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家风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2:47:01

在家“出家”的小丈夫

　　在汉语中，“国家”这个词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国”与“家”密不可分，国影响家，家也影响国。这一点，在毛泽东一生中，表现最为明显。

　　石三伢子开始上学的那年，二弟已5岁，三弟还没有出生，母亲照样能下田劳动。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还是农家子弟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梦想，让无数学子热血沸腾。但是，1905年，家里、家外出的两个事情，影响了石三伢子的命运。一件事是，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废除了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科举一废，断了成千上万读书人考取功名的路，读书不能直接做官了。在讲究实际的一些农人们看来，读书没有用了。另一件事是，这一年，三弟毛泽覃出生。母亲哺育幼儿，暂时不能下田劳动。家里缺少劳力，22亩田单靠父亲和长工忙不过来，再说，家中还有其他生意需要帮手。既然读书无用，不如回家种地、做生意来得实在。

　　这样，1907年，13岁的石三伢子下了学。他成了一个专职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帮着长工干活。回到家里，喂猪喂牛，清除猪圈和牛栏里的粪便，堆起来作为田地的肥料。此外，还种菜、种树和养鱼。他小小年纪，白天已能做一个全劳力的活儿，晚上则替做米商的父亲记账。有时，他也为父亲在生意方面打打下手，比如赶赶猪，要要账等。从劳动中，石三伢子深深体会到了耕耘的艰苦和收获的快乐，也明白了“脏”与“净”的辩证法：农民们看起来很脏，但思想上最干净；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脏的“干净”人，实际上最脏。

　　转眼，毛家的长子成了14岁的棒小伙子。他高高个儿，细长的身体尽管还不那么粗壮，但全身是劲。他嘴边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青春期已经到来。

　　儿子大了，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开始为毛泽东的终身大事张罗。他们希望长子能成个家，并认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他们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想娶一个年龄大、会过日子的女子做儿媳，让她管住这个倔强得好像不懂事的孩子。此外，二儿子和三儿子都还小，毛家确实缺少劳动力。

　　毛顺生、文七妹替儿子定了一个比他大四岁零两个月的姑娘，并不管儿子是否满意，就把她娶进了家门。这一年是1908年。

　　新娘姓罗，韶山冲附近杨林村人。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五记载，她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乳名叫“秀妹子”。由于她在三姐妹中最大，所以父母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门婚姻与传统农家的许多婚姻一样，是“亲上加亲”。大秀的祖母毛氏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堂兄妹，大秀的父亲与毛泽东的父亲是表兄弟，且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密切，彼此信得过。而且，毛家有子无女，罗家有女无子(5子2女夭折)，正好互补。

　　未满19岁的大秀嫁到毛家时，正当人生的好年龄，丰满的身材透着青春的气息。她受过良好的家教，生性温顺善良，勤劳俭朴，又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公婆都喜欢。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元配夫人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勾划好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

　　毛泽东结了婚，成了一个小丈夫。他闷闷不乐。在举行婚礼时，他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和列祖列宗的神位，拜了父母，并规规矩矩地向舅舅等来宾磕头致谢。但晚上“圆房”时，他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有做。

　　也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在小伙伴们的哄笑中，红着脸，可怜巴巴地与成熟丰满的新娘子站在一起，像木偶一样履行结婚仪式的场景，成了毛泽东痛苦的回忆。

　　28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和罗氏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他还说，从来没有碰过她一个指头。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看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到韶山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但基本上在家住宿。在结婚近两年的时间里，大秀与毛泽东同居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怀过一个孩子。

　　看来，毛泽东确实对这桩婚姻进行了坚决的消极抵抗，尽管有时候他也有青春的冲动。

　　不从父母之命完婚，是不孝的行为，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会有压力。这个14岁的大孩子还没有力量战胜他的父母和强大的习俗，但他坚定地战胜了自己。

　　不喜欢的女人，就不接受，连碰都不碰。这与他单腿向父亲下跪是一脉相承的。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少年毛泽东鲜明的个性。

　　他不愿盲从，也不顺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生活。尽管此时，他被笼罩在上屋场祖居的屋檐下，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压力之下，面对父亲和家庭已经安排好的“命运”，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见。只不过，他的翅膀还不够硬，没有办法冲破上屋场的屋顶。4年前，他在山里跑了三天都找不着北。现在他还得依赖家庭，即使造反也不敢太过火。

　　毛泽东在家住着，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但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他守着新娘子，却当起了光棍汉。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离家出走，但他拒绝了这个“家”的安排，他一直没有走进这个小“家”。

　　对毛家而言，这似乎预示着，毛家的这个长子开始了拒绝旧家庭的时代。

　　他不想按照父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了。

　　这年秋，毛泽东走出了上屋场。后来，他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了他的爱情、婚姻和幸福。

　　而“屋里的”那位，坚守她的操守，照旧下田劳动，操持家务，帮婆婆照顾小叔子，减轻了公婆许多负担。她深得毛顺生夫妇喜欢，与两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和后来过门的二弟媳王淑兰也相处融洽。

　　不幸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二日，大秀因患痢疾突然去世，时年2０岁。

　　大秀的死，对毛家是个打击。年轻轻的儿媳死了，他们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家庭的多灾多难。他们精心营造的这个家突然少了一根支柱，所有的负担重新落到老两口身上。16岁的儿子成了鳏夫，让他成家立业、传续香火，再度成为毛顺生夫妇的心事。

　　毛泽东虽然不爱大秀，但她毕竟是他们家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悲凉和感伤。他也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

　　夫妻两人，一样苦，却是两样情!

　　大秀不会感觉不到丈夫的冷漠。她留在上屋场，遭遇了婆婆没有遭遇过的不幸：生前，没有享受过一次丈夫爱的温暖，身后没有留下一个子女。不知夜深人静之时，她只形孤影，是否曾对月哭泣？看着别的年轻媳妇与男人亲热，她是否为青春空耗而发出幽怨？农忙时，毛泽东是否曾同她一起下田干活？看着妻子递过来的毛巾，汗流满面的毛泽东是否板着脸接了过去？失落的日子里，什么是这位农家少妇的希望和慰藉？

　　外人只知道她没有生育。除了公公婆婆，谁又知道她的难言之隐和愁苦？

　　有人说，毛泽东不肯与他的妻子发生任何关系，曾使新娘一家备受羞辱和乡间闲话非议。

　　也许，大秀不会埋怨毛泽东。她不幸去世时，毛泽东才是16岁的大孩子。

　　大秀是上屋场毛泽东同辈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去世后，作为毛家人，被葬在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圫。后来，她的公婆去世后，也葬在那个山坡上，在大秀坟墓上方几步的地方。他们继续相伴。

　　大秀是毛家明媒正娶的媳妇，毛氏宗族郑重地将她作为毛泽东的“元配”，列入《韶山毛氏族谱》，并高度评价。1941年，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大秀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他们尊重和依循的是传统。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还有这样一个“元配”。大秀没有后代，清明节也没有人去祭奠她。随着岁月流逝，她小小的坟丘，现在已近平塌。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有香烛供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同她短暂的一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婆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2:49:09

不作俗人之举

　　杨昌济影响了女儿和毛泽东的道路。他像一座桥梁，把他俩联系在一起。

　　杨开慧1901年11月出生。她比大秀有“福气”，家里有个思想开明、重视教育的好爸爸。当时的家庭都重男轻女，生男为宝，生女为瓦。杨昌济却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像对男儿一样重视，给她起了名（霞）、字（云锦）和号（开慧）。清朝末年实施“新政”，长沙创办了初级小学。绝大多数家庭都不肯送女儿上学。杨昌济得知后，从国外专门写信给妻子向振熙，嘱咐她一定要送女儿上学。在父亲的关心下，不到7岁的杨开慧于1908年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成为该校第一批女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杨昌济回国后，她与母亲、哥哥一起来到岳麓山下，与父亲团聚。高小毕业后，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刻苦自学，读了不少书，还练了一手好毛笔字。

　　父亲的高足们在她家高谈阔论，吸引了她惊奇的目光。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对父亲门下“三杰”充满好感。她先是听他们谈论，后来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杨昌济很看重聪明好学的女儿，赞许她加入他们的讨论，有时还向他的高足们推荐女儿的学问。

　　杨开慧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思想上产生了共鸣。“青年”、“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些字眼印在她的心上。她把毛泽东当作“师兄”。毛泽东把他在学校里记的笔记拿给她看，她也把自己的日记和笔记送给毛泽东读。

　　巾帼不让须眉。杨开慧参加毛泽东他们组织的登山郊游等活动，也像父亲和毛泽东那样，一年四季洗冷水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1918年7月，杨昌济告别他的爱徒们，应长沙老乡和朋友章士钊之邀，带着妻子儿女到北京大学任教，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

　　弟俩都经历过。哥儿俩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啊！

　　1936年6月，上海党组织在街头找到了面目黧黑、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两个孩子，把他们救出了苦海。东北军的李杜将军把他俩带到法国，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把他俩接到莫斯科。

　　一个人，为了信仰，牺牲个人的生命在所不惜。但如要牺牲家庭、牺牲妻子儿女，往往就难以做到毫不犹豫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做到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2:53:22

战火中的爱情

　　贺子珍是江西“老表”。历史上湖南人多由江西迁来，所以湖南人亲切地称江西人为“老表”。她于1909年生于井冈山脚下的永新县。祖父辈是乡间望族，曾拥有许多田山和房屋。少女时代的贺子珍因容貌姣好而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从小喜欢听民族英雄的故事，还在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参加爱国进步活动，领导同学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1926年16岁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北伐军进占江西，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贺子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她是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哥哥贺敏学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妹妹贺怡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27年4月，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又同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委员。他们三兄妹并肩战斗，被誉为“永新三贺”。在守卫永新县城的战斗中，她持枪上阵，以娴熟的枪法，在城墙上两枪击毙两个敌人，吓得敌人落荒而逃。从此，人们风传她为“双枪女将”。随后，她跟随宁冈县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成为“梁山英雄好汉”中惟一的女性。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下。袁文才和王佐请毛泽东上山，共商革命大计。贺子珍作为井冈山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也站在欢迎的队伍里。毛泽东穿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五六人一样，脖子上也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脸颊消瘦，颧骨较高，皮肤黝黑，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长得快触及肩膀了，面色疲劳，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袁文才把17岁的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如此年轻、俊美的姑娘。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对袁文才打趣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袁文才说：“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个情景，贺子珍终生难忘。

　　这次会面，成为他们十年夫妻姻缘的起点。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为了了解井冈山的情况，他经常同袁文才和王佐交谈。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为了商谈工作方便，便邀请毛泽东搬到与他家相距很近的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居住。此地原来住着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是他把房子让出来的。

　　随着了解的加深，袁文才和王佐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是个“大能人”，担心他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待不长久，两人商量了一个留住毛泽东的办法：让贺子珍嫁给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女婿。当时，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一个男人有妻有妾不是件怪事。王佐就有三个婆娘。袁文才也认为，这年头出门在外，多讨一个婆娘没什么关系。

　　先是由王佐出面给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说。贺敏学是个爽快人，知道这件婚事对大家都有好处，满口答应做妹妹的工作。贺子珍本来就对毛委员很崇敬，听哥哥说王佐给他提亲，让她嫁给毛委员，嘴里虽不说什么，心里却泛起了涟漪。

　　几天后，袁文才也向毛泽东提了这件事。毛泽东一听袁文才要将贺子珍介绍给他时，惊讶得连说“使不得”，“不能乱来”，“我在湖南有妻子”，谢绝了袁文才。后来，袁文才和王佐又分别再次提起这事。毛泽东看他俩态度坚决，大有不办成此事不罢休的样子，心里便明白了袁、王的用意。他感到十分为难。他考虑到红军生活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头上，与他们有个团结的问题，如果还是坚决拒绝，袁、王对自己、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可能会产生动摇。但如果答应了，他又觉得对不起远在家乡的杨开慧母子。

　毛泽东虽然没有马上答应袁文才和王佐张罗的婚事，但从此更加注意起贺子珍来。

　　毛泽东找人谈话时，经常会碰上贺子珍。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也常常照面。那时贺子珍住在他附近，因前段时间得过疟疾，身体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每次路过，都要过去同这位“老革命”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如果不忙，还坐下来聊聊天。一来二去，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1927年11月下旬，毛泽东点名调贺子珍到前委帮忙。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在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国民党出动四个团的兵力，以永新为桥头堡，围剿井冈山。红四军主动出击，攻打永新。毛泽东交给贺子珍一项特殊任务：带领10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有关情况，同时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这是贺子珍第一次带着战士到敌占区活动，心里有些紧张。出发前，毛泽东专门找到她，嘱咐说：“你们这次是到敌占区去，是深入虎穴，要大胆机智，还要小心谨慎。要紧紧地依靠当地的群众和党的组织，这样你的腰杆就硬了。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预祝你们胜利归来！”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贺子珍和战友们乔装成农妇和农夫，兵分两路，到两个庄子去摸情况。贺子珍带的一路人被敌人察觉，有两个战友被敌人逼进一片山林，活活烧死。贺子珍则在当地老表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她和剩下的战友找到在另一个村庄活动的同志，把情况汇总后，给红四军党委发出了第一份情报。接着又越过悬崖绝壁，到第三个庄子去了解敌情。那儿是敌人的战略要地，贮藏着大量的粮草。她和同志们一起小心谨慎从事，进一步了解到敌情，给红四军党委送去了第二份情报。毛泽东看到他们胜利归来，高兴地对贺子珍说：“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受到党代表“大哥哥”的表扬，贺子珍特别高兴。

　　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深入永新各乡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贺子珍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开展工作，住进贫农老婆婆周香姬的家里。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一时为他找不到更合适的住处，只好安排他也住到周老婆婆家里。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一起走访农民，进行调查，制定分配土地的方案，准备《永新调查》的写作。两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彼此留下的好感越深。毛泽东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潇洒的风度和成熟的魅力，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贺子珍，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感情，在塘边村的一次遇险经历中，得到了升华。那一天，一支外县的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密集的枪弹射向守在要道上的农民暴动队。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的报告，大吃一惊。塘边村附近的红军和毛泽东的警卫班全部分散到各村去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而农民暴动队大部分人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很难顶住地主保安队的火力。贺子珍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危，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此时的毛泽东，仍慢条斯理地抽烟，稳稳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琢磨：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还不清楚，如果冒险去打这一仗，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村民的安全，不如赶紧撤离。他掐灭烟头，果断决定：“通知村里的群众，马上撤出村子！”塘边村地处群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很快都撤到山上。毛泽东同贺子珍，还有周婆婆一家，一起上了山。他们隐蔽在密林深处，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红军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也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抢掠一阵子就走了。

　　此前，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更多的是同志式、兄妹般的感情。这次共患难的经历，使18岁的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天，贺子珍正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他正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贺子珍那双炽热的眼睛。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读懂了年轻姑娘的心思。两人一时无语。毛泽东打破了沉默，他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的湘音温存地说：“你是一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人，在今天不知明天死活的残酷斗争环境中，他也渴望爱与被爱。他喜欢上了袁文才给他介绍的小妹妹。贺子珍性格活泼，长相出众，又是一位勇敢的女革命者，完全适合做戎马伴侣。何况，她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的脚磨伤化脓了，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情，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中。他明白，贺子珍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他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毛泽东对贺子珍讲了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经历，谈他以前的家庭。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路遥关险，天各一方，他同他们已经好久没能通信了。听到毛泽东的这些坦诚之言，年轻姑娘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看着毛泽东身上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贺子珍的心中充满了怜爱之情。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前后工作了40多天，回到茅坪象山庵后，他俩结合在了一起。那一天是1928年5月26日。

　　他俩请来大媒人袁文才、王佐等十多人，在一起热闹了一番。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两人也没有互赠贵重的纪念品。他们全部的家当就是两人的军用背包和身上穿的几件衣服。贺子珍用了整整12个日夜，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在那天送给毛泽东。挎包用的是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设计奇特而实用，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为找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而高兴。后来，这个爱的礼物成了毛泽东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具，无论行军还是作战，都背在身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2:56:22

爱的苦涩

　　贺子珍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军前委机要秘书，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们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住了好几个月。

　　攀龙书院是茅坪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一栋普通的小木楼，两层高，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的图案，使光线照到上下楼梯上，八角楼因此得名。楼前，是茅坪河，河水清澈见底；对面，是一片茂盛的枫树林。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常常到茅坪河边散步休息，有时就在枫树下看书、休息。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那间屋子不大，陈设十分简朴。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这是毛泽东写作的地方。白天，书桌上洒满阳光；晚上，桌上那盏小油灯的亮光，透过木制的窗棂，射了出来，与明月交相辉映。作为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他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他只点一根灯芯。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到得又不及时。毛泽东了解国内外的局势，主要通过报纸。但由于敌人封锁，在井冈山，报纸也是稀罕物。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工作后，想方设法，通过小商小贩等渠道尽可能地搜集报纸给毛泽东看。虽然费尽周折带上山的皱皱巴巴的报纸都已过期，新闻变成了“旧闻”，而且日期也连不起来，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干部还是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传阅。要是从报纸上看到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就会兴奋地说：“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每逢这时，贺子珍也会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尽到了秘书的职责，自己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有意义！

　　贺子珍虽然不会写文章，但要经常为毛泽东誊写文稿。以前，在长沙，是杨开慧帮毛泽东抄稿子，现在这个责任落到了贺子珍的肩上。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边写一边改。有些重要文章，每改一次，贺子珍就要用毛笔正楷誊抄一遍。有时，贺子珍刚抄完，毛泽东又冒出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贺子珍就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工作，贺子珍也不休息，坐在一旁，默默陪伴着他，或看书，或抄写。毛泽东写完一段，会停下笔，对贺子珍说：“子珍，你来听听这段写得怎么样？”她如果觉得好，便会说：“好文章，好文章，你说得对！”

　　贺子珍不仅是毛泽东文章、报告的第一个读者和听众，也往往是毛泽东作调查的对象。因为她是当地人，对井冈山的许多情况比较了解。毛泽东写文章或打报告，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往往也向她核实或了解。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她觉得拿不准的，就记下来，去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当毛泽东伏案久了、写累了的时候，他们也会海阔天空地聊天，放松一下。有一次，他们说起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她：“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两人就这样谈着，争论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八角楼的时光是忙碌而甜蜜的，但也有不愉快甚至伤心的时候。

　　贺子珍当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后，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前她干的工作，无论是动员群众，还是宣传革命，都是风风火火的，现在却是整天待在屋子里，要么是整理文件，要么是替毛泽东誊写手稿。她觉得不习惯，甚至有一种失落感。尤其是当她看到别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这种失落感就更强烈。开始的时候，她自己心里生闷气：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什么秘书。后来，终于沉不住气，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先是生气地批评贺子珍“不懂事”，向她耐心地解释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 接着，用柔情化解贺子珍的怨气：“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耐心的解释，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终于想通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1933年，她一直做着秘书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照顾着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虽然与贺子珍结合了，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妻儿老小。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最初是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的。1927年底，毛泽东告知过杨开慧他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毛泽东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直到6月的一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来到永新，带来了杨开慧的消息，他才知道她还活着，带着三个孩子还住在老家板仓。她还托堂弟给毛泽东捎去了两双布鞋。听到这个消息，望着心上人亲手缝制的布鞋，毛泽东很是欣喜。秋收起义后，他一人走了，留下他们母子四人生活在白色恐怖中。一度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平安的消息传来，他怎能不高兴呢？但是，面对贺子珍，他又无言以对。贺子珍用女性特有的细心与温情悉心照料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在那艰难的环境中，他与贺子珍的感情也是很深的。

　　贺子珍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毛泽东，而且已经有了身孕，她是多么不舍得与他分开！而不分开，毛泽东在湖南又有妻子，将来如何见面？两个家，一个男人，怎么办？在井冈山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贺子珍一想起自己的尴尬地位，就经常掉泪，眼睛哭得红红的。毛泽东心疼怀孕的贺子珍，经常劝慰她：“不要想得太多，你现在还怀着一个小毛毛呢！”实际上，毛泽东也不知怎么解决好。他也感到苦恼，心中对两个女人都充满了歉意。他与贺子珍甜蜜的婚姻因此也夹杂着些许苦涩。

　　贺子珍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设身处地，体会开慧姐的难处。她做好了随时离开毛泽东的准备。为了能让自己在杨开慧来的那天走得自自然然，她平时就注意把自己的衣物与毛泽东的分开，单独放在一个包袱里，搁在另一个地方。毛泽东是个细心人，有一天，他发现了贺子珍的这个秘密。他故意指着包袱问贺子珍那是什么东西。贺子珍正在埋头剪报，头也没抬，随口回答说那是她的行李。毛泽东走过去，把包袱打开。里面除了贺子珍的一身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一把刀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贺子珍的全部家产！

　　毛泽东看到这些，心里酸酸的，故意问贺子珍为什么准备行装。贺子珍正在剪报纸，随口回答：“准备走呀，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她带着三个孩子，多不容易，我还年轻，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生活。”然后，扬起清秀俊美的脸，冲毛泽东一笑。这笑，满含苦涩，让毛泽东又爱又怜，他看着贺子珍，好半天没有说话。眼前的爱人，虽然年轻，胸怀却是如此宽广！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开慧姐始终没能到井冈山。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善良的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陷入了悲痛之中。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家庭生活，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1930年，红军攻下吉安后，贺子珍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贺子珍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贺子珍想到父母亲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同意了。可是，贺子珍在父母亲家里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贺子珍的母亲一看这情形，赶快给他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他俩回去了。

　　贺子珍还谈到，有一天，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看了看为他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向她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点点头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俩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说悄悄话。经过红军医院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人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骑上马到前面等贺子珍。当时在那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还比较封建，即便是夫妻一起出门、一起散步的情景，也是很少见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毛泽东是一个重离别之情的人，作为全军的领导，他要考虑周围群众的影响，但仍抓住机会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

　　之前的1923年，毛泽东离开家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曾给杨开慧写下了“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词句。在战争年代，聚少离多，毛泽东对家是多么留恋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3:06:46

飘落的白手绢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毛泽东、贺子珍的生活环境安稳了，夫妻关系却出现了裂痕。长征途中，死神没有把他俩分开，误会和倔强却将他俩分开了。马背上的家到了窑洞里不久，就令人惋惜地破裂了。贺子珍离毛泽东越来越远，最终离开了毛泽东，退出了他们窑洞里的家，远走异国他乡。

　　贺子珍是个独立、上进的革命女性。但是，与毛泽东结婚后，没再出去独立工作，而是充当他的秘书，照顾他的生活。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世，她由朝气蓬勃、声名远扬的女战士，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国共合作抗日后，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担当起重担。看着其他女同志斗志昂扬地工作，作为年轻的“老革命”，她早就不甘心落后，也不甘心一直窝在丈夫的背后，天天呆在家里当家属，一个一个地生孩子。她渴望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像和毛泽东结婚前一样，在外面和同志们一起风风火火地做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这种苦恼和渴望，当年杨开慧也曾有过。

　　与杨开慧不同的是，贺子珍在文化知识方面，在家里家外感到很大的压力。延安陆续来了大批知识青年。贺子珍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低，没法和他们比，更没法和毛泽东比。她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参加了革命，此后一直过着飘忽不定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虽然在1929年底，她利用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外出打仗的机会在上杭师范学校读了半年书，后来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过，但毕竟时间有限，不能跟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相比。她不愿意落在这些新同志的后面。

　　到达保安县后，带着一身枪伤、骨瘦如柴的贺子珍坚决要求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不久又任印钞所的所长。她整天忙得很少回家，就住在银行旁边的一间屋里。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就步行到那里看望贺子珍。

　　1936年冬，贺子珍躺在窑洞院子外岗楼的地铺上，在瑟瑟寒风中生下了又瘦又小的女儿娇娇。石窑里太潮湿了，她不敢在那里生产，自己跑到院子外面的岗楼里。毛泽东急忙叫警卫员喊来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四面透风，贺子珍冻得打哆嗦。刘志丹的夫人看了直埋怨毛泽东。看着产后的贺子珍颤抖着吃鸡蛋，她一个劲地落泪。

　　1937年1月，毛泽东举家搬到延安，住在凤凰山的窑洞里。他和贺子珍住在坐西北向东南的院落里。左边3间窑洞是机要科，右边4间是厨房，正面一明两暗三孔相通的石窑是毛泽东的家，左手的那孔窑洞是毛泽东的书报室，右手的是他的办公室和寝室。

　　贺子珍一心想着学习、提高，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女儿刚满月，她就把女儿送到奶妈家，自己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抗大的学员是集体住宿，她也和同学们一样，坚持过集体生活，很少回家。当时，她和毛泽东的家就在凤凰山下，离学校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了星期日，她很少回家。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学校。每天出早操，学习，进行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咬牙坚持着。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在哪方面都不甘人后。一天，她晕倒在厕所里。经医生检查发现，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只好退学在家休养。她为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感到十分沮丧。

　　28岁的贺子珍悲哀地发现，自己年纪轻轻，身体就已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从事正常的学习、工作。长征艰苦的行军和飞机轰炸毁坏了她的身体。身上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渴望把这些弹片取出，让身体早日恢复健康！苦恼中，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据中共高级领导人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口述：当时，“在保安，所有的妇女都恨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老让妻子怀孕，平添出许多麻烦事来”。贺子珍跟毛泽东生活了１０年，生了６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那时候，没有避孕工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她每一次生完孩子，都得不到休养。特别是长征路上，生下孩子就又上路奔命，连休息都不能，耗尽了元气。她生孩子生怕了。她故意躲避着，躲在学校尽量少回家，可还是没有躲过怀孕。她多么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同时，治好枪伤，取出弹片，把身体养好，和别的女同志一样英姿飒爽地工作。

　　毛泽东和贺子珍是“马上”夫妻，落脚井冈山后进行的革命战争把他俩结合在了一起。从内心深处来说，毛泽东是个“文”丈夫，而贺子珍是个“武”夫人。由于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两人的知识积累、精神世界和生活情趣确实存在差距。毛泽东虽然从1927年到1937年，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过了差不多有10年的戎马生活，但他骨子里还是个“文人”，还是同在长沙时一样，喜欢交友，喜欢学习，喜欢与文化人唱和。身处闭塞的延安，他依然是求知若渴，贪婪地从来延安的人那里，从运到延安的报刊书籍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风尚。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他与到达延安的人广泛接触，有外国记者，有上海、重庆、北平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既有男青年，也有漂亮、新潮的女知识青年。毛泽东与来延安的男女青年们说说笑笑，十分热闹。在他们中间，他似乎更能找到共鸣和新鲜的精神养料。

　　毛泽东充满活力，精力旺盛，有时与外国记者在窑洞里连续谈话12个小时，谈到凌晨三点，直谈得外国记者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他还谈兴正浓。当时，随着与外界交往的增多，延安革命队伍中风气一点点开化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手教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学跳交际舞，轰动了延安。很快，学跳交际舞被部分热血革命者们作为向封建保守习俗的挑战，时兴起来。毛泽东对音乐节奏缺乏感觉，但经常光顾舞场。请他跳舞的女性比较多，而且有些还是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有时，毛泽东也去外国友人们的住处看看、聊聊。通过与到延安的国内外人士交谈，他巧妙地让国内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延安的影响，赢得了国内外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和支持。

　　夫妻之间知识积累、精神世界方面存在的差距，造成思想沟通方面的困难。贺子珍的刻意回避，减少了夫妻间的甜蜜。而毛泽东文人的情趣和豪放多情，埋下了贺子珍误解的引线。他与前来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她的女翻译吴莉莉的密切接触，引发了家庭的危机。

　　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26岁的吴莉莉是从大城市来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她1937年2月到延安，刚结婚不久。她上过教会大学，英语说得呱呱叫，会写诗，当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她扮演的高尔基《母亲》一剧的主角，轰动延安。当时，延安的妇女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人一样，难辨男女，很土气。而吴莉莉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细腻，留着三十年代上海盛行的齐肩短发。她是延安方圆数百里内仅有的两个烫发、抹口红的女性之一，充满了“洋学生”的青春魅力。

　　毛泽东喜欢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他尊重她们的优点，把她们当作朋友和同志进行交流。

　　贺子珍生长在封建思想深厚的小县城，而且长期在大山中闹革命，对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这样的新派女性看不惯，对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活动也看不惯。她不去参加交际舞会，对毛泽东与女同志跳舞很反感。对此，毛泽东回忆说：“一见到我和女同志跳舞，她就有意见，经常为这事找我吵、找我闹，就这样，闹来闹去，影响了工作。”她对有关毛泽东与吴莉莉有不正当关系的谣传也信以为真。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莉莉坐得很近，终于按捺不住，冲毛泽东发了火，并动手打了吴莉莉。史沫特莱一拳把贺子珍的右眼打得肿起来，像个大核桃。

　　贺子珍本来就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比不上来延安的知识青年，身体又不争气，因此烦恼而自卑。一看丈夫对文化水平高的年轻健康女性特别亲热，无形中冷落了自己，感到特别受刺激和打击，也特别恼火。出于女人守护自己爱人的本能，她做出了女人们常有的举动。

　　接下来，是夫妻两人之间的战争。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联系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而妻子竟打了人家的秘书，这在政治上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病痛缠身的贺子珍更感到不平衡，她认为，她的现状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毛泽东一起生活造成的。她把青春、生命、健康和爱都给了他。最艰难的时候她陪他度过去了，他竟这样。贺子珍被无端的猜疑所支配，伤心烦恼。

　　据说，毛泽东把贺子珍带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后，两人吵了起来，并打了一架。毛泽东抡起一个板凳，贺子珍抓过一把椅子。两个强人，性格都很倔强，谁也不示弱。此后，对于贺子珍的吵闹，毛泽东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更伤了贺子珍的心。她感到他对她冷漠了、疏远了。毛泽东也很苦恼，这样的家庭气氛影响了工作。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贺子珍两人就曾这样叫板。一次，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古柏的医疗，请来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药，让贺子珍给古柏熬药。当时，贺子珍正在看书，只是答应了一声，一动没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让贺子珍去烧热水给古柏烫脚。贺子珍仍然只顾低头看自己的书，没有动。毛泽东感到权威受到蔑视，终于忍不住发了火，冲着贺子珍吼：“你一点也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动，我就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反驳说，“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她一赌气，裹着毛毯睡觉去了。毛泽东下不来台，但他还是先 “投降”，走过去，对贺子珍说：“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两人又和好了。

　　但这次，事情不那么简单。尽管毛泽东与吴莉莉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贺子珍的疑心越来越大。两人不断激烈争吵。有时候，贺子珍把警卫员找去，向他们诉说不平，让警卫员为她评理。毛泽东也并不总是让着她。

　　面对自己感情上出现的问题和婚姻家庭出现的危机，毛泽东相当难过，也很迷茫。他不明白两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据说，一个夜晚，他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他突然把世界风云的话题转到爱情上，问史沫特莱是否爱过男人，什么是爱，爱对她意味着什么。

　　爱的话题，早在与杨开慧相爱、结婚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思考和探讨过。现在，他迷茫了。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该怎么办。

　　面对爱情和命运，人常常就是这样地无法把握自己!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泽东又吵起来了，毛泽东很生气地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毛泽东气头上无奈而极端的话，伤了贺子珍的自尊心。贺子珍是个倔强的人。她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就挎枪上火线，论长相也不比那些“洋学生”差，就是文化低一些，但她那时才二十几岁，还可以学。她对毛泽东与那些洋学生亲近看不惯，也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哪一点不如她们。她不愿因自己无能而被丈夫瞧不起，她要为自己争口气，与那些女性们比比。她负气出走了。

　　1937年10月，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人到了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她想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取出弹片。

　　本来，夫妻之间产生误会是正常的，只要互相沟通和互相谅解，把事情讲清楚，就可以消除。毛泽东喜欢吟诗诵词，喜欢同吴莉莉等文化人和搞艺术的人交往，是正常的。贺子珍没能理解他。毛泽东也没有好好向贺子珍解释这一点。相反，他忽略了贺子珍的内心感受，忽略了贺子珍外柔内强的性格，也没能真正理解贺子珍作为一个女人的苦衷。如同当年与杨开慧一起生活时一样，他仍是“大男子主义”十足，不理解女人生育的艰辛和痛苦，对贺子珍的苦衷缺乏理解和体贴。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毛泽东舍不得这个家破碎，舍不得贺子珍。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看到贺子珍真的要走，就“软”了下来，以大丈夫的柔情极力挽留患难妻子。他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无动于衷。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可是，这些肺腑之言，贺子珍都没有听进去。她认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贺子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在东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里边有两张床。住另一床的张国焘夫人劝她回延安，她谢绝了。毛泽东仍然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想从那里接她回来。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去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妇女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请警卫员专门钉的。他在里面放上了贺子珍没有带走的日常使用的小东西。其中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贺子珍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警卫员就要出发了，毛泽东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了进去。毛泽东给贺子珍捎去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诚意。但贺子珍仍不回头。她让警卫员给毛泽东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着“从此诀别”四个字。

　　洁白的手绢，向毛泽东宣告他俩的夫妻情缘到此结束，家庭到此解体。

　　不过，决裂的坚强表态下面，是贺子珍对毛泽东爱怜的心。她离开延安时，从家中带走了他们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洞的红毛毯。她怕毛泽东在又冷又潮的凤凰山吴家窑里晚上睡觉着凉，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托警卫员捎给毛泽东。

　　上海在日军进攻下也沦陷了，去不成了。可是贺子珍不想走回头路。她就是这样的倔强性格。１０年前，她17岁时，大革命失败了，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离开革命，嫁了人。而她，偏不肯低头认输，毅然跟着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现在她的这股倔强劲头又上来了，不治好病决不回延安，不学出个名堂来绝不回来见毛泽东。

　　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乘汽车经兰州到了新疆迪化，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毛泽东又一次伸出手来挽留她，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去。贺子珍还是没有理会。中共中央给中共新疆办事处来电，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都返回延安，贺子珍再次拒绝丈夫伸过来的橄榄枝。她终于乘飞机去了苏联。

　　贺子珍到苏联后不久，毛泽东又发来电报，请求贺子珍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同志也给她捎去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贺子珍又回绝了。此时，她已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她不想失去。她想学出个样来，让他们看看。如同当年毛泽东去东山学堂前一样，大有“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气概。

　　毛泽东几乎动员了所有能够动员的老同志、老朋友，利用一切机会去说服贺子珍。他在延安挨着老熟人的训：“一切都是你的错，你要马上给她写信。”他没有向老熟人发脾气，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几天后，他对老熟人说：“我给贺子珍写了信，但是她不回来。”

　　一个苦苦挽留，另一个任性地坚决要走。贺子珍渐行渐远，挥手自兹去。阴差阳错，铸成无法补救的遗憾。

　　毛泽东无力回天。他把贺子珍给的白手绢放进盛文件的铁箱子里，从此珍藏起他和贺子珍作为夫妻的历史。作为一个大男人，他还要继续生活；作为党的领袖，他需要安定下来，继续领导全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他没有时间带娇娇，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中，然后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夫妻那里抚养，再后来，把她送进保育院。

　　1938年11月，毛泽东与上海来延安的进步青年蓝苹结婚。

　　1939年，他托周恩来夫妇给在苏联的贺子珍带去一封信：

　　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看了信，流下了眼泪。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与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曾志问：“那为什么要离开呢？”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3:10:00

莫斯科的特殊家庭

　　贺子珍在苏联度过了孤独而痛苦的十年。到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后遗憾地告诉她，弹片已经长进肉里了，取不出来，只能伴她终生。不久，新出生的儿子也不幸病死。她在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留在这个学校的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中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人民投入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艰苦斗争。贺子珍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后方极度艰难的生活，她自述“比长征还要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1938年春，她到达莫斯科，进入苏联的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就分娩了，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为廖瓦。开始，东方大学派了一个老太太帮助她带孩子。后来，她把小廖瓦送进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她每天到托儿所送几遍奶，晚上把孩子带回宿舍。不料，小廖瓦在6个月大时，传染上了流感。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孩子由感冒转为肺炎，不久就死了。贺子珍悲痛欲绝。她久久地抱着身体已经变冷的小廖瓦，不肯放手，不让人们把他埋掉。大家只得强行把孩子抱走，埋在校园里。

　　夜晚，泪水常常湿透贺子珍的枕巾。当她沉浸于丧子之痛的时候，又听到毛泽东再婚的消息，她为自己的任性和草率而后悔。她的精神由于孩子死亡和离婚受到刺激。她得了忧郁症。

　　毛泽东关心着在苏联艰难生活的贺子珍。一位从苏联回延安的女同志告诉他：每天起床，都能看见贺子珍盖的那条粉红色小被子上，有一块碗口大的湿痕，贺子珍凄惨地告诉她，那是自己为孩子流的眼泪。还说，包裹廖瓦的小毯子上面印满了婴儿的尿渍，贺子珍保存了许久，不舍得洗去。毛泽东听了沉默不语，眼圈都红了。1941年，为了安慰贺子珍，毛泽东派人将4岁多的娇娇从延安带到贺子珍身边。母女俩谁也不认识谁了。后来，贺子珍多次向女儿重述母女俩重逢时的精彩对话——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妈妈用浓重的江西话问。

　　“我叫娇娇。”女儿用陕北方言回答，“我”用陕北话发音，成了“è”。

　　“娇娇干什么来了？”

　　“我找妈妈来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我把娇娇给带来了。”

　　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她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

　　除了女儿，贺子珍还关心着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是于1937年到的苏联。刚到苏联时，他俩与贺子珍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开始，贺子珍并不认识他们。但当知道他们是杨开慧的孩子后，她就主动跑去看他们，把他们的脏衣服找出来，拿回宿舍洗净，晒干，叠好，再给送回去。兄弟俩也并不认识贺子珍，不知道她的身份。看到贺子珍对他们这么好，他们很奇怪，就问别人：“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这么好？”别人告诉他们，那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姑娘”的称呼，一时成了人们的笑料。

　　出于对杨开慧的崇敬和对毛泽东的感情，贺子珍乐意为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给他们母爱。毛岸英、岸青也很尊敬贺子珍，在廖瓦死后，兄弟俩抹着泪喊她为“贺妈妈”。他俩进入国际儿童院后，仍然同贺子珍保持往来。

　　娇娇到了莫斯科后，他们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了。贺子珍常常用自己的津贴，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等到周末孩子们回来时拿出来给他们吃。她总是把好吃的东西平均分成三份，每个孩子一份。

　　两个哥哥都喜欢娇娇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妹妹。他们比娇娇大很多，因而处处都让着妹妹，想着妹妹。国际儿童院发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舍不得全吃掉，总要留一点，到周末时送给娇娇吃。其实，娇娇在国际儿童院也有一份同样的东西。娇娇有了两个宠爱她的大哥哥。

　　每逢周末，毛岸英、岸青就到贺子珍的宿舍，同贺子珍、娇娇共度周末。贺子珍系上围裙，给他们做土豆汤，烤面包吃。饭后，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玩纸牌、讲笑话。

　　这是贺子珍感到最快乐的时候了。孩子们的欢乐情绪感染了她，使她暂时忘记了忧伤和苦恼。

　　不过，这个家和一般家庭不一样。他们各自吃集体食堂，各自住集体宿舍。他们都不提和他们有亲密关系的一个人：毛泽东。娇娇还小，对爸爸的印象本来就很模糊。而贺子珍出于安全等原因考虑，让娇娇跟着自己姓贺。娇娇不知道自己姓毛，也不会提及爸爸。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已经知道爸爸与江青结婚，也知道贺妈妈心里的忧伤，在贺子珍面前总是兴高采烈，谈天说地，绝口不提爸爸，免得她伤心。这样，在异国他乡，两个苦难家庭的长幼四人，相互依恋，相互关怀，组成了一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

　　苏德战争爆发后，东方大学停办，生活费停发。冬天，在零下30度的严寒日子里，没有暖气，没有烧炉子的木柴，甚至连火柴都很紧张，每天只发几块黑面包。在这种情况下，贺子珍和娇娇相依为命，不仅顽强活下来，而且还用节省下来的食物尽量照顾在学校读书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贺子珍每天打毛衣、织袜子，送到工厂换回卢布，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买铅笔、纸张和笔记本。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自己开荒种菜。

　　战争期间，娇娇在国际儿童院得了肺炎，病情一天天加重，儿童院不让贺子珍抱回家照顾。一天，儿童院通知贺子珍去医院看望娇娇，医生告诉她孩子已无法医治，推到病危室去了。贺子珍不顾医生护士阻拦，把奄奄一息的女儿抱回家。她失去了患肺炎的儿子，绝不能再失去女儿。在贺子珍精心照顾下，娇娇捡回了一条命。多少年后，毛泽东总是想着这件事，常常念叨：“是妈妈救了娇娃。”国际儿童院女院长派人强行把娇娇带到儿童院，贺子珍坚决不同意，争吵了起来，结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娇娇看到妈妈被拉走，吓得钻进了与小朋友捉迷藏的暗道。母女分离又是两年多。贺子珍在精神病院被强行接受大剂量麻醉治疗，身心受到重创。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第二年，即1946年，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和蔡畅赴苏联，毛泽东委托他们寻找贺子珍母女。经他们积极营救，贺子珍出院，与娇娇相见，母女俩哭成一团。

　　王稼祥问贺子珍今后怎么办。饱尝苦难的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回祖国去。”毛泽东接到王稼祥的请示，立即批示“完全同意”。1947年夏天，贺子珍带着娇娇、毛岸青回到阔别9年多的祖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3:12:24

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

　　1919年，毛泽东在为母亲守灵时，含泪写道：“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父母。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夏日里回到老家。他离开故乡已经有32年。离开时，他才是33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为国家和农民大众的命运在危险中奔波。重回家园，他已是65岁的老人，并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然随着岁月流逝，年近古稀，毛泽东心中仍对父母怀着无限的依恋。

　　他看到韶山冲的青山绿水，不禁想起儿时的生活，想起与亲人们离别的情景。他走进上屋场旧居，在父母的照片前伫立，凝视良久，对随行人员缓缓地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

　　他走进自己当年的卧室，一眼看到他们三兄弟与母亲的合影，顿时激动起来，家乡土话脱口而出：“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亲人已作古，温情依依在，在场的人都受到感染。

　　早晨，毛泽东要去看看长眠的父母。不过，他谁也没有告诉。他走在最前面，默默爬上故居对面的楠竹圫，那里有他父母和妻子大秀的坟墓。他来到父母坟前，献上了临时用松枝扎成的“花圈”，深情地三鞠躬：“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处，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他年轻时，在外求学，没能在他们生前尽孝。父母逝世时，他均不在身边。后来，南北征战，国务缠身，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每年清明到父母坟前上香添土。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怀念和遗憾，化成了两句深情的话：

　　“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两位。”

　　对没有见过面的先人，毛泽东也怀着感佩和怀念之情。路过毛氏宗祠时，毛泽东说：“管他三七二十一，进去鞠几个躬再说。”边说边走进祠堂，在放有祖宗牌位的敦本堂三鞠躬。走到家庙毛震公祠时，毛泽东又进去看了看。当发现没有先祖牌位时，他马上问先祖牌位哪里去了。陪同人员说，有人将它们烧了。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们这样有得柴烧？！”接着正色教育族人说：“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要不信迷信，至少也要到50年以后。”毛泽东还专门查阅了毛氏族谱，缅怀祖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4-21 13:16:17

一日夫妻百日恩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３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５月８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在中南海的家中，每当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时，父女两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她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惦念比她还深切。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还讲过贺子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桂妹”。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1?郾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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