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日当中--大唐帝国的扩张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9 20:46:08

　　(赫日当中--117)
　　
　　五、百济的征服（上）
　　
　　千余艘战舰组成的庞大的海军舰队从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在海面上乘风破浪，横跨黄海，直奔向朝鲜半岛的南部。
　　白须飘飘的老将苏定方一手横握宝剑的剑柄，站立在帅船的船头，两眼望着茫茫的海面，眼神中充满坚定与执着。从西部的瀚海到东部的蓝海，无论是指挥沙漠作战还是海上作战，这位非常专业的老军人都显得游刃有余。
　　苏定方的战略是战舰抵达百济之后，一部分舰队顺着熊津江逆流而上，沿着河流向上游发动进攻，另一部分兵力则登陆之后，从陆路配合海军发起进攻，夹击百济的首都。所以熊津江口，便成为百济与唐军的争夺的焦点所在。
　　百济在熊津江口布下重兵，严防苏定方的海军。然而对于苏定方来说，敌军的防守力量仍然显得太薄弱，大型战舰很快显示出强大的战力斗，制海权完全落入唐军之手，百济根本没有强大的海军与唐军在海面上较量，只能驻守在岸边防守。
　　唐军在选择登陆点之后，陆战队员向百济防线的后侧迂回，而海军则从正面突进，结果在海陆两军的夹击之下，百济在熊津江口设下的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弃尸数千具，其余的部队向后撤退。
　　
　　夺取熊津江口后，苏定方当即指挥大军，从水路、陆路齐头并进，目标就是位于位于熊津江畔的百济都城。
　　离都城还有二十多里时，百济国王已经调集了倾国之兵力，囤驻在都城之外，将全力捍卫首都的安全。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对等的战争，在唐军海陆军共计十万人的打击之下，百济的军队很快便陷于慌乱之中，结果这次会战的结果，是百济的军队损失了一万多人，其余人仓惶退入城内，苏定方的大军占据了外郊。
　　百济的国王夫馀义慈与太子夫馀隆夺路而逃，直逃到北方边境，留下另一个王子夫馀泰坚守都城。夫馀泰一看老爹跑了，老哥也跑了，索性自己立为国王，过过瘾，然后以国王的名义，号令百济军队坚守城池。
　　夫馀泰的侄儿、太子夫馀隆的儿子夫馀文思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暗想：“现在老国王与太子都还没死呢，叔叔就这样急于拥兵自立为国王，我看就算他能顶住唐军的进攻，也决不会把到手的权力交还，看来我父子是难逃一劫啊。”想到这里，夫馀文思干脆率着心腹，乘晚上天黑时，爬出城墙向苏定方的唐军投降。
　　城内的百姓对夫馀泰的政府的合法性就很怀疑，干脆就效法夫馀文思，想方设法出城向苏定方投降。夫馀泰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下令要严惩这些叛变者，但是连老国王与太子都对守住都城不怀梦想了，更别说其他的将士，所以在制止百姓投奔唐军这件事上，效果真是微乎其微了。
　　
　　都城并没有强大的抵抗意志。
　　苏定方派出一支敢死队登上城门之上，在城头上树起唐军的旗帜，旗帜迎风飞扬，城内的守军大惊失色，而夫馀泰更是沮丧，无奈之下，夫馀泰只剩下一个选择：打开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都城一降，百济大势去矣。不久，老国王夫馀义慈、太子夫馀隆也走投无路，前来归附，百济其他城池的城主也纷纷献城请降。
　　老将军苏定方真是不负重望，老将一出马，立马解决掉百济王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至此，百济共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座城池全部投降，人口总计七十六万户。大喜过望的唐高宗下令在百济五部的基础上，成为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实际是将百济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之内，以百济的旧有官员担任都督、刺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9 20:47:03

　　(赫日当中--118)
　　
　　然而，这次征服百济之战，唐军开始有了危险的征兆。虽然此时的唐朝的军事力量仍然无敌于天下，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正悄悄地形成。
　　这一年是公元660年。
　　这一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唐高宗开始委政于武则天，武则天权同皇帝，朝庭政令，多出于武则天之手。
　　这一年，唐朝的军队制度出现在重大的转折。
　　在此之前，从唐太宗开始，支撑着军队尚武传统的重要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第二，是建功立业的观念；第三，是“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时代游侠精神。
　　为了强化军队的尚武传统，唐太宗给予军队将士极高的礼遇，首先是有激励的机制，不仅是对活着的将士给予战功上的奖赏，即便是战死的将士，也同样论功行赏，皇帝派出使者对战死者哀悼致祭，建立祠堂，以供后人纪念，对于有功者，还追赠官爵，并可以将此官爵转赠给儿子兄弟。
　　其次，唐太宗对于如何保持士兵高昂的士气与斗志，确有非凡之手段，孟子曾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政府与士兵之间，需建立起信用制度，在唐太宗时代，每有战争，则大批的民间勇士纷纷响应号召，甚至自带粮食武器，请求作为自愿军，所以唐军四处征战，兵源却十分充足。这种高昂的士气，来自于政府对战士的社会地位的认可，战士的社会地位要比平民来得高，所有从军的人员，政府会留下档案纪录，在战场上立功之人，除了赏赐之外，均会纪录在档案中，这是对其为国家出力的证明。
　　
　　然而，唐军这一传统，在660年被颠覆。
　　如果结合660年的政治事件分析，这上正是武则天掌握实权的关键一年，那么可以推断颠覆唐军之光荣传统之人，很可能是武则天。
　　这个颠覆，是政府信用的缺失，激励制度的破坏，士兵社会地位的下降，最终导致士气涣散，尚武精神遭压制，战斗力大大被削弱。
　　从唐朝征战史来看，其由盛而衰的转折标志，乃是670年的大非川惨败，然而其祸根早在660年便已经埋下，这不能不深究其原因。我们来分析一下，660年开始，这些衰败的征兆是什么。这里重要的一份史料，就是664年时刘仁轨从百济上奏朝廷的一份奏折。
　　首先是对士兵档案制度的破坏，这一年的出征百济，竟然没有出征战士的档案纪录，这意味着参军的士兵，不论是死是活，根本没有其为国效力的证明，而战死沙场进，甚至没有留下其姓名，光这点足以令所有的士兵为之心寒。史料记：“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刘仁轨664年上疏，以下省称刘仁轨疏）
　　其次是士兵社会地位的下降，与平民没有差别，后来刘仁轨在上书皇帝时，曾写道：“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因为士兵地位的下降，所以他们即便凯旋回国，从战场上得到的奖赏，往往被当地官府的官吏所盘削，“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刘仁轨疏）
　　再者，是政府缺失信用，经常性地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而且在延长服役期的同时，并没有增加相应的物资供应，这使得士兵大为报怨：“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 （刘仁轨疏）
　　当然，这种对军队传统的颠覆，其恶果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显山露水，所以从短期来看，唐军仍然非常强大，但是随着士气的消靡涣散，这支曾经天下无敌的伟大军队，最后会沦落到何等尴尬的地步。
　　此话题暂先休笔，后文会继续谈及，现来看看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百济的局势是如何变化的。
　　
　　苏定方在擒获百济国王及太子之后，百济悉平，唐军大肆劫掠百济，并杀死不少百济青年男子。这事发生在苏定方的军队，确实颇令人意外。
　　在四年前的西征中，王文度下令屠城时，苏定方反对道：“我们王军不远万里，乃是前来讨伐叛贼的，你这样做，我们与盗贼有什么分别！”并且对于掠夺之物，苏定方分文未取。后来苏定方率军西征阿史那贺鲁，似乎也没有发生劫掠事件，为什么在百济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笔者推测，这必定与前文所述660年唐政府对军队态度转变有关，苏定方所率之十万大军，政府不给予登记在册，这几乎断绝这些人心中搏取功名的信心。几年后，名将刘仁轨的一折奏章，给我们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他写道：“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是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刘仁轨疏）可见在此时，苏定方能够激励士卒作战的，只有“许以勋赏”，拿什么来赏？很明显，只得取之于敌国。
　　纵兵劫掠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几乎毁掉了苏定方的所有战果。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9 20:48:02

　　（赫日当中--119）
　　
　　百济的将军黑齿常之率先造反。
　　黑齿常之是百济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身高七尺有余，身材壮硕，其人骁勇善战，富有谋略，是百济国内一位英雄人物。他官居达率，达率就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同时也是一员战将，在战争初期，他率军抵抗唐军的进攻，但是随着百济国王与太子投降，他也放下武器，举城向苏定方投降。
　　唐军在百济的劫掠，使得黑齿常之义愤填膺，他与十几名心腹秘密返回他的治地，收罗其旧部，占据任存山，砍伐树木，结为栅栏，作为军事基地。黑齿常之的反抗，一呼百应，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前往归附黑齿常之的百济兵民，达三万余人。
　　这次叛乱的速度之快，令苏定方有些措手不及，他急急地率军进攻任存山。两位名将对阵，结果黑齿常之凭借所占据的有利地形，挫败了苏定方的进攻，唐军被迫撤退。黑齿常之乘势发起反攻，收复了多座城池，苏定方派兵与之交战多次，没办法打赢，此时苏定方准备班师回国，他留下郎将刘仁愿及一万名士兵，镇守熊津都督府，自己则率唐军主力，押着百济国王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渡海返回国内。
　　
　　唐高宗仍然遵循旧例，赦免了百济国王夫馀义慈，其余百济官员也一概释放，很好地保持了战争中人道主义的立场。同时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王文度便是唐军第二次西征西突厥时下向程知节夺权，又下令屠杀恒笃城的将领，当时被罢了官，但几年后又时来运转，捞了一个熊津都督。王文度虽然是官场不倒翁，不料他渡海刚到百济，便水土不合，一病呜呼了。
　　此时百济的叛乱越演越烈。
　　百济大将福信以及大僧侣道琛在周留城聚众起事，从日本迎回百济王子夫馀丰，将他扶立为百济国王。黑齿常之与他的部将沙吒相如各率一部分兵力，占据险要地形，积极响应福信及道琛的复国运动。
　　紧接着，道琛率百济复国军围攻镇守熊津的刘仁愿部，此时复国军已经控制了百济绝大部分的土地，将唐军压迫在熊津一座孤城内，形势非常严峻。
　　由于王文度的突然去世，唐高宗下诏，起用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接管王文度的军队。如果不是王文度骤死，那么刘仁轨这位大唐名将恐怕是没有出头之日，为什么呢，因为刘仁轨已经六十岁了，而且，他还真没带过兵。
　　
　　在唐高宗时代的军事史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老将特别的多，这些老将有的时在唐朝开国战争中就战功彪炳，象李世勣、程知节；有一些是从军很久，但老了才成为一方统帅，象苏定方；还有一些是没上过战场，但年迈时不小心成为一代名将，象刘仁轨。当然，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论，唐高宗时代的辉煌战绩，乃是继承了贞观时代所遗下的庞大的资本，包括人才资本。
　　先来简略地了解了刘仁轨这个人。
　　刘仁轨出生隋末，年轻时正逢隋末大乱，但他并没有拔刀上战场而就名将之路，而是酷爱读书，要很艰难的战乱时代，发愤图强，博涉文史。到了李渊开国之后，刘仁轨因为肚子里有些墨水，被授予息州参军，不久升任陈仓县尉。刘仁轨担任这个小官好些年，直到唐太宗即位后，发生了一件事，才使得他的命运出现转折。
　　当时在陈仓有个折冲都尉，叫鲁宁，此人在陈仓县横行霸道，其他地方官员都躲他远远的，刘仁轨多次警告他，但没有用，反而更加趾高气扬，不把刘仁轨放在眼中，刘仁轨派人将他抓捕，杖毙堂下。这下可不得了，州官把这事报到朝廷，唐太宗大怒，骂道：“这是什么县尉，竟敢杀我折冲都尉。”下令将刘仁轨押解到朝廷。
　　但是刘仁轨真是幸运，他遇到的人是唐太宗，唐太宗亲自传他问话，结果发现此人不仅很有见识，而且为人正直，暗暗称奇，不仅未追究其罪，反而授他栎阳县丞。
　　到了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在秋收前准备去狩猎，刘仁轨虽然官很小，但他上表劝阻唐太宗，唐太宗想起这个曾杀折冲都尉的小官，下诏对他一心为国的忠心与勇气表示嘉奖，并提拔为新安县令。此后数年，刘仁轨多次升迁，担任给事中。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9 20:48:56

　　(赫日当中--120)
　　
　　刘仁轨在担任给事中期间，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中书侍郎李义府，当时李义府深得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恩宠。
　　656年时，洛阳有一个美女淳于氏犯案，被关押于大理狱。李义府见淳于氏美艳欲滴，就想把她纳为小妾，所以就暗中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将她无罪释放。结果大理卿段宝玄怀疑有人从中作鬼，便上奏唐高宗，皇帝派刘仁轨调查此事，刘仁轨办事严谨，配合大理寺，将毕正义抓了起来。李义府害怕事情漏露，便以威胁手段迫使毕正义在狱中自缢身亡，但后来事情还是水落石出，不过由于李义府是皇帝与皇后身边的红人，所以还是逃过一劫，由是李义府对刘仁轨恨之入骨。
　　四年后（659年），李义府找准机会报复，将刘仁轨外调为青州刺史，这只是开始，刘仁轨的恶运降临了。
　　又过了一年（660年），苏定方远征百济之后，唐高宗又出动大军，对高丽发动战争（征高丽之战，后文详述），作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负责海上运输，当时正是逆风，船队不宜出海，但是李义府却严加催促，刘仁轨没有办法违抗命令，只得率船队出发，结果在海上被暴风打得七零八落，结果许多船沉入海中，物品人员损失惨重。
　　
　　对于这起重大事故，唐高宗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调查。李义府秘密指示袁异式，将刘仁轨定为死罪，并对袁异式说：“你如果能办事的话，以后不必担心不会升官。”袁异式到任之后，对刘仁轨说：“你跟朝廷里什么人结仇了，我看你这次是躲不过了，与其被定罪处死，不如你早自行了断，也可体面些。”
　　刘仁轨摇了摇头说：“仁轨当官未能尽到职责，国有国法，如果你以国法处我死刑，我决不会皱眉头；但如果要我自行了断，让仇人称心快意，我却心有未甘！”
　　袁异式不敢违背李书府的指示，将刘仁轨关入大狱中，并且用大锁把他锁起来，然后将案情汇报给皇帝。李义府又借机在唐高宗面前进谗道：“不斩刘仁轨，无以向天下百姓谢罪。”
　　眼看只要唐高宗一点头，刘仁轨就要人头落地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舍人源心直向皇帝提醒：“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这句话提醒了唐高宗，也把刘仁轨从鬼门关拉回来，最后对刘仁轨从轻发落，削去其官职，降格为平民，仍留在军中待命。
　　
　　显庆六年（661年），王文度意外身故，当时以平民身份留守军中的刘仁轨因祸得福，唐朝廷指示他率领王文度的军队，连同新罗国的军队，前往援救困守在百济府城的刘仁愿。这两刘名字有点相近，其实并非兄弟。
　　刘仁轨喜出望外，他乐道：“看来老天爷要让我这个老汉富贵了。”
　　刘仁轨这个人很了不起，屡遭陷害，但他并不怨天尤人，也不因此而消沉沮丧，足见其意志之坚强与为人之达观。
　　为了表明此番出征的必胜决心，刘仁轨在临行前，向州司请领《唐历》以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干什么用呢，刘仁轨说：“我将要扫平东夷，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没想到啊，没想到，连文人出身的刘仁轨都有布国威于波涛万里之胸襟，大唐之尚武精神，确非虚言。
　　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刘仁轨没有带过兵，至少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他六十岁以军指挥作战的纪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带兵，其实从隋末到贞观时代，战争连绵不断，文人留心兵事是很正常的事。想必刘仁轨平日也熟习兵书，这位文官在带兵上却是很有一套，他治军严厉，很快，原本隶属于王文度这支海军，在刘仁轨的整饬之下，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海上雄狮。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20 20:21:07

　　(赫日当中--121)
　　
　　六、百济的征服（下）
　　
　　在新罗军队的支援下，刘仁轨率唐军开始反攻，联军连战连捷，一直推进到熊津江口。百济复国军深知唐朝海军的强大，所以便在熊津江口设立两道栅栏，以阻滞唐朝海军的进攻，但是此举并没有能阻挡刘仁轨。
　　刘仁轨兵团与新罗军队分进合击，拔除百济军的栅栏，与百济军展开决战。百济军队早就领教过唐军的厉害，眼看苦心经营的栅栏防线被突破，更是斗志全无，唐与新罗联军乘势大举进攻，百济军队大败，除了被击毙之外，还有大量的士兵争先恐后渡河而逃，结果被溺死的人不计其数。熊津江口之战，百济复国军损失了一万余人。
　　正在上游河段围攻熊津都督府的道琛兵团，得知熊津失守之后，大惊失色，放弃了对刘仁愿的包围，退守任存城。刘仁轨兵团与刘仁愿守军顺利会熊津城之后，唐军的防卫力量大大增强，完成支援任务的新罗军队也返回国内。
　　
　　此时，来自朝廷的一只黑爪又伸向刘仁轨，这只黑爪，仍然是李义府。
　　李义府秘密指示刘仁愿，在熊津城内，干掉刘仁轨。但是刘仁愿十分佩服刘仁轨的为人，再说，现在百济战场上，熊津已是一座孤城，在这个时候内斗，无疑是自毁长城。
　　对刘仁轨来说，战场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开李义府的毒手。
　　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唐朝驻军与敌对的百济复国军处于对峙状态，但是形势对唐军越来越不利了。
　　百济的复国运动如火如荼，其核心人物僧侣道琛自称为“领军将军”，另一将领福信自称为“霜岑将军”，两位将军四处招兵买马，其军事力量很快便膨胀起来。而刘仁轨与刘仁愿的军队，却得不到兵源上的补充，与百济复国军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得采取守势，静观其变。
　　唐高宗决心再度动用新罗的军事力量，他以诏书的方式敦促新罗国王金春秋增援熊津城。新罗国王派遣大将金钦为援军司令，进军百济，以支援唐军，然而行至半途一个名为古泗的地方，百济“霜岑将军”福信率军埋伏于此，对新罗援军进行截击，结果新罗援军吃了个大败仗，总司令金钦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回新罗国内。
　　新罗军队的受挫，使得唐军更处于孤兵无援之境地，刘仁愿、刘仁轨苦撑危局。
　　然而，百济复国军的内乱，却使刘仁轨得以转危为安。
　　百济复国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位将领道琛与福信，在势力不断膨胀之时，新的危机出却出来，就是两个争权夺势，互不信任，结果最后福信杀死道琛，清洗道琛余党，成为复国军的最高军事首领。然而此番内讧，却极大地削弱地百济军队的力量，所以刘仁轨与刘仁愿虽然只驻守在孤城，但是并没有遇到百济大军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刘仁愿、刘仁轨驻守熊津都督府的同时，唐朝廷的战略主张，是消灭百济北部的高丽王国，只要高丽王国投降，那么自然可以打通救援刘仁轨的通道。
　　然而，到了662年，远征高丽的战争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暂略，后文详述），此时刘仁轨、刘仁愿坚守孤城已过一年了，北方的救援通路不能打通，唐高宗不得不给刘仁愿（已经升任熊津都督）与刘仁轨发出指令：“现在远征平壤的大军已经撤回，你们孤守一城，不可能独存，最好把军队撤往新罗。如果新罗国王要求借用你们的力量进行留守，那么就暂时驻留在那里，如果不需要的话，即该启航，返回国内。”
　　这条诏令，充满无奈，放弃熊津城的坚守，就意味着唐军将完全撤出百济。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20 20:22:13

　　(赫日当中--122)
　　
　　刘仁愿将皇帝的命令公示给众将士，多数将士都巴不得早日回归祖国，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此时一人站出，年纪有些大了，但是声音极为威严，一看却是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只听他朗朗而道：“诸将士，听老夫一言。”
　　众人停止议论，听刘仁轨的演讲：
　　“《春秋》大义，大夫出疆，如果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可以独断专行，何况我们正身处沧海之外，居豺狼之地。诸君都是帝国的臣民，自应当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可以战死，不可有贰心，岂可先考虑自己的私利呢。如今朝廷要击灭高丽，所以先要平定百济，把我们留在这里，就是在敌人的心腹插上一把刀；现在敌寇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只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厉兵秣马，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还是有把握打胜仗的。只要得胜，军心才会安定，然后分兵占据险要地形，打开新局面，到时向朝廷请求援军，只要朝廷知道我们可以成功，必定会出动大军增援，到时可全歼敌军，如此一来，可永保海外的风平浪静。现在平壤方面的大军已经撤退，如果熊津城不战而弃，那么百济的残余力量很快就会强大起来，那么高丽的征服就遥遥无期了。”
　　众人听了都默不作声，刘仁轨继续以他煽动性的天才继续演讲：
　　“现在熊津以一城之地，挺立于敌人势力之中，如果我们要撒腿就跑，马上就会被四周的敌人所俘虏；就算我们侥幸逃脱，撤往新罗，也不过是羁旅之客；到时再心怀怨恨，追悔莫及。况且百济大将福信凶悖残虐，君臣之间相互猜忌离心，将领之间相互残杀，我们正应该坚守城池，静观其变，一旦有机会，便乘机出击，不可轻言撤退。”
　　
　　刘仁轨力排众议,其坚强的意志及其必胜的信念，无疑给所有的官兵吃一一剂定心丸。此时对局势持悲观态度的，不仅仅是守卫在熊津的官兵，也包括朝廷中的大多数人。自从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仅一年，唐军在百济的势力已经只限于熊津城一隅了，而高丽战场的挫折，无疑使熊津这一海外孤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刘仁轨的坚强意志，唐军的所有成果将化为乌有。
　　要稳定士气与人心，除了以演讲来鼓动之外，更需要一场胜利。
　　此时百济复国军方面，已经得知唐高宗下达撤退的命令，所以百济国王夫馀丰与大将福信故意派人到熊津，对熊津都督刘仁愿等人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回国啊？界时我等当派人相送。”很显然，百济方面认为熊津在新罗援军被击退，高丽远征又告失败的情况下，撤退是惟一的选择，只是他们低估了一个人的决心与意志，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刘仁轨敏锐地察觉到战机出现了，因为此时的百济军队几乎是在等待唐军的撤退，对唐军的反扑根本没有戒心。
　　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这是伟大人物的共同特点。
　　
　　机不可失，必须要马上发动进攻。刘仁轨与刘仁愿经过商议之后，立即趁敌人无备之时，倾巢而出，这次闪击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唐军接连攻克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等，杀伤大量敌军，并且分兵驻守。
　　这次闪击的成功，唐军士气大涨，同时官兵们对刘仁轨之前坚持留下的决心与超强的判断力，都极为钦佩。
　　刘仁轨并不满足此战果，他密约新罗出兵，兵临真岘城。真岘城乃是险要之地，福信深知其重要性，因而加派了军队，以强化防御力量。即便如此，刘仁轨仍然很轻易地拿下了真岘城，他抓住守军一次松懈的机会，以新罗兵为主力，在黑夜时分，利用陡崖上的草木，攀爬而上，天亮时新罗士兵已经控制了真岘城。
　　真岘城之役非常重要，因为占领了真岘城之后，即打通了与新罗的运输通道，唐军可以得到新罗王国在粮食、武器甚至兵员上的支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20 20:23:00

　　(赫日当中--123)
　　
　　刘仁轨的坚忍意志，挽救了帝国在百济的事业。
　　唐军连连得手，形势一片大好，熊津都督刘仁愿向朝廷汇报了所取得的战果，并且请求增兵百济。当唐高宗见到这份奏报时，喜出望外，原本他已经认为朝鲜半岛没戏了，没想到唐军不仅守住了熊津，而且还打通了与新罗的交通线，真是令人惊喜，于是他下诏，征调七千人的军队，增援熊津。
　　唐军的胜利，与百济持续中的内讧有关系。此时百济复国力量中，斗争更趋激烈，在道琛被福信所杀后，国王夫馀丰也深感自身难保，对福信极度不信任。福信便想出一个诡计，假装得了重病，闭门不出，只等着国王前来探病时，将国王杀死；但是没想过福信的这条毒计被泄露出去，结果国王夫馀丰将计就计，派出亲信，以探病为由，袭杀福信，并且清剿福信的党羽。
　　百济复国运动的两位核心人物道琛与福信都相续死于内讧，而百济国王夫馀丰现在感到有些势单力孤了，而唐军不但守住熊津，而且还占据多处军事要地，唐朝援军还正从中国送抵前线，怎么办呢？夫馀丰估计自己是抵挡不住了，只得求助于外援，百济与高丽是盟友，而夫馀丰长期呆在日本，与日本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便分别派出使者到高丽与日本，寻求军事援助。
　　
　　唐军的七千名援军，从海上启程，赶赴百济，兵团指挥官是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孙仁师兵团与刘仁愿、刘仁轨顺利会师之后，唐军声势大振。
　　冬去春来，转眼已经是龙朔三年（663年），在百济王夫馀丰的请求下，日本于本年三月出动一支二万七千人的军队，在新罗登陆后，随即发动对新罗的进攻，以牵制唐军与新罗联军对百济复国军的威胁。
　　日本也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这使得百济的局势更加微妙与复杂。在打通新罗通道之后，唐军需要新罗的支持，而日本则采取打击新罗的策略，既可以牵制唐军，又不致于与无敌的唐军交锋，可谓是用心良苦。
　　但唐军将领看来，要减轻新罗的压力，则必须要对百济施加军事压力，迫使日本军队回援百济，然后与新罗联手，共同歼灭百济与日本的联军。所以唐军必须主动发动进攻，要选择哪里作为进攻方向呢？
　　孙仁师提出来进攻百济的加林城，加林城位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是一个战略要地，百济一定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跟唐军全力争夺的。
　　但是刘仁轨认为加林城固然是一个战略要地，但是其一，这座要塞十分坚固；其二，加林城的战略地位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还是远远比不上百济复国军的都城：周留城。所以刘仁轨提出自己的看法：“加林城易守难攻，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战术，那么伤亡将很惨重，如果采取围困战术，那么又将旷日持久。依我之见，不如直捣敌军的老巢周留城，这是敌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要攻克周留城，其他城池必将闻风而下。”
　　
　　经过诸位将领的讨论，认同了刘仁轨的意见。
　　唐军开始展开军事行动。百济与日本方面通过种种迹象判断，唐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要针对百济的都城周留城，于是日军调整作战方略，将入侵新罗的军队，用兵船调往周留城，集中的进入周留城的水上通道白江的入海口处。
　　然而，在日本方面，仍然感到唐军战斗实力的恐怖，虽然唐军的人数并不是十分多，估计总兵力也就是二万左右。连日本人都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政府决心再度增援百济，八月，再派出将领庐原君臣统领一万余名海军，以加强同唐海军的对抗。
　　与此同时，熊津都督刘仁愿、行军总管孙仁师以及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唐与新罗联合步骑兵，从陆路行进；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应是海军将领）、百济降将夫馀隆，率领海军舰只以及运粮船，从熊津直接进逼白江。根据所定的计划，海、陆两路大军将在白江会师，然后向复国军政府所在地周留城发动强攻。
　　八月二十六日，两路大军抵达白江口时，日本海陆军已在严阵以待。
　　一场发生在七世纪的中日大海战拉开序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20 20:23:54

　　(赫日当中--124)
　　
　　可惜的是，这次大海战，在史书中只是轻描淡写，使我们现在很难恢复其历史真貌，双方所投入的兵力，战术的细节，均无法详知，只能加以推测。
　　在日本军队方面，八月份从本国启航的援军共有一万余人，那么入侵新罗的日军有多少人调往百济呢？，笔者推测是二万七千名士兵中的大部或全部，否则新罗国王怎么可能置本国安危于不顾，协助唐军进攻白江口呢？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日军的兵力可以达到三万五千人到四万人之间。参加白江口会战的百济军队，情况不详，估计有数万人。
　　唐军在百济的军队，估计在二万人左右，参加这次会战的人数不详，其中兵船有一百七十艘，以每艘船搭载八十名战士推算（见下文），大约投入的海军是一万三千人左右。新罗出动的兵力也不详，估计是数万人，唐与新罗联军并不占优势。
　　
　　当刘仁轨的海军进抵白江口时，在江面上游弋的日军船只大约有一千艘，从这个纪录中，可以判断出日本的船只比唐海军的船只要小得多。在第一次征高丽里，张亮所统率的海军四万人，乘五百艘船，平均每艘船搭载八十人；而日本总兵力三万多人（还不全部是海军）却要乘一千艘船，平均每艘船搭载三十多人；这是一个证明，唐海军的船只平均要比日海军大两倍以上。实际情况可能都不止，前文提到，唐太宗在征高丽失败后，便在四川盆地建立大型舰船生产基地，动用最优秀的船工，这个时期所造的船只，应该比第一次远征时还要庞大。
　　因为唐军的舰船体积大，所以就能装载重型攻击武器，有唐太宗到唐高宗期间几次对高丽发动的有限战争中，海军在登陆之后，可以敌城堡发动进攻，比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牛进达率海军在高丽登陆后，攻破石城，并围攻积利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配备重型武器，可以轻易发起攻城战。
　　
　　白江口战役是在海上、陆上同时进行的。
　　唐与新罗联军首先从陆地上发动进攻。
　　当时防御一方的百济、日本军队的情况是这样的：日军以一千艘兵船排布在白江入海口入，以防止唐海军沿着白江逆流而上，向政府所在地周留城发动突袭。百济精锐骑兵则负责保护两岸的安全，以免日本兵船在停泊时受到来自岸上的攻击。
　　以新罗军队为主力的陆军率先向百济军队发起攻击，刘仁愿、孙仁师的唐军步兵紧随其后，当陆地上展开厮杀之际，日本的船只也拔锚开进，迎战刘仁轨的海军。
　　这是中国与日本军队的第一次交战，敌手的实力如何，对刘仁轨来说，这还是个谜，所以面对人数与船只上均占优势的日本海军，刘仁轨宁可小心谨慎，以避免遭遇日军的埋伏，所以唐海军排开队列，并不急于同日军大决战，而只是小规模地接触。在日本一方也表现出同样的谨慎，面对唐军庞大的船只，日本人不由得要望洋兴叹，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丝毫没有占到优势。日本方面将唐军海军称为“坚阵”，具体所指不详，但可见在日本人看来，唐海军舰队犹如铜墙铁壁一般，是不容易攻破的。
　　
　　第一天的海上交战，就这样以小战斗而告终。这天晚上，估计双方的将领都绞尽脑汁来思考击破对方的方法，日本海军将领经过一晚上讨论，最后认为：“我们只要奋力争先，唐军必定会知难而退。”决定利用自身船多兵众的优势，发扬不怕死的精神，向前冲锋。
　　在唐军一方，刘仁轨也在思考如何以自己之优势，挫败敌军。唐海军的优势有几点：第一，船体高大，与日本兵船在近距离对抗中占尽优势，可以居高临下攻击；第二，配备有重型武器，如抛射机、强弩等，在远距离对抗中也占有优势；第三，唐军海军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在多次攻打高丽及百济的战争中，积累了许多海上作战的战术。因为当时的船只都是采用木制，所以火攻无疑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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