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0:40:58

　　璀璨的滇文化，是滇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夜郎自大”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典故。可是，“不知有汉”，夜郎王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之前，中原不知有滇，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可以说第一强的过度，彼此相邻却互不所知，不能不让人感叹远古时代是一个多么闭塞的时期。

　　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在汉朝发现滇国之后，没过多少年，这个古国就消失了，尽在《史记》中留下只言片语。后代人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确定滇国是否存在。

　　云南昆明南部的江川县李家山，有一片低矮的山丘。就连当地的人也不知道，这片土山竟是一部历史巨书，它记载着2500年前古滇国的辉煌。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李家山村民就偶尔在山上捡到雨水冲刷出来的青铜器和玉饰。20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村民修造梯田时，更是挖到一部分中小型墓葬，得到一批青铜器。

　　考古专家闻讯赶到，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工作，两个月时间内共清理发掘古墓27座，出土13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大大多是精致的青铜器及玛瑙、玉石装饰品，均属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之间。其中，青铜器文物有1000余件，价值也最高，有戈、啄、狼牙棒等武器，也有壶、尊、洗、案等生活用品，还有锄、削、凿、纺织工具等生产工具以及鼓、葫芦笙等乐器。当时就有人推测，这些古墓群的主人可能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滇国人。但是，自从《史记》提到滇国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史书写道滇国，因此，许多人怀疑司马迁的记述并不符合史实，认为滇国并不存在。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滇国所在地呢？仅仅凭当时发掘出来的墓葬和文物，人们还无法断言这里就是滇国，也无法断言滇国确实曾经存在。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曾赐给滇王一枚王印。如果能找到这枚王印，那么一切谜底就都可以揭开了。那么，这枚王印真的存在吗？它又在哪里呢？

　　时间到了1954年10月，人们在与江川县相邻的晋宁石寨山发现了古遗址和古墓地。次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了100余件刻铸有各类人物形象和活动场景的青铜器。尽管当时已知这些青铜器大致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制品，而且上面的人物形象和生产生活场景与内地发现的同期或早期青铜器所表现的内容完全不同，属于云南古代民族所有，但并没有人想到将这些遗物可能会与古滇王国有关。不过，由于这次发掘成果显著，人们有在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第二次考古，发掘了20座古墓。其中，第一座古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以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滇国存在与否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点过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经过几十年的沉寂，19世纪末，考古工作再次展开。考古工作者再次清理出古墓58座，出土文物2066件（套）。文物中主要器物有铜鼓、铜贮贝器、铜俑、铜编钟等礼器；铜狼牙棒、铜鱼、铜矛等仪仗器和兵器；铜铃、铜策、金钏、玛瑙扣饰等装饰品及生活用具，以及用金、玉、绿松石等制成的各种珠管和扣缝缀在纺织物或毛皮上形成的“珠襦”等，其中的大墓还出土了金簪、金兽饰、金剑鞘等金器。经过专家鉴定证实，这些古墓确实属滇文化类型。由此，人们可以认定，在古代，确实有滇人在这里生活。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多年前，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越系民族为主体的滇民族。

　　公元前300多年前，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楚威王为开疆辟地增强国力，与强大的秦国抗衡，派大军南征，欲将西南夷之地纳入楚国的领地。大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前后，楚国大将庄蹻（jué）奉命率数万大军出湘鄂，平定了巴、蜀、黔西地区，到达梁州（今云南昭通盐津一带川滇交界处）。　　

　　在梁州，楚军遭到当地土著猛烈抵抗。土著人凭借天险牢牢守住山道，来自平原的楚军将士一筹莫展。庄蹻凭着指挥得当与先进的武器，最终击败土著人，直奔滇中杀去。滇池各大小部落则联合起来，利用山地、森林与楚国正规军打起了游击战。庄蹻稳扎稳打，以武力平定了诸部落的抵抗，在滇池沿岸扎下了坚固的营盘。

　　几个月后，庄蹻再次率军出击，一举平定了洱海周围的昆明部落，而后继续东征，直打到今曲靖一带，滇中、滇西、滇东、滇东北数千里之地先后纳入庄蹻麾下。收服西南的任务完成了，楚军准备班师回国。正在此时，庄蹻得到消息：就在几年前庄蹻率军横扫西南的同时，秦军也随后而来，曾被庄蹻平定的巴、蜀、黔西等地已被秦军夺取。

　　这时的秦国，实力已经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庄蹻要想打败秦军，杀出一条回国的血路，已经不可能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军返回滇中等待时机。

　　远征军征战数年，如今又归途受阻，一时军心涣散，人心不稳。庄蹻左思右想，只好下令全军入乡随俗，穿上当地民族服装，遵从当地民族风俗，融入当地社会中做当地百姓。

　　几年之后，庄蹻的数万大军不再是持矛执戟的战士，却变为地道的当地百姓了。他们首次将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至滇中，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冶炼技术、建筑艺术等。

　　新鲜血液的加入，使滇人的文明发生了质变，滇中地区迅速繁荣起来，势力不断扩大，庄蹻众望所归地成为滇人部落之王。

　　这时，秦国一面忙于“扫六合”，一面派军进攻滇中。以庄蹻为首的滇人部落拼死抵抗，依靠地利、人和大败秦军，将秦军打回巴蜀。从此，滇中归于平静。

　　看到滇人部落日益强盛，庄蹻萌发了建立国家的念头。凭自己很高的威望，庄蹻与滇池各部联合，成立了滇国，登上国王宝座。

　　庄蹻建立的滇国，是滇中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势力范围北起南盘江，南至红河，西抵澜沧江东岸，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刘彻为打通从四川到西域的“蜀身毒道”，发兵进攻滇国。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正式承认滇国，并赐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一枚。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西汉末年，汉族人大量移民云南，郡县制得到巩固，滇王的地方政权被逐步取代。到东汉中叶，滇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而且因崇山峻岭而与中原隔绝，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

　　滇国人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在青铜文化中反映出来。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滇国人样样都用青铜制作，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多只限于兵器和礼器、乐器。尤其是滇国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很少有艺术的夸张和神秘色彩，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滇国特有的“贮贝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这种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器内贮藏的贝壳，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纹饰繁缛（rù）：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

　　铜鼓原本是权力的象征，是原始部落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滇人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凡人可以通过击鼓与神灵沟通。因此，他们在祭祀中一定要击鼓。此外，铜鼓还是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同时，铜鼓又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牛虎铜案”是滇国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天下无双的国宝。

　 “牛虎铜案”是滇国当年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状为一头站立的大牛，四蹄就是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站着一头一小牛。大牛身后是一头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就的猛虎用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更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牛虎铜案”的最大价值在其艺术风格上。它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与虎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　　

　　滇国人在制造青铜器时，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图腾通常被视为吉祥物，灵物和氏族标志，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而图腾神则被视为保护神，他们既是氏族、部族、甚至民族的始祖，又是某种地位很高的自然神。它是多神崇拜中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混合产物。各个部族、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以祈祷保佑安康、兴旺、发展和威慑邪恶的力量。

　　中原人崇拜龙，契丹人崇拜狼，滇人则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图腾的超人的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兵器反映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能驱赶邪恶和疾病，达到清吉平安与发展。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有着各种各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奇怪、残忍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流行血祭。

　　古滇国时期，西南山区各部族间战事频繁。他们之间的战争却并非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掠夺奴隶、抢劫财物或是降服异族并迫其纳贡。

　　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以“昆明”为族名的昆明人——云南昆明市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滇族与昆明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是昆明人也是历来以强悍和“善盗寇”而著名的，滇人并不总是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

　　相比于更为原始的昆明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滇人在战争之前往往就进行周密的准备。而且，点国人的军队整齐划一，前排是射手，手中握着弓和从中原地区买进的弩。他们还有骑兵，骑着鞍辔齐备的战马。身穿轻甲，左冲右突，速度快，反应灵活。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先进、准备充分的滇军，昆明人的胜算是很低的。　　

　　反抗者的头颅会被滇人割下，挂在马上或者提在手中，而投降者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滇人在胜利后，会展开像狂欢节一样的劫掠。不仅是牲口圈中的牲畜，有躲在屋子里的妇女和儿童也会被统统作为财富带走。然后，部落里还活着的成年昆明男子会被集中到一起，带回滇人的领地。妇女和儿童会被作为奴隶为滇人纺织和放牧，成年的男性昆明人则会被挑选，被买卖。但是，其中总有健壮勇武的，会被留下来。这样的战俘会被滇人用于最神圣的场合用于活祭。

　　天气晴朗的初春，对于滇人来说有重要意义。再过不久，就是一年中的播种时节。同时，春天到来，万物繁衍，滇人的婚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当祭司们选定日子后，不幸的昆明囚徒会被从牢里拖到一个空场里，绑在柱子上。空场中央立着三个叠放的大铜鼓，象征着农业之神，鼓面多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代表了天，鼓身上刻、铸的各种场景则代表了人间的生活。这个昆明囚徒将被滇人作为活祭献给农神。主祭的祭祀是女性，这大概是因为滇人当时刚刚走出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缘故。主祭者头发向后梳理得平整光洁，在额前中分为两半，在颈后束成银锭形的发髻，身穿对襟无领、衣长及膝的长衫，通身珠光宝气。在她的指使下，囚徒的头颅被一刀砍下放在祭器中，囚徒的鲜血洒在土地上，在滇人看来将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着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稼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败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

　　祭祀的仪式完成后，男女就可以在桑林中自由媾（gòu）合，以求阳光普照、万物繁衍、人丁兴旺。

　　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滇国的能工巧匠们用青铜将活祭的场面铸造成型，在大量青铜器上作为装饰。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那血腥、蛮荒的世代有更多的了解。

　　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楚将庄蹻（jué）奉命率军征西南，因被秦军阻挡归途而滞留当地。庄蹻下令全军入乡随俗，自己成为滇人部落之王，后又与各部落联合，建立滇国，成为第一代滇王。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派兵进攻滇国。滇王归附，汉武帝赐给滇王一枚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0:47:53

　　站在尼雅河出昆仑山的河口放眼望去，只见一条谷地曲折北去，穿行于自昆仑山地向北方的沙漠延伸出去的山麓坡地之间。

　　尼雅河最亲近的人们，自然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生息在河水两岸以及下游尾闾冲积三角洲上的古代尼雅人。他们是尼雅河绿洲的主人，他们曾经拥有一段夺目的辉煌。他们的国家，叫做精绝国。

　　历史往往给人以无情的捉弄。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代遗址，往往最早被那些贪婪的掠夺者首先发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一批接一批的外国强盗趁机潜入中国，肆意盗取中国人的文明成果。英国人斯坦因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

　　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古代时有一条叫做“尼雅”的大河从这里流出。它发源于昆仑山，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中部自南向北流入卡巴克·阿尔斯汉村附近的大沙漠，长约210公里。在出山口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水盘旋，形成了一片冲积绿洲，叫做尼雅绿洲。

　　1900年1月，斯坦因率领探险队来到了尼亚绿洲。这里有一个叫做尼雅巴扎的城市，许多人就在那里生活。

　　一个名叫伊普拉欣的当地人引起了斯坦因的注意。伊不拉欣从北方沙漠里带回来的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些书写木板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斯坦因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字——佉卢文书写的。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l～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到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斯坦因认为佉卢文在沙漠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很可能是沙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王国曾经存在的证明。

　　斯坦因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普拉欣当他的向导，还保证：如果他能把斯坦因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伊普拉欣本来就是个经常在沙漠中寻找宝藏的人，斯坦因与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做自己的向导，寻找可能存在于附近的遗址。

　　1901年1月，在当地人引导下，斯坦因顺利到达了伊普拉欣发现文物的地方。进入尼雅的第一天清晨，斯坦因走出寒冷的帐篷，缓步来到一个小小的台地的斜坡上时，立刻就捡到3块他梦魅以求的木版文书。而且仅在这一天里，他就获得了几百片木版文书，超过了以前人们所知的这类文书的总和，简直是天大的收获，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斯坦因在尼雅获得佉卢文木板的当天，兴奋得无法入睡，凭他所受的语言学训练，大致了解到这些木版文书多是一些官府公文。可为什么保存如此完整，有的从未开封，整齐堆放在一起呢？

　　如果尼雅仅仅出土那种世界上仅有几个人能读懂的“天书”，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当然，尼雅发现的文物远不止于此。

　　斯坦因闯入古城遗址，眼前的一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用梵文雅语书写的一段段佛经、汉文木简等。还有陶器、铜镜、金耳饰、铜戒指、铜印、铜镞、带扣、铁器、玻璃、贝器、水晶珠饰、木器、漆器残片和各类织物。更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捕鼠夹、靴熨斗、弓箭、木盾、红柳木笔、六弦琴，餐具等，连身临其境的斯坦因也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而且出自寸草不生的沙漠中近2000年前的古代遗物。官署、佛寺、民居、畜厩、窑址、炼炉、果园、桑林、古桥、田畦、渠道、蓄水池、墓地等遗迹，也出乎意料展现在斯坦因眼前，他比别人更了解这些遗迹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性。时间看似停止，曾经住在这里人们仿佛刚刚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眼前的景象想象出曾定居在这里的人当时的生活风貌。

　　斯坦因为这个神奇的发现欣喜若狂。他把所发现的城市遗址命名为“尼雅遗址”。由于食品、用水不足，斯坦因不能尽情地发掘文物，被迫早早结束这次尼雅之行。但被斯坦因发现过的遗址却没有幸运可言。在离开的同时，斯坦因就已经决定尽快回来大肆掠夺了。

　　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绚丽的织物、罕见的木雕和还有大量带各种文字的木板文书带回欧洲的同时，还绘声绘色地向人们描述他在沙漠中发现的冰窖、仓库、垃圾堆等遗迹的情况。人们惊奇地得知，在荒漠的沙海之中，古代竟然有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尼雅的发现轰动了欧洲，学者们把它称为东方“庞培城”。

　　1906年之后，斯坦因真的回来了。他带着5年终不断累计的强烈欲望重返尼雅绿洲。鉴于前一次准备不足的教训，这一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尽可能多带饮水，多招了许多当地人。准备工作格外顺利，他在一天里就募集了50人和4个星期的粮食，又增加了些骆驼，浩浩荡荡开进尼雅。此后又来两次。先后4次来到尼雅，共发现、绘图和记录了遗址41处，而带走文物至今没有清单。仅根据斯坦因自己写的记录来看，他通过挖掘以及收集的古代文物包括卢文和汉文文书约1012件；木质艺术品若干；古代纺织品若干；用来作身份证明和模印装饰性的印章若干；金、银、玻璃、漆器等：比较珍贵的器物若干各种材料的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和乐器等若干，包括陶、石、木、铜、铁、皮革、角、骨制品；还有一把古代的“吉他”。

　　最令人痛心、愤怒的是，为了攫取文物，斯坦因坐在帐篷里发出向自己雇佣的当地人悬赏，凡是发现文物并交给他的人，都能因文物价值的高低获得相应的报酬。他自己安坐在帐篷之中，并不进行指导，被雇佣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赏钱，根本不在乎是否破坏遗址，疯狂地到处挖掘、拆毁。披着考古学家外衣的斯坦因，用野蛮的方法给尼雅古城遗址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当时，中国很少有通晓西域古文字的人，而对语言学的研究比较领先的西方学术，也很难找到真正懂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斯坦因带回西方的那些出自古代官方之手，表述当时官府命令之类汉文简牍文书，对学者们来说看上去非常奇特，一时无法释读。

　　法国探险家戈厄纳曾企图在尼雅河流域的尽头寻找一个叫做精绝国的西域古国，但没有找到。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后，推测尼雅遗址就是戈厄纳苦苦寻找的精绝国的遗迹。他把自己掠夺来的古文书记录并发表出来，其中的汉文简牍很快被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看到。凭借丰富的学识，王国维一眼看出一枚简牍上有“泰始五年”的字样，这是公元269年中国西晋王朝武帝的年号。参照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蛛丝马迹，以及从古至今的于阗（今和田）于各国的相距路程，认真梳理考释后王国维断定：尼雅就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精绝国虽是小国，但它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书所描述精绝国所处的环境是：“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从文寥寥数语中显然可以看出，当时的精绝国是一片绿洲。但在公元3世纪以后，精绝国突然消失了。

　　精绝国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呢？它为何被埋没于滚滚黄沙之中呢？为什么璀璨的绿洲变成了死亡的废墟呢？这些谜题，历史学家们既困惑不解又争论不休。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毫无争议的答案。

　　“精绝国，国王驻精绝城，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人，其中具有战斗能力者五百人。设置有精绝都尉、左右将军、译长各一人。北距西域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距戎卢国四日的行程。地形崎岖。西通弥四百六十里。”

　　在《汉书》中，对于精绝国的描述只有这区区113字。在班固的眼中，也许精绝国太微不足道了。全国仅有480户，人口仅有3360人，能战斗的士兵仅有500人。

　　精绝国确实是一个小如沧海一粟的小国，但它曾经活跃在丝绸之路南路，以殷实、富庶着称。当时，尼雅城叫做尼壤，是精绝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惜的是，这个富庶的国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以至于时四五百年之后，玄奘取经东归时经过尼雅城，只见到了满目的荒凉。

　　玄奘身为佛教信徒，所写的作品也就充满了怪力乱神。在关于精绝国一带的描绘中，他就根据传说写了许多有神话色彩的东西。

　　玄奘这样写道：“在一片发生过大战的战场往东走30多里地，就到了媲摩城。城中有一尊雕檀立佛像，高两丈有余，非常灵验，经常放出光明。从媲摩川东进入沙海，走200多里，就是尼壤城了。尼壤城周长三四里，位于大沼泽地中。那里又热又湿，难以跋涉，芦草生长茂盛，没有可以通行的途径，唯有进入城中的道路可以通行，所以往来的人没有不经过这座城池的。而于阗则以此地作为其东境的关防。从尼壤继续往东走，就进入大流沙地带。那里沙流漫漫，聚散随风而定，人走过之后留不下痕迹。也正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在那里迷路了。在大流沙地带，放眼四顾，都是茫茫沙漠，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那些往来的行旅就把别人的遗骨聚集起来作为路标。不仅分不清方向，那里水草也很缺乏，热风肆虐，风起的时候人畜昏迷不清，很容易染上疾病。人们在那里时不时的还会听到歌和呼啸的声音，有时会听到哭泣之声。不知不觉间，人就会跟随声音，受到魅惑，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样一来就经常有走失的人。这都是鬼魂精灵所干的事……”

　　说到玄奘，就不能不提一提《西游记》中演绎出来的“女儿国”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几乎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地方，叫做女儿国。女儿国国王爱上了唐僧，想留唐僧做女婿。一段浪漫的传奇就这样展开，并以遗憾结尾。

　　许多人大概以为，女儿国不过是杜撰而已，很少有人知道玄奘真的知道女儿国的所在，也很少有人知道精绝国与女儿国之间还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

　　女儿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女国，国中之人则称自己的国家为苏毗。在鼎盛时期，苏毗国是一个北接于阗、东北邻青海通天河、西至天竺、东与吐蕃接壤的部落型国家，是一个大国。

　　苏毗国在形式上是一个母权国家，最高统治者为女王。苏毗女王每五日一听朝，处理军国大事，另外还有一位小女王协助女王管理国家。苏毗国的王位由女性终身把持，后继者也必须是女性。王位的继承有两种途径，一是两位女王如果都死了，大臣们就带着丰厚的礼物，求死者族中最有声望的女子两人，一个立为女王，一个立为小女王，共主国政。若女王死了，小女王就可以即位为女王；二是女王死后，由女王的侄女继承王位。　　国王的丈夫被称为金聚，社会地位远不如女性。女国向中原王朝所遣使者，虽然都是男性，但他们的职责只在执行命令，不能决断国事。因此史称：“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

　　至于苏毗国的来历，在青海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苏毗国开始没有男人，女孩只要到黄河源头的星星滩去洗个澡就可以怀孕。据说女儿国后裔一年一度的洗澡节就是因这个风俗而起的。至于后来居住在苏毗国的男人，则是战败的羌人战俘。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四中记载了这个奇特的国家，称之为“东女国”或“苏伐剌拿瞿呾（dá）罗国”，并说此国“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不过，对于“东女国”，玄奘也只是听说，并没有到过那里。

　　苏毗国重女轻男的风俗在婚姻问题上最突出。《新唐书》称：“（苏毗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就是说，像古代中原有钱有权的男人妻妾成群一样，苏毗国的贵族女子都有很多丈夫侍候。据《唐会要》记载，在苏毗国，不仅是贵族女子，就算是最没钱没权的女子，也是家中的家长，有多个丈夫。女人生了孩子都随母亲的姓氏。而再尊贵的男性，也不能有妻子之外的女人。

　　由此可见，苏毗国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一直承袭母系氏族公社传统的国度。考证它的国家机构，已经属于奴隶社会，但观其风俗，则俨然是母系氏族公社。苏毗国人的生活有很浓厚的原始风情，平时喜欢在脸上涂抹颜料，头发也不论男女一律披散着。

　　虽然保留着浓厚的原始风貌，但苏毗国却曾经是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属民以畜牧业、农业为生，男子务农狩猎，女子要么出将入相，要么就是尽享一家之主的荣光。苏毗国出产有上等黄金，还有黄铜、朱砂、麝香、牦牛、蜀马、骏马等。国中尤盛产盐，与印度有贸易往来，具备相当殷盛的国力。

　　前边之所以说精绝国与苏毗国有关系，是因为在精绝国遗址出土的木简中的一些记载。根据木简的只言片语可知，精绝国王朝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并且步步加深，国王对“SUPIS”人的威胁十分担忧。在精绝人的眼中，“SUPIS”是一群像魔鬼一样野蛮、凶猛、可怕的敌人。有人据此认为，精绝国的消失就是“SUPIS”人造成的。

　　推敲“SUPIS”的读音，与苏毗二字极其相近，苏毗国的位置，相对于精绝国来说，也确实是在其西南方。根据苏毗国的风俗来看，苏毗人保留着相当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已经不如封建社会的精绝国人看来，苏毗人必然是野蛮可怕的。虽然在精绝国遗址出土的木简中未见有“苏毗”等确切的字样，但汉朝时苏毗国不为人知也是极有可能的。精绝国曾经与“SUPIS”在一段时间里爆发了战争，而且经常打败仗。苏毗国在隋代时被记载人口有上万家，人口估计在7万以上。那么，在汉朝时，苏毗国人口也应该远在精绝国之上，更何况比较原始的民族青壮年男子都可以在战时成为战士，远不是仅有500士兵的精绝国所能战胜。种种迹象表明，“SUPIS”就是苏毗国。

　　苏毗国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国度，曾经拥有辉煌的文明。遗憾的是，这个曾经以原始制度称霸一方的民族没有延续下来。

　　由于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苏毗国内逐渐出现了裂痕，矛盾日益激化。

　　当时，苏毗女王达甲吾居于辗噶尔旧堡，而小女王墀蚌苏则居于悉补尔瓦之宇那。达甲吾昏庸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放逐。念•几松怨恨在心，于是暗中策划，杀死达甲吾，投奔了墀蚌苏。

　　墀蚌苏也不是英明的君主，被她器重的念·几松的妻子又恣意妄为，残酷虐待奴隶，于是激起民怨。一些大臣暗中联系吐蕃王南日伦赞，里应外合，一举占据苏毗王宫，处死了女王墀蚌苏，苏毗从此被吐蕃吞并了。

　　后来，南日伦赞死于内部斗争，苏毗人造反独立。南日伦赞之子松赞干布即位后，又重新征服苏毗。

　　苏毗与吐蕃合一后，迅速由女全社会转变为男权社会，苏毗军队因为战斗力极强，成为吐蕃武力扩张的得力工具，在河陇、西域一带屡次征战。苏毗也成为吐蕃的后方大基地。当时，苏毗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吐蕃诸部中最强大。有的苏毗人不堪忍受吐蕃奴役之苦，就投奔唐朝。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有苏毗王没陵赞企图率部投唐，结果被吐蕃发现，没陵赞及其家族共2000余人被杀；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春，没陵赞之子悉诺逻也要投奔唐朝，事情再次暴露，其1000余部众被吐蕃所杀，悉诺逻本人则逃至陇右，后来到了唐都长安。唐以后，苏毗渐渐淡出历史，苏毗被逐渐藏化了。

　　精绝国的文献资料以及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对精绝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汉书》和《后汉书》原本就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有一个叫做“精绝”的国家，斯坦因和王国维都将精绝国的位置定在尼雅河流域的尼雅遗址，在当地发现的一枚汉文木简上也写有“汉精绝王”的字样。由此可见，精绝国确实是在尼雅遗址一带了。

　　但是，精绝国里的居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什么杨的人呢？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精绝国这个名字是突然出现在《汉书》里的，它以前的史书里，根本找不到精绝国的任何记载。

　　尼雅河流域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精绝国人就是那些挥舞着石刀石斧的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也许是继承关系，但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两群人。

　　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而且是人云亦云，使我们对精绝国的认识极其模糊的。

　　比起史籍来，考古工作者能够向我们讲述的要多许多。尼雅遗址那些辉煌的发现，就是属于精绝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遗址里的建筑、墓地和生活用品，都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早期绿洲城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令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

　　鄯善王对精绝的治理比较高明。他任命当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委任官职，负责管理精绝州的人民。国王还保留了直接派遣官吏检查税收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他还下令：全国的百姓如果在地方上遇到司法、行政、民事纠纷，都可以直接上诉国王，由国王本人裁决、处置。

　　那时正是西晋时期，精绝人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但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也比以前更安定。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曾经辉煌过的城邦，它的创造者在历史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失踪了。

　　斯坦因曾在书中记载了一发掘经历：“……土块刚挪开，就见鲁斯塔姆（斯坦因探险队的成员）的双手挖进了光秃的地面。还没等我发问，他的手已从挖了不到六英寸深的洞中拽出1枚完整的矩形木简，封泥完好，函盖仍由原来的线绳捆扎完好。鲁斯塔姆的手指好象突然灌注了‘寻宝人’的力量。在扩大洞口，很快我就看到，靠近墙的地方及墙柱基座下，堆满了层层摞起的同样大小的木板。”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这显然是被人有意识地掩埋起来的一批文件，堆放在这处房屋的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后来的考证证明，那里是一处官署，负有保存公文和经济文件等方面的职责。这些契约等文献可能打算永久地保存在那里，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斯坦因也说：“从这批契约埋藏时得到的照顾以及对埋藏地点的标示（在埋藏点前发现的那一大块泥块无疑就是起这个作用，也就是它促使鲁斯塔姆动手刨土）来看，文书的主人明显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却抱有重返的念头。鲁斯塔姆一下就猜到那块标志的用意，因为现在农民被迫弃家而去时，他们仍然这样做。在掩埋时既没有遮盖，也没有用容器来保存这批极有价值的文件，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离去之匆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主人仓促间离开了这里，还抱着重返的念头？他们为什么并没有返回？

　　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中曾反复提到苏毗人的侵略，称苏毗人性情悍勇，经常攻击精绝州，威胁着它的安全。鄯善国王为此颁布了很多命令，令精绝州的管理者们注意警戒。可见，这里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是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片绿洲被废弃，使精绝人被迫迁徙到其它地方？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既然是有组织的撤退，为什么撤退了的人们没有带走重要的官方文书呢？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也没有白骨遍野的战争痕迹，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面又安详的，大礼安葬，陪葬物丰富。他们的墓葬，尽显太平盛世的风貌。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它们排列整齐地坐落在那里，平静面又安详，仿佛它们的主人没有走远，烟炊当再次升起，牛羊会再次撒欢，尼雅孩子们的笑声会再次弥漫在大街小巷、村庄院落。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不合理的一切呢？

　　也有人说，精绝可能是毁于自然条件的恶化。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北边，而尼雅河当时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一条中型河流，从昆仑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孕育着尼雅河流域三角绿洲，成为西域精绝国得以世代繁衍的依托。西域的气候异常干燥，沙漠花的进程非常迅速，而其中的河流也经常改道或者消失。如果养育精绝州的尼雅河改变了流向，或者水量减少，如果风沙干扰了精绝人的生活，那么，精绝人确实可能放弃曾经世代生活的土地。

　　《汉书·西域传》称精绝国“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这样的地方很难住人，绝不会是精绝国人当初定居时的羊毛，可见当时精绝国环境已十分险恶。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母牛一头。”精绝国开始用法律手段保护树木，可见树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了。这是不是暗示着尼雅绿洲的生态已经开始恶化？精绝国的废弃会不会与自然条件的逐渐恶化有关？

　　如果水源仍在，沙漠化的进程就会收到遏制。精绝人如果面临干旱威胁，就必然与尼雅河的变化有关。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河流改道，二是河的上流出现大规模的其它居民聚居点，对河水消耗大增。但现在人们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另外，在尼雅遗址里，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树干粗大至一人不能合抱，果园中林木整齐。桑木排列整齐，不少为数十年之巨桑。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如果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搬迁，精绝人就更没有理由丢弃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了。

　　不是自然力，不是战乱，那么精绝人为何而迁走呢？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这只狗活活饿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或许，他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才没有考虑爱犬的生存问题，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而古老的文字也正是在尼雅废弃之后就失传“死亡”了。

　　难道几千精绝居民都在1600年以前的某一天突然同时消失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被记载？这样的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

　　来历是谜，去向是谜。精绝国在历史的天空中如流星般划过，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子。你也许会问：真相到底在哪里，人们究竟能不能找到答案？不得不遗憾地说，也许，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答案了。

　　西晋时期，精绝国被鄯善国吞并，称为鄯善国的精绝州，由原精绝国贵族自治。

　　1600年前，精绝国突然神秘消失。原因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定的说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1:00:15

　　“假如有通往东方的道路，那就是库车……假如有通往北方的道路，那就是库车……”这是一首维吾尔族诗歌中的两句，这里的库车就是历史上的龟兹。

　　龟兹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它北通乌孙；南连于阗；东西有丝绸之路中道贯穿，龟兹处在西域中心的十字路口上，是唐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在伊斯兰化以前，龟兹一直以佛教为国教，是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龟兹乐从前秦吕光西征时传入河西，再入中原。

　　塔里木沙漠的边缘，许多个绿洲被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像一串珍珠项链。

　　龟兹绿洲正是这串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它并不是最大的绿洲，但却绝对是一个有特色的重要绿洲。从龟兹绿洲向西南走，是阿克苏、喀什，向东经过轮台，则可到达焉耆、楼兰。

　　龟兹绿洲的独特之处在于龟兹河。从龟兹河逆流而上，就可进入天山中部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并，继续前进，则是开阔的伊犁河谷。龟兹国就位于这样一个丁字路口之上。

　　龟兹的历代先王都没有留下姓名。第一个将名字留在史书里的龟兹王，叫做绛宾。他的父亲是上一任龟兹王，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姓甚名谁，没有人知道。

　　绛宾的父亲在位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时期。

　　当时，西汉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讨伐大宛获得胜利后，经由龟兹国班师回朝。在龟兹国休整的时候，李广利发现龟兹国竟有不轨行为。

　　原来，在龟兹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国，叫扜弥。扜弥当时正臣服于龟兹，并且将王子赖丹送到龟兹作为人质。当时，龟兹和扜弥都是向西汉称臣的。李广利认为，两国都是大汉的臣民，龟兹竟敢擅自将扜弥作为自己的附属国，是冒犯了大汉的天威，是有不臣之心的表现。在指责了龟兹王之后，李广利将赖丹王子带回中原。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即位，根据桑弘羊的建议，派赖丹王子带领一支小部队到轮台屯田，挂汉印，称校尉。赖丹原来在龟兹做质子，地位等同于奴仆，现在却成了汉帝国的官员，可以对龟兹颐指气使，这让龟兹人感到屈辱。于是，龟兹王在大臣姑翼的建议下，偷袭轮台，将赖丹杀死了。事情成功后，龟兹王立即给汉朝上书，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希望汉朝能明白龟兹只是面子上过不去，并不是要造反。

　　但是，龟兹国也许没有反意，但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汉朝的威严。一个附属国竟然敢先斩后奏地杀害天子委派的官吏，汉朝上下对此非常恼火。但是龟兹太小，如果为此专门派远征军讨伐，未免有“杀鸡用牛刀”之嫌。因此，汉朝一时间没有对龟兹的行为做出反应。许多年过去了，汉昭帝早逝，汉宣帝即位；老龟兹王也已经过世，王位传给了绛宾。当时，留在汉地附近的匈奴因为西汉的军事行动停止而再度恢复了实力，对西域不断侵扰。为了对付匈奴右臂，汉朝与西域强大的乌孙国结盟，共同起兵讨伐匈奴。大军行进的途中，要经过龟兹。汉王朝显然并没有忘记许多年以前龟兹的不臣行为，命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联系起兵事宜，顺路发诸国之兵攻打龟兹。

　　人口只有8万多、全国军队也不过两万的龟兹国，就这样忽然受到一支拥有5万精兵的西域联军攻击。危机主要来自东方的汉帝国，而起因则是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国。力量对比太悬殊，龟兹王绛宾明白，一旦选择对抗，那么他与龟兹国都将承受雷霆之怒的打击。他能够选择的只有妥协。绛宾向汉朝承认了错误，并解释说：“杀赖丹王子的是先王。他是误听了姑翼的谗言。而我是无辜的，希望能得到皇帝陛下的谅解。”他还把主张除掉赖丹的姑翼住起来送交常惠，任凭常惠处置。

　　龟兹王绛宾畏服的态度让汉王朝找到了台阶下。毕竟，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且犯错误的是前任国王，汉王朝如果执意追究，就未免太小家子气了。因此，常惠代表皇帝与龟兹和解，龟兹与汉朝的关系恢复正常了。

　　在西汉王朝继续经营西域的推动下，丝绸之路日渐繁荣，龟兹国也尝到了甜头。在人来人往的交通大道上，信息和物资在龟兹的土地迅速扩散，龟兹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了。西汉的强大与繁华，绛宾既有耳闻也有目睹。他深知，龟兹这样的小国，不能与西汉对抗，而应该与西汉进一步加深友好的关系。这样，不仅国家得以保存，汉朝的先进文明也会给龟兹带来更美好的未来。那么，该如何进一步加深彼此的联系呢？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毕竟，中原汉朝是“天朝上国”，西域诸国是“蛮夷小国”。龟兹又不是数一数二的西域强国，想跟汉朝套关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尽管事情很复杂，但绛宾还是找到了机会。

　　早在汉朝与乌孙结为同盟的时候，为了表示对乌孙的看中，汉朝就特地将宗室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zōu）。老迈的岑陬不久去世，解忧公主从胡俗嫁给了新乌孙王——岑陬的堂弟翁归靡。婚后不久，解忧公主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叫弟史。弟史渐渐长大，仪容端庄，举止优雅，从小跟母亲学习诗书礼仪和音乐，琵琶弹得很好。解忧公主的侍女，当时已经嫁给乌孙右将军的冯嫽非常喜爱弟聪明好学的弟史，在出访西域邻国时，常把弟史带在身边，让她见世面，长知识，一心要把她培养成将来能佐理王政的人。

　  后来，冯嫽到龟兹国访问，当然也代了弟史同去。绛宾对乌孙王的女儿自然不会怠慢，特地在王宫中举办了一场宴会。绛宾首先演奏了一组自己谱的曲子，然后请弟史弹琵琶助兴。弟史弹奏轻盈，旋律悠扬，绛宾不禁连连喝彩。曲子演奏完毕，绛宾又邀弟史跳舞。弟史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姿和庄重高雅的风韵使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这样一来，绛宾对弟史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寻找与汉朝加深关系的办法时，年轻的龟兹王突然想到：弟史是解忧公主的女儿，是汉天子的亲戚，又是乌孙王的亲女儿。如果能与弟史永结秦晋之好，不仅自己可以抱得美人归，还可以同时与汉朝、乌孙建立起进一步的友谊，不正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吗？

　　于是，绛宾派出使者去向乌孙王求亲。求亲使者到达无损后，传回令人沮丧的消息：弟史已经被解忧公主送到长安历练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眼看求亲的愿望要化为泡影，绛宾也只能仰天长叹了。就在这时，求亲使者还没有返回，一队使团却来到了龟兹。

　　乌孙作为汉朝的盟国，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队队使者经龟兹向长安进发，又经龟兹返回。对于一些重要的使团，绛宾还要亲自出面接待，以示友好。现在这队使团，正是从汉朝的长安归来，要回乌孙去的。

　　在按以往的例子接待了使团后，绛宾突然眼前一亮——他在使团中遇到了朝思暮想的弟史。原来，弟史在长安呆了几年后，经汉皇批准，返回西域了。 *n ]G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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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绛宾当即决定扣留乌孙使团，不准他们返回乌孙，以免再生变故。他同时又派出使者，前往乌孙说明情况，再次求亲。解忧公主被绛宾的真诚感动了，答应了婚事。

　　就这样，绛宾与弟史结为夫妻。两个人异常恩爱。解忧公主对女儿婚后的幸福生活非常满意，专门给汉朝写信，希望第史能享受比照皇帝宗室的待遇，并希望朝廷允许第史入朝觐见。这也是在变相为女婿争取地位。绛宾也趁机向汉朝表示，如果朝廷允许，他愿意陪同第史一起入朝觐见皇帝。公元前65年，绛宾的愿望实现了，他陪同第史到达了长安。

　　汉朝盛情款待远方的客人。作为皇室血脉，第史被正式任命第史为公主，赐予车骑旗鼓，几十人的专门乐队，绫绸缎绮、金银珍宝不计其数，并同丈夫绛宾一起被皇帝赐予印绶。绛宾夫妇在长安住了一年，才带着丰厚的赏赐回到龟兹。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足够让绛宾见识长安的繁荣和汉朝的富强。被中原汉家文化折服的绛宾在龟兹仿照中原样式建立了新的宫殿，让龟兹人穿起汉式服装，修筑道路，实行出入传呼、钟鸣鼎食的汉家礼仪。

　  对绛宾兴汉俗的做法，后来有些人给予了嘲讽。他们认为，那些汉家的宫廷礼仪不适合龟兹这样的小国。甚至有人说：“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意思就是说，绛宾在小小的龟兹国实行中原的宫廷礼仪，就好比既不是驴又不是马的骡子。这话后来竟然演变成为一句成语——非驴非马。但是，非议绛宾的并不是龟兹人，而是龟兹以外的人。这些人并不知道，绛宾的政策为龟兹带来了多大的利益。　　绛宾与汉家和好的政策不仅在他这一代得到保持。他的儿子丞德即位后，自称汉外孙，继续与汉朝通好。到了东汉时期，龟兹成了塔里木盆地最强大的绿洲之国。绛宾为龟兹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否认的。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佛教徒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仅仅知道，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成吨的颜料被运送进石窟，画师们在石窟中忘我地绘制佛教壁画。龟兹成为佛教胜地，吸引着遥远国度的僧侣。就是从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的佛教徒。他的名字叫鸠摩罗什。他是一位改变了龟兹的人。

　　当时的中原处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只有小乘佛教在中土传播。

　　鸠摩罗什的父亲是一个来自古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贵族，叫做鸠摩炎，原本是印度半岛某国的国相。因为厌倦了官宦生涯，鸠摩炎不远千里来到龟兹。龟兹王热情接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聘鸠摩炎为国师。

　　龟兹王有一个的妹妹，名叫罗什，聪敏才高，能过目不忘。当时，她已经20多岁了，各国显贵都曾来提亲，她却不肯答应。但对鸠摩炎，罗什确实一见倾心，决意嫁他。后来，罗什为鸠摩炎生下了一个儿子。鸠摩炎夫妇按照西域的习惯，为出世的儿子取名叫鸠摩罗什。

　　母亲罗什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鸠摩罗什很小时，罗什就决意出家，不惜以绝食的方式逼迫丈夫鸠摩炎同意。剃发受戒之后，罗什带着儿子一起到了雀离大寺出家为僧。罗什向儿子讲了自己的心愿：她希望儿子有一天能让佛法在中原发扬光大。鸠摩罗什记住了母亲的话，化为自己的志愿，一生都在为这个志愿而努力。

　　雀离大寺在西域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寺院，俗称西大寺和东大寺。龟兹佛教鼎盛的时候，这里曾同时容纳了上万名僧侣。

　　年幼的鸠摩罗什很快地引起了雀离大寺僧人们的注意。僧人们发现，这个孩子对经义，能迅速理解和掌握，一天能诵读1000偈，相当于32000字。鸠摩罗什研究佛经的同时，还研习了声韵学、语文学、工艺、技术、历算之学、医药学、逻辑学、星象、律历等学问，特别精于文辞和讲说。连龟兹国王都对他钦佩不已。

　　由于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因此龟兹国人都特别供养他们母子。罗什深怕丰厚的利养影响修行，带着儿子走避他国。此时，鸠摩罗什才9岁。随着母亲渡过辛头河到罽（jì）宾国，遇到了名僧盘头达多。鸠摩罗什受到了盘头达多的传授，进步神速，受到了盘头达多的称赞。罽宾国王听说鸠摩罗什如此了不起，立即请鸠摩罗什进宫，同时召集许多论师一同问难鸠摩罗什，结果论师全被折服。因此，罽宾国王非常敬重鸠摩罗什，以上宾之礼供养他。

　　当鸠摩罗什12岁时，母亲又带他四处游历。这时，鸠摩罗什的大名已经被传播开了，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当时，罗什的母亲带着儿子到月氏北山，一位小乘佛教的高增见到鸠摩罗什，非常惊异地告诉鸠摩罗什的母亲：“你应当常守护这位小和尚。假如他到三十五岁时还能不破戒，就必将大兴佛法，普渡众生。”

　　不久，龟兹王亲自迎接鸠摩罗什母子回国传法。龟兹国原是小乘佛教国家，鸠摩罗什归来后，开始传播大乘佛法，听者无不欢喜赞叹，大感相逢恨晚。此时，鸠摩罗什刚刚20岁，在王宫受戒，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

　　安定了儿子后，母亲罗什起身到天竺修行，据说修成了圣人。

　　鸠摩罗留在龟兹继续苦修，两年的时间已能通达大乘教法的奥秘。国王为他准备了一场法会，要他与从西域赶来的盘头达多辩法。老师和学生的辩论持续了一个月。结果，鸠摩罗什赢得了辩论。盘头达多向鸠摩罗什顶礼膜拜，说：“你是我大乘佛法的师父，我是你小乘佛法的师父。”

　　于是，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每逢大型法事，各国前来聆听佛法的国王为了表达无限的敬意，都亲自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着膝盖登上法座。鸠摩罗什不仅在西域传播了大乘佛法，他的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开凿的佛教石窟已经具有庞大的规模了。但在当时，僧人们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鸠摩罗什自幼就有个心愿，要让佛教在中原发扬光大。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将印度佛教的梵文翻译成龟兹文，在国内传播，同时又做汉文翻译，以便于在中原普及。鸠摩罗什翻译出来的佛经，精确并且富于韵律，如同音乐一般。显然，借助音乐的做法很符合当地的实际特点，对宗教而言，它易于人们接受与记忆，也便于传播。他编写的汉字的佛教典籍很快传到中原地区。就在鸠摩罗什声望日隆的时候，一场劫难突然发生了。

　　公元379年，车师的前任首领带着龟兹王的弟弟朝见前秦皇帝苻坚。他们说西域有丰富的珍珠宝贝，请求皇帝发兵进攻龟兹，让龟兹王的弟弟接管龟兹。苻坚答应出兵，但并不是为了珍宝。他对奉命出征的将军吕光传下谕旨：龟兹真正的国宝是鸠摩罗什，一定要把他带来见我。吕光带领军队攻克了龟兹，抓到可鸠摩罗什。

　　吕光虽然得到了苻坚的命令，却并不相信眼前这个年轻的和尚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有意羞辱鸠摩罗什，竟然强迫他与龟兹王的女儿结婚。鸠摩罗什坚决不肯，吕光就命他骑猛牛和乘恶马，想看他摔下来的丑态。面对恶意欺负，鸠摩罗什不为所动，丝毫没有怒色。最后，吕光感到惭愧，才停止轻慢的行为。

　　在前往中原的旅途中，前秦发生变故，姚苌（cháng）杀死苻坚，建立了后秦。

　　吕光带着鸠摩罗什，率大军返回，中途在一座山下扎营休息。鸠摩罗什却说：“不可以在这里停留，否则全军将士必定狼狈不堪。你应该把军队迁到高原上。”吕光根本不理鸠摩罗什的建议，依然故我。当晚，忽然大雨滂沱，山洪暴发，积水数丈深，山下宿营的将士死亡有数千人。直到这时，吕光方才自感受到鸠摩罗什的智慧过人。

　　鸠摩罗什又对吕光说：“这凶险死亡的地方不宜久留，你应赶快率兵返国。中途一定可以找到乐土，在那里居住。”吕光听从鸠摩罗什的建议，迅速率军往回赶。大军到达凉州时，得到了“姚苌杀死苻坚，建立后秦”的消息。吕光下令三军缟素服丧，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凉。鸠摩罗什就被羁留在前凉国中。直到17年以后，后秦皇帝姚兴派遣陇西硕德讨伐前凉，大胜之后，才把鸠摩罗什由凉州接到长安。当时，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公元407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整个长安城为迎接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从此，鸠摩罗什专注翻译佛教经典，300卷浩繁的经文在他的笔下化作精湛的汉语传向辽阔的中原。在长安，仅跟随鸠摩罗什从事翻译的助手就有5000人。期间，鸠摩罗什仍然要忍受屈辱，后秦皇帝姚兴异想天开，以怕“鸠摩罗什逝世后法种便断绝、没人可继承”的名义，逼迫鸠摩罗什接受10名女子。人在屋檐之下，为了完成在中原弘法的心愿，鸠摩罗什只好接受了。根据历史记载，鸠摩罗什真的留下了两个儿子。至于他的两个儿子是否真的有父亲的大智慧，就不得而知了。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据说，他死前曾留下遗言，说：“我们因佛法相逢，然而我尚未尽到弘法的心愿，却将要离去，悲伤岂可言喻。我自认为愚昧，忝为佛经传译，共译出经三百余卷，只有《十诵律》一部尚未审定。你们如果能继续以我的本意去翻译，一定不会有错误。我希望所有翻译的经典，都能流传于后世，发扬光大。如今，我在大众面前发诚实誓愿，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摩罗什圆寂后，遗体在逍遥园火化。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鸠摩罗什在中原留下了大乘佛教的火种，但因为他来到中原，龟兹国又再度被小乘佛教占据。从唐代开始，中原的大乘佛教渐渐向西域反传，许多汉人僧侣来到龟兹，具有中原风格的壁画和汉字出现在龟兹的石窟中，人们称之为汉风。

　　1995年，一个牧羊人在山崖绝壁上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随后，洞穴被证实是一个具有汉人风格的千佛洞。从地面到石窟洞口有30多米高。当时的人在如此陡峭的山体上开凿石窟，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问题。现在，它被称作阿艾石窟。

　　在阿艾石窟里，大量的汉字用毛笔书写在壁画上。画面人物是单线平描的，西方的净土世界中出现了亭台楼阁。在审美情趣上，佛教思想同中原固有的神仙观念、人间富贵结合在一起，并不生长于龟兹本地的团花、茶花、卷草出现在壁画中，取代了原来盛行的几何形图饰。更为重要的是，佛像的面目日益远离高鼻、深目、卷发的西方人种类型，而逐渐转换成汉人的面容了。

　　鸠摩罗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僧人。他对梵文佛经的翻译，开创了佛经翻译的先河。这个来自龟兹的人，让种族的概念在他面前消失于无形。无论在佛教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都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龟兹人，也是最伟大的龟兹人。

　　龟兹，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一个古国的国名，位置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一带。

　　《汉书》记载：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龟兹国在汉朝时最为繁荣。两汉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保护让身为沙漠绿洲的龟兹国得到了莫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是因为巨大的利益，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另外加上长期以来的友谊激发的情感，龟兹人一直对中原王朝以忠诚待之，即使在汉朝以后也仍然如此。

　　三国时期，龟兹国兼并了姑墨、温宿、尉头等西域小国，遣使向曹魏政权称臣。西晋王朝建立后，龟兹仍遣使朝贡有时还将王子送到晋朝做质子。西晋政权覆灭后，前凉皇帝张骏派沙州刺史杨宣征讨西域，龟兹立即降伏。前奏主苻坚灭掉前凉后，于公元382年派大将吕光进军龟兹，龟兹国王帛纯战败逃走，吕光做主，立帛纯的弟弟帛震为王，然后返回。此后，龟兹又先后向北凉、北魏称臣。公元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被北方的柔然民族吞并。后来柔然衰弱，龟兹得以复国，立即遣使到北魏进贡驼马、珍宝。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嚈哒（yàn da）。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国。隋朝时，龟兹先是臣属于北方新兴的西突厥汗国，到隋炀帝即位后，龟兹又派使者入朝通好。

　　唐朝建立后，龟兹虽然仍附属于突厥，但也时常与唐朝往来。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唐军讨伐焉耆，龟兹与焉耆结盟抵抗唐军。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恼怒，命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兵进击龟兹。经过激烈交战，第二年，龟兹国王被俘，西突厥王十分震惊，立即率众降唐，唐军当即班师。经过几度反复之后，唐王朝终于完全收服龟兹，将唐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因此，龟兹王城又被称作安西城。在龟兹王协助下唐王朝有效地控制着西域。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龟兹国王派精援助唐朝，每逢大战势必为唐军先锋。在龟兹等国的援助下，唐王朝才终于平定了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避免了一场亡国危机。在龟兹国全力援助唐王朝时，吐蕃乘龟兹国内空虚大举入侵，攻占了龟兹。不久，回鹘击败吐蕃，龟兹被纳入回鹘民族的统治之下，人种也逐渐被回鹘人同化。宋朝时，龟兹回鹘独立性增强，其国王还遣使向宋或辽入贡。11世纪末，龟兹人脱离回鹘的控制，归附黑汗王朝，由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变成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先后成为黑汗、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准噶尔部等治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公元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龟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被定名为库车。

　　龟兹国是个文明古国。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越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后，就在龟兹绿洲上四处扩散，和当地的各种文化相融合，而汉文化也在龟兹被吸收、发扬。龟兹是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古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

　　受印度佛教东渐的影响，龟兹国是一个很早就开始信奉佛教的国家。自从佛教产生后，佛教石窟原本是印度南部信徒的风俗。这个风俗渐渐随佛教东传，龟兹境内克孜尔千佛洞的开凿，证明了龟兹绿洲曾是佛教东渐的重要驻所。富庶的龟兹国，臣民百姓乐善好施，虔心供奉，使龟兹称为了佛教得以进入中原的重要后方。

　　龟兹国内，一直流行小乘佛教，石窟壁画内容也是表现小乘教的。小乘佛教认为，成佛要经过个人长期的艰苦努力，累世修行，积集功德。小乘教保持了早期佛教教理，把释迦牟尼当成惟一佛，着重于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主张通过个人修行摆脱轮回之苦。因而，这里的石窟绘有举世无双的佛本生故事，即佛在得道以前的无数世界里的表现。

　　龟兹佛教石窟壁画上所绘制的佛本生故事，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有的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感染人的能力非常强。壁画中有一个《鹦鹉奋身灭火》故事：

　　古时，有一座大雪山，山上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各种飞禽走兽在林中繁衍生息。一天，森林忽然发生火灾，野兽惊恐地四散奔逃，却无处藏身。森林中有一只鹦鹉，名叫欢喜首。它原本可以安全地飞离着火的森林，却因为对面临大火威胁的野兽十分同情，决定扑灭这场大火。欢喜首飞到有水源的地方，将翅膀伸进水里，然后飞回去，把水滴洒进森林火中，日夜不停，坚持不懈。天上的帝释宫被这种行为感动了，发生了震颤。居住在帝释宫里的天帝释提桓受到惊动，奇怪地问：“我的宫殿为什么会震动？”众神都不知道原因。释提桓开天眼向凡间望去，只见一只鹦鹉，怀着大慈大悲的心肠想只身灭火，但森林烈焰熊熊，靠一只鸟的翅膀沾的水滴，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稍减火势。

　　释提桓来到鹦鹉面前，问它：“这片森林这么大，方圆数千里，你的翅膀所能取得的水，不过是微微几滴，怎能灭掉这样大的火呢？”

　　鹦鹉回答：“森林虽然宽广，但我的心胸更宽广。只要我坚持不懈，一定能够把火灭掉。即使我灭不掉，还有来世来生，非灭掉大火不可。”

　　释提桓被鹦鹉的行为感动，降下大雨，把火浇灭了。

　　虽然没有文字的说明，但龟兹石窟壁画用高明、生动的绘画技巧使人看画如同看书。画中表达的主体，也确实让人的心灵受到启迪、震撼。

　　龟兹的佛教是如此独具魅力，而龟兹的音乐、舞蹈也不遑多让。

　　汉魏以来，西域的龟兹乐就成为中原宫廷乐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吕光伐龟兹后，就带走了许多乐舞艺人和多种乐器。在割据凉州建立后凉国后，吕光把龟兹带来的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箜篌、羯鼓等乐器，汇集中原艺人组成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在他的亲自主持下，龟兹和中原的艺术家们把大量的龟兹乐曲改编后，又和西凉地区的乐舞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西凉乐，又名秦汉乐。此后历朝历代，秋瓷的音乐、舞蹈都在宫廷中时时出现，连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中也有龟兹音乐的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僧人玄奘也曾亲自领略龟兹的音乐与舞蹈。玄奘印度取经归来后，途经龟兹，正好碰上了龟兹国盛大的节日——行像节。那是玄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高僧了，龟兹国王邀请玄奘登上了城门上临时搭的木棚，和王后宫女一起观赏节日庆祝典礼。玄奘描述说，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佛像立于四轮车上，由几个僧人缓缓推着，从城外向城门驶来。玄奘合掌迎候，国王卸下王冠，赤脚捧着一炷香走下城门，跪在佛像前，王后及宫女从城楼上撒下五彩缤纷的花瓣。这时，城楼上各种乐器一齐响起来。男女老幼赤脚露膀，手拉手用水尽情互相泼洒，边浇边跳着舞，并用绳索钩套来往的行人，把水往他们身上浇去。连玄奘也被这国王邀请，脱去袈裟鞋袜，同大家一起且舞且泼。以后，龟兹国的“乞寒舞”传到中原，再由中原传到缅甸、云南一带，成为“泼水节”。

　　所以说，龟兹国不仅在政治上世代与中原友好相处，而且，在文化艺术上也与中原有诸多交流。这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的古国中是不多见的。

　　在新疆库车县城西约两公里的皮朗村，有一座古城。古城周长近8000米，除东、南、北三面城墙尚可辨认外，西墙已荡然无存。全城成不规则正方形，城墙高约2～7米，由夯土筑成，每隔40米左右有城垛一个。古城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彩陶片、铜件、汉五铢钱、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据专家确认，这做古城就是当年的龟兹国留下的，是当年龟兹国的都城。古城仍在，当年在这里生活的龟兹人却不见了踪影。

　　龟兹古城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历史之谜。龟兹国当年所在的绿洲，如今仍然一片生机，很多新疆人就在这里定居。它既不是毁于战争，也不是毁于自然，更不是毁于瘟疫，甚至也不是毁于宗教之争。那么，龟兹古城的消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龟兹古城的消亡，民间有很多传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神话传说并不全是虚假，其中也有星星点点的史实。也许，龟兹古城的消亡传说就隐藏着历史的真相。

　　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西迁，占领了龟兹，龟兹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龟兹人被回鹘统治。历史上把占据龟兹国的回鹘政权称为龟兹回鹘。龟兹回鹘最早的可汗叫庞特勤，称汗时王宫还是龟兹国的都城。庞特勤打算将遭到战争创伤的龟兹都城修复起来。但是，都城里的百姓已经从心底里抛弃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太多战争留下的悲惨回忆和证据了。在他们看来，这个都城已经受到了诅咒，不管谁称王，刀剑相残是免不了的。这时，巫师也开始出来散布可怕的言论，弄得百姓人心惶惶。　　

大家开始商量着要逃离都城。开始是一户两户，悄悄地迁走了，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慢慢地，迁走的人越来越多，引起官府的警惕和愤怒。

　　庞特勤将抓到的逃离都城的人杀掉，希望能杀一儆百，阻止龟兹百姓外逃。结果却适得其反，庞特勤的杀戮使人们更加相信都城是凶城，认定巫师所言必定灵验，迁居之势愈演愈烈。

　　百姓越逃越多，以至于都城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庞特勤慌了手脚，召集大臣们研究对策。结果，就连龟兹的贵族们也希望离开这座都城。他们说：这座都城千余年来一直是龟兹国的中心。有太多的战争在这里发生，太多的生命在这里消逝，可能连上天都讨厌它了。我们必须搬离这个不详的地方。

　　大家都要求迁都，庞特勤也就不再拒绝了。迁都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百姓不再私自迁居，而是等待可汗的安排。

　　要迁都，就要先选择新都的城址。选择新城地址的是一位大臣。这个大臣先是选定了龟兹西去100多公里的克孜尔千佛洞的附近。那里有一条美丽的大河，足以养育一个都城的人，而且河床宽阔，草滩如茵。但就在选定的当天晚上，大臣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新迁的都城里，到处都是森森白骨，人骨的架子横七竖八地甩得到处都是。一位白胡子的长者，拄着一根长长的杆子，用凄惨的哭腔不断地重复喊着：“罪过呀，罪过……”

　　大臣从梦中惊醒，到处打听，才知道那块土地上发生过“千佛呻吟”的惨剧——一场惨烈的宗教之争。当时血流成河，数千冤魂至今不得安患。很显然，那里不适合建造都城。

　　接着选，大臣选定了在龟兹东边20多里的一个叫大龙池的地方。这地方倒是个吉祥之地，过去迎接汉王朝的使者，都是在这里设坛迎奉的。大龙池也确实有一池水，虽不够充沛，但供应一个万人的都城是绝无问题的。只是，一场风沙就打破了大臣的梦想。这风沙刮得奇怪，呜呜哇哇之中传出一个声音：“罪过呀，罪过……”大臣虽然不知道原因，但鉴于曾经做过的梦的缘故，立即放弃了这个地方。

　　奔波数十天毫无结果，大臣只好返回。但走到距都城仅有40里的地方，突然鼓乐齐鸣，一支迎亲的队伍出现在前面，就地歌舞起来。新娘新郎的歌唱中，不断地重复着“逛新城”的话。大臣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是距离昭怙厘佛寺最近的地方，是玄奘法师讲经之地，这里的姑娘美如花朵。有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龟兹的姑娘一朵花”之说。

　　大臣于是上奏庞特勤，开始迁都。跟西域其它古城消亡情况不同，龟兹都城不是因战争、灾荒的缘故搬迁，所以迁都的工作非常从容。人们把所有家当运走，连房子也拆掉。王宫里能搬的也都搬尽，搬不走的高大宫房也只留下了个空架子。不到半年，龟兹都城便只留下废墟。几十年后，人们开始在龟兹都城的旧址上种庄稼。庄稼长得是出奇的好，人们就进一步开垦，最后连残存的遗址也给清光了，只剩几面城墙。

　　这就是龟兹古城被废弃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就需要经过考证再确定是否可信、有多少可信。但是，龟兹古城消亡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龟兹古城是如何被抛弃的还有待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与龟兹古城不明不白的消亡相对而言，龟兹人的行踪脉络就清晰得多。

　　历史上的龟兹人，从汉朝开始分为两支，一支向中原进发，融入汉族，一支留在原地，最终被其他少数民族同化。

　　龟兹人的内迁始于西汉，晚至唐朝中期，规模时大时小，人数或多或少。他们迁入内地，始则聚居于一两个地方，后因各种原因，逐渐扩散至大河南北。内迁的龟兹人先后涌现了许多风流人物，为开发我国北方地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国时期，曹魏统治河西，当地的龟兹移民被迫成为曹魏的属民。由于曹魏政权系篡夺东汉而来，龟兹移民始终耿耿于怀，对曹魏抱有二心。为时不久，他们即摆脱曹魏的羁束，投归汉朝的正统——蜀国。《三国志•蜀后主传》记载：（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

　　关于龟兹移民南迁的事，《三国志•姜维传》记叙得更为详细。上面说，延熙十年，蜀国大将姜维领兵北征，与曹魏大军鏖战于临洮以西，河西与曹魏政权的联系一时中断，白虎文得以乘机率众与治无戴所部共同投归蜀国。

　　后来，蜀国被曹魏所灭，姜维降于曹魏统帅钟会，颇受信用。钟会叛魏，姜维建议利用所降蜀军袭杀魏军，反被胡烈为首的魏军将士剿灭。白虎文所率的精壮为蜀军一部，因为是钟会和姜维用来谋杀魏军将士的主力，事后被曹魏北迁至秦州一带，交由胡烈管束。晋朝取代曹魏后，设置秦州，以胡烈为秦州刺史，龟兹移民即在胡烈的管辖之下。公元268年（晋武帝太始四年至六年），西北灾荒连年，百姓饥苦不堪，群起骚乱，龟兹首领白虎文再次率众暴动，攻杀了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派部将田璋率精兵讨伐，暴动民众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南迁蜀中的龟兹人并未被全部北迁至秦州，直至南北朝时，蜀中仍有龟兹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龟兹人迁往内地的潮流，直到唐朝时才渐渐止息。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是龟兹人的后裔，很可能还是龟兹王族的一支。总之，迁入中原的龟兹人渐渐被汉族同化，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留在龟兹国的龟兹人也没能逃脱被同化的大趋势。公元11世纪末，回鹘的喀喇汗王朝改信仰伊斯兰教，对西域诸佛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圣战”。龟兹国被攻陷，纳入回鹘统治。公元14世纪，改信伊斯兰的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对龟兹的佛教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佛教寺院庙宇被拆毁，佛像被捣毁，佛教经典文献被焚烧，佛教教徒被屠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龟兹佛教文化被破坏殆尽。当地佛教僧侣或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或逃往异国他乡，或抗拒被杀。留在龟兹的龟兹人，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了。

　　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后来，绛宾求取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长女弟史为妻，与弟史一同入朝觐见汉皇，回国后大力推行汉化。绛宾死后，其子丞德自称汉皇外孙，龟兹与汉朝交往愈发密切。

　　公元91年，龟兹归顺汉朝。汉以班超为都护，在龟兹的它乾城发号施令。但因与中原交通被阻，西域都护撤回。终汉之世，龟兹叛服不常。

　　公元379年，吕光奉苻坚之命进攻龟兹，大破龟兹等诸国联军，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回中原。

　　公元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被北方的柔然民族吞并。后来柔然衰弱，龟兹得以复国。

　　公元644年，唐军讨伐焉耆，龟兹与焉耆结盟抵抗。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率兵进击龟兹。第二年，龟兹国王被俘，西突厥降唐。几度反复后，唐王朝终于完全收服龟兹，将唐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

　　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西迁，占领了龟兹，龟兹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龟兹人被回鹘统治。

　　公元11世纪末，龟兹人脱离回鹘的控制，归附黑汗王朝，由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变成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先后成为黑汗、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准噶尔部等治下的地方行政单位。

公元1758年，龟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被定名为库车。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1:08:59

　　它是一个建立在绿洲上的农耕生活形态的城郭，是汉通西域北道必经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种有稻、粟、麦，兼畜牧；那里的人有喝葡萄酒的习俗，也热爱音乐；那里资源丰富，文化发达，佛教在其国内有着很高的地位和众多的信徒，佛教艺术也曾繁盛灿烂；那里盛产胭脂，也盛产良驹，还有鱼盐蒲苇之饶。那就是焉耆国。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焉耆国，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当年玄奘去印度取经，从高昌国向西出发，第一个到达的就是焉耆国。

　　玄奘曾经对焉耆国这样描述说：阿耆尼（即焉耆）国的幅员，东西有600多里，南北400多里。焉耆国的都城叫做员渠城，方圆6里以上，四面有山作为屏障，道路艰险难行，因而易于防守。焉耆国境内泉水溪流交织如带，水便被引来灌溉田地。那里四季气候温和，舒畅宜人。焉耆人风俗淳朴，互相真挚相处。国境内有寺庙10余座，僧徒有2000多人。他们研习的是小乘佛法，所有信徒都恪守戒律仪轨，持身清洁，刻苦勤奋。

　　焉耆国具体位于今天新疆焉耆县境东，是一个绿洲农耕生活形态的城郭。从焉耆县向西北大约行走30公里，就会看到一处保存着很多古代遗址的地方，维吾尔族人称之为“七格星明屋”，意思就是“千间房子”。

　　“七格星明屋”是由南、北两个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的石窟群所组成的。南、北两个寺院的规模非常大，用“千间房子”来形容当年这里的佛寺景象，并不为过。这两座寺院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筑遗迹构成的，建筑物的墙是采用土坯间杂苇草的砌筑方法，大概是唐朝到元朝期间的建筑遗址，但开创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南北朝时代。

　　在北大寺西北山的南面，大约开凿了10所石窟，有的与别处的洞窟相同，但有的构造就显得比较特别，例如有些洞窟的地面当中设置了一个长方形低坛，低坛的后面立着一个大背屏，直通窟顶，环绕着这个低坛。这种洞窟是模仿寺院殿堂所做的作法用的佛坛窟，除在焉耆东边的敦煌莫高窟晚唐与五代时期大型佛坛窟中有相似的形制，就只有焉耆国才有，别处没有发现类似的石窟。另外，焉耆佛坛窟顶部还绘有云朵纹、缠枝花纹、波状套连的枝蔓图案、菩萨、化生童子等等，都具有强烈的汉族艺术风格。　　

　　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长寿元年），武则天把焉耆确立为安西都护府下面的四镇之一，汉人在焉耆国的活动很频繁。所以，七格星明屋石窟里的汉族风格，可能就是在那段时期由汉族僧侣传到这里来的。七格星明屋石窟里还可以看到龟兹风格的菱形方格纹，这表明，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都在焉耆这个沙漠北道中的重镇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可惜的是，今天，中国人很难在焉耆国遗址中找到珍贵的文物了。因为，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大盗斯坦因、德国大盗勒科克等人就到过焉耆国遗址，对佛教遗迹进行过调查与发掘，将大量的精美佛教雕塑品运到了国外，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在，站在石窟前，我们也只能知道，焉耆国曾经是一个佛国，是个东西文化交流中心。那么，真实的焉耆国是怎样的呢？

　　西汉初时，焉耆国是匈奴的附属国。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在焉耆西南的乌垒城驻扎军队，监视、保护丝绸之路北道的各国。东汉初年，焉耆被莎车国征服，沦为莎车国的附属国。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国又被匈奴的残余势力征服。直到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班超到达西域，降服龟兹，重设都护府，焉耆等国受匈奴挟持，不肯降服。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汉军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东汉为质，表示归顺。三国时期，焉耆国渐渐强大，成为丝路北道的大国。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军打败，北魏在此设镇管辖。经此一败，焉耆国势大衰，不久就又被柔然、高车控制，又被嚈哒（yàn dā）破灭。后来，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才重新振兴。

　　之后，焉耆国又曾先后附属于西突厥、铁勒、隋朝。唐朝时，焉耆国与唐朝加强了联系，武则天就在焉耆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焉耆成为唐安西都护府下属四镇之一。但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对西域的控制力下降，吐蕃趁机攻占了焉耆。不久，回鹘打败吐蕃，焉耆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进入焉耆国，成为统治者，焉耆龙姓王朝终结，直到蒙古兴起后，焉耆国仍是回鹘人的领地。13世纪末，回鹘人的畏兀儿王国灭亡，焉耆也结束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时代，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了。

　　说到宝马良驹，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的大宛国有号称“天马”的大宛马，却很少有人知道焉耆马也是久享声誉的优良马种。早在汉朝时，焉耆马就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到隋唐时，焉耆年产马达10万匹。

　　早在汉代，土著焉耆马就以耐走、轻捷、灵活、平稳等特长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与驰名全国的伊犁马相媲美，后与中亚马杂交，特性更加明显。它体质结构坚实，较蒙古马紧凑、秀丽，毛色有骝毛、黑毛、粟色海骝等。焉耆马的身架紧凑适中，马头秀丽壮美，马眼炯炯有神，马耳长立威风凛凛，鼻孔大有吞千里之势，嘴鄂宽有尝百草之福，颈中等长，多为鹿颈，倾斜适度，马背高长而挺拔，马胸发育适度。宽深端正，腹形良好，四肢长而壮实，蹄形小而善奔驰。体长一般为1.45米左右，体高1.40米左右，胸围1.7 米左右，体重350公斤以上。骑乘速度1千米为1分23秒，5千米为8分23秒，单马载重为600千克。焉耆马特别善走，甚至初生幼驹即行侧步，故有“焉耆马胎走”之美誉。

　　焉耆马还有“龙驹”、“海马”之美称。关于这两个名称，有一段神话传说。

　　在焉耆，有一座博斯腾湖，神话中称之为西海。掌管西海的西海龙王有三个儿子，心地都非常善良。有一年，焉耆地区火神当值，大地久旱，牧草枯萎，人畜都饿死了，西海龙王的三个儿子看着不忍心，背着父亲，违反天条，吸贮了西海之水后腾空而起，行云布雨。骤然之间，天地间风驰雷鸣，瑞雨普降，一昼夜，三位龙子就用甘霖驱除了旱灾，拯救了焉耆。尽管三位龙子做了好事，却冒犯了天条，因此被贬为马，放逐焉耆。龙王之子所化的神马，与凡马代代交配繁衍，焉耆从此遍布神骏。因为这些马是龙王之子的后代，焉耆人于是就称之为“龙驹”、“海马”。

　　这当然只是神话。事实上，说焉耆马是“龙驹”，是因为它善于奔驰。一匹好的焉耆马，每天可跑300公里。古时，驿站从新疆往北京传递消息，用的是每天1200里的加急传递，奏报五六天必须到北京，而皇帝的命令也必须五六天传到焉耆。当时用的就是几十匹焉耆马接替传递，保证了奏报、旨意传递的时间。因此，焉耆马闻名天下，被称为“龙驹”。而且，焉耆马勇于爬山，善于涉水，走过一遍的路一辈子也忘不掉，就像龙一样有灵性、聪明。

　　而之所以称焉耆马为“海马”，是因为焉耆马善于游泳。如果必要的话，焉耆马游上二30公里都不成问题，而且能驮着主人一起游，还能驮上主人的行李潜游。焉耆马游泳的姿势也十分美丽大方，就象一条龙在水中飞跃，由此人们才称其为“海马”。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焉耆马是善于在博斯腾大冰滩上行走奔跑，拉车载人。冬天的焉耆地区，博斯腾湖会整个封冻。形成的冰滩被当地人称为大海子冰滩。别的马在这种冰滩上行走，必定摔倒，寸步难行，而焉耆马却能健步如飞，绝不会摔倒，而且还能在冰上赛跑，拉车拉爬犁，拉载几百斤重车。

　　在焉耆国旧地，有一座古城遗址。当地维吾尔人称之为“博格达沁”，汉语的意思是“高大宏伟之城”。这座高大宏伟之城，就是是汉代焉耆国的都城——员渠城，也是唐代焉耆都护府治所。

　　整个博格达沁古城略呈长方形，周长约3公里，占地6平方公里。现存的城墙均呈现出平直、坚实的姿态。

　　据史书记载，焉耆国土壤肥沃，生产稻、粟、菽（shū）、麦，有鱼盐蒲苇之饶，还出产枣、葡萄、梨等水果。这证明农业是当年焉耆国重要的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而农业的前提是水源。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在这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博格达沁古城还叫做员渠城的时候，焉耆人就是在护城河中取水。但到了唐代，博格达沁古城的居民发生了变化：唐代焉耆国的都城成为一座军城。守夜的士兵在坚实的城墙上巡逻，时刻防卫敌人的袭击。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从保障生活的源泉变成防御敌人的屏障。

　　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古焉耆国迁都与否的争论，据《史记》和《汉书》记载，焉耆国开国之时，焉耆王修建了员渠城，作为国都，而《后汉书》的西域传却说焉耆国王住在南河城，那么南河城就变成了焉耆国都。但在其后，《魏书》和《北史》的《焉耆传》中，又说焉耆国都在员渠城。难道是焉耆国迁都南河城后又迁回员渠城吗？后来，人们判断，南河城和员渠城指的都是一座城，“员渠”之名很可能是焉耆语的异译，就是将国名和都城的名字相统一；而“南河”这个名字大概是汉人以都城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不是焉耆人固有的称呼。

　　这个推测被著名的集探险家与盗贼两大头衔于一身的英国人斯坦因证实了。19世纪末，斯坦因到焉耆考察后发现，汉代的南河城和焉耆国员渠城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博格达沁古城。这座古城就是当初的员渠城，位置又正在开都河南岸，与“南河城”古名相符。

　　博格达沁古城残存的古城墙，从地面起算，大约有十几米高，长约20米，厚度也有5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员渠城刚刚建成时，整座焉耆都城该是何等雄伟壮观。

　　整个古城里还剩有三四处残余的城墙。每处城墙都有许多的洞穴，大概有贮藏室作用，也可用来躲避箭矢。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分别有两处很开阔的缺口，宽约10米，可能是当时两处城门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的中部还有两个大土堆，是城中主要建筑塌后的遗留物。古城周围有许多防卫建筑，都是用巨型土坯垒砌的堡垒状建筑。内有高台、住房，外有围墙。　　

　　焉耆人喜欢经商谋利，据《魏书•焉耆传》记载：“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举国臣民负钱怀货。”这在古代西域其他国家里是不多见的，反映出焉耆当时很重视商业，市场极其繁荣。在博格达沁古城，曾出土过汉代五铢钱币，另有唐代“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除此之外，金铜饰件、料珠、石珠也有发现。遗址中发掘出的罐、瓶、盘、杯、灯、锅等陶器也很多，属北朝和隋唐遗物。汉代的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和装饰品等物品也有很多，其中，金质带扣在我国现存只有两个，博格达沁古城里就发掘出了其中一个。

　　博格达沁古城还出土过极为精美的三耳红陶罐，器壁很薄，制作精细，在每个耳上都有一个模制的头像，脸形圆润，有的神情安详，有的庄重严肃。造型十分精美，功底厚重，形式别致。

　　在焉耆的其他几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圆形坑穴和墓葬，坑内储藏的都是粮食，而墓葬则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贮藏食物和饲养家畜。

　　在博格达沁古城周围，有7处防卫建筑，当地人因其土色不同分别以黑、青、白疙瘩命名。在古城东约0.5公里处，还有一座“卫星城”，周长约1400米。

　　博格达沁古城北有天山做护卫，西有霍拉山为屏障，南有库鲁克山为扼咽喉的铁门关，东有博斯腾湖为依托，是一块攻可胜、退可守的重地。从城池的选点到建筑设计规划，无不看出焉耆统治者的良苦用心和建筑师的精湛技艺。

　　1000多年过去了，员渠城变成了博格达沁古城。当初辉煌一时的古焉耆国都此时已被挖盗者掘得一蹋糊涂。宏伟之城在风霜雨雪的侵袭和盗墓者的盗挖下，变得千疮百孔。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消失殆尽，焉耆国，也将无处可寻。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在焉耆西南的乌垒城驻扎军队，监视、保护丝绸之路北道的各国。

　　东汉初年，焉耆被莎车国征服，沦为莎车国的附属国。

　　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国被匈奴的残余势力征服。

　　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汉军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东汉为质，表示归顺。

　　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军打败，北魏在此设镇管辖。不久，焉耆先后被柔然、高车控制，又被嚈哒（yàn dā）破灭。后来，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才重新振兴。　　

　　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长寿元年），武则天把焉耆确立为安西都护府下面的四镇之一。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2年）后，吐蕃攻占焉耆。不久，焉耆又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进入焉耆国，焉耆龙姓王朝终结。

　　13世纪末，回鹘人的畏兀儿王国灭亡，焉耆也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1:18:31

　　大宛国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大宛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首先到达大宛。大宛久闻汉朝富饶，欲通不得，见汉使来到，深表欢迎。汉武帝听说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前104）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与大宛爆发战争，大败大宛，从此大宛服属汉朝。

　　大宛，中亚著名古国，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大宛国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费尔干纳地区，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要地。

　　费尔干纳盆地为天山山脉和吉萨尔—阿赖山脉的山间凹地，长约300公里，宽达170公里，海拔300米～1000米，是高原盆地。这里山清水秀，农业发达，沟渠成网，河道交错。

　　大宛国的原始居民以塞种人为主，属于东伊朗人种。他们是公元前4～前2世纪中叶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沿岸地区的居民，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西迁时，塞种人在咸海沿岸滞留下来。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4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受到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冲击，逐步东移，进入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的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公元前174～前161年，他们又受到大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冲击，其中一支向南越过天山，沿葱岭河、于阗河南徙，后征服今克什米尔东部地区。沿途掉队的塞种人则在葱岭山中建休循、捐毒等国；另一支则向西南移动，进入中亚两河地区，不久又迫于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压力，一部分随大夏人一起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主力则向赫拉特方向迁徙，受阻于安息帝国后，折转南下，占据了锡斯坦和俾路支西部地区，史称乌弋山离。公元前1世纪初，迫于安息的压力，西迁的塞种人又开始东进，冲入印度河口地区，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整个西印度，分为数国。后来，他们被贵霜王迦腻色伽征服。贵霜王朝衰亡后，塞种人仍盘桓西印度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公元395年，西印度的塞种人政权才完全消失。大宛就是塞种人中的一支从锡尔河南下途中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的国家。

　　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最盛时曾占有大宛，在各地修筑了希腊式堡垒。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宛这地方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首先发现的。张骞奉命寻找月氏国，途中被匈奴人捕获。10年之后，他伺机逃脱，除了匈奴领地，首先到的地方就是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面，离汉朝大约一万里。它的北边是康居，西边是大月氏，西南是大夏，东北是乌孙，东边是扜罙（yū shēn）、于寘（zhì）。当地人过着定居生活，耕种稻子和麦子，出产葡萄酒。

　　西汉时，归大宛管辖的大小城镇有70多座，全国人口大约有几十万。大宛人经常使用的兵器是弓和矛。于寘的西边，河水都西流，注入西海。于寘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中流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水由此流出。那儿盛产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国。楼兰和姑师的城镇都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离长安大约五千里。匈奴的右边正处在盐泽以东，直到陇西长城，南边与羌人居住区相接，阻隔了通往汉朝的道路。

　　西汉击败匈奴后，曾经因为索求大宛马的问题与大宛爆发了战争。汉朝将军李广利获得了胜利，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新大宛王之后就带着大宛马撤离了。一年多之后，大宛贵族认为昧蔡阿谀奉承汉朝，太过屈辱，就阴谋杀掉了昧蔡，立前大宛王的弟弟蝉封为大宛国王，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也派使者向大宛赠送礼物加以安抚，表示不予计较。

　　后来，汉朝派了10多批使者到大宛西边的一些国家，去寻求奇异之物，顺便晓谕和考察大宛是否确实臣服。

　　东汉时，大宛一度臣服于莎车国。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封蓝庾为大宛王，蓝庾死后，其子即位，遣使向晋朝进贡。南北朝以后，大宛又被贵霜王朝的后裔昭武九姓统治。唐代，大宛被称为宁远国，或拔汗那。到了明清时候，大宛又被称为浩罕汗国。

　　现在的大宛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费尔干纳盆地则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交界处。在这里聚集了100多个民族。这里是连接欧亚的走廊，是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点，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文明的接合部。费尔干纳盆地的面积不大，居民总数却有1000万之多，养活了整个中亚地区20％的人口。至于当初的大宛人是否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人，或是去了别的地方，已经无从查证了。

　　另外，在西域还有一个小宛国，国都为圩（xū）零城，距离长安7210里，全国仅有150户，人口只有1050人，兵力则只有200人，属于农耕民族。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2558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塔里木盆地东南出且末县正南，喀位于拉米兰河北岸一带，比较偏僻。他们与大宛人一样属于塞种人，但与大宛国的统治者和人民并没有直接关系。

　　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渐渐多起来。使者们带着汉武帝的诏令初始各国，回来复命的时候，会顺便向汉武帝禀报自己了解到的当地风土人情。其中，有从大宛回来的使者禀报汉武帝，说：“大宛国的贰师城有一种好马，大宛人马它藏匿起来，不肯献给皇上。”

　　其实，张骞早在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就曾经报告汉武帝说，大宛有一种好马，出汗殷红入学，能日行千里，据说是天马的后代。作为崇尚武功的皇帝，汉武帝特别爱马。宝马良驹是威武的象征，是让骑兵纵横驰骋的基础。听了张骞的报告汉武帝就曾想得到这种好马。但因为以至于匈奴开站，汉武帝顾不上考虑马的事情。索求天马的事就此搁置次阿莱，渐渐被他淡忘了。现在，使者又提起了大宛的马，汉武帝想起了张骞的话，想得到大宛马的心愿愈发强烈了。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委派韩不害率使团出使大宛，希望以重金换取天马。

　　在中郎将韩不寒的带领下，西汉使团出敦煌，经楼兰，越过茫茫沙漠，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万里之遥的大宛都城——贵山城。

　　听说汉朝使臣到来，大宛国王毋寡立即接见。韩不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提出汉武帝求购几匹天马的请求，并抬上了丰厚的礼物。珠光宝气立时照亮了大宛王宫，尤其其中还有一匹仿照想象的天马用纯金做成的精致骏马模型。

　　一见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那匹金马，大宛君臣眼睛都亮了。但是，天马是大宛的特产，而且数量并不是很多，属于大宛的国宝。毋寡不能轻易决定是否献出天马。他表示要与大臣们商议一下，让韩不害等人先去驿馆休息，当晚，大宛王宫灯火通明，毋寡召集大臣们商议进贡天马的事情。争议了半夜，又大臣们不甘心地说：“汉朝离我们这么远，许多使者经过盐泽来我国时时常死在半路上，而要从北边来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又缺少水草，而且中土往往没有城镇，饮食很缺乏。汉朝使者每批几百人前来，常常因为缺乏食物死掉一半以上。这样艰难的道路，汉朝怎能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呢？他们对我们是无可奈何，没必要惧怕他们。况且，贰师的马是大宛的国宝，怎么能送给别人呢？”

　　计议一番之后，毋寡决定不献出大宛马。但是，他们也舍不得汉朝使者出示的财宝，因此决定将财宝强行扣留，然后把使者赶走。

　　第二天一早，韩不害来到王宫询问答复。毋寡傲慢地说：“汉朝皇帝的心意，我们领了。但经过商议，大家都认为天马是我大宛的国宝，不能用来交的。请贵使回去向大汉皇帝转达我们的歉意。”

　　韩不害大感意外，说：“难道贵国不想要我们带来的金马？”

　　毋寡大笑着说：“我们当然要。你们只要把带来的东西留下，我就可以放你们安全离开大宛。”

　　韩不害没想到大宛竟敢对汉朝使节如此无礼，怒火万丈，叱责毋寡说：“你小小的大宛国不交出天马，已经冒犯了我大汉，这也罢了，你们还敢强要大汉皇帝的金马吗？”说着，用铁锤砸烂金马，气冲冲地走了。　　毋寡见汉朝使者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大怒，一边命韩不害离开大宛，一面布置命令东边的郁成国阻击并杀死汉朝使者，抢去他们的财物。在郁成国的小国，大宛联合这个附属自己的国家，将韩不害等人全部杀死了。

　　消息不久就传到长安，满朝震动。汉武帝得知韩不害一行全部罹难，勃然大怒。自张赛通西域以来，汉朝时节无论出使何方，都受到礼遇，即使是与匈奴往来，也从未被被斩尽杀绝。此次汉朝使者带着重礼求购天马，大宛不卖也罢了，竟然还敢杀害使者，实在是奇耻大辱。

　　当时，西汉名将霍去病、卫青都已经先后辞世，汉孝武皇帝便任命国舅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6千羽林军，又从各郡国调集囚徒恶少年共2万人，开始了讨伐大宛的战争。

　　大军出发前正值秋收，关东发生罕见的蝗灾。集结到敦煌的大军没有得到充足的给养就踏上了征程，只好沿途向西域各国筹集军粮。拒绝交粮的，一律视为大宛盟国，破其城，灭其族。

　　汉军到达大宛边界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节。由于水土不服，粮食缺乏，一路跋涉大漠荒滩，汉军饿死、渴死、病死的不计其数，2万大军损失了一大半，马匹也伤亡殆尽。士兵们一个个面黑肌瘦，像灾民一样。

　　两军在郁成国都城附近展开了激战。精疲力竭的军队呐喊着发起冲击，竟然将大宛和郁成国的联军压制。最后郁成军逃回国都，大宛军则向贵山城后撤。汉军立即包围了郁成国都城，猛烈攻击。双方一连两天僵持不下，郁成国损失惨重，国王甚至产生了投降的想法。就在这时，大宛骑兵突然从侧后杀了回来。疲惫不堪的汉军腹背受敌，终于支持不住，向东方溃败。大宛骑兵沿途追杀，汉军尸横遍野，最后，李广利仅带着几百人逃回了敦煌。

　　汉武帝听说李广利战败，怒发冲冠。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打败仗的滋味了，李广利带大军竟然攻不下西域一个小国，这对他来说实在是莫大的羞辱。而且，一些西域小国如轮台等，得知汉军讨伐大宛失败，也不再把大汉放在眼里，驱逐、侮辱汉朝使节之事时有发生，有的还重新与匈奴取的联系。

　　幸亏李广利是汉武帝爱妃的哥哥。因此，汉武帝没有治李广利的罪。但他命边境守军关闭玉门关，称军队中有敢进入玉门关的杀无赦。李广利惊恐万状，留在敦煌待命。

　　超重大臣们原本不同意汉武帝兴师动众地讨伐大宛。但这次打了败仗之后，大家的意见却空前一致了。大臣们都认为：本来这仗不值得打。但既然打了，而且打输了，就决不能这样算了。因为，这次败仗将严重影响汉朝的威严，让西域各国小觑汉朝，重新与匈奴勾结，导致汉朝几十年抗击匈奴的心血白费。因此，朝廷上下一直请求汉武帝再次出兵，为汉朝赢回威信。

　　得到了大臣的一致支持，汉武帝大为振奋，命桑弘羊负责军需，调10万匹军马、10万头牛和骆驼，运输物资，调50万只羊作为随军的肉食，同时继续征集各地刑徒、无赖、恶少组成20万人的大军队，所有物资、军队仍交给李广利率领，命他继续进攻大宛，戴罪立功。汉武帝听说大宛人饮水都是接自城外，还特意派了几名水利专家随军前往。

　　李广利第二次领命出征，底气十足。20万大军，数万运送辎重的民夫，如同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浩浩荡荡向大宛进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李广利没走上一次从楼兰经过的老路，而是从盐泽以北绕路，先抵达轮台国，要拿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国开刀。

　　李广利的大军突然出现在轮台城下，轮台王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防御准备。汉军前锋涌进城内，屠掠了全城。不到两天，轮台数万人口被屠戳净尽。城内能够被带走的粮食细软全被汉军带走，其余房屋财产被付之一炬。轮台国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

　　轮台被汉军夷平的消息在西域不胫而走，沿途各个国家无不恐惧。原来已经仿效轮台接纳匈奴使节的国家立即驱逐了匈奴人，派迎宾队伍远远迎接汉军，主动供给汉军需要的粮草和饮水。

　　这样，汉军顺利到达郁成城下，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原来，郁成王听说汉朝大军杀来，慌忙率领部族迁往大宛了。汉军放火把郁成烧了个精光，然后立即向大宛国贵山城杀去。

　　汉军把贵山城围了个水泻不通，每天从早到晚从四面不断攻城。在惨烈的攻防战中，汉军的尸体填满了壕沟，大宛人更是筋疲力尽，男女老少全上了城头。有了轮台国的先例，他们知道，如果贵山城被攻陷，等待自己的将是死亡。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汉军的水利专家找出了大宛城的水道。大宛城内没有水井，吃水全靠用沟渠从河流中引进来。虽然大宛人在开战前做了巧妙的隐蔽，但瞒不过研究水利多年的汉朝人。汉军连夜切断水道，又挖掘了一条新的河道，堆砌起沙坝，迫使原来的河流改道，远离大宛城。

　　大宛的王公贵族们首先坚持不住，他们秘密派人联络李广利，表示愿意献出天马。李广利则明确要求：天马不仅要献出来，大宛国王和郁成国王也必须被处死。第二天，这两人就被叛变的大臣们绑缚到了汉营。汉军在大宛城下将两位国王斩首，向大宛索取了粮食，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大宛新国王，然后带上挑选出来的几千大宛马，踏上返乡的路途。

　　经此一战，汉朝的威望达到了新的至高点。有轮台、郁成、大宛的先例，西域诸国几十年中不敢妄动。后来班超出使西域，仅带几个人、几匹马就能降伏一个国家，甚至汉朝的使节可以随时废立其国君，调发几国军队攻打敌对国，没有一个国家敢不遵从。

　　仅仅因为索求几匹大宛马，西汉与大宛之间竟然爆发了难以想想的惨烈战争。数以万计的生命早早消失，无数家园、城池被焚毁。大宛马的价值，竟是如此重要。

　　中国人虽然以定居的农耕生活为主，却一直是一个爱马的民族。在中国人心目中，马是一种阳刚、飘逸、有灵性的动物，是忠诚、刚烈的象征。尤其那些难得的宝马良驹，更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好搭档，是民间激动人心的传奇。这也就难过汉武帝为了几匹好马发动战争、大宛为了几匹好马不惜得罪西汉了。

　　大宛马是大宛特产的优良马种，有天马之子的美誉。据说，这种马在高速疾跑后，肩膀位置会慢慢鼓起，并流出像鲜血一样的汗水。因此，大宛马又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汗血宝马。

　　说起“汗血宝马”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许多传说。其中最浪漫动人的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在茫茫西域大漠中，一个孤独的旅人牵着自己心爱的马艰难地行进着。他与那匹经陪伴他走过千山万水的马已经被困在沙漠里整整七天了。

　　水早就断绝了。旅人的嘴唇早已经干裂得像枯树皮，满是尘土的脸上显示出历尽沧桑后的沉稳，一脸桀骜不逊的络腮胡须似乎也张扬着着主人刚烈的性格。

　　他放眼望去，大海一样宽广的沙漠似乎没有尽头，而水源却依然没有找到。旅人回头看了看那匹忠实的爱马，心里在痛苦地挣扎着。

　　突然，他地从包袱里拿出了一把长刀。爱马似乎明白了主人的心思，眼中全是哀痛，滴下了泪水。但它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更没有惊恐，只是伸出它干燥的舌头舔了舔主人的手背。它在与主人告别。

　　刀终于挥了下去，划出一道美丽的光弧，鲜血飞溅了出来。但是，旅人的刀没有挥向爱马，却砍在了自己的手腕上。鲜血从他有力的手腕迅速地流出来。他把手腕凑到马的嘴巴上，笑着用沙哑的嗓子说：“快喝吧。” ,

　　马呆呆的看着主人所做的这一切，终于舔了舔主人的手腕，仰头一阵悲嘶。最后，他们没有死在沙漠上。马像发狂一样，用尽最后的气力带着主人冲出沙漠。旅人忽然发现，在马奔跑的身躯上，渗出了一片血色的汗珠。从此，这匹马的后代在狂奔之后，都会在肩胛部位流出血色汗水。这就是汗血宝马由来的传说。

　  传说毕竟是传说，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但这个传说却反映出了人们对人与马之前情感的认同、尊重，也反映出了人们对汗血宝马的喜爱。

　　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汉军战败大宛之后，挑选了3000匹优良的汗血宝马返回中原。但这些马在长途跋涉后损失惨重，到达玉门关时仅剩下1000多匹。得到汗血宝马的汉武帝十分高兴。精于汉赋的他专门为汗血马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yì）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汉武帝还让汗血宝马等西域良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山丹军马。从此，中原的马种得到改良，汉代骑兵的战力也因此大幅增强。

　　在古代，马是战争的利器。汗血宝马体形好、听话、快速，适用于长途行军，在游牧民族的征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晋朝以后，由于武将和骑兵逐渐向重甲方面转变，汗血马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因为汗血马的腰身比较纤细，腿比较长，灵活但不善负重，承载两汉的轻骑兵得心应手，但对于后来的重甲骑兵，就不是好的马种了。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铁浮屠等典型的重甲骑兵，汗血马就逐渐让位于比较粗壮而不够灵活的河曲马了。有人认为，三国时关羽的赤兔马可能是河曲马和大宛马的杂交品种，因为它同时具有奔跑迅速和善于负重的优点。赤兔马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西凉地区恰好是河曲马的原产地，而董卓军中也应该不乏比较纯正的大宛马后代。河曲马和大宛马谱系较远，杂交后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后代，赤兔马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优良结果，而且获得这个结果的概率并不高。因为谱系较远的马配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会有两个负面影响：第一，马匹的性情暴躁，难以驾驭；第二，后代繁殖率低，畸形可能性大。

　　唐朝时，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唐玄宗曾将义和公主嫁给了大宛国王，宛国王则向玄宗献了两匹汗血马。玄宗为两马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唐代大画家曹霸画过这两匹马，可惜真迹已经不知所踪。曹霸的学生，著名画家韩幹画的《照夜白图》则一直被收藏在历代皇宫中。20世纪30年代，这幅国宝级传世之作流出故宫，藏在溥心畲（shē）家中。英国收藏家戴维德知道后，托人请求溥心畲转让，最后以一万银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画。后来，此画又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日本人手中，最后转到美国人手中，被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宋以后，重骑兵逐渐没落，但汗血马不知为何始终没能重新成为军事舞台的主角。长期占据北方的少数民族依然迷信重骑兵的冲击力，无论是西夏的铁鹞子还是金国的连环马，都近似于重骑兵，而蒙古军团的迁徙式征服，又要更多地使用耐长途跋涉、适应寒冷气候的蒙古马，这就使汗血马在北方无法得到重用；而中国的南方河川水网加上山区丘陵，小型马匹更受青睐。

　　明代建国以后，火器盛行，辎重增加，更强调马匹的载重和拖曳能力，汗血马得不到用武之地。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里，汗血马代表着勇气和力量，蕴涵着人们的理想和幻想，被人们称之为“龙之友”和“龙之媒”，有“马化为龙”的说法，有“龙马精神”的成语，有“人如流水马如龙”的诗句，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龙王的儿子还化为一匹白龙马，高驮着唐僧西天取经。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将龙与马联系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于马是多么喜爱。而对于汗血宝马，人们更是偏爱异常，不少文人墨客赋诗填词，撰写传奇故事，来描写汗血宝马。诗仙李白就曾写过一首《天马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sǒng）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宋代名臣司马光也以《天马歌》为题，写诗赞美到：

　　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龙种骨更奇。
　　网丝旧画昔尝见，不意人间今见之。

　　汗血宝马从汉朝进入中原王朝开始，一直到元朝，繁衍生息了上千年。但近代以来，史料中已很难见到汗血宝马的名字，汗血宝马在中国几近绝迹。

　　本来，引进的汗血宝马是有雌有雄的，可以进行种群繁殖。但由于我国的地方马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引入的马种都走上了“引种―杂交―改良―回交―消失”的道路。同时，由于战马一般要被阉割后才能使用，因此，一些汗血马就失去了繁殖能力。种种原因使汗血宝马在中国消失了踪迹。

　　那么，汗血马为什么会流出血一样的汗水呢？

　　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汗血，是因为汗血马生活在西域地区时，皮下有当地特有的一种寄生虫，全力奔行时会导致毛细血管轻微出血。这对马的健康和奔跑能力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附会传说就成了很神奇的现象。当汉武帝取得大宛马后，史书记载经过几代就不再有汗血的现象，大概是因为这种寄生虫不适应中原气候，加上饲养的卫生条件改善，而不再生存。

　　但也有人认为，汗血马流血一样的含说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因为《汉书》中说，李广利护送大宛马回长安的时候，有人问：“如果皇上问及马名，如何作答？”一位将军说：“这些马是我大汉士兵的汗血换来的，就叫汗血马吧！”

　　土库曼斯坦曾将一匹汗血马送给我国。数年来，汗血马一直养在廊坊马场，马场工作人员一直未见到过这匹马“汗血”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人称，所谓的汗血，可能是由于这种马的皮肤比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会被看到所致。

　　现在，纯种汗血马甚或在土库曼斯坦，在当地被称为阿哈马，已经被土库曼斯坦列为国宝，数量大约在2000匹左右，是世界上仅有的三种纯血马之一。据说在中国西部，有人也曾发现汗血马的踪迹。

　　公元前4～2世纪中叶，塞种人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其中一支凡列出来，称为大宛。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委派韩不害率使团出使大宛，希望以重金换取天马。大玩亡不愿贡马，又贪图汉朝财务，将韩不害杀死。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众数万进攻大宛城。因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大军死伤过半，败给大宛和郁成国联军，退到敦煌。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调集兵力、物资，命李广利再次进攻大宛。汉军围困了大宛城。城内贵族反叛，献出大宛王以及天马。李广利斩大宛王，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新王，带3000匹大宛马凯旋。

　　公元前107年，大宛贵族杀掉昧蔡，立前大宛王的弟弟蝉封为大宛国王，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

　　东汉时，大宛一度臣服于莎车国。

　　公元前285年（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封蓝庾为大宛王，蓝庾死后，其子即位，遣使向晋朝进贡。

　　南北朝后，大宛被贵霜王朝的后裔昭武九姓统治。唐代，大宛被称为宁远国，或拔汗那。

　　明清时，大宛被称为浩罕汗国，直至近代成为乌兹别克斯坦领土，大宛国消失。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7:32:43

　　于阗就是和田。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1万余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他们决定联合建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的“瞿萨旦那国”。

　　这里正处于中国神话中神圣的昆仑山，它就在昆仑山北麓。这是古代中国内地与印度的中转站。从于阗越过昆仑山就是印度河。于阗王国是著名的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美玉之邦，是驰名天下的“瑶玉之所在”。中国出产玉石的地方木少，但“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于阗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名扬中外的“绢都”，为丝绸贸易增光添彩。

　　于阗古国，清代时曾被称为和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国，又被称为器萨巳那、涣那、屈丹、于适、豁丹等。于阗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农产品丰富，发源于昆仑山的玉龙喀什河和卡拉喀什河流经这个绿洲，河中盛产美玉，其中品质上乘者呈白色，润如羊脂，故名羊脂玉，桑蚕和丝织业也很发达。同时，这片绿洲是中国信仰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代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地位十分重要。

　　于阗国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手工纺织业非常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曾远销东西各国。

　　于阗国的早期居民主要是伊朗的西徐亚人、印度人和汉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王国的都城就设在距和田西9公里的约特干。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回来时就是经过于阗返回的。西汉时，于阗王都设在酉城，人口达19300人，全国有3300多户，战士2400人。

　　西汉末，中原发生战乱，于阗国乘机向外扩张，称雄丝路南道，全国已经有32000户，83000人口，30000精兵。其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公元445年，吐谷浑慕利延败退到于阗，曾杀死于阗王，占据了于阗国。公元648年，吐谷浑被唐太宗打败，于阗复国，正式隶属唐朝。公元674年，唐在其地设毗沙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

　　后来，于阗王尉迟屈密即位，将王子送到长安做质子，被授予相当于都督的毗沙将军衔位，于阗与唐朝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公元938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曾派张匡邺等人到于阗，册封于阗王李圣天“大宝于阗国王”。公元755，吐蕃杀入西域，于阗国又被攻陷，直到吐蕃势力的衰退，于阗才重新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势重新强盛。

　  宋朝建立、中原统一后，于阗与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多次进贡玉石。于阗不仅与宋朝来往不绝，有着密切的隶属关系，而且与宋在西北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结为姻亲。当时曹议金的长女嫁给甘州回鹘首领，次女嫁给李圣天为皇后。在敦煌莫高窟中头戴冕旒、身着法服的“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李圣天的巨幅画像后，即是“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的画像。这位皇后贤惠能干，在于阗王室中有很高的地位。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发生战争，不久战败，于阗国就此消亡。

　　这个由尉迟氏建立的佛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仍有极强的辐射力，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其王朝经历了13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下属王朝，国祚之长与生命力之惊人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极为罕见。

　　于阗国这个绿洲文明，早期主要受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当地铸造的钱币，正面印有汉文钱币的文字，在背面用佉卢文印着印度俗语。

　　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毘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毘（pí）庐遮那阿罗汉，来自迦湿弥罗。

　　于阗是我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西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有于阗沙门只多密。他将《光赞般若经》传入中原；唐代时提云般若来中原，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两部，另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中原出家，取法名为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经书。

　　曹魏时，中国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的僧人朱士行来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经》。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部经典，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实叉难陀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作出贡献。

　　公元4世纪末，法显曾到过于阗。他在行记中说于阗国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垦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大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玄奘取经途中，也路过于阗，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气候和畅，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玄奘来到于阗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当时于阗已经有上百所寺院，有近5000名僧侣，其中也有外国来此挂单修行的僧人。在公元3～4世纪时，印度西北部的印度俗语作为国王发布公告及行政用语。与此同时，古代于阗语就已经作为口头用语传播开来。到了公元4～6世纪，它发展成了书面用语，用这种语言写出了一些重要的佛教作品，如《金光明经》。

　　隋唐时期的于阗地区确实是西域的一个比较强大、文明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方政权。在西域伊斯兰化之前，这片绿洲都是丝绸之路南线上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与塔里木盆地北部流行的洞窟寺不同是，于阗的寺院主要是平地垒砌。寺院中心设瘁堵波，四周有院墙环绕，在院墙与瘁堵波之间形成右旋礼拜的回廊，在回廊内装饰壁画和塑像。在于阗佛教艺术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

　　还应该被提及的是，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那，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他们将独具魅力的西域绘画新技法带到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于阗是我国西部边陲一块蕴金藏玉，宜农宜牧的热土。清代褚延璋曾有一首律诗描写这一地区：“毗沙府号古于阗，葱岭千盘积翠连。大乘西来留法显，重源东下问张骞。渔人秋采河边玉，战马春耕陇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风雨汉家烟。”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原史书中还没有于阗这个名字出现。“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

　　此后，《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本》等正史都记载了于阗古国，《法显传》、《洛阳伽兰记》、《续高僧传》也都对于阗做了记述。于阗在各种古书中也曾被称为五端、兀丹、斡端、忽炭、扩端，鄂端等，到清代时就成了和阗，1959年，“阗”字简化为“田”字，和阗就成了和田。历史上，唯独《大唐西域记》将于阗称作“瞿萨旦那”。

　　每个国家的名字都是有它的含义的，“于阗”这个名字也不应该例外。那么，“于阗”是什么意思呢？从唐代至今，1000多年来，人们对于阗含义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于阗”这个名字是“地乳”的意思。这种观点来源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土蕃文献《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说“瞿萨旦那”就是地乳的意思。这个说法来源于古于阗国的一个传说：

　　相传，印度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的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

　　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他们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当时的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到寺庙里向毘沙门天的神像祈祷，乞求神佛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虔诚的祈祷感动了毗沙门天神。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国王兴高采烈地捧着毗沙门天神赐予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谁知道，这个神佛赐予的孩子不吃人奶。国王担心孩子养不活，又到神庙中祈求养育之法。这时，神像前的地面突然鼓起来，形状就像妇女的乳房。孩子立即上前吸吮。就这样，靠着地上的乳房，孩子逐渐长大了。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过了先人，国内风范教化传播开来。东方皇太子的继位者因吃地乳长大，因此也被取名为地乳，国家也因此以地乳为名。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相似的传说在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中也有记载：达磨阿输迦之治世第十三年，于阗国王后生了个儿子。占卜者一番卜算，禀告国王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杀害父亲，夺走王位。国王又惊又怒，下命扔掉这个孩子。于阗王后怕不扔掉孩子丈夫会动手将孩子杀掉，只好从命。奇怪的是，就在王子被抛弃的时候，地上生出一只乳房。王子得到大地乳汁的养育，才活了下来。因此，这个王子被叫做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乳”之义也。

　　“瞿萨旦那”这个词的读音，与梵文“Kusetana”非常相似，而在梵文中，“Ku”就是“地”，“Stana”就是指妇女的乳房，合起来也正是“地乳”的意思。

　　不过，追寻于阗的真正起源，据说是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一万多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的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经过争执，他们最后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于阗国。

　　而清代的汉文文献则认为，“于阗”的意思是“汉人”。有关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一书。椿园在这部书的《新疆纪略•和阗》一节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现在的和阗就是古代的于阗，而回族人吧汉人叫做“赫探”。东汉曾在西域建立都护府，派任尚率领部分汉军驻扎在这里。后来，这些汉人就被遗留在这里，于阗人就是这些汉人的后裔，所以回族人将他们的国家称作赫探城。和阗应该就是赫探的音译。后来的清朝方志及史籍都沿袭了这个说法。但这种说法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东汉的任尚担任西域都护，之前，西汉的《史记》中早已经记载了于阗这个名字。　　另有人认为，于阗是“花园”的意思。汉文古籍《翻梵语》一书，将于阗译为“优地耶那”，并在后面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后堂”。“优地耶那”就是梵语的“Udyana”，真正的含意是“遐意的果园”或“花园”。有人因此认为，于阗其实就是花园，是于阗人对自己的绿洲之国的称呼。但“优地耶那”只见于《翻梵语》一书，未见于其他记载。这个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有趣的是，不仅中国学者对“于阗”一词的含义在苦苦探寻，外国学者对其含义也非常感兴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外国学者瓦特在自己所写的《玄奘旅行记》一书中，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实际上应该是“Godan”或“Gotnan”这样的词的演变。他提出，“Godan”或“Gotnan”最先在突厥语中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印度方言里，涵义是“放牛的牧场”或“放牛的地方”。同时，《于阗国悬记》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闻天让湖水枯竭，现出陆地。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 “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吐蕃语中中，“Liyul”意为“Li之国”。而“Li”就是牦牛，于阗就应该是“牛之国”的意思。一些中国学者很赞同这种说法，认为玄奘所记栽的“瞿撒旦那”的原型不应该是“Kusetana”，而只有两个梵语复合词：Gosetana和Gostan。这两个词都没有“地乳”意思，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牛地”，第二个词的意思是“牛乳”。两个词中的“Go”就是牛的意思，“setana”是地的意思，“stan”是乳的意思。学者们认为，玄奘舍弃这两个复合词的前一部分“Go”，将两词的后一部分拼凑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附合“地乳所育，因为国号”的荒诞传说。因此，他们认为瞿撒旦那的涵义是“牛地”。于阗当地的一些维吾尔人也称，“瞿萨旦那”是突厥语中的“Kotan”，意为“牲畜圈”。但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所谓的突厥语形式是虚构的，“Go”与“Setana”组合在一起仍然是“地乳”的意思。

　　俄国的布锡尔博士则认为，“于阗”是“玉城”的意思。日本的白鸟库吉非常赞成这种说法，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的解释是，于阗一词为吐蕃语。西藏语言中，玉石一词为“gyu”，而在古代是“于”的读音是“khu”或“gu”。所以，他认为“于”是玉石的意思。西藏语中城邑、村落称为“tong”，与“阗”读音很相近。因此，“于阗”的含义应该是玉城、玉都，而于阗地区自古盛产美玉，这种说法也比较能让人相信。　　法国学者列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一词中的“瞿”，应该按汉族人的发音习惯还原成“qu”，而不应该还原成“ko”或“ku”。在印度语中，“qustan”的含意就是葡萄。所以，列维称，于阗是葡萄的意思。

　　直到现在，除了“于阗意为汉人”这个说法明显不正确，其他说法都看上去有理有据，让人难以选择。因此，直到现在，“于阗”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仍然是一个谜。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玉尚玉之国，我们的先民们很早赋予了玉器以神秘、道德等含义，使其富有特殊的使命。中国玉器经过了漫长的玉石共存的发展过程，到了新石器时代便彻底与石器分离，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先民们最早的用玉动机，是基于玉石本身美丽无比的材质。在原始美感的驱使下，将其制成装饰物，佩挂在身上。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玉器便超脱出原始的美感和由此产生的装饰意义，走上了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等相结合的道路。人们相信玉具有特殊的法力，可以沟通天上神祖和地上先民，并凭借玉器来呼唤神灵求得保护，祭祀天地。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礼记•玉藻》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

　　更为离奇的是，人们还相信玉能够辟邪、消灾，甚至替主人挡灾、治病。

　　玉在人们心中有如此之多的功效，难怪会对玉如此喜爱了。

　　于阗，自古就是玉的故乡，是中国玉石的重要产地。于阗的玉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

　　在于阗地区，有一个关于于阗玉的神话传说：

　　相传，古代于阗国的玉河畔，居住着技艺绝伦的老石匠和他的徒弟。在60岁生日那天，老石匠在玉河中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精心琢成一个漂亮的玉美人。看着自己雕出来的玉美人，老石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孩子该多好啊！”话刚说完，玉美人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认老石匠做父亲。老石匠非常高兴，给这个女儿取名为塔什古丽。

后来，老石匠去世了，塔什古丽与父亲的徒弟——小石匠相依为命，渐渐产生了爱情。可是，当地有一个恶霸，无意中见到了塔什古丽，立时对美貌的塔什古丽升起淫欲。他趁小石匠外出，抢走塔什古丽，逼迫塔什古丽成亲。塔什古丽坚决不从。恶霸强占不成，恼羞成怒，用刀砍塔什古丽。一刀下去，塔什古丽身上蹦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家。恶霸和他的帮凶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塔什古丽自己化成一股白烟，向玉石的故乡昆仑山飞去，一路上，她的身体里撒下了许多小石子，化为后人找玉的矿苗。

　　当地人在讲起这个传说时，还会以一句谚语做总结：“宁做高山上的白玉，勿做巴依堂上的地毯。”由此可见，于阗玉在人们的心中是高贵、春节的象征。

　　和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它的出产地是号称“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于阗玉就夹生在海拔3500米至5000米高的昆仑山山岩中，经长期风化剥解为大小不等的碎块，崩落在山坡上。每年5～8月份，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及下雨产生流水，就会将这些碎料冲刷入河水之中。经过河水的冲刷以及河底砂石的磨砺，这些玉石就会被打磨成上等的于阗玉。

　　于阗玉是玉中上品，按类型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以前者更为名贵。《游宦纪闻》说，于阗国出产的玉可分作五色，白如脂肪，黄如蒸粟，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胭脂。

　　和阗玉有7000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下的原始人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

　　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在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700多件玉饰随葬品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

　　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制，一直到清代，于阗玉成为帝王玉。皇宫的玉器多是于阗玉制成，特别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多用玉制作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于阗玉。

　　到了隋唐时期，于阗仍然以玉产地著称于世。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德宗继位后曾派使者到于阗国求玉，得到了一个玉枕、一个玉圭、五个玉佩、300个玉带挎以及其它玉器。公元823年，唐人韦端符曾亲眼见到了名将李靖后裔珍藏的于阗玉带。这条玉带，是李靖平定萧铣后唐高祖赐予的。玉带镶嵌着13块玉，7块方形，6块菱形，每块玉附缀一环，用来佩带物事。

　　公元940年，后晋的高居海出使于阗，描叙了于阗采玉的情形。他说：“于阗境内有一条玉河，流至牛头山后，分成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三条支流。虽然发源于同一条河流，但是各条支流中出产的宝玉颜色却与支流的名字一样。每年五、六月份，河水暴涨，玉石就从昆仑山顺流而下。每年出产玉石的多少，就由水这时水势的大小决定。到了七、八月份，河水水势减缓，人们就可以的哦河里采玉了。因为河里玉石太多，采集过程并不艰难，当地人把采玉叫做捞玉，可见当时于阗玉的开采多么容易。当时于阗国国法规定，玉石的采集要由官府首先进行。如果官府没有去采玉，任何人都不许到河边去。因为玉石资源丰富，于阗国里的大小器物以及衣服上的某些零件都常常是用于阗玉做的。现在中国的玉，大多都是从于阗来的。”

　　高居海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于阗玉石的分布、采集季节、采集方式等。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玉石采集是于阗国的重要产业，由官方垄断。只有官方组织采集之后，才允许个人采集。

　　直到宋代，朝廷使用的礼器及乘舆服御，仍然多是于阗玉。

　　现在，于阗玉作为玉中精品，在玉器市场上大受追捧。最好的于阗玉价格，已经比黄金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唐玄奘是中国西去求取真经的最有名僧人。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则知道在玄奘之前，高僧法显就曾经西行。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中原王朝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不仅是中国西去求经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本土僧人。他为佛法经由于阗传入中原作出了很大贡献。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两汉时期，由古印度各地向西域和中原传播佛教和弘扬佛法的胡僧络绎不绝。可直到三国时，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

　　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颖川(今河南)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天资聪颖，品行刚正，意志坚强，重视理想，不同流俗。曹魏嘉平年间，朱士行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当时，玄学兴盛，朱士行受时代风气的熏染，也热衷于研究大乘佛学，开始对宣扬“诸法悉空”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说发生兴趣。恰好此时印度梵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经文，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朱士行毅然剃度受戒，成为僧人。从传世的文献来看，他是有文字记载的受戒出家为僧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以前仅仅以剃发、披袈裟、离开俗家为僧却没受过戒的人不同。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奉为汉土真正的第一僧人。

　　正式出家后，朱士行以弘扬佛教为己任，致力于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他认为，要使佛法在中士盛行，就要让佛学义理深入人心。当时，中原佛教的大乘佛经典籍是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通称《道行经》。《道行经》是汉灵帝时一位天竺僧人宣读梵文，由东汉的佛经翻译者译写为汉语的。翻译者译写《道行经》时，把领会不了的内容自行略去，并在译文中多处使用音译。这样一来，《道行经》读起来意义不连贯，也解释不通。朱士行对此深感遗憾，于是发誓不惜身体、性命，也要去西域求取完整的《般若道行品经》。

　　魏甘露五年，朱士行经过一番准备，从长安向西域进发。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玉门关进入西域，抵达西域佛国于阗，行程一万余里。

　　于阗地处佛教源头印度附近，佛教十分鼎盛，是中原僧人所向往的“小西天”。印度佛教即经此地传往内地。

　　朱士行到达于阗时，在于阗占主导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极受排斥，但也流传较广。朱士行留在于阗，一面参拜佛迹，一面搜寻大乘佛教独有的《般若经》原本，一面学习新接触到的佛学理论，并收徒讲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朱士行在于阗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共有90多章，60多万字，并已有了相当高的阅读梵文的水平。他请人将《放光般若经》抄写了一份，想让弟子法饶等10人将经卷送回洛阳。

　　于阗小乘教派的僧人得知朱士行要将大乘佛法典籍送入中原后，立即对朱士行进行百般阻挠。他们始终认为小乘佛法经典才是正典，把大乘佛法经典称为婆罗门书，加以抵制。为阻止朱士行将《放光般若经》送回中原，小乘教派对于阗国王说：“汉朝来的僧人要把婆罗门书送回中原，干扰正典。国王您是这里的主人，若不禁止汉朝僧人的这种行为，大法将在中原断绝，使中原僧人走上邪路。这样，国王您就等于是对佛祖犯下大罪了。所以，您必须有所行动。”于阗国王认为这话有道理，立即令朱士行不得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带离国境。

　　面对小乘教派的阻挠，朱士行并不灰心。他长期不懈地努力争取，终于让弟子把《般若经》抄本送到了洛阳。那时，已是晋朝太康三年了。

　　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离奇版本。据说，朱士行在受到于阗小乘教派阻挠后，感到非常痛心。他向于阗国王提出解决办法——焚经为证。朱士行说：经书若被焚毁则罢。若不能被火所焚，则证明是真经，应该允许带往中原。于阗国王点头允许了。

　　在国王的命令下，人们在大殿前堆积木柴，点上火。朱士行站在火前发出誓言：“如果佛祖允许大乘深妙之法流传到中原，这些经书丢到火里就不会燃烧；如果得不到神佛的护佑，这也是命，说明我所信奉的大乘佛法不是正解!”说罢，他将经书投入火中。令人诧异的是，大火立即熄灭了，经书连一个字也没有烧坏，连经文封面的皮牒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觉光鲜。众人见了既惊讶又敬佩，都说这是神佛的感应。于是，朱士行得以派弟子将经书送至洛阳。

　　这个传说为朱士行的功德蒙上了神话色彩，足见时人对朱士行的敬重。

　　完整的《般若经》抄本受到了中原佛教学者的热烈欢迎。经卷在洛阳存放三年后，又被送至陈留仓垣的水南寺，由于阗僧人无叉罗与居士竺叔兰等人共同翻译，成书90章，207621字。太安二年，著名佛教学者竺法寂来到仓垣，又与竺叔兰共同考校了译本，并加以修订润色，写成订本。

　　根据朱士行送来的抄本译出的《放光般若经》，与前此佛经翻译者所翻译的比较简略的《般若道行品经》相对，被称为大品《般若经》，佛经翻译者的译著称为小品《般若经》。“大品”译出后，立即风行于中原佛学界，僧人、居士争相传诵。当时，中山郡有个名僧，特地派人到仓垣用丝绢抄写经文。抄本被送回中山郡的时候，中山王和当地僧人打着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间，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采用《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

　　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朱士行，本人并未再回中原，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于阗。他在于阗继续苦读佛经，弘扬大乘佛法，直至80高龄时死于异域。《放光般若经》在中士引起的轰动与狂热，朱士行根本没有看见。在他脑海中，没有名利观，只求佛法不被误解，只希望人人都信仰佛法。这也许就是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了。

　　朱士行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使他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按照印度佛教对待高僧遗体的习俗，将朱士行的遗体火化。据说，火化之后，朱士行的遗体仍完好无损。人们都十分惊奇，就向神佛求告说：“朱士行如果真的已经成佛，就应当被火焚化。”话音刚落，朱士行的遗体就碎散了。人们无不称奇，更加敬重朱士行，收敛起朱士行的遗骨，盖起一座佛塔以专门供奉。

　　朱士行死后，他的弟子离开于阗，到了中原，将朱士行的事迹向人们传扬。后来，朱士行被记入《高僧传》，成为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人物。

　　朱士行为求“真经”，远赴西域大漠，在于阗国取经弘法，对中原佛教的兴盛以及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弘扬佛法的一片痴心，足可以感天动地，不愧为是中国第一僧。

　　在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于阗是个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国家。与龟兹国一样，于阗是丝绸之路佛教东渐的要道；但与龟兹国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不同的是，于阗国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

　　据《于阗授国记》记载：公元70年左右。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毗罗折那就来到了于阗弘法。于阗王尉迟胜继位后，还下旨立佛教为国教。当时，每年农历四月初一，于阗国就要举行行像仪式，也就是带有礼佛意味的狂欢大游行。那一天，于阗国都中的街道洒扫一新，城门高悬帏幕，张灯结彩。国王偕王后参加巡礼，举国出动，万人空巷。最受王室尊崇的瞿摩大寺赶着高三丈左右的像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像车庄严神圣如同行宫，以僧幡盖顶，悬挂七宝，佛像立其中，一派金碧辉煌。像车距城门百步时，于阗国王要摘下王冠，穿着崭新的衣服，赤着双足，手持华香走出城门迎接佛像，焚香散花礼佛；佛像人城时，王后与宫女要在城楼抛撒花朵，一片五彩缤纷。14座伽兰各行像一天。行像完毕后国王与王后才起驾回宫。在1500年前的于阗佛国，佛教徒们欢庆自己的节日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持续时间之长，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说于阗是当时佛教的圣地之一并不为过。

　　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初，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喀什噶尔为都城，由葱岭西回鹘联合其他民族建立起来的突厥地方政权，《宋史》称之为“黑韩”，《金史》称之为“哈喇汗”。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喀喇汗王朝，又叫黑汗王朝。当时，喀喇汗人大多信奉佛教。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遭到了以“圣战”名义入侵的萨曼王朝的沉重打击，决定主动改信伊斯兰教，以使萨曼王朝没有继续侵略的口实。经过萨克图以及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两代喀喇汗王的努力下，喀喇汗王朝20万突厥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

　　阿尔斯兰汗实现本国伊斯兰化，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也像萨曼王朝一样开始了对外扩张。他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定为征服的目标。

　　于阗当时执政的是李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对喀喇汗王朝强迫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喀什噶尔的佛教徒发动反抗强制改宗的暴动时，于阗对于受迫害和暴动失败的佛教徒给予了收留和庇护。这让喀喇汗王朝有了发动“圣战”的借口。

　　大约在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

　　在这词战争中，为了取得宋王朝和沙州政权的支持，李氏王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开封、敦煌和于阗之间，于阗国的3位一王子也分赴沙州和开封，请求支援。宋朝因内部事务纷扰，没能从军事上对于阗国给予援助，只派了一个157人的佛教僧侣使团前往，以表示支持。幸好，于阗得到了高昌和吐蕃的全力支持与援助，占据了明显优势。经过历时八年的战争，于阗军队占领了喀喇汗王朝国都喀什噶尔，当地居民纷纷归顺，阿尔斯兰汗战败后逃往中亚，他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等都成了于阗军队的战利品。

　　占领喀什噶尔后，于阗王一边安抚百姓，树立傀儡政权，一边遣使向宋朝和报告获胜消息，并送上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但好景不长，喀什噶尔很快又被喀喇汗王朝夺回。于阗与喀喇汗王朝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状态。

　　战争中，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因为在于阗不能打开局面，便开始向西扩张，率领军队翻越葱岭攻打中亚的萨曼尼王朝喀喇汗军西征的时机，于阗军队从背后发动了进攻。博格拉汗不得不挥师东返，仓促应战。结果，博格拉汗竟然在战争中战死。于阗军队乘机一鼓作气，出人意料地再度攻占了喀什噶尔。

　　博格拉汗的侄子玉素甫;喀迪尔汗得到消息后，立即在撒马尔罕宣布即位。他招募了来自巴格达、波斯、印度及中亚的雇佣军，号称14万之众，很快收复了喀什噶尔，并继续向于阗展开猛攻。

　　于阗军队多处设防，顽强抵抗，但都被雇佣军相继击破。最终，雇佣军兵临于阗城下。无奈之下，于阗王决定投降，全国改信伊斯兰教。于阗将军乔克和努克拒绝改变信仰，率领一部分同样信仰鉴定的军民向昆仑山退去。喀拉汗王朝的雇佣军不战而胜，顺利占领了于阗。

　　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乔克和努克在昆仑山中与追击而来的喀喇汗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雇佣军来自远方，不熟悉昆仑山中的地形，常常不知方向，屡屡受到乔克和努克的袭击，伤亡惨重，士气空前低落。

　　在策勒一带的南部山区，双方又一次遭遇。战斗前，雇佣军为了鼓舞士气，举行了一次大型礼拜。于阗军队利用敌人做礼拜的机会突然发起攻击，雇佣军在做礼拜时没有带武器，又来不及备马，结果陷入一片混乱，四散奔逃。就这样，这批外国雇佣军被乔克和努克率领的军队彻底歼灭。这一词惨败，直接导致喀喇汗王朝在于阗的胜利化为泡影，不得不立即撤军。

　　几年后，喀喇汗王朝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再度恢复了实力，相继向萨曼尼王朝和于阗国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喀喇汗王朝对萨曼尼王朝的战争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在于阗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于阗国都再次被占领，喀喇汗王朝征服了于阗全境。

　　这一次战败，给于阗佛教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于阗的佛教寺院被焚烧，佛像雕塑泥胎被毁坏，经卷文书散失殆尽，佛教僧侣大多被杀死，少数逃到了西藏和青海。于阗国从此被喀喇汗王朝兼并，不复存在了。　　吞并了于阗国之后，喀喇汗王朝王朝从于阗人那里知道了宋王朝的富庶、强大，深知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源远流长，于阗受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占领于阗后，立即从于阗向宋朝派去了进人贡使团。喀喇汗王朝王朝的文字记载因此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

　　从此，于阗国开始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新纪元。佛教在那里香火断绝，钟鼓噤声。隆盛1000多年的于阗佛教，终于在11世纪彻底降落了。

　　有这样一个人，一些人说他是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一些人却说他是无耻的强盗，文明的破坏者。这个人在中国人的眼中尤其罪大恶极，因为他用包括盗取、骗取的非法手段掠走了属于中国的大量文物，严重破坏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他就是“盗宝特使”——斯坦因。

　　斯坦因原本是匈牙利人，于186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4l岁时正式取得英国国籍。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两个人都与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国唐朝的高僧玄奘，一个是欧洲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青年时代起，斯坦因就热衷于探险，为此而终身未娶。

　　出于对玄奘和马可波罗的崇拜，斯坦因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西域非常了解。这为他潜入中国盗宝奠定了基础。

　　1900年10月13日，斯坦因到达和田，制定了考察于阗古国的详细行动计划。他对《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于阗古国非常感兴趣，一直想知道这个繁荣昌盛、国运久长的文明古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

　　为了揭开谜底，斯坦因再次阅读了《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国的记述，还对照阅读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所写的《和阗城史》。这两本书都在记述于阗国都时提到了玉石的出产。

　　斯坦因判断，于阗古国王都既然和玉石产地有关，那就应该到盛产白玉的河岸冲积平原上去寻找它。他决定到发现了楼兰古国的斯文•赫定收集到很多古物的约特干村去。

　　在对约特干村附近的昆仑山区进行测量的过程中，斯坦因发现了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在山口造成的巨大冲积扇。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设想：是不是因为被1000多年来因洪水不断发作冲刷出来的砂石掩埋了，盛极一时的于阗古国都才一直不能被人找到？

　　在约特干村民先辈的讲述中，约特干原本是一个可以跑马的平坦地面，没有渠水，也没有沼泽。约特干有两种含义：一是“约尔特汗”的谐音。“约尔特”是故园、故乡的意思，“汗”的意思是王。两个词连起来，就是王者之乡的意思；约特干的另一种解释为“被子”，为什么叫被子呢？“被子”下面盖着什么？是不是逝去的于阗古城？

　　在另一个名叫查尔巴什的村子，村民们挖了一条引水渠。引水渠中的水冲出的深沟与一条叫做喀舍的深沟会合，在哈勒彻东边一个洼地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沼泽。在那里，当地村民发现了不少混杂在古代陶器碎片中的小金片。斯坦因就从约特干买到了一只出自哈勒彻洼地的小金猴。

　　见到、听说到的一切，使对寻觅古物有特殊敏感的斯坦因豁然开朗。他判断出，这些小金片来自于庙宇中包裹佛像的金箔。碎裂后的金叶和其他遗物与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厚达3.9～4.2米的特定“文化层”。而河水将它们带到了哈勒彻洼地。河流不仅将大量古代陶器和碎片带了出来。斯坦因在洼地中还发现了大量和阗古币，连同购买到的加在一起，仅汉代五铢钱就有470枚，还有200多枚首次被发现的汉佉二体钱。

　　汉佉二体钱又叫和阗马钱，是公元175～200年间制造的。钱表面的文字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分小钱、大钱两种。小钱上的汉文为“六铢钱”或“元，六铢钱”；大钱上的汉文为“贝符，重二十四铢铜钱”或“元，重二十四铢钱”。大钱、小钱上都刻有于“大王，众王之王，都尉之王秋仁之”。现在，界各国收藏的汉佉二体钱一共只有共352枚，斯坦因一人就获得了256枚，珍藏在大英博物馆，而中国仅持有1枚。

　　看着这些珍贵的古钱，斯坦因兴奋异常。他认定，这些文物无疑就是来自于被掩埋了的于阗国都，而这个国都就在现在的约特干地下。

　　斯坦因决定以约特干为起点，搜索于阗古国所有记载《大唐西域记》的寺院。

　　斯坦因寻找的是《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娑摩若寺。根据记载，这座寺庙历时80年，历经3代国王才得以完成，内部结构非常精巧，雕文刻镂，用金银覆盖其上，众宝合成。按古籍的介绍，娑摩若寺应该在于阗都城西避难五六里远之处，是于阗佛国十分重要的译经场所。

　　按古籍介绍的方位，斯坦因来到距遗址向西约一公里的小村庄艾斯肯特。在一片被尊为圣地的坟地附近，他找到了一个受当地村民世代敬仰的无名土岗。斯坦因认为，这可能就是娑摩若寺留下的最后痕迹。

　　除此之外，斯坦因又在约特干西南方向10里外的一个被称为“康巴尔爷爷圣陵”的地方找到了玄奘记述过的地迦缚那寺。传说，地迦缚那寺是被曾流放龟兹后来归国的于阗大臣捐献住宅而建的寺院，因供奉地迦婆缚那菩萨而得名，后来被穆斯林定为神圣的阿力帕夏侍从的墓地。现在，昔日繁荣的地迦缚那寺已经风光不再，变成了一个正方形地垅环绕的土墓。

　　满怀成功的喜悦和，带着掠夺的文物，斯坦因返回和阗。他已经成为第一个揭开古于阗国都约特干神秘面纱的探险家。他掠夺到的汉佉二体钱，后来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也造就了他在国际上的赫赫声誉。但是，他私挖滥采，不惜破坏遗址搜敛文物的行为，说明了他虽然披着探险家、考古学家的外衣，实际上确实一个贪婪的盗贼！他盗走了古于阗的珍贵文物，让它们至今远离故土，在异域飘零。

　　早在公元前2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王国的都城就设在距和田西9公里的约特干。

　　西汉末，中原战乱，于阗国乘机扩张。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

　　公元445年，吐谷浑慕利延败退到于阗，杀死于阗王，占据了于阗国。

　　公元648年，吐谷浑被唐军打败，于阗复国，正式隶属唐朝。唐在其地设毗沙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

　　公元755，吐蕃杀入西域，于阗国又被攻陷，直到吐蕃势力的衰退，于阗才重新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势重新强盛。

　　宋朝时，于阗王李圣天与宋朝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结为姻亲，娶曹议金次女为皇后。

　　约公元962年开始，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于公元1001年杀死于阗王，占领于阗。于阗国就此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7:48:21

　　疏勒国为汉初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由于地处交通枢纽之地，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汇合点，亦是中西文化的最大交汇之处。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土，疏勒是首站。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疏勒是西域古国，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今天的新疆喀什噶尔，居西域丝路南、北两道的交会点，是东西交通的主要进出口。

　　关于疏勒的名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过去称其为“疏勒”，是以其都城称其国。疏勒国号的正音应该是“室利讫栗多底”，“疏勒”这个名称是以讹传讹。《慧苑音义》则注说：疏勒的正确叫法是“佉（qū）路数怛（da）勒”，简称疏勒，又被称为恶性国，因为疏勒人性格粗犷暴戾。

　　玄奘所说的“室利讫栗多底”这种称呼，尚无定论。佛经汉译本《大孔雀咒王经》卷中及《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曾载有“疏勒”之名，而梵本的《圣大孔雀明王经》所载“疏勒”一词则写作“kha sa”。所以，我国史书又称疏勒为佉沙、伽沙、迦舍、竭叉等，《慧琳音义》称之为“迦师佶黎”，《元史》则称之为“可失哈耳”或“可失哈里”。

　　疏勒国因地利之便，与佛教接触很早。按照《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疏勒国王安国的舅舅臣盘曾被遣送至大月氏国作人质。月氏王很喜爱臣盘，为他在三个住处分别建了一座伽蓝（即僧院），冬夏迁居。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此事：

　　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嵚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迦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

　　由此可知，臣盘留月氏已崇信佛教，回疏勒为王后，“虽阻山川，不替供养”。可能正是臣盘成为在疏勒推行佛法的主力，因此佛教才在疏勒逐渐流行。

　　前一部书曾提到国龟兹有一位著名僧人鸠摩罗什，他当年就曾在疏勒国修行。

   公元400年（东晋隆安四年），高僧法显远赴印度时曾途经疏勒，记述了当地五年佛教大会。当时四方僧侣云集，疏勒王及群臣按佛法供养布施。而到玄奘行经疏勒时，疏勒已经有僧院达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到八世纪初期，佛教仍流行，慧超记述其情况说：“有寺有僧，行小乘法……”中唐以后，回教徒入侵，疏勒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　　

　　疏勒境内遗存的当年佛教遗迹，目前只发现两处。一处是脱库孜萨来古城佛寺，一处是小阿图什的石窟。

　　脱库孜萨来古城在新疆巴楚县城东北75公里处的山上，位于大道以北的山坡间。城南山岩下约一公里处，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废墟，佛殿、僧舍的布局规模仍清晰可辨。遗址分为北朝和盛唐的佛寺遗址各一处。

　　其中，北朝寺院仅残存两间僧房和一个夹道的墙基部分。房后天井有一个废弃的窖穴，出土有许多龟兹文木简和成堆的五铢、剪轮五铢钱，地面有许多泥塑佛像残块和小佛头。

　　盛唐的寺院仅残存后殿和与之比连的几间僧房。后殿立有等身高的泥塑佛像，但都已遭破坏，只存脚下的少许痕迹。墙壁原似有粗线条的彩绘壁画及彩绘背光，都遭到破坏而模糊不清。出土遗物有汉文等文书、泥佛残块、泥灯盏、磐锤以及丝毛织物残片。

　　小阿图什石窟在疏附县西北三十余里的峭壁间，共有三个洞窟。左窟开凿后，未塑绘装修；中窟仅残存佛像石胎；右窟壁画已漫漶，尚约略可见其布局及壁画风格，属于唐代中期遗物。

　　在汉代，有许多著名人物，至今仍被人们不时凭吊，传颂，苏武就是其中一个。“苏武牧羊”的故事是《汉书》中的经典篇章，几乎家喻户晓。其实，《汉书》中耿恭守疏勒的事迹更为感人，《水经注》和《资治通鉴》都曾提到此事，而耿恭的影响力远远不如苏武，实在是是历史的悲哀。

　　耿恭，字伯宗，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他这个人慷慨大略，有将帅之才，与班超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

　　公元74（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东汉进军车师，其中一支大军由刘张率领。刘张请耿恭做他的司马，在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耿秉一道收复失地后，耿恭被任命为戊己校尉，驻屯金满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三月），匈奴北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2万骑兵进攻车师。耿恭立即派他的司马带300人去增援。匈奴兵多，援兵在半道上被全歼。　

　　匈奴攻下车师王庭，杀了车师国王安得后，便掉转马头围攻金满城。匈奴将多兵众，耿恭知道在金满城不能旧守，于是他命手下在箭头上抹上毒药，然后传话给匈奴说：“我们的箭都是神箭，中了箭的人不久就会死的。”说着，射出一箭，中箭的匈奴兵中箭后，伤口四周很快溃烂。其余的士兵见了惊恐万分。

　　当时正好下暴雨，耿恭率将士就着雨势杀伤了许多匈奴。匈奴更加恐慌，四散奔逃。

　　耿恭知道匈奴不会善罢甘休，便带着部下移到城池坚固的疏勒城。

　　七月，匈奴果然来攻疏勒城。乘匈奴尚未在城前形成阵势之际，耿恭带着将士出城痛击，打得匈奴抱头鼠窜。

　　待到匈奴人好不容易摆好阵势，耿恭却撤回城里，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匈奴猛攻不下，便断绝流向城里的涧水，希望用这个办法迫使汉军投降。耿恭命人在城里挖井，可井挖到15丈深仍不见有水。当时，士兵们渴得没办法，甚至榨马粪汁来解渴。耿恭并不气馁，坚信一定能挖出水来，命人继续挖，不久果真见到泉水涌出。耿恭立即命士兵把水扬洒向城外，告诉匈奴城里有水。匈奴见城里有水，强攻又攻不下来，只好撤退了。

　　在匈奴围攻疏勒的同时，焉耆和龟兹在匈奴的煽动下也反叛汉朝，杀死了新上任不久的都护陈睦；驻屯在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戊己校尉关宠也受到匈奴的围攻。关宠派人回朝搬救兵，没想到汉皇刚刚去世，中原正在大丧，哪里有时间讨论出兵事宜？救兵迟迟不来，车师很快就投降匈奴，和匈奴一道进攻耿恭。耿恭激励部下团结一心，全力拼杀。他们一次又一次击溃了来犯之敌，坚守着汉朝在西域最后的营垒。

　　车师国王的夫人本是汉人。虽然车师王反了，这位夫人还是心向汉朝。她经常把敌情悄悄地传递给耿恭，使耿恭能在开战前了解对手的一举一动。这位夫人还不断偷运一些粮草给耿恭，使得汉军能够继续坚守下去。

　　靠着将士团结和外部援助，耿恭又在疏勒坚守了好几个月。当粮食吃光、消费品用尽时，汉军的日子变得越发非常艰难，士兵们已经不得不吃自己的战袍铠弩。在最艰难的时候，耿恭始终和部下推心置腹，同生死共患难，全军将士没有一个有二心的，全都服从耿恭的命令。

　　匈奴单于围困耿恭许久，知道疏勒城里物资匮乏，以为耿恭应该有投降的念头了，就派使者前来劝降。使者对耿恭说：“只要你投降匈奴，打单于就封你为白屋王，还给你漂亮的女人。” 耿恭假装同意，引诱劝降使者进城，亲手将其杀死，挂在城墙上示众。使者的从人见了，哭着回去报告。匈奴单于闻讯大怒，加派兵马围攻疏勒城，要将耿恭碎尸万段。可是，尽管兵马越聚越多，疏勒城仍然没能攻下。　　

　　这时，汉朝新君汉章帝已经继位，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进驻酒泉，救援耿恭。

　　公元76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耿秉派酒泉太守段彭、谒者王蒙、皇甫援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一共是7000余人，在柳中会合，攻打车师的交河城。北匈奴被吓跑了，车师重又归汉。

　　在王蒙的队伍里有一个叫范羌的军吏，他是耿恭的部下。在这场拉锯战开始前，耿恭派他到敦煌去取士兵的冬装。范羌请求派兵去救耿恭，王蒙却要退兵，部将没有人愿去送死，王蒙勉强挑出2000人马，交给范羌带领。

　　范羌带大军一路疾驰，抵达疏勒城，见到耿恭。两人抱头痛哭，第二天便撤离了疏勒城。匈奴知道后就派兵追击，耿恭他们边撤边打，终于回到了玉门关。

　　从疏勒城撤离时，耿恭手下仅剩26人，由于常久的饥饿困苦，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一半的人死在归途。

　　回到洛阳后，范羌等人因功受到提拔，而耿恭后来却被部下陷害坐牢，出狱后死在家乡。

　　班超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都是著名的史学家。

　　公元62年（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兄长班固被召入京中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随着迁居洛阳。家境贫寒的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每日伏案挥毫的他常突然扔掉毛笔长叹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博取封侯，怎么能做这种抄抄写写的刀笔吏？”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汉将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军出征，立了些战功，得到窦固的赏识，被委派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就这样，班超和郭恂仅率领36名部下就向西域进发了。他们到了鄯善国（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凭借班超的机警与胆识，杀死了匈奴使者，震慑了首鼠两端的鄯善王。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汉朝作质子。

　　窦固大喜，奏请汉明帝选派使者再度出使西域。汉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说：“有班超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还要去挑选而不派他出使呢？传旨，封班超为军司马，完成稳定西域的重任。”　　

　　窦固接旨后，怕班超手下人少，出什么意外，想给他加派人手。班超说：“有这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人多了反倒麻烦。”

　　就这样，班超等人再次向西域进发，先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有些骄傲自大。而且，匈奴人派了使者驻守在于阗，名为监护其国，实际上掌握着朝政大权。因此，班超到了于阗后，于阗王对他颇为冷淡。班超同样以雷霆手段诛杀了心向匈奴、制造谣言的于阗大巫师，震慑了于阗王。于阗王诚惶诚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王朝。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丝路北道肆行无忌。他派兵攻破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国，杀死其国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班超带手下来到了疏勒国。

　　班超一行来到距疏勒都城架橐（tuó）城90里的地方，派手下田虑去招降兜题。他指示说：“兜题不是疏勒人，所以，疏勒国的人肯定不会对他忠心耿耿。如果你去了，兜题还不肯投降，你就可以活捉他。”

　　得到班超的指点，田虑只身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不肯投降。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乘马跑回来向班超复命。班超当即率重人来到架橐城，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之前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 “忠”做新国王。疏勒人对此非常满意，他们早就不能忍受由龟兹人统治自己了。新疏勒王和疏勒官员一致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为了展现汉王朝的威德信义，说服疏勒人，释放了兜题。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已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朝大丧之际，领兵围攻西域都护，杀死了都护陈睦，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跟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拒守架橐城，虽然势单力孤，但仍维持了一年多。

　　公元76年（汉章帝建初元年），汉章帝即位。朝廷已得知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臂难支，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领命，开始准备归国。疏勒国得知，举国惊恐。疏勒都尉黎弇（yǎn）说：“汉使就要弃我们而去，疏勒必将再度被龟兹所灭。我实在不忍眼见汉使离去。”说罢，他竟拔刀自刎而死。班超启程后，率部先到了于阗。于阗国王侯百姓都放声大哭，说：“我们依赖汉使就好像依赖父母，您要是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能走啊！”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回国，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不回汉朝，重返疏勒。当时，在班超走后，疏勒有两座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联合起来做乱。班超一回来就带兵抓捕反叛首领，打败尉头国，杀死叛军600余人，使疏勒重新安定下来。　

　　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一万多疏勒等诸国士兵进攻唯龟兹马首是瞻的的姑墨，将其平定，孤立了龟兹。

　　公元80年（汉章帝建初五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汉章帝对班超的工作非常满意，准备给班超增加人手。平陵人徐干与班超志同道合，被任命为代理司马，带领一千人去增援班超。

　　起初，莎车国以为汉朝不会支援班超，仅凭班超的那点人成不了气候，于是依附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突然反叛。危急关头，正好徐干到达疏勒。班超与徐干一起杀掉番辰，平息了叛乱，准备进军龟兹。

　　当时，乌孙国兵力强盛，汉武帝时又曾以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先后下嫁，因此班超打算借助乌孙的力量。章帝颇以为然，于公元83年（建初八年）拜班超为将军长史，升任徐干为军司马，另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出使乌孙，联系“合作”事宜。

　　李邑走到于阗时，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吓得不敢前行。为掩饰自己的怯懦，他上书给朝廷，说对西域的行动肯定会劳而无功，又造谣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说后，毅然让妻子离开自己，表示自己的决心。汉章帝也深知班超的为人，下诏切责李邑，说：“就算班超沉湎于温柔乡，不想回来，他手下士兵千余人都不想回归故土吗？他们怎么都能与班超同心协力？如果班超是那样的人，肯定早有士兵跑回来报告了，还用得着你来说吗？”盛怒之下，章帝命李邑接受班超的管辖调度，让班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让李邑留在西域。

　　班超并不因私怨报复李邑，反而让李邑带着乌孙侍子回京。徐干劝班超说：“李邑之前诬陷您，想坏了平定西域的大事，您为什么不借着皇上旨意的安排留下他，好好教训他，派其他人送侍子回京呢？”班超说：“你这话就错了！正是因为李邑诬陷我，我才派他回去。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人家的坏话呢？如果为了泄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公元84年（汉章帝元和元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800兵士前去协助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王。莎车王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疏勒王忠便决定反叛，勾结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为疏勒王，将不愿谋反的人全部调动起来攻打叛王忠。双方相持了半年，由于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王与康居王联姻不久，关系很亲密，班超就派人赠送很多金银锦帛给月氏王，让他劝止康居王。康居果然撤了兵，还生俘了叛王忠，把他押回疏勒国，乌即城便只好向班超投降。

　　又过了三年，叛王忠去游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并暗中与龟兹勾结，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来见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军队等候着，设下营帐，奏乐接待，酒过一巡之后，就高声喝令部下将忠捆起来斩首，并就势击溃忠的随从。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

　　此后，班超收服莎车、大月氏、龟兹、姑墨、温宿、焉耆、危须等国。西域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

　　公元95年（和帝永元七年），朝廷下诏说：“以前匈奴横行西域，侵扰河西。那时，纵使是白天，城门也紧紧关闭。先帝（汉武帝）怜悯边疆、西域百姓的苦难，命将帅出击匈奴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西域诸国震慑响应，西域被开通，朝廷在那里设置了都护。可是，焉耆王独谋悖逆，依仗险隘攻击都护府，杀我汉朝官兵。先帝（汉明帝）重视百姓的身家性命，不愿意兴师动众，因此命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历尽艰险，在西域坐镇二十二年，西域各国无不宾服。班超除去了那些依附匈奴的国王，改立心向汉朝的国王，不动中国一丝一毫的钱粮，不须大军远征，就使西域和平安定，互相团结，除掉了叛逆，为死难的将士报了仇。鉴于班超立下大功，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一千户。”后人因此尊称班超为“班定远”。

　　和帝永元十二年，垂垂老矣的班超上疏说：“臣听说姜太公虽然封在齐国，死后都安葬在周国。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周国与齐国同在中原，相隔只有千里，太公尚且思恋故土，何况小臣远处绝域，怎么能不想念家乡？蛮夷的风俗，历来敬服青壮，瞧不起老人，我再留在这，可能就会让西域产生轻慢之心。臣年纪大了，常常担心死在他乡。当年苏武滞留匈奴十九年，现在臣得到皇上的厚爱，奉命守西域，如果终老于此，也无怨无悔，就怕后人因此不愿再出使西域了。臣不敢奢望到酒泉郡，但求能活着走进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上奏，让我的儿子班勇带着贡品入塞，让他看一看自己的故乡。”　　

　　汉和帝看到奏折，非常感动，下旨允许班超回京。至此，班超在西域镇守了31年。公元102年（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当年九月就病逝了，享年71岁。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开始，西域疏勒国正式归属中原王朝，此后与历代中原王朝都保持着政治与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

　　汉末三国时期，尽管中原大乱，疏勒国还是遣使而来。曹魏政权在西域设西域长史，封疏勒王为“守魏侍中大都尉”，并颁发印绶。

　　到了西晋时，疏勒国不断遣使向晋朝贡献名马、特产，还将王子送到晋朝京都作侍子，学习文化和中原典章制度。同时，疏勒王接受了晋朝所赐封的“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的封号。

　　东晋之后，内地先后有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统辖过西域。疏勒国一如既往，并不因中原政权更迭频繁而像其他西域国家那样寻求独立，与中原割据政权仍保持隶属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

　　公元323年前后（约东晋明帝太宁元年），疏勒国被龟兹兼并，疏勒王降格改称为“贵人”，成了一个傀儡。龟兹王又派遣将领对疏勒国实行“监护”，以控制疏勒。这种局面维持了几乎一个世纪，直至公元420年左右，龟兹受到吐谷浑的侵袭，疏勒“贵人”才乘机起兵杀死龟兹派遣的监军，重新恢复了原有地位。

　　新疏勒王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遣使到内地与北魏政权取得联系，表示臣属。可惜疏勒使者行至途中，被柔然部大兵阻挡，被迫返回。

　　随着北魏政权日益强大，疏勒国终于冲破阻力前往朝贡。自公元435年至公元512年间，疏勒就曾先后15次向北魏派出使者表示臣属，北魏也曾派出使者前往抚慰。虽然其间自公元480年至公元563年间，疏勒国不幸又被游牧于中亚地区的嚈哒人所征服役使，但心向中原、维护统一之志始终未变。

　　公元567年（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前后，西突厥驱逐嚈哒，疏勒又落入突厥贵族之手，并由其派人监统，催促征赋。疏勒与西域各地苦不堪言，无不渴望与内地早日恢复政治上的统一。公元615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得知隋朝立国后，疏勒国马上遣使朝贡，希望能回归中央政权。但仅过了3年，短命的隋朝就灭亡了。

　　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疏勒国终于冲破突厥政权的军事高压，遣使来到长安，面见太宗李世民，要求恢复中央对西域的统辖。

  　疏勒国的举动使突厥贵族政权大为恐慌。为减少突厥派遣官员对疏勒国重利盘剥所带来的怨恨，早在公元615年疏勒王遣使入隋之后，突厥就曾授予疏勒王“颉利发”这样一个突厥官爵，以示政治上的拉拢和恩宠。但疏勒王并不买帐。这一次，突厥贵族们决心下大本钱稳住疏勒王，于是把汗室公主下嫁给疏勒王，企图以联姻手段强化对疏勒国的控制。疏勒王依旧不为所动，一年后再次遣使入唐。　　

　　唐太宗对疏勒的请求高度重视，产生了要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的初步设想。

　　公元639年（唐朝贞观十三年），疏勒国第3次遣使入唐，再度重申了上两次的请求，终于使唐太宗下定决心。在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及其所属四大军镇这个重大决策问题上，疏勒国的再三强烈要求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唐太宗曾就疏勒王三次遣使之事对房玄龄说：“我南征北战平定了天下，建立了大唐王朝，远处四方的各少数民族无不欣然前来归附。但像疏勒这些西域小国，至今还在苦难之中无法保存自己，这是很让人难过的。希望你们认真辅佐我，不要老是说些丧气话，让我难下决心，动摇大唐的统治。”唐太宗对疏勒王的愿望非常理解，也希望让疏勒重回中原的怀抱。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断然发兵西域，攻占高昌（今吐鲁番），并不顾大臣魏征的劝阻，果断地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以乔师望为首任都护。

　　两年后，安西都护郭孝恪南击焉耆，北破突厥，在天山以东以北站住了脚，西突厥军队被迫退往天山以南固守观望。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西突厥可汗在唐军步步紧逼之际，向唐朝遣使求和，提出求婚，答应割让疏勒等5国作为娶唐朝公主的聘礼。唐太宗当然不答应。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军一鼓作气从突厥兵手中夺回龟兹，疏勒、于阗等地的突厥军队全都望风而降，天山以南失地尽为唐朝收复。唐太宗命都护郭孝恪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往龟兹，恢复两汉以来的旧制；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危兹、焉营、疏勒、于围四镇，统归安西都护府辖制。“镇”即军镇，是唐朝派驻西域的军事机构。公元675年（上元二年），才又成立疏勒都督府。

　　都督府是唐朝派驻西域的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为都督，由唐朝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府下设司马与参将，前者协助都督理政，后者主办汉文文书。各州首脑为刺史，也由本地少数民族贵族兼任；刺史之下，也分设州司马与州参将。都督和刺史都可以享受世袭待遇。都督府的主要职责是代唐中央政府在当地实施行政治理，处置各种民、刑案件，收取租赋和过往商税，用以维持地方和驻军所需，并协助唐朝军队从事征战、保卫边疆。　　

　　疏勒都督府辖境，西达葱岭（在今塔什库尔干），东北至今阿克苏，东南至今皮山一带，是当年安西四镇中辖地最广、领州最多的一方重镇。

　　疏勒都督府在唐朝西陲的军事战略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实属举足轻重。因此，在疏勒除有疏勒镇所辖的常规性地方部队外，还有安西都护府直接控制的疏勒军，常备兵力最盛时达万人以上，兵员大半来自内地，不足部分由西域各地少数民族士兵补充。

　　除正规军政组织外，疏勒王担任大都督，直接领导一支由本地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地方军队，长官称“藩落大使”，接受安西都护府的调遣，主要责任是维护地方治安。

　　为维持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军需衣食，除在当地居民中征收租赋并加一部分国家拨款外，驻军本身也实行屯垦自助。当时驻疏勒的军队垦田达7屯。每屯以50顷计，这个数字也很可观。在屯垦的同时，驻军也畜牧牛羊并从事其他一些副业。当地方供应和屯田仍不足以供应的情况下，唐朝又规定疏勒与其他三镇可自行征收丝绸之路上各国客商的货物过境出入税，以资军需补给和地方开支。

　　设立安西四镇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西域局势为之骤变。

　　公元650年（永徽元年），唐高宗继位。吐蕃贵族公然叛唐，攻陷了安西四镇，西突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也发动大规模叛乱，自称“可汗”，与吐蕃争锋，整个西域陷入一片混战之中。

　　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被平定后，唐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其残部由思结阙俟斤都曼带领，窜往天山以南，胁迫疏勒王联兵攻破于阗，企图勾结吐蕃共同对抗唐军，但都几个月后被唐军击溃擒获。

　　公元662年（龙朔二年），西突厥又窜至疏勒一带作乱。三年后，疏勒王在西突厥与吐藩大军的压力下被迫联兵进攻于阗，致使吐蕃势力大增。疏勒军民始终不甘受叛唐之名，随时伺机摆脱突厥和吐蕃的控制。唐朝为了夺回安西重镇疏勒，也派鸿胪卿萧嗣业发兵征讨，援救疏勒。西突厥感到害怕，带上疏勒使者入朝请罪，表示愿意归降。

　　公元675年（上元二年），唐朝恢复了安西四镇，同时正式设立疏勒都督府。不料，疏勒随后又被吐蕃大军攻占。

　　公元684年（武后文明元年），武则天登基，决心再振唐威，对西域恢复控制。她派唐军击败吐蕃，力排众议，恢复了安西四镇。

　　公元703年（长安三年）冬天，突骑施部首领娑葛自立为“可汗”，发动大规模叛乱。唐朝发重兵征讨。娑葛立即出兵2万企图先发制人，以5千骑兵部队抢攻疏勒。　　

　　安西都护郭元振正驻扎在疏勒，深知疏勒为安西四镇中的咽喉要害之地。他集中所带不多的士兵，与疏勒镇的屯兵一同驻扎在赤水河口的要津之地，使敌人一时无法突破。到了第二年夏天，唐军大规模反攻，娑葛请降，疏勒转危为安。

　　此后，疏勒的一切活动走上了正规，开始为唐朝的边陲大业发挥出重大作用。

　　因不敢再正面强攻安西四镇，吐蕃大军迂回到喀喇昆仑山以南，企图先攻占小勃律，再进犯安西都护府。疏勒军副使张思礼率领疏勒镇与各族士兵共4千余人奉命迎战。在疏勒会集之后，他们日夜兼程，抵达小勃律境，与前来接应的小勃律军队夹攻吐蕃军。吐蕃军大败溃逃，被杀被俘达上万人。

　　由疏勒军为主力参战的这一重大战役，顿时解除了吐蕃对四镇的军事威胁，至少在此后的15年间，有力地保障了朝廷和中南亚各国的交通。疏勒军旗开得胜，疏勒都督府威名大振，安西上下无不为之欢呼!

　　后来，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内战不休，无暇西顾。吐蕃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攻势。唐朝命令安西、北庭二大都护府全线撤回内地。但驻守西域的唐朝各族军民不甘心投降退让，违旨继续抗战多年。吐蕃铁骑步步紧逼，公元790年攻陷了苦战到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西域至此完全丧失。

　　公元789年（唐德宗贞元五年），中原僧人悟空（原名车奉朝，为唐朝官员，护送罽宾使者时在那里出家），在返国途中经过疏勒镇时，见到疏勒王等仍然在原地率领全体军民，在吐蕃大军的苦逼围困下，不辞艰险奋力镇守。这就是一心向汉的疏勒，值得尊敬的疏勒。

　　西域的疏勒国一带，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相传，疏勒国有一个王子，长得英姿挺拔，精通文武，骑射过人，疏勒王十分疼爱他。

　　一天，王子到山中打猎，为了追一只狐狸，马跑得太快，被胡杨绊倒。王子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已经是漆黑的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头躺在一位貌美的牧羊女子腿上，摔断的腿上已经被敷了草药，被包扎好，不那么疼了；旁边燃着一堆篝火，烤得马铃薯发出诱人的香味。

　　王子明白，是这个姑娘救了自己。两个人由陌生到熟悉，产生了情愫。

　　此后，王子便经常借故去打猎相见牧羊女。他发现牧羊女不但善良美丽，而且聪慧过人，她的歌声总能吸引来许多的小动物翩翩起舞。虽然不会写字，牧羊女却很快跟王子学会了口头即兴创作歌曲和小诗，他们在一起创作了一曲曲美丽动人的情歌和诗词来表达彼此的深情厚谊。他们唱到：　　

　　阿依答，为神而生的我的天空
　　明若月湾的微笑
　　灿若星河的双眸
　　尾随你的洁白羔羊
　　蓝天里的小鸟和远处的湖畔
　　都是恩赐你美丽的守护神
　　他们都在为我而歌唱吧
　　歌唱我拥有这样一处宁静和爱的天空
　　歌唱我如此战栗的愉快的幸福的灵魂

　　疏勒国王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原想以王子的婚姻作为当时众多国家之间势力抗衡和联盟的筹码，因此极力反对、阻挠这段没有政治背景的婚姻。

　　国王也了解自己的儿子的痴情和执着，于是暗自实施了一场苦肉计，说服牧羊女为了王子的前程而放弃王子。牧羊女含泪写下了一封绝情的书信后，狠心的国王为了绝后患，将牧羊女囚困在疏勒国后山无人能走出来的千年迷谷里，打算将她活活饿死，让王子再也找不到她。

　　牧羊女在山谷中，因思念、担忧王子，悲叹自己的爱情，整日伤心流泪。

　　聪明的王子看到绝情的书信，心中十分明白，他决定放弃眼前肮脏的一切荣华富贵，依靠心腹逃出王宫，只身来到山谷中寻找自己心爱的人，他深情地呼唤着牧羊女的名字，寻遍了山谷的各个分支，为了避免走迷路，王子在走过的地方撒下了红柳的种子和胡杨的种子。牧羊女感应到王子在山谷之中寻找她，便祈求上天让她的眼泪变成一条小溪，让她的脚印变成一个大大的记号来指引王子，让王子在山谷里不会迷路。

　　另一边，王子已经把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光了，找了七天七夜，还是没找到心上人。吃着野草，喝着牧羊女眼泪汇成的山泉，王子在山谷中继续找寻，但由于峡谷分支众多，路线迷幻，王子始终找不到牧羊女。想到心爱的人已经在这野兽出没、没有粮食的山谷里待了数日，凶多吉少，绝望的王子对着山谷倾尽最后的全身力量，呼喊牧羊女的名字。他的深情呼唤终于打动了山神，声音震撼山谷，山体瞬时裂开一道峡谷。王子欣喜若狂地穿过峡谷，但因为体力不支，还是昏倒在一条瀑布旁。

　　牧羊女已经听见了王子的呼唤，却没有力气回应。她哭得更厉害了，泪如泉涌，眼泪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溪流，顺着山谷流到王子跟前。咸咸的眼泪流过了王子的身旁，王子感觉到了牧羊女的眼泪，他知道牧羊女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可是已经没有气力行走。他拼着最后一口气，顺着溪流爬向牧羊女，当王子终于见到心爱的牧羊女时，看见的却是一具凄凉的骷髅，王子含着泪用最后一点气力深情地和牧羊女吻在一起，骷髅竟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天神为了纪念这对情侣，巧妙地设计了峡谷口，那峡口就变成了一位鼻梁挺直的男子和一位大眼含笑美女深情地吻在一起的样子。

　　据说，由于溪水的浇灌，王子当初撒下的胡杨种子和红柳种子长出了一片茂密的胡杨林和红柳，溪水与胡杨林还有红柳便永久地生存在这个山谷里，伴随着王子和牧羊女永远的连在一起的心成为一道奇观——峡谷胡杨。山谷里许多受过牧羊女相救的小动物在他们死去的那一刻也变成了化石，甘愿陪伴王子和牧羊女永留在这孤寂的山谷里。

　　当地人说，来过这里的人，不可以亵渎山神，否则都会受到惩罚。所有虔诚祈祷的人，回去都会变得更加痴情，对自己的伴侣更加爱惜、珍重。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西域疏勒国正式归属中原王朝。

　　约公元74年（永平十七年），班超派人劫持龟兹所立的疏勒王，另立之前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忠做新国王。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匈奴围攻金满城。汉将耿恭带部下移师疏勒城。班超则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拒守架橐城，抵御焉耆、龟兹、姑墨大军。

　　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一万多疏勒等诸国士兵进攻唯龟兹马首是瞻的的姑墨，将其平定，孤立了龟兹。

　　公元323年前后（约东晋明帝太宁元年），疏勒国被龟兹兼并，疏勒王降格改称为“贵人”，成为傀儡。　　

　　公元420年左右，疏勒“贵人”起兵杀死龟兹派遣的监军，重新恢复了原有地位。

　　公元675年（上元二年），疏勒都督府成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7: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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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古国车师，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地方。它位于天门山脚下，据守车师古道。

　　那曾经是一个关系到西域交通顺畅与否的国度，是一个因位置重要而屡遭战乱的国度，也是一个至今仍吸引着人们关注目光的国度。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这是唐朝一首有关交河故城的诗。诗人面对唐代交河城，回望西汉时的战火狼烟，看到黄昏到来时交河旁饮马的士兵还带着做饭和报警两用的行军锅（刁斗），仿佛又见细君公主冒着风沙走在与乌孙和亲的路上，琵琶声中尽是悲怆哀怨……从中，不难看到汉唐两代交河城的困顿局面。战争使交河城生出了些许凄凉的成分。

　　交河故城，当地人称“雅尔和图”，意为“崖儿城”。位于吐鲁番市西郊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村的两河床之中。因为两条河水绕城在城南交汇，故名交河。《汉书•西域传》中说：“车师前国，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称交河。”这说明交河故城就是战国时期一个被称为车师的民族的“国都”。交河是车师前国国王的治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车帅前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

　　交河故城是车师人开建的，建筑年代距今约2000～2300年。故城由庙宇、官署、塔群、民居和作坊等建筑组成。这座古城几乎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最高建筑物有三层楼那么高。由于干旱少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依然保存着。

　　整个交河故城形同一只朝向东南行驶的大船，又像一片随风飘落的柳叶。城中有一面积5000平方米的大寺院，在它的东面和南面是居民区和官署区，西面和北面为小寺院和墓葬区。城中多数建筑是在原生土中掏土成墙、成室，街巷也都是这样挖出来的。城内有大大小小的寺院50多个，可见当时佛教极为盛行。已查出的古井有300多口，井深一般为40米。作为防御性的小城，所有建筑沿街都不开设门窗，只有绕进小巷，才能进入房屋。

　　交河故城是一个奇妙的、向下发展的城市。整座城市都是从高耸的生土台地表面向下挖出来的，最深的有现在的三层楼高。这种建筑方式被称为“减地留墙”，中国国内仅此一家，国际上也罕见其例。交河故城气势恢宏，凌峻险绝。它是迄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且保存最完整的生土建筑城市。正因为此，自十九世纪以来，它的神秘传奇，吸引大批国内外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至沓来此地探险寻宝和考古揭秘。　　13世纪后期，交河城屡受战乱祸害，破坏严重，到明朝永乐年间时，交河故城已完全废弃。交河故城是中国最热的地方，最高气温达49℃；也是中国最干燥的地方之一，年降水量不足四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三千毫米。这里绝不是人类宜居之处，可正是这干燥、恶劣的环境，却让一座1300年前的古城保存了下来。

　　与所有古城不同的是，交河故城有三奇。一奇是它仅有两个城门：南门和东门。南门为主门，已有建筑已荡然不存，只剩一个巨大的豁口；东门，被河道长期下切阻断在悬崖上而名存实亡。二奇是交河故城三面临崖，天险自成，没有古城常有的城墙。三奇是城内屋宇殿阁，均是平地下挖而成，几乎不用木料。

　　南门是一条南北走向、长300多米的主干中轴大道。大道随自然地势从南至北仰升，把全城分割为三个区域：民居、寺院和贵族区。大道西侧的建筑墙矮室小，为密集的民居（间有小型寺庙）；东面建筑高大，是贵族区和军队驻地；主干大道端头处是一庞大的佛教寺院，这就是著名的交河大寺院。

　　保存完好的交河大寺院，其主体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寺院佛殿中央方形塔柱上有28个佛龛，龛内佛塑虽多被盗，但仍残存一些佛像泥塑。大寺两厢是众多僧房，左前方是一座10米高的佛寺鼓楼。登上鼓楼高台，全城面貌尽收眼底。古城东南角，还有一处巨大的下沉式建筑，结构复杂，建筑工艺精细，通道门栅甚多，且与城内东西南北干道巧妙相通。

　　交河故城的建筑特点不仅是下挖院落掏洞为室，城内所有的街巷通道也没有窗户，民居庭院均由土墙包围，若干户形成一个坊曲，穿街走巷，再拐入坊曲，才能找到民居住户的院门。

　　这种建筑布局足以说明，交河故城在唐代曾经进行过一次有规划的重修改建，而唐代以前旧城痕迹则早已面目全非了。从城市布局来看，它一方面受到了中原传统城市建筑规制的影响，又独具地方特征。以街巷为骨架的交通网络、城门及其他建筑，在营建时，无不把军事防御作为其建筑时的指导思想，整座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反映出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激烈的民族和社会矛盾。

　　在冷兵器时代，河水可以说是军事防守的天然屏障，扎在河心洲上的车师国，把自己牢牢地定位在防守的位置上。可惜，即使占据了有利地形，交河仍阻隔不住一次次的战火纷飞。

　　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吐鲁番盆地的门户。通达焉耆的“银山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米萨尔地区的“金岭道”在此交汇，这是块人人要争夺的宝地。中原王朝与匈奴在城下多次交锋，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破车师，到公元前60年间，西汉就与匈奴“五争车师”，战争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　　

　　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

　　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从来都是危险而悲哀的。身处汉朝与匈奴之间，是车师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着“反复小人”的可耻形象。仅在西汉，它就曾数度归汉又背汉。公元74年，窦固率兵进击车师，大破匈奴，车师国重新依附了东汉王朝。不料，第二年匈奴又以两万骑兵大举进攻车师，无奈的车师人再次背汉，反而与匈奴组成联军攻击汉军，致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年，东汉再派七千余人进击车师，在交河城的战斗中大败匈奴，车师又再次依附了汉朝。

　　三年之内的这三场大战，历史津津有味地记载着汉朝与匈奴的强弱对比、战争得失，鄙薄着车师人的朝秦暮楚，却一笔也没有提到真正火线上的车师人的呻吟。反倒是七百年后的唐朝诗人看到了交河人脸上纵横的泪水。

　　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车师处在北道的开端。每当汉使经过时，它就要承担服务的义务，派人挑着清水和食物迎来送往。汉使前后相连，接踵而至，一年之内有十多支汉朝使团经过，因此车师国不胜其烦。国内粮食也是勉强维持，又要解决这么多的汉朝使团的粮食，车师国感到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

　　细君和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嫁到乌孙去之后，汉朝的使者更加频繁，麻烦也随之增多，压得车师国喘不上气来。

　　当时，匈奴人距西域较近，所以在西域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匈奴的使者拿着单于的一封信，就可以到西域各国中吃住不愁。

　　匈奴人也看出西域各国对汉使的不满，就派出使者前去挑唆，说要替他们撑腰。车师人也实在是忍无可忍，觉得反正汉朝离西域这么远，就是把这些无赖的使者教训一顿，也不见得会吃亏。因此，车师人开始对汉使不客气起来，不供应汉使饮食，而且多次派兵阻拦汉使前进的道路，杀害敢于反抗的汉使，抢劫汉朝使者的财物。

　　匈奴人也趁火打劫。车师得到了匈奴的贿赂，当了匈奴人的眼线，汉朝使者的行踪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常被匈奴人的骑兵劫杀。

　　由于车师的抵制和匈奴人的侵扰，汉朝使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汉武帝心中甚是恼怒。　　

　　后来，受到攻击和抢劫之苦的汉使王恢狼狈地返回长安求见汉武帝，王恢向汉武帝反映了情况，并说：“西域各国虽然设有军事防卫用的城镇，但各国家兵力弱小，很容易被击破。”其他的汉使们也争相议论西域各国对汉使的危害。

　　汉武帝权衡利害，认为通西域的道路对于汉朝来说很重要，如果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断绝，那么，与乌孙的和亲关系就会失去作用。因此，汉武帝下定决心，维护通往西域的道路，以武力解决西域道路上的障碍。

　　汉武帝第一个拟定好的打击对象就是在西域道路上兴风作浪的匈奴人。匈奴人仗着他们行动迅速，而且比汉朝更靠近西域的优势，有恃无恐地在西域胡作非为，鼓励那些小国共同对付汉朝的使团，杀掠商人队伍。

　　为了保证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无阻和远扬军威，公元108年（元封三年十二月），汉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率兵出征。

　　赵破奴率领骑兵和各郡征调的军队一共几万人进击。匈奴人听说之后，心中无不惊恐——他们还没能从前几次大失败中恢复过来——早早就把兵撤走了。

　　赵破奴领着手下沿着商路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西域附近，匈奴人却早早就撤走了，心中很是不甘心。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撤兵，匈奴人又会卷土重来。因此，赵破奴就在西域附近活动了一年多时间，想借机会解决车师这个小国。

　　王恢原先是汉朝的使者，被车师国劫掠过，心中怨恨这个小国不识时务。这一次汉武帝令他随赵破奴出征，他自告奋勇地做了西征军的向导和先锋。由于匈奴人避免和汉军交战，赵破奴也担心这一次会劳而无功。王恢就给他献了一计，赵破奴听了连连点头。

　　第二天，赵破奴假装下令要班师回朝，汉军做出了要东归的迹象。正在为此事紧张得发抖的车师国国王这才放下心，放松了对汉军的戒备。

　　汉军磨磨蹭蹭向东走了一段，天色暗下来，就地安营扎寨。赵破奴和装束整齐的700名精壮轻骑兵却悄悄地又向西急驰，消失在黑夜之中，随之，汉军营地也偃旗息鼓，向西方进发。

　　在王恢的带领下，赵破奴和七百壮士驱马疾驰，走了一条捷径，清晨时分先赶到了也劫杀过汉朝使者的楼兰国王城，冲进城内，活捉了楼兰王。汉军主力也连夜赶来接应，两军合在一处控制了楼兰国的局势。汉军在楼兰国休整补充粮食和马匹，下一个目标就是北道上的车师国。

　　车师国王听说汉军中途返回攻破楼兰国，生擒了楼兰王，心中惊恐万状，马上派人去匈奴求救兵。但匈奴人也害怕与汉军直接冲突，没有答应车师国的请求。　　

　　赵破奴和王恢商议，认为对车师国再采取奇兵突袭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了，因为车师国一定有了准备。但车师国一贯与汉使作对，不给予它一个教训，不足以警诫其他的西域小国。他们决定这个仗一定要打。

　　汉军经过休整，军容整齐，粮草充足，而且上次楼兰国一战，只有700人参与了战斗，并没有动用汉军的大部人马。这些大部人马一直在养精蓄锐，具有较强的攻击力，王恢和赵破奴决定采用大军合围攻击的办法对付车师国，以求速战速决，免得陷入被匈奴人和车师人内外夹击的境地，况且长途远征，粮草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只有速战速决，才能避免无谓的损失。

　　车师是个小国，汉朝几万大军将车师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次次发动攻击，车师城的守兵顽强抵抗，但他们看到汉军发动连续不断的攻击，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汉军的士兵终于攻破了车师国的城防，车师王一看大势不好，不甘与楼兰国王一样为汉军囚虏，马上召集心腹卫士杀开一条血路，向北落荒而逃。汉朝大军又攻破了车师国，取得了西征的第二次胜利。被击破的车师人迁至今吐鲁番盆地，投靠了匈奴，分布于博格多山南北。

　　车师北徙之后，占据了天山沟通南北的要道，对匈奴控制西域十分重要。汉昭帝时，楼兰又彻底臣服汉朝后，车师对匈奴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车师的位置决定了它是西汉联络乌孙、打击匈奴的必经之路，因此，汉匈在车师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

　　武帝分别在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和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两次在进攻匈奴的同时进攻车师，终于在征和四年占领车师。但是，汉军并未派军驻守。汉军退走后，车师之地重新被匈奴占领。宣帝时，汉军又大举进攻匈奴，驻扎在车师的匈奴军队闻风撤走。于是，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车师被汉朝占领。此举惹怒了匈奴，要车师王派太子军宿到匈奴作人质。军宿逃到了焉耆，在匈奴的控制下，车师王立乌贵为太子。后来，乌贵继位为王，采取亲匈奴的立场，汉朝再次失去对车师的控制。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再次发起对车师的进攻，车师王乌贵降汉，不久又逃往乌孙。于是，西汉派兵驻守车师王城交河城，在那里屯田。不久，驻军与屯田士卒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离都护住地很近的尉犁，并立前太子军宿为王，而匈奴也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　　

　　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和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西汉两次在进攻匈奴的同时进攻车师，终于在征和四年占领车师。

　　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在匈奴的控制下，车师王立乌贵为太子。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进攻车师，车师王乌贵降汉后逃往乌孙。西汉派兵驻守交河城，不久被匈奴逼退，西汉将车师国民迁至尉犁，立前太子军宿为王，匈奴立乌贵之弟兜莫为王，将车师的遗民东迁。从此，车师国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车师后国后来又分裂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

　　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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