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之死——十三个帝国大佬的终局自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3:24:38

　　这就是“靖康之耻”。
　　这就是刻在每一个大宋臣民心头上的至深至痛的创伤。
　　从那个天崩地裂的早晨开始，这一幕王朝覆灭的惨剧便紧紧缠绕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北宋因何而亡！？
　　是亡于君？还是亡于臣！？
　　是亡于战？还是亡于和！？
　　我不知道……
　　当我踯躅于靖康二年冬天那些祁寒的早晨中，看见天下最繁华的这座城市转眼沦为人间地狱，我的大脑和心灵便已僵硬得无法思考。
　　我张开迷蒙的双眼，看见这一季的冰霜正铺满在我一生的道路上。
　　我知道，未来的我每走一步，都将踩到靖康二年。直到有一天我能对自己说——瞧，北宋乃是因此而亡！
　　可究竟要到哪一天，我才能给自己答案！？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终于图穷匕见，决意颠覆赵宋王朝。
　　最后的那几天里，金人一边在城中大肆劫掠，一边授意翰林承旨吴幵、留守王时雍等人集合百官推立张邦昌为帝。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个个面无人色，一声也不敢吭。王时雍遂拟就一道议状，强令百官签署。张叔夜、孙傅等人拒不署名，立刻被押往金营。前宰相唐恪被迫签名之后，含恨自尽。
　　最后议状递到了我的手上。
　　我把目光落在赵宋王朝这一纸脆薄而沉重的死亡判决书上。我看了很久，始终没有接过王时雍手上的那管狼毫。
　　最后我抬头瞥了一眼王时雍那张表情复杂的脸，蓦然转身离去。
　　我手下的御史们纷纷跟在我身后，走进了御史台。
　　众人坐定之后，我许久不发一言。
　　监察御史马伸最终打破了沉默。他说：“吾曹职为诤臣，岂容坐视、不吐一辞！？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
　　众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仿佛塞了一团杂草，又仿佛空无一物。
　　这场空前未有的巨变几乎已经剥夺了我的思考力。
　　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个大宋王朝的历史转捩点上，我既不能当李若水，也不能当王时雍。
　　一腔忠义的李若水，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留下一个忠肝义胆的烈士之名外，对时局可有一丝一毫的助益！？
　　没有。
　　为虎作伥的王时雍，国难当头之际却甘当金人的奴才和帮凶，把屠刀架在自己的同僚和同胞身上，这种人非但为国人所不齿，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最终也会被金人兔死狗烹。我能当这样的人吗！？
　　不能。
　　所以，我必须走第三条道路，发出我秦桧自己的声音。
　　就在所有御史台官员的期许和注目下，我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封致金人和国人的公开信：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此信一出，大宋臣民们立刻称颂我为“赵宋忠臣”。
　　就是这封信，连同以前坚持主战的言行，最终为我博得了美好的声誉和必要的政治资本，使我日后从金国回到南宋时一下子就有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可我心里很清楚，我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绝非出于什么君臣大义，而是出于我现在所秉承的务实而稳健的处世原则。换句话说，我只是向天下人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宋的都城虽丧，但是民心未亡。在此情况下，金人无论指定谁来组建傀儡政权势必都不能长久，到头来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与其扶持一个毫无根基的小朝廷来刺激抗金的情绪和行动，还不如仍然保留一个臣服于金的赵宋王朝，这样反而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实际上向金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金与宋之间，并非只有你死我亡这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双方完全可以在适当妥协的基础上取得一种微妙的利益均衡。
　　日后我在想，金人正是从这封非同寻常的公开信中，看出了我与宋廷衮衮诸公们的区别。正是这封信让他们逐渐意识到，也许在对宋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上，这个叫秦桧的人能帮他们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从而寻求一系列务实稳健而又切实可行的新政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封信既为我自己最终成为“赵宋忠臣”画下了完美句号，也促使金人为我铺设一条无间道提供了理论蓝图。
　　它就像是一座里程碑。
　　当然，你们也可以称其为耻辱柱。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慢慢发生的。
　　当金人的前方二帅乍一看见这封信时，他们是不可能去想那么多的。
　　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当成抗金派，不由分说地抓进了金营。
　　于是，继钦徽二宗、所有宗室成员和一帮大臣之后，我也成了金人的阶下之囚。
　　说实话，直到我枷锁披身、被金人掳掠着一路北上的那些日子，我才真正体验到了一个亡国奴的痛苦、耻辱和辛酸。
　　如果说汴京陷落、家国覆灭留给我的只是凄楚的记忆，那么离乡去国、任人宰割的囚徒生涯就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梦魇。
　　我对自己说——秦桧，你必须找到一条逃离梦魇的道路！你的一生不能就这么完了！
　　所以，无论当我日后走上无间道有多少复杂的动因，但是求生本能肯定是其中最不可忽略的一条——因为在那样的时刻，无间道就是我生命的出口，是我逃离绝望的唯一道路。
　　所以，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无间道，还不如说是无间道选择了我。
　　我这么说并不表明我在狡猾地逃避责任，而只是表明我在无奈地承受命运。
　　我不求你们原谅一个来自金国的间谍，但请求你们理解一个陷入绝望的人。
　　靖康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我们这些被俘的赵宋君臣、宗室后妃，连同宦官宫女、倡优工匠等不下十万人，先后分成七批被押解北上。一路上遭受的凌辱折磨一言难尽。很多人死在了半道上，其中就有饿死的燕王赵俣、绝食而死的将军张叔夜，以及投水自尽的钦宗皇后朱氏。我随徽钦二宗先是被押到燕京（今北京）、后又迁徙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并于第二年八月被迁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金太宗把徽宗封为昏德侯，把钦宗封为重昏侯，以此羞辱赵宋皇帝。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故国音讯阻隔，根本不知道傀儡张邦昌只当了三十三天皇帝就迫于朝野压力自动下台了，而康王赵构也已于靖康二年的五月初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并改元建炎。直到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徽宗从一张包茴香的黄纸上看见了“建炎”的南宋年号，才知道自己的第九子赵构已经成了新的大宋天子。徽宗悲喜交加、激动不已。他不但相信儿子赵构能够重整大宋河山，也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回归故国。
　　因为“茴香”就是“回乡”，他觉得这是天意。
　　可是，这个天意到头来也只是徽宗的美妙幻想。
　　因为我们的高宗皇帝赵构自从登上宝座后，唯一盘算的就是如何与金人妥协议和、从而保住自己的天子富贵，而不是光复河山、迎回父亲和兄长。
　　可对徽宗来说，大宋国祚的延续无疑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以为大宋已经有了和金国重新谈判的筹码，遂草拟了一份新的和约，并命我加以修改润饰。
　　那一刻，我蓦然看见有一道微光从我那幽暗无望的囚徒生涯中闪过。
　　就是这道微光照亮了我生命的出口。
　　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徽宗原意的基础上，对和约大加修改和润饰。于是在最终的定稿中便出现了一个事关宋金两国关系的全新提法——南自南，北自北。
　　这个提法所传达出的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理念立即引起了金国高层的兴趣和关注。
　　完颜宗翰看完之后，结合当初的那封公开信，终于意识到这个秦桧绝非庸才。他预感到在未来的两国博弈中，这个秦桧很可能会派上大用场。宗翰立即召见了我，大表赏识之后，赐我钱万贯、绢万匹，并引荐我觐见了金太宗。
　　金太宗也对我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青睐。一番客套和勖勉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弟弟完颜昌，让我在他的帐下供职。我知道，这是金国皇帝要对我进行观察和考验，以备必要之时委以大任。所以我拿出了比当初在宋廷时更为巨大的热情和敬业精神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似乎要到好些日子之后，我才会在夜半梦醒的时候突然间心惊不已、汗流满面。
　　至今我犹然记得那些夜晚，我蓦然翻身坐起，长久地凝视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然不知自己是谁、此地何乡、今夕何夕！？
　　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一种典型的背叛家国的行径为何竟被我自己解读成了“新的工作岗位”！？
　　从一个“赵宋忠臣”到一个金国鹰犬的角色转变，为何会如此不着痕迹、轻松自如！？
　　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至于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
　　想象中的那些彷徨犹豫痛苦挣扎焦灼不安自我分裂为什么居然都没有发生！？
　　我为自己的悄然蜕变而悚然心惊，并且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仿佛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就发生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自己的了解事实上远远滞后于我对自己的颠覆。
　　也许就在完颜宗望第一次兵临汴京城下，而我一边看着首鼠两端的钦宗皇帝一边心寒不已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或者稍晚一点，随着忠臣李纲一次次遭到挚肘、排挤和陷害，而我对时局的勘破也日渐透彻的时候！？
　　抑或再晚一点，当汴京在金人的蹂躏下变成一座地狱，而我则痛切地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和平更为宝贵的时候！？
　　还是一直到我成为金人的俘虏，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我只好告诉自己要不惜代价自我拯救的时候！？
　　……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既然世界早已不是当初的世界，那我当然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我。
　　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开始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间，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全面战争，试图趁赵构即位之初、立足未稳而一举将南宋吞并。金军数度大举出征，长驱南下。兵锋所及之处，北自黄河南至江淮、东起齐鲁西至陕西的南宋大片国土纷纷沦陷。金人甚至一度深入到江西、浙江等地。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仓惶南逃，先后从扬州逃到镇江、江宁（今江苏南京）、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鄞县）、最后又东逃入海。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其后穷追不舍，甚至以舟师入海追击了三百里。但是宗弼孤军深入，而且暑热将至，终究不敢恋战，遂于建炎四年三月撤军北还。
　　与此同时，进攻中原的其他各路金兵虽然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但是也遭到以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为首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但其强大的攻势不能持久，而且无法在其所占领的城邑长期立足。金廷很快便发现，这广袤的占领区和众多城邑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收获的利益却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预期。金人终于意识到，要单纯依靠战争手段在短期内灭亡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们不得不谋求新的对宋战略。
　　首先他们再度采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就跟当初扶持张邦昌建立“大楚”政权一样，于建炎四年九月扶立原宋朝济南知府刘豫在河北大名府重建了一个傀儡政权“大齐”，以此统御山东、中原和陕西等地，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并进而威胁南宋。
　　走完了这一步，金人接下来要实施的，就是“以和议佐攻战”的对宋新战略。
　　而我秦桧则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这一战略的最佳执行人。
　　于是，自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从大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三年多的我——就在这微妙的历史时刻重新粉墨登场了。
　　建炎四年夏，我以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的身份随同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这一次南下，我已经肩负了一项特殊而重大的秘密使命。
　　换句话说，从跟随完颜昌的大军开出上京的这一刻起，我便正式走上了一条从金国朝廷直通南宋朝廷的无间道。
　　金国高层决意将我做为一枚钉子，悄悄钉在南宋王朝的心脏上。
　　我的使命便是利用此次随军南下的机会，以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脱身，然后潜回宋廷，并尽可能打入南宋的权力中枢，最终全力以赴配合金国“以和议佐攻战”的新战略。
　　当然，我并不完全是金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使命，固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这项使命与我“南自南，北自北”的想法完全一致。所谓“南自南，北自北”，顾名思义，就是南方归于南宋，北方归于金国。也就是南宋承认中原地区业已沦陷的既成事实，以退守半壁江山为代价，换取宝贵的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机会；而金国则放弃以武力征服南宋的企图，换取宋廷向其纳贡称臣的实惠和利益。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尽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中原的失地。
　　我这个南北分治的主张之所以能成为此后宋金两国和议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了日后我与高宗默契于心的一贯政策，正是因为它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敢夸口说宋金两国从此便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最起码，南宋因此而获得了二十余年的短暂和平。
　　对于屡遭重创、奄奄一息的大宋王朝而言，对于饱受磨难、生不如死的大宋百姓而言，我的这项政治主张，难道会没有一点价值吗！？
　　当然，我并不能因此否认我变节投敌的事实，但是八百多年后的你们，是否也不能一味抹煞我对绍兴年间的二十年和平所做出的努力！？
　　
　　建炎四年九月底，完颜昌攻破了楚州。
　　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我携家眷和手下，带上金银细软，按照预定计划“悄悄”摆脱了金人，“夺取”了一条船，从水路出发急速向南而行。
　　十月初二，我们的船只出现在距楚州六十余里的南宋涟水军驻地孙村。宋军水兵发现了来历不明的五男二女。那就是我和妻子王氏、一仆一婢、还有一直跟随我的两个老部下翁顺和高益恭，另外一个就是船夫孙静。
　　我向他们表明了身份。我说我就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汴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掳，此番被迫随金军南下，趁乱杀了看守而逃亡归来。水军都是当地乡民，根本不知道秦桧是谁。他们满腹狐疑，只好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水寨统制丁禩的帐下。这丁禩也对我们疑心重重，他的部下刘靖甚至觊觎我随身携带的财物，想杀了我。所幸丁禩的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了解我过去的身份，因而力保。丁禩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王、冯二人陪同我前往越州的天子行在，由朝廷定夺。
　　这第一关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我知道未来仍有许多不测。
　　可我毫无惧色。
　　一个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我们由海道顺利抵达其时已升格为“绍兴府”的越州。我向朝廷重述了我的逃亡经过。
　　不出所料，相当一部分朝臣对此颇为怀疑。
　　他们的理由是：一，当初与秦桧一同被俘的大臣还有何栗、孙傅、司马仆等人，为何只有他一人脱身？二，从燕京至楚州长达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一路上岂无盘问之人？秦桧如何能轻易杀掉看守而从容脱逃？三，就算如秦桧自己所言，他是被迫充任随军转运使的伪职才得以南下，但是金人若无纵归之意，必将其家属扣为人质，岂能容他偕家同归？四，若秦桧等人是趁乱南逃，那么仓猝之间，怎么可能从容携带金银财物？
　　应该说，朝臣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若真正追究起来，我也很难自圆其说。
　　可我仍然信心十足。因为我相信，我在靖康年间的主战言行仍然为多数朝臣所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我在城破国亡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坚持保存赵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光环和护身符。其次，时任宰相的范宗尹和知枢密院事李回虽然一贯是主和派，但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关键时刻，我知道他们会替我说话。最后，也是让我胸有成竹的一点就是——此时的高宗皇帝需要我。
　　凭我对徽钦二宗的了解，我就能对赵构目前的心态了如指掌。
　　我知道，我们的皇帝赵构现在谈金色变，一心只想着议和。
　　他目前急需有一个人来替他铺设一条宋金和议的桥梁。
　　而这个人就是我。
　　就像我说的那样，范、李二人非常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制止了朝臣们对我的猜测和议论，于十一月初六让我到政事堂会见了其他几位宰相。经过一番沟通，这些当朝大员们打消了疑虑，并且安排我次日觐见天子。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从这一天开始，我前半生所有的困厄、梗阻、曲折、沉浮至此宣告终结。
　　而后半生的仕途辉煌就此开场。
　　我踌躇满志地来到天子行宫，看见一个时代的大门正为我訇然洞开。
　　几年不见，当年的康王赵构、此刻的大宋天子仍然是一副清癯白皙的书生之相。连年的颠沛流离和忧愁恐惧显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多少痕迹。
　　可我知道，这些东西全刻在他的心上。
　　短暂的寒暄之后，皇帝赵构立刻直奔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
　　我微笑地迎着天子企盼的目光，说——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我还需要说得更多吗？
　　不需要。
　　因为从天子赵构的目光中，我已经读出了一份发自内心的赞赏与共鸣。
　　第二天皇帝就对宰相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贤士！”
　　我早就说过，皇帝需要我。
　　几天后皇帝就给了我一个“试礼部尚书”的职位。宰相范宗尹本来还有些顾虑，可皇帝却非常爽快。除此之外，随我南归的两个部下、送我回朝的涟水军统制丁禩、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都被授予了京官，甚至连船夫孙静都被封为“承信郎”。由此可见，皇帝赵构对我的归来是何等的高兴和重视。
　　我上书请辞，声明自己回来只是为了奏报两宫安好的消息而已，如今心愿已了，再无他求，愿以原职致仕。可皇帝不准。
　　他当然不会准。
　　做梦都盼着我这种人的出现，他怎么舍得放我走！？
　　
　　我回到南宋朝廷的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高宗擢升我为参知政事，让我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对于朝中百官而言，我这个过了气的前朝御史中丞突然蹿得这么高，简直令他们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对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要实现我的使命，我必须攀上那个最高的职位——宰相。
　　可范宗尹如果不下来，我就上不去。
　　我焦急地等待着机会。
　　这年夏天，范宗尹突然向皇上提出，要检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蔡京当国时的滥赏问题。我本来也附和范宗尹。可我很快就发现天子根本无意于去翻这些陈年旧账，对范宗尹的提议显得很不耐烦。我终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转而在天子面前暗示范宗尹已经年老昏聩，实在难以担当宰执之责。天子闻言，亦深有同感。
　　七月，皇帝果然罢免了范宗尹。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相位空无一人。
　　我知道，那个位子非我莫属。我当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
　　我逢人便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
　　听者问我：“何以不言？”
　　我说：“方今朝廷无相，不可行也。”
　　绍兴元年八月二十三，天子终于下定决心，拜我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时入相。
　　我如愿以偿地笑了。
　　可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吕颐浩竟然是个强硬角色，而且还倾向于主战，与范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我们同登相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和他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仅仅一年之后，我们便决出了胜负。
　　我断然没有想到——输的竟然是我。
　　我拜相后立即抛出了“耸动天下”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具体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区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应回到原籍。乍一看，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因为前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纲领，而后者则是具体的执行政策；前者只是消极被动地承认沦陷的现状，而后者则是积极主动地贯彻南北分治的国策。换句话说，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南人北伐、收复河山的意图，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从而消弭战端，确保宋金之间相安无事，最终促成和平的实现。
　　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
　　事后我反省自己落败的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我既然反对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那就应利用外交手段去收复。可我刚登相位、立足未稳，宋金局势又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我还施展不开手脚。在此情况下抛出这个政策，就会严重打击主战派光复河山的斗志，因此必然遭致人们的反对。
　　其二，我的实力远逊于对手。吕颐浩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而我刚刚回朝、根基不稳。所以吕颐浩紧紧抓住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政策，对我发起了致命一击。他授意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我专主和议，阻挠和打击宋人光复河山的决心和士气，而且植党擅权；他们甚至在奏书中把我比做王莽和董卓。
　　其三，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南渡的北人。在中原收复之前，我的政策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而头一个被我伤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赵构。
　　当然，我落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间就与金人达成永久的和平。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我需要等待各种条件成熟，才可能启动和议。可天子却等不了。
　　就在将我罢相的前一天，高宗赵构忍不住对直学士綦崈礼说出了心里话：“秦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就是北人，要归往何处！？秦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如今究竟哪里耸动了！？”
　　绍兴二年八月二十七，我第一次的宰相生涯以一年零四天而告终。皇帝把我贬为观文殿学士、江州太平观提举。皇帝还让綦崈礼把他说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在朝堂上张榜公布，表示永不复用的意思。
　　可我并不感到沮丧。
　　因为我知道——我会回来的。
　　以宋之国力，绝对不可能在对金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而皇帝赵构又随时随刻盼望着坐到议和的谈判桌前——在此情况下，南宋的朝廷和天子怎么离得开我呢！？
　　所以，我在赋闲的那几年里一直显得从容不迫，而且意兴悠然。我一边观望着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演变，一边胸有成竹地等待着那一纸复相诏书的到来。
　　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我复相为止，整个天下的战局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总共有三个政权和四种军事力量一直处于混战和拉锯状态中。除了宋、金和伪齐这三个政权外，中原地区又民变四起、盗寇蜂涌。南宋军队要同时与女真、刘豫和群盗这三方敌人作战，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
　　在其时的中原主战场上，有四位将帅相继成为南宋前线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岳飞、韩世忠、张浚和刘光世。其中尤以岳飞的战功最为卓著。第一阶段战役，岳飞等人先后平定了李成、张用、孔彦舟、范汝为、曹成、刘忠、杨么等大股盗寇，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基本上荡平了内乱。岳飞等人遂请旨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自绍兴四年起，赵鼎、张浚入相，二人都是主战派，高宗赵构在朝野的一致影响下遂决意讨伐伪齐，与刘豫和金人展开第二阶段的中原大决战。
　　绍兴四年十月，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东北）大破金兵。十二月，完颜昌与完颜宗弼两路大军与韩世忠在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一线对峙。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金军却在一个风雪之夜悄然引兵北还。刘豫的两个儿子亦随之仓惶北撤。原来此时的金太宗吴乞买已经病危，所以完颜昌与完颜宗弼都急于回国参与政权交接。次年正月，金太宗卒，由金太祖之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此后的金朝发生了一连串的权力斗争，无暇南征。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南宋一边与刘豫对峙于淮水，一边趁此时机积极部署。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夏，岳飞屯兵襄阳，韩世忠屯兵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屯兵盱眙，刘光世屯兵庐州。岳飞自襄阳进兵收复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随后又数战皆捷。高宗赵构在众将陈请下亲临平江（今江苏苏州）以励士气。刘豫惶恐，急向金熙宗求援。而此时金朝的权力格局已非同往日。刘豫本由完颜昌扶立，其后却极力攀附权倾一时的完颜宗翰，完颜昌对此怀恨在心。金熙宗即位后担心宗翰擅权，便与完颜昌、完颜宗磐、完颜宗弼等人联手将他逼死。宗翰一死，刘豫就失去了在金廷的保护伞。所以当金熙宗向时任宰相的完颜昌与完颜宗磐询问是否出兵援助刘豫时，完颜昌极力指责刘豫，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而完颜宗磐也说：“当年之所以册立刘豫，是为了利用他来牵制南宋，我们便能按兵息民，而今他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反而兵连祸结，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要他又有何用！？”
　　于是金朝决定作壁上观，只派遣完颜宗弼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作出声援之势，实际上是在观望。刘豫无奈，只好倾巢出动，于绍兴六年十月发兵三十万，分三路进攻宋军。结果三路皆败，伤亡惨重。刘豫再度求援。金主大怒，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闰十月命完颜昌与完颜宗弼率兵直扑汴京，废黜了刘豫，另于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事实上就是取消了伪齐政权，将其降格为金朝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刘豫一废，岳飞和韩世忠立刻上书朝廷，请旨北伐、光复中原。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宗皇帝已经再次把目光转向议和了。
　　因为金廷终于向赵构抛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枝。
　　
　　数年来高宗赵构从未中断向金国派遣议和使臣，可让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数使臣基本上有去无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尔也会放回一两个，并派出一些谈判使节至宋。但是高宗始终犹豫不决。因为金人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而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逐渐扭转了劣势，所以朝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致使和谈一再搁置。
　　然而这一回不同了。
　　高宗于绍兴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伦在这一年十二月带回了一个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金人愿意奉还梓宫、太后和原属刘豫的河南之地。
　　所谓“梓宫”，指的是已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徽宗的灵柩，而“太后”便是高宗赵构即位后将其遥尊为“皇太后”的生母韦贤妃。王伦还向高宗转达了完颜昌亲口说的话：“自今以后道路再无壅阻，和议可以平达了！”高宗闻言大喜，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而这个时候，我也早已随着高宗和朝廷议和倾向的重新抬头而成了枢密使。
　　我相信，随着和谈局势的发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诏让我再度出任宰相，与赵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议和使臣乌陵思谋等人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对他们礼遇甚隆，并准备从朝臣中选派几位代表随同我与他们进行秘密磋商。我点名让吏部侍郎魏矼参与。魏矼却说：“我过去当御史时就反对议和，而今不能面对他们。”我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魏矼侃侃而谈，分析了一大通“敌情”给我听，实际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见解。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
　　没想到魏矼硬生生顶了我一句：“在下是担心敌人不以诚待相公啊！”
　　我笑而不语，随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
　　六月，乌陵思谋入朝与我举行了多次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高宗心中甚喜。可此次和谈却遭到了赵鼎、王庶和张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强烈反对。于是高宗找了个机会，当着宰执们的面，面露忧色地感叹道：“先帝的灵柩如果能归来，就算再等两三年也无不可。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她，总想早一天见到她。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议能迅速达成的原因啊！”
　　我看见赵鼎等人面无表情，不置一词，连忙说：“屈己议和，这是人主之孝；见主卑屈，义愤难平，这是人臣之忠！”
　　高宗瞥了宰执们一眼，说：“虽然如此，可有备才能无患。和议固然要促成，可边备也不得松弛。”
　　我频频点头称是。
　　自始至终，赵鼎等人都不发一言。
　　可高宗和我都觉得无所谓。本来我们唱这出双簧，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而已。
　　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保持沉默更好。
　　
　　绍兴八年七月，高宗和我再遣王伦使金，带去了宋廷的和谈决议。
　　十月，金廷任命张通古和萧哲为“江南招谕使”，做为正式谈判代表与王伦一起南下，准备开启宋金两国的正式和谈。在金使到达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对高宗说：“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请由臣专主其议，群臣一律不得干预！”高宗马上说：“朕专委卿。”
　　我略微沉吟，说：“陛下若恐不便，可更思三日，容臣再奏。”
　　三天后，我再问高宗的意思，他还是表现得既坚决又迫切。可我不急。
　　我还是那句话，让他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我看见皇帝几乎是死心塌地了，才正式呈上由我专主和议的奏章。
　　十月二十一日，眼见和议已成定局的赵鼎无奈地向高宗请求致仕，黯然离开了相位。
　　赵鼎一走，我顿觉浑身清爽。
　　另外还有几根刺，我也认为有必要一一拔除。可我还是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我对礼部侍郎兼代理尚书张九成说：“且与桧同成此事，如何？”张九成说：“事若可行，九成毫无异议！只是不愿苟且偷安而已。”
　　我笑笑，说：“人立于朝，大抵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
　　这句话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早在靖康年间我就已经明白了，富有弹性的柔弱，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南宋的朝堂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张九成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我心里苦笑，像他们这样简单的大脑显然理解不了我的处世哲学。
　　几天后我就把张九成撸了。
　　同盟者都出局了，枢密副使王庶不免唇亡齿寒，几天后也主动请辞，称疾而去。
　　我随后便援引了赞成和议的孙近为参知政事。
　　
　　随着和谈日期的临近，朝野上下按捺已久的反和情绪突然爆发。臣民们风闻大宋天子此次和谈必须向金使跪受诏书，痛感奇耻大辱，猛然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首先帝国的几大军事统帅就发出了强烈的反应。其时已官拜太尉、驻兵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岳飞上书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之讥！”时任京、淮宣抚使的韩世忠也连上四疏，称“金人把我们当成了刘豫”；并表示若战端复开，军事重责可由他“亲身当之”。人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张浚更是上书十余次，极力反对。
　　与此同时，朝臣们也是一片愤慨之声。其中尤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所上的奏疏措辞最为激烈，矛头直指王伦、孙近和我，实则亦在抨击高宗：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钦宗）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敌人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为恸哭流涕长太息者矣！……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谩不敢可否一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篇奏疏写得慷慨激昂，可谓难得一见之雄文，连我看了都不免悚然动容。然而，意气风发就能富国强兵吗！？文采斐然就能拯民于水火吗！？搞政治需要的是头脑和策略，不是热情和空言。胡铨的文采即便能著称于后世，可他的仕途恐怕要中止于当下了。
　　我立刻上奏皇帝，说：“臣闻胡铨上书，极尽诋毁之能，这恐怕是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之故，伏望陛下早赐诛责，以孚众听。”我做出了请罪的姿态。高宗连忙下诏安抚：“卿等所陈之论，并无过谬。朕志坚定，宜择其可行者行之。朝野难免会忧疑，而道听途说者更未能详于本末，致使小吏诋毁大臣。此事久将自明，卿等何罪之有！？”
　　几天后，胡铨以“狂妄上书，语言凶悖”的罪名被高宗和我撵出朝廷，永不叙用。
　　可我没想到，一个胡铨刚走，更多的胡铨又站了出来。司勋员外郎朱松等人又联名上疏对我发出弹劾：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
　　
　　看到奏疏，我苦笑不已。
　　你们痛恨金人用“诏谕江南”的字眼派遣使节，你们不愿意看到大宋天子向金人跪拜称臣，难道我就不痛恨吗！？难道我就愿意吗！？
　　这些问题，只能动脑子在谈判中用巧妙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抱着满腔忠愤在那里空喊口号。如果一个国家的臣民既无法在战场上用武力战胜敌人，又不想在谈判桌上用智慧与敌人周旋，而只会意气用事、口号震天，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
　　所谓“诏谕江南”，意思就是由金人下诏册封赵构为帝，所以需要高宗赵构行人臣之礼跪地接诏，这当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上自从宋使王伦陪同金使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了，并不需要等到大宋臣民们的口水把我淹没才唤醒我的思考。我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既迎回梓宫和太后，又不费一兵一卒收回河南与陕西失地，并且又不让高宗皇帝向金使跪地接诏，屈节称臣。
　　这才是我的艰难所在。
　　绍兴八年岁末的这些日子，我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艰难地思考着。
　　此时此刻，与其说我是得意洋洋地行进在无间道上，还不如说我是战战兢兢地在高空中走索。
　　金使抵达临安的前几天，我向高宗提出，金廷所封的使节名称问题很大，应该与他们磋商，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即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文书，并且不让天子出面接受他们的册封。所有这些，都应在和约签署前对他们事先声明。高宗满意地点头，说：“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
　　不受金人封册，在天子是一句话的事，可在我就是头痛的大问题了。
　　我到底该怎么走过这条艰难的高空之索！？
　　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抵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
　　和谈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我反复斟酌了。
　　我的思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在我看来问题不大。毕竟金使张通古和萧哲自进入宋境以来，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军民对他们的愤慨和仇视，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味坚持强硬态度，导致和谈破裂，首先南宋军民就会把他们生吞活剥了，所以这一步容易实现。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接下来，要由谁去拜受国书！？
　　如果不让天子出面，那么这个拜受国书的人只能是我。
　　我倒不会吝啬自己的这一跪。很久以来我就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荣辱”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达成和平。为了宝贵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膝下的黄金。真正让人绞尽脑汁的问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借口迫使金人在这一关键点上妥协？
　　这必须是一个既让金使无力反驳，又让他们回国后可以交差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哪呢！？
　　有一天我与给事中楼炤闲谈，说着说着他无意中蹦出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豁然开朗。
　　他说的是《尚书》和《论语》中的一句话：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我笼罩在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所谓“高宗”指的是殷商国王武丁，“谅阴”指的是武丁为父王小乙守丧时居住的“凶庐”。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嗣君武丁为先王小乙守丧三年，在此期间不问朝政，百官全部听命于宰相。而我们的先王徽宗虽然早已于绍兴五年病逝于五国城，但是高宗赵构听到父丧的消息也不过才数月，此时我们的高宗虽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样守丧三年，但守几个月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绝妙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呢！？
　　我即刻授意王伦代表我和朝廷与金使谈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们让步。我特意向王伦强调的一点是，关键时刻就以大宋臣民对他们的敌意进行威胁，必要的话就恐吓一下。王伦心领神会。果不其然，虽然金使张通古和萧哲听完后颇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险境，只好妥协。
　　为了挣回一点面子，他们强调拜受国书时必须由宰相领着所有当朝大员前往。
　　这个条件我欣表同意。
　　这还不简单？
　　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都成“大员”了吗！？
　　早在靖康年间我们就这么干过了，何妨再来一回！？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新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我以暂摄国政、总领百官的冢宰身份，率领一大批文武“大臣”前往左仆射府邸，正式跪受金使的国书。
　　当我双膝一软、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历史将把这一幕永远定格。
　　我预感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幻，我在后人的心目中将再也不能直起腰身。
　　可我认为这绝对值得。
　　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是一个务实的人。
　　如果我秦桧的这千载一跪，能够迎回先帝的灵柩、能够迎回天子的母后、能够收回南宋军民浴血奋战十余年也无法夺回的失地、能够换取事关每个大宋子民切身利益的和平与安宁，那么，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当我接过国书、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即将从浓厚的云层中穿射而出。
　　我企盼它能从此普照命运多蹇的大宋王朝。
　　然而，和平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墨迹未干的盟约便被翻然撕破，金人铁蹄再度南下，战争和死亡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5 06:28:04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和议突破重重阻力终于圆满达成。和议约定，宋朝每年向金输送“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的岁贡；而金国则奉还河南、陕西之地，并送回徽宗灵柩、钦宗和韦太后。很显然，这是以极小的代价换取极大的利益。天子欣喜万分，下诏布告中外，大赦天下，并再遣王伦为“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以蓝公佐为副使，负责北上落实盟约。
　　至是年三月，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今河南商丘）等中原失地相继交割完毕，南宋任命的军政官员亦先后到任，一系列重建家园的工作也开始启动。河南故地的百姓纷纷喜极而泣。在这片土地上燃烧多年的兵燹战火，似乎就此熄灭了。
　　所有人都祈求它永远熄灭。
　　然而，世事难料。
　　这一年七月，金国高层突然爆发了一场流血政变。原本力主和议的宰相完颜昌与完颜宗磐遭鹰派人物完颜宗弼等人陷害，以“叛国谋反、擅议割地”的罪名被先后诛杀。此后宗弼迅速上位，以右副元帅晋位为都元帅，并进封越国王，总揽了金国的军事大权。
　　实际上这只是金国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可问题是“宋金和议”不幸成为鹰派人物对付政敌、急于搏出位的把柄和借口。
　　所以，当第二年金人败盟、大兵压境的消息传到临安，我只能面朝苍天，良久无语。
　　历尽艰辛重新获得的失地与和平就这样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
　　我只能说——这是天意。
　　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悍然撕毁盟约，兵分四路呼啸南下，一路进攻陕西，一路进攻山东，一路进攻河南，宗弼亲率精锐骑兵直扑汴京。转眼之间，东京、西京、南京等河南故地再度沦陷。
　　南宋帝国重新进入了艰难的抗战时期。
　　被后人称颂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顶峰，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永远镌刻于青史之中。
　　然而，他太过伟大了。
　　一个过于伟大的人只适合活在纯粹而永恒的历史中，不适合活在复杂而现实的世界里。
　　因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
　　他的光芒只适合让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遥遥仰望，而不适合同时代的人近距离地正视。
　　尤其无法让一个皇帝正视……
　　
　　绍兴十年六月，完颜宗弼占领汴京后迅速南下，大军前锋直抵顺昌（今安徽阜阳）。其时屯兵顺昌的西北名将刘锜亲率敢死队五百人击退金兵前锋，并向宗弼下了一道战书。宗弼大怒道：“以我兵力，击破顺昌如以靴尖踢倒耳！”数日后双方在顺昌城下展开激战。
　　就是这一战，让不可一世的完颜宗弼遭遇了自与宋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刘锜大破金兵，砍杀数万人，宗弼的精锐丧失十之七八，只好退守汴京。
　　与此同时，岳飞挥师北上，其帐下将领牛皋与孙显二部首战告捷，分别于汴京西面和陈、蔡州界大败金兵。
　　闰六月，张宪部克复蔡州（今河南汝南）、颖昌（今河南许昌），随后与牛皋会师克复陈州（今河南淮阳）；王贵部收复郑州；此外，梁兴奉岳飞之命联络河南各地义兵，亦占领多处州县。岳家军所到之处，连战皆捷，一时中原大振。
　　七月，岳飞亲率骑兵进驻郾城。宗弼闻讯，急率主力进逼郾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与岳飞进行决战。岳飞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锋，并下死命令：“不胜，先斩汝！”岳云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斩杀甚众。宗弼打出王牌，命劲旅“铁浮图”一万五千骑投入战斗。所谓“铁浮图”，即士兵皆头戴铁盔、身披重铠；亦称“拐子马”，即三骑相连、贯以铁索，战时齐头并进、其势锐不可当。岳飞命步兵以长柄麻扎刀入阵，下令：“不许仰视，但斫马足！”
　　战无不胜的宗弼王牌军此次终于遭遇克星。“拐子马”一马被砍倒，三马不能行，金兵顿时崩溃。宗弼仓惶掉头北逃，大恸说：“自从起兵以来，皆以此马获胜，而今算是完了！”
　　这一战，名为“郾城之捷”。
　　宗弼一路向汴京败退。岳飞穷追不舍，于七月中旬进抵距汴京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与宗弼两军对垒，岳飞遣五百名精锐骑兵大破宗弼军，宗弼撤入汴京。一时间，磁州、相州、开州、德州、泽州等各地豪杰义士纷纷拉起“岳家军”的旗帜；河南一带的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金军中的许多汉人将领亦纷纷率部反正。岳飞大喜，对部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至此，一贯骄狂的完颜宗弼终于领略到金兵中盛传已久的那句评价绝非虚誉。
　　金兵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宗弼想在汴京周围抓一些壮丁以补充兵力，可却抓不到一兵一卒，他仰天长叹：“自我起兵以来，从未有如今日之失意者！”
　　就在完颜宗弼打算放弃中原、引兵北还的时候，一个汴京的书生有一天忽然拦在他的马前，说了一句话。
　　他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很快就会退兵。”
　　宗弼满脸狐疑：“岳飞以五百骑破吾十万，我如何能守？”
　　书生答：“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自身尚且不保，岂能有所作为！？”
　　宗弼恍然大悟，遂按兵不动。
　　
　　我不得不说，这个书生的书没有白读。
　　因为他读懂了政治。
　　也读懂了高宗和我的心。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的同时，高宗和我都不免犯了嘀咕。
　　准确地说，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我们都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南宋的半壁江山，终于解除了覆亡的危险。忧的是这场卫国战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可岳飞绝不满足于此。他要乘胜北进、收复所有失地，继而挥师北上，对金国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击战。
　　所以他才把那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并且妇孺皆知——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如果直捣黄龙，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
　　这些年来灾难频仍元气大伤的大宋王朝——打得起这样的仗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打仗绝不仅仅是两军对垒、你杀我砍那么简单。除了打战斗力、打士气、打兵法、打运气之外，更要打兵员、打军械、打物资、打粮草……归根结底一句话——打的是国力。
　　岳飞或许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和把信念付诸实现的能力。
　　可是，南宋有这种必胜的国力吗？
　　没有。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一。
　　还有，岳飞自起兵以来，表现得太过神勇了。换句话说，他的锋芒太过于耀眼了。高宗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忧惧——
　　你岳飞再神勇，你也是赵宋的臣子吧？你的部队再能打，也是大宋的军队吧？可如今你的士兵都姓“岳”了，连同中原地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义军都姓“岳”了，试问，你把朝廷置于何地！？中原百姓都只认你岳飞一人，试问，你把天子赵构置于何地！？
　　再者，倘若你真的“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那么到时候天下是由嫡长的钦宗赵桓来坐，还是由庶出的高宗赵构来坐？就算钦宗已经没有了复位的野心，可天知道名满天下功盖八荒的岳飞你……有没有当皇帝的野心！？
　　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因为战功显赫、兵权在握，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柴荣的天下。天知道大英雄岳飞你凯旋归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来上演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法炮制地攫取赵宋的天下！？
　　你如果真的直捣黄龙，灭了金邦，那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连如狼似虎的女真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到时候你心血来潮想做点出格的事，我们的皇帝拿什么来防你？
　　事实上，岳飞也已经做过极其出格的事了。绍兴五年，他曾越职言事，入朝奏请高宗立太祖后人为嗣君。虽说高宗的嫡子早夭，且此后再无生育，但此事也万万轮不到你一个拥兵在外的大将来指手画脚啊！高宗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疑惧，特意命岳飞帐下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回去告诫岳飞：“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
　　如此种种，都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二。
　　最后，高宗和我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把“议和”作为既定的国策，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是什么，你岳飞也必须搞清楚！主观上，高宗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天子富贵，而我秦桧也是为了长期独掌相权；可客观上，这也是为了让南宋百姓们过几天太平日子。而你岳飞却自始至终一意主战，这足以说明你没搞清楚状况。你不但触犯了高宗和我的个人利益，你也违背了南宋的根本国策。你一旦开启了对金的全面战争，那么和谈的基础就会被你全盘破坏。你打了胜仗，皇帝就在你的股掌之中，结局比半壁江山还惨；你打了败仗，皇帝就在金人的股掌之中，有什么资格和金人谈判！？
　　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三。
　　综上所述，岳飞固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一个杰出的将领、一个神话般的英雄，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
　　他的政治头脑，甚至远远不及汴京城里拦在宗弼马前的那个无名书生。
　　所以，为了把上述种种问题和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高宗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命令前线几大将领脱离中原战场，撤兵回防，然后与金人重启和谈。
　　朝廷下达了撤兵诏书，岳飞抗命，回奏说：“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再失！”
　　诚然，纯粹从军事角度而言，宋军此刻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北伐。可我已经说过了，在“政治”这盘大棋局中，“军事”只是其中一角。很多时候主动“弃子”，并不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而是着眼于全局的一种高明下法。
　　可岳飞显然是一颗不听调遣的棋子，而不是一个纵观全局的棋手。
　　面对岳飞的抗命不遵，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协同作战的刘锜、张浚、杨沂中、刘光世等部先后调回，给岳飞制造了一个孤军深入、两翼空虚的态势，然后让高宗再度下诏：飞孤军，不可久留，请令班师！
　　为了落实这道诏书，高宗和我一日之间发出了十二道金牌，逼令其班师。岳飞如果再不奉诏，那无异于抗旨谋反。他扼腕泣下，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岳飞班师那天，郾城百姓堵在他的马前，痛哭跪求：“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相公今去，我等灾难临头矣！”岳飞亦泣，取出诏书对百姓说：“我奉旨，不得擅留。”
　　郾城郊外，一时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遂让郾城百姓随其南渡，奏请朝廷以汉上六郡的闲田安置他们。
　　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岳飞退防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失地旋即被完颜宗弼重占。
　　八月，韩世忠亦还镇。至此，所有前线将领全部撤回原防。
　　高宗和我朝思暮想的和谈，终于可以重启了。
　　诸将班师后，完颜宗弼越过淮水，企图进一步南侵，均被宋军击败，不得不退回淮北。与此同时，陕西战场上的金军也屡屡败于西北名将吴璘之手。从绍兴十年八月到十一年三月之间，金人在东西两线的战事均遭挫折，宋金进入了对峙相持的阶段。宗弼意识到这场战争再打下去，很可能会使他泥足深陷，搞不好他的军事前途和政治生命都要葬送于此。
　　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开始把目光转向和议。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而高宗和我也开始了内部整顿的行动。朝廷把韩世忠、张俊和岳飞召回，任命韩、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
　　明眼人都知道，这叫明升暗降；也叫外示尊宠，内夺兵权。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也都知道，这是历朝历代每一个军事强人的必然归宿。
　　而大宋尤然。本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人们耳熟能详。自开国以来，这便是每一任赵宋天子的独传心法和祖宗家法。这几年来，韩、张、岳三帅通过战争所建立的功勋和威望，已经使高宗赵构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唐末五代之弱干强枝、骄兵悍将的历史教训。韩、张、岳三帅虽还没有像唐末五代的军人那样跋扈，但是功高震主、难以驾驭的趋势却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尤其是岳飞。
　　说实话，当初用十二道金牌把他追回来的时候，高宗和我都捏了一把汗。
　　万一他坚决抗旨，索性拉起反旗，建立宋金之间的第三个政权，高宗和我根本是拿他没办法的。到时候外患未平、内乱又起，南宋便会重蹈唐末五代之覆辙。
　　所幸岳飞没反。他还是乖乖回来了。
　　高宗和我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和我能轻易地纵虎归山吗？
　　当然不能。
　　十一年六月，高宗又进封我为庆国公、兼任枢密使，并让宣抚司军隶属于枢密院。实际上就是把三大帅和他们手中的兵权牢牢把握在朝廷手中。至此，高宗和我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我又收到完颜宗弼发给我的一封密函。他说：“你朝夕都在企请议和，可岳飞至今仍想恢复河北，所以，必须杀掉岳飞，才可启动和谈”。
　　于是，高宗和我决定收网。
　　
　　这一年七月，我授意谏议大夫万俟禼、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连续向岳飞发起弹劾，说他“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妄自尊大、肆无忌惮”，而金人进攻淮西时，岳飞“欲弃山阳而不守”等等。八月，朝廷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并缴还镇节，充万寿观使。
　　九月，完颜宗弼终于犹犹豫豫地向南宋伸出了橄榄枝，把两名被俘的南宋军官莫将和韩恕放还，并让他们带回和谈的意向。
　　十月，本来就嫉妒岳飞的张俊主动向我靠拢，我便授意他状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长子岳云串通谋反。于是高宗下诏将岳飞、岳云和张宪全部逮捕，关进大理寺狱，命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审理。岳飞被捕时仰天长笑，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在狱中，何铸逼问其反状时，岳飞解开衣裳，露出后背的四个刺字——尽忠报国。
　　何铸不忍逼供，遂奏称岳飞无罪。
　　可是，开弓还有回头箭吗？
　　无论从天子希望社稷安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金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角度出发，岳飞都只有一个结局——死。
　　我立刻改派与岳飞素有私怨、且手段强硬的万俟禼重新审理。万俟禼遂称，张宪与岳云之间有谋反的书信往来，但皆已被他们焚毁。
　　虽说自古以来，政治上的狱案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岳飞之狱还是引起了朝野的愤慨，许多朝臣和百姓纷纷替岳飞鸣冤。高宗和我虽然极力弹压，贬谪了一帮人，但在毫无证据和舆论纷起的情况下，要如何将岳飞定罪，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我思前想后，最后不得不横下一条心——既然不能公开定罪，那就只好派人暗杀。
　　我下手之前，韩世忠亲自来找我，质问我岳飞的罪证在哪？我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一声长叹：“‘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是一个新年来临之际。
　　我给大理寺狱的主管官员递了张条子。
　　当天，岳飞的死讯就传遍了临安城。
　　同一天，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家产被抄没，家属均流放岭南。
　　
　　岳飞死了。
　　时年三十九岁。
　　我承认，他纯粹是死于一场冤狱——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
　　我就是凶手。
　　而皇帝赵构就是主谋。
　　用你们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对此我没有异议，也不敢辩解。
　　如果你们相信人有灵魂的话，你们也应该相信，我的灵魂八百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地忏悔。
　　同时也在苦苦地思索——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岳飞之死的原因我似乎都跟你们讲过了，什么妨碍和议啦功高震主啦政治上不成熟啦等等。然而，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八百多年来，我的白铁之身长跪在岳飞灵前，被千夫所指、兆民唾骂，而我的灵魂也从无间道直接走进了刀山火海的无间地狱。我在那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然而，忽然有那么一天，我在无望无涯的煎熬中豁然开朗。
　　我终于找到了岳飞之死的真正凶手和真正主谋。那就是——
　　规则。
　　游戏规则。
　　几千年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种规则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权的私有化”。所谓皇权专制、国家集权、人治社会等等，都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无论政权是被一个人、一小撮人、还是一个集团所占有，只要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认同这种权力的诞生和运行机制、认同这种游戏规则，那么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利益便始终会凌驾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之上。所以在中国便会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公共利益（所谓家国社稷）和统治者利益时而浑然一体，时而又泾渭分明。当你所做的事情促进了公共利益并且促进了统治者利益的时候，统治者就会乐于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褒赏你；而当你所做的事情虽然促进了公共利益但却威胁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此时的统治者就会把公共利益和他的个人利益截然分开，他会不惜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将你毁灭，前提是这么做能够保障他的个人利益。
　　对统治者来讲，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无论公共利益牺牲再大，他也只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而只要他的个人利益牺牲一点点，那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为一旦政权被别人“私有”了，那么到时候的公共利益已经跟别人的私有利益捆绑为一体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面说：“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因为人们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假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一番细细推敲，就会察觉某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王照着办就等于自掘坟墓；而“另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恶行的事情”指的就是统治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
　　马基雅维里所说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指的就是与统治者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公共利益，而“另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恶行的事情”指的就是统治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所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和你们说过，当岳飞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高宗和我在朝中却不免战战兢兢。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
　　难道高宗和我天生就喜欢打败仗、喜欢自毁长城、喜欢当亡国奴！？
　　难道高宗和我居然笨到不知道飞鸟未尽、良弓就不能藏，敌国未破、谋臣就不能亡的道理！？
　　不。是因为规则。是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当家国社稷和天子富贵都面临覆灭危险的时候，南宋的公共利益和赵构的个人利益就是高度一致的，这时候岳飞抗金就会赢得高宗和我的褒赏；而当金人势蹙、岳飞反而坐大，致使高宗和我都意识到统治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先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对岳飞痛下杀手。
　　赵构要做稳一个皇帝，规则告诉他必须这么做。
　　我要做稳一个权臣，规则也告诉我必须这么做。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还少吗？在我们之后，这种事件就会绝迹吗？
　　不。只要规则存在一天，悲剧便会一再重演。
　　这套规则害死了不止一个岳飞，也把不止一个秦桧推上了无间道，更造就了不止一个自私又残忍的皇帝赵构……
　　说到底，是规则主宰了这一切，导演了这一切。
　　我们只是碰巧成了这场著名悲剧的演员而已。假如把岳飞、赵构和秦桧换成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结局会不会一样？
　　一样！
　　因为规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一只无形的黑手。
　　而我只是棋子。岳飞也是棋子。赵构也是棋子。所有人，都是棋子……并且最终，我们都会成为“弃子”。
　　可那只无形黑手，千百年来却一次又一次逃脱了历史的审判。
　　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认罪和忏悔。同时，也在这里向你们举证和控诉。
　　我控诉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潜规则。我控诉幕后的那只无形黑手。
　　除非哪一天，你们把它押上审判台，历数罪恶，明正典刑，那么岳飞的冤案才算真正得到了昭雪。否则，无论你们在我的白铁之身上啐下多少愤怒的口水，这个岳飞还是死得冤，其他无数的岳飞也还会死不瞑目！
　　如果这只黑手依然游荡在人间，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会让这一切卷土重来。
　　倘若如此，那我秦桧就算再跪八千年，又有什么意义！？
　　与发起岳飞狱案几乎同时，宋金和议再度展开。
　　自绍兴十一年九月莫将和韩恕回到临安，向高宗和我转达了完颜宗弼的和谈意向后，我便先后派遣刘光远、魏良臣等议和使臣前往金朝。十一月，完颜宗弼派遣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与魏良臣一起来到临安，谒见高宗，正式提出和议条款，并议定盟誓。十二月，我又任命何铸为“金国报谢进誓表使”，前往汴京与完颜宗弼会晤，又至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谒见了金熙宗。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底，第二次宋金和议正式达成。史称“绍兴和议”。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宋金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京西的唐、邓两州与陕西大部予金；宋向金称臣，金主册封宋主为帝；宋朝每年向金朝交纳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金主生辰及正旦，宋遣使致贺；金归还徽宗梓宫和太后。
　　很显然，与绍兴九年的第一次和议相比，此次和议南宋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不但向金称臣纳贡，接受册封，而且丧失了淮北、中原和陕西的大片国土，而换回的仅仅是徽宗灵柩和高宗母后。
　　无庸讳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
　　然而，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南宋也籍此保全了东南半壁，并换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其中得失该如何定论？
　　对于这段历史，历代史家多数破口大骂，但也不乏持中之论，宋、明、清都有。其中清朝赵翼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南宋主战派所持的是“义理之说”，而主和派所持的是“时势之论”，二者其实都无可厚非，但必将相互抵触。他说：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而存，不和议而亡。……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毁，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我大段引用赵翼的话，并不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和爱国者，而只是提请你们注意，要想完整而如实地理解一段历史，首先必须“入局”，体会局中人的种种境遇和切肤之痛；其次摒弃空言，深入了解那段历史的“时”与“势”。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评判历史、臧否古人。
　　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预料到，当八百多年后的你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会充满不平和愤懑，仍然会对我和高宗发出强烈的诅咒。
　　对此我无话可说。
　　我承认，“绍兴和议”之所以能达成，很大一部分是居于高宗和我的私心。可我想问你们，几千年来你们所见过的从政者，有几人做事是真正出于公心的？
　　答案不言而喻。
　　高宗和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因为这是人性。
　　在此我不是为自己辩解，也不是替自私张目，而只是想提醒你们——这就是现实。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铲除从政者的私心（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做不到的），而是在于设计一种怎样的规则，让从政者的私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并且在一种合理的范围内活动，甚至从客观上促进百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
　　至于我秦桧的私心究竟有否促进南宋社稷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我本人不好下断语。
　　当你们设计出一种好的规则以后，再来给我下断语也为时不晚。
　　对此我拭目以待。
　　绍兴和议之所以能圆满达成，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宗赵构。当使臣何铸北上之前，赵构就一再强调：“朕北望庭帷，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说罢，高宗潸然泪下，左右之人皆掩面而泣。高宗又说：“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说之，彼亦当感动也。”
　　我们的高宗皇帝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这张“孝”字牌。
　　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高明。
　　当这面“人君之孝”的光辉旗帜被皇帝挥舞得虎虎生风的时候，主战派们除了以沉默来表示“人臣之忠”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岳飞系狱之后，和约又签署在即，坚定的主战分子韩世忠不免唇亡齿寒而心灰意冷，几次谏议不果，遂上表请求致仕。如此一来，正中高宗和我的下怀，于是朝廷罢其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韩世忠从此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战事，终日跨驴携酒，与一二仆从遨游于西湖之畔，连他那些老部下都罕得看到他。
　　
　　金国如约放还了徽宗灵柩和韦太后。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高宗皇帝赵构终于在临平镇（今浙江余杭）等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母亲。
　　母子相见的这一幕委实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高宗皇帝的所有心愿终于在这一天全部达成。
　　可千里归来的老人说了一句话，却在天子笑逐颜开的脸上迅速投下了一道阴霾。
　　老人说她归来前，钦宗赵桓涕泗横流地拉着她的衣袖说：“寄语九哥，吾若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其他不敢望于九哥。”
　　高宗赵构听完后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直到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五十七岁的钦宗皇帝病卒于五国城的时候，我们的高宗皇帝也没有动过一毫恻隐之心。
　　高宗当然不会没有一点手足之情，可问题在于——龙椅只有一张。
　　无论钦宗赵桓做出什么样的保证，高宗赵构都不可能不把他的归来视为一种威胁。
　　这也是游戏规则所决定的。
　　不能怪我们的高宗无情。
　　
　　绍兴和议的直接结果便是宋金两国对峙之局的形成。南宋的半壁河山下辖两浙、两淮、两江、两湖、京西、福建、成都、潼川、夔州、利州、两广共十六路；府、州、军、监共一百九十，县七百零三。
　　这个局面固然是窘迫了点，可换来的和平却是实实在在的。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九月，我因和议之功进位太师，封魏国公。十月，又进封为秦、魏两国公。我因为这两个爵位碰巧和蔡京、童贯名号相同，觉得不太光彩，于是就推辞了，请求高宗转封我母亲为秦、魏国夫人。
　　从这一年开始直到我生命的终点，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
　　在这十三年里，不但朝廷百官对我俯首贴耳，连高宗赵构也对我言听计从。我完全获得了人臣所能享有的极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天子。
　　这一切如此美妙，可以说是我当初被迫走上无间道时所不敢想象的。
　　回想起靖康年间一腔正气极力主战的秦桧、以及建炎年间卑躬屈膝叛国求荣的秦桧，再到绍兴年间位极人臣备享尊荣的秦桧，我的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善变。
　　而人也很善变。
　　你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你。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生只秉持一种信念的人，如果不是故意跟这个世界过不去，就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只有在适当的时刻选择适当的信念，一个人才不会被这个疯狂变化的世界所抛弃。
　　不要停下脚步说你看不明白。
　　如果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那你就要比它更快……
　　
　　不过我还是要承认，当我抱着上述种种想法走进我生命中最辉煌的十三年时，我的道德人格也走进了生命中最不堪的十三年。
　　说实话，在这十三年里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粉饰太平，二是打压异己。
　　如果你们要诅咒秦桧，实在应该诅咒这个时期的秦桧。因为他当初走在无间道上时，客观上还是为南宋的和平略尽了绵薄，而当他从无间道迈上权力的顶峰后，他的所作所为便都是围绕着一己之私在打转了。
　　人性就是这样子。一旦没有任何制约，潘朵拉的盒子就会悄然打开。
　　如果你们还有足够的耐心，那就陪我回去看看。
　　看看人性的暗盒一旦打开，会飞出多少面目狰狞的东西……
　　就在绍兴和议刚刚达成的这一年冬天，我的养子秦熺应试进士，立刻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就连我的门客何溥参加礼部考试，亦如愿夺魁、名列第一。
　　是他们特别有本事吗？
　　显然不是。
　　是他们的主考官特别有“眼光”。因为考官们分明已经看见，即将到来的这个时代上空正赫然高悬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秦”字。
　　这年冬天朝廷还有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
　　那就是时任太傅兼枢密使的张俊被我逐出了权力中枢，充任地方节度使和醴泉观使。
　　这个张俊就是和我联手发起岳飞狱案的那个家伙。当初他主动投靠我的时候，为了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我就向他许诺：一旦诸将皆罢并且搞定岳飞，就让他独掌兵权。张俊乐不可支，随后便不遗余力地陷害岳飞、排挤韩世忠。最后尘埃落定，我就信守诺言，让他当了枢密使。其实也就是让他过过瘾而已。
　　没想到这家伙在最高军事统帅的位子上一坐一年多，还越坐越来劲，丝毫没有激流勇退的意思。我就授意御史江邈对他发出弹劾，说他不但将寺院占为宅基，而且长子握兵于朝、次子又拥兵在外，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可高宗皇帝似乎想留着他来制约我，就说：“俊有复辟功，无谋反之事。”让江邈不可再奏。
　　我对江邈说，不用担心皇上怎么说，你尽管给我奏。于是江邈便弹劾不止。
　　这下张俊终于清醒了。他发现连天子可能都保不住他。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像韩世忠那样当个逍遥派，要么步岳飞之后尘。张俊越想越怕，终于主动请辞。
　　张俊被贬不久，江邈就被我提拔为吏部侍郎兼代理尚书。
　　这次人事变动，仅仅是我对朝臣们实施党同伐异的一个前奏，同时也是我与天子暗中角力的一次尝试。
　　我发现自己赢了。而且赢得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
　　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所顾忌。
　　
　　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正月，临安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即刻上表庆贺瑞雪。此后我又不断上表庆贺不见了日食。总之我一意要把绍兴年间打造成一个太平盛世。
　　可该死的日食还是每隔一阵就来一次。
　　不过没关系，朝廷主管天文和修史的官员们都很知趣，从我上表之后，凡是出现日食他们都当成没看见，也不记载。所以倘若你们日后翻阅《宋史·天文志》，发现这段时期都没有日食，请不要奇怪。日食是有，可都被我秦桧挡住了。
　　那段时间彗星还挺多，让我颇为懊恼。一个叫康倬的候补官员赶紧上书说，彗星并不代表什么，不足畏。我觉得这家伙挺识相，就任命他当了京官。
　　这一年，楚州又上报说海水都变清了。我连忙请求高宗庆贺一番。可高宗却没有准许。我知道，虽然兵戈已息、和议已成，可他心中仍然有一丝不安。毕竟这个太平天子当得有点窘迫，甚至有点不光彩。
　　可我却一直很坦然。就算高宗把自己当成半壁天子，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半壁宰相。
　　因为家国虽然残破，可我手中的权力却很完整。
　　所以不管天子乐不乐意，我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半壁大宋涂脂抹粉。不久虔州知府薛弼便又上表，说剖开一棵树干，里面发现有“天下太平年”五个字。高宗也终于动心了，下诏让史官加以记载。于是史官们便将此事大书特书，其文用尽了人间最美妙的词汇。
　　此后，朝廷每天都会收到各地关于各种祥瑞的奏章。
　　我很欣慰。
　　天下如此和谐，不是太平盛世是什么！？
　　
　　从此天下凡是有不和谐音，皆会被我一一翦除。
　　我尤其忌讳人们提起“绍兴和议”之前的一切，无论是涉及家仇国恨，还是涉及我个人。
　　一个叫洪皓的朝臣曾经于建炎三年出使金国被扣，一直坚贞不屈，不任伪职，被时人誉为“宋之苏武”。他在绍兴和议后回到临安，仗着高宗对他的信任和自己的忠贞名节，居然斗胆揭了我的疮疤，说我当年随完颜昌南下围攻楚州时曾替金人写劝降书。此事虽然属实，但朝中无人知晓，如今被他揭破，我顿时怒不可遏，当即命人弹劾他。高宗本欲重用他，碍着我的面子，只好给了他一个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的闲职。
　　此后又有多名朝臣和士人讥评时政，可他们就没有洪皓这么幸运了。
　　从绍兴十三年到十四年，因触怒我而先后获罪的有：胡舜陟、张九成、僧宗杲、张邵、黄龟年、白锷、张伯麟、解潜、辛永宗。这些人的结局不外乎贬谪、流放、充军、下狱。总之，没一个有好下场。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我让儿子秦熺担任秘书少监，专门监修国史。不久秦熺便呈上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日历》五百九十卷。其中凡有涉及我第一次罢相之后的诏书、奏章、而言辞又对我不利者，皆删改、丢弃，或干脆焚毁。秦熺还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专门歌颂我对太后归来所做的贡献。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我又让秦熺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四月，高宗皇帝赐给我上等豪宅。六月，皇帝亲临我的府邸，对我的妻子、儿媳、子孙皆大加赏赐。十月，皇帝又御笔亲书“一德格天”的四字匾额，赐给我悬于楼阁。
　　从这一年开始，我下令禁止民间写史。
　　因为我知道，虽然我可以通过秦熺之笔在官史里保持光辉形象，可在野史里必定会被描得漆黑一团。
　　这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
　　禁令一下，朝野一片惶恐。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第一个站出来，矢口否认《涑水记闻》是他曾祖父的作品；随后，曾被我一贬再贬的大臣李光的家人也赶紧把李光的一万卷藏书付之一炬。连朝臣都吓成这样，百姓们就可想而知了。
　　看着临安城中争相焚书的阵阵火光，我心满意足地笑了。
　　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我兴建了家庙。高宗皇帝赐给祭器。据说将相的家庙被赐给祭器就是从我开始的。我没有去考证，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我感到很荣幸。
　　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高宗又封我为益国公。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我把儿子秦熺擢升为知枢密院事。
　　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高宗命宫廷画师为我画像，并亲自撰写了“像赞”。
　　这一年，湖、广、江西、建康各府均奏报上天降下甘露；不久，各郡又报无人犯法、监狱为之一空。
　　……
　　请原谅我在这里记录了一段流水帐。
　　因为在这几年里，每一天我都过得极其幸福也极其相似。我觉得这几年上下晏然、中外和谐，天下人同心同德，三五年恍如一天，所以可资讲述的东西实在不多。另外，我也不敢向你们过多描绘我个人的幸福生活，因为那只会遭致你们更深的不齿和憎恨。
　　
　　日子飞快地来到了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的正月。
　　我的生命进入了某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这个早晨和其他早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出了一把斩马刀。
　　这把刀突如其来地划破了我幸福而宁静的生活，让我满怀震惊的同时猛然醒悟——原来危险从来没有消失。
　　它只是蛰伏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窥视着我。
　　而我却毫无察觉。
　　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射出一支冷箭、或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斩马刀……
　　那天我去上早朝，我的轿子跟往常一样行进到了望仙桥。凛冽的晨风从轿帘的空隙中吹进来，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就在此刻，我蓦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呼啸撕破了望仙桥上的宁静。伴随着呼啸声的，是某种利器划破空气发出的锐响。
　　我屏住呼吸，感觉轿子猛然一震。接着轿外便响起嘈杂的咒骂和搏斗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颤抖着掀开轿帘，看见我右前方那根粗大的轿杆已经被砍成两截，一个壮汉被卫兵们死死地按倒在地，口中兀自詈骂不止。
　　壮汉身边的地上，躺着一把锋利的斩马刀。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对此扼腕不已。
　　八百多年来无数的人们肯定都思考过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斩马刀砍断的竟然是秦桧的轿杆，而不是秦桧的脖子！？
　　为什么罪大恶极的秦桧没有遭到应有的报应！？
　　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
　　在这桩刺杀未遂事件之后，我又完好无损地多活了五年。
　　看来老天爷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富有正义感。如果老天长眼，那一刀真应该劈在我的脖子上。
　　可惜没有。
　　事后我亲自审理这桩案件。经查，刺客名叫施全，是殿前司后军的一名小校。当我厉声质问他为何要杀我时，施全怒目圆睁地喊道：“举天下之人，皆欲杀虏人，汝独不肯，我故欲杀汝！”
　　施全随后便被磔杀于市。
　　而我从此也变得战战兢兢。
　　在我生命的最后五年中，我的眼前随时晃动着一把寒光凛冽的斩马刀。所以每次出行，我必定要配备五十名卫士。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我害怕失去生命，害怕失去我费尽心机所换来的这一切。
　　
　　自绍兴二十年起，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开始不听使唤了。我发现它们就像秋冬时节的枯木一样正在一段一段的朽坏。我上朝的时候已经无法独自行走，皇帝特别准许我的两个孙子搀着我上殿，而且不用跪拜。
　　我感到无奈。我有能力对付现实中的各种威胁，可我没有能力对付衰老和死亡。
　　我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可它为什么一下子就到头了！？
　　我开始发泄我的愤怒。
　　自绍兴二十年起，我变本加厉地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狱案，籍此获得心理平衡，同时继续攫取家族的功名富贵，并且不择手段地美化我的个人历史……
　　绍兴二十年春，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被指控私藏其父所著的私史并加以校注。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焚书万卷纯粹是假象，于是奏请皇帝下诏将李孟坚编配峡州，而早已被流放的李光也永不荐拔。这年五月，秘书少监汤思退又上奏，请将我当年力主保存赵宋的事件本末交付史馆、加以编篡。六月，我儿子秦熺被加封为少保。这年岁末，右迪功郎安诚、平民汪大圭因文字狱被发配；平民惠俊、进义副尉刘允中，僧人清言因文字狱被斩。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朝散郎王扬英上书推荐我儿子秦熺为宰相，我随后便任命王扬英为泰州知府。
　　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我又发起了四大狱案。获罪的是王庶的两个儿子子王之奇和王之荀，以及朝臣叶三省、杨炜、袁敏求。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进士黄友龙获罪，被刺字发配岭南；内侍宦官裴咏获罪，被编配琼州。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年三月，我的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省试殿试均为第一。同时我的侄子秦焞、秦焴、姻亲周夤、沈兴杰也全都金榜题名。士子们一片哗然，都认为这是考官作弊。而此时的考官魏师逊、汤思退等人正在相互庆贺，说：“吾曹可以富贵矣！”
　　当然，如果我的孙子继儿子之后再度成为状元，那他们的富贵便是立等可取的。
　　可我却没有料到，秦埙已经到手的状元却被撸了。
　　是高宗赵构亲手把他撸了，然后把第三名张孝祥点为状元。
　　我终于意识到——我秦桧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对于一个一手遮天的权相，天子赵构或许也已忍耐很久了吧？
　　
　　我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
　　我尤其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天子阴郁的眼神。
　　有一天左右无人的时候，天子以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对我说：“最近不知怎么回事，百官轮流入对、单独奏事的规矩好像有点废弛了，凡是轮到入对的人都以请假避免。朕原本想借此听一听不知道的事，可现在倒好，什么都听不着了……这件事，爱卿是否应当管管了？”我口中唯唯，抬头一看，天子的眼中阴云密布。
　　另一件事是关于前不久衢州的民变。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上报高宗，而是派遣殿前司将领辛立率禁军前去平定叛乱。晋安郡王马上将此事奏报高宗。天子一脸愕然地质问我。我坦然自若地说：“这是小事，不足以让圣上忧虑，一旦叛乱平定，臣自然会奏。”那一刻高宗的眼神与上一次如出一辙。
　　我知道，高宗赵构对我长期以来阻塞言路、独揽朝政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可我不会就此罢手。
　　南宋之所以得享半壁太平，你赵构之所以能做稳半壁天子，还不是多亏了我！？所以，我绝对有理由和你分享这块蛋糕。你做你的太平天子，我做我的全能宰相，有哪里不妥吗？
　　我不觉得。
　　几天后我就找了个借口缩减了晋安郡王的月俸。
　　不多，每月才扣二百缗。
　　这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让他管好自己的舌头。别以为他是亲王我就不敢动他。他要是再敢乱嚼舌头，那就不是扣点钱那么简单了。
　　天子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拿出大内库房的钱给他补上。
　　
　　所以这次高宗断然摘掉了秦埙的状元帽子，就是对我的报复。
　　我已经风烛残年、并且病入膏肓了，我知道高宗正盼着我早一天死。
　　可我不想放弃这一切。
　　我还想得到更多。
　　我知道这不太现实。可不知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
　　死亡越逼进我，我越想拥有更多。
　　那些日子我缠绵在病榻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有某个地方正在塌陷、塌陷、剧烈地塌陷……直到塌陷成一个巨大的空洞。
　　我为此痛苦不已。
　　我已经攫取了世界上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如此匮乏！？
　　是不是我攫取得还不够？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春天。
　　我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所以我还是授意手下奏请皇帝加我“九锡”。古来权臣皆赐“九锡”，我当然也想要。
　　加了九锡，能不能填满我内心那个巨大的空洞？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我未曾占有的东西。所以我还想要……
　　
　　别人的老来心境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发现自己越到最后的时刻，记忆中的仇恨就越是沉渣泛起。
　　我念念不忘那些阻挠过我的人——包括当年我走在无间道上所碰到的那些拦路石，也包括我迈上权力顶峰后仍然在作梗的人。
　　他们是赵鼎、胡铨、李光，等等。我把为首这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了“一德格天”的阁楼上。
　　在我死前，我一定要让他们先走一步……
　　其时被贬谪到潮州的赵鼎或许有了某种预感，所以给他儿子赵汾写了一封信，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无患；不死，则祸及于家！”随后他便绝食而死了。
　　消息传来。我发出一声冷笑：你死了，你的家人就无患了吗？
　　我决定用我最后的力量发起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狱案。
　　到这一年秋天，狱案终于办成，总共定罪了五十三人。其中包括赵鼎的儿子赵汾，我的老对手、其时被贬永州的张浚，等等。
　　然而，当狱案敲定的那一天，我就已经病得不行了。
　　我甚至已经拿不动一管紫毫。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感觉体内的黑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一直扩大得无边无际。
　　给我整个世界，我也填不满它了……
　　高宗赵构亲自驾临宰相府来探望我。
　　我看见了他那一如既往的阴郁的眼神。
　　我很伤心。所以我一句话都没说。
　　皇帝的慰问之辞简短而空洞。我看见皇帝冷冷的瞳仁里，映现着一个骨瘦如柴老泪纵横的濒死之人。
　　那就是我吗！？
　　
　　我快要死了。难道秦氏家族的辉煌即将就此终结？
　　不。我的儿子秦熺不是正当盛年吗？我死后，难道他就不能继任宰相！？
　　我让秦熺带着我的临终意愿去见高宗。皇帝瞥了他一眼，只给了六个字：此事卿不当与！
　　秦熺无奈，拜辞而出。
　　他前脚刚迈出殿门，皇帝后脚就命人草拟诏书，内容是命令我们父子一同致仕。
　　这天晚上，我再命儿子秦熺和孙子秦埙去找我在御史台的心腹官员，让他们次日奏请秦熺为宰相。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是幻想和徒劳。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日子。
　　我盼来的一纸诏书不是封秦熺为相，而是将我们父子双双罢免。
　　皇帝让我以建康郡王之爵、秦熺以少师之衔，一同致仕。我孙子秦埙和秦堪也一起被贬为江州太平兴国宫提举——一个聊胜于无的闲职。
　　我在一瞬间失去了我用六十六年所攫取的一切。
　　那五十三个已经被我钉上铁板的政治犯明天将遭遇大赦、官复原职，并且为我的下场而拊掌相庆。
　　他们全都获得重生。
　　唯我一人茕然赴死。
　　这是为什么？
　　
　　这天晚上，寒风呜咽，形同鬼哭。
　　我在病榻上疯狂挥舞着瘦骨嶙峋的双手。
　　我发现自己正在以可怕的速度朝那个无底的黑洞急速坠落。坠落……
　　让我抓住点什么吧，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不想要任何东西了，只想要一根稻草。
　　我在最后的时刻厉声嘶喊。可整个世界都保持沉默。
　　当眼前最后一缕光明消失，黑暗就把我彻底吞没了。
　　我死后，高宗赵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这句话多么精辟啊！
　　它把我们二人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我的确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皇帝既用它切除了岳飞这样的威胁，又用它收割了绍兴和议的果实。可这把刀用完后他却不敢扔。因为金人的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所以专主议和的秦桧便不可或缺。皇帝只好把我置于靴中，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他只好忍受了十多年的大权旁落之痛。
　　这就是赵构的软肋。
　　这就是我们皇帝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紧紧抓住他的软肋和脚踵，从而分享了他的蛋糕，换取了前后两次共计十九年的宰相大权，以及整个家族的功名富贵。
　　这就是利益的均衡法则。
　　皇帝不敢打破这种均衡。他只能隐忍，等待那把靴中之刀的自然朽坏。
　　终于捱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看见一个令他既爱且恨的旧时代落下了帷幕。从这一天起他的步伐轻快了不少，他的睡眠也安恬了许多。
　　因为靴子总算合脚了。
　　而卧榻之旁也再无他人的鼾声。
　　
　　
　　
　　结束了。
　　八百多年来我唯一想做的事情终于做完了。
　　对于我的自述，你们作何感想？
　　或许诚实的告白只能遭致你们更为深切的诅咒？
　　或许从中裸露出的人性之恶只能引起你们更为强烈的道德愤慨？
　　不过这无关紧要。
　　我一开始就说过，这不是辩护书，也不是翻案文章。这只是灵魂异化的记录——一个罪人真实的忏悔。所以，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都觉得无所谓。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说了这么多，能不能唤起你们的一两点思考？
　　八百多年来，我听惯了太多感性的谩骂和道德的指责，可我似乎很少见到理性的思考与冷静的言说。
　　这是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地方。
　　八百多年来，秦桧早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耻辱与罪恶的代名词。所以有人说，即便政治的黑锅不能只让一个人背，可岳飞之死的黑锅，你秦桧不背，谁又能背！？
　　这话说得好。岳飞是一个英雄的典型，所以在他对面必须塑造一个奸臣的典型。我尊重人们的这种善意之举。我也不否认这是历史的作用之一——树一个英雄让人们去景仰，以培养高尚情操；再树一个奸臣让人们去唾骂，以发泄道德义愤。
　　我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
　　同时，我秦桧也不敢因为独背一口大黑锅而感到委屈不满。其实我对这一切没有怨言。我感到困惑的仅仅是：除了把历史变成一所窗明几净、爱憎分明的道德课堂之外，你们还可以做什么？你们经常说让历史照亮未来，可究竟应该用怎样的目光解读历史，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已经不复存在，而你们仍然活着。
　　《我的无间道》至此终结，可历史仍将延续。
　　所以，答案只能由你们去寻找。
　　也许这篇文字结束的地方，能成为你们思考的起点？
　　对此我心怀祈望。尽管我说的是——
　　也许。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2-9 07:56:10

　　
　　死神来了。
　　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刻，以我始料不及的方式来了。
　　这是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我看见头上的天空依旧纯净而蔚蓝，和五十多年前我初入宫的时候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一眨眼，也就是一生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太监。你们或许还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坊间的百姓都说，现如今的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
　　后者说的就是我。
　　按理说，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该知足了，也该死而无憾了。
　　是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我已经六十了。虚岁刚满六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遗憾，也并不怎么惧怕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活得痛快，就算死了也痛快。可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居然给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磔刑。
　　我原以为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可我错了。他们不想让我死得那么痛快。说得更准确点：他们是想让我死得很痛，却不想让我死得很快！
　　所以他们给我判了寸磔之刑。寸磔又称“凌迟”，从“陵迟”而来。语出《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原意指山陵的坡度由高而低地缓慢降下，用做刑罚之名时，意指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削下来，所以此刑的俗名又称为“剐”——千刀万剐的“剐”。
　　你们说，这样的死法不让人恐惧吗？
　　剐刑有八刀、十刀、百刀、千刀不等。听说他们足足给我定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天知道这是哪个变态的混蛋凭着哪条该死的律法定下的刀数，居然准确到了个位数！
　　我只能苦笑。
　　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中无奈地苦笑。
　　大明帝国的士大夫们不希望死神把我一口吞没，而是渴望它吐出冰凉又锋利的舌头——三千三百五十七次地吻遍我的全身！而他们则站在一旁，悠然地欣赏我的痛苦、仔细地玩味我的恐惧。
　　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撑到最后一刀。
　　不过他们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想享受过程——享受一个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太监终于被他们千刀万剐的妙不可言的过程。
　　在自命清高的帝国士大夫的眼中，太监只能算是下等人。而像我这种下等人五年来居然一手把持了帝国朝政，而且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对他们而言不啻于奇耻大辱。如今既然栽到了他们手里，怎么可能不让我加倍偿还？！尤其当他们从我家里抄出那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时，那种强烈的震惊和嫉妒更是让他们近乎疯狂。不用说别人，年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个就傻眼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开列一张我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天子本来还不欲置我于死地，只想把我贬谪到凤阳，一听说抄出了这么多东西，顿时咆哮如雷：“奴才果然反了！”于是断然决定将我诛杀。
　　年轻的天子固然是因为抄出了一些有关我谋反的证据而愤怒。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我想就是那座让他触目惊心的金山银山——面对它们，即便是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不可能不眼红、不可能不想将其据为己有！
　　而你们，是不是也有被这些数字绕晕的感觉？
　　简单来说，抛开那些珍宝和违禁品不算，我的财产光黄金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是二亿五千多万两。如果都换算成白银，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比价一比五来算，我的财产总额为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给你们两个参考数字。一个是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20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另一个数字是七十多年后那个叫张居正的帝国大佬通过十年改革为明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125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是它的25倍。
　　如果你们对这种银两的数字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可以将其换算成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币。按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我的财产是1200多亿人民币。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什么《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我评为一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六名中国人之一。
　　在这样的一些事实面前，你们说，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我死有余辜？！而且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解恨？！
　　你们是不是会感到无比的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趁着刽子手还在磨刀，死神还没有伸出它冰冷的舌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说说心里话。
　　我很愿意在刽子手剖开我的胸膛之前，主动向你们裸露我的灵魂，同时向你们敞开我的一生……
　　我原本姓谈，老家在偏远穷困的陕西兴平。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年净的身了，只记得是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进的宫。我生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可见入宫的时候顶多也就五六岁的光景。是一个姓刘的老太监把我领进宫的，从此我就跟了他的姓。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入宫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早晨。天很高、很蓝。阳光很耀眼。
　　刘太监走得很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一言不发，只是死命地拽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跟着他走进了这座巨大而森严的紫禁城，同时也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我的宿命。
　　皇城中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恐惧。
　　无论是垂宇重檐的宫殿，还是凶神恶煞的禁军士兵，乃至丹墀上张牙舞爪的飞龙、殿庭前面目狰狞的青铜狮子，都会让我心跳加速、手脚打颤。
　　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一切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因我手中的权力而颤栗和摇晃。
　　然而，无论日后的我如何飞黄腾达、权势熏天，景泰年间那个早晨的仓惶和恐惧，都在我心头打上了永远的烙印——就像无论我日后如何富可敌国，幼年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贫穷，永远都是我生命的底色一样。
　　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摆脱过恐惧，也从来不曾摆脱过贫穷。就算在我生命最辉煌的五年间，我也是大明帝国最有威严的恐惧症患者，同时也是大明帝国最富有的穷人。
　　你们是否觉得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太监。我是一个下等人。
　　从五十多年前那把锋利的牛角刀向我的下体狠狠挥落的那一刻起，我的人格、我的尊严、我本应享有的正常人的全部幸福和梦想，就都随着那血肉模糊的一小块肉，被彻底地割落了。
　　与其说那一刀造成的是生理的残缺，还不如说它造成的是心理的残缺，人格的残缺，生命的残缺。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世界就再也没有摆脱自卑、恐惧和匮乏。
　　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安全感和财富。
　　这是一种极度的渴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满足的渴望。
　　它让我的生命坍陷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比世界更大的空洞。
　　“站皇帝”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它？
　　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可以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你们反问我，为什么当年会去当太监？！
　　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个字——穷。
　　穷得上不起学，穷得穿不起衣裳，穷得吃不上饭。而只要当上太监，就有机会识文断字，不论寒暑都有衣服穿，每天还能吃上三顿饭。要是在宫里混得好，老家还能盖上瓦房，兄弟还能娶上媳妇，父母还能在村里人面前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况且，如果一不留神混成一个大太监，那更是比状元郎和驸马爷更神气，不但能光宗耀祖，还能让所有亲朋故旧全都跟着鸡犬升天。
　　所以，就算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就算明知道挨上一刀就成了下等人、人格残缺者，就算明知道生命中只会剩下自卑、恐惧和匮乏，就算明知道辛苦一生老来还要挨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太监。
　　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赌——赌一个光宗耀祖、鸡犬升天的机会。
　　我相信，只要太监这个行当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天下所有活不下去的穷人就都有可能像我这么想，都有可能像我这么做。
　　在我得势的那几年里，每当我伸手接过一笔贿赂，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贫穷一步了；每当有一个大臣在我面前卑躬屈膝，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自卑一步了；每当我收拾掉一个对手，也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恐惧一步了。
　　可事实上，我一生都在与贫穷、自卑和恐惧纠缠，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权力和安全感。
　　没有。
　　哪怕一刻也没有。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不同的人对此却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富人的人生是一趟短暂却不失精彩的旅行，那么对于穷人来说，生命就是一场怎么望也望不到头的苦役。从入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名低贱的杂役。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洒扫、值更和伺候大太监的日子中度过的。我甚至连伺候皇帝、后妃和太子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粗衣粗食是不用愁了，斗大的字也识了一筐了，可老家始终没有盖起瓦房，兄弟们始终没有等到我寄去的老婆本，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也还是没能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入宫看见的那片蔚蓝色天空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笼罩在我的头顶和紫禁城之上的，永远是一片铅灰色的阴霾密布的苍穹。金銮殿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可我的生命依然困顿而无望。
　　宪宗成化末年，凭着入宫将近三十年的资历，我终于摆脱了低贱的杂役生涯，被任命为教坊司使，掌管宫廷伎乐。虽然地位有所上升，可不过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官，而且薪俸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我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幻想着平步青云的时刻，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王振那样权倾中外的大太监。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无情的现实就粉碎了我的梦想，并且让我再度落入暗无天日的困境。
　　那是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也就是孝宗朱祐樘刚刚即位的那一年，新天子举行了祭祀社稷的大典，典礼结束大宴群臣。为了讨新天子的欢心，我特意在宴会上安排了一场伎乐表演作为献礼。
　　没想到此举竟然弄巧成拙，并且差点为我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天，乐工刚开始演奏，一群浓妆艳抹的舞女刚刚迈着曼妙的舞步出现在天子面前，都御史马文升立刻站起来，指着她们当庭怒斥：“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能以此渎乱圣聪？！”
　　于是宴会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演就算了，顶多也就是让我拍不着皇上的马屁而已。没想到马文升却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还上纲上线，以什么“渎乱圣聪”的罪名对我发起了弹劾。马文升是都察院的头头，刚上台的皇帝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况且，新朝新气象，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想利用这个事件树立一个寡欲俭朴的新政风。而我就这么撞在了风口浪尖上，不幸被抓了一个典型。
　　他们先是把我判了死刑，后来为了体现宽仁的政风，又赦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撤掉了我的教坊司使之职，把我贬为茂陵司香，也就是去给宪宗朱见深守陵。
　　那一刻我近乎绝望。
　　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整整守了十年的陵墓之后，我总算盼来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一年，七岁的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孝宗皇帝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几大阁老担任太子的老师，同时精选东宫官属，包括增选近侍宦官。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拿出大半生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太监，终于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
　　这一年，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
　　入宫四十余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伺候“主子”的机会。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况且朱厚照又是孝宗皇帝的独苗，日后入继大统绝对没有半点悬念，搞定他就等于搞定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问题在于：朱厚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子？如何才能搞定他？
　　当我带着一半希冀一半忐忑进入东宫，生平第一次看见朱厚照的眼神时，我笑了。
　　我完全释然了。
　　这是一个“顽主”的眼神。
　　这是一种与他那温文尔雅的父亲截然不同的眼神。
　　那一刻，我看见朱厚照晶亮灵动的眸光中映现着一个未来的刘瑾——一个否极泰来风生水起的刘瑾。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孤立的。
　　倘若没有自幼贪玩好动的太子朱厚照，就没有日后呼风唤雨的大太监刘瑾。
　　倘若没有处心积虑搏出位的刘瑾，也就没有日后骄奢淫逸的皇帝朱厚照。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与朱厚照的相遇是命中注定。是老天爷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一如老天爷一直把皇帝制度与太监制度同中国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样。
　　我进了东宫就像鱼儿游进了水。而朱厚照遇见我，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遇见了充足的水份和阳光。
　　我们相互需要。我们一拍即合。无论我们即将联袂出演的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情景剧，还是一部乐极生悲的灾难片，我们谁也绕不开命运，我们谁也绕不开对方。
　　那些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阁老们希望把朱厚照塑造成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的皇帝，可他们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从见到朱厚照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主。
　　江山是他的桎梏。皇冠是他的枷锁。除非它们能为他提供一切好玩的东西并且丝毫不能约束和妨碍他，否则他宁可不要它们。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碰上这样的主子是大臣和百姓的不幸，却是宦官奴才们之大幸——是年近半百的我、刘瑾刘太监之大幸。
　　从进入东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诱发并且满足朱厚照的玩性。什么射箭、骑马、踢球、摔跤、打猎、斗鸡、遛鹰、驯豹等等，把能够想到的好玩的东西都玩了个遍，最后还玩起了打仗。我经常召集成百上千个宦官，让小太子率领大队人马在东宫里“大动干戈”，每每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为了让太子能够按照我给他浇铸的模子成长，我就必须让他远离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儒臣，为此我便怂恿他逃学。朱厚照本来就视读书为畏途，对老夫子们向他灌输的那一套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厌恶已极，每每在讲席上如坐针毡，要不就打磕睡。我的建议正中朱厚照的下怀，于是他屡屡找借口推掉了阁老们给他的例行讲读。朝臣最后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告到了皇帝那里。说：“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
　　孝宗皇帝刚开始还干涉了几次，后来他自己沉缅于宴饮伎乐和斋醮祈福，也就疏于对太子的管教。我和朱厚照趁机通宵达旦、变本加厉地游戏玩乐，以至于终孝宗一朝，也就是朱厚照登基前读书就学的七年间，一部《论语》都没有读完，更不用说什么《尚书》、《周易》、《历代通鉴纂要》之类的。
　　所以朱厚照即位之后能够重用我和宦官们，并且一直与那帮迂腐的文人儒臣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体质一向欠佳的孝宗皇帝朱祐樘尽管长年累月地进行斋醮祈寿，却仍然没有挽回他早逝的命运，于这一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临终前朱祐樘执着刘健等阁老的手说：“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
　　数日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
　　朱厚照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五，无疑还是个孩子。
　　当金銮殿上那张宽大的龙椅坐上一个小皇帝的时候，通常也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赫然登上帝国政坛和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枯燥沉闷的史册突然楔入一段精彩故事的时候。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这次闪亮登场、摩拳擦掌地准备来演绎这份精彩的人就是我——太监刘瑾。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五十年。
　　我还有另一个五十年吗？
　　没有了。
　　所以，为了我渴望的权力、财富、安全感，为了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
　　一切都被禁锢得太久。一切都被压抑得太久。
　　所以，一旦轮到我上场，就必然会有一场淋漓尽致的人性的演绎。
　　也必然会有一次厚积薄发的欲望的井喷……
　　朱厚照登基后，马上任命我为钟鼓司的掌印太监。所谓“钟鼓司”，即掌管朝会的钟、鼓及大内伎乐，虽然不是什么要害部门，但我很清楚，此举显然是出于小皇帝对我的需要和信任。换句话说，小皇帝希望我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供各种娱乐节目。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的“顽主”依然保持着太子本色。
　　我相信，只要把小皇帝的业余文化生活继续搞得丰富多彩，我很快就能获得满意的升迁。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让他沉缅于歌舞伎乐、射猎宴饮、飞鹰走马之外，我又诱导他微服出行。皇宫外的广阔天地让小皇帝大开眼界，每次出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东游西荡、流连忘返。
　　皇帝一爽，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数月后，我被擢升为内官监的掌印太监。内官监在大内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中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宫室、陵寝及各种器物的营造。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
　　正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走上那条金光闪闪的千年富豪之路。
　　
　　小皇帝和我们宦官打得火热，自然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他们把以我为首的八个受宠的原东宫宦官命名为“八党”，又称“八虎”。那就是我、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
　　文臣与太监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冤家对头。尤其是当幼主临朝的时候，二者更会为了争夺对小皇帝的控制权而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朱厚照五月登基，从六月开始京师上空就淫雨连绵，一直持续到八月。大学士刘健等人趁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称这是“阴阳失调”，原因是皇帝没有遵循先帝遗诏，该裁汰的冗员没有裁汰，该节约的开支没有节约等等。而刘健所谓的“冗员”，主要就是指几年来人员和编制迅速膨胀的各“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简言之，就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我们宦官。
　　小皇帝跟这帮老家伙打哈哈，一边下诏温言慰勉，一边我行我素。不但没有裁撤半个宦官，反而使“内府诸监局”的编制和人员又“骤益数倍”，把那帮阁老气得吹胡子瞪眼。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正月，小皇帝又让我兼“总督团营”，亦即总督京城禁军。
　　谁都知道，禁军是京畿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若非皇帝最宠幸的人，绝对不可能掌握它。尤其在非常情况下，这支力量足以左右帝国政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掌控了它，谁也就扼住了帝国政治的咽喉。
　　所以，这项任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预示着刘瑾的时代即将到来。
　　
　　小皇帝纵情享乐，而且频频出宫游玩，难免就有些囊中羞涩。我跟他说，有个办法可以搞到银子，而且长期不愁钱花。小皇帝听得眼冒绿光，连连叫我快说快说。我说，大臣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裁汰内臣，而您一直都没做吗？可见圣上英明。如此浩荡皇恩，奴才们自然应该要有所表示。依奴才之见，应该让各地的镇守太监每人纳贡黄金万两，皇上一来可以作为零用，二来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在京畿附近购置田庄，委派内臣监管，收取田租。若恐廷臣非议，名义上就说是奉顺慈闱、孝养两宫皇太后。如此不但有孝亲之名，皇上以后也都不用愁银子了，岂不甚好？！
　　小皇帝呵呵直笑，连呼甚好甚好。随后依言而行，在京畿周围购置了三百多所田庄。不久朝臣们就议论汹汹，纷纷谏言内臣管庄扰民，要求革除田庄，召回管事太监。小皇帝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用我教他的那套口吻说：“卿等为国为民，意良厚。但朕奉顺慈闱，事非得已。”一句话把他们全都挡了回去。
　　大学士刘健等人只好退了一步，说：“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委悉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这帮阁老很清楚，所谓的“奉顺慈闱”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他们就想将计就计，把田庄的利润纳入“有司”，亦即收归国有，取消皇帝的小金库。
　　小皇帝正因生财有道而偷着乐，当然不肯让步，遂对刘健的谏言置若罔闻，理都不理。
　　朱厚照对以我为首的“八虎”眷宠日隆，并且时常因耽于逸乐而旷废“经筵”（阁臣为皇帝开讲经义）和早朝，朝臣、言官和阁老们无不充满了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感，于是不断上书劝谏皇帝，一再弹劾我们宦官败坏朝纲，请皇帝将我们诛除。
　　对于所有谏言，小皇帝一概如风过耳；表面上虚心接受，背地里坚决不改。有一次又因暗中支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终于火起，当面指着刘健等人的鼻子骂：“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把阁老们搞得灰头土脸。
　　户部尚书、老臣韩文每每退朝与属下言及朝政，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两行悲天悯人的老泪。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说：“大人徒泣何益？如今谏官们交章弹劾诸阉，只要大人出面，趁此时机率朝臣们力争死谏，要除掉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被手下人这么一激，韩文顿然抖擞起来，一捋须、一昂首，毅然决然地说：“好！纵使大事不成，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
　　随着户部尚书韩文的率先发难，正德元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
　　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PK，使我一跃成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迅速跻身大明帝国的权力中枢；而大臣和阁老们则是罢黜的罢黜、致仕的致仕，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其实这样的结局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当偌大一个天下落在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手中的时候，他难免会让自己和整座江山都摇摇晃晃，而且难免会失手打碎一些东西。
　　诸如所谓的正义和公理，所谓的悲悯和良知。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宦官。
　　在一个政治与正义毫不相关的社会中，在一个权力与能力恰成反比的年代里，所谓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实在不足为奇，所谓的人心失衡、道德沦丧也就应运而生。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的小皇帝朱厚照。
　　我想，要怪只能怪天意——几千年来牢牢束缚所有中国人的无形无相却又无所不在的天意。
　　用我们的话来说，只能叫它天意。
　　用你们的话来说，应该叫它什么？
　　
　　韩文决意向我们宣战后，于次日早朝秘问阁臣，三位阁老当即首肯；又向朝臣倡议，群臣皆表示支持，韩文遂成竹在胸，命李梦阳草拟奏疏，并叮嘱他说：“措辞不能太雅，否则皇上看不懂；也不宜太长，太长皇帝不耐烦。”
　　奏疏拟就，韩文便召集九卿和诸大臣联合署名，随后上呈皇帝。
　　由于这道奏疏挺能代表他们文臣对我们太监的看法，所以我把它收录在此，供你们一阅：
　　
　　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国疑之秋，……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盅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刘瑾、永成等罪恶彰彰，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奏疏呈上，朱厚照傻眼了。
　　这个成天只知道嬉戏玩乐悠哉游哉的小皇帝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也终于意识到原来屁股下面这张舒服的龙椅也会把人逼入如此身不由己左右为难的窘境。
　　一边是帮他统治天下打理朝政的文臣，他一天也离不开他们。
　　一边是让他的人生充满快乐和阳光的宦官，他一刻也离不开他们。
　　而眼下他们却要拼个你死我活。
　　而且还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怎么办？
　　在阳光下快乐成长了十五年的小皇帝一连数日茶饭不思。
　　他哭了。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彷徨。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2-9 08:10:26

　　朱厚照最后选择了妥协。
　　他不得不妥协。
　　没有这帮文臣阁老，他一天也开不动大明帝国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
　　然而，他选择了有条件的妥协——把以我为首的八名宦官遣往南京安置。
　　这是缓兵之计。皇帝想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让我们悄悄回来。
　　可阁老们不干。
　　当皇帝命司礼太监李荣和王岳去内阁跟他们协商时，阁臣谢迁和刘健都坚持原议。他们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将“八虎”诛杀，这事儿就不算完。刘健甚至拍案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有何面目见先帝！”他这是在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向皇帝施加压力。
　　三位阁臣中，只有李东阳在表态的时候言语闪烁、模棱两可。
　　此举大出刘健和谢迁的意料。他们没想到铁打般的阵营在此紧要关头却出现了微妙的罅隙。
　　很显然，李东阳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可更为微妙且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本属太监阵营的王岳却倒向了他们一边。阁臣们都表完态后，王岳瞥了李东阳一眼，把目光转向刘健和谢迁，一脸正色地说：“两位大人所议是！”
　　司礼太监王岳之所以临阵倒戈，绝不是出于什么正义感，而是担心日渐受宠的我有朝一日抢了他司礼太监的头把交椅。
　　所以他要借刀杀人。
　　从李东阳和王岳身上，我们足以见出，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铁打的阵营。
　　有的只是铁打的私欲。
　　
　　王岳回奏天子的时候，把刘健和谢迁的话原封不动地搬了一遍。
　　朱厚照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眼看小皇帝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八人遂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只有扳倒内贼王岳，取代他的司礼太监之位，才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进而对阁臣实施反击。
　　而他们一致推举取代王岳的人就是我。
　　与此同时，素来与我交好的吏部尚书焦芳命人紧急送来了一个口信，说刘健等阁老已与户部尚书韩文及九卿约定，准备率诸大臣于明日早朝向天子“伏阙面争”，以王岳为内应，一同迫使天子对我们八人下手。
　　形势万分危急。当天夜里，我们八人环跪在小皇帝的身边痛哭流涕。我趴在地上频频叩首，声泪俱下地说：“要不是皇上恩典，奴才们早就被人杀掉喂狗了。”
　　小皇帝悚然动容，陪我们唉声叹气。
　　我接着说：“害奴才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司礼太监王岳啊。”
　　小皇帝一脸诧异：“王岳何故这么做？”
　　我说：“王岳勾结阁臣，目的就是要限制皇上您的自由，所以想找借口先除掉我们，才会说什么‘放鹰逐犬’会贻害皇上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他王岳又何尝没有献过？为何当当归咎于我们？！”
　　小皇帝咬牙切齿地说：“狗奴才王岳，朕把他收了！”
　　我说：“放鹰逐犬，小道而已，何能损万机？！眼下廷臣之所以敢哗言无忌，正因为司礼监是他们的人；倘若司礼监和皇上您一条心，就算您为所欲为，谁敢信口雌黄？！”
　　朱厚照一怒之下，当天夜里就任命我为司礼监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人也全部分据要津。
　　一夜之间，形势完全逆转。
　　我们“八虎”因祸得福，不但避免了被诛杀或放逐的命运，反而以闪电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
　　而我则一举成为大内宦官的头号人物。
　　司礼监是大内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皇城内的一切礼仪、刑名，下辖“十二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除此之外，它还为皇帝管理奏章和文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权限是：内阁大学士的“票拟”必须经由司礼太监的“批硃”才能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掌管司礼监就相当于拥有了宰相的权力——尤其是当金銮殿上坐着小皇帝的时候，司礼太监更有可能成为这个帝国实质上的最高主宰者。
　　所以，正德元年冬天的这个深夜，毫无疑问地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当我们八个人怀着胜利的喜悦步出乾清宫的时候，我看见浓墨般的夜色中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刘瑾。
　　
　　对于这个深夜发生的一切，阁老和大臣们全都一无所知。
　　他们或许正在做一场好梦。
　　梦见八虎脑袋落地。梦见朝臣们在拊掌相庆。梦见四海澄清，大明帝国终成一派朗朗乾坤。
　　很可惜。你们是在做梦。
　　都几千年了，你们一直在做梦。
　　我在黑暗中低声地说。
　　翌日清晨，还没等阁老和大臣们“伏阙面争”，朱厚照就命李荣传召诸大臣。众人齐集在左顺门听旨，刘健依然胸有成竹地对韩文说：“事情就要成功了，诸位大人一定要坚持下去！”
　　话音刚落，李荣就带着天子旨意来了。他对群臣说：“有旨：诸大臣爱君忧国，言良是！然而奴才们侍上已久，不忍遽置于法，请诸大臣稍为宽限，容皇上自处。”
　　皇上自处？
　　昨天还在就“八虎”是否该杀的问题诚恳地征求阁臣的意见，一夕之间就这么“自处”了？！
　　阁老和大臣们面面相觑、百思不解。除了刘健和韩文几个领头的一脸困惑和愤怒外，绝大多数朝臣都面无表情，缄口不语。
　　他们很清楚，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
　　而不管是什么，都意味着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谏争运动”已经悄然失败了。
　　所以他们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一言不发、装聋作哑。
　　惹不起还躲得起。
　　只有这场运动的第一发起人韩文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起的。
　　他只能硬着头皮做最后的抗争。
　　韩文义愤填膺地说：“今海内民穷盗起，天变日增，群小则导上宴游无度，荒弃万机。文等备员卿佐，何忍无言？！”
　　群臣中只有吏部侍郎王鏊一个人站出来帮韩文说话：“八人不去，乱本难除！”
　　李荣说：“皇上并非不知，只不过是从宽处置罢了。”
　　王鏊紧咬不放：“如果皇上不处置，怎么办？”
　　李荣知道自己再说下去就没词了，弄不好还引火烧身，只好没头没脑地嘟囔了一句：“我李荣的脑袋又不是铁做的，怎么敢坏国事？！”说完匆匆掉头离去。
　　自始至终，阁臣刘健和谢迁都铁青着脸不说话。
　　他们看透了。
　　也就心死了。
　　他们知道，小皇帝宁可荒废朝政，也不肯牺牲享乐；宁可与文臣死磕，也不愿同太监决裂。所以他们觉得，再觍着老脸当这个内阁大学士也没多大意思了。
　　再待下去就叫“尸位素餐”。
　　堂堂帝国首辅，使出这么大力气闹出这么大动静都摆不平几个小小的太监，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
　　当天，刘健和谢迁就双双上书请求致仕。
　　朱厚照当即准奏，巴不得他们立刻从眼前消失。
　　最后一个阁臣李东阳也赶紧做姿态要求致仕。
　　皇帝没准。
　　他当然不会准。阁老们要是走光了，谁来帮他治理天下？
　　况且，我也不会让他走。
　　因为他是一个榜样——一个让群臣知道不与宦官为敌就可长保富贵的榜样。
　　
　　刘健和谢迁离京的那天，李东阳尴尴尬尬地去给他们送行，落下了几滴应景的眼泪。
　　刘健说：“哭什么？若当日你多出一语，今日就与我辈同去了。”
　　李东阳看着刘健，僵硬地咧了一下嘴，权充笑脸。
　　
　　数日后王岳被贬谪到南京大内充当杂役。
　　我派人在半道上追上了他。王岳没能走到南京……
　　出来混就是这样——要么赢掉别人的脑袋，要么输掉自己的脑袋。
　　没有中途撒手的可能。
　　更没有全身而退的道理。
　　
　　随后，吏部尚书焦芳在我的干预下进入内阁。朝臣们担心内阁全是我的人，就经由廷议一致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我迫于公论，只好点头同意。
　　虽然如此，内阁还是确凿无疑地落入了我的掌心。
　　说好听点，他们从此就成了小皇帝（实际上是我）的一个秘书班子。
　　说难听点，他们不过是点缀朝堂的政治花瓶。
　　而我——大太监刘瑾，才是未来的大明帝国真正的幕后推手。
　　
　　当上司礼太监的次月、亦即正德元年十一月，我开始着手实施政治清洗。
　　首要目标就是这场谏争的始作俑者——户部尚书韩文。
　　当然，要扳倒一个素有清望的当朝二品大员不能没有适当的借口。我派遣耳目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破绽，最后终于抓住了一条小辫子：在户部所辖的“内库”中发现有伪造的银子。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是只要一两，韩文就难逃失职之罪了。几天后朝廷就以降一级官秩的处罚勒令韩文致仕。
　　这么轻的处罚让我很不满意。碰巧随后他的属下、给事中徐昂上疏替他鸣冤叫屈，我趁势以“结党营私、互相袒护”之名迫使朝廷革除了韩文的致仕官衔，贬其为庶民，同时把徐昂、户部郎中陈仁和当初负责起草奏疏的李梦阳全部罢黜，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 09:44:42

　　由于刘健是四朝元老、谢迁是三朝重臣，他们的被迫离职必然会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为了防止他们串联生事，我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命吏、户、礼、兵、刑、工的六科给事中皆不得擅离职守，每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之前均不得离开各自的衙门一步，同时命锦衣卫监视，并且不时点名，违者张榜公布、严惩不怠。
　　被我罩下这张无形的巨网后，北京的朝堂顿时鸦雀无声。
　　可南京那头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群情激愤、议论汹汹，以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为首的二十多名南京官员纷纷上疏反对刘健和谢迁的离任。
　　如果他们以为我刘瑾对远在南京的他们鞭长莫及，那他们就错了。
　　自从当上这个司礼太监后，我一直想试试手中的“鞭子”到底能伸多长。他们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恰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当即出手。结果不言而喻。
　　我不但将戴铣和薄彦徽等二十多人全都施以廷杖之责，而且还把南京的头头脑脑全给揪了出来。他们是守备南京的武靖伯赵承庆、南京府尹陆珩和尚书林瀚。我给他们安的罪名是替属下传递奏疏、纵容属下妄议朝政。随后，陆珩和林瀚被勒令致仕，赵承庆被削减一半俸禄，戴铣等二十多人全被贬为庶民。
　　戴铣不久之后就因杖打的伤势过重而死。
　　南京的官员们不服，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人再度抗章论救。然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廷杖、罢黜和贬谪。
　　日后名扬天下、彪炳史册的这个思想巨匠、心学大师王守仁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我廷杖四十，并且贬到边瘴之地（贵州万山的龙场驿）当了一个小小的驿丞。要是我当初下手再狠一点，武宗一朝很可能多出一个屈死的小吏，而中国思想史则要少掉一个学术大师。
　　
　　通过对文臣的打击，我迅速建立了巨大的权威。为了扩大并巩固到手的权力，我决定把小皇帝彻底架空。我一边频繁进献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让他沉迷，一边总是趁他在兴头上的时候抱着一摞一摞的奏章去请他审决。小皇帝每每怒目圆睁，冲我喊道：“我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我赶紧趴在地上磕头谢罪，可心里却乐开了花。
　　入宫五十年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有了大明天子这句话，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整个帝国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为了证实我刘瑾已经成为朱厚照的全权代理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肃清政敌、震慑百官，我以天子名义下诏，将刘健、谢迁、韩文、林瀚、李梦阳、戴铣、王守仁、陈琳、王良臣、蒋钦等五十三个朝臣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同日，我命令全体朝臣罢朝之后跪于金水桥南，听受鸿胪寺官员宣读敕书、引以为戒。
　　看着这群原本高高在上的帝国大佬如今齐刷刷地跪伏在我的面前，想起从前那些抑郁屈辱任人摆布的日子，我顿时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五十六年了。
　　五十六年来，这个世界亏欠我的已经太多太多。
　　从今往后，我要让它加倍偿还！
　　谁也别想拦我。
　　
　　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恫吓后，百官们大多噤若寒蝉，纷纷夹起尾巴做人，只有个别朝臣不识时务，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南京御史蒋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他是率先站出来弹劾我的言官之一，先是被我拿下诏狱、遭受廷杖，后来又被我列入奸党、贬为庶民。可刚出狱三天，他马上又上了道奏疏，说：“刘瑾小竖耳，陛下乃以心腹股肱耳目视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臣等目击时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索要天下三司官贿每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通国寒心，而陛下置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亟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
　　这个蒋钦想用他的一条命换我的一条命。
　　笑话。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如今大太监刘瑾的命与他小御史蒋钦的命岂能等值？！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从古到今总是不乏这种视死如归的天真文人呢？
　　难道所谓的忠义和气节真的比性命还重要吗？
　　命要是没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在何处安放？
　　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些文人的思维逻辑的。在我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为了生存，实力是第一位的。没有实力，所谓的精神啦节操啦道义啦理想啦统统是瞎扯淡！
　　蒋钦二度上疏的结果可想而知。
　　那就是再次系狱、再杖三十。
　　三日后，蒋钦三度上疏：“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
　　疏上，又杖三十。
　　杖后三日，蒋钦死于狱中。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怨不得我。
　　正德二年夏天，我步入了生命中的巅峰阶段。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发现整个帝国都匍匐在我的脚下，并且围绕着我旋转。
　　这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显贵，全都对我大献殷勤；朝廷六部的科道官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我的府上拜谒，对我行跪拜之礼；凡内外所进奏章必先具红向我呈报，称为“红本”，经我审阅之后才呈给通政司，称为“白本”。虽然我识字不多，可这丝毫妨碍不了我处理政务。因为我一概是在私第里批答奏章。其间一般是由我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我的门人张文冕一同参决，随后由我的心腹阁臣焦芳予以润色。而另外两个阁臣李东阳和王鏊基本上被我撂在一边，充其量只是两具会点头的木偶。
　　我还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呈给我的奏章都不能直呼我的名字，而要尊称“刘太监”。有一次都察院上的奏折一不留神写了“刘瑾”，令我勃然大怒。都察院长官屠滽吓坏了，慌忙率领十三道御史跪在我府门前的台阶下集体谢罪。我站在台阶上把他们一顿臭骂。屠滽和御史们伏在地上频频叩首，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我。
　　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
　　我在那一刻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也是在那一刻，我发现被这个弱肉强食而又欺软怕硬的的世界整整剥夺了五十年的尊严如今终于连本带利地还给了我。
　　可我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东西绝不仅仅只是尊严。
　　
　　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
　　从我登上权力顶峰的这年夏天开始，大明帝国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
　　一个是国库。
　　另一个就是我刘瑾的腰包。
　　当然，刚开始的流量很小。
　　因为我不懂行情。
　　每个官员只须花几百两银子就能和我建立特殊的友情。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刘宇的朝臣一出手就是一万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行情这么好！
　　一万两相当于你们今天的400万人民币。所以那天我特别激动地对刘宇说了一句很不内行的话。
　　我说：刘先生何厚我！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这是露拙——这是表明我刘瑾在大明官场混了五十年实际上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面前还是一只菜鸟。也就是说，我虽然早已领略权力的价值，可我还是严重低估了权力的价格。
　　不过这没关系。
　　什么都有第一次。
　　千年巨富绝不是一夜炼成的。
　　日后看来，刘宇当初那一万两银子就像是威力无穷的炸药，一下炸开了帝国财富的防护堤。从此，涌向我刘瑾腰包的财富之流不再是细如白练的涓涓小溪，而是汹涌滔天的滚滚洪流。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向你们描述我做为千年巨富（或者你们会叫我“千年巨贪”）的修炼过程，绝不是要教你们如何进行权力寻租，而只是想表明一点——“权力寻租”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古老行业，从古到今有多少掌权者，大致就会有多少从业人员。（当然，清官不是没有，但绝对是少数。）做为其中一名从业者，我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罪恶，或者特别可耻，而只是因为我从业的时间特别短，可取得的效益却特别突出而已。所以，值得你们痛恨的不是古往今来的无数从业者，而应该是这个行业本身；值得你们追究的也不是财富潜流的流量和流向，而是它的源头；值得你们拷问的更不是我刘瑾的良心，而是这个行业得以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那套运行机制。
　　当刘宇还是一名普通官员的时候，一出手就是一万两，以至于让我这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都喜出望外并且激动莫名，这足以表明我入行之前这个行业本身的繁荣程度。所以，不管有没有我刘瑾这个人，大明的权力寻租业仍然会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换句话说，大明的财富潜流每天都在哗哗啦啦地奔腾流淌着，至于说它是流进张瑾、李瑾，还是刘瑾的腰包，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我认为没有。
　　道理很简单——既然它从来都不是流进国库，那么谁能将其截流并促使其转向自己的腰包，只能证明谁更有本事，怎么能证明谁更罪恶或者谁更可耻呢？！
　　做为让我得知行情的启蒙者，刘宇自然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我先是让他当了左都御史，不久又擢升为兵部尚书，稍后又调任吏部尚书。
　　这最后一项任命也是他自己要求的。
　　可听说他很快就后悔了。
　　原因据说是大明官场的文官比武官抠门，出手寒碜多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 09:50:4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比如这几十年来，蒙古人和南宋人之间就是一个最大的江湖。
　　而眼下，郑虎臣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
　　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必有弱肉强食，亦必有斗争杀戮。我觉得从离开临安的那一天起，负责押送我的郑虎臣似乎就有意要在我的贬谪之路上把这一切都尽情地演绎一番。比如刚刚走出临安不久，他就恶狠狠地驱散了随我南下的几十个侍妾；赶走她们之前，郑虎臣还把她们身上佩戴的金簪玉饰通通扒下来据为己有；随后他又故意掀掉我头上的轿盖，让我暴晒在南方七月的骄阳下；而且一路上他还让轿夫反复不停地唱一首杭州俚曲：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吴循州指的是多年前被我排挤到循州的丞相吴潜，而贾循州指的就是我，因为我此次的贬所恰好也是循州（今广东龙川）。
　　上个月我们路过一座古寺，墙壁上又有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就乐不可支地把我叫过去，指着那些字阴阳怪气地说：“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啊？”
　　几天前我们乘船经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的黯淡滩，郑虎臣又说：“这溪水如此清澈，贾团练，你为何不死在此处啊？”
　　我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
　　郑虎臣冷笑了几声。
　　从他的笑声中，我听见了隐隐的杀机。
　　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九月的一个黄昏，我们走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轿夫在庵外歇脚，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去。
　　站在小庵窄窄的庭院里，郑虎臣和我四目相对。就在这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团火焰——一团业已燃烧多年的复仇的火焰。
　　多年前那个名叫郑塤的越州（今浙江绍兴）同知被我流放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一双眸子看过我，不过几年后他便死在了贬所。没想到今天我竟然落到了他儿子的手上……
　　这真是天道循环，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数！
　　我苦笑着把目光从郑虎臣的脸上移开，回头遥望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我看见夕阳正在以一种绝美的姿势坠落，而我将再也看不见它重新升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帝国也正在以同样的姿势坠落，而偌大的天下，又有谁能让它再度升起？！
　　没有了。
　　我贾似道曾经努力过，可是我没有成功。我后来放弃了努力，于是人们就把我曾经做过的一切一笔勾销。所以我知道，此刻郑虎臣眼中所燃烧的，除了家仇，还有国恨。
　　其实帝国从很多年前就开始陨落了。无论人们认为我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落势，都注定挽回不了它覆亡的命运。可人们总是喜欢把一个国家的灾难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把责任全部推给一个人，以此发泄他们的愤怒、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我则在南宋与蒙元这场巨大的江湖博弈中，很有幸也很不幸地成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主角……所以这个秋天的黄昏，在漳州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在落日沉静而凄美的余晖中，会稽县尉郑虎臣就注定会喊出这么一句义愤填膺气壮山河的话——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和话音一同落下的是一把刀。
　　和刀一同落下的是我一生的记忆。
　　从手起到刀落只有一瞬。
　　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却看见中间隔着我的整整一生……
　　
　　一
　　
　　我出生于台州（今浙江临海）的一个官宦世家。我祖父贾伟是绍兴年间进士，曾任开江（今四川开县）和汉州（今四川广汉）的地方官。我父亲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和招抚义军过程中功勋卓著；由于多年主持边务，积劳成疾，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病逝，年仅四十五岁。数年后我以父荫被朝廷授予嘉兴司仓之职。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我姐姐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由于多出了这层裙带关系，我被调入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担任太常寺籍田令。
　　那一年我十八岁。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座繁华艳丽的帝都不啻于一座欲望的天堂。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个新世界的怀抱，尽情欢享各种生命的盛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世史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我大奸大恶的形象。他们似乎以为，要让我坐实奸臣之名，就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就找出我道德败坏的证据。为此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年轻时代的我轻薄浪荡、饮酒赌博、狎妓宴游、纵欲无度，等等等等。总之，在他们眼中，贾似道这个人刚一浮出历史水面就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嘴脸，所以日后才水到渠成地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对此我不禁哑然失笑。
　　中国人的逻辑总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人们会竭尽全力遮蔽他的优点，放大他的缺点，再把那些中性的东西尽力往坏的方面解释。而对待“好人”，人们的做法完全相反，然而性质却完全相同。中国人总是看不见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立体的人。他们只要把一个人定了性，就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除了他们希望突出的那一点外，这个人生命中的不同侧面就会被抹平，这个人思想性格中的多种因素就会被消除，这个人一生中的其他阶段就会被遗忘，最终只剩下一张扁平、单纯的、非黑即白的脸谱。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可它却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
　　后世史家也是用这一套在对付我的。他们极力要把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私行与我日后的“奸臣”行径挂上钩，这让我觉得实在有点荒谬。暂且不说那些年少习气是否够得上道德败坏，就算是，这些道德污点和“奸臣”就有必然联系了吗？一个在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在道德方面就必须是残缺的吗？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习惯于用道德眼光评价一切，尤其惯于把“道德”和“政治”生拉硬扯地凑在一起。所谓“内圣外王”，就是把道德和政治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换句话说，儒家思想总把“道德修养”看成是一个人“政治正确”的必然原因，又把一个社会的“政治清明”视为是“道德完善”的必然结果。所以“正心诚意”就成了人生在世的当然起点，而“治国平天下”就是其必然的逻辑终局。其实这么做既伤害了道德，也伤害了政治。因为道德一旦介入政治领域，政治就会变成一种“虚假的万能”；而政治一旦介入道德领域，道德就会演变成一种“隐性的暴力”。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代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摆脱这种颟顸笼统的陈旧观念，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政治的归政治。
　　好了，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头继续说我自己吧。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少年得志，我更不会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伎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侯甚至玩到深夜。如果人们据此说我私行不检，我承认。可要凭这点就说我道德败坏，我觉得是这是刻意对我的缺点进行放大。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做“妖魔化”。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京兆尹史岩之就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有一天夜里理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是我，于是皇帝就让史岩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史岩之回奏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
　　一个人的私行与他的从政能力本来就是两码事。史岩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他是看在我姐姐贾贵妃的面子上对我进行袒护，可是，无论他的评价是否公允，就从我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他所说的话也并不算言过其实。
　　我登第这一年，朝廷让我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我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四月，我被擢升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在此任上，我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
　　从此我开始青云直上。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朝廷加封我为户部侍郎。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我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并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江西路安抚使。第二年，我在原来的职务上又兼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今湖北江陵），并被朝廷授予“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的专断之权。这一年我刚刚三十二岁，但已经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我又升任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
　　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我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对于我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为我作传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性失明”。他们宣称我在仕途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样是得益于我姐姐的裙带关系。
　　这种说法简直让我啼笑皆非。
　　如果说对于我年轻时在私生活方面的种种缺点，后世史家基本上还算遵循事实，只不过是做了放大的话，那么他们后来的这种说法则无异于诬蔑。首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早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二月，我姐姐贾贵妃便已病逝；两年后理宗皇帝便转而宠幸一个姓阎的贵妃。如果事实真的像后世史家说的，我在淳祐七年之前的仕途发展必须归功于我姐姐的话，那么从淳祐七年到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的七年间，我在大树已倒的情况下，不但荣宠不衰、继续稳步高升，而且最终还跻身于权力中枢，试问这该作何解释？！如果没有我本人的从政能力和显著政绩做后盾，在我姐姐死后，理宗皇帝还会乐此不疲地把一顶比一顶更大的乌纱赏赐给一个只会靠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前国舅爷”吗？！更何况，在这十几年里，蒙古人对南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帝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于把帝国的边防事务和军政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吧？
　　事实是——为了让我坐实“奸臣”之名，绝大多数后世史家有意识地遮蔽、或者说遗忘了我在这十余年间所创造的政绩。
　　实际上，从淳祐五年到宝祐二年的十年间，我做为军政大员在“沿江”、“京湖”和“两淮”等地区一直干得有声有色。我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不仅解决了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边地区，可以说对帝国的边防和军备事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诏对我进行表彰：“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稍有余蓄，殊可加奖！”
　　正因为我是凭实力而不是靠裙带上位的，所以我在政坛上一直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我回朝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御史台的官员曾经想弹劾我的两个忠实部下，我立即向朝廷提交了辞呈，以此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朝廷要任命一个叫孙子秀的大臣为淮东总领。不知何故，朝野纷纷传言我贾似道反对这项任命。其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时任丞相的董槐慑于我在朝中的威信，赶紧询问理宗皇帝，皇帝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可他依然疑虑重重，最后居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孙子秀拉了下来，改任我的一个好友陆壑。
　　这件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
　　可我内心却有一丝窃喜——连丞相都对我敬畏如此，足以表明我在帝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无人能及。虽说锋芒毕露的人难免会树敌，而且总是遭人嫉恨，但是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已经建立了这样一种人生信条，那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论是市井坊间还是金殿朝堂。既然承认自己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江湖中人，既然承认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冲突和斗争，那就没必要把自己打扮得温文尔雅。相反，你还必须让自己随时保持强大的威慑力。因为让人畏惧总比让人轻视好得多。如此一来，人们非但不敢轻易触犯你的利益，而且还会主动照顾你的利益。比如那些御史台官员，又比如丞相董槐。
　　其实这也是一种最低成本的斗争方式。因为在你出手之前，很多潜在的不利因素就已经化为无形了。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我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又加知枢密院事，从此正式进入帝国高层的宰执班子。
　　
　　二
　　
　　就在这一年，让天子和大宋臣民最恐惧的事情来临了。
　　宝祐五年九月，元宪宗蒙哥命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然后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大举攻宋。他本人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于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七月经由六盘山攻入大散关；另一路由其弟忽必烈、将军张柔率领，自河南南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兵锋直指大宋都城临安；第三路由元帅兀良哈台从云南进攻邕州（今广西南宁），企图迂回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再由湖南北上与忽必烈会师，最终对临安实施包抄合围。
　　这一回蒙古皇帝倾尽全力，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将南宋一举消灭。这一年十一月，理宗皇帝任命我为枢密使兼两淮宣抚大使，开始指挥前线作战。第二年，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天子又加封我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督江西、二广人马，实际上就是把三个战场的军事重任和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我。
　　蒙哥大军一开始势如破竹，自宝祐六年九月攻入汉中（今四川汉中）后，十月连下剑门关和苦竹隘，十一月又破鹅顶堡，十二月攻克阆州（今四川阆中），顺嘉陵江而下，进围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然而元宪宗蒙哥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此却遭遇了自攻宋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甚至最终连他本人都命丧合州城下。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将余玠生前苦心经营的一座军事重镇，修筑于钓鱼山，所以又称为钓鱼城；此城地势险峻、工事牢固、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其时守将为王坚。蒙哥大军将合州团团围困后，遣使招王坚投降，王坚不从，并斩杀来使，蒙哥大怒，遂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可是，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二月一直打到七月，元军日夜猛攻、伤亡惨重，合州城却依然固若金汤。元军前锋将领汪德臣于深夜指挥敢死队攻城，王坚身先士卒，登城力战。汪德臣单骑在城下大喊：“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音未落，便被飞石击中而死。其时正逢天降大雨，元军的云梯纷纷折断，攻城行动再度受挫。元宪宗蒙哥一怒之下，亲临阵前督师，不料被流箭射中，于七月末暴卒于军营中。
　　九月，忽必烈兵至长江北面的黄陂（今湖北黄陂），正欲渡江，亲王穆哥从合州遣使带来了蒙哥的死讯，并敦请他立刻北还以维系朝野人心。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遂下令渡江，次日便进围鄂州，开始对鄂州发起猛烈的进攻。
　　战报传至临安，朝廷震恐。鄂州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更是临安的门户，鄂州的存亡就关系着大宋的存亡。天子立刻传诏，于军中任命我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余一切职务依旧，让我火速进驻汉阳（今湖北汉阳）、驰援鄂州。十月，我进入危城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
　　这一战打得艰苦卓绝。
　　元军依恃其强大的战斗力，在第一阶段战役中采用常规战略，从正面向鄂州城发起凌厉的攻势，但是连攻半个多月，元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鄂州城却纹丝不动。忽必烈见久攻不克，便改变战略，命令张柔的部将何伯祥挖掘地道，准备内外夹击，出奇制胜拿下鄂州。可这一招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下令士兵修筑木栅栏，一夜之间就沿着外城墙筑起了一座“夹城”。元军从地道潜入，可冲上地面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被困于外城与夹城之间，而四周都是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弓箭手。进入城中的元军就这样成了瓮中之鳖，全部被歼。忽必烈闻报，仰天长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元军“地道战”计策失败，遂加大攻城力度。守城的宋军都统张胜战死。元军命勇将张禧率领敢死队猛攻鄂州城的东南角，准备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继张胜之后负责城墙防御的高达率众力战，多次击退元军，张禧身负重伤，撤下战场。张柔再募勇士，在炮矢的掩护下持续进攻，终于将东南角炸塌，元军从缺口蜂拥而入。高达一边拼死抗击，一边组织力量修补城墙。随后城墙又多次被攻破，但旋即又被宋军筑起，元军终不能踏进鄂州城半步。
　　这场战役打到十一月，鄂州守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一万三千人。而元军也在鄂州城外抛下了不计其数的尸体。忽必烈身边的将领纷纷发牢骚，说这都是因为听从士人的建议，禁止对攻陷的城池进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顽强抵抗。忽必烈闻言大怒，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蒙哥死后，进攻四川的元军已经撤兵，原驻防四川的守将吕文德等部相继回援鄂州，缓解了鄂州的严峻形势。而南路的元军兀良哈台则于十一月中旬进抵湖南，开始猛攻潭州，从南面对临安造成了新的威胁。朝廷急命我前往黄州（今湖北黄州）组织南面战场的防御。
　　与此同时，我接到合州王坚遣使送来的蒙哥死讯。一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意识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来了。因为在此情况下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悬，必不欲与南宋打持久战，但若不给他提供一个撤兵的借口，恐怕他也是骑虎难下，于是我便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军大营，在口头上承诺，以南宋向蒙元“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让忽必烈退兵。事有凑巧，同一天忽必烈也接到了他妃子的急信，称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已经采取了一连串行动，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对朝廷的控制权，随时有可能继承汗位。忽必烈召集谋臣商讨对策，谋士郝经力主撤兵北还，他说：“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敕江上，欲归得乎？！……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谋士廉希宪也说：“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忽必烈遂决定撤兵，一边派遣部将张杰、阎旺前往潭州接应兀良哈台北归，一边派遣使臣赵璧入鄂州与宋京进一步谈判。由于担心汗位被其弟夺取，忽必烈归心似箭，所以告诉赵璧说：“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
　　赵璧登城后，急欲见到我，希望能迫使我答应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诸如“称臣”和“割江为界”等，但其时我人已在黄州，赵璧仅与宋京交谈几句后便发现元军旗动、即将拔营，遂无奈地扔下一句：“俟它日复议之”，然后匆匆随军北还。
　　至此，鄂州与潭州相继解围，历时一百余日的“鄂州保卫战”以蒙元撤军、南宋坚守阵地而结束。我当即向朝廷上表：“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皇帝大喜过望，立刻宣旨命我以少傅、右丞相的职衔回朝接受嘉奖。
　　
　　第二年，亦即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我回到临安，天子命百官郊迎犒劳，备极荣宠，并且赏赐给我大量金帛。其余有功将士亦皆论功行赏。对于天子给予的封赏和殊荣，我觉得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在整个“鄂州保卫战”中，我以宰辅之身深入一线战场，自始至终与鄂州军民一起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人臣应尽的职责，也表现出了一个主帅应该具有的勇气、智谋和才干。对此，作为敌军主帅的忽必烈所发出的那两句由衷的赞叹之言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场战争的尾声却有一个小小的瑕疵，那就是——和议。
　　后世史家就是通过这个瑕疵彻底遮蔽了真实的历史，并对我进行了肆意的歪曲、攻击和诬蔑。
　　众所周知，“鄂州之战”后，我向朝廷奏捷的时候没有提及“和议”之事。也许人们就是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为何我对此只字不提？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议，充其量只是宋元双方仓促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而已，对宋方根本不具备约束力。它既没有像正常和议那样经过反复谈判，也没有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说白了，它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是我跟蒙古人耍的一个计谋。以我的政治经验来判断，当时忽必烈在蒙哥猝死、汗位空虚的情况下肯定是急于回朝争夺汗位的，他之所以没有主动退兵，是因为以十万之众、历时数月不能下一城而心有不甘，倘若就此退却只会让他颜面扫地。换句话说，他当时亟需一个借口——一个能让他堂而皇之撤兵北还的借口，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议和恰恰能满足他的愿望，同时也能满足我们双方的愿望。我急于使孤城鄂州解围，而他则急于回朝争夺汗位，所以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方利益交换的产物。对此忽必烈和我都心照不宣。
　　既然这个所谓的“和议”只是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各取所需的副产品，那它当然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所以我认为：在蒙元退兵、鄂州围解的目的达到之后，此前的口头约定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在事后真正去履行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何必煞有介事地去向朝廷提起呢？！
　　诚然，我当时在口头上的确承诺要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可这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既然由我提出议和，我就不能不在口头上许诺给对方一些好处。然而我所承诺的也仅此而已，绝对不包括后来蒙方所宣称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等。况且，就算仅有的这项“岁奉”我也并不打算履行。你们可以据此说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狡猾奸诈，就是不能说我卖国。
　　而且我要说——这叫“兵不厌诈”。
　　蒙元和南宋之间本来就是一个你死我亡的江湖，我又何必信守承诺？！
　　正因为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而且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所以当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经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时，我当即把他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中，并且封锁了与此有关的一切消息。我不仅把他们后来增加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无理条款视为无稽之谈，而且也否认了之前口头承诺的“岁奉”。总而言之，我认为宋元之间一直以来就不存在正常邦交，说白了，双方只是在以江湖规则斗智、斗勇、斗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着把战场上仓促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成一回事。因此就算后来郝经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我问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时，我还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
　　然而后世史家却紧紧抓住我隐瞒和议这一点不放，不但肆意掩盖整个“鄂州保卫战”的真相，极力歪曲我在战场上的表现，说我无能、怯战、游移观望等等，而且宣称“鄂州之捷”是我向蒙元屈节称臣、割地赔款的结果，说这次保卫战的胜利是我贾似道蓄意编造的一场弥天大谎……
　　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之所以会有上述种种诬罔之辞，原因有二。首先，后世史家要把后来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所以凭空捏造种种有关我卖国的事实，以便让我坐实“奸臣”之名。其次，忽必烈回朝继承汗位之后，必然要为他的无功而返寻找更有力的借口，所以才会在我承诺的“岁奉”之外加上“称臣”和“割江为界”等等条款，如此既为他当时的撤兵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能以南宋背盟为口实为日后侵宋做好舆论上的准备。可后世史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蒙元的险恶用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了我的头上。
　　这真叫人齿冷而血热。
　　所以七百年后那个叫胡适的人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觉得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三
　　
　　理宗皇帝对我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相形之下，左丞相吴潜的表现就让他非常恼火。早在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刚刚传到临安时，皇帝问策于吴潜，吴潜就惊慌失措地建议皇帝迁都。皇帝问他：“卿往何处？”吴潜说：“臣当守此。”
　　皇帝闻此貌似忠勇、实则别有用心之言时，不禁泣下：“卿欲为张邦昌乎？！”
　　吴潜顿时惶悚不敢言。
　　直至蒙元退兵，皇帝颇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
　　理宗皇帝无嗣，很早就属意于他的侄儿、亦即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忠王赵禥，准备立他为太子，没想到吴潜却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吴潜所说的史弥远乃前朝宁宗后期乃至理宗前期的大权臣，曾擅行废立，将当年的太子济王赵竑逼迫致死，拥立理宗成为一个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皇帝才得以亲政。吴潜此言不但公然反对天子的决定，而且揭了天子的旧疮疤，令理宗皇帝怒不可遏。
　　眼看首席宰相已经彻底失去了天子的信任，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而代之的机会。我随后授意御史沈炎弹劾吴潜，说他与朝臣章汝均勾结，准备拥立当年的济王赵竑之后。我让沈炎在奏章中说：“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均对馆职策，乞为济王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均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
　　这一年四月，吴潜被罢去左丞相之职，不久后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数日后，天子擢升我为少师、封卫国公。随后下诏对我进行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虽然还没有首席宰相之名，但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日后人们纷纷谴责我陷害吴潜，其实这么说是有失偏颇的。吴潜被罢职固然和我从中排挤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他得罪了天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我只不过是在一堵即将倒塌的墙上轻轻推了一把而已。当然，我急于取代他执掌朝政，这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我执掌宰相大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朝纲。
　　由于理宗在位日久，他宠幸的那些近侍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人便经常以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并且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奔走其门者纷纷被安插在朝廷的显要位置上。此外，他们又与外戚相互勾结，任命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外戚子弟为监司和郡守。尽管董宋臣等人已经被逐出了朝廷，可他们的狐朋狗党连同一帮外戚却仍然盘踞，我一上任便将他们全部罢黜，并下令严禁外戚担任监司和郡守。
　　我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公心——杜绝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须要做的事。其次我也想通过对这些当朝显贵的打击，牢固树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我开始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这些人不但一贯自恃勇武、轻视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我的节制调遣，屡屡言语冒犯、自行其是；通过此战建立军功后，这些人更加显露出不服节制、拥兵自重的苗头。我觉得长此以往，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我个人都将成为一种威胁和隐患，所以就在这一年把他们一一剪除。
　　可现在，当我和你们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禁愧悔难当。我觉得当时的那些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我一旦大权独揽，就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局限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来自于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胁抛诸脑后。这么做其实既危险又愚蠢。因为这些人身上虽然有不少毛病，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沙场上的猛将，关键时刻必须依靠他们来保卫帝国的江山社稷，可我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清除将领的直接恶果是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合州之战中功勋卓著的王坚，为了防止他拥兵独大，我先把他调回朝中担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又让他出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彻底把他逐出了军队。王坚三年后便抑郁而终，这对南宋的军心和士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而间接恶果则是迫使部分高级将领转而投靠蒙古人。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驻守泸州（今四川泸州）的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便投降蒙元。而这个刘整在后来的侵宋战争中则成了蒙古军队的急先锋，这种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叹。
　　凡此种种，皆是我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严重罪错。用当时接受刘整投降的蒙古将领刘元振的话来说就是：“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
　　此言可谓确论。
　　四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一开春，天子又下了一道褒赏我的诏书：“在昔赵普有翼戴之元勋，则赐宅第；文彦博有弼亮之伟绩，则赐家庙。今丞相贾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普、彦博下；宜赐第宅、家庙。”随后又赐给我缗钱百万，建立宅第于集芳园，并置家庙。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二月，我开始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就是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收归国有。可想而知，此举势必严重侵害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一经推行便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责难。正是这项改革使我成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敌人，也使得后世史家多出了一个抨击我的有力借口。
　　我之所以会进行这项改革，实在是因为其时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就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达二亿五千多万贯。而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叫做“造楮”。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例如：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3缗，可到了我所处的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缗，货币贬值超过了300倍。而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并且，由于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中，他们往往又倚仗权势逃避赋税，因此军队的粮饷严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继续增发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做“和籴”；即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可是，“和籴”依赖的仍然是不断“造楮”，所以它不但使得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
　　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和财政困境，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
　　在此严重危机下，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南宋帝国不需要等到蒙元入侵，自身就会先行崩溃。所以我在执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及御史言官们联名上疏，呼吁实行“公田法”：
　　
　　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廪兵，则和籴所宜广图；既不免于和籴，则楮币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级计数，下两浙、江东、江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石之米，其于军饷沛然有馀，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矣。
　　
　　此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做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做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800亩，那他必须拿出600亩的三分一、即200亩做为公田卖给朝廷。
　　如同上述，若通过此法买回公田一千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又可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为了让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我以身作则地拿出了自己的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并且迫使其时田产最多的宗室亲王赵与芮也拨出了一部分田产。
　　我知道此举得罪了赵与芮，可没想到自己日后竟然因此而遭杀身之祸。
　　“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这浙江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的。
　　然而，这一千万亩公田与其说是用“买”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没收。因为我的本意就是要以最低成本、乃至以零成本收回那些被权势阶层过度兼并的土地。为此我采取了三种办法，首先是以超低价格强行收购，如年租值一石（面积相当于一亩五分）的田产仅支付第十八界会子（朝廷发行的第十八期纸币）四十贯，而当时的十八界会子已经严重贬值，二百贯还买不起一双草鞋，所以说这四十贯只能算聊胜于无；其次，若田产数额巨大，则一半付现钱，一半以布帛充抵；最后，也是用得最多的无成本方式，就是以度牒（出家的官方凭证，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官诰（荣誉官职的凭证）折价换购田产，如“校尉”折价一万贯，“承信郎”一万五千贯，“承节郎”二万贯；官妇的封诰，“孺人”二千贯，“安人”四千贯，等等。
　　我的手段虽然有些阴险和强横，可当初这些富豪们从贫农那里兼并土地的时候，其手段又何尝不是巧取豪夺？！其实质又何尝不是弱肉强食？！
　　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公平”——当初他们用什么手段从别人那里抢走的，今天我就用什么手段从他们手里抢回来。
　　这就是江湖规则。
　　我的本意是针对上层富豪，可一旦具体实施，许多官吏要么急功近利，要么操之过急，要么与富豪勾结，最终也不免引发种种弊端，成了扰民之举。如刚开始时都是从田产最多的富户买起，可渐渐发展到二百亩以上都必须“投买”（申请卖田），最后连“百亩之家”的小地主也无以幸免，致使“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
　　所以此举既遭到权势阶层的极力反对和阻挠，也遭到了平民阶层的普遍诟病。
　　可我必须指出，伤害中下层的利益并非出自我的本意。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七月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彗星，光芒烛天，彗尾之长实属罕见；而且从四更起出现于东方，至日中始灭。理宗皇帝急忙下诏让朝野指陈朝政缺失，一时间朝中官吏和民间富户纷纷上书，“皆以为公田不便，民间愁怨所致”。我上书力辩，最后干脆递交了辞呈。皇帝连忙召见我，语重心长地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赖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勿辜负朕倚畀之意！”
　　理宗皇帝并不糊涂，总算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
　　随后又有太学生叶李、萧规等人上书，说我专权、误国害民，以致上干天谴。我勃然大怒，当即命临安知府刘良贵随便给他们栽了一个罪名，然后施以黥刑、发配边地。

　　五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皇帝驾崩，皇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以皇后谢氏为皇太后。十二月，下诏第二年改元咸淳。
　　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四月，度宗皇帝加我为太师、封魏国公。这一来总算使我的宰相之权名副其实了。度宗因我当年拥立他为储君、有定策之功，所以对我感恩戴德、异常尊崇。每次我上朝向他行礼的时候，他必定起身答拜，而且不敢直呼我的名字，而是称“师臣”。天子都对我敬畏如此，群臣自不待言，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我为“周公”。
　　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当他置身于权力的巅峰，眼前再没有强劲的对手，耳旁只剩下一片阿谀谄媚之声，他就会目空一切、忘乎所以。我承认，从咸淳元年开始，我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以用“骄奢淫逸”四个字来概括。整个帝国自上而下的人都对我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甚至连年轻的度宗皇帝也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换句话说，天子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我才是真正的老大。
　　为了证实自己在新皇帝心目中的份量，我故意跟他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我主持完理宗的葬礼后便悄无声息地挂冠而去，同时授意我的心腹将领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声称蒙古军队正在猛攻下沱（今湖北宜都东南）。朝廷震恐，谢太后和年轻的天子更是吓得六神无主，慌忙下诏让我回朝主持大局。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临安，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朝廷的主心骨。
　　此后的几年中，我还将不断地故伎重演，让皇帝和满朝文武时刻牢记我的重要性。后世史家经常说我这是以流氓手段在要挟朝廷和天子。对此我倒不会否认。因为我早就说过，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江湖，而每个人都是江湖中人。既然如此，你就很难保证自己在竞名逐利的过程中始终光明磊落。除非你宁愿一辈子与世无争、默默无闻，否则你就不能不耍一些小手腕、玩一些小聪明，是不是？虽然这种做法上不了台面，可它们通常都很实用、很有效。你们可以指责我立身处世的这套准则很有点“痞子哲学”的味道，可我想问你们，在这个被名缰利索紧紧缠绕的世界上，有几个真正洁身自好的超脱者？！
　　恐怕很少。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你们和我没有差别。
　　唯一的差别只在——我敢于承认这一切，而你们不敢。
　　敢于承认的人被称为“痞子”，而不敢承认的人又该被称为什么呢？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我再次向度宗提出告老还乡，皇帝赶紧让大臣和他的近侍宦官一天四五趟传旨挽留，并且赏赐不断，甚至让宦官整夜守在我的府邸外，以防我偷偷还乡；最后还下诏加封我为“平章军国重事”，允许我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岭上赐给我一座豪宅。
　　从此我就在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湖光山色中遥控着整个帝国。
　　朝廷官吏每天都要抱着一大堆文书来到我的府中呈报，大小政务都先经过我的幕僚廖莹中和翁应龙处理，随后再由我决断。朝中的一帮宰执大臣都成了摆设，只是在我审阅批准过的文书后面署名而已。朝野上下向我献媚求官的人络绎不绝地在我的葛岭豪宅中出入穿梭。当时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正月，被我几度要挟的度宗皇帝终于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下诏说：“近年来一些大臣动不动就请辞，似乎以此为清高，俨然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朕于诸贤，应该说并无亏待，若众人均以此为尚，难免让人疑心是诸贤辜负了朕啊！”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几个月后再次称疾求去。度宗皇帝傻了眼，涕泗横流地苦苦挽留，并且许我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朝，我才做出一副勉强的样子留了下来。
　　从这一年开始，帝国的末日就开始降临了。
　　然而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一样，龟缩在由所有人的敬畏和尊崇所编织成的安乐窝中，忘乎所以地品尝着权力的美味，根本无视那已经近在咫尺的身死国灭的灾难。
　　当一个人被欲望和享乐俘虏的时候，他就会沉浸在虚假而脆弱的梦境中不愿醒来，直到灾难之刃一举刺穿他的梦境，他才会在一瞬间发现——原来致命的危险从来不曾消失，只不过被他有意无意地遗忘罢了。
　　可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的一座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阳）。此次的南侵主帅是蒙古人阿术，而副帅就是七年前那个降蒙的南宋将领刘整。
　　我数年前所犯下的那个错误终于结出了恶果——因为刘整对南宋的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这次南侵计划就是他向忽必烈献计的结果。咸淳三年十一月，时任蒙元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就对元世祖忽必烈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随后忽必烈便下诏征发诸路兵马，由阿术和刘整为统帅大举南征。
　　兵临襄阳城下后，刘整对阿术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随后元军便大力建造兵舰、训练水师。而在此之前，富有军事才能的主帅阿术在侦察襄阳地形时便发现，南宋后方支援襄阳的粮道就是汉水，于是断然在白河口和鹿门山修筑了两座城堡，并在汉水的河道中筑台，与夹江而筑的两座堡垒遥相呼应，一举掐断了襄阳的补给线。
　　时任襄阳知府的吕文焕见状大为恐慌，立刻修书飞报他的兄长吕文德。可当年的沙场老将吕文德经过多年的养尊处优之后，显然也和我一样，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和军事判断力，把此次蒙古人志在灭宋的侵略战争误作边境地区经常有的军事骚扰，不但不以为意，还对吕文焕的信使破口大骂：“汝等妄言邀功！倘若真有此事，也不过是假城而已。襄、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樊城位于北岸，两城唇齿相依、协同作战，故合称“襄樊”）的军需储备可支十年！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只须固守。若刘整胆敢轻举妄动，待春汛一到，我亲自出征，恐怕到时候他们就要闻风而逃了。”
　　吕文德的率意轻敌和盲目自信除了遭人耻笑和贻误战机之外，对于岌岌可危的襄阳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十一月，襄阳守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主动向沿江的元军山寨发动数次进攻，却被严阵以待的元军一一击败，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阿术率部围攻樊城，南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出兵拒敌，在赤滩浦与元军激战，却再度失利。战报传至临安，群臣惶恐，纷纷建议起用高达救援襄阳。可当御史李旺代表众人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仍然把心思放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内部斗争上，而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估计不足。我听完李旺的奏报后，只冷冷地丢给他一句话：“我若让高达出援，那要把襄阳守将吕文焕置于何地？！”
　　李旺退出后无奈地长叹一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朝臣们建议起用高达的消息传至襄阳后，吕文焕的思维方式竟然和我如出一辙，并不把高达入援视为雪中送炭，反而认为是对他个人地位的一种威胁，故而怏怏不乐。其幕僚见状，便献计说：“这事好办。如今朝廷认为襄阳危急，故有起用高达之言，倘若我们向朝廷报捷，高达自然就不会来了。”吕文焕大喜，随后俘虏了几名元军的哨探，就向朝廷谎奏大捷，复用高达之议遂就此不了了之。
　　虽然我出于个人恩怨没有让高达去援救襄阳，但做为一个帝国的宰相，我对于襄阳之围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年春汛到来后，我便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春水高涨之际押运粮草援助襄、樊。七月，襄、樊地区秋雨不断，汉水暴涨，我抓住时机再命夏贵率部突袭元军城堡。夏贵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分遣舟师在东岸的林谷间出没，试图吸引蒙军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元军筑于西岸的城堡。可此计却被阿术识破，他下令元军舟师集结于虎尾洲，为准备偷袭的宋军张开了一个口袋。次日，夏贵的主力果然进入了元军的埋伏圈，结果被打得大败，有五十多艘战舰沉毁，溺毙者不计其数。
　　我闻讯后急命我的女婿范文虎率部驰援夏贵，不料在灌子滩再度遭到元军伏击，宋军战败，范文虎仅以轻舟遁去。
　　这一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于鄂州，临终前不停哀叹：“误国家者我也！”
　　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而鄂州守将吕文德又卒，到了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前线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我不得不暂时撇开个人恩怨，于这一年正月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出知鄂州；起用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出知淮安（今江苏淮安）；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救援襄、樊。范文虎担心被李庭芝抢了头功，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若让我领数万兵马入援襄阳，必一战可平。但求不受他人节制，事成之后，自然应归功于恩相。”
　　女婿的功劳就是我的功劳，我当然也不愿看到李庭芝压过他一头，所以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让他对李庭芝进行牵制。随后李庭芝屡次相约范文虎出兵，范文虎便以朝廷旨意未至为借口，故意迁延，准备寻找机会独自出兵以建奇功。
　　时隔五年之后，当我一无所有地站在漳州城南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透过往事烟云，我看到咸淳年间的那个贾似道的确是令人不齿的，说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是一副祸国殃民的奸臣嘴脸也并不为过。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早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力推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自己的富贵、自己的名利、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嗜欲……
　　当襄、樊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咸淳六年的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筑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仑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淫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客人说得没错。这就是我当时的“军国重事”！我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亡。
　　除此之外，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酷嗜古董珍玩，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多宝阁”，一日一登，流连忘返。他听说西南名将余玠的殉葬品中有一条珍贵的玉带，便不惜掘墓开棺，将其据为己有。凡是让他看上的奇珍异宝，无论主人是谁，都必须乖乖地贡献出来，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
　　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享受到来自度宗皇帝的最高礼遇，不但可以累月不朝，而且还能入朝不拜。就算偶尔入朝，退朝时度宗皇帝也要起身避席，目送他离开殿庭才敢坐下。而他本人不但绝口不提襄、樊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
　　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
　　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
　　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元军的一名将领张弘范忽然发现，原来襄阳久困不下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粮道并未被真正堵死，宋军还时常通过后方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与归州（今湖北秭归）断断续续地运送补给。张弘范遂献策：“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
　　元军统帅采纳了张弘范的建议。自此，襄、樊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形势更加危急。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月，范文虎进兵湍滩，与阿术展开遭遇战，兵败，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元军俘虏。
　　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侵宋的力度，调集重兵对四川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南宋的西线兵力，使其无力东援襄阳。六月，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进至鹿门，其时正逢汉水大涨，宋军逆流而上，被阿术所率领的元军东西夹击，溃不成军，丢弃战船和甲仗无数，连夜败逃。
　　最后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动宣告失败，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27 22:06:01

　　　　六
　　　　
　　　　
　　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令人无从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态，屡次上书皇帝，请求亲自领兵出援，同时私下授意御史台的官员上章挽留。度宗皇帝本来就离不开我，一看台谏劝阻，当然就没有同意让我出征。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军突破樊城外城，守城的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及部将牛富坚闭内城做最后的抵抗。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被围困达六年之久的樊城终于失守，范天顺自缢身亡，临死前高喊：“生为宋臣，死为宋鬼！” 部将牛富率领最后的一百多名战士与元军展开巷战，杀死杀伤无数元兵，最终赴火而死。副将王福仰天长叹：“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随后亦投火自尽。
　　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请求出征。其实这一次上表我已经或多或少是出于真心了，可早已习惯跟我一起唱双簧的御史们还是坚持说：“师臣若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度宗皇帝觉得他们说得很有道理，遂再次否决了我的请求。
　　二月，眼见樊城陷落的襄阳统帅吕文焕顿觉唇亡齿寒，遂斗志尽丧，开门出降。
　　襄、樊皆陷的消息传回临安，我真的有所震动了。我对皇帝说：“臣屡请行边，陛下不许之，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虽然我这么说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但那一刻我的心里难免还是有些愧疚的。所以一个月后我再度上书，下决心准备上阵御敌了。我说：“事势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将有大可虑者！”
　　可是，如果说这么些年来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那度宗皇帝显然就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婴儿。他一看我想离朝亲征，马上紧张万状地说：“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宋天子。
　　南宋灭亡的责任我固然应居大半，可大宋天子难道不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吗？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大宋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这一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十万、与前线共计二十万大军，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东路军由博罗懽和刘整率领，出淮南、取扬州；西路军由伯颜、阿术和吕文焕率领，顺汉水而下，直逼郢州（今湖北钟祥）。吕文焕其时已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晋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攻宋之策，自请为先锋。
　　也许真的是天要灭宋，这一年七月，年仅三十四岁的度宗赵禥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虽说赵禥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就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座早已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
　　我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九月，伯颜大军猛攻汉水北岸的郢州，守将张世杰奋力死战，元军未能攻克，只好绕过郢州，于十月攻陷汉水南岸的新郢（郢州有新旧两城，旧郢在北岸，新郢在南岸），守将边居谊力战不敌，投火自尽。十一月，复州（今湖北沔阳）知州翟贵出降。十二月，元军又于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大败夏贵水师，旋即攻下长江要塞阳逻堡（今武汉汉阳东），进围鄂州。是月底，汉阳守将王仪降，鄂州守将张晏然降。
　　至此，南宋在江汉防线上的重镇全部沦陷，临安的门户訇然洞开。伯颜大军顺江东下，沿途宋军在吕文焕的招抚之下全部望风而降，其中就包括我的女婿范文虎。
　　大宋帝国无以挽回地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带着三分无奈三分忐忑三分愧悔和最后一丝挣扎，抽调十三万精兵走上了战场。
　　这十三万人是大宋帝国最后的血本。
　　而我只能孤注一掷。
　　会有几分胜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脸上挂着苦笑，内心装着茫然。
　　那些日子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始终在我耳边盘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一切都已无法重来。
　　
　　二月，我率军进抵芜湖后，首先想起的就是十六年前所做过的那件事情——议和。
　　十六年前是天佑大宋，让蒙哥暴卒于战场，迫使忽必烈回朝夺位，所以我可以通过与忽必烈的利益交换获取宝贵的和平。可如今呢？！
　　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如今的蒙元帝国是一只生气勃勃的庞然巨兽，不把南宋一口吞下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如今的蒙宋江湖上，南宋还有博弈的资本吗？
　　没有了。
　　我知道已经没有了。可我只能侥幸一试。于是我仍旧派遣当年的那个使臣宋京向伯颜送去了我的提议——称臣、奉岁币。
　　我在一种近乎绝望的不安中盼来了回信。伯颜说：“未渡江时，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
　　我就在那一刻彻底绝望了。
　　是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南宋已经丧失了和蒙元讨价还价的资格，而我贾似道也已完全丧失了与人进行利益交换的任何可能。让我去“面议”？！这不是让我去自投罗网吗？！
　　没办法了。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打！

　　　　　　七
　　
　　我命令孙虎臣率领七万精锐扼守池州（今安徽贵池）附近的丁家州，命夏贵以战舰两千五百艘横亘于长江江面上，我率后军屯驻于鲁港。
　　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心目中这十三万帝国勇士竟然是十三万个可耻的逃兵。
　　当战鼓喧天、旌旗蔽日的伯颜大军刚刚向宋军水师前锋发起攻击的时候，孙虎臣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他姬妾的那条船上。本来就无心恋战的士兵们趁机大哗，纷纷喊叫：“步帅遁矣！”一时阵形大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夏贵又不战而走。当他乘坐的轻舟飞速掠过我的帅舰时，我听见夏贵远远地扔过来一句话：“彼众我寡，势不支矣！”
　　此时此刻，我除了愤怒、恐惧和绝望，还能有什么想法？！
　　我只好传令鸣金收兵。
　　十三万大军顷刻间炸开了锅。人人争相逃窜，几千艘战舰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互相乱撞，元军趁势疯狂砍杀，宋军被杀和溺毙者不可胜计，所有的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缴获。
　　当天夜里，我疲惫不堪地逃回后方的金沙，召孙虎臣和夏贵前来问话。孙虎臣一进来就痛哭流涕，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吾兵无一人用命者！”
　　而带头逃跑的夏贵看着孙虎臣的那付窝囊样，居然咧嘴一笑，然后大言不惭地说：“吾尝血战当之矣！”
　　在这种时候，我也无力去计较谁是谁非了，只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默默地看了看他们，有气无力地说：“计将安出？”
　　夏贵说：“诸军俱胆落，吾何以战？！师相惟有入扬州招溃兵，迎圣驾于海上，吾当死守淮西耳！”
　　我想了想，也只能如此了。
　　次日，我本欲召集前线溃逃下来的残兵游勇前往扬州重新集结，不料让传令兵在岸上挥了半天旗子，蔽江而下的逃兵们居然没有一人响应，有人甚至还指着帅旗破口大骂。
　　彻底完了。
　　树倒猢狲散了。
　　十三万所谓的帝国精锐就这样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
　　
　　数日后我退至扬州，上书奏请朝廷迁都。谢太后没有同意，下诏征诸将勤王。然而，偌大的帝国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赣州知州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数人领兵入援，余皆观望。
　　即便已经到了这种国破家亡的前夜，南宋小江湖里面的人仍然在搞权力倾轧。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陈宜中本来一直是依附我的，而今眼看我已失势，就想趁机把我除掉，以便他取而代之。于是他就向我的幕僚翁应龙打听我在什么地方，翁应龙回答说不知道。陈宜中猜测我已经死于乱兵之中，就算不死也难逃兵败之责，遂斗胆上疏，说应以误国之罪将我诛杀。谢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遂下诏罢免了我的平章军国重事及都督诸路军马之职。
　　三月，我的心腹翁应龙被刺配吉阳军，随后被诛；廖莹中等人被贬逐，不久流放岭南，后自杀。同月，陈宜中如愿以偿地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几天后又兼都督诸路军马。
　　这艘船眼看就要灭顶了，还争抢头等舱的座位又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伯颜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于三月中旬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眼看临安危在旦夕，朝中的文武百官纷纷作鸟兽散，朝堂一派惨淡萧然。目睹此情此景，太皇太后悲愤莫名，痛下诏书，张榜于朝堂之上：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工，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时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量加惩谴！
　　
　　然而，朝臣们对此视若无睹，仍旧接二连三地逃遁。
　　四月，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与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一同以江陵降元，随后，归、峡、郢、复、鼎、澧、辰、沅、靖、随、常德、均、房诸州，相继皆降。高达因招降有功被蒙元任命为参知政事。
　　七月，张世杰、孙虎臣、刘师勇率一万多艘战舰在焦山与元军展开最后的决战，结果兵败，宋军水师全军覆没。
　　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而这些日子我一直躲在李庭芝重兵驻守的扬州，相对而言还算安全。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随着宋军的接连失利和诸府州的相率降元，朝野对我的怨恨情绪越来越浓，终于在七月的一天集中爆发。京师的太学生、台谏、宫中侍从纷纷上疏，异口同声地要求太后将我诛杀。谢太后起先还想保我，一见舆论太盛，不得不命李庭芝将我遣回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守臣一听说，马上坚闭城门不让我进去。朝廷只好让我改徙婺州（今浙江金华），没想到婺州人居然到处张贴布告，坚决驱逐我。朝廷又把我改迁建宁（今福建建瓯），结果又有人上奏说：“建宁是名儒朱熹的故居，即使是刚刚懂事的三尺童子，一听说贾似道要来也会恶心呕吐，何况见到他的人？！”
　　我闻讯后不禁苦笑。
　　真是悲哀啊！
　　没想到曾经权势熏天的贾似道——连大宋天子都敬畏有加的堂堂宰相贾似道，如今居然成了过街老鼠，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
　　一个人的前后命运为何会悬殊若此？！
　　朝廷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我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我以高州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同时抄没了我的所有家产。
　　在所有仇视我的人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出于对我祸国殃民的义愤，但是有一点我是很确定的，那就是其中不乏对我素怀私怨者，因为我的公田法曾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为首的人就是福王赵与芮。
　　他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就暗中招募能在半道上把我干掉的人充任监押官。
　　而会稽县尉郑虎臣就在此刻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郑虎臣本人就是浙中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曾经被我贬逐，而他们家的田产也曾经因公田法而被朝廷变相没收。
　　所以，为了这个报仇血恨的时刻，郑虎臣已经等待很多年了。
　　而今他岂能错过？！
　　
　　
　　
　　此时此刻，我很能理解人们对我的怨恨和仇视之情。
　　无论我早年做过多少有利于家国社稷的事情，单从我晚年的所做所为来看，也足以令世人对我恨之入骨了。
　　所以，当这个秋天的黄昏，当我看见郑虎臣眼中向我喷射出家仇国恨的火焰时，我知道自己马上就会焚毁在这团烈火之中。
　　我无话可说——只能说自己死有余辜。
　　然而，仅仅因为我晚年的骄奢和误国，后世史家就有权把我的一生全部抹黑吗？
　　如果说南宋末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主要是由我造成的，那么我理当俯首承认自己的罪恶。可后世史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种种目的肆意篡改历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有人说语言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在表明事实，可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遮蔽事实。
　　我不知道中国煌煌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少是在表明事实，又有多少是在遮蔽事实？！
　　我不知道……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6-24 12:33:21

　　权力的天渊
　　 ——明清六大佬的终局自白
　　
　　
　　第一章刘瑾：死神的3357个吻
　　第二章严嵩：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坟墓
　　第三章张居正：在帝国的黄昏里舞蹈
　　第四章魏忠贤：我有一个梦想
　　第五章多尔衮：无冕的帝王
　　第六章和珅：一场游戏一场梦
　　
　　
　　
　　
　　第一章刘瑾：死神的3357个吻
　　
　　死神来了。
　　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刻，以我始料不及的方式来了。
　　这是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我看见头上的天空依旧纯净而蔚蓝，和五十多年前我初入宫的时候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一眨眼，也就是一生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太监。你们或许还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坊间的百姓都说，现如今的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
　　后者说的就是我。
　　按理说，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该知足了，也该死而无憾了。
　　是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我已经六十了。虚岁刚满六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遗憾，也并不怎么惧怕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活得痛快，就算死了也痛快。可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居然给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磔刑。
　　我原以为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可我错了。他们不想让我死得那么痛快。说得更准确点：他们是想让我死得很痛，却不想让我死得很快！
　　所以他们给我判了寸磔之刑。寸磔又称“凌迟”，从“陵迟”而来。语出《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原意指山陵的坡度由高而低地缓慢降下，用做刑罚之名时，意指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削下来，所以此刑的俗名又称为“剐”——千刀万剐的“剐”。
　　你们说，这样的死法不让人恐惧吗？
　　剐刑有八刀、十刀、百刀、千刀不等。听说他们足足给我定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天知道这是哪个变态的混蛋凭着哪条该死的律法定下的刀数，居然准确到了个位数！
　　我只能苦笑。
　　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中无奈地苦笑。
　　大明帝国的士大夫们不希望死神把我一口吞没，而是渴望它吐出冰凉又锋利的舌头——三千三百五十七次地吻遍我的全身！而他们则站在一旁，悠然地欣赏我的痛苦、仔细地玩味我的恐惧。
　　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撑到最后一刀。
　　不过他们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想享受过程——享受一个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太监终于被他们千刀万剐的妙不可言的过程。
　　在自命清高的帝国士大夫的眼中，太监只能算是下等人。而像我这种下等人五年来居然一手把持了帝国朝政，而且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对他们而言不啻于奇耻大辱。如今既然栽到了他们手里，怎么可能不让我加倍偿还？！尤其是当他们从我家里抄出那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时，那种强烈的震惊和嫉妒更是让他们近乎疯狂。不用说别人，年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个就傻眼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开列一张我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天子本来还不欲置我于死地，只想把我贬谪到凤阳（今安徽凤阳）去看守陵寝，一听说抄出了这么多东西，顿时咆哮如雷：“奴才果然反了！”于是断然决定将我诛杀。
　　年轻的天子固然是因为抄出了一些有关我谋反的证据而愤怒。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我想就是那座让他触目惊心的金山银山——面对它们，即便是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不可能不眼红、不可能不想将其据为己有！
　　而你们，是不是也有被这些数字绕晕的感觉？
　　简单来说，抛开那些珍宝和违禁品不算，我的财产光黄金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是二亿五千多万两。如果把黄金都换算成白银，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比价一比五来算，我的财产总额为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给你们两个参考数字。一个是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20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另一个数字是七十多年后那个叫张居正的帝国大佬通过十年改革为明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1250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是它的25倍。
　　如果你们对这种银两的数字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可以将其换算成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币。按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我的财产是1200多亿人民币。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什么《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我评为一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六名中国人之一。
　　在这样的一些事实面前，你们说，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我死有余辜，而且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解恨？！
　　你们是不是会感到无比的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趁着刽子手还在磨刀，死神还没有伸出它冰冷的舌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说说心里话。
　　我很愿意在刽子手剖开我的胸膛之前，主动向你们裸露我的灵魂，同时向你们敞开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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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之死——十三个帝国大佬的终局自白

第八章刘瑾：死神的3357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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