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录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3:19

风云变幻显工夫
                                    ——几则历史关头的验案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旧中国，内外反动势力几欲取消中医，均未得逞。考其原因，首先是中医固有的传统优势受到国人拥戴
，民心所向；其次是中医同仁的奋力抗争，力挽狂澜。耐人寻味的是，在几次意欲取消中医的历史关头，都有名医用中医辨证治愈某些头面人
物（或其家属）重病的验案，以生动的实例证明了中医的卓越疗效，产生重要影响，以致影响到决策当局的态度，使中医得以保留下来，这些
名医功不可没，在风云变幻之际，尽显中医雄姿。

   陆仲安治愈胡适重病。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提倡新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是上世纪初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据载，
1920年11月，胡适因糖尿病、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被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及家人遑急万状。友人建议请中医一治
，胡适曰：“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盖“赛先生”为“五四”时期流行语，意谓“科学”。友人曰：“西医已下定论，与其
坐以待毙，何不试之？”胡适无奈，勉强从之，遂请名医陆仲安治之。陆乃京城名医，善用黄芪，有“陆黄芪”之称。陆为胡适诊毕，说：“
此事易耳，饮我此药若不愈，唯我是问。”药方中黄芪有时用至300克，党参180克。胡适服药后即见转机，逐渐而至痊愈，遂又到协和医院经
多位专家会诊，结论是痊愈。胡适后来又活了40余年。此事使他十分尴尬，一方面他反对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另一方面中医却治好了他的
重病，事实给了这位事事研究考证的胡博士一记响亮的耳光。后来在反对当局取消中医的“3.12”浪潮中成为风云人物的沪上名医陈存仁对此
十分关注，认为陆氏治愈胡适是中医一大成绩，若有文字可证，价值更大了。其实，胡适在1921年就把此事形诸文字了。他在大翻译家林纾为
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提了长跋，详细讲了此事，摘录如下：“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
病，或说是肾脏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先生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
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可以看出，胡适先生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价值有所领悟。

      施今墨治愈汪精卫岳母。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反对中医，汪精卫为其铁杆分子，提出取消中医议案，举国大哗，中医同仁团结一致
，奋力抗争。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泄泻不止，遍请西医，未见寸功，行将不起。有人建议汪精卫请名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只好同
意试试。施氏凭脉辨证，每言必中，汪氏岳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
众人皆疑。孰料仅服数剂，病竟痊愈。老太太要送匾以示谢忱，施今墨说：“不要送匾了，你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至此，汪精卫总算
受到教育，并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后来汪精卫病重之际，也曾请中医治疗。

      马二琴一案保中医。“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意欲取消东北的中医，自1933年起停止了每年的中医考试，妄图使中医自消自灭。
到1940年，“汉医不发新许可证，八载于兹矣。……现在汉医之年已平均花甲，青黄不接，实属可惧”（《滨江省汉医学月刊》马二琴文）。
八年不发新许可，现有中医平均60岁，可见情势何等严重。但是中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连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东北地
区“仍多行其古来传统的医术之汉医”。为了切实考察中医的疗效，伪民生部派官员到沈阳物色一位名医，拟聘至伪首都长春临诊，以便随时
观察疗效。几经推荐，沈阳名医马二琴被选中，于1940年7月到达长春，在萃华医院任汉医科医长，该院其他科的医长均由日本医学博士担任。
马氏到长春不久，适遇一外科确诊为化脓性阑尾炎患者，日本外科医长主张开刀，且不保吉凶。患者未允，要求中医治疗。马二琴查患者面赤
气粗，腹部坚硬拒按，大便多日未行。诊为热毒炽盛，乃重用双花120克，龙胆草15克，以及蒲公英、地丁、野菊花、乳香、没药、黄柏等药投
治。患者服药后，竟一剂痛减，两剂痛止，三剂已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痊愈。此案所治虽非头面人物，但对日本人震动很大，承认中医确有
疗效，遂于次年恢复了中医考试，并聘马二琴为汉医考试委员。东北的中医得以保存下来，马二琴可谓功垂史册。

      以上几则验案都发生在中医遭遇困境的非常历史关头，三位名医各以其精湛的医术力挽狂澜，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疗效，为中医争得了
荣誉，在中医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值得后人纪念。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3:47

“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
                                       ——“三一七”抗争活动片段

   标题这句话“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读者恐怕想不到它是出自蒋介石之口，时值“三一七”抗议取消中医活动之际。1929年暴发的
这场活动是中医史上的光辉一页，今天回顾一下“三一七”抗争活动，尤其是各色政要当年对待中医的态度颇有意味，令人感慨。

   1929年2月，西医余云岫等人借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之机，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废止旧医案”，妄图逐步取消中医。消息传出，民众愤怨
，中医奋争，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争活动。其实当时反对中医的只是汪精卫、褚民谊（国民党中央委员）、余云岫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人
包括当时的政要人物甚至蒋介石都是支持中医的。

   根据记载，“废止旧医案”一经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接着，上海等地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
、国货维持会、全国商界联合会等基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一致拥护中医中药，反对废止中医，声势为之大振。在此情形下，沪上名医陈存
仁、张赞臣、谢利恒、丁仲英、夏应堂、陆仲安等一起商议应对之策，议定举行全国中医代表大会。3月17日，计有15省、4市、243个县的281
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上海市中医药人员罢工一天。会上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公推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
、蒋文芳、陈存仁5人为代表赴宁请愿。

   3月22日清晨，请愿团抵达南京，首先造访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对卫生部倒暂时搁置不理。先行谒见的是行政院院长谭延铠
，代表们尚未开口，谭延铠便说道：“中医绝对不能废，我做一天的行政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时他还伸出手腕，要团长谢
利恒为他诊脉治病。诊毕，由谢口述药味，陈存仁执笔记录，次日各报都将这张处方刊登出来。接着，请愿团求见监查院院长于右任，于老说
得更轻松：“中医另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理和尚一样。”他是最赞成中医的，他还说：
“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生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
，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的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
？”下午，请愿团有造访另一政要、后来的国民党主席林森，他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
民都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林氏说罢之后，也请代表为他诊脉处方。请愿团
接着又赴考试院，见到院长戴季陶，戴氏说：“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在立法院，由法
制委员主任焦易唐接见，焦易唐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专行的。”

   3月23日，请愿团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接见，他说：“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的，这是西医
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时值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会上，中央大员请薛笃弼部长从速
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取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下午四点，蒋介石接见请愿团，此前他得知中医抗争之事，曾说了一句话：“谁
主张要废除中医？”已见其意。接见只有5分钟，蒋与5位代表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医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
。”后来又说：“我小时侯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临分手时，他吩咐秘书将他对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

   以上可以看出，中央大员都是支持中医的，就连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并不反对中医。原来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
一个卫生部长的职位给他推荐，冯氏就推荐了自己的心腹薛笃弼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执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却闹出这见案
子来，冯玉祥已经打电报给他，措辞严厉，责备薛氏，令其很为难。由于请愿团先先到各部造访，就是不到卫生部，决意让他难堪，使他十分
尴尬。无奈，薛笃弼竟派了一名科长找上门去，告诉请愿团，说薛部长昨天在部内等了你们一天，不见你们来，极为失望，今天上午召开三中
大会，各方面对薛部长的指责很多，薛部长本来对中医并无歧见，希望你们急速到卫生部呈递请愿书，以便他对此事有所表示，减轻舆论压力
。说白了，这等于是走后门让请愿团无论如何去卫生部一趟，好让他有机会表白一下，24日下午6点，请愿团应邀出席卫生部之宴，薛笃弼说：
“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允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的两位为
卫生部的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有联络，消除隔阂。”后来，他确实聘请谢利恒、陈存仁为卫生部顾问。至此，从蒋介石到各色政要大都
亮相表态，尽管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其中不无反动人物，但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却是如此的一致。今日重温，确实多了一份
感慨。它充分表明，当时反对中医的只是一小撮，历史已经无情地将汪精卫、余云岫之流钉到了耻辱柱上。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4:28

良相良医心相连

                                       ——周总理与名医的交往

   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中医药事业极为关怀，和许多名老中医都有亲切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

   抗战时期，有“当世医宗”之称的名医张简斋在重庆行医时，周恩来就曾数度登门访晤。抗战胜利后，张简斋返南京。1947年冬，周恩
来从南京撤返延安时，又特地到张氏寓所话别。

   20世纪50年代，秦伯未以周恩来总理喜爱的梅、兰、海棠为题，画扇面相赠，不但得到周总理的称赞，而且还以题词回赠。与周总理交
往较多的名医很多，比如施今墨、蒲辅周、岳美中、赵炳南、高辉远等人。

   周恩来总理有病常请中医治疗，名医蒲辅周、岳美中、赵炳南等都曾为周总理看过病。有一次，周总理患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
后经蒲辅周治疗而愈。周总理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答：“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
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周总理称蒲辅周是“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蒲辅周生病的时候，周总理亲自去探望，或由邓颖超代之探
望。蒲辅周过意不去，周总理说：“你为我们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保健负责，彼此不是一样吗？蒲老，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请你
的学生看就行了，我也转告其他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你，你健康长寿，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

   周总理曾指示蒲辅周的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整理出来，继承下去。高辉远等人几经寒暑，整理出一部经验
手稿交给有关部门。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这部手稿无人过问，竟被扔进废纸堆。高辉远费尽周折才把手稿找回并收藏起来。一次，
周总理又问高辉远，蒲老有没有总结经验的书，高辉远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让他把手稿拿过来，深夜亲自翻阅，批示予以出版。1972年12月
，〈〈蒲辅周医案〉〉终于付梓问世。

   著名皮肤病专家赵炳南先生曾多次为周总理看病，总理总是亲切地问他身体、工作情况。一次，总理患了甲指甲沟炎，叫人带话给赵老
说，赵老年纪大了，派一个徒弟来看一下就行了，并要赵老注意身体。

      施今墨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南北驰名的名医”，也曾为周总理多次看过病，深得周总理的赞赏。1953年4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
施今墨。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你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施老向总理倾吐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
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总理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
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时，
周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后来随着对中医认识的不断变化，他曾对高辉远说过：现在看来，我给中医
研究院的题词，表达还不够完善。如果在“发扬”前面再加上“继承”二字，可能就更全面了。

   施今墨每次为总理诊治疾病，总理总要亲切地询问施老的身体、工作情况，就中医中药的事情进行切磋。十年动乱中，施今墨被污蔑为
“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批斗，工资扣发，被赶出家门，堆积在两间屋子里的医案被毁于一旦。施今墨积郁染病在床，生活到了难以维持的
地步。女儿拍了一封电报给周总理，如实禀告家中发生的变故。周总理读了电报，心情异常沉重，让邓颖超亲自前去过问。派人把施氏全家搬
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幢高楼上保护起来，并安排解决生活费、医疗费等问题。施今墨十分感动，含泪对家人说：“多好的总理啊！每天有多
少国家大事，我们还要分他的心，不应该，不应该啊！”施老自搬到这幢楼下就再也没有下过楼。1969年春，施今墨自知不久于人世，口述了
一份改革中医的建议书，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并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手写了四句话：“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
，生死有余光。”充分表达了对总理的深情厚意。周总理对施今墨的医案整理出版十分关心，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印行。

   孔伯华（1884—1955），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正宗的孔门后裔。善治温热病，以善用石膏闻名，有“孔石膏”之称。20世纪50年代，孔
伯华生病，他是个体开业，又没有积蓄，久不应诊，难免坐吃山空。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人探望，并带去500元现款，要孔伯华安心养病。再
三询问还有什么困难，愿不愿意住院？孔老的学生说，孔老的病很需要野山参。三天后，周总理派人送来两斤野山参。孔伯华望着总理送来的
人参，泪水潸然，说到：“知我者，总理也！”经用野山参调治，病情好转，终于完成他的著作《时斋医话》。

   1955年11月23日孔老病逝，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吊唁，慰问孔老的家属，他说：“我了解孔老先生的为人，他一生不爱钱，自然也不
会有钱留下来，你们这一大家子还要生活嘛。”接着，周总理对孔伯华的一家人做了妥善安排，然后才离开孔家。

   1962年，骨科名医杜自明病逝，周总理深感惋惜，也亲自到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

   1962年初，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患左肾结石，肾功能丧失。西方专家建议将丧失功能的肾脏切除，苏加诺不同意，提出请中国的中医
治疗。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吴阶平为组长，方圻、岳美中等中西医专家组成的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疗。出访前，医疗组参加了周总理
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上，周总理问岳美中：“中医对治肾结石有些把握吧？”岳美中回答：“有些方法，但对每个人的疗效不一样。”医疗
组到印尼后，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中西医共同观察”的方式，由岳美中采用六一散配合金钱草、海金沙、冬葵子为主，间或辅以补肾
之大生地、川杜仲、川牛膝等，金钱草最大剂量达到210克，服药91剂后，复查左肾结石消失，肾功能基本恢复。苏加诺说：“这是社会主义中
国中医学的奇迹”，“这说明，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

   1968年5月，岳美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抄走书物，住在西苑医院里紧挨厕所的一间平房里，以古稀带病之身，一边作检
查，接受批判，一边做喂羊、喂兔、清扫厕所的劳动。1969年9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岳美中已经睡下，两位陌生人敲开房门对岳老说：
有一项任务，请你去一下。当时无衣可换，岳美中就穿着劳动服装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已经在那里坐等。当周总理站起来同岳美中握手
时，由于事出突然，岳美中竟好久说不出话来。周总理让岳美中坐到身边，关切地问：岳老，身体怎么样？岳美中平静下来后回答说：总理，
我身体还好。周总理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病重，如果身体可以，想请你去一下，坐飞机还行吗？岳美中说：总理放心，我还行。之后，向医
院要了几件外出的衣服，连夜同吴阶平等一起飞赴泰国。从越南回来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岳美中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时间才回了医
院，不久就恢复了工作。

   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岳美中参加了总理的治疗工作。以后的几年中，周总理一面接受治疗，一面从事繁重的工作，还
承受着江青等人的干扰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关心着岳美中等老中医。在“批儒”，“批周公”闹得最凶的时候，邓颖超曾经两
次打电话给中医研究院有关领导，询问岳美中和蒲辅周、王文鼎等人的情况，要求照顾好这些老中医。1975年12月下旬，岳美中最后一次为周
总理会诊。会诊后，岳美中汇报：总理的病，主要是长期重病和劳累，体内已正气不支。周总理听后，微微点头，对邓颖超说：岳老讲的，一
语破的。看完病，岳美中刚走出病房，工作人员追出来说：总理嘱咐，岳老有糖尿病，不要留他吃饭了，抓紧时间让他回去休息。岳美中后来
回忆时说，当时离周总理去世只有十多天，病情已见危重，但他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平静得如讨论一件日常国事，而对别人的关心仍然是那么细
致入微。1976年1月9日早晨，岳美中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这位76岁的老人始则惊愣无语，既而跌坐床上失声痛哭，久久不能自己
。

   蒲辅周每次去总理那儿看病，弟子高辉远都要跟去。后来总理为照顾蒲老年高体弱，就叫高辉远单独去看病，直到总理逝世。1971年，
周总理首次病重住进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很多人推荐名医给周总理，他都谢绝了，说：“高辉远大夫跟我时间长，对我了解，我要高大夫吧。
”高辉远这年被借调进三0五院，后来又正试调入该院，担任中央首长保健工作。除周总理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李富春、叶剑英
等领导人，都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周总理病逝前，有两年多的时间，高辉远基本上未离其左右。周总理输血，起初心里有些紧张，后叫来高大
夫陪在身旁说话，就不紧张了。此后每次输血，总理都要高大夫坐在身边。有一次，高辉远因病没有如约去周总理那儿，总理得知后马上派人
代他去探望高辉远，他说：“我们有病，他来看。现在他有病，我们也要去看他。”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9 20:55:04

“难得之高士也”
                                                      ——毛泽东与名医的交往

中医、京剧和国画是中国的三大国粹，这一点尽人皆知，伟人毛泽东却自有另一番见解。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有一次与几位同志打麻将，他即兴谈到：“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此说不无戏说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药的情结。同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同样指出：“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就是一项。”1954年6月，毛泽东果决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如蒲辅周，冉雪峰，岳美中等群贤毕至，并于同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毛泽东对中药的关注决非偶然，有一件小事可以为证。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点名让粟裕将军参与指挥这场大战，粟裕告病不想去，他说：“主席，你是了解我的，从长征到北上我都没有怕过。但现在腰酸背疼，肚子疼起来昏迷不醒，怕延误战机。我有病，你是清楚的。”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你的病我了解，我把药都给你准备好了。”随手拿出几盒龟龄集交给粟裕。结果，淮海战役打完，几盒龟龄集吃完，粟裕的病也好了。此事足以表明毛泽东对中医药早有很深的了解，来自于他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他曾经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一谈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概括，这些多与中医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石成为“中药”。中国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终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由于有了中医药的防病、治病、养生和保健，才使得人民身体健康，繁衍生息，这都是中医药的功劳啊！1942年，时任延安抗大医务主任的名医瞿缦云恰逢60寿辰，毛泽东欣然为之题词“老当益壮”相赠。

  在一次谈到鲁迅先生时，毛泽东说，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正是从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地域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

  他还说，中国人口这么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各地人民的体质，都有差别，不能以偏概全，而中医正是重视这种差别，才派生出各种学派、各家学说。而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百家争鸣，才汇成了中医这个整体的渊源巨流，这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有借鉴之处。所以我说，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中医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床看病，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20世纪的很多领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中医的支持。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在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8年10月更是做出了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66年，“文革”开始，中医界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医被污蔑为“四旧”，形势严峻。在此危机关头，1967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入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毛泽东又一次支持和保护了中医。

  不仅如此，他还以领袖的魅力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名医刘惠民、章次公、赵炳南等生前都为毛泽东看过病，把过脉，开过方，甚至与之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的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答曰：“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1955年，上海名医章次公调到国家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救治了林老。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将林老案例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了，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相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出了许多疑问，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开会期间，感冒，发烧，咳嗽，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推荐名医刘惠民赴诊。刘惠民辨为外感日久，表未解而里热已盛，用大青龙汤重剂加减，两剂即热退病除，保证了毛泽东出席会议。毛泽东感慨地说：“我30多年没吃中药了，这次感冒总是不好，刘大夫的两剂药就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刘惠民从此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之一。1957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前苏联访问，就带了刘惠民同去，作为随从的医护人员，并介绍他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看病，深受他们好评。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笔是针拔治疗白内障。1974年低，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接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其实施针拔术，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三天后，拿掉敷料，毛泽东能看书了，他对唐由之说：“我又能看书了，真高兴，明年我再请你看另外一只眼睛。”遗憾的是，第二年即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辞世。

流浪医生 · 发表于 2008-5-10 13:39:01

鲜花有道理。中医就是一个辩证法。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10 17:40:32

谢谢斑竹的评价！！！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8-5-12 18:42:37

斑竹有感而发！！！

crhg · 发表于 2008-5-20 12:57:33

古今之名医的义举，皆为我辈之楷模。吾敬之佩之。
传我国粹，宏我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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