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有差别，但无疑均已成熟，表现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样如此。此时的印面从文字布局看，更注重单个的文字结构，整体上不如汉代规整标准。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引人注目，若从印面通观，似显分散。当时入印的文字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字仍不分，少有特定的某种印文或美术式的变体。战国玺印的印面广泛采用边框，宽阔的边框往往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这些组合的出现，说明在印文不变形的前提下当时已考虑到印面整体布局的修饰。后人摹刻战国玺印，往往以印文相互配合来整合印面，忽视了其特有的时代特点，作品并不具备战国玺印真实的历史风貌。

“薈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2×2.2cm，通高1.7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薈信鉩”四字。战国时期的玉印文字笔画多为每一笔的中部较宽，字口亦深，两端尖锐，字口略浅，表明是砣轮砣磨造成的。印身色泽温润而暗，似光亮含而不露。印身有璞天成。此印顶钮狭长，印台较高，厚实敦稳。其形体较大，在战国玉印中比较少见。

“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印面1.6×1.6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

“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玺面2.4×2.4cm，通高1.6cm
“雷旦都司工”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为地名“雷旦”的专用字，“雷”字在此处疑读为“漯”或“灅”。《说文》释：“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今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又释：“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即今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主流均在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之名可能与此二水有关。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的司空官鉨。

“外司炉鍴”鉨，战国·燕，鉨面5.1×1.4cm，通高9.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外司”，即外司炉，是掌管铸造的职官。“炉”字与燕国货币明刀铭文“外炉”之“炉”字相同。“鍴”读为“瑞”，《周礼·春官·典瑞》中郑玄注：“瑞，节信也。”《说文》则释：“卩（节），瑞信也。”这种战国时期长柄长条形的官鉨目前仅见于燕国官鉨。有一种观点认为此鉩是掌管铸造钱币的职官之鉨。

“广阴都左司马”鉨，战国·燕，印面2.1×2.1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广阴都”鉨文作“怳阴都”，“怳”可读作“广”。燕国有货币“怳昌”布币，其铭文“怳昌”即燕国的广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 中国古代以山之南、水之北称阳，以示其朝向阳光照射之意；以山之北、水之南称阴，以示背阳之意，“广阴”即广阳水之南岸。燕国广阳旧地在今北京市西南郊一带，广阴亦应距之不远。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广阴邑负责军政的司马官鉨。

“平阴都司徒”鉨，战国·燕，印面2.4×2.4cm，通高1.5cm
　　鉨铜铸，方印，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平阴都司徒”5字。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均有“平阴”地名，燕国的平阴不见记载，但燕国货币中有“平阴”铭文的布币。鉨文“都”的写法为燕国官鉨所独有，地名称“都”也是燕鉨的一个显著特点。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平阴邑负责邦教的司徒官鉨。

“榆平发弩”鉨，战国·赵，印面1.5×1.5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左上起顺读。
弩本为古代射击用兵器，鉨文中以发弩作为职官名。战国时期各国即以强弓硬弩为主战利器。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将孙膑伏兵于马陵道，以弩射兵为先导，万弩齐发，使魏军遭受毁灭性打击。魏国大将庞涓自刎，齐军大胜，这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弩射兵的最早记载。《汉书·地理志》载荆州刺史部南郡下本注“有发弩官”。此鉨为战国时期赵国负责榆平地区弩射兵的官员之鉨。

“南宫尚浴”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左上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中官徒府”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中官徒府”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灋丘左尉”铜印，印面2.4×2.4cm，通高1.1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灋丘左尉”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修武库印”铜印，印面1.7×2.2cm，通高0.9cm
印铜铸，长方形，鼻纽。印面有阳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修武库印”四字。
库为掌管武器及车的机构，其主管官吏称库啬夫。《秦律杂抄》即载“稟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此为秦王朝库啬夫所用之官印。

“小厩南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小厩南田”四字。
印文中之“田”即指田官。秦简有“大田”之官。《吕氏春秋·勿躬》亦有“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如宁遬，请置以为大田。”之句。此为秦王朝管理小厩官田的田官之印。

“右公田印”铜印，印面2.1×2.2cm，通高1.6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文界格，呈田字格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右公田印”四字。
此为秦王朝管理公田的官吏之印。

“邑尉印”铜印，通高1.3cm，印面2.1×2.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双层印台。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邑尉印”四字。
尉为秦代县佐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掌县中军事。此为秦王朝官印。

青鸟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0.9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形状为一只背负筐篓的青鸟。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青鸟是西王母的侍鸟。西王母住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山海经·海内北经》记龟山，“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汉代神话中有关东王公、西王母的故事颇多，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设祠求神是十分普遍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有一段故事很精采：“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张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西面东向，头上戴七种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两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图案印中以鸟形纹为题材者虽有很多，但此印较为特别，图案中的鸟背负筐篓，很易识别。此外，故宫藏品中还有几种三鸟集于一印面的图案，表现的可能也是青鸟。

舞乐杂技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4cm，通高1.3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4人各据一角，右上角之人边歌边舞，右下角之人跪坐吹奏似竽的乐器，左上角之人弹奏横于座前的瑟，左下角之人似在表演抛戏杂技。
  舞乐是汉宫廷行祀、典礼时必备的仪式，以求国家安宁，不见灾疾，五谷蕃昌。宫廷内部舞乐内容有所不同，新声变曲，常唱常新，总以迎合帝王兴趣为旨，进而求取功名富贵，西汉武帝时的李延年与其妹就是典型之例：李延年性通音律，据说他所作之曲“闻者莫不感动”，又善歌舞，深得武帝喜爱。一次，他侍武帝歌舞娱乐，展清音而长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引得皇帝连连叹息道：“善！世岂有此人乎？”于是延年之妹遂得近天颜，兄妹富贵。
  此印是汉代图案印中表现歌舞、演奏场面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件，清晰地再现了表演的一个场景，正是《盐铁论·散不足》中“今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之写照。

牛形象人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1×1.5cm，通高0.8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头戴牛首假面具的舞蹈艺人手舞足蹈地在表演。
这种头戴假面表演的艺人在汉代称为“象人”。《汉书·礼乐志》孟康注：“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注：“著假面者也”。象人有定员，但表演时人数可能与具体节目有关，不一定是组舞。《礼乐志》载：“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汉代少府下属有乐府，管理礼乐与宫廷从业艺人。

郁儡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1.4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双臂上抬、手握绳索、腰悬法器的正面立神，应为郁儡。郁儡是神话中治鬼之神，传说居住在度朔山，镇守万鬼出入的鬼门，凡遇恶害之鬼，就用苇索捆住去喂虎。汉代人把郁儡作为门神，在新年的正月初一，将其形象画在门上，以驱鬼避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此“画郁儡持苇索以御凶鬼”。此印图案表现的神人特征与之相符合。

角觝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0×2.4cm，通高1.0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名斗士相扑觝，其中一人俯身寻找进攻机会，欲从下盘扑抱，对斗者张臂跳跃，后闪移避。
角觝又称角抵，是汉代百戏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类似后世的摔跤或相扑，宋、元时称相扑或争交，应属体育运动。实际上这种表演形式始见之时代较早，《汉书·刑法志》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角觝在宫廷与民间都很盛行。宫廷接待外国宾客时，往往多聚观者展示百戏，大张角觝，散财帛赏赐，令外国宾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以显示汉廷国力之雄厚。《汉书·武帝纪》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注引文颖：“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文选·西京赋》中也有“临徊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之句，描述的就是这种运动场景。

吐火魔术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3×1.3cm，通高0.7cm
印铜铸，印台3层，向上渐敛，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背向而坐，小臂弯曲，状似接物，各自鼓腮吹气，面前有一簇跳动的火焰。
吐火是魔术之一种，最初由国外传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谴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西域传》引《魏略》：“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吐火与自缚自解的魔术至今仍在演绎。

蹴鞠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6×1.6cm，印体厚0.5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对面站立，各用足面颠球，进行比赛。另一面为百戏图案，形象较粗略，大约为伞下两人相背而坐。
“蹴”指用脚踢或颠动物品，“鞠”指有填充物的皮球。蹴鞠作为我国古老的足球运动屡见于历代史籍。击剑、射猎、赛马、蹴鞠在汉代皆为主要运动项目，极具竞争性。

追水豹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3cm，通高1.1cm
印铜铸，印台分层上敛（后人磨制损坏成尖状），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兽前窜，一名勇士飞身向前落于兽身，正欲扼之但尚未站稳，图案右下角有隐约可见的游鱼。《汉书·扬雄传》：“蹈飞豹，绢嘄阳；追天宝，出一方；应駍声，击流光”，张衡《南都赋》中“追水豹兮鞭魍魉”，讲的就是这种搏兽活动。追水豹是汉代流行的水上游戏，但表现此种活动的实物不多，这件图案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活动内容的艺术化写照。

神虎逐鬼图案铜印，西汉, 印面1.4×1.4cm，印体厚0.7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并列铸吉语“长年”两字，另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只威猛的大虎人立而吼，张牙舞爪，居高下扑，一个小鬼在下面仰头抬臂，显然被震慑住了，本想到人家中作祟，却被门口的虎神发现，相拒非敌，逃跑无路。
古代人将虎看作一种神兽，认为猛虎属阳刚勇猛之生物，为百兽之长，能搏击凶恶的怪鸟，性喜食鬼魅，所以常以虎比喻勇士。《战国策·楚一》：“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汉代职官中有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主宿卫。虎贲，言如猛虎奔走，喻其勇猛。《汉书·王莽传》：“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三国魏将许褚以勇力如虎而痴，号“虎痴”。此外，军中调动人马以“虎符”为凭。日常生活中虎形图案也较常见，如汉印中虎形屡见不鲜；在门上绘虎为守护神；古帝王视朝于路寝，门外画虎像，故称路寝之门为虎门。《周礼·地官·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所谓虎门即路寝之门。

蜚廉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5×1.9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正面飞神：头顶有双角，面部五官似人亦若兽，背生四翅，两臂细长横举，小臂下探，双腿如鹰腿，爪分开。这种神物应是蜚廉。
“蜚廉”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禽，文献中又有写作“飞廉”者，《淮南子》中称其为得道真人的坐骑：“若夫真人，则动容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圉，驰于方外，休乎宇内。”《史记》集解引用郭璞之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汉书》注则用应劭说法：“蜚廉，神禽，能致风雨者也”，称它是风神。晋灼说它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纹如豹纹。古人传说中的仙人神物概为编造附会，所以说法也莫衷一是。《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受公孙卿蛊惑“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派人持节设具迎候神人。民间自然无力兴造，只好铸一些神话题材的印章佩戴，聊以寄怀。

张弘捕鱼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6×1.6cm，通高1.2cm
印铜铸，印台三层上敛，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人正在接过大鸟衔举过来的大鱼，鱼尾鳍整齐，表明鱼很新鲜。鱼大得需要人用两手提抓，正似《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

鱼鹤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5×1.5cm，印厚0.6cm
印铜铸，双面皆凹铸图文，一面为双鹤挺胸仰项对立，争衔一条大鱼，形态生动，另一面铸“曹亭耳”三字。
汉代鱼鹤图案的印章存世较多，有双鹤背向而立争鱼者，有双鹤相对而立争鱼者，也有一鹤衔鱼者。有的铸成凸起的图案，有的在印面凹刻线条。山川产物，鱼盐之属，在汉代是国利之所在，民生之仰仗。民食稻鱼，无凶年之忧。“鱼” 最初还未引申出吉庆有“余”的意思，其本身就代表一种财富。鹤是食鱼动物，在传统文化中属祥瑞之禽。

“大师公将军司马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3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八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大师公将军司马印”。
此为新莽时王匡属官印。

“白水弋丞”铜印，印面边长2.5cm，印台厚0.6cm
印铜铸，方形，蛇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印文保留有秦篆风格，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白水弋丞”四字。
此印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之官印，尚有秦官印遗风。

“楚永苍丞”铜印，印面2.1×2.1cm，通高1.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楚永苍丞”四字。
  印文中之“楚”系指西汉时之楚王国。《汉书·地理志》载：“楚国，高帝置。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复故。”《汉书·楚元王传》亦载：“楚元王刘交，高帝弟。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薜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
  此为西汉时王国官印。

“金乡国丞”铜印，印面2.3×2.2cm，通高2.0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金乡国丞”四字。金乡国，《汉书·地理志》失载，此印可补其缺佚。
此为西汉时侯国官印。

“山阳尉丞”铜印，印面2.3×2.2cm，通高2.0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山阳尉丞”四字。
山阳为郡名，《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此印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以后山阳郡都尉佐官之印。

“武陵尉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武陵尉印”四字。
尉系指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都尉”。此印为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前郡都尉之印。

“渭成令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渭成令印”四字，“令印”二字末笔下折，为西汉印文特点。
此为西汉时县官印。

“柜长之印”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柜长之印”四字。
印文之“柜”系县名。《汉书·地理志》琅邪郡下载“柜，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同”。《补注》引钱大昕曰：“根当为柜。”“长”即县主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减万户为长，秩五百至三百石”。此为西汉时县官印。

“海盐右丞”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海盐右丞”四字。
“海盐”系秦汉时之县名，《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中载“海盐，故武原，有盐官”。此为西汉时官印。

“常乐苍龙曲侯”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常乐苍龙曲侯”。
此为新莽时太卫属官之印。

“执灋直二十二”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执灋直二十二”。
　　此为新莽时官印。印文中“直”为更直执法之意，《汉仪》曰：“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督州郡。”

“昌威德男家丞”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昌威德男家丞”。
此为新莽时封爵属官印。印文中之“男”系指男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一，《汉书·王莽传》载：“……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为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王氏齐縗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皆授印韍。”王莽时的封爵实是虚衔。王莽纂汉，袭取五德终始之说，标榜自己受命于天，神化其政权。他依《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官制，废除汉爵制，制定五等爵制与四等封地制，为其政权之合理性找寻历史依据。

“圜阳马丞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圜阳马丞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折冲猥千人”铜印，印面2.2×2.3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折冲猥千人”。
此为新莽时官印。

“修合县宰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修合县宰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长水校尉丞”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长水校尉丞”。
此为新莽时官印。

“文德左千人”铜印，印面2.2×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文德左千人”。
此为新莽时官印。

“建伶道宰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建伶道宰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苏意”玉印，汉，印面2.4×2.4cm，通高1.8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横读“苏意”二字。印文立体感颇强，钤盖后文字似凸起，白文跃于底色之上。印身之青玉色淡而光润，微有土沁如飞沙散布。

“新成甲”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9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顺读“新成甲”三字。其玉色碧而闪乌，由青向灰过渡，钮顶黑斑自然如墨，沉黯古雅。此印之精美与汉“王武”玉印难分伯仲，二者可谓姊妹印，历近两千年，并存于世，堪称汉印中的至宝。

“淳于蒲苏”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淳于蒲苏”四字。其青玉材质中有天然黄色细纹绺散布，形如腾空之烟，青黄相混相映，美丽异常。
此印印面之工整端庄，篆刻之精细，几乎无出其右，即使以石质印材篆刻，若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也须有相当的造诣，何况汉代于坚玉之上琢造精妙的篆文。其篆刻艺术之精湛动人，令人过目难忘。

“应衢”玉印，汉，印面1.4×1.4cm，通高2.0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羊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应衢”二字。印文满格，位置匀称，笔道不深而精神十足。印台方正，上立一羊，玉羊大角下盘，线条优美，通体洁白无瑕，神态可爱。
  此印玉色纯净，通体一色，光亮莹润，托于掌中，似有丝丝凉意沁入，令人爱不释手。
  以牧畜作为印钮的印章基本上是新莽政权到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官印特征，铜质居多，史籍中记有金印，所见实物则常以铜鎏金者为金印的代用品。其印钮以驼钮最多，十六国时期有马钮，均为各时期中央政权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私印则仅见羊钮玉印，且实物数量极少，此印即其中至为精美的一方。

“异”玉印，汉，印面1.9×1.9cm，通高1.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左起横读“异”二字。印文劲秀，印面布局和字体风格与东汉标准的铜铸两字私印风格一致。印身遍布土沁花纹，如黑绿大理石纹，青玉微露，原色虽被罩而并不伤其美，反而增其雅。

“妾繻”玉印，汉，印面2.0×2.0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妾繻”二字。印钮之下及印台立面上棱处各有弦纹一周，做工精致。玉质青白，光照如镜，润滑如冰。“妾”为古代女子自我谦礼之称，入印后单缀其名，此为两汉女子佩印印文的通例。
此印笔意具纤柔之美，配以美玉之材，仕女佩之，正得其宜。

“王武”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8cm
  汉代私印，以黄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横读“王武”二字。印身通体青黄，青者淡然若隐，黄者如浸非覆，浑然天成。
  早在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兵器上即可见到鸟虫书，且多鎏金，别致而精美，彼时尚无此书体名称。其文字起笔或像鸟首，或形体如蠕动之虫身，后人因其形而定名。
  汉代以鸟虫书体入印者多为玉印，此印文字横笔作鱼形，竖笔似蚓，篆势舒展，意态灵动，文字结构与布局之微妙、篆刻之精跃然目前。

“田莞”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汉篆，白文，右起横读“田莞”二字。印文舒展，为标准的汉印文字篆法，“田”字笔画较少，占印面位置略窄，“莞”字笔画较多，占印面位置略宽，两字布局充盈印面，视觉效果协调、端庄而平稳，这种印文的布局在西汉中期以后的两字或三字私印中常见。印身沁斑遍布，玉青色暗，一望而知是岁月久远使然。
此印之风格常见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之印，印面属私印中较大者。印钮顶较宽，这一局部与其它汉玉印略有区别。其整体琢造工艺简约，形态古朴。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9-11 19:35:16

“赵憙”玉印，汉，印面2.2×2.2cm，通高1.2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赵憙”二字。印身比其它汉玉印低矮。其质土沁入绺，注目凝视，层层横纹如山峦远眺，淡者若雾岚起于谷间，似移似驻。
此印印文至为工整，字体和印面布局与东汉铜铸私印中双面印之印面风格极为一致，只是后者两字多是阴阳文并列，而此印“赵憙”两字皆为阴文，其文字之工整端庄更胜一筹，可做摹法汉印的标准印之一。

“刘先臣”玉印，汉，印面2.6×2.6cm，通高2.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兽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刘先臣”三字。文字布局严谨，笔道粗细一致，文字清劲，骨架强硬。青玉散布黄褐色斑，片片如烟熏，似沉似浮，古雅可观。
三字私印的文字布局为姓氏单占一侧，名字另列，此为汉印惯用通例，与入印文字的单字笔画繁简并无关联。在汉系印章中，早期动物题材的印钮有少量的蛇钮或鱼钮，后以龟钮最为常见，间或出现羊钮，其它动物题材多用于印面，而成为肖形印。此印的钮制较为罕见，神兽盘卧，张口眦目，体态雄浑，似是铜印避邪钮的变体。印文三字内敛，印面周边留余较宽，也是汉末以后的印面风格。

“绩平”玉印，汉，印面1.2×1.2cm，通高1.9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龟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绩平”二字。印文为典型的汉代私印印文。“绩”字右下两点笔画由窄变宽，撇向两边，底部横平加宽，恰如东汉铜铸私印同样的印文；“平”字上部紧凑，竖笔下行后再横拉，转成较大弧形后再曳向印面一角，这也正是东汉私印中印文末笔的典型处理方式。
  龟形印钮背饰环甲，背甲中部棱微凸起，龟身以四足撑起，首微上抬，似欲爬行。此类形态的龟钮只在新莽时期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是具时代标志性的造型。
  此印白玉通体一色，润泽细腻，光莹而不暴露，材质与制作俱佳，是汉代玉印中的至精至美之物。

“潘燕”玉印，汉，印面1.9×1.9cm，通高1.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潘燕”二字。“潘燕”两字等距并列，单字间架与两字布局十分匀称，印文字口较浅，使文字体势在琢造时更易得以流畅的表现，可见汉代制印者之匠心。青玉材质只在印钮顶部向下处与印面少处尚可见到，通体大部分遭到较强的侵蚀，造成表面大片脱落，令人赏鉴时不禁扼腕。

“张隆私印”玉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5cm
印白玉质，琢造，瓦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张隆私印”四字，字等距，田字布局。印钮较高，状如覆瓦。印材为白玉，质如凝脂，通体无瑕，玉色皎洁，晶莹夺目，堪称玉印精品。
此为东汉私印。两汉姓名私印，姓名为两字者，直接作为印文的居多，印面为左右布局。姓名为三字的左右布局亦属常见，三字者如欲使印面呈田字布局，往往加缀“印”字。“私印”或“之印”二字常用作两字印文的补充文字，但多用于铜铸私印。此印琢造坚玉不惜工本，使印文达到如此纤细、柔美而精密的程度实为罕见，足以表现汉世琢玉工艺水平的高超。

“赵婴隋”玉印，汉，印面2.1×2.1cm，通高1.5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赵婴隋”三字。“隋”字上右侧部一撇左出，为汉篆入印的变化。印文笔画浅细流畅，似笔锋游过。印材极佳，碧玉微青，通体一色，光润异常。其色淡绿如新潭之水，清澈悦目。

“杜安居”玉印，印面1.6×1.6cm，通高1.0cm
此为东汉私印，墨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杜安居”三字。印文有如铸造，其篆法布局，一望而知为汉印，尤其类似东汉铜铸单面姓名私印之风格。“安”、“安居”、“安汉”、“安世”、“安成”、“安国”等是两汉时期男子取名的常用字。此印玉色黑如墨如炭，光如髹漆，惟质含石性。

“杜元”玉印，东汉，印面2.3×2.3cm，通高1.5cm
此为东汉私印，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杜元”，两字并列。“杜”字的“木”字偏旁上横笔直接转折，下横笔转折似圆肩，此印文具有直接书写文字的笔意，“元”字则是小篆的标准字体。此印玉色黄而闪青，土沁黄斑如枯叶覆地。

“郭徹”玉印，东汉，印面1.9×1.9cm，通高1.3cm
  印白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郭徹”二字。二字为标准汉印篆法，印面布局极具法度。
  此为东汉私印。汉代玉印与同时代的铜铸印因工艺不同，其印文一般可通过拓本得以辨别，而“郭徹”玉印文字却与铸造印的文字风格相似。此印玉质总体清透，光泽温润，旧时有人称其“较羊脂白微青”，“白如美人睛”。印台部分横向裂伤有土沁，并一角、一边有伤缺。
  此件玉印旧藏陶北溟处，后归焦振青，再归倪玉书，终入藏于故宫博物院。

“尹让”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4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尹让”二字，两字并列。“尹”字上部紧凑，曳笔垂长；“让”字笔画较繁，笔道等距排列，印面布局舒展精神。此印玉色淡青发白，如春水初漾，清莹可观，部分质地微微闪黄，黄如淡色豌豆泥，又如水浅见底，玉色天成，不可多得。

毕方图案铜印，东汉，印面直径2.0cm，通高1.0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鸟纹图案，鸟小首尖喙，长颈扭转，一足粗壮，双翅挥展，羽饰华丽，形状怪异。
  《山海经·西山经》记章莪之山不生草木，出产美玉，山中有一种鸟，“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据说这种鸟的名字得于其鸣叫的声音“毕方”，它出现的地方会产生一种怪火。
  此印的印体铸造很特别，印台中空，上有一镂空的盘蛇。毕方鸟与蛇有密切关系，传说当初黄帝号令鬼神于泰山之颠，就是“驾象车，而六蛇龙、毕方并辖”。印钮与印面图案相配合体现同一内容的汉代印章并不多见，此印既表现了当时流行的神话，又展现了汉印精湛的铸造工艺与设计水平。

神兽图案铜印，东汉，印面直径2.7cm，通高1.5cm
印铜铸，兽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大小两只神兽。大者人面马身，头顶束双羽，背有翼；小者侧面而立，依恋于大者身前。两兽形像可爱。
《山海经·西山经》记有神兽名为英招，负责掌管槐江之山，“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兼负传达天帝旨命之责。

四神图案“徐尊”铜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8cm
铜印鼻钮，印面为并列的白文“徐尊”二字，乃印主人的姓名。印台四侧面有阴刻图案，分别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按照今天“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视图规则，印章钤盖时，左右正相符，上下位置则与今相颠倒，而在汉代是按照“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来定位的。
“四神”见于印章者有数种模式：一是四神布于印面，有纯图案、亦有图案中间有文字者。二是印台四侧面阴刻图案，即如此印。三是图案简略为龙虎两神或龙虎雀三神者。

戏虎图案铜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2cm
  印铜铸，龟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名戏者跪在虎背上，老虎被逗回首，虎尾上竖，温顺听命，已然全无兽中之王的威风。
  汉代以白虎等奇兽为宝，皇室园囿中饲有多种禽兽，以供游乐。当时人们认为猛兽是可以驯服的，《汉书·公孙弘传》：“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 百兽驯服听命又是国泰民安的瑞兆，《楚元王传》记：“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定。”汉代搏兽活动很兴盛，在野外从事的是驰马射猎。据文献记载，将军李广凭其精湛的箭术时常在右北平一带射猎，而且是甘冒风险近距离射虎。宫廷园囿中也有戏兽斗兽活动，《汉书·扬雄传》载：“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书·外戚传》中称：“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
  除戏虎印外，汉代还有戏熊、戏马、射鹿、逐虎、搏虎等图案印。

“陈毋伤印”玉印，东汉，印面1.7×1.7cm，通高1.2cm
印黄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陈毋伤印”四字。印面上排“陈”、“伤”两字皆是左右结构，笔道较繁，下排“毋”、“印”两字篆体为上下结构，笔道相对较略。如果四字作等距田字布局，印面必失均衡。此印制作时上排两字占印面稍多，下排两字占印面略窄，考虑周全，效果极佳。此印玉质黄如蜡而不鲜，光泽不足而温润有余，印面玉璞色微淡黄，天然托裹着印身，润泽而古雅。
此为东汉私印。两汉玉印中四字印文的并不多见，此玉印属形体较小者。而能以四字入印且精，只有传世的汉“张隆私印”玉印堪与其匹。印主人名“毋伤”，是汉时常见的人名用字，另有近义词如“毋疾”、“毋病”、“毋害”、“去病”、“去疾”等也是汉时常见的人名。

“妾徼”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4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妾徼”，二字并列，其篆法尚精，而布局稍散。印台四垂直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饰，台面向上敛成斜坡状，并微有下凹成弧形，其上布满阴琢的雷纹。印体土沁，满布斑点，斑色如干叶之黄。
在两汉姓名私印中，女史佩印时有所见，以铜铸印居多，玉琢印少见。铜铸者多为两面印，一面铸其本人姓名，另一面铸称“妾某”。玉质女史佩印目前仅见印面琢治“妾某”二字者。

“王尊”玉印，东汉，印面2.4×2.4cm，通高1.9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起横读“王尊”，两字并列，所占印面不等，明显地考虑到入印文字的具体结构。印玉色淡青，内含隐现的片片白色，如云布天空，印身两侧有黄色带状相连，浮于本色之上，似凝似行。
汉印文字绝大多数以小篆书体为基础，由于是铸造、凿刻或琢造而成，入印后的字体风格与直接书写有所不同，故又特称之为“汉篆”，这在两汉其它铭刻文字中也多有表现。此印印文笔道纤细圆转，伸展舒缓，如直接书写一般，笔意表现强烈。

“刘憙”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3cm
此为东汉私印，玉质，琢造，鼻钮残。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刘憙”二字，字口较深而平整。现此印表面原材质之色已不可辨，遍体已沁成骨色，旧称“鸡骨白”，又似浅色蛋皮，但其光泽仍莹莹可鉴，润泽晶莹，使人爱不释手，惟质感略轻。
20世纪40年代初，戴福保由湖南长沙近郊访得此印，一度不敢出示他人，后于前往北平的路上悄悄赠与腻友，并嘱珍藏。此事被吴龙升得知，时值倪玉书正致力于收集古玉印，遂告之此事。倪氏得知后急欲得到此印，恳请戴福保同其友人商量割爱，终了此愿，欣喜若狂，遂称此印不须考证即可定为汉代皇室重物。此印文字极其工整，可作为东汉印之文字的标准。

“汉卢水仟长”印，东汉，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印文内容结构为“汉┼族名┼官名”，这是此类官印的定式之一，首署“汉”字是出于ZZ需要。
仟长是汉政权袭用匈奴及西域各民族的职官名称，此类情况亦多见于其它少数民族官印中。印文保留着典型的汉篆字体，驼钮也是东汉以后此类官印的固定钮式之一。此印即东汉政权颁赐给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卢水胡人的官印。

“征羌国丞”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征羌国丞”四字。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军都左尉”铜印，印面2.3×2.4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军都左尉”四字。
此为东汉时官印。

“琅邪相印章”银印，印面2.2×2.6cm，印台厚1.3cm
印银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琅邪相印章”。印台较厚，龟纽覆圆甲，上施环级，龟首前伸，“相”字“目”旁上加一短竖划，为东汉时印文特点。
此印银质龟纽，与史籍所记之汉官印制相合，为东汉时王国官印。东汉时琅邪国为刘京封国，此印即刘京一系琅邪国之物。
]

“蠡吾国相”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3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蠡吾国相”四字。
“相”为汉朝诸王国行政长官名。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池阳家丞”铜印，印面2.5×2.5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池阳家丞”四字，印文方正挺拔，充满印面。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东郡守丞”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东郡守丞”四字。印文字体笔划较粗壮平直，“丞”字末笔作一横笔，两端不上翘，为东汉印文笔势特点。
此为东汉时郡官印。

“吴房长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吴房长印”四字。
印文中“长”系指县主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此为东汉时县官印。

“内黄令印”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内黄令印”四字。
此为东汉时县官印。

“薛令之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薛令之印”四字。
薛为县名，《汉书·地理志·鲁国下》：“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又《续汉书·郡国志·鲁国下》：“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此为东汉时官印。

“隃麋侯相”铜印，印面2.5×2.5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隃麋侯相”四字。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立义行事”印，魏晋南北朝·三国，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瓦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三国时期的官印。立义行事为武官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武职常见“立义”名号。行事一职的等级高低按所加名号的不同而区别。按照汉印制度，此印的形制表明印主的职事较为低下，应与县令长品级相近。

“魏乌丸率善佰长”印，三国·魏，印面2.2×2.2cm，通高2.7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起顺读。此印是三国时期魏政权颁赐给东胡乌丸族下层官员的官印。

“武猛校尉”印，魏，印面2.5×2.5cm，通高2.7cm
  印银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魏晋时期的官印。武猛校尉，武官名，始见于汉末三国之际。《三国志·魏书十八》载：“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迁为校尉。” 典韦被曹操“引至左右，将亲兵”。所以武猛校尉所统不仅是军中的精锐，并会被选为亲军宿卫之用。三国中吴国的潘璋亦任此职。晋沿置。武猛校尉为当时诸校尉之一，地位等级属中级武吏。
  银质官印实物较为少见，此印铸造精良，是此时期官印中的精品。

“鹰扬将军章”印，东晋，印面2.3×2.3cm，通高2.9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印铸造较厚重，龟身两侧平齐，与魏晋早期之印有别。印文的凿刻风格与十六国、南朝印类似，应是东晋官印之一，皆属于急就章一类。
鹰扬将军，武官名，始见于三国魏。《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注引《魏书》说文钦“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两晋南北朝多设此官，晋有郭洽、司马泰、桓石秀、王舒，西秦有徐成、王腾、吕光等均曾任此职。魏、晋、南朝宋及后魏时此官皆居五品。此官在晋与南朝为加官、散官性质的将军，晋世多为兼领刺史的方镇，地位较高，而南朝梁时则为八班中第三班，地位较低。

“晋蛮夷率善仟长”印，晋，印面2.3×2.3cm，通高2.3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从此印钮的驼首与驼胸细部仍可看出是简略的驼钮，驼背简化为平背，无驼峰，驼首回视。古代官印被简略处理多为两种情况，一是用于殉葬的印，一是由于事出仓促临时铸刻的印。此印殆属后者，或许同东晋朝廷的飘摇有关，工艺未能尽美。
晋政权颁给各少数民族的官印，在印文格式与印的形制等方面皆继承汉、魏传统。汉、魏、晋政权颁给南越及北方各地少数民族的官印，其印文皆铸有具体的族名，并无泛称“蛮夷”者。此印中所称的“蛮夷”应是指当时以荆州地区为主要聚居地的蛮族。魏晋时期，荆州诸蛮ZZ地位低下，被征赋征兵，备受压迫，诸蛮的反抗引起地区不稳，所以管理、笼络蛮族首领对于晋政权统治区内的稳定十分重要。此印即晋政权颁发给蛮族首领的官印。

“晋率善氐佰长”印，晋，印面2.2×2.2cm，通高2.7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三国时期，各方征战不断，晋以武力统一，但社会经济已遭到巨大的破坏，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五胡十六国相继而起。出于ZZ考虑，晋沿用曹魏的政策，对各部族首领多行册封。存世的汉、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以晋所颁者数量为最多，内容几乎涉及当时此类官印的各部族与称号。此印即晋政权颁发给氐族下级首领的官印。

“平东将军章”印，魏晋南北朝·十六国，印面2.3×2.3cm，通高3.1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平东将军，武官名，“四平将军”之一。始见于三国魏政权时期，秩三品，晋与南朝时为优礼大臣虚号，南朝宋时秩三品，南齐亦有开府置僚属者，梁陈时秩第二十班，加“大”者位进一班，优者加同三公，北朝亦置，用以褒奖勋庸。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平东将军多为拥兵方镇，在诸将军品位中地位较高。
  此印印文为凿刻而成，文字较草率，“章”字上部有省笔，笔画省略为一道竖笔。此印应是十六国中某一国平东将军的殉葬印。

“亲赵侯印”印，东晋·十六国，印面2.5×2.5cm，通高2.2cm
印铜铸，马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印印文为凿刻而成。马钮作为官印的印钮目前仅见于十六国时期，而十六国时期的官印钮以鼻钮或瓦钮为多。此印钮的马为曲腿下卧状，铸造较为精良。
十六国时期先后有两个赵政权。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308年称帝，次年徙都平阳，又次年刘聪即位，于316年灭西晋。319年刘曜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19年，羯族石勒称赵王，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建都襄国，后迁邺，史称后赵，351年灭亡。此印中的“赵”目前虽不能确认是前赵还是后赵，但其铸造年代为公元308年至351年间当无疑。此印应是赵政权以君临天下自居并为联合其它部族而颁发的官印。

“建威将军章”印，东晋，印面2.2×2.3cm，通高2.4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印之龟钮造型质朴，龟首较长，向前斜伸，龟身两侧平齐，龟背上有简单的线刻纹饰。“章”字上部笔画省略为一道竖笔，印文凿刻的较为草率。整体来看，此印应是东晋、十六国或南朝前期的官印。
建威将军，武官名，始见于西汉。《史记·将相年表》载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韩次君曾任建威将军，东汉邓禹也担任过此职。魏晋南北朝时诸政权多设此官，如《三国志·魏书十六》附杜恕传载：“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三国志·吴书十一》记：“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晋有刁默、王戎、周处、司徒勋诸人，十六国中西秦的梯君，南朝宋的刘怀民等都曾被授命此职。魏、晋、宋的建威将军有实际兵权，多为刺史或郡守兼职的方镇。

“材官将军章”印，东晋，印面2.1×2.1cm，通高2.3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凿刻白文，右上起顺读。从印文的文字风格与结构看,此印应属东晋时期的官印。
材官将军，武官名，始见于西汉，掌兵事。曹魏、西晋置材官校尉，东晋复置材官将军，南朝宋、齐时隶起部尚书及领军将军，梁陈属少府卿，掌土木工程之事，战时亦领军。魏晋时期材官为中级武吏，晋世其位列六品，南朝陈时则位列九品，秩六百石，地位较低。

“安西将军章”印，北朝，印面2.8×2.8cm，通高3.7cm
印铜铸，鎏金，龟钮，印文白文，为汉篆字体，右上起顺读。此印虽为凿刻，但印文较整齐率直，印台高厚，印钮之龟身四足撑立，龟首前伸，背甲边缘突出，为北朝官印之典型形制。
安西将军，武官名，始见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或沿置，多为拥兵方镇，地位较高。北魏、北齐时秩三品，用以褒奖勋庸。

“中书省之印”印，唐，印面5.7×5.6cm，通高3.9cm
印铜铸，高鼻钮，印文部分出现重叠的笔画，朱文，右上起顺读“中书省之印”。印背有楷书体刻款“中书省之印”。
隋唐时期的印章制作有以铜片叠成文字后再与印面凹槽焊成整体者，是此时新出现的造印方法，其成印字口较深。此法在部分宋代印章的制造上仍有保留。此件“中书省之印”即以此种方法制成，因印文是以薄铜片折成，故钤盖后有铁线阳文之感，为少见的唐代官印遗物。

“唐安县之印”印，唐，印面5.7×5.9cm，通高3.6cm
印铜铸，高鼻钮，朱文，印文部分出现重叠的笔画，右上起顺读“唐安县之印”。
此印为县官署印。自南齐开始，官印印身明显变大，改用朱文，鼻钮加高，钮孔增大，印绶加粗。唐代地方行政区域的设置分“道（府）、州、县、乡、里”5级。其中县又分为京县、畿县、诸州县三类。京县有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畿县是京兆、河南、太原三府所辖诸县；诸州县按辖区户口的多少、地区的好坏分上中下三等。此件“唐安县之印”与故宫藏唐官印“中书省之印”印的制造方法相同。

“秦成阶文等第弎指挥诸军都虞侯印”印，五代，印面6.4×5.8cm，通高4.1cm
印铜铸，柄钮，印文似唐印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印背以楷书体刻款“秦成阶文等州第三指挥诸军都虞侯”。“第弎”为指挥的编号。印文“秦成阶文”实即四州的省文，此四州位于陇西南北一线，为边陲要地。此印从印文的前称看应是五代时期秦、成、阶、文四州第弎指挥中掌管诸军军法的都虞侯之印。

“首领”印，西夏，印面5.5×5.5cm，通高5.3cm
印铜铸，柱钮，印文为西夏文字体，白文，释为“首领”。印背以西夏文刻款“首领正德二年”。
西夏统治政权分两个机构：宋制职官与党项职官，西夏官印文字始终如一采用的是西夏文字。西夏官印形制特殊，方印圆角，印文基本以对称形式排列，两字者上下对应，四字者均分，六字者左右两列对分。印字结构是经过改造的篆文，铸文较宽，笔画与边栏等宽。短柄钮或柱钮，印台薄。印钮的两侧往往刻有成列的西夏文，释印文内容及执掌者，目的是加强对官印的使用与管理。西夏印章遗物中私印较少见，应与其民族的社会状况有关。西夏官印是中国印章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印，北宋，印面5.8×5.4cm，通高3.5cm
印铜铸，柄钮，印文字体出现重叠的笔画，朱文，右上起顺读“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印背刻楷书体“太平兴国五年八月铸”款。
“第二十三”为指挥的编号。北宋禁卫军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组成，号称三衙，统兵官为都指挥使（殿帅）、副都指挥使与都虞侯各一人。三衙下各军皆分左右二厢作为最高军事编制单位，再下有基层军事编制单位称为“都”。此印即北宋禁卫军中基层军事编制单位的官印。

“通远军防城库铜朱记”印，北宋，印面5.5×5.3cm，通高4.9cm
印铜铸，柄钮，印文字体出现重叠笔画，朱文，右上起顺读。宋代地方政区划分为路、州、县三级。军的级别有两种，一与州同级而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而隶属于州，通远军防城属后者。此印即北宋通远军防城管理库藏物资的官署印。

“副统之印”印，金，印面6.5×6.3cm，通高4.0cm
印铜铸，柄钮。印文朱文，叠篆字体，右上起顺读。
此为金政权官印。金代的军职开始是都元帅府总掌军事大权，后改为枢密院，与尚书省对掌文武。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是五京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再下是府尹兼都总管，州一级的军事长官是节度使。此外又于边境地区设统军司与招讨司。此印即为统军司副官之印。

“鹰坊之印”印，金，印面6.3×6.3cm，通高6.5cm
印铜铸，柄钮。印文朱文，叠篆字体，右上起顺读。此为金政权官印。中国古代皇室贵族历来喜欢赛马走狗、放鹰狩猎之类的活动，唐代对猛禽的管理分类很细，设置有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以供皇帝狩猎活动之用。到了辽、金时期，仍袭唐制设置鹰坊，一方面北方盛产各类猛禽，游猎民族素好鹰猎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此项活动也有训练军队之用。此印即为金代殿前都典检司下设的鹰坊官署印。

“移改达葛河谋克印”印，金，印面6.3×6.2cm，通高5.4cm
印铜铸，柄钮，印文为叠篆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印侧及背刻楷书体“移改达葛河谋克印（大）定十九年八月礼部造”款。
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了金政权，后相继消灭了辽与北宋政权，统治黄河以北地区达百余年之久。为了统治原宋、辽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其ZZ制度也仿照原宋、辽之制。女真族建国前没有本民族文字，因其制度仿照宋、辽，故将战争中获得的宋、辽官印作为其政权的官印使用，后曾一度仿照南宋之制，由少府监的文思署铸印。直到正隆元年（1156年），“命礼部更铸焉”。此印即金政权礼部铸造的移改达葛河地区的谋克官印。

“太尉之印”印，北元，印面10.0×10.0cm，通高9.5cm
印铜铸，柄钮。印台3层，逐层上敛。印文为八思巴文字体，朱文，左上起顺读。印背有楷书体刻款“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一月　日，中书礼部造”。
此为北元政权官印。元朝担任太尉之职见于史籍记载者皆为元政权在中原统治时期。此印有“宣光”年款，表明是元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后北走塞外，蒙古贵族孛儿只斤爱猷识礼达腊的北元政权时期的官印。据《元典章》载，太尉为正一品，印银质，橛钮，边长三寸。此印形制皆同史载，唯用铜铸，可能与北元政权的物质经济条件有关。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9-11 19:36:30

“辽州之契”印，明崇祯，印面8.4×8.4cm，通高11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楷书刻款“辽州之契。癸未年十二月日造。天字二百五十一号”。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后，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西安定国号“大顺”，建国后各项制度逐渐完备，其官制仿效明代官制。李自成为避其父名“印家”之讳，其政权印信不称“印”，称“契”、“符”、“卷”、“章”等。此印即李自成建“大顺”国号当年所颁行的地方官印，是目前所见“大顺”政权最早的官印。

“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印”印，印面7.3×7.2cm，通高8.9cm
印铜铸，柄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印。礼部造。永乐六年正月□日。义字八十一号”。
明代卫所有京卫和外卫之分。此印为外卫中的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官署印。秃都河卫属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为永乐六年（1408年）设立，治所在今吉林省蛟河市东北屯河畔屯站。

“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印，明，印面7.1×7.1cm，通高8.8cm
印铜铸，柄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礼部造。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日。鳌字五十一号”。
此为明代官印。明代实行卫所兵制，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之下设百户所，以百户为长官，统兵112人，分为二总旗，十小旗。明代官印多为椭圆柄钮，体长，下宽而上敛。鳌山卫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立，治所在今山东省即墨市东鳌山卫。

“荆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6×2.7cm，通高2.3cm。清宫旧藏
  印青玉质，覆斗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荆王之玺”四字。印顶平面，琢兽纹，印台四侧斜面，每面阴琢双桃纹。此印印体较大，材质极佳，遍体一色，如冰糖冻般光润透亮。
  此印为明代托名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荆王”名刘贾，本是刘邦同族，楚汉之际为汉将，随汉王刘邦辗转征战，屡立战功。汉并天下后，为保有天下，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开始去异姓王，以异姓功臣为侯，封同姓王，其中刘贾被立为荆王，镇淮东52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淮南王黥布反叛，进攻荆王之地，荆王刘贾败走富陵，为布军所杀。于是高祖亲征，击破黥布。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镇荆王故地。
  《秦汉印统》中有一方“刘贾”玉印和另一方“荆王之玺”玉印与此印类似，均被收入清宫内府，皆应是托名之作。

“元城王章”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8cm。清宫旧藏
印青玉质，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元城王章”四字。此印印体极为方正规整，印材绿黄相杂，青绿中黄斑点点成片，如秋雨中飘落的黄叶。
此印为明代托名三国时魏国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元城王”本为曹魏政权封王，名曹礼，曹操之子。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政权，建元黄初。黄初二年（221年），曹礼被封为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222年）改封为京兆王，六年（225年）改封为元城王，太和三年（229年）薨。太和五年（231年），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悌嗣曹礼之后，六年（232年）改封梁王。

“安陵君印”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55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陵君印”四字。印钮兽大头，巨口，盘卧，神态威慑。印材黄斑片片，与土沁不同，如变色飞云。
  此为明代托名琢制之印。印文中的“安陵君”伪托战国封君玺印。战国时期封“安陵”君者有两人，一为楚国封君，名“坛”，《战国策·楚策一》记楚宣王时封，《说苑·权谋篇》记楚共王时封，作安陵缠；一为魏国封君，未名，封地仅五十里，《说苑·奉使篇》记作鄢陵君，《史记·魏世家》记作安陵氏。
  今天，能见到的明末清初印章作品的印拓大大多于实物，清中期以后印章的实物遗存数量则很大。从文物收藏与欣赏的角度看，明代及清初的玉印精品实物即使并非凤毛麟角，亦属罕见之物，这批明代托名琢制之印还是仰仗了皇家的收藏之力。它们的琢制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具有明清特有的玉印风貌，纹章焕然，合以有关印文的历史知识，无论收藏还是鉴赏，都确是一种令人陶然的文化享受。

“望诸君”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1.9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兽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望诸君”三字。印钮为一正面圆头神兽，脊背平展，四足撑地，欲前行状。印材白润，皎洁无瑕。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望诸君”本为战国时期的赵国封君，名乐毅。《史记·乐毅列传》载：“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乐毅在赵国时已显露军事才能，后离开赵国前往魏国，又作为魏昭王使者至燕国，燕昭王任他做亚卿。燕与齐两国有旧仇，此时齐国又与秦国争胜，诸侯都害于齐愍王的骄暴，皆愿与燕联盟伐齐。于是燕昭王起兵，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统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遂成一代名将，燕昭王因此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的继任者燕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即有矛盾，继位后疑忌乐毅，派骑劫替换他为将。乐毅恐被加害而逃往赵国，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后来齐国名将田单与骑劫战，大破骑劫于即墨城下，追亡逐北，直迫于燕境，将被占领的齐城全部收复。燕惠王责备乐毅避亡到赵国，乐毅回致的《报遗燕惠王书》载于《史记》，成为历史名篇。乐毅终不复出，殁于赵国。

“华阳君印”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2.3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华阳君印”四字。印钮兽身肥壮，颈短粗，鬃鬣披散，尾卷贴，细琢如花，意态威猛。印材洁白，如罩冰雪，在白玉中也属罕见，又琢造精良，造化更兼人工，曲尽其美。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华阳君”本为战国时的封君，战国时期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赵国的封君冯亭。冯亭本是韩国上党郡守，秦国进攻时，他以上党归赵求全。赵惠文王在平原君赵胜的耸恿下贪利接收上党17城，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秦军劳而无功，迁怒攻赵，赵国大受损失，“利令智昏”典故因此出。另一为秦国的封君芈戎。芈戎本楚人，《史记·穰侯列传》载：“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焻；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公元前299年，秦攻取楚国新城后，又封芈戎为新城君。芈戎以外戚关系而成为封君。

“安武君”玉印，明，白文印印面2.8×2.7cm，通高3.4cm。朱文印印面2.5×2.5cm，通高2.1cm。清宫旧藏
  “安武君”玉印有两方。其中白文印青玉质地，辟邪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右上起顺读“安武君”三字。印钮为神兽辟邪，瞠目呲口，踞地扭身，动感强烈，印材色青有斑。另一方朱文玉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印身琢有美丽的勾莲纹饰，碾琢精致，印材青绿如夏日山中潭水。
  此两印皆为明代托名秦汉之际封君玺印之作。二印假托内容相同，琢造时间应相距不远。印文中的“安武君”本为秦汉之际的封君，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秦相赵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另一为刘邦。《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
  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封君有称为“侯”者，与汉世以降王侯及五等封爵“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不同。战国时楚国楚顷襄王时的封君有“夏侯”、“州侯”，都是王的近臣。秦国公孙绾封蜀侯、魏冉封穰侯、范睢封应侯、吕不韦封文信侯、嫪毐封长信侯，都属封君之列。

“辽东王玺”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2.0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辽东王玺”四字。龟钮背上饰环纹，极规整有致。龟扭首侧视，神态惕惕。印材质清透亮，灿烂光辉。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辽东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韩广。秦末天下纷纷义举，赵地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得到燕地贵族豪杰的拥护，自立为燕王。秦灭后，项羽居功欲自王，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以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以臧荼为燕王，韩广不肯迁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

“马服君印”玉印，明，印面2.1×2.0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马服君印”四字。印台上敛如丘，印材色青，光泽若隐如蜡。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马服君”为战国时赵国的封君，名赵奢，本“赵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又善于用兵。《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为将出击秦军，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一度使秦国不敢正面。十年之后，秦赵再战，此时赵奢已死，廉颇为将，范睢使反间计于赵，赵孝成王中计，以赵奢子赵恬代替廉颇统军与秦军战于长平，秦国则暗调名将白起到前军为上将军，大破赵军，赵军前后死者达45万人。“长平之战”酿成巨祸，赵恬“纸上谈兵”也从此成为典故。

“安平君”玉印，明，印面2.05×2.1cm，通高1.73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覆斗钮无穿孔，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平君”三字。印材白如柚瓤，色泽光莹。
此印为明代托名战国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安平君”本为战国时期的封君，战国时期得此封号者有两人。一为赵国的赵成。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公子章争位，公子成与李兑起兵入，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后不肯解王宫之围，赵武灵王因此落得饿死的结果。《史记·赵世家》载：“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另一为齐国的田单。燕将乐毅破齐后，齐国仅剩莒和即墨数城固守。田单使反间计，燕国以骑劫替乐毅统军，燕军日久亦怠。田单养精蓄锐，于公元前279年某日深夜大施火牛阵，又以五千精兵随后衔枚进击，城中鼓噪，声动天地，燕军大骇，兵败如山倒，齐人追亡逐北，杀燕军统帅骑劫。原燕军占领的城邑都叛燕而归田单，齐军兵士日益增多，乘胜追击至燕境，七十余城皆复归齐国。“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齐襄王因战功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信成君印”玉印，明，印面1.9×1.9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印黄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信成君印”四字。印台较高，小鼻钮，印材黄如覆尘，备显古雅。
此印为明代托名秦汉封君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信成君”本为楚汉之际的封君，名郦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余，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郦商随汉高祖征战，战功卓著。汉并天下后，他因病不再理事。及高后崩，大臣诛诸吕，是岁郦商卒，谥为景侯。

“殷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6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殷王之玺”四字。印材青灰，布满斑点。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殷王”为楚汉之际封王，名司马卬，原为赵将，项羽立其为王。《史记·项羽本纪》：“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自临晋渡黄河，攻下河内地，俘虏殷王司马卬，置其地为河内郡。三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楚汉大战彭城，汉军大败，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楚，殷王司马卬身死。

“西魏王宝”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4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西魏王宝”四字。
此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西魏王”为楚汉之际封王，名魏豹，原是魏国公子，其兄名魏咎。陈胜起义反秦，派魏人周市徇魏地。攻下魏地后，周市认为应迎立魏国王室后人为魏王以赢得人心，于是陈胜以魏咎为魏王。秦将章邯反击攻破陈胜军，进兵击临济，魏咎被困自杀。魏豹逃到楚军中，得援军数千人，复攻魏地。此时项羽已破秦军，章邯投降，魏豹又被立为魏王，引军随项羽入函谷关。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封诸侯，欲占有梁地，于是迁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汉王定三秦，魏豹降汉。刘邦在彭城战败后，魏豹又叛汉，汉王遣韩信击败并俘虏魏豹，豹又随汉军守荥阳，后再次受到楚军围攻。同守荥阳的周苛等人认为魏豹反复无常，是潜在的危险，遂杀魏豹。

“河南王玺”玉印，明，印面2.2×2.2cm，通高1.9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覆斗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河南王玺”四字。印身如覆盖斗形，斜面较宽，印材质粗。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河南王”本为楚汉之际封王，名申阳。《史记·项羽本纪》载：“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西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东略地，河南王申阳降，其地置为河南郡。

“韩王之玺”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2.65cm。清宫旧藏
青玉质地，辟邪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韩王之玺”四字。印钮琢辟邪神兽，独角巨目，扭首睥睨，两前足踞地，身背后向下倾斜，借势于印材。
此印为明代托名楚汉之际或汉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韩王”本为楚汉之际或汉初的封王，其时有三人得此封号。最初，项梁借名立诸王，燕、齐、赵、魏皆已立王，唯韩落后，于是立韩公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后项羽杀之。在楚汉相争的战乱年代，项羽所立诸王均徒具其名，随着征战忽东忽西，实际皆未立足稳定。汉王刘邦定三秦、并关中，将东出击楚，于是项羽又以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使韩襄王孙信破郑昌于阳城，以信为韩王（称韩王信）。三年（公元前204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被楚打败，孙信一度降楚，后得逃走复归汉，汉仍以他为韩王，从高祖定天下。汉王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徙韩王信于太原。此时，匈奴冒顿兵力强大，骑兵三四十万，夺取黄河以南地。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匈奴进军围困马邑，而此时汉廷也发兵来救，怀疑韩王信谴使求和于匈奴是有二心，使人责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高祖亲自率军进击，破信军于铜鞮，信逃入匈奴部族。汉军轻进被围，成“平城之围”，后双方议和罢兵。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信与汉军再战身亡。

“太原王玺”玉印，明，印面2.25×2.25cm，通高1.95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地，龟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太原王玺”四字。
此印为明代托名汉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所谓“太原王”本为汉文帝时的封王，名刘参，汉文帝刘恒之子。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于是当时诸子皆立为王。其中刘参被立为太原王，刘恒另一子刘武被立为代王。两年后，刘武转徙为淮阳王，代地尽归太原王刘参，参号遂易为代王。刘参立17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卒，谥为孝王。

“江夏王章”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2.2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羊钮。印文字体为篆书，朱文，右上起顺读“江夏王章”四字。印钮为一曲腿侧卧的小羊，意态恬静。印材白玉无瑕，光亮耀目。
此印为明代托名南北朝时期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江夏王”在南北朝时有数人。一是宋武帝刘裕之子、少帝之弟刘义恭，元嘉元年（424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一度权倾一时，永光元年（465年）秋八月被诛。二是齐高帝萧道成第十二子，名萧锋，字宣颖，齐建元元年（479年）夏四月，萧道成称帝，封萧锋为江夏王。三是齐明帝萧鸾第三子，名萧宝玄，字智深，建武元年（494年）十一月封江夏（郡）王。四是陈文帝陈蒨第九子，名陈伯义，字坚之，天嘉六年（565年）立为江夏王。五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族弟，名拓跋吕，初因跟从拓跋焘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委以朝政，极受尊重。卒后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南康王章”玉印，明，印面2.3×2.3cm，通高1.8cm。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瓦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南康王章”四字。印钮为弧拱形覆瓦状，宽与印台等齐，瓦面满琢精美的勾莲纹。
此印为明代托名南朝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南康王”在南朝时有数人。一是齐武帝萧赜的第十九子，名萧子琳，字云璋，永明八年（490年）由宣城王改封为南康王，永泰元年（498年）被杀，年仅14岁，成为皇室斗争的牺牲品。二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名萧宝融，字智昭，永元元年（499年）由随郡王改封为南康王，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三月，南康王宝融在江陵即帝位，成为齐和帝，也即南朝齐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三是南朝梁政权第一个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第四子，名萧绩，字世谨，天监八年（509年）封南康郡王，大通三年（529年）病故，时年25岁，其子萧会理嗣，遇害于侯景之乱。

“乐成王玺”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7cm。清宫旧藏
印黄玉质，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乐成王玺”四字。印材色黄如蜡，晶莹不足而润泽细腻。
此印为明代托名晋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乐成王”本为晋代封王，有二人，一为司马融，一为司马融的侄子司马钦，后过继为司马融之嗣子。司马融之父彭城元王司马植是晋代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堂兄弟，而司马植的祖父东武城侯司马馗乃司马懿的胞弟，被晋廷追谥为宣皇帝。

“中山王宝”玉印，明，印面1.4×1.4cm，通高1.5cm。清宫旧藏
  印青玉质，辟邪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中山王宝”四字。
  此印为明代托名汉代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中山王”本为汉代封王，名刘胜。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遂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举兵反，汉廷斩晁错以谢七国，而七国图谋不退。景帝遣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兵破七国。六月，诏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此外，还有一方“中山王宝”玉印与此印类似，印面略显长方形，也被收入清宫内府，亦属托名之作。

“建安君”玉印（二件）明，兽钮印印面2.6×2.7cm，通高3.1cm；龟钮印印面2.8×2.5cm，通高2.8cm
兽钮印白玉质，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建安君”三字。印钮之神兽正身蹲坐，挺胸弓身，脑后一角后垂连背。印材洁白，仅兽角上附有天然黄色。整体琢造精致，秀劲非常。另一方龟钮玉印，青玉质地，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建安君”。印钮之龟体肥壮，背甲有大块黑斑，甲脊中棱凸起，甲缘下缀。
此两印皆为明代托名晋代封君玺印之作，琢造时间应相距不远，所托内容相同。印文中的“建安君”本为晋明帝司马绍生母，《晋书·帝纪第六》载：“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为建安郡君”。《晋书·后妃列传》载：“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宠，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怀怨望，为帝所谴，渐见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帝迎还台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赠豫章郡君，别立庙于京都。

“白发向人羞折腰”石章，明末，汪泓篆刻，印面3.8×3.0cm，通高5.8cm
石章白寿山石制，长方形，童子牧牛纽，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白发向人羞折腰”7字。印面有阴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天启四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宏度。”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陆游《剑南诗稿·卷九·醉中出西门偶书》诗句。此印相对汪泓早期的篆刻灵动略逊，而以规整风貌示人。文字笔势硬折，中含险峭，略有凿刻之意。整体布局均匀，印文力求对称，密而不繁。

青玉“五经萃室”印，清乾隆，印面3.2cm×3.4cm，通高7cm
印青玉质，长方形，蟠龙钮。印面篆书“五经萃室”。“五经萃室”与“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为一组，同贮于一木匣。
“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印是乾隆皇帝晚年经常使用的宝玺。为了使用方便乾隆帝下令制造了几十方“八徵耄念之宝”、“自强不息”，与不同的宫殿名印合成组印，这是其中的一组。五经萃室位于昭仁殿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此印有经火烧过的痕迹。

“大同府印”印，清，印面8.3×8.3cm，通高11.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大同府印。礼部造。道光十五年五月□日。□字一千二百十七号”。
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府隶属于省，下辖州县，其长官为知府，秩四品。

“太医院印”印，清，印面7.7×7.8cm，通高10.8cm
印铜铸，柱钮。印面有阳线宽边框，铸满、汉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仿古篆，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太医院印。礼部造。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乾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
清代官印入印文字有满文、汉篆与蒙古文等，印面兼用满、汉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将满文印文也改为篆书体。官印印面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印钮多长柱体，下粗而上略细，且凡礼部造印皆有统一编号。

“文县守御所印”印，清康熙，印面7.6×7.6cm，通高10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
清定鼎中原后，清圣祖为加强统一政权，实行撤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联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举兵叛清，吴三桂自称周王。一时间贵州、四川、陕西、湖广诸处的提督总兵等统兵官皆起响应。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_府官印基本相同。

“镶红旗满州四甲喇参领之关防”印，印面7.7×6.1cm，通高11.4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镶红旗满州四甲喇参领之关防。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月。乾字二千三百五十一号”。
此为清代官印。镶红旗满洲四甲喇参领下所设各佐领为开国初期编立，因而此参领亦应为开国初期所设立。此印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铸造。

“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叁佐领图记”印，清，印面5.7×5.7cm，通高9.4cm
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汉、满两种文字，内容对照，汉文右上起顺读，满文左上起顺读，印文为阳文篆书体。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礼部造。乾隆十四年十一月日。乾字二千六百八号”。
此为清代官印。清代实行八旗制度，旗（满语“固山”）、参领（满语“甲喇”）、佐领（满语“牛录”）三级管理，满、蒙、汉皆备，负责驻防各地。正黄旗为皇帝直接统领的上三旗之一，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编立。“图记”为清代对八旗佐领及宗室、觉罗族长等的官印的称谓。此印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铸造。

太上皇帝之宝，通高15cm，纽高7.3cm，印面22.5×22.5cm
  碧玉质，交龙纽，满汉文篆书，四周刻乾隆皇帝《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这方“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

清二十五宝为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
  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余全部为满文本字和汉文篆书两种文字。乾隆十三年，创制满文篆法。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协调，乾隆皇帝特颁旨：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青玉“皇帝之宝”四宝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轻易”外，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五宝。
  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盝中，一宝一盝。宝盝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
  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栴檀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型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

皇后之宝，通高10cm，纽高6cm，印面14×14cm，重1800k
  金质，交龙纽，附系黄色绶带，满汉文篆书。
  清朝对皇后之宝有严格的规定，据《大清会典》载：“皇后金宝，清、汉文玉筯篆，交龙纽，平台，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用三等赤金五百两。宝盝高七寸八分，方八寸；宝色池，高二寸，方四寸八分，均金制。外椟绘凤文。”制作亦有严格的程序，首先由礼部依据成例奏报皇帝，然后由造办处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皇帝御览。皇帝钦定后，再由礼部发印样于铸印局，铸印局官会同内务府官于造办处祭炉监造。铸造完毕后交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礼部奏报批复，届时把宝印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竣工后，收存内阁大库，待行礼时提用。最后再由工部办理制造宝盝、印池等一应物件。
  皇后之宝作为皇后身份的证据，只有在举行了相应的册封礼之后才有效。经过册封程序后，宝玺便被置于皇后宫中，以证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田黄石浅浮雕“秋江待渡”石章，清中期，长6.1cm，宽4.1cm，通高6.5cm，重235g
　　印田黄石制，随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雨露四时新，人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七言诗一首。题款阳刻篆书体“秋江待渡”。
　　由于田黄石珍贵难得，故在章料的雕饰上往往用其原形，尽量避免石材的损耗，根据石材进行“巧雕”，巧妙地运用田黄石与外层皮色，使图案层次明晰。此件“秋江待渡”的石章，一侧为一老者拄杖待舟于岸，随身小童招手呼舟，梢公撑一叶扁舟前来，岸上秋木萧萧，天空中寒鸦归林，一派秋韵野渡的意境。另一侧表现一长者头戴毡笠，拥裘，策蹇而行，一童子担箧随趋于后，路旁树木凋零，秋意已浓，雕工与构图颇具巧思。而宣扬忠孝之道的印文在立意和刻艺上都不甚佳，与此方珍贵的石章实不匹配。

“十钟山房藏钟”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6.3cm，印面边长4.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十钟山房藏钟”六字。边款楷书体阴刻“古器以钟鼎为重，而钟尤难得于鼎。余年五十有六，乃竟获十，诸家所未有也。因名山房曰十钟，而属西泉刻印记之。退修居士。”
此印面为王石经篆刻，玉筯篆，工整端庄，充满印面。印款为陈介褀自治并记斋名缘由，款字中流露着篆、隶书意趣。

“彰厥有常”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2cm，印面边长4.1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彰厥有常”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嘉庆癸卯小春初吉，未谷摹秦人缪篆印于吉祥草堂”。
此印文内容取自《书·皋陶谟》中“彰厥有常”，“彰”即“彰明”，“厥”可释为“其”字，“有常”意为“有恒”，此四字即为经常予以表彰之意。印面虽较秦汉印大出许多，但布局、篆刻不失汉铸白文印的法度。

“陈介褀印”石章，清，翁大年篆刻，通高2.8cm，印面1.5×1.4cm
  石章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白文相间，分上下行迴文式排列，右上起逆读“陈介褀印”4字。边款阴刻“翁大年”。
  此印布局篆法深得汉私印精髓，足见翁大年对汉印精神的领悟。

“松下清斋摘露葵”石章，清，朱文震篆刻，通高3.1cm，印面边长3.3cm
印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松下清斋摘露葵”七字。边款隶书体阴刻“朱文震敬篆”。
此石章印文摘自唐代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句。“清斋”即“素食”，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即冬葵。战国辞人宋玉亦有“烹露葵之羹”之句，王维晚年长斋，故用此典。此石章印文工整匀称，舒展有致，挺拔中有下垂感。此印是朱文震为永瑢所治九思堂众多藏印中的一方。

“金石千秋”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4.7cm，印面边长2.5cm
　　印寿山石制，方形，薄意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金石千秋”四字。边款阴刻“赵之琛拟汉”。印面宽边栏，铁线朱文笔划硬折，愈显金石凌凌之气。
“金石”喻坚固，此处亦指代碑铭，“千秋”喻经历久远。此四字见于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金石千秋重，松楸一字香”与“姓名琬琰四海，文字金石千秋”之句。

“乡里高门”石章，清，赵之琛篆刻，通高6.7cm，印面3.2×3.1cm
  印寿山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乡里高门”四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次闲篆于补罗迦室”。
  此印印文中“乡里”指家乡，“高门”指名门大户，宋代杨亿诗中有“乡里高门表阴德”之句。

“臣心如水”石章，清，桂馥篆刻，通高10cm，印面边长4.1cm
石章青田石质，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书体，朱文，右上起顺读“臣心如水”四字。边款行书体阴刻“圆则中规，方则中矩，或横牵而直竖，或将放而更留，此汉印不传之秘，桂馥。”
此印印文为汉代郑崇语（见《汉书·郑崇传》），即廉洁自守、清白如水之意。印面宽边栏，印文笔划转折规矩，宁静HX。

“小红低唱我吹箫”象牙章，清，翁大年篆刻，印面边长1.8cm，通高2.4cm
印象牙制，方形，坛纽，纽顶施环链，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小红低唱我吹箫”7字，印面有阳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叔均”。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姜夔的诗句：“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桥”，“小红”为姜夔的歌妓。象牙材质坚实细腻，作印耐磨。翁大年擅长刻象牙印，其铁线朱文印既挺拔有力，又生动流畅。此印上端为覆斗形，有细环链衔于顶部小环中，作品精巧，足堪赏玩。

“海滨病史”石章，清，王石经篆刻，通高2.2cm，印面边长2.4cm
石章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书体，白文，分左右两行，右上起顺读“海滨病史”四字。边款楷书体阴刻“余年四十有二以病归里，卧海滨者十有六年矣。衰老日至，有不学之叹，时梦觚棱，有玉堂天上之感。爰俛吾良友西泉以吴天玺碑法作印志之，印篆之奇，前此所未有也。同治己巳秋九，陈介褀记。”款字中间有篆、隶体势。

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中“乐天”，椭圆形，高1cm，长径3cm，短径2.3cm；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1cm，边长2.6cm
　　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连在一起。
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HX美观的效果。
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同道堂”玺，通高8cm，印面2×2cm，青田石质；“御赏”玺，通高5cm，印面2×1cm，寿山石质。二玺皆光素无纽。
“同道堂”、“御赏”两玺原是咸丰皇帝所用的闲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奕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临终前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嗣皇帝处理政务。同时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小玺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并规定凡以后下发谕旨必须钤用此二玺为凭。据《热河密札》记载：“两玺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玺，上用‘同道堂’玺，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由于载淳年幼，“同道堂”玺便被其生母慈禧控制在自己手中，代子钤印，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
“同道堂”、“御赏”二玺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始，约至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结束，是晚清ZZ的见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鄞马氏凡将斋藏书”石章，近代，马衡篆刻，印面6.4×1.1cm，通高4.9cm
印青田石制，长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上起顺读“鄞马氏凡将斋藏书”8字，印面有阳线边栏。边款阴刻楷书体“此八年前作，以石有伤损，欲改作之而人事冗迫，至今不果，顷以书籍整理毕事，特检出复治之，时廿有一年一月十有三日也。马衡。”
　　因材施以单行行文，是藏书印常用的布局方法之一。此印以铁线朱文刻治，笔意借助纯熟的刀法，诸字的起笔、收笔和转折体势细密秀润，展示出藏书章的端正雅致。

“避盛名求实事”石章，近代，吴隐篆刻，印面边长3.4cm，通高6.2cm
印寿山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避盛名求实事”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己亥二月仿曼生司马意，吴隐石潜甫作于海上。”
“盛名”即“大名”，名实不副者为徒有虚名，《吕氏春秋·审应》：“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故作者刻此印以自警。此印印文章法妥贴，凝重而HX，无臃肿之失，有浑璞之感。

“岁寒堂书画印”石章，近代，王褆篆刻，印面边长2.5cm，通高3.3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岁寒堂书画印”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戊辰壬日，福厂王褆刻于京师。”
王褆篆刻的铁线朱文作品，不论印文多少或文字笔划繁简，皆能表现出圆体朱文的秀美与流畅，具有一种端庄婉丽的意韵，使人有如面对优雅柔美的垂柳流泉。

“万竹庐图书印”石章，近代，王褆篆刻，印面边长2.5cm，通高3.5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万竹庐图书印”6字。边款阴刻楷书体“戊辰岁首，福厂为养吾道兄作于春住楼。”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石章，近代，徐宗浩篆刻，印面边长3.8cm，通高4.9cm
印寿山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10字。边款阴刻楷书体“癸丑四月三十日，养吾篆。”
文人往往择古人诗句刻作印章，这方印文即摘自唐代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诗句。此印奏刀精熟，平整中见雄厚感。

“马衡”石章，近代，马衡篆刻，印面边长4.9cm，通高4.9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顶款。印文篆体，白文，右起横读“马衡”二字，印面有阴线界栏。顶款阴刻楷书体“余于印石中最爱青田，见即收之，朋好中亦有效尤者，因之年来石愈少而直愈昂，此诚庸人自扰也。此石为八年前所买，亦百年以上物，以有人属题榜，无适当之印，遂仓卒成此，叔平。廿年十月。”
马衡先生的名印、室名别号印及收藏印多是自行篆刻，风格多样，且青田石材少有劣者。此印印面施以阴线边框，中有竖向界线分隔印文，字口与阴线边栏等宽，是古玺印面形式的借用。印面工整中见气魄，有铸印的效果。印款以切刀法刻长铭，或以记事，在其作品中常有表现。

“海燕廔”石章，近代，齐璜篆刻，通高5.4cm，印面边长2.6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白文两行，右上起顺读“海燕廔”三字。边款楷书体阴刻“仲子先生为艺术院长，事不悠然，便求之不返，不耐烦难，真吾友也。属刻此印并记钦佩。齐璜时辛未秋九月同客旧京”。
杨仲子曾寓长街红楼一角，榜曰“海燕楼”，小石书额。此印印文“海”字偏旁三竖并齐贯通，“燕”字中下部分成剪叉形，“廔”字中竖笔贯通下曳，皆表现出力度感。

“无咎周甲后作”石章，近代，王褆篆刻，通高4.3cm，印面边长2.1cm
印青田石制，方形，素面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无咎周甲后作”六字。边款阴刻楷书体“叔平社长六十寿。辛巳春日福厂刻寄奉祝”。
“无咎”见于《易经》，意为无过失或灾祸，古人多以之作名号，此处为马衡先生之别号。王褆于此印款中称马衡为社长，所谓“社”即圆台印社。辛巳年为马衡周甲（60岁），时圆台印社已成立13年。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