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开国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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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上择要列举的毛泽东创立的一些科学理论及观点，难免挂一漏万。其旨在表明，事实上，由于毛泽东的不断开拓与创新，才使他具有独辟蹊径的真知灼见，才使我们党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那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中。他之所以长盛而不衰地弘扬这种精神，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追溯他的思想动因与动力。

首先，毛泽东具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不囿于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束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当他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一直为迫求真理而奋斗终身。正如他自已所说：“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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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坚定的革命责任感。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深受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他“身无半文，心系天下”，发起“新民学会”，立志救国求民。不久。投身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新中国将要诞生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若不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脚，我们就要失败。”以后他又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的著名论断。这些警世之言先不凝聚着毛泽东对国家兴衰和中华民族的一片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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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直到古稀之年，他仍然胸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正是毛泽东深信自己所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宏伟使命和祟高价值，才使他思维不静止、不保守，敢于弃旧图新，别开生面，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果敢的决断力和惊人的创造力，即使他面临重重障碍，甚至在遭到挫折的逆境中未曾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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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的这种开拓与创新精神不只是他个人所独有的，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毛译东作为党的领袖，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无产阶段政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体现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亿万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时代特征。显然，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由于长期历史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以及传统习惯势力和体制弊端的制约，毛泽东的开拓与创新精神难免不曾受到一定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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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毛泽东固然有开拓力、创造力的天赋、智商和灵感。他具有丰富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强烈的好奇心理、深邃的思维能力和独特的钻研精神。毛泽东这些超出常人的条件，是他开拓与创新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开拓与创新精神的精髓所在。归根结底，正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使毛泽东形成了独特的创造力，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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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毛泽东开拓与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渴的智慧源泉。毛泽东从参加革命活动伊始，就十分注重群众的社会实践和调查讲究。他指出：“使党员们注重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批评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靠共产国际决议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错误。他再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历来倡导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正确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从大量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中获取了丰富生动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归纳、演绎、分析和综合，由此发现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才上升到独创性的理性认识。诸如：从首次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论断的提出，从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到被誉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系列思想观点的创立，无不渗透凝聚着毛泽东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的心血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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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被除迷信”，“不搞盲目崇拜”，“不照搬外国经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倡导的一个信条。毛泽东认为：“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活人也好，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历来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他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具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迷信权威，并不是不要权威；反对迷信名人，并不是不要名人；反对迷信外国，并不是反对向外国学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学习外国经验上，毛泽东历来主张采取科学扬弃的辩证方法。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对一度出现的照搬前苏联经验的倾向，毛泽东强调：“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搬的也搬过来了不少。那些搬的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显然，这种反对迷信、独立思考、批判继承、绝不盲从的科学态度，赋予了毛泽东敢于向一切权威和“大人物”挑战的铁骨铮铮的“虎气”和“猴气”，赋予了他强烈的开拓与创新精神，使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创造胆略冲破了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路残的压抑，开创了井岗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天地；拒绝了“铁腕人物”斯大林“划江而治”的指令，指挥百万大军追究寇，一统天下；顶住了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的强权，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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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拓与创新，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主要特征以外，其他诸如：抓主要矛盾、学会“弹钢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个别与一般相结合；一切经过试验，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以及博采众议，善于吸取不同意见等等，都是他不断开拓与创新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纵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矢志不渝奋斗的一生中，在他晚年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之前，实事求是是一以贯之的。这正是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断“破旧立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精髓所在，也是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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