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女鬼”乱明朝——帝国太监魏忠贤的权谋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08:13

　　【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
　　
　　
　　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为人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在外廷也要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和天启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赵南星、郭正域、叶向高、孙慎行、邹元标、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只要朝中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甚至史书上有一个成语，似乎就是专为他们而创制的，叫“众正盈朝”。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挟起的滔天浊浪，如何能击垮这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也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并不是这个政治集团的自称，最初，是他们的政敌叫开的。这里的“党”，那时也不是一个好词，其意与“沆瀣一气”差不多，也就是现代俗话里的“抱成团伙”。东方林党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蔑称，反讥对方为“邪党”。但是这一政治集团总要有个名称，后来的人们习惯了，也就以“东林党”名之，渐渐地，最初的丑化意义已经消失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以学为乐，万历八年（1580）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就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
　　
　　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那也是末世的奇景了——有一部分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与资助。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
　　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对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绝不屈服的人物！

　　然而，好事多磨，历来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围绕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结党营私。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绩）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皇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大会的人数也呈现锐减，仅“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62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节操与风气，到嘉靖初年还都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的乌烟瘴气，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品质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成“党”，时人往往以他们的籍贯名之。比如，宣党，首领為汤宾尹（宣城人）；昆党，领袖为顾天峻（昆山人），齐党，有兀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等人；楚党，有官应震、吳亮嗣、田生金等人；浙党，有姚宗文、刘廷元、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其中以浙党的势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內阁首辅。而齐、楚、浙三党又以科道官员（监察官员）为主。
　　
　　这些“党”虽然彼此之间也偶尔互掐，但在对付东林党问题上却是一鼻孔出气，不分你我。他们“声势相依，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通鉴》）。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名分问题。东林党是拥护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此后又有“三大案”之争，也都是由万历死后皇帝谁来做这个敏感问题派生出来的。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1574）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明史》称赞他“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他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撤销为害百姓的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他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党与日甚”（《明神宗实录》），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党揣摩万历皇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顾宪成此时已经下野，他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淮抚”。但不料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李三才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他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在名誉上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万历邸抄》）。“入党”一词，大概就发源于此。东林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榳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即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1620）和天启元年（1621），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1623）。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09:28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帝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的。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200多年，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大法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的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大活人，所以就有第二宝——祖制，有自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篐咒那样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因为批评的机制在，为批评而设立的官制在，谁也不敢把它取消了。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皇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地出来工作，他就要听廷臣对他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和评价，这不过是对胡乱批评的一种惩罚和制约，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来暗箱操作。
　　
　　这一点，足以让很多现代管理者汗颜——有多少“雅量”能够重来？
　　
　　正因为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如果想逐渐控制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们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呀！
　　
　　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政治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民主，也要讲个资格与程序。
　　
　　然而，所谓公正的历史，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的细部组成的。客、魏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大大的幸运，却接二连三地找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不奇怪。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就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比他还强，与天启的渊源比他还深，而且又识字，记忆力还在他之上，但客氏不幸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母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宇宙中有一些规律，是雷打不动的，就叫做“宇宙定律”吧。“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的永恒定律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是在明朝的内廷，赤裸裸的就是个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这里择其要者，先来说说他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人，入宫的时间很早，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1620）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心腹太监李进忠（这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多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于李选侍心腹，但本人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儿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客氏的船上，咸鱼翻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要比魏忠贤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了解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知道他已经将罪责推给了另外那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李进忠杀了灭口算了（杀没杀无考，但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到了天启元年（1621）夏季，客、魏力挺王体乾掌管了典膳监。而后就是三人密谋杀王安，客、魏送给了他一顶内廷最高的官帽（因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新船上终于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明史》）。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年月之下，是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重要谋主（颇似近世的康生），在皇帝前面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这家伙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恢复廷杖，说他万恶不赦也一点儿不冤枉。

　　第二员上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通县）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5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15岁才混进京，在万历王皇后之母赵氏家里当下人。混到了19岁，才有机会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专业对口”进了宫，在坤宁宫当近侍，伺候皇后。
　　
　　哪曾想才干了两年多，就犯了大错误，被拘押劳改了18年，其间多次险些被赐死。多亏大太监陈矩力救，才保下小命一条。
　　
　　他是在被拘期间学的文化，先读了四书与《诗经》，又研习《易经》、《书经》、《左传》、《史记》、《汉书》等等，估计比当今的于丹老师学得还透。这期间，他还学会了一手好书法，会下棋，善做诗，也能品评八股文。其才华若放在今天，在《百家讲谈》也是一流的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时，万历在临死前不知怎么想起了他，在遗诏中嘱咐将其释放。出来后还是在坤宁宫，不过这次是在王皇后的灵位前伺候了。直到这时，李永贞才初次认识魏忠贤。
　　
　　天启元年（1621）秋，李永贞被派到秉笔太监兼兵杖局掌印太监诸栋手下。在兵仗局里有个宦官叫刘荣，是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与刘荣臭味相投，遂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年，诸栋病死，通过刘荣的引见，李永贞转投魏忠贤的名下，正式上了船，升任文书房。到天启三年（1623），他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上将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坏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能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经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象上了贼船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第三位，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这家伙“姿容修雅”（《酌中志》），是个大帅哥。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与魏忠贤有同样业余爱好。他的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且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是属于客氏的私人。
　　
　　天启元年（1621），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玩木匠花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老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条条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开管理，现在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他也大言不惭，强行买下了皇亲李承恩的宅子，在门口的匾额上大书“户工总部”四字，以为炫耀。“总部”一词，原为明初吏部下设的属部之名，后废除不用。涂文辅将自己私宅以前代官衙名命名，嚣张不可一世。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司长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扬扬于长安道上，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古代大官出行时，仆从中有专门吆喝清道的“道子”，一路要高声呼喊：“轿子来了，前面的车辆闪开、闪开！”是为“呼殿”。涂文辅的队伍出来，呼殿之声“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细而长，仿佛圣驾”（《酌中志》），内外官员无不下马回避。
　　
　　从入宫起，他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跟徐一起被贬至凤阳，但总算逃掉一死。
　　
　　第四名，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被选入宫，在兵杖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欢读书。泰昌元年（1620）年底，由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他“每见逆贤，即屏人语，移时方出”（《酌中志》）。也就是老魏见他，总要屏退左右，对他长时间面授机宜。
　　
　　天启七年（1627）九月，皇帝咽气，他察觉形势不对，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许。到了十月，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梁栋，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丰台）人，万历十一年（1583）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1583）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大臣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算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到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为其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而且，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11:34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的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1622），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其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植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徵。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徵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徵，南乐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徵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的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他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锐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1625）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了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1624）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 ，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刻，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信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了。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三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惟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在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当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惟有清流！惟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12:56

　　【前哨战中两边互有胜负】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1624）为白热化的阶段。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1620）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很多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魏忠贤首先选中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远不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湖广应山县（在今湖北）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廉洁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高度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官职大约是个司长级，管监察。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又不让太子朱常洛探望父亲。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度。万历死后，郑贵妃心不死，仍要泰昌帝给她封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贵妃不是泰昌的生母，因此不够资格封皇太后），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内，亲自接见，瞩目良久，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小老婆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由校，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最终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个仇视妇女的人，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喝斥甚至挖苦过。他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当他“跳帮客船”成功后，便思报复，只是苦于“计无所出”（《明史*杨涟传》）。
　　
　　泰昌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其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
　　
　　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帝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选侍为“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经算开恩了。
　　
　　天启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说杨涟“结王安，图封拜”，也就是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而杨涟在此时，就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绝决而已。
　　
　　这实质是让出了战场上最好的地盘，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提出希望说：皇帝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激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谁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鞠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的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爌、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1622）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惟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羽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1623）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好了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昆虫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同时亦是赵南星姻亲的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1622）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有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也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透剔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14:46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
　　
　　
　　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明朝的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的六月看起。这个月内，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时候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下一个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他年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事非常闻名。
　　
　　万历四十四年（1616）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则对传教士们都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就死了，然后泰昌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排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彼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才不听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上不知。”（《明史》）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却如此自甘下流。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进而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内阁中最先离去的是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翻船的那一刻，刻骨铭心啊。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天启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是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论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望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你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么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干他娘的。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我以为，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1620）九月份，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之名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的这些老帐，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史二十三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惟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不过，历史上也有天天说好的，形象却越来越差。是何原因，待考）。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的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他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这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的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您！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17:07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
　　　　
　　　　
　　到天启二年（1622）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并且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痛仇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办事是不过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这是明朝的民主集中制，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忽悠。
　　　　
　　天启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1623）正月十八日，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做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他老人家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
　　　　
　　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变完了。祖制，那不就是一些印刷品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的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对此也是不理。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马上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的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爌、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缝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18:47

　　【天启四年的京城地动山摇】
　　
　　
　　
　　天启四年(1624)，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蚁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噬。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爌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侍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势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年中，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任免干部上有极大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鍼。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鍼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1623），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日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史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1621）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老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打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做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诚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由天启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鞠问”，左、魏则不问。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经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
　　
　　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
　　
　　——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22:33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象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详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1624）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几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1622）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下。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人去冒这个险。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易轻动。因为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个人，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经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实是此次行动的致命劣势。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斗争规律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并死得很难看，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真正能干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他们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不由也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像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就不够硬气。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杂种，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生存！
　　
　　天启二年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做“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拼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是，恶人可以日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苟且存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人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当世有人议论，说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另外有人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则不知用了这些恶毒的词汇，能解何人心头之恨？能泄何种无名之忿？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我以为，策略不策略的可以讨论，但杨公之正气不容怀疑！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挡于道、土豪劣绅扼住小民！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理，则历史将永远是暗无天日史。
　　
　　这样的一群无骨之人，居然还想乞求永世的幸福，可能么？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杨涟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了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其上疏人官职之高，都乃前所未有。

　　高压之下，百鸟静音。此疏一出，震天憾地！
　　
　　奏疏摘要如下——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违者法无赦。”圣明在上，却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斗胆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魏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缘入宫。起初只诈为小忠小信以邀宠，继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拟旨专由内阁，而自魏忠贤起擅权，圣旨多由宫内传出，真伪莫辨。近来更指使宦官，三五成群到内阁威逼阁臣按其意愿拟旨，或不经票拟、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此大罪一。
　　
　　刘一璟、周嘉谟均为顾命大臣。当往昔人心惶惶之际，亲捧陛下御手，拥陛下速见群臣，以安天下。魏忠贤不容陛下任用父之臣，急于剪除异己，令孙杰上疏逐二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进药之间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心议论，魏忠贤却将二人排挤出朝。而对袒护李选侍的沈潅，则多方给予维护，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前为安国本（为太子常洛争名份）有功，及至王纪为刑部尚书、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工部尚书，清修如鹤。魏忠贤却将二人构陷斥逐，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选拔阁臣，魏忠贤竟一手握定，力阻大臣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捏造理由百般压制，莫非真欲提拔“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简用大臣，重在廷推。去年南京吏部尚书、北京吏部侍郎出缺，排名在前的不用，专用排名于后者，致使一时名贤皆愤愤不平而去。魏忠贤颠倒选拔常例，玩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
　　
　　皇上新政，正需忠直之臣辅佐，但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等上疏稍忤魏忠贤，立被贬黜。京师人言：“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传闻宫中有一贵人，因德性贞静，受皇上宠爱。魏忠贤恐其露己骄横，去年南郊祭天之时，趁陛下不在宫内，托言贵人有病，竟置之死地，使陛下不能保其宠幸之人。大罪八。
　　
　　裕妃因有孕而被封妃，中外欣然相庆，而魏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使陛下不能保其嫔妃。大罪九。
　　
　　皇后有孕，已经成男，忽焉流产。传闻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阴谋于此，使陛下不能保其子。大罪十。
　　
　　先帝在青宫（泰昌帝做皇子时）四十年，参与护持辅助者，惟王安一人。陛下仓促受命之时，拥立维护，王安亦有大功。魏忠贤以私忿矫旨杀于南苑，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惨毒难言。此不但仇王安，而实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侍无罪而被杀被逐者，又不知几何！大罪十一。
　　
　　魏忠贤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求索无穷。近来又于河间府拆人居室，起建牌坊，镂凤雕龙，直插宵汉。预造坟茔堪比皇陵，大违制度。大罪十二。
　　
　　魏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家中满堂高官，皆乳臭小儿；敕封之族，均目不识丁。侄甥之辈，滥袭恩荫，亵乱朝纲。大罪十三。
　　
　　魏忠贤用立枷之法，枷毙国戚家人，又意欲诬陷国戚，摇动中宫。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因开煤窑伤及魏家坟脉，魏忠贤便诬以开矿，立致之死。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有侵占牧地小事，本应由抚按审理。魏忠贤径自将其拿入监狱，恣意拷掠，视士人之命如草芥。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纠劾织造太监李实，魏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能行使任免权，言官不敢行使封驳权。大罪十七。
　　
　　北镇抚司刘侨，不肯以滥杀取，魏忠贤则以不善逼供，矫旨削籍，以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又传旨诘问，使煌煌天语（皇帝指示）朝夕纷更，将令天下后世视陛下为何？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为缉奸。自魏忠贤提督以来，日以报私仇、行构陷为能事。告密诬陷，日夜不已；片语稍违，驾帖（逮捕证）立下。大罪二十。
　　
　　辽东奸细韩宗功潜入京师，侦探我虚实，往来于魏忠贤家中，事露则令之避去。倘若韩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宫内不养兵，原有深虑。魏忠贤与奸相沈潅创立内操，安插羽翼，安知没有大盗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深为可虑！大罪二十二。
　　
　　魏忠贤往涿州进香，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天子大驾出巡。回来时又驾駟马，羽幢青盖，夹护环绕，则俨然天子乘舆矣！其间入幕投效、马前献策者，不乏其徒。魏忠贤如此张狂，自视为何人哉！大罪二十三。
　　
　　闻今春魏忠贤骑马奔于御前，大无人臣礼，陛下射杀其马，恕其不死。魏忠贤不思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差一念纵容，遂至不可收拾，何以养虎于肘腋间？今若寸脔（千刀万剐）魏忠贤，亦不足抵其罪！大罪二十四。

　　最后一段，杨涟画龙点睛，直指要害——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偶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掩饰），更有无耻之徒攀枝附叶，依托门墙，表里为奸，互为呼应。掖廷之内，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即使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受习惯势力影响），积势之所趋，亦似不知有陛下，只知有魏忠贤者。如此下去，羽翼将成，骑虎难下，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势益孤（皇权日益削弱），不知陛下之宗庙社稷何所托？
　　
　　杨涟最后说：恳请陛下大奋雷霆，集大小文武勋戚，令刑部逐款严讯，以正国法，以快神人。奉圣夫人亦并令居外（把她撵出宫去），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好个“死且不朽”！
　　
　　有壮士豪气如此，奸人才略有胆怯，不至使世界黑到彻底！
　　
　　这是东林党对魏忠贤发起的一次总攻。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所列罪状，无非是“乱朝纲”。其实东林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忠君。这个“忠君”，并不是愚忠，不是皇帝说啥就是啥，而是要维护皇权制度的正常化。
　　
　　魏忠贤所干的，确有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破坏了秩序。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专制的；但其细部运作规则，到明代已有相当的民主化与合理程序。内阁首辅如果专权，尚且会引起激烈反弹，魏忠贤以太监身份专权，当然为正直的廷臣所不容。
　　
　　张居正专权，是为了“事功”，为了提高效率。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为了“做好事实事”。因此他能用“正面理由”压制住反弹。而魏忠贤的专权，则看不出这个趋向来，所以没有可以堵住人嘴的理由。
　　
　　东林的反击，抓住的是他“违反制度”。是非要由皇帝来裁判。
　　
　　杨涟写好奏折后，本想趁早朝时直接递给天启，以快打慢，让阉党措手不及、无从应对。这些罪状，一条两条打动不了皇上；二十四条，总能让他有所触动吧？只要天启下令对其中一两个问题进行调查，事情就有胜算。
　　
　　但是不巧，第二天皇上传旨免朝。
　　
　　杨涟立刻陷入两难状态。他写这疏，在东林内部已有一些人知道，他怕耽搁下来，会被东厂侦知，或有不测。于是杨涟决定，将奏疏按常规投入会极门。这里是京官上疏和接批复的地方
　　
　　可是这就有一个致命的后果。魏忠贤专权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文件收发程序，递进会极门的文件，很快就会到达魏忠贤和他的“领导班子”手里，皇帝是不会先看到的。
　　
　　这奏疏一进，魏忠贤马上就可以布置反扑，主动权立刻易位。
　　
　　杨涟应该完全知道这个后果，但只能豁出去了。他估计魏忠贤还不敢把这折子压住不让天启知道，只要奏疏在走程序，事情就还有可为。
　　
　　为使事情更有把握，杨涟明知叶向高不同意他写这份奏疏，也还是不得不去见叶向高，争取他的支持。
　　
　　杨涟对叶说：“当今魏忠贤专权，国势衰落，叶公您为首辅大臣，应向皇上奏请，将魏忠贤杀皇子、嫔妃之事按大逆处分，以清君侧。若现在不图，贻祸将大，国家置相又有何用？”
　　
　　但是这个激将法没有生效。叶向高不愿意听这种话，只是说：“我老迈，不惜一身报国。但倘若皇上不听，公等将置于何地呢？”
　　
　　那个门生缪昌期也跑来劝他，趁热打铁也上它一本，一举干倒魏忠贤。叶向高不愿意，只说是留着自己，万一形势逆转，还有人出面周旋，不至于全军尽没。
　　
　　阁老看不出魏忠贤有那么坏.
　　
　　与叶阁老的态度相反，杨涟的奏疏一上，内容传出，满朝士人欢欣雀跃。
　　
　　国子监（中央大学）的官员与千余学生，闻之拍手称快。因为众人争相传抄杨涟奏疏，京师竟一时洛阳纸贵！
　　
　　南京方面也是满城哄传，“二十四大罪”家抄户诵。“是时，忠义之气，鼓畅一时！”（吴应箕《留都见闻录》）
　　
　　这就是民意。
　　
　　百姓若扬眉吐气，就是得了民意；百姓若牢骚满腹，就是失了民意；百姓若是与你不共戴天，离皇冠落地的日子亦就为时不远！
　　
　　尽管民意往往要输给强权，但在关键时刻，它就是扭转乾坤的最大助动力。
　　
　　民意之不可欺，道理就在这里。可惜，有人懂也有人不懂。
　　有人高兴就有人哭，让我们来看另一方的情况。
　　
　　杨涟的奏疏句句指实，任何一条追究起来，都能要他魏大珰的脑袋。奏疏当然很快摆到了他面前，他让“领导班子”成员念给他听。待身边太监战战兢兢念完，魏忠贤吓得面如土色，两手发抖，把奏疏抢过来狠狠摔在地上，竟号啕大哭起来。
　　
　　老贼终于知道了：匹夫发怒，也是不好惹的！
　　
　　“领导班子”的几个人赶紧安慰道：“公公休怕，今谋逐走杨涟，便可无忧！”
　　
　　唉，魏公公怎能无忧？杨涟奏疏，打的正是他的软肋。今春以来，天灾人祸，同时也是他魏忠贤大不顺的时候。他有一次策马在宫中飞驰，路过一座便殿，惊了圣驾。天启很恼火，张弓搭箭，一下就把他的坐骑射死。前不久，又因小事恼他，将他放归回私宅思过。皇上的脸，说变就变，连个逻辑都没有。这都不是好兆头。
　　
　　杨涟偏就选在君威难测之时，放出这一箭，是在要他的命。
　　
　　事情捂不住了，该如何周旋？内廷有他们几个在，可以设法忽悠；而外廷完全没人帮着说话，也不行啊！
　　
　　魏忠贤首先想到的，是去求首辅叶向高，叶阁老终归与那些不要命的家伙有所不同。但是转念一想，不妥。叶向高固然不是东林激进派，但是以其三朝元老、当朝首辅的身份，清誉最为重要。此次没跟着杨涟发难，已属难得，若想让他出头为自己说几句好话，怕是没门儿！
　　
　　于是，他想到去求次辅韩爌。
　　
　　之所以去求韩爌帮忙，老魏自有他的考虑。首先，韩爌虽也是个直性子，但毕竟不是东林党人。在“红丸案”中，人人都怀疑当时的首辅方从哲指使人害死了泰昌帝，惟有韩爌与杨涟坚持有一说一，为方从哲做了解脱。他和东林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好做工作。
　　
　　其二就是，叶向高迟早要去位，腾出来的位置必属韩爌无疑。一个新任首辅，一般都希望在内廷有个合适的搭档，此次去求韩爌，晓之以利害，也许韩大人能出手相助。
　　
　　小人度君子，除了拿利益标准来衡量，就不知世间还有所谓正义在。魏忠贤万想不到：在韩爌那儿碰了个灰头土脸！
　　
　　当日，魏忠贤放低了身段来到韩府，带笑求道：“韩公，非你不能止住众口，请公多留意。”
　　
　　韩爌一口回绝：“非也，吾不能！祸由公公自身起，还请自便！”
　　
　　阉竖居然能求到自己府上来，韩爌觉得是受了奇耻大辱，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魏忠贤几乎当场气晕。罢罢！现在不是跟你老韩斗气的时候，他扭身就走。
　　
　　可是，事急矣！火已燎到了眉毛上，又如何是好？
　　
　　该死的杨涟振臂一呼，数日内已有六部、都察院、科道大小官员群起响应。大到尚书（部长），小到给事中（科员），联名写本，交章弹劾。文书房的桌子上，满桌都是，先后竟有一百余疏！
　　
　　其时，群情激愤，切齿怒骂，各疏无不危言激切！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卧病在床多年，闻杨涟有疏，扼腕慨言：“国家安危，诚在此举！吾大臣不言，谁为言之！”第二日就奋然到署，联络南京各部院九卿（各部院一把手）联名上奏，痛陈其罪。
　　
　　朝野上下，同仇敌忾！
　　
　　神州之正气，已成烈火燎原之势。
　　
　　在阉党一派中，也有挺不住的了，哀叹大势已去。其间竟有立即倒戈者，参奏起主子来了。其中首推锦衣卫佥事陈居恭，他本是在杨涟奏疏中提到的阉党一员。杨涟说他是为魏忠贤“鼓舌摇唇者也”。结果，他在惊恐之中，“亦惧于众议，具疏参珰”（《三朝野记》）。
　　
　　天欲堕啊，奈何，奈何！

　　这边杨涟听说奏疏已落入魏忠贤之手，愈加激愤，于是预备起草第二封奏疏。等天启上朝，直接面奏，要求当廷对质，看你更有何计？
　　
　　当时东厂耳目无孔不入。杨涟有了这个想法，并未很好地保密，“外廷遂喧传其说”，被东厂迅速侦知。
　　
　　千钧一发，不容喘息！
　　
　　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在整个专权时期，险些翻船的时候，就这一次。几个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好了一套办法。
　　
　　首先就是设法将天启与大臣们暂时隔绝开来。
　　
　　在杨涟上疏后，一连三天，魏忠贤想尽了法子忽悠天启，不让他视朝。
　　
　　到第四天，皇帝不能不出来了。
　　
　　一大早，众大臣列班站好，引颈等待皇帝出来。鸿胪卿展自重请示杨涟：“面奏当于何时？以便唱引。”这个司仪官想要安排一下程序。
　　
　　他话音刚落，忽喇喇从里边涌出来一群人来。众臣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百多名“武阉”（武装太监）衣内裹甲，手执金瓜钢斧，拥帝而立，虎视眈眈注视着杨涟！
　　
　　接着有值班太监传谕，令杨涟所站的左班御史诸臣，不得擅自出班奏事。
　　
　　甲光耀眼，刀斧林立。看样子谁要是敢乱说乱动，立时就得毙命刀下。
　　
　　见到这个阵势，就连铁汉子杨涟也不禁目慑气夺，对众人说：“姑徐之。”还是改天再说吧。
　　
　　明代文秉所撰《先拨志始》曰；“于是忠贤之党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
　　
　　可惜，铮铮铁骨的杨公，也中了魏忠贤的招，痛失良机。草民我倒不相信杨大人会被刀斧所吓倒，估计他是考虑：如此严峻的阵势，其他人必不敢放言附和，他面奏的声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才决定徐图之。
　　
　　但，机会只有这一次。
　　
　　民气可用之时不拼死一搏，日久心散，正人君子就将为俎上鱼肉了！

　　阉党核心研究出的第二个办法就是，一定要蒙住天启，让他发话压住对方。
　　
　　就在魏忠贤争取到的这三天时间里，为了忽悠天启，他特地带着“领导班子”去求见。客氏知道事态严重，也跟着来了，立在一旁压阵。
　　
　　一见到天启，魏忠贤马上跪下号啕大哭，好似做儿女的在外边受了人家的欺负。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外边有人百方要害奴婢，且毁谤万岁爷！”接着就叩头不止，请天启允许他辞去东厂提督之职。
　　
　　天启不知缘由，莫名其妙，对他说：“前几天有个姓沈的科道官参你滥用立枷的事，你是怎么说的？”
　　
　　天启还以为是魏大叔管东厂没经验，管出了麻烦。
　　
　　魏忠贤支吾其词，憋了半天，才把杨涟参奏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哦？”杨大胡子怎么会来这一手？天启很感兴趣，叫掌印太监王体乾把杨涟奏疏念给他听。
　　
　　注意，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个历史细节——
　　
　　天启帝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自己看奏疏？
　　
　　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天启基本是个文盲，或者识字不多。但实际上，他在年幼时是上过学的，登极之后，更是接受过豪华阵容的教育。有这三年半的高端熏陶，说他不大识字是不客观的。
　　
　　不亲自看文件，只不过是个习惯。让人家念，他听，听完了做指示。
　　
　　现在的官员哪怕是个局长，也有讲话必用秘书拟稿、看文件要让秘书先筛选的，这是领导特色。局长尚且如此，况乎古代的皇帝？
　　
　　几年来，天启一直就是这么问政的。阉党核心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王体乾煞有介事，捧起杨涟的奏疏就大声朗读。这是考验心理素质的关键时刻，阉党全体的身家性命都系于他一身——他这家伙面不改色，把要害问题全部略过，只念了其中的枝节部分。
　　
　　天启的思维有一点儿不同于常人，但决不是弱智，他听了一遍，觉得不对呀！这杨大胡子的奏疏，怎么净扣大帽子？
　　
　　实质问题，基本没有。上纲上线，言过其实。
　　
　　天启听了个懵头懵脑，直眨眼睛。
　　
　　客氏见事情有门儿，赶紧在一旁替魏公公“辩冤”。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也轮番帮腔。
　　
　　这一通“挺魏大合唱”把天启给唱晕了。
　　
　　凭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天启在他所得到的信息前提下，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处理得并不莽撞。首先，他看魏忠贤这个委屈的样子，觉得可怜。一个太监，天天在一起玩的，能有什么大错儿？不过是太受信任，引起了外廷的嫉妒。这样的奴才，能陪着开心，办事挺利落，又没什么大的野心，怎么能让他离开？至于杨涟，古古怪怪的，最近好象有些犯糊涂，多少要敲打一下了。即便护驾有功，也不能随便打击别人啊！
　　
　　于是，很快就有上谕传出，“温旨留忠贤”，也就是好言好语对魏予以挽留。上谕里还说：“闻言增惕，不一置辩，更见小心。”（《国榷》）
　　
　　听这口气，好象是家长劝诫子弟如何更好地做人似的。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杨涟的上疏在前，至今却还在“留中”；魏忠贤的辞职在后，批复却先下来了。这个程序是颠倒的，不合规矩。首辅叶向高在此时采取了一点儿主动，他以这为理由上了一份“揭帖”，也就是不公开的小报告，请天启赶紧把杨涟奏疏发至内阁，由阁员讨论后，票拟处理意见。
　　
　　他做的这个姿态非常策略。对魏将如何处置，他并没有态度，只是催促皇上按程序办事。只要把杨涟的奏疏发下内阁，他就可以视形势发展而定一个处理的基调了。或左或右，可以到时候再看。这样一来，两方面的势力都将对他寄予某种希望。
　　
　　可惜，首辅大人的这点儿小权术，瞒不过客、魏。在天启那里一“过关”，下一步应该怎么干，他们已经了然。
　　
　　魏忠贤定下了一个方针，那就是“稳住局面、各个击破、全面清洗”。对东林党他也看明白了，这是一伙怎么也“和谐”不了的家伙，不赶尽杀绝，便永无宁日。
　　
　　他知道首辅大人是要争取主动权，于是就一天三遍去忽悠天启，说这事情就不必阁老插手了吧，省得节外生枝。
　　
　　天启也不愿意再费脑筋了，就问：你说怎么办？
　　
　　魏忠贤提议：杨涟杨大人就喜欢图个好名儿，听见风就是雨的，可不能让他们再闹了。这次让阁臣魏广微起草一道谕旨，把事情压下，就算了。
　　
　　天启说，好！他们要是再闹怎么办？
　　
　　魏忠贤当然有对策。
　　
　　草民我估计，六月初五日天启“武装护卫上朝”的点子，就是魏忠贤在这个前提下想出来的。
　　
　　否则，天启并不是没脑子的人，怎么能随便让百名武阉跟他上朝。他如果不明白这举动的意义，是不会充当其中一个角色的。

　　魏广微受命拟旨，正中下怀。此前有东林赵南星三次拒见，现又有杨涟上疏讥讽“门生宰相”，看来自己与东林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东林既然不容人，他只有跟着魏公公干到底了！
　　
　　因为心里有气，所以草稿一挥而就。他不敢大意，又推敲再三，然后念给魏公公听。再根据魏公公的指点，略做修改，最后把稿子交给天启批准。
　　
　　次日，杨涟的奏疏发下，并附有“严旨切责”。圣旨曰：
　　
　　朕自嗣位以来，日夕兢兢，谨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一二。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宫中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壶严密，况无实实，外廷何以透知。这本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
　　
　　——这一篇文章，做得简明扼要。里面透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里面大约说了三层意思。一是，皇上我从来就没有大权旁落；二是，宫中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三是杨涟纯属无事生非，大家都不许再提了。
　　
　　魏忠贤这一伙，确实是揣摩透了天启的态度，这里既没有给杨涟上太高的纲，只说他“沽直”，想买个直谏的好名声；同时也未予以处罚，不过是吓唬了大家一下。
　　
　　再看里面对杨涟奏疏的驳斥，就看出名堂来了。圣旨只提到了迫害后妃、皇子之事，别无其他。敢情王体乾最多只念了“二十四大罪”里的一至十条，其中涉及罢黜正直官员的部分，可能还给略掉了。否则以天启的身份，对杨涟议论人事问题不可能不驳。
　　
　　这道圣旨没有多说（说多了自己也没理），只起到个表态的作用，这就够了。大臣们知道了皇帝的态度，自然稍息。以后的事，再慢慢来打理。
　　
　　看来，就行政手段的熟练、进退有据的策略、文章修辞的严谨来说，阉党也不是白给的。
　　
　　圣旨下来后，舆论大哗。一方面群臣不服，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还在不断飞来；另一方面，正直之士悲愤莫名。南京的尚书陈道亨叹道：“此何时？尚可在公卿间耶？”
　　
　　——这是什么世道？这鸟官还做它干嘛？
　　
　　他立刻写了辞职疏，力辞而去。
　　
　　东林党中的温和一派，则深为杨涟的失误而惋惜。据说，黄尊素看到杨涟的疏文抄件后，跌足叹道：“疏内多搜罗那些宫内风闻之事，正好授人口实！”
　　
　　杨涟之所以提到后妃被迫害的事，估计是想用跟天启有切身利益的话题，来引起天启的警觉。但是，做皇帝的，几乎都很忌讳外臣谈起“朕的家事”。就算是有这回事，也家丑决不可外扬。
　　
　　有这一层心理存在，杨涟的奏疏，就很难取得天启的认同。
　　
　　而且魏忠贤果然也就是利用宫闱之事，对杨涟进行了反击。
　　
　　这一仗，东林的攻势是失败了。虽然看起来，群臣说了那么多狠话，也不过是被批评了一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标志着，靠舆论已经是扳不倒那位大珰了！
　　
　　因此，大获全胜的应该是阉党。
　　
　　就在“武装上朝”成功的那天下午，魏忠贤心情舒畅，特邀天启到南海子去玩。
　　
　　一干人等登上龙舟。伞盖之下，美酒加好茶，看水光滟潋，听萧鼓悠扬，端的是人间好世界。
　　
　　歌舞看够了，魏忠贤又请皇上看练操。他亲执帅旗，调兵遣将。
　　
　　那岸上列队而出数千武阉，衣甲鲜明，意气昂扬。听得魏爷爷一声号令，立刻炮声震天，鼙鼓动地。各路军马回环移动，变换阵形。
　　
　　这群阉了的士兵，自认为与魏爷爷同命相连。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关系非常好划分：阉了的，就是一家人。上午听说杨涟要面奏皇上，搞他们的魏爷爷，武阉们无不同仇敌忾，恨不得把杨胡子一口吃了。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看着这支精壮的队伍，没心没肺的天启只是乐：当皇帝的感觉，咋这么好？

　　操毕，天启一高兴，下令大赏三军。魏忠贤便趁机给自己来了一番表功，天启深许之，眷宠之意愈厚。
　　
　　主子看奴才，越看越觉得乖。哪里不是如此？
　　
　　却说东林一击未成，大家并没有马上消沉。不断有人到叶向高那里去劝说，希望能由他出面，再来一波攻击。
　　
　　首辅若发话，皇上总要给点儿面子，只要打在了点子上，未尝不能取胜。
　　
　　群臣来到叶府，向叶向高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这位阁老自有他的一定之规。他说：“大洪（杨涟的字）的奏疏未免草率。魏公公那人在皇帝面前也常有匡正之举。比如有一次，鸟飞进了宫里，皇上架了梯子准备去抓。魏公公当即死死挽住皇上衣服，不让皇上爬上去，说此举甚不合礼。又有一次，他看见皇上赐给小内侍一件绯衣（大红袍），就叱骂那小内侍：‘绯衣是大臣穿的，即使为皇上所赐，也不准穿！’可见魏公公也相当较真，很难再有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伺候在皇帝的左右了。”
　　
　　座中的缪昌期闻听此言惊愕不已，倐然起身，正色道：“是谁说了这话来蒙骗师翁？这种人一定要杀！”
　　
　　叶向高闻言语塞，脸色大变。
　　
　　那缪昌期据说是蒙古血统，人都60多岁了，血性仍未泯，做事偶有大异于汉人之处。他当时担任的，是掌太子奏请、讲读事宜的“左春坊谕德”，一个从五品的闲职。朝中斗争，多大的雨点也砸不到他头上，但是他偏不袖手，非要与阉党不共戴天。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杨涟。杨涟对叶向高的模棱两端大为恼怒。
　　
　　叶向高听说杨涟发了火，甚为不安，连忙给御史李应升写了一封信，辩白自己并非对杨涟有恶意。
　　
　　杨涟看到此信后，益发激愤，想把信的内容公之于众。后经缪昌期的极力劝解，方才作罢。
　　
　　在这次风波中，阉党一方几遭灭顶之灾，所以人人同仇，行动张弛有据。而在东林方面，两大巨头意见不一。在朝中位置最高的叶向高，心存侥幸，不肯借势一击，以致人心很快涣散。两下里的较量，结局已不难预料。
　　
　　叶向高与激进派不肯统一步调，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万历后期起，历任内阁首辅大都吸取了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的教训，不大愿意揽权。而六部从嘉靖年间起被内阁压制已久，早就想伸张独立行政权。两个因素交合，导致了相权有很大削弱。
　　
　　到了叶向高这里，由于他本人软弱，内阁就更是指挥不动吏部等有实力的大部了。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吏部尚书赵南星整顿吏治，高攀龙附合之，一时间大刀阔斧，任免干部根本就不和内阁打招呼。叶向高相当不满，就托病不出，任由赵南星去碰壁撞墙，决不施以援手。
　　
　　此次攻魏也是同样，杨涟事先跟东林的左光斗、魏大中、李应升等都进行过商议，惟独不跟首辅过话。叶向高也自觉很没面子。
　　
　　两拨人在策略上有了裂隙，叶向高就故意在对魏立场上向后退了一步，根本不主张将魏一棒子打死。他算准了杨涟此次出击确实够魏珰喝一壶的，但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就作壁上观，只等着形势一变，由他自己来出马收拾局面。
　　
　　因此，他当时把“主调停”的调子唱得老高，就是在为下一步做铺垫。

　　杨涟上疏10天后，朝中风波略有平息，从表面看，东林与阉党双方是僵住了。叶向高认为自己出面的时候到了。
　　
　　六月十一日，由他领衔，全体阁臣联名奏了一本。奏疏的前半部分把魏忠贤的政绩夸了一通，然后提出一个居心叵测的建议：“陛下诚念忠贤，当求所以保全之，莫若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则忠贤亦安。”（《明熹宗实录》）
　　
　　——皇上您牵挂着魏忠贤，就应设法保全他的名节。最好的法子就是批准他的请求，暂时放归私宅，远离权力中心，自然也就避开了嫌疑。中外再没人折腾了，他本人也就安定了。
　　
　　这个折子的要害，是要让魏忠贤去位。前面的一番恭维，都是下套。
　　
　　我很奇怪：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奏疏，是怎么取得内阁两派人物一致同意的？
　　
　　韩爌、朱国祚等人好说，他们明白这是先给个甜枣、再狠打一巴掌，是变相的“驱魏”。然而顾秉谦、魏广微怎么能够同意？
　　
　　只有一个可能：按照明朝内阁的惯例，所谓联名，那是无须事先征求意见的，首辅想要大家联名，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大家都是同僚，一般都给个面子。
　　
　　私下里，这两员阉党大将，恐怕早就把上疏的意图给魏公公分析明白了。
　　
　　叶向高这是使用了很标准的“调停”手段。在他的观念里，如果事情最后是这个结局，那么一切无事。魏公公去养尊处优，朝政大权还给内阁。
　　
　　不要小看这个放回私宅，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太监的莫大恩典。明朝的皇帝怕宦官退休后回到乡里什么都讲，泄露了宫廷机密，所以年老的宦官都统一养在皇城周围的寺庙里，集体养老，不得回乡与家人团聚。
　　
　　据说现在有名的北京“八宝山”，过去就是一处前清时代的“太监村”。
　　
　　可是，天启和魏忠贤都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人，一个是明朝的“80后”，一个是“无知者无畏”。他们和叶向高“尿不到一壶里去”。
　　
　　天启觉得这是出了个馊主意——老魏怎么能走？
　　
　　魏忠贤则把叶向高的意图品味了又品味，发觉老奸俱猾的家伙原来在这里！
　　
　　让我回私宅养尊处优？那不是等于剥夺了权力？人一失权，还不是任人宰割？那时候一个小小的衙役就能把我给收拾了，哪里还能有一万名武阉为我保驾护航？
　　
　　叶！向！高！
　　
　　——你很阴啊。
　　
　　如果说，此前魏忠贤出于顾忌或从大局考虑，还没把叶向高视为敌人，而是把他列入了统战对象，多少保持了表面的尊重；而从这一刻起，首辅的名字就上了老魏的黑名单。
　　
　　魏忠贤的反击来得很迅速。叶之图谋，必须瓦解。他授意爪牙徐大化矫诏，以皇帝名义为魏忠贤做了一个评功摆好的总结，然后，作为批复与叶的联名奏疏一并发下。
　　
　　批复说：“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明熹宗实录》）
　　
　　不是叫你上我这儿来调停，而是让你上廷臣那儿去调停。这事情说好了的不许再说了，为什么还要说？叶阁老，你太低估了皇上和某人的智力！
　　
　　因为奏疏是联名的，署名人还包括了两名阉党，所以批复的语气还算比较温和。但是里面透露给叶向高的，却是一个重重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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