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iceinsummer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
9 k: I. e6 @4 f( ?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
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
- W2 f' u& a: n) e" A7 E& G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 p- ?8 j7 v# V  G  {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
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
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
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
《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
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
& e5 ?0 ?  Y; w3 @! `4 [2 A9 K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
8 k7 v% u0 I" H3 m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
1 _/ g/ {7 s0 J* P) y5 R3 d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
, U, o/ k1 R" I* g  R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
0 v  c5 ]$ o( ]3 j9 A( O) V  U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 x! k$ D4 G; @% C3 m- ~& c% W/ H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
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
( n2 p; ]$ u3 {4 \/ G, }$ `" U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
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 h7 n0 p7 U8 O( \' D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
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
  ?$ {: T; h2 P3 d: \/ H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
/ B% K' I% K, j* ]" p3 A0 h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 c: m+ U4 N7 B( @: k; U
3 L2 [* R: M6 V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
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
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
, \  C) B! y" L7 B3 v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
" p' Q0 D! W8 @; V0 ]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
* b; A8 r5 `4 b2 p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
+ d+ N3 o) }& h' P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
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
, }# r; {' n8 ~  s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
7 N# k+ a5 z3 A. x: h) G% A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 Y# i- Z0 c% w4 Q! N: i8 b& V! _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 e) A' q: a& l. }5 L. J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
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
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
9 ?9 N: h* g: h) ~& r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
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
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
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
% b  n& c% f3 f$ [8 @3 \5 i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
$ s# M8 x1 r9 P  }% ]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
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
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
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5 w. j# D1 v1 T# e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
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
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6 N; B! ~) X8 l* {; B' c
' v7 j% [8 m' r3 @5 D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
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
& z: d1 h3 D1 w# o7 T: K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
6 ?7 q# l+ R0 N, Q" x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
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 R2 r1 S  o, M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
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
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
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
) G7 M8 e& g/ Z$ I5 Y5 o5 F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
2 k+ ?# @  F+ h4 O0 I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
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
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
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
# d5 r2 y5 l. ]! C" a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 E* C( s( J" S; j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
2 {/ i" ?6 q4 W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
& I& k) O5 u. Z! Y! k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
0 V" v& ^9 Z% f7 p6 W0 x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
; P, i* H; ]3 r% b8 r7 Q/ R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
+ \2 Z) P6 `6 l( R4 Y% s  r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
9 `6 M9 ?/ [0 e7 a; x3 g$ v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6 ?! t3 S& J6 c4 ^& H2 M. c
1 ]# a8 K; M8 \. M) [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
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
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 d/ ~# m7 G0 P3 g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
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9 _* G3 L4 T0 w8 `9 o——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9 s. I/ M4 c" v: m
* ~0 h  e) @# `+ m3 x8 G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
, w5 r8 g- b. F3 O# h! _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
# z+ a1 g, f( `. X9 p; J9 O( V% K; F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
3 O' R5 B* E+ |& X' y' J9 s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
0 b, e- \( `: R4 v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1 G$ ]( {) N: J6 |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
* _# N& L/ R, j2 n, P2 S( E; u$ {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
: v6 p3 A. S7 E) G, m2 I3 d0 L' b9 t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
1 k3 F4 M- a8 R  [% [8 D  `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
- D( R' ^, N$ P5 b9 ]" m  J6 D. k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
7 G8 O- P( X" o( J1 J: v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
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
3 M7 G* d0 K" R' @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8 D! i! Z# \2 A2 H) h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
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
- L- |! f) f2 v, }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
+ G4 F! Z1 r0 x! U  W6 A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3 y0 Q; p& t) H1 ~) x
- D9 a( ^8 ]2 W/ e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
9 U% l9 i2 z' h4 t6 K2 \7 d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
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
2 A- L# }3 r$ J7 F5 Y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
悼念》一文改写的。

dmydxyaf

作者是谁啊？引在哪里？

iceinsummer

白鹿书院，未标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