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7:59:56

　　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里”，跟当时的大月氏属于同种，在汉朝初年国势颇盛，拥有现在新疆北境以及苏俄的中亚之地。到了晋朝之时，他们对于中国仍然十分归顺，曾经遣使入朝。唐代，这个国家仍然继续存在，被称为康国。

　　唐朝皇帝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皇帝。他耽于声色，任用奸相权戚，以致安史之乱爆发，国中涂炭。中唐诗人反思此段史事时，常常竭力为玄宗开脱，说其荒政怠朝是内为玉环所迷，外为胡人所惑。

　　长安宫廷歌舞之盛多半与玄宗的喜好有关，君有好，下必有所献。其中就有来自西域康居国的一种舞蹈，叫作“胡旋舞”。

　　长安当时是亚洲的中心。中亚一带基本都在大唐的治下。中亚一带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国也不例外，在长安乐师中，就有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来自康居。据白居易记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康国者，一曰萨末健……国人嗜酒好歌舞……开元初，贡……驼鸟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国的歌舞早在开元之初就已经陆续进入长安。琵琶乐师康昆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入大唐皇家乐队的。

　　康居国跳“胡旋舞”的女孩们来到长安后，带来了独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旋转激烈的舞蹈，但是，杨玉环却立刻喜欢上了胡旋舞。

　　《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从上述记载与描述可知，只要看过维吾尔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的，几乎就可以想象出这种旋转舞蹈的形态来。少数民族的舞蹈很讲究舞者之间的交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与皇家根据礼仪所需编排的程式化的乐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对这种舞蹈感到不自在，显然是与在这种舞蹈中舞者过于专注于自我表现，却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关。

　　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中写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康居国来的胡旋舞女们在玄宗面前卖力地舞毕，原想得到玄宗的赞赏。结果，玄宗的表现却是：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玄宗有这种态度，胡旋舞女想进入大唐皇家梨园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长安毕竟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混口饭吃并不困难。康居国胡旋女在长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间风行胡旋舞，就连内宫妃子宫女中间也流行胡旋舞，特别是贵妃杨玉环尤其痴迷，天天在长生殿上练习胡旋舞。后来，不但宫里，就连官场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长安城里最受欢迎的交谊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闹出了乱子。杨玉环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个会跳此舞的人，正是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正是他取悦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原因之一。安禄山造反，跟胡旋舞没有直接联系，但唐人恨安禄山，连带着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说：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在白居易看来，安史之乱的原因就在那一队无辜的胡旋女身上，这确实是太过荒唐了。无独有偶，元稹（zhěn）与白居易是一样的看法：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柔软依身著珮带，徘徊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其谴。

　　在元稹看来，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禄山趁机占据了长安。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胡旋舞教会众人逢迎拍马，以圆变之术侍奉君王，欺骗君王。元稹告诫人们，有国有家的人都应该远离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杨玉环爱跳胡旋舞是史书记载了的，玄宗是否真的不喜欢就难说了。玄宗不喜欢胡旋舞的说法，恐怕也是后人刻意为玄宗掩饰的一种说法。大唐皇室本来就有胡人的血统，对于少数民族的舞蹈，向来是持开放心态的。况且玄宗之于歌舞的喜爱，没有理由说他会不喜欢。如果在胡旋女舞队的表演舞会上，玄宗没有表示出欣赏，那也可能只是假脸色给康居国的使臣看，以显示大唐天子的从容与见多识广。　　

　　元白诗中自然有他们的良苦用心，无非借胡旋之舞进劝诫之言，劝诫皇帝不要被“旋目与旋心”。只是如此一来，不免委屈了康居国的胡旋女。

　　今天，康居国留下来的胡旋舞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跳，又有哪个国家因为胡旋舞而灭亡了呢？

　　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公元前7～前54（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公元前11年（元延二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公元265～274年（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

　　史书上说，康居国姓温，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这就是月氏人被从河西走廊驱逐出来的事实。康居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尔罕，出于索格狄亚那的中心地区。在贵霜帝国强盛期，当地的月氏人很可能被委任为征服地的城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由于贵霜帝国的逐渐衰落，各地便分裂为许多小国。

　　公元357～367年间，由于柔然的崛起并争夺西域，嚈哒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涌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攻灭粟特、政府索格狄亚那就显得轻而易举。到公元四世纪20年代，嚈哒匈奴人又南攻灭贵霜，从而成为中亚的强国，居于中国和波斯萨珊之间，这时的康居、安息、乌孙、花剌子模、罽宾、大宛等等汉代国家名称全都不见了。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逐渐融合同化。随着突厥人的涌入和突厥语的广泛流行，中亚各族都以作为各个因子被突厥这个庞杂部族所涵盖。中亚各国的昭武族人在臣属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权和民族根源，形成所谓的“昭武九姓”诸国。　

　　在康居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很有建树的君王，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君王的名字。从西汉初期役属西迁的大月氏人，后来又受西迁的匈奴人蹂躏，最后臣服于西迁的嚈哒。即使康居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得看月氏王的脸色行事。这些曾经割下古波斯王居鲁士头颅、也曾令波斯王大流士远征惨败、令亚历山大被迫穿上中亚服饰采用怀柔政策的中亚游牧人，在来自东方的的游牧人面前似乎都不堪一击，而且甘于臣服。康居人的政治才干甚至连昭武九姓都不如，其中的底蕴耐人寻味。

　　华严宗是唐初继法相宗之后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意旨。

　　华严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北方的地论学者和南方的三论学者，华严宗人自称的学统传承关系则以隋唐之际的法顺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其实，法顺和智俨只是华严宗的先驱者，法顺基本上是一位禅僧，曾劝人读《华严经》，相传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在其止观法门中把《华严》摆在最高的圆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俨著述较多，大力阐述《华严》思想，并提出了“十玄门”这一华严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华严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阐明的；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建立华严寺院，并普遍缔结宗奉《华严》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动促成的。所以，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国相，祖父迁来长安定居，从此入籍中国长安。所以说，法藏原本是康居人。

　　法藏生于公元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17岁时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修行，学习佛经，回京后从云华寺华严大师智俨听讲《华严经》，前后9年。深受智俨赏识。公元668年（总章元年）智俨临终时，曾嘱门徒提携法藏，认为他专心钻研《华严经》，是绍隆遗法的希望所在。两年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母亲的府邸改为太原寺，下诏剃度僧人。经过道成、薄尘推荐，法藏获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时，法藏只受了沙弥戒，在公元674年（上元元年）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来，又在云华寺开讲。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具足戒，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为贤首国师。自此以后，法藏经常参加翻译、广事讲说和著述，大振华严的宗风。　　

　　公元680年（高宗永隆元年），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来到长安，法藏往问西方的古德有没有关于佛一代教法的判释。据地婆诃罗说：印度那烂陀寺同时有两大论师，一位是戒贤，远承弥勒、无著，近继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有、空、中三时教判；另一位是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时教判。地婆诃罗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亲自和他对校，果然获得“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和“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立即请地婆诃罗在西太原寺译出，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此后，法藏又奉诏和地婆诃罗及道成、薄尘等同译《密严》、《显识》等经论十余部，合共20卷。

　　公元690年（武后天授二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译经，法藏也列席译场。提云般若译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法藏特为该书作疏，发挥新义。

　　公元695年（证圣元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法藏奉诏笔受，后来补入日照法师所译两段。

　　公元699年（武后圣历二年），重新翻译的《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他曾为武后讲新《华严经》，讲到“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等。武后听了茫然不解。法藏于是指着殿旁的金狮子作譬喻，武后于是豁然领悟。法藏把当时所说集录成文，叫作《金狮子章》。他还为了让不了解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义的学者开悟，拿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对，中间安置一尊佛像，然后燃烧一支火炬去照着他，使学者通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的义旨。

　　公元703年（长安三年），义净等华梵十四人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共同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1部，法藏奉诏证义。

　　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南印度沙门提流志在大内林光殿翻译《大宝积经》，法藏也奉诏为证义。新译的《华严经》，虽然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及《十定》等品，却脱漏地婆诃罗所补译的“文殊伸手过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文。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漏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现行即此本。总之，法藏对于当时的译事，特别是《华严经》的翻译是有贡献的。　　

　　法藏前后讲新旧《华严经》30余遍，中宗、睿宗都曾请他作菩萨戒师。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享年70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为其作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 。

　　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又西迁康居，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

　　公元265～274年（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不复存在。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18:41:18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是岭南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在统治岭南的93年间，推行郡县制，和辑百越，推广铁器和农耕，发展海上交通贸易，促进岭南地区社会历史的全面发展，是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时期。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在越南又称为赵朝或前赵朝。

　　南越国是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汉朝境内的割据政权，国都位于番禺（今广州市内），疆域包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国是秦朝灭亡后，由南海郡尉赵佗于公元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国曾先后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外臣”。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与西汉发生战争，被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所灭。南越国共存在93年，历经五代君主。

　　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它的建立保证了秦末乱世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来源于秦朝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使岭南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南越国君主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和南越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并使汉文化和汉字得以传入岭南地区，改变了岭南落后的文化状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的顽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始皇接着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令。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秦二世继位。公元前209年，由于秦二世的暴政激起了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接着就是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向他阐述了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的侵犯；并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公元前203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公元前202年，经过多年征战，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并平定了中原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余军事势力。而此时的中原，已经兵乱多年，百姓生活劳顿困苦，所以刘邦没有用军事剿灭的方式来对付南越国。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刘邦成功地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得赵佗归顺，没有成为汉朝南边的敌对势力。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刘邦的妻子吕后掌控朝政，开始和赵佗交恶。她发布了和南越交界的地区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他物品的禁令。赵佗考虑到吕后可能会通过长沙国来吞并南越国，于是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并出兵攻打长沙国，在打败长沙国的边境数县后撤回。吕后随即派遣大将隆虑侯和周灶前去攻打赵佗，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越一带炎热和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一年后，吕后死去，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进攻。这时的赵佗凭借着他的军队扬威于南越一带，并通过财物结纳的方式，使得闽越、西瓯和骆越都纷纷归属南越，领地范围扩张至顶峰。赵佗也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起来。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接着汉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汉高祖时曾多次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陆贾到了南越后，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被再次说服，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仍称“南越王”。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像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但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

　　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时己达百余岁高龄，其儿子都已经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孙子赵眜继承。赵眜即位两年后，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借机向南越国发动战争，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赵眜刚继承王位不久，国内民心还不稳，于是就向汉武帝上书，说明闽越侵犯南越的事实，请求汉武帝处理此事。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扬，称其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并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汉朝的军队还没有越过南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郢，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讨伐的行动。　　

　　汉武帝随后将余善立为新的闽越王，并派遣中大夫严助前往南越国将处理闽越的事告谕赵眜。赵眜得知后，向严助表达了对汉武帝的深刻谢意，并告诉严助，南越国刚遭受过闽越的入侵，等处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汉朝的京城朝见汉武帝。随后，还派太子赵婴齐跟随严助回汉朝的朝廷当宿卫。严助离开后，南越国的大臣们用赵佗的遗训向赵眜进谏，劝赵眜不要去汉朝的京城，以免被汉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来南越，就成亡国的形势了。于是，赵眜在以后统治南越的十二年中，一直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入朝见汉武帝。

　　公元前122年，赵眜病重，其在汉朝当宿卫的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同年，赵眜死去，赵婴齐继承王位。赵婴齐在没去长安之前，曾经在南越娶当地的南越女人为妻，并生了长子赵建德，赵婴齐去长安做宿卫后，又娶了邯郸樛家的女儿做妻子，生了儿子叫赵兴。赵婴齐继承南越王位后，向汉武帝请求立妻子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此举舍长立幼，为将来南越国之乱种下了祸根。赵婴齐是一个暴君，喜欢恣意杀人，汉武帝屡次派使者到南越国，婉转劝告赵婴齐去长安朝拜汉武帝。赵婴齐惧怕进京后，汉武帝会比照内地诸侯，执行汉朝法令，因此以有病为借口，一直未去长安，只派遣儿子赵次公去长安当宿卫。

　　公元前115年，赵婴齐病死，太子赵兴继承王位，其母亲樛氏当上王太后。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前去告谕赵兴和樛太后，让他们比照内地诸侯进京朝拜天子；同时命辩士谏大夫终军、勇士魏臣等辅助安国少季出使，卫尉路博德则率兵驻守在桂阳，以接应使者。此时的赵兴尚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南越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吕嘉手中。据《史记》记载，樛太后在没有嫁给赵婴齐时，曾与安国少季私通过，安国少季来南越后，他们再次私通，南越人因此多不信任樛太后。樛太后害怕发生动乱，也想依靠汉朝的威势，多次劝说赵兴和群臣归属汉朝。并通过使者上书给汉武帝，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去长安朝见汉武帝一次，并且撤除和汉朝交界的边境要塞。汉武帝答应了南越国的请求，赐给南越国丞相、内史、中尉、大傅等官印，其余官职由南越国自置，这样意味着汉朝朝廷直接对南越国高级官员进行任免。汉武帝还废除了南越国以前的黥刑和劓刑等野蛮酷刑，比照内地诸侯用汉朝的法律。同时将派往南越的使者都留下来镇抚南越，力求南越的局势平稳。赵兴和樛太后接到汉武帝的谕旨后，马上准备行装，为进京朝见汉武帝而做准备。　

　　南越国的丞相吕嘉年龄很大，从赵眜、赵婴齐一直到赵兴，曾经辅助过三位南越王，他的宗族在南越当官的有70多人，又与南越王室有联姻，在南越国的地位十分显要，深得南越人的信任，甚至超过赵兴的威望，是南越国的实权掌握者。吕嘉多次反对内属汉朝，但赵兴一直未理，这使吕嘉产生了背叛的念头，屡次托病不去会见汉朝使者。赵兴和樛太后害怕吕嘉首先发难，就安排了一个酒宴，宴请汉朝使者和吕嘉，想借汉使之力来杀死吕嘉等人。在宴席中，太后当面指出吕嘉不愿归属汉朝的行为，想以此激怒汉使出手杀死吕嘉。可此时身为将军的吕嘉之弟正率兵守在宫外，安国少季等使者犹豫不决，最终没敢动手。此时吕嘉见形势不妙，随即起身出宫，樛太后大怒，用矛撞击吕嘉，但被赵兴阻止。吕嘉回去后，把他弟弟的兵士分出一部分安排到自己的住处加强防卫，托病不再去见赵兴和使者。并暗中同大臣们密谋，准备发动叛乱。

　　汉武帝得到了南越国政权危机四伏的消息，责怪安国少季等使者的胆怯无能；同时又认为赵兴和樛太后已经归附汉朝，唯独吕嘉作乱，不值得兴师动众，于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12年，派遣韩千秋和樛太后的弟弟樛乐率兵2000人前往南越。当韩千秋和樛乐进入南越之后，吕嘉等人已经发动叛乱。吕嘉首先制造舆论，称赵兴太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又与汉朝使者有奸情，一心想归属汉朝，没有顾及南越国的社稷，只顾及汉朝皇帝的恩宠。随后吕嘉乘机和他弟弟领兵攻入王宫，杀害了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

　　吕嘉杀死赵兴之后，立赵婴齐和南越籍妻子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并派人告知了苍梧秦王赵光及南越国属下各郡县官员。这时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南越境内，攻下几个边境城镇。随后，南越人佯装不抵抗，并供给饮食，让韩千秋的军队顺利前进，在走到离番禺40里的地方，南越突发奇兵进攻韩千秋的军队，把他们全部消灭。吕嘉又让人把汉朝使者的符节用木匣装好，并附上一封假装向汉朝谢罪的信，置于汉越边境上，同时派兵在南越边境的各个要塞严加防守。汉武帝得知后，非常震怒，他一方面抚恤死难者的亲属，一方面下达了出兵南越的诏书。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一路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从长沙国桂阳（今湖南境内），直下湟水；第二路任命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走豫章郡（今江西境内），直下横浦；第三路和第四路任命两个归降汉朝的南越人为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兵走出零陵（今湖南境内），然后一路直下漓水（今广西漓江），一路直抵苍梧（今广西境内）；第五路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国的军队，直下牂柯江。　　

　　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持续了一年，一直到前111年的冬天，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精兵，抢先攻下寻峡，然后攻破番禺城北的石门，缴获了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乘机向南推进，挫败南越国的先头部队，率领数万大军等候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军队。路博德率领被赦的罪人，路途遥远，与杨仆会师时才到了一千多人，于是一同进军。杨仆率军队在前边，一直攻到番禺，赵建德和吕嘉都在城中固守。楼船将军杨仆选择有利的地形，将军队驻扎在番禺的东南面，天黑之后，杨仆率兵攻进番禺城，放火烧城。而伏波将军路博德，则在城西北安营扎寨，派使者招降南越人，南越人久闻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威名，于是纷纷投奔路博德的旗下，黎明时分，城中的南越守军大部分己向路博德投降。吕嘉和赵建德见形势不妙，在天亮之前率领几百名部下出逃，乘船沿海往西而去。路博德在询问了投降的南越人之后，才知吕嘉和赵建德的去向，并派兵追捕他。最后，赵建德被路博德的校尉司马苏弘擒获，而吕嘉被原南越国郎官孙都擒获。

　　吕嘉和赵建德被擒之后，南越国属下各郡县包括苍梧王赵光，桂林郡监居翁，揭阳县令等皆不战而下，纷纷向汉朝投降。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的军队，以及驰义侯调动的夜郎军队还未到达，南越已经被平定了。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后，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九个郡，直接归属汉朝。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被汉朝消灭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他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

　　公元前208年，赵佗封关、绝道；3年后，于公元前205年兼并桂林、象郡，从而统一了岭南地区；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禹。这是岭南第一个都城。

　　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时，一把火烧了南越国都城赵佗城，地上的建筑荡然无存，令人十分惋惜。至20世纪70年代发现广州三宝之前，除了应无路的越王井之外，有关南越国的遗址，是一无所有的。史学家研究南越国就只有依靠史料记载了。

　　1974年底，广州市文化局职工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秦代造船工场遗址；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基建工地中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和1997年在基建工程中，分别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大型地下石构水池和南越国王宫御苑，这些发现，被认为是岭南地区考古方面的突破性发现。2000年在广州市儿童公园发现南越国宫殿遗址。这些重大发现十分重要，致使广州的南越国史和全国的秦汉史都要改写，甚至每块砖都可改写中国的建筑史和园林史，这些文物的珍贵，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南越国宫署遗址面积共15万平方米，东起仓边路，西至广大路，南起中山路，北至越华路，被专家们称为东方的“庞贝”古城。而宫署的核心区域为4.8万平方米，东起忠佑大街，西至北京路，南起中山路，北至广州大厦门前，这范围已被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为了保护宫署遗址，市政府已拨出专款5亿多元补偿外商的地皮价值和搬迁市儿童公园。目前，广州市正按申报要求，包括南越王宫遗址、西汉南越王墓和在西湖路发现的西汉南越国“水关”（水闸）三处遗址，以“南越国”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宫署御花苑，建筑时间比颐和园和避暑山庄要早1000多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宫苑遗址，是中国的园林之最。

　　1984年，在广州的一座大楼施工工地上，发现了南越国御花苑的一个大型地下石构蓄水池。水池距地面约8米，为冰裂纹密缝石板铺砌，池壁呈斜坡形，池底平整，用碎石和卵石平铺，向南埋有木质输水暗槽。石池中散落有八棱石柱、石栏杆、石门楣、大型铁石柱、铁门枢轴、“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和铺地印花大砖，还有一段木船桨。据分析，水池可荡舟，池边应有石构廊榭或凉亭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铺地大方砖，堪称全国之最。这样大型、平整、古老的方砖，烧制时没有变形；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说明当时的烧砖技术已经很高。还有石刻“蕃”字、“赀”字和“阅”字，是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

　　1997年，在一处工地地下3～5米处，人们发现了宫署御花苑的全石构曲流石渠，长150米，是一处人工园林水景。石渠迂回曲折，由西向东，渠底密铺黑色卵石。东头有弯月形石池，池底发现几百个龟鳖残骸，说明这是养龟鳖的水池。西头有石板平桥和步石，外连曲廊。弯曲石渠当中有两个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在石渠中有果核和树叶，可见御花苑有种植水果和花卉。可以想象御花苑处处小桥流水，水果飘香，花草繁茂，龟鳖爬行，鱼翔浅底，十分闲情雅致，一派岭南山水园林风光。

石渠连接大型蓄水池引水，并有木质暗槽出口排水入珠江，保持水流长年不断。御花苑曲渠设计科学，建筑精巧，充满情趣，是一处古代山水园林建筑精品，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御花苑遗址共有7个时代的重叠文化层，发现有秦、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时期的遗迹遗物。还发现了83口各个时期的水井，年代由南越国至民国时期，有土井、砖井、瓦井、木井、篾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特色。特别有趣的是那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横砖，成八卦之状，可见古人已懂得这种刚性力学结构之原理，其筑井技术水平确实很高。

　　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而这里恰似罗马古城的石构建筑，在我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地面还是会有木结构建筑的，不过在西汉灭南越时已被放火烧掉。而曲渠弯流，隔景借景，小巧玲珑，把大自然山水缩微于庭院之间，是典型的东方园林特色；完全不同于西方园林的几何方块对称排列、一览无遗的人造园林风格（如法国的凡尔赛宫）。我们相信，这种恰似罗马的石构建筑技术，又结合东方的造园风格，就是南越国宫署御花苑这个全国首个宫苑实例最突出的特色。

　　王宫的中心可以清楚看到2000年前两条南越王宫殿的卵石“散水”，1300年前的唐代铺砖廊道，1000年前的四列南汉宫殿的“磉墩”基槽，以及各种建筑结构的遗址。汉代建筑结构中，以卵石作“散水”是有阶级限制的，如果在宫殿屋檐四周地面全部铺上这种“散水”，是皇宫的标准，只铺两边是王的标准。很明显，这座宫殿是南越国依照汉朝皇宫建造的。

　　出土的只是南越王宫殿的一角，还不到整个宫殿群的百分之一，还未露出宫殿的主体部分。可见，南越王宫大部分还埋藏在地下。

　　考古队在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井内清理出一百多枚南越国木简。这批木简的发现改写了广东无简牍出土的历史。现整简和残简共一百多枚，均为木质，文字最多的有23个字，最少的只有3个字，以12个字居多。简文字体多为隶书，也有篆书。在王宫御苑的原址上出土木简，这在国内外极为罕见。这批简文的书写者应是直接服务于南越王室的书吏，甚至是南越国的书家高手。这批木简应是南越国王宫的纪实文书，是“王宫档案”，它们从多个方面反映出南越国宫廷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如宫室管理，多枚木简上有“出入”二字，可能是人或物品出入王宫的凭证；职官制度，简文中有的“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官职名称，其中一些属首见，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而“陛下”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南越国割据一方、居国称帝的记载。　

　　这些南越木简从多方面反映出南越国的多种制度，直接印证了发现的南越国宫殿与宫苑遗迹，还有明确的纪年，彰显出南越国遗址的历史真实性和对该遗迹定性定位的正确，也为南越国史提供了重要补充。

　　就目前所知，南越王宫署由南越王宫殿和御花苑两大部分组成，这其中隐藏着“五大谜团”。

　　第一大谜团：“番禺城”存在之谜。

　　南越王宫殿目前只挖掘出一号殿的一部分和二号殿的一角，350多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只占遗址所在的广州儿童公园东南一个角，整个宫殿最精华的部分还在2万多平方米的儿童公园下面。宫殿找到了，但是在宫署之外还有没有一个城？据史料记载，秦末汉初时期全国有十多个商都，而岭南就只有“番禺”这一个重要的商都，来这里经商的人不少都财运亨通。专家推测，南越王宫署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老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等，然而这些东西目前却一点出土的迹象都没有。南城王宫署只是番禺的一部分，当时的城在哪里？城墙修建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答案。所以说，古番禺城的存在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第二大谜团：印章上的外国人头像之谜。

　　在南越王宫殿遗址里，人们可以看到多个朝代的珍贵遗迹错落交叠：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宫、1600多年前的东晋古井、1000多年前的唐末铺砖廊道等等。在堆积成山的出土物件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这枚象牙印章只有一只核桃大小，上面还有一道裂痕，来头却不简单。首先，这枚象牙印章刚好出土在唐代的铺砖廊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文物，广州出土的的唐代文物向来非常有限，直令广州的考古学家有“盛唐不盛”之叹，它的出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南越王墓曾出土过五根象牙，这枚唐代象牙印章也使广州的象牙工艺制造史中间的空白得以填补。其次，该印章虽然没有打磨完成，也没有挑字署名，其上却大有乾坤——上面的头像无论从脸形还是发式上来看，都是一个明显的外国人头像。从形状上看，这枚印章不是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椭圆形，而西方印章的形式正是以椭圆形为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枚给外国人刻的印章，说明当时南越国就有外国人的存在。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广州聚集了数万外国人，尤以西亚阿拉伯人为多。那么，这枚印章上面雕刻的外国人到底是哪一国人？当时这一带外国人的数量有多少？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他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些谜底仍有待揭开。　　

　　第三大谜团：南越王宫“石头城”之谜。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木一石，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文化上的差异。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是在南越王宫殿和南越王御花苑，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诸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等，不一而足。整个南越王宫署简直就是一个“石头城”，部分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是非常罕见的。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这里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就得重新谱写了。但这个猜测至今没有被证实。

　　第四大谜团：石渠流向图形之谜。

　　南越王御花苑的曲流石渠尽显“皇家霸气”。这条曲流石渠约180米长，由北向南，再向东，注入一弯月形石池后又继续西流，蜿蜒贯穿整个御花园。这条以观赏潺潺溪流为主要功用的渠道，从示意图上看，上部分是黄河“几”字形走向图，下部分也是“几”字形走向，总体的形状与黄河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南越王赵佗当年有“觊觎中原”的野心的证明。那么，实情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赵佗自己知道了。

　　第五大谜团：“龟鳖石池”上的建筑之谜。

　　御花苑中的龟鳖石池，池壁西边顶上有三条呈放射式的石梁，端部各有一口拳头大的榫眼，形如牛鼻。这些遗迹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启示——在这些石板、石柱和牛鼻石之上，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覆盖整个石池，很可能是整个南越王宫署中最具亮点的一个建筑造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筑呢？有人认为是一个供帝王及后宫歇息、赏水、赏龟的凉亭；也有人认为是一个池上舞台；还有人认为是一座造型独特的曲桥……但种种设想，还必须与原有的建筑设施和榫眼等相吻合。2000多年前的石池上盖建筑的结构到底是怎样建造的，又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随着进一步挖掘，南越王宫署独有的历史之谜还会有更多，历史遗迹的越不完整，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越大。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上，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赵眜在位期间称南越文帝，死后谥号“南越文王”。这一时期，南越国名为汉朝藩属，实则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

　　赵眜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古墓位于象岗山腹心深处。墓室埋藏在岗顶之下20米深的地方，用500多块红砂岩大石筑成，分前后两部分，中设2道石门，前部3室，后部4室。墓主赵眜遗骸置于墓室后部正中，以一棺一椁入殓，均已朽坏。墓主身着玉衣，两侧共置有10把铁剑，并有“文帝行玺”金印等印鉴9枚和大批精美的玉雕饰品随葬。室内外还发现15具殉人残骸，当为赵的姬妾隶役等。墓中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共1000多件，其中以雕镂精美的各种玉器和具有汉、楚、越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最为珍贵。　　

　　南越王墓中共发现了两件印花铜板模，一大一小，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织物的工具。大的为主纹板，形如火焰；小的为定位板，呈“人”字形。印花的方法是完全用手工套印，即印花工人手拿凸版，像盖印章一样在展开的织物上一行行盖印。板模印花纹样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件印花纱相似。它的发现在纺织工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南越王墓出土的实用屏风器形硕大，结构奇巧，是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最早、最大的漆木屏风。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可以展开呈90°。屏风上部装饰有青铜鎏金朱雀和双面兽顶饰，上插羽毛；下部有鎏金人操蛇托座，独具岭南特色。屏风上绘有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绚丽多彩。在当时制作如此精美的屏风非常不易，由此可见南越王生前生活之奢华。

　　“文帝行玺”金印是迄今全国考古发现的最大、最早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为南越王墓墓主身份的重要物证。金印的印钮为盘曲成“S”形的一条游龙，印面刻有篆书的“文帝行玺”四字。印面尺寸略大于当时的帝玺规格，是南越王僭越称帝的反映。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国统治者崇玉观念和厚葬习俗的反映。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银盒和金花泡在造型、文饰和制造工艺上具有西亚金银器的特点；5支原支象牙为非洲象牙；铜熏炉和乳香来自东南亚。这是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一批舶来品，是两千多年前广州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物证。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蓝色透明平板玻璃，镶嵌在长方形铜框牌饰中，成分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为主，铅、钡含量分别高达33%和12%，属于中国铅钡玻璃系统。这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平板玻璃，对研究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平板玻璃作为一种装饰品使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而同一时期，西罗马帝国已掌握了用吹制法制造各种实用玻璃器皿。　　

　　在出土的船纹提筒上有四组船纹，船上有扬起的风帆、戴羽冠的武士、裸体的俘虏、满载的战利品，以及古代越族部落象征权力的铜鼓等，船的周围以及船底还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反映的是一只大型古越人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归来的场景。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南越王墓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墓，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彩绘石室墓，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陵墓深埋在离山顶20余米的山腹深处，墓室座北朝南，按“前朝后寝”的格局建造，内有7室，15个殉葬人，陪葬品达1000多件（套），对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汉、越民族的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墓主身体两侧发现了10把铁剑，其中一把长1.46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一把西汉铁剑。铁剑上镶嵌有玉剑饰。出土时已严重锈蚀，剑身与剑鞘不能分离。根据墓主的身高判断，这把铁剑应该不是实用器而是象征权力和地位的装饰品，是南越国尚武精神的体现。

　　南越王墓中发现了一面直径为41厘米的绘画铜镜，画面为四个贵妇人看两人斗剑的图案，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相似，可见南越文化中有着楚文化的深刻烙印。

　　公元前203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公元前196年，在汉使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南越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汉朝与南越交恶。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得闽越、西瓯和骆越都纷纷归属南越。赵佗也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

　　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王位由孙子赵眜继承。公元前135年，闽越向南越国发动战争。赵眜请求汉武帝处理。

　　公元前122年，赵眜病重，其在汉朝当宿卫的儿子赵婴齐回到南越国继承王位。

　　公元前115年，赵婴齐病死，太子赵兴继承王位。

　　公元前112年，吕嘉等人终于发动叛乱，杀死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10万人进攻南越。直到公元前111年的冬天，南越战败，吕嘉和赵建德出逃被擒获，而吕嘉被原南越国郎官孙都擒获。南越被平定，南越国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0:33:19

　　鲜卑，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今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附属于匈奴。北匈奴西迁后，进入匈奴故地，并其余众，势力强盛。桓帝时，首领檀石槐建庭立制，组成行军事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死后，联合体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各拥所部，附属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及西北地区建立政权。内迁的鲜卑人多转向农业生产，渐与汉族及其他各族相融合。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一首《敕勒歌》，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它是敕勒族的歌谣，确实经鲜卑人的传唱才在中原大地上流传至今。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后，一支退居乌桓山，就是前面提到的乌桓；而另有一支退居鲜卑山附近，这就是鲜卑。

　　鲜卑族名的“鲜卑”一词，在秦汉文献中也常常被写作“师比”、“犀比”、“胥纰”。“鲜卑”这个名称是由中原人对东胡人发明的革带上的金属构件称呼而来的，含义是“带钩”或“祥瑞、吉兆、美好”。

　　鲜卑各部基本是奴隶制社会，同乌桓一样，社会组织分为“部”和“邑落”。部的首领同样叫作是“大人”，邑落的首领是也同样叫作“小帅”。

　　与乌桓一样，鲜卑没有文字，使用东胡语。他们居无常处，随水草放牧，生活的主要来源是畜牧和狩猎。

　　鲜卑部落集团，先秦时就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但由于鲜卑山还在乌桓山之北，所以，乌桓兴盛的时候，鲜卑和中原的接触还比较少。直到东汉初年，，随着乌桓的衰落以及南迁，鲜卑人乘机占据了这块地方，才开始活跃起来。当时，鲜卑人仍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在匈奴强迫下不时骚扰汉朝边境。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鲜卑也向汉朝示好，与汉朝、南匈奴及西域各族共同出兵攻击北匈奴。在这次行动中，鲜卑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北匈奴逃离漠北，向西迁徙，鲜卑占据了广大的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10余万落匈奴人也加入了鲜卑，从此鲜卑开始强盛起来。

　　东汉后期，鲜卑出现了一个名叫檀石槐的首领。他在部落中制定规矩，并且秉公执法，部众没人敢犯禁。因此，檀石槐被推举为大人。汉桓帝时，檀石槐在高柳建立王庭，联合诸部组成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3部，各置大人率领。这个联盟所控制的地域极为辽阔，东部管辖地包括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科尔沁草原和呼仑贝尔草原，由弥加、阙机、槐头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中部包括今锡林郭勒草原，由慕容、柯最等鲜卑大人统领，共有10多邑；西部辖地包括今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高原、巴彦淖尔高原、阿拉善盟境内的沙漠地区和额济纳河流域等地，由日律、推寅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檀石槐还用汉人制定法律，从中原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

　　檀石槐建立的这个强大军事联盟，是继匈奴国家消亡后北方建立起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游牧政权，包括宇文鲜卑、慕容鲜卑还有拓跋鲜卑。这个联盟的成分比较复杂，因此内部矛盾也非常多。檀石槐死后，联盟就瓦解了。

　　檀石槐之后，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兴起。轲比能把漠南地区重新统一，再度建立起一个以轲比能为首的鲜卑部落联盟。这个联盟比檀石槐建立的联盟小，存在的时间也短。在轲比能被刺死后，联盟再度瓦解了。

　　鲜卑南迁与西迁后，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落。东部主要有宇文部、慕容部，西部主要有拓跋部、秃发部和乞伏部。

　　两晋十六国时期，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秃发鲜卑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南凉。公元397年，秃发鲜卑乌孤在广武（今甘肃永登）自立为西平王。南凉疆域最大时，除西宁一带外，还占据过凉州。17年后被西秦所灭。

　　乞伏鲜卑又称陇西鲜卑，所建立政权史称西秦。约从公元三世纪中期开始，乞伏鲜卑逐渐由北方迁到甘肃靖远、陇西一带，曾臣属于前秦苻坚。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乞伏鲜卑以其首领乞伏国仁为首，于公元385年在陇西建立了西秦。到乞伏炽盘时期，西秦达到鼎盛。414年，炽盘灭南凉，又从北凉手中夺得河湟地区。屡次击败吐谷浑，控制了沙洲地区。炽盘死后，西秦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慕容鲜卑首先由慕容皝（huàng）在平州一带建立了前燕政权。其辖地 “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占有今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广大地区，与关中的前秦政权平分了黄河流域。后来被前秦所灭。淝水一战，前秦溃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一度占有长安，史称西燕，后来被后燕所灭。公元383年，慕容皝的第五子慕容垂脱离前秦，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后燕的疆域“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与后秦东西对峙。后来，后燕被北魏打败，残余力量退到辽河流域，几年后被北燕灭亡。北魏兵攻陷后燕国都中山后，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占据今山东、河南一部分。12年后被东晋的刘裕消灭。由鲜卑族衍出的，还有一个以慕容鲜卑的首领吐谷浑命名的吐谷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直到唐朝才灭亡。

　　拓跋鲜卑以前居住在大鲜卑山，后来向西南迁徙，到达河套及大青山一带。首领拓跋力微率部族征战几十年，使拓拔鲜卑势力强盛起来，公元258年，拓跋鲜卑东移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附近的鲜卑部落都来归附。这样，以拓跋部为首，鲜卑人组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部落联盟。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这个政权存在了60多年，后被前秦所灭，部落联盟就此瓦解。公元386年，前秦政权灭亡，逃亡在外的拓跋珪乘机收集拓跋旧部，在牛川大会诸部，再次称代王，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国之初，征服了不少部落，统治区域曾达到到晋、冀、豫等中原腹地。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是为北魏道武帝。到拓跋宏即位时，北魏迁都洛阳。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不久，北周取代西魏。

　　还有一支鲜卑部族人留守鲜卑山，没有迁徙出来。他们就是今天的锡伯族，现居住在辽宁、内蒙古部分地区。新疆伊犁地区也有一部分锡伯族，是清王朝政府由盛京征调锡伯官兵及家属3000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的后裔发展起来的。

　　隋唐以来，鲜卑渐渐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氏、李氏家族就都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又是汉化的鲜卑人。两朝的达官贵人也有很多鲜卑人，其中做过宰相的就有20余人。到后来，几乎所有的鲜卑人都融入了汉民族。今天，他们的血脉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延续着。

　　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实力日渐强大，与南朝相比，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面。百余年来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北朝获胜告终。

　　鲜卑族屡次南下，获得了淮河以北的大片沃土，使南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南朝国都建康时刻处在北朝强大骑兵的危胁之下，而北朝因为在两淮流域的前线防御，使得国都洛阳稳如泰山，感受不到南朝的军事威胁。

　　但历史有时就是那样离奇。南朝曾有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到北朝境内孤军奋战，最后居然攻下北魏统治了100多年的洛阳城，致使北魏皇帝弃城逃窜。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叫作陈庆之，在历史上并不著名。

　　陈庆之是梁武帝萧衍的心腹将领。他为人机敏，明眼善察，深得萧衍宠爱。

   萧衍建立梁朝后，统治逐渐牢固，就兴起了讨伐北魏的念头。这时的北魏虽然实力略有下降，但总体实力依然要比南方强大。因此，梁朝发动的几次北伐均告失败。

　　连番失利，让萧衍开始重视将领任用的问题，才能优异的陈庆之开始被重用。

　　在陈庆之的指挥下，梁军先是在徐州以两千梁军差点全歼了北魏的两万铁骑，后来又以两百人去偷袭了15万人的北魏大营，并在僵持一年后以少数兵力彻底消灭了15万鲜卑铁骑。

　　陈庆之以他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惊人的胆量一次又一次创造了战争的奇迹，成为梁朝首屈一指的名将。

　　不久，鲜卑皇族元颢（hào）争夺皇位失败，投降梁朝，请求梁朝帮他夺得皇位，并允诺事成之后向梁朝称臣，做梁朝的附属国。萧衍一口答应，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夺权。而这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萧衍只给了陈庆之7000人。

　　陈庆之就带着这7000人杀向几十万强悍鲜卑人把守的北魏。

　　梁军抵达北方重镇睢阳时，北魏军守将丘大千已得到情报，率手下70000强悍铁骑抵御。70000人守城，抵抗7000人的进攻，这原本是胜券在握的事。然而，丘大千犯了个严重错误，他将7万精锐分成9个大营，打算让九营互为支援。这样一来，北魏军的局部与梁军相比已无人数优势。陈庆之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北魏铁骑发起攻击。北魏军开始时拼死抵抗，但梁军则因7千孤军而来，爆发出背水一战的战斗力。结果，一天之内，梁军连下三营，其他北魏军也不战自乱，丘大千率众投降，睢阳失守。

　　消息传到洛阳，北魏立即派征东将军元晖率两万御林军前来争夺睢阳。元晖知道陈庆之多谋善战，企图死守睢阳附近四面环水的考城，阻击梁军。结果，陈庆之下令在水上筑起浮垒，几千人泛水猛攻，竟将死守在城内的两万精锐鲜卑部队全部俘虏，活捉元晖，同时又获得了近万辆战车。

　　梁军带着元颢继续北上，直趋洛阳，所到之处，鲜卑人不是逃窜就是投降，根本不敢向陈庆之发起挑战。

　　北魏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很快又集结了7万精锐，由杨昱、元庆率领，占据重荥阳城抵抗梁军。

　　这批北魏军战斗力很强，荥阳城的工事也很完善，让梁军在这次北伐中第一次遇到了麻烦。他们数次攻城，都无功而退。这时，北魏又派出几支部队支援杨昱、元庆。这一部队，前锋是朱吐没儿率领的膘悍五千胡族铁骑五千和九千精锐步兵，而后面则跟着大将元天穆率领的庞大的军团。梁军所要面对的，已经是整整30万北魏军。

　　面对来势汹汹的北魏军，陈庆之激励梁军将士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从南方到这里，我们杀了许多鲜卑人，夺取了许多鲜卑人的城镇，鲜卑人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一定想将我们全部消灭。我们只有7000人，而他们却有30多万，我们如果想求生，就必须死战。”　

  　在陈庆之的激励下，梁军上下丢掉了幻想，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到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梁军以前对抗的北魏骑兵，不过是掺杂了多个民族的杂牌军，而这一次，北魏军的前锋是真正的鲜卑铁骑。陈庆之知道善长步战的梁军绝对不可能在宽阔的平原与鲜卑铁骑抗衡，只能突然袭击。他留下一些士兵保护元颢，其余全部上阵死战，疯狂的向荥阳发起进攻。当时，北魏援军尚没有抵达荥阳，守军无法抵抗住梁军发疯般的进攻。荥阳被梁军攻陷，杨昱被活捉，城中七万北魏军全部被俘获。

　　北魏援军元天穆部10余万援军随后抵达荥阳，发现荥阳已经易手，决定先行开战，收复失地。陈庆之挑选了3000精锐骑兵，背城逆向迎击北魏军。北魏军由尔朱吐没儿率领的5000鲜卑铁骑列在全军最前，准备和梁军决战。激战很快展开，梁军没有退路，人人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作战。凶悍的鲜卑骑兵在硬碰硬的战斗中竟然渐渐被梁军打的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梁军则越战越勇，竟然大破10余万魏军。主帅元天穆和先锋尔朱吐没儿被杀得狼狈逃窜，10余万魏军成了梁军的战利品。这又是战争史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此战，梁军大获全胜，俘获无数。有了荥阳作为后方战略基地，陈庆之简单休整之后，继续率7000人攻打关系洛阳安危的虎牢关。虎牢关本来是千古名关险塞，驻扎在虎牢关的尔朱世隆却率领数万铁骑闻风而逃，放弃了防守。

　　北魏皇帝听说虎牢关失守，赶紧下令转移，北魏皇室全部北迁，到河东躲避。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这还是北魏鲜卑政权第一次逃离都城。

　　陈庆之带着元颢进入北朝的国都。南朝与北朝对峙了数百年，攻入洛阳是南朝政权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荥阳被杀得大败的元天穆逃回去后，非常不甘心，很快又集合了数万北魏军南下，准备切断陈庆之与南朝的道路。他们攻下大梁，占领虎牢，使孤军深入的梁军彻底孤立。

　　陈庆之没有气馁，再次采取偷袭战术，结果，四万北魏军全军覆没，元天穆只带了十几个人狼狈逃窜。

　　至此，陈庆之仅仅带着七千人，从边境一直打到北魏都城洛阳，经过大小40余战，总计消灭、俘虏、驱逐了60万北魏军，攻下北魏30座城。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堪称战争史上的神话。

　　元颢在梁军的扶持下占据洛阳当了皇帝。但他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想独占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因此，元颢与梁军之间发生了摩擦。北魏抓住这个机会，集结了近百万人的大军，均是强悍的鲜卑人组成，向洛阳杀了过来。原来降梁的诸城又都重归北魏。元颢带旧部与北魏军决战，结果被全歼，元颢也被活捉。　　形势突然间逆转，陈庆之知道洛阳城已经不可守，立即率部南归。不料，在南归的路上，梁军遇上山洪爆发，大多数被洪水吞噬。而陈庆之在全军被淹、后面北魏军急追的情况下，不得不化装成和尚，逃回建康。

　　此战过后，北魏元气大伤。此后，统治北方达140多年的鲜卑拓拔部在事实上交出了对北方的统治权，北魏军政大权逐渐被尔朱部所控制。随后，北魏又分裂成东西魏，互相攻伐，为梁朝争取了20年的战略优势。

　　在汉族历史上，北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朝代。而在北魏的历史上，一个拥有鲜卑血统的女人是北魏真正崛起的最大功臣。她就是北魏王朝的冯太后。

　　冯太后本是汉族人，祖父冯宏是北燕最后一位皇帝。北燕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dào）所灭后，冯宏跑到高丽，被高丽国王所杀。她的父亲冯朗归附北魏，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因牵连案件被杀。

　　因为父亲犯了罪，冯太后5岁时就被掠入北魏宫中。她姑姑当时是太武帝的左昭仪，亲自抚育冯氏。9年后，16岁的文成帝拓跋浚即位，14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到18岁时被立为皇后。

　　北魏皇室有一条残忍的规定：皇子有被立为太子的，其生母必须被处死，以防太子年幼，生母与外戚干政、篡位。冯皇后很幸运，她似乎没有生育儿女，至少没有生育皇子。拓跋浚的身体显然没问题，因为他与李贵人生下了一个皇子——拓跋弘。拓拔弘两岁时被立为太子，李贵人也同时被处死。

　　文成帝26岁时就驾崩了，年仅12岁献文帝拓跋弘就此即位，是为魏显祖,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拓跋乙浑总揽朝政。拓跋乙浑大权在握，生起了谋朝篡位的念头，趁乱专权，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就在北魏政权眼看要覆灭的时候，冯太后显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胆识。经过短时间周旋后，她轻松地除掉了乙浑，临朝听政。献文帝拓跋弘是个很矛盾的皇帝。他刚毅、聪明，却又喜欢研习黄老之术和佛经，有单薄、消极的一面。他即位后不久，皇子拓跋宏就出生了。冯太后从这时起归政给拓跋弘，让他独理朝政。

　　冯太后退居幕后，当时还不满30岁，无聊的守寡的生活非常难熬，就与风流倜傥的宿卫监李奕有了私情。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母仪天下的冯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来，虽然鲜卑人比较开放，但这样的事处在皇家，毕竟不好听。知情的人们四下里议论纷纷。献文帝年轻气盛脸皮薄，偶然听到这些非议，气不打一处来。他不能为难冯太后，就想找机会收拾胆大包天的李奕。

　　活该李奕倒霉。他的弟弟，魏国南部尚书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时收受贿赂，后来被仇人告发。当时，官员收取点贿赂，本不算弥天大罪，但献文帝趁机小题大做，还用上了连坐、族诛的刑罚，将李奕、李敷兄弟两家全部除掉。冯太后自然清楚事情的原委，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但她没有立即发难，只在暗中注视皇帝和朝臣的举动。

　　或许是因为冯太后的暗中掣肘，或许是受了《道德经》、佛经的影响，年纪轻轻的献文帝突然表示要把帝位禅让给皇叔拓跋子推。大臣们立即反对，认为就算是要禅位，也应该让皇太子继位。献文帝果真就把帝位禅给了当时还只有六岁的儿子拓跋宏，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拓跋宏在禅位大典上痛哭不止，献文帝奇怪地问儿子怎么这样伤心，拓跋宏回答：“代亲之感，内切于心！”这个拓跋宏，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

　　皇位虽然禅让给儿子，但因为儿子年幼，献文帝仍然要处理政务。不知什么缘故，他变得越发赏罚严明、决断谨慎。

　　拓跋弘越来越英明，与冯太后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冯太后感到了威胁，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动了杀机。公元476年夏天，冯太后派人在酒中下毒，鸩杀了这位时年仅23岁的太上皇。从此，冯太后又成了太皇太后，重新临朝主持朝政。

　　孝文帝拓跋宏当时年仅12岁，天性至孝，对祖母能够承颜顺志，躬亲伏侍，事无大小，悉凭冯太后决断。

　　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但天性聪达，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对孙儿孝文帝也是尽心抚育，严格教导。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写了300多篇《劝戒歌》，又写了18篇《皇诰》，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一个好皇帝。

　　尤其值的称道的是，冯太后生性俭素，不好奢华的装饰，饮食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非常随意。只是在敬佛、礼佛的问题上花费甚巨。

　　同时，冯太后又是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主子。左右侍奉之人但凡有过错，她都会重重责罚，但事情过后就不再追究，仍然会和以前一样对待，许多被责罚了的人后来还被升迁、赏赐，所以她身边的人对她都极其忠诚。

　　虽然性情暴躁，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却非常慈明仁爱，从他一出生就亲自抚育。孝文帝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聪明英达，这让冯太后起初有些恐惧，怕自己死后孝文帝会对自己的娘家人不利，因此曾动过害死孝文帝的念头。但她最终没有对孝文帝下手，而是呵护备至，毫无保留地教育。

　　尤为重要的是，冯太后将一个改革家的思想和胸怀传承给了孝文帝。后世人很少有不知道孝文帝的改革的，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孝文帝勤政之前，冯太后就已经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冯太后首先进行的是实施班禄和整顿吏治。在此之前，北魏实行的是班赏制，就是将掠夺的战利品按军功赏赐臣下，而对各级官员都不发俸禄。因为没有俸禄，各级官吏就必须靠收受贿赂和剥削百姓来获取财物，这就导致了吏治的败坏。班禄，就是百官俸禄统一由国家筹集发给，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污，在班禄的同时，冯太后又主持制定了惩处贪污的措施，凡贪污绢一匹，枉法无多少，一律处死。

　　接着冯太后又推出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均田制，按人口授予和限制占有土地。这一措施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的兼并，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又获得土地，成为北魏控制的自耕农。这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此后，冯太后又推行了三长制，在基层设立党、里、邻三长，加强对基层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另外，冯太后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了提倡汉化的重要改革，用先进的汉文化来影响和转变落后的拓跋文化。她还尊重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这一点对孝文帝影响非常大，使孝文帝日后坚定不移地推行了汉化政策。

　　冯太后的改革措施，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也对孝文帝产生了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冯太后就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女性之一。

　　公元490年，49岁的冯太后病逝了。孝文帝五天五夜不思饮食，哀痛至极。他给冯太后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后人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冯太后”。

　　吐谷浑，这原是一个人名。他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廆（gｕī）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所谓庶长子，就是说是妾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吐谷浑是涉归的小妾所生，慕容廆索然是弟弟，确实涉归的妻子所生。在古代，嫡庶的尊卑区别是很大的，嫡子才有真正的继承权。正因为这样，涉归给吐谷浑分了1700户牧民，而他的统治权和大多数牧民，都归慕容廆了。鲜卑部落都是以首领的名字为部落命名，如鲜卑拓拔部、鲜卑宇文部、鲜卑慕容部。归吐谷浑率领的这1700户牧民，从此就叫做鲜卑吐谷浑部了。

　  慕容廆继承了涉归的汗位，成为了包括吐谷浑部的慕容部最高领袖。。吐谷浑与慕容廆的牧场并没有区分，所以，两个部落放牧的牲畜时常相遇。一次，吐谷浑和慕容廆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嘶咬起来。弟弟慕容廆为此勃然大怒，认为这场马斗是吐谷浑蓄意所为。他派人指责吐谷浑说：“父汗在时早已分给你牛羊，你为何不走得远远的？那样马还会打起来吗？”吐谷浑非常气愤，回答说：“马是牲畜，好斗是马的天性，怎么能迁怒于人？既然你要我走，我便去一个万里之外的地方吧。”　

为了争一口气，吐谷浑和他的1700户部众带着牛羊开始西迁了。就在吐谷浑部动身不久，慕容廆对自己的话后悔了。一来，可能是他顾念手足之情，觉得不该个跟哥哥翻脸；二来，他可能是怕部众因此觉得自己的首领是个心胸狭窄、连自己的兄弟都容不下的人；三来，他可能是怕1700户的吐谷浑部迁走，会减弱自己的实力。二是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前去追赶吐谷浑，并力劝他留下。吐谷浑自然不愿留下来再受弟弟的气，不愿久居人下，但要说执意要走，有显得心胸狭窄，不够大度——做大汗的弟弟都认错了，做臣子的哥哥还在生气，怎能不叫议论？他表示要顺从天意，说：“从我们的祖先起，就是辽右的大族。父汗在世的时候，巫卜占卜说：‘父汗会有两个儿子，都能成大气，享受福祚，惠及子孙。’我是庶出，不应该与做了大汗的弟弟呆在一处称王，理应迁徙。现在因为马的缘故两家不合，恐怕就是上天的启示。你们试试把马往回赶，马要是回去了，我就回去。马要是不肯回去，这就是天意了，不能违背。”天意似乎果然是要吐谷浑西迁，马群被往回驱赶了十几次，又全都嘶鸣着掉头向西去。长老们见状，只好让开道路，任吐谷浑西迁了。

　　吐谷浑西迁的第一站是阴山。这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在吐谷浑迁到这里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拓拔鲜卑早已在这里游牧多年。与拓拔鲜卑相比，吐谷浑的1700户是一个较小的部落集团，处于相对的劣势。

　　吐谷浑和他的部落在阴山一带游牧了20多年后，中原晋王朝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掀起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移民高潮。吐谷浑此时已经70多岁，却毅然决定再度迁徙，为自己的部落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不受别的部落影响。这一次，他选择南下陇山，西渡洮水，最后到达甘肃临夏。此时的临夏是前凉的管辖区域，后来又先后被前秦和西秦占据，战乱不休，吐谷浑的部落显然无法在这里安心放牧，于是很快又向南和向西扩展。

　　公元317年，由阴山迁徙后约4年，吐谷浑去世了。他的长子吐延继承了吐谷浑的汗位，并在此后的10多年里不断开疆拓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四川西北、青海和甘肃南部。

　吐延在位13年，勇猛异常，人称楚霸王再世。公元329年，由于对当地羌族的残酷征服引起羌人反抗，吐延被昴（mǎo）城羌首领姜聪刺杀，年仅35岁。这一年，吐延的长子叶延继承了汗位。叶延汗下令，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以第一代可汗的名字做姓氏和国号，也就是说，吐谷浑部的首领不再姓慕容，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并把活动中心由甘肃转移到了青海。

　　吐谷浑正式建国后最初的100年间，经过树洛干、阿豺等几代的国君努力开拓和苦心经营，逐渐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四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吐谷浑整体上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同时长期向它们朝贡，在夹缝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

　　吐谷浑人不仅长袖善舞，而且也善于养马。 ;

　　马对游牧民族的意义，就像草原对于马的意义一样，是一种根基性的存在。吐谷浑国曾经立下规定：杀人或者盗马的都要判死罪。

　　因为重视养马，吐谷浑出产的好马自然就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被当时人称为“青海骢”和“龙种”。据说，吐谷浑人把当地的优良种马与波斯母马进行杂交，所生的就是“青海骢”，据种马可日行千里。而“龙种”的产生则带有神话的色彩。传说，每到冬季，青海湖结冰之后，吐谷浑人就把良种母马送到海心山上，到来年春天，母马就怀孕了，这是龙与马交配的结果，所产的马驹就叫“龙种”。

　　除了“青海骢”、“龙种”这样的战马之外，吐谷浑还盛产“舞马”。所谓舞马，就是被训练得能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的马，类似于今天马术比赛里的“盛装舞步”。舞马的出现，也说明吐谷浑人在养马驯马方面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因为爱护马、重视马、养育马，而且在鲜卑民族中，马是瑞兽和神兽的象征。因此，吐谷浑人逐渐把马当作了神灵。

　　吐谷浑刚到达青海时，过的完全是游牧生活。后来，这种游牧生活开始改变了，吐谷浑人有了自己的城郭和居室。修建起了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等城市。当然，这城镇里居住的都是吐谷浑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仆人，普通吐谷浑人则仍然住在城外的穹庐和帐篷里。

　　吐谷浑的政权一直延续了350年，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而促使它灭亡的，就是中原的唐朝。

　　早在唐朝之前，吐谷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可靠的微妙平衡。吐谷浑一面接受各个强邻对它的封赐，并不断向它们朝贡，一面又不断地骚扰一些国家的边境，掠夺人民和牛羊，而且是屡败屡扰，简直像是偏执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中原的隋朝曾经大举讨伐吐谷浑，使吐谷浑国实力不复当年。

　　到了唐朝，吐谷浑与唐之间又开始上演了不断通好、频频骚扰的闹剧。

　　公元634年，李世民治统一了除西域和青海等地外的中国。他英明纳谏，任用贤能，国内局势稳定，“贞观之治”的盛世拉开了序幕。有了余力与空闲的唐王朝不想再放纵吐谷浑了，李世民决定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吐谷浑人并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这年11月，他们又到凉州劫掠了一番，并抓走了唐朝官吏赵德楷、安侯等人。李世民先后派人与吐谷浑可汗伏允交涉10次，还亲自对吐谷浑使者晓以祸福。但年老昏聩的伏允始终不放人。这一极其不明智的作法激怒了李世民。他发布了《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命李靖率领10万唐军讨伐吐谷浑。吐谷浑根本抵挡不住唐军的攻势。不到半年的时间，唐朝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宽厚的唐太宗并没有灭掉吐谷浑。他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并封前国王伏允的孙子诺曷钵为吐谷浑国王，还把皇室女儿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赐给诺曷钵“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的封号。吐谷浑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国。

　　不幸的是，诺曷钵是吐谷浑第15代王，也是最后一代。公元663年，唐高宗在位期间，吐蕃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把吐谷浑的虚实及兵力部署情况全盘告诉了吐蕃王禄东赞。吐蕃大军顺利攻入吐谷浑，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大军。存续了350年的吐谷浑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后，东胡一支退居鲜卑山附近，受匈奴管辖，是为鲜卑。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鲜卑与汉朝、南匈奴及西域各族共同出兵攻击北匈奴。北匈奴逃离漠北，向西迁徙，漠北的十余万匈奴人加入鲜卑，从此鲜卑开始强盛。

　　东汉后期，檀石槐统一鲜卑，在高柳建立王庭，联合诸部组成军事行政联合体。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汉末三国时期，“小种鲜卑”轲比能兴起，重新建立部落联盟。轲比能被刺死后，联盟再次瓦解。

　　公元315年，鲜卑拓拔部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60余年后被前秦所灭。

　　公元329年，鲜卑吐谷浑部叶延继承汗位，正式建立吐谷浑国。公元663年，吐蕃大举进攻，吐谷浑国灭亡。

　　公元337年，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公元370年被前秦灭亡。　　

　　公元383年，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史称西燕，后被后燕所灭。

　　公元383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与后秦东西对峙。后被北魏打败，几年后被北燕灭亡。

　　公元385年，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在陇西建立西秦，后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公元386年，拓跋珪收集旧部，再次称代王，后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北魏政权。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

　　公元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历三朝，延续了18年。

　　公元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 12年后被东晋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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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0:45:58

　　“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大漠草原上，曾经活跃着一个辉煌的古国——柔然国。柔然国是鲜卑族的一支，在五世纪至六世纪在蒙古高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国家最为强大时，疆域北到贝加尔湖畔，南到阴山南麓，东北到达大兴安岭，西部与准噶尔盆地相接，还曾到过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

　　柔然建国的始祖是木骨闾，幼年曾经被鲜卑拓跋部擒获，沦为奴隶。他后来成长为一个身材健壮、足智多谋的并怀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并因此而免去奴隶身份，又因为骁勇善战而被升为骑兵。后来，木骨闾因犯了过错应受到斩刑的处罚而被迫出逃，并在逃亡途中因自己的名望而积聚的了一百多人的力量。他逃到到阴山之北一带，投靠了统治那里的少数民族，并在那里不断的扩充着自己的势力。后世子孙因“郁久闾”是“木骨闾”的变声，故以“郁久闾”为姓，是柔然王族的姓氏。

　　木骨闾死后，他的儿子车鹿会比他更加彪勇善战，不断兼并其他部落，势力大增，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车鹿会觉得自己部落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就自称为柔然，附属于北魏，部落首领称为大人。“柔然”一词起源于阿尔泰语，意思是聪敏、贤明和礼义、法则。柔然国每年要向北魏进贡许多牲畜和名贵动物的皮毛。柔然汗国正式建国是在北魏天兴五年，即公元402年，社仑建号为丘豆伐可汗。柔然汗国是一个雄踞大漠南北、流沙东西的强大游牧奴隶制国家，国家前后共经历了十九位君王，持续152年。

　　柔然的政治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很相似，最高统治者称可汗，可汗下面设置辅佐可汗官吏国家事务。每一任可汗都有专门的称呼，即国号。如可汗社仑为柔然的开国之主，号为“丘豆伐”，就是驾驭开张的意思，暗喻一国的开国君主。不仅如此，柔然国的大臣也都具有自己的号，如“莫弗”是勇健者、酋长的意思，“莫缘”是圣人的意思。柔然国设置了不同的官职来管理全国事务，比如国相、国师、俟力发、吐豆发、俟利、吐豆登、俟斤等等。国相主要掌管行政、外交，是文官的首领，与汉族政权中的丞相作用基本相同。国师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一般都有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其职，主管宗教事务。由于柔然国是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古国，因此国师的地位在国家中很高，所拥有的财富也很多。《大藏经高僧传》记载，法爱曾经做过国师，他懂得经文并会一定的法术，得到的俸禄有三千户之多。俟利发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很高，必须是可汗皇族的人才可以担任，是掌管一方军权的武官，比较有实权。吐豆发是仅次于俟力发的官职，也必须要王族成员才能担任。在《北史》中记载，阿那瓌可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高欢的儿子时，派土豆发郁久闾汗拔护送。郁久闾是王室成员的姓氏，可以看出土豆发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

　　在柔然的官吏中，除了国相、国师主管行政、宗教外，其他的官吏都是军事、与民政的官职。在柔然国的国民中，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壮丁都被编为骑兵，闲时在草原上放牧牲畜、牛羊，一旦出现战争，则全部要奔赴战场作战。综上所述，柔然大官号及等级比较简略，除了国相、国师主要是掌行政、宗教事务外，其余官职皆主管军事兼民政。由于柔然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在行军打仗时，与士兵同行的还有自己的牲畜、财物、妻儿等，就是书中记载的“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

　　柔然是一个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政治活动的国家，可汗、大臣、平民都是按军事制度来进行编制的。柔然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与民事融合的政权。在各个统领地方部队的大人之下，编制为统领千人的军将官职，下面还有统领白人的幢帅官职。柔然国的各个部落首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经常在敦煌等地商讨重要的事情。可汗一旦不能臣服众人，或是可汗的继承上出现问题，各部落首领有权罢免可汗或推举新的可汗作为首领。

　　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逐渐传入，并为柔然统治者所接受。对柔然的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就是曾经是柔然宗主国的北魏的典章制度。公元464年，予成继承了可汗的位置，效仿中原国家的政治制度。此外，在官吏的设置上，阿那瓌可汗还仿照中原的管理制度设置了设侍中、黄门等官职。

　　军事生活是柔然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柔然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历代可汗都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并使国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疆域广大、军事实力雄厚的大国。柔然在蒙古高原上征战了150 多年，曾经打败了中原的宗主国北魏，征服过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是匈奴、鲜卑之后的又一个强大的政权。

　　社仑正式建立柔然王国后，就立即着手向西域地区发展。他们率领大军沿着原来被匈奴人开发的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扩展自己的领土，一直到达了阿尔泰山。丘豆伐可汗社仑并不像以前的匈奴和后世的突厥政权那样，把政权的中心定在漠北地区，而是把都城定在偏西的敦煌、张掖之北的地区。社论可汗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实行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把军队中每一千人设为一军，设置军将一名；每一百人为一幢，每幢设幢帅一名；战斗中立有军功的人所夺得的财物归其个人所有；战斗不力者要受到鞭挞的惩罚，临阵退缩者处以死刑；改革了计算兵数的方法；在外交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方针。

　　在对西域地区的征讨中，柔然国使用了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这些军事支持并不是柔然王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的，因为当时它能够稳定住漠北的统治已经极为不容易，再耗费大量的军事实力去征服西域就不太可能了。然而，柔然王国有着大量的从属部族，这些部族都是曾经被柔然征服过的，为西征提供了军事基础。利用部族的军事力量西征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还可以乘此机会削弱各部族的军事实力，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是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高车部落就是被柔然国派遣西征的部落之一。这一点从高车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到确认。高车族一直居住在漠北，后来其中的六只仍留居漠北称为东部高车，而十二支后来迁到西北建国，称为西部高车。这西迁的十二支高车部族就是被柔然国派往那里征讨的部队。像这样的部族还有很多，比如丁零部落、铁勒部落。这些部落对柔然国的开疆阔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为柔然国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在柔然国逐渐走向衰败后，这些部族就开始起来反抗柔然国的统治，并加速了柔然国的灭亡。

　　丘豆伐可汗社仑的西征使柔然迅速壮大，他去世后，继任者斛律可汗对外扩张得更加强烈，继续把西征向前推进。他带领大军征服了西面的乌孙国，使索格底那亚诸城邦臣服，劫掠了大月氏等诸国。柔然国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只有不断的进行对外战争才能保证大量的奴隶来源和财富。为了保证西征的胜利，柔然国对南面的北魏政权并没有进攻，而是采用了防守的策略。因为，那时柔然国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强大的中原北魏政权相抗衡。斛律可汗为了加快西征的进程，重用骁勇善战的大将大檀为西征主帅，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后来，斛律可汗死后，大檀因为军功卓著而被推举为可汗。

　　在斛律可汗的战争史上，兼并乌孙国是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当时，乌孙国还很强大，占据着大片土地。斛律早已对水草丰美的乌孙国垂涎三尺，因此在他继位后不久就与乌孙国在边界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乌孙国当时的势力已经衰弱，但面对柔然国的步步紧逼还是采取了誓死保卫的态度。而且，柔然国孤军深入，并不是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取胜的。斛律联络了周边的悦班部族，一同夹击乌孙国。乌孙国无力抵抗两国联合的激烈进攻，最终兵败，国土被柔然和悦班两国刮分。

　　消灭乌孙国后，柔然并没有停下西征的脚步，相继吞并了索格底那亚粟特诸城邦，接着大军南逼乌浒水，洗劫了大月氏。大月氏国是生活在西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全胜时代曾经是中亚地区的霸主。但到了那时，势力已经十分微弱，王国的领土也在不断的缩小。由于柔然的不断西征，大月氏北部国土与柔然相接，因此不断受到柔然国的进犯。柔然夺取了索格底那亚地区之后，触角就伸到了乌浒水流域。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大月氏战败。

　　这一时期，接连的军事战争的胜利把斛律的西征推向了最高点，已经荒废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因此而再次被打通，但是马上又因战争而再次荒废。战争使悦班国与柔然结成了同盟，一旦战争消退，悦班国也就成了柔然国的敌人，再加上柔然所属部族的反抗导致战争不断，硝烟又一次布满了这一地区。　

　　面对着西征所取得的重大军事成果，柔然的国王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继续把势力向龟兹、鄯善一带渗透。斛律可汗死后，战功卓著的大檀取得了柔然国的汗位，号称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可汗见草原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就把目标重点转移到经营丝绸之路的中段，并使后西凉政权臣服。

　　西凉国是汉族李氏家族在西北创建的政权，势力曾经十分强大，其疆域西面扩展到了流沙以外的伊吾、高昌两国，后来国势日衰。在斛律可汗在位时，柔然的势力就已经进犯到了西凉国的北部边境。西凉国王李暠为了抵御柔然国的大举进攻，修建了敦煌附近的两处久已荒废的要塞。后来西凉国被北凉所灭，残余势力建立了后西凉国。大檀可汗在长期的战争中取得了后西凉国的统治权，牢牢的控制了碛口重镇伊吾。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后，大檀可汗又对北凉、北魏政权发动了进攻，并迫使北魏在与柔然的边境建立起了长城来抵御进攻。后来，大檀率军杀死了北凉的世子，北凉的统治摇摇欲坠，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而大为震惊。大檀可汗去世后，他的儿子吴提继位，成为敕连可汗。吴提继续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中段扩展势力，国家更加强大，焉耆、姑墨、龟兹等小国纷纷向其臣服。从此，一条新的丝绸之路通过伊吾，穿天山，经龟兹继而越过葱岭开通了。

　　柔然在西域经营的重大成功使北魏的统治者严重的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于是也卷入到了对西域的争夺战中，并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处于上风。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柔然国，但是由于漠北处于旱季，军队因没有水草而陷入困境，大败而归。拓跋焘的弟弟也在战争中被柔然国擒获，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提因可汗便趁此机会向西域诸国宣扬说北魏政权已经危在旦夕，并让他们停止向北魏缴纳供奉。因此，很多小国叛变，改而归附柔然国。柔然在与北魏的对峙中不但继续控制着伊吾，而且进一步控制了高昌、鄯善，进一步巩固了柔然国的统治。

　　公元445，北魏发动了第一次西征，大举进攻鄯善，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北魏立“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韩拔虽然为鄯善王，但是统治权仍然有北魏设置的官吏掌管北魏还在那里设置了鄯善镇，柔然势力从此退出鄯善。公元448，北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北魏与悦般国结成了战时同盟，分兵数路，合击柔然。在两国强大的夹击下，柔然国疲于应付，屡屡被联军打败。但是，吐贺真可汗虽然在两面夹击下丧失了鄯善、焉耆（yān qí），却最终粉碎了两国的联合进攻，并且联合后北凉政权对北魏进行了反攻之后，又夺回了一些失地，并趁机夺去了后北凉政权。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柔然的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再加上柔然后世的可汗在对西域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国势日衰。

　　传说中，柔然古国最有名的人物就是茹茹公主了。但是，这位神秘的女子身归何处一直是个谜。直到1978年的一天，沉睡了1000多年的茹茹公主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与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失落的柔然古国的一些历史。

　　这一年的春天，河北磁县大冢营村的村民们与以往的每天一样，扛着锄头去村北的田地里耕作。忽然，正在埋头干活的村民们被一个奇怪的声音转移了视线，他们纷纷抬起头来向声音发出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农民的锄头不知为什么飞到了一边，那个农民本人也还在惊愕之中没有缓过神来。村民们赶紧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农民说自己的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特别坚硬的东西而被弹开了。村民们对着刚才那个农民所刨的地方研究了起来，只见一块类似于石头的东西隐隐约约地露了出来。他们轻轻的挖开上面的土层，那块“石头”越来越大，渐渐的现出了一个圆弧形状的盖子。村民们仔细端详之后，确定这是一座墓葬。从墓顶的面积可以推断，这个墓葬一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墓葬。

　　发现古墓的消息很快就传播了开来，经河北省文物局的批准，一批考古专家和考古队来到了现场，对这座墓葬进行了发掘与清理。在挖出的墓志铭中记载着“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的字样，原来墓葬的主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柔然古国的茹茹公主。据历史记载，这个“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是东魏丞相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高湛。而从墓志铭可知，高湛的妻子正是传说中的茹茹公主。从此，茹茹公主的面纱被世人揭开了。

　　茹茹公主是柔然古国的首领阿那穰（ráng）的孙女。柔然为了与东魏政权加强联系，东魏政权也为了利用柔然国来牵制西魏政权，就采用了最为普遍的和亲方式。茹茹公主嫁到东魏时仅仅只有5岁，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他的丈夫高湛也只有8岁。这个高湛就是后来的北齐武成皇帝。

　　婚礼的场面应该非常盛大，这从茹茹公主陵墓陪葬品中的一队送亲仪仗队陶俑就可看出。仪仗队陶俑包括“风帽击鼓俑”、“负剑箙（fú）铁索两裆俑”、“风帽仪仗俑”、“短风帽仪仗俑”、“札巾翻领侍从武士俑”、“小冠剑囊武士俑”、“负剑箙皮两裆武士俑”，以后是骑马俑。此外，还发掘出了大量的武士俑、执簸箕（bò ji）俑、舂（chūn）米俑、女侍俑、奴仆俑等。这些陶俑各方面都安排的十分周到，可见东魏政权十分重视茹茹公主的地位。

　　事实也确实如此。茹茹公主从遥远的柔然嫁到中原，虽然只有五岁，又来自异族，可是一直都过着锦衣玉食的尊贵生活，谁也不敢轻视她。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这位远方的公主很快就适应了中原的生活习俗。高欢为了获得柔然的支持，对这位小公主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还找来了当时学识最好的老师来教茹茹公主读书。从文吏俑和侍卫俑上可以看出，茹茹公主与夫君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是十分快乐的。从鼓乐俑和伎乐舞蹈俑上得知，茹茹公主喜爱歌舞，经常和夫君一起载歌载舞地玩耍。

　　自从茹茹公主嫁到高家后，高欢在朝廷中的势力更加强大了。满朝文物和皇帝都知道高家有着强大的柔然王国作为后盾。

　　茹茹公主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渐渐地长大了，成为一位不仅拥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又有满腹才学的少女；高湛也是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看着这两人郎才女貌，高欢很是满意。可是，茹茹公主的命运似乎十分不幸。正当高欢和东魏皇帝商议要给两个孩子圆房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却使本该幸福的茹茹公主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茹茹公主与高湛在后花园里高兴地玩耍。正当他们玩得起劲的时候，刹那之间，没有任何预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茹茹公主慌忙找地方避雨，可是由于他们在花园深处玩耍，一时间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待她慌慌张张的跑到一处楼台的时候，浑身上下已经被大雨淋透了。回去之后，茹茹公主就高烧不退，一病不起。

在昏迷之中，她不断的吵闹着要回柔然，要去见自己的父母、亲人。高欢这下着了慌，赶忙请来最好的医生位她诊治。可是公主的病情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不断的恶化下去。高欢就连皇帝的御医都请来了，但仍然无济于事。没过多久，茹茹公主就病入膏肓，最终带着没有见到亲人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13岁。

　　她去世时，高欢正在洛阳办事，得知公主去世的消息后，马上让天子下昭，特意造了一辆辒辌车，将小公主的棺木以飞快的速度送往邺城埋葬。柔然族可汗阿那穰对孙女的葬礼也非常重视，派出亲属、护卫及萨满巫师等来到邺城送茹茹公主最后一程。

　　东魏政权对这为公主的死十分重视，因为她所代表的是整个柔然王国。茹茹公主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墓室修建的十分豪华，她生前的用品全部都陪葬进了陵墓里。在这些陪葬品种，还有两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两枚东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廷王国的金币。这两枚金币是茹茹公主的嫁妆。

　　当年，柔然可汗阿那穰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强大，便准备为即将出嫁的孙女准备一笔丰厚而又特别的嫁妆。于是，他便派人到了当时贸易发达的拜占廷去置办嫁妆。当这支队伍来到那里后，认为那里的金币可以用来避邪，于是便带回了两枚。金币是拜占廷查士丁尼皇帝新铸造的，正面是半身皇帝像。皇帝头上戴皇冠头盔，身披战袍铠甲，右手持标枪，左手持盾，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女神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持盾，头部与十字架之间有一颗八芒星。金币正反面都刻有罗马铭文。茹茹公主对这两枚金币十分倾心，把它们作为贴身避邪宝物带到了高湛的家中。茹茹公主死后，这两枚金币作为重要的随葬品被送进墓室。

　　柔然人崇拜自然，信奉一直在草原流传的萨满教，因此巫术、巫医十分盛行。巫师一般由部族内的妇女担任，她们施法向天地鬼神祈求。当时，部族内的一切事物，都与巫师有关战争的决策、出兵的日期都要靠巫师来决定，就是有人生了病，也要由巫师来驱除病魔。

　　《梁书芮芮传》（芮芮，ruì ruì，柔然别称）中就记载了柔然国依靠巫师做法祭天而求来风雪的事情。《魏书•蠕蠕传》（蠕蠕亦是柔然别称）不仅记载了柔然巫术的盛行，还详细的记载了一些女巫做法、巫医治病的故事。

　　有一个叫做地万的女巫，只有20岁左右的年纪，为了得到可汗的赏识，便装神弄鬼地导演了一场闹剧。她预先设下了计策将柔然可汗丑奴的弟弟祖惠劫持而去，然后自告奋勇的对丑奴说，你的弟弟现在在天上，我通过自己的法力能把他叫下来与你见面。丑奴母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便按照地万的吩咐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地万在帐篷中斋戒了7天，假装祈求上天把祖惠放到人间来。经过巧妙的安排，地万偷偷的将祖惠放到了帐篷中与丑奴母子见面。丑奴见到了失踪的弟弟重新出现，竟真以为他是被地万从天上叫下来的，便对地万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她为圣母，赏赐给她许国贵重的礼品。由于，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巫术在柔然国泛滥开来。

　　柔然除了信奉草原民族推崇的巫术外，本身也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柔然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以及大漠之中，因此开始时并不懂得种植，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随水草的变化而迁移。柔然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因此也就没有村庄、城郭，也没有固定的房屋，以穹庐毡帐为住所。在迁移过程中，一个部落往往是赶着牲畜，拉着毡帐及其他的生活用品浩浩荡荡的出发。来到目的地后，就把毡账重新搭建起来，生火做饭。在我国的史籍中多处记载着柔然国“随水草畜牧”，“所居为穹庐毡帐……马畜丁肥，种众殷盛”等等。每到冬季，部族就赶到较为温暖的漠南居住放牧，到了夏季则迁回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漠北居住。牲畜喝着山上留下来的雪水，吃着一望无际的肥壮的青草而各个膘肥体壮。牧民们在放牧时与美丽的草原融为一体，歌唱声随着牧马的奔腾而流传到远方。

　　柔然人所饲养的牲畜以马、牛、羊最为普通。在柔然国与众国家的交战中，敌国常常一次就截获柔然的牲畜几十万头甚至几百万头。柔然进兵时也往往动辄就是率数十万骑兵。这些都可以看出柔然畜牧业的发达。在众牲畜中，柔然对马匹的养殖最为重视。这是因为马匹不仅可以用与中原地区少马的国家交换生活用品，用来向宗主国缴纳赋税，还是柔然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自我防御与对外战争的必备军事力量。在关于柔然的很多历史记载中，都有用马匹与邻国进行外交的记录，比如在公元407年，柔然国就挑选了8000匹上等好马赠送给后秦，用以结交。马匹还是柔然女子出嫁时必备的嫁妆，首领阿那瓌将长女嫁给西魏文帝时，就把一万匹马作为嫁妆随女儿一同送到西魏。

　　除了放牧之外，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柔然居住在西北地区，因此有大量的狩猎对象存在，比如老虎、狮子等。这些狩猎所得在社会经济与外交中扮演这着重要角色。柔然在缴纳贡品时，除了要献上精良的马匹外，还要送上大量的珍贵兽皮，像貂裘、豽皮、虎皮、狮子皮裤褶等野兽毛皮或毛皮制品。这些皮草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得到了欢迎，柔然凭借它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如铁锅、丝绸等等。

　　随着柔然的对外扩张，柔然人渐渐的接受了一些中原的文化。中原的北魏就曾多次赠给柔然部族首领阿那瓌“新干饭”、“麻子干饭”、“麦面”等粮食制品，柔然的上层社会也开始渐渐的接受这些食品。因此，他们也开始了解了一些种植技术并尝试着种植一些农作物，这些作物以粟为主。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是靠本民族的人来种植农作物，而是役使那些在战争中俘虏来的奴隶来耕作。农耕在柔然的经济地位中所占比重比较低，柔然人仍然以肉食为主。

　　柔然的手工业因为没有其他行业的支持而比较落后，主要包括冶铁、造车、制铠甲、搭穹庐、制毡及毛皮加工等，生产一些与战争直接相关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阿尔泰山南麓是当时柔然国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发达的冶铁基地，生产铁工具、武器、铠甲等满足王室及国家的战争需要。此外，柔然国还掌握了辒车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也十分庞大。据史料记载，首领阿那瓌的长女远嫁西魏文帝时，随行的车就有700乘之多。

　　柔然国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以对中原地区的贸易最为频繁。这是因为手工业不发达就必然导致了柔然国生活用品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严重匮乏。要解决这种经济困难，就只有向其他的国家来交换所缺少的用品。柔然以朝贡的形式向宗主国缴纳贡品，宗主国也必然会馈赠给柔然一些所需的用品作为回礼。柔然还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置互市的形式与其他国家交换物品，用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绸、铁器和其他日用品。

　　随着西征的失利，柔然国势也日渐衰落了下了来。被柔然政府奴役的各个部族开始反抗期柔然的统治，柔然的国力更加衰弱了。公元487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他率部到达车师前部西北，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从此，柔然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并接连受到其他国家的大举进攻。

　　公元6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柔然国陷入了统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争夺汗位而发生了内讧，柔然开始被不同的势力集团所控制。公元520年，丑奴可汗被他的母亲和大臣设计所杀，阿那瓌（guī）继承汗位。可是他刚刚登上汗位10天，就被另外的一位王族赶了下来。他投归了北魏，在洛阳居住。《乐府诗集》中有杂曲歌词描写阿那瓌在洛阳出行时的盛况，“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后来，阿那瓌的从兄婆罗门率领数万人平定了叛乱，自称偶可社句可汗。由于无力抵抗敕勒国的进攻，婆罗门率领10万骑也归降了北魏政权。

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以牵制周边日益强盛的高车国的政策，将柔然国分而治之。阿那瓌被安置于怀朔镇北的吐若奚泉，婆罗门被安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公元522年，婆罗门叛离北魏，被北魏大军擒获，两年后被囚而死。紧接着，阿那瓌也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30万，蓄势待发。他借平定北魏的六镇起义为名扩充实力，占据长城以北漠南地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其间，阿那瓌又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柔然进入了复兴的时期。北魏灭亡，更给柔然国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但是，短暂的复兴并不能改变柔然的衰败命运。不久，柔然国就爆发了被奴役的部落、奴隶的反抗，柔然再次分裂。到了6世纪中期，另一支少数民族政权突厥强大了起来，并发动了对柔然的战争。阿那瓌兵败自杀，柔然再次分裂。东部余众拥立铁伐为主，西部余众则拥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后来被突厥击败，基本上瓦解。公元555年，突厥大举进攻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在突厥的一再威逼下，将邓叔子及其手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其中大部分人都被杀死在长安青门外，柔然汗国灭亡。留存下来的柔然民众辗转向西迁移，逐渐与其他的民族相融合消失在历史中。

　　从此，曾经盛极一时，横跨亚洲北部大陆，威震漠北、西域的强大民族就这样黯然消逝在人们的视线里了。唯一能证明柔然国曾经强大的东西，就是茹茹公主那浩浩荡荡的送葬陶俑以及那两枚珍贵的金币了。

　　公元402年，社仑自立为丘豆伐可汗，柔然国正式建立，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国力在战争中日益壮大。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dào）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柔然国，拉开了柔然与北魏长期战争的序幕。

　　公元445，北魏发动了第一次西征，取得了鄯善战争的胜利，柔然势力从此退出鄯善，是柔然国对外战争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448，北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柔然国疲于应付，屡屡被联军打败尽管最终粉碎北魏的进攻，并夺回了一些失地，但是国力大受影响，国家进一步走向衰落。

　　公元487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这标志着柔然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并且此后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大举进攻。

　　公元6世纪初，柔然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后向北魏投降。

　　公元522年，柔然首领阿那瓌起兵反魏，柔然进入了复兴的时期。

　　公元555年，突厥大举进攻西部柔然，柔然统治者最终被杀死，柔然国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1:49:28

　　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
　　吐谷（yǜ）浑，又称吐浑、退浑，是我国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

　　吐谷浑原本是一个人的名字——慕容吐谷浑。他是鲜卑人，世代都是鲜卑贵族。吐谷浑的曾祖名叫慕容莫护跋，曾经协助司马懿平定公孙渊，被封为率义王。

　　慕容鲜卑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渐内迁，地位也逐步上升，到吐谷浑的父亲慕容涉归继承父业时，终于被封为鲜卑单于。

　　吐谷浑本是慕容涉归的长子，本来在继承单于之位上是非常有利的。可惜他是慕容涉归的小妾所生的，是庶出，而他的弟弟慕容廆则是慕容涉归的正妻所生。嫡庶之间地位的差别，远比长幼之别重要，因此，慕容部落的单于宝座在慕容涉归死后就传到了慕容廆手中。不过，慕容涉归也没有亏待自己的长子，临终前分封给吐谷浑牧民1700户。

　　慕容廆也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人物，五胡十六国中的四燕国都是他的后裔所建，他还亲手奠定了前燕的基础。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慕容博父子念念不忘的就是重建祖宗的大燕国。如果没有慕容廆这个人，可能也就不会引出金庸的这番演绎了。

　　慕容廆即位后，慕容部落与吐谷浑锁率领的部落仍然住在一起，在同一个草场上放牧。既然分了，就不像住在一个家中那样和睦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草场就是生命，在一处放牧的两个兄弟部落就因为草场的问题发生了许多矛盾。尽管慕容廆与吐谷浑已经分家，但作为单于，慕容廆是吐谷浑的君主，自然认为作为臣下的哥哥与自己争草场是很无礼的。而且，慕容廆也知道吐谷浑是个有大志的人，总担心哥哥来抢自己的位子。一年春天，牲畜发情，慕容廆和吐谷浑两部的马匹公母相斗，有所损伤。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事让慕容廆找到了借口。他派人责怪吐谷浑说：“我们的父亲给哥哥你分了家产，你为什么不迁徙到别处，以至于把我的马斗伤？”

　　吐谷浑无缘无故挨了训斥，非常窝火。他也不是甘心久居人下的常人，于是怒斥慕容廆的使者，并说“既然弟弟厌烦我了，那我就到离弟弟万里之外的地方去，省得让弟弟碍眼。”说到做到，吐谷浑立即率领本部西迁。慕容廆听说大哥真的要走，心里干倒愧悔。草原上到处是强大的部落，自己把哥哥逼走，这不是要致哥哥于死地吗？大概也是吐谷浑与慕容廆小时候感情很好，慕容廆过意不去，立即派人去追赶致歉，请吐谷浑回来。　　

　　吐谷浑决心已下，对于慕容廆的挽留谦词谢绝，慨然西去。慕容廆后悔不已，后来因为经常思念兄长，还作了一首《阿干歌》来纪念。慕容廆的子孙建立了“大燕国”后，《阿干歌》就作为皇帝出巡或者祭祀宗庙时演奏的乐曲。

　　公元313年（西晋永嘉末）左右，吐谷浑部从阴山南下，经河套南，度陇山，至陇西之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的罕原。以此为抿点，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统治今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北和青海省等地的氏、羌等族。

　　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吐谷浑死了，长子吐延嗣位。329年（咸和四年），吐延为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羌酋姜聪所刺，临终时嘱长子叶延速保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即柴达木盆地都兰县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立总部，仿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吐谷浑之名为姓，并作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

　　由于地处黄河之南，吐谷浑首领被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因此，“吐谷浑国”又被称为“河南国”。此外，西北诸民族又以“阿柴虏”或“阿赀虏”、“赀虏”等作为对吐谷浑部众的贱称。疆域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县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达青海湖一带。最盛时辖地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且末县；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毗邻。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原为辽东鲜卑一支的吐谷浑逐渐与羌、氏、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吐谷浑统治的地区高旷苦寒，远不如漠北草原。自然环境十分的恶虐。草木稀少，而且长年干旱少雨。正是在这一恶劣自然条件下，吐谷浑人依然成功地发展了畜牧业和农业，并依凭这一经济实力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

　　吐谷浑以“多善马”、“出良马”著称，其良种号青海骢，又被称为龙种马。《北史;吐谷浑传》记曰：“青海周回干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岁冬冰合后，以良牡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曰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所传青海骢是也。”这种马是以波斯牝马与本地牡马交配而成，具有高大、神骏而又耐劳、耐高寒的素质。除了体型高大的青海骢以外，吐谷浑还出“蜀马”，应是从巴蜀引入的一种体型小，耐劳善走山地的马。吐谷浑兼有两种良马，既可在草原上驰骋，又可在山地上奔跑，因此，尽管四周强邻环伺，其国运独能垂300年之久，应同拥有这一骑兵优势有关。　　

　　吐谷浑人是高原放牧的高手，在贫瘠的生态环境中仍然拥有众多的畜群。仅以马而言，公元371年（晋咸安元年），吐谷浑向前秦苻坚一次送马5000匹。公元460年（北魏和平元年）北魏讨伐吐谷浑时，获驼、马20余万匹。骆驼是沙漠之舟，对于领土内拥有沙漠的吐谷浑而言，是仅次于马的重要驮畜，是从事商业活动所必备的牲畜。牛在吐谷浑牧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大，其种类包括普通牛和牦牛。牦牛是一种高原驮畜，耐劳、耐寒、耐负重，而且皮厚、毛长，曾作为特产入贡中原。普通牛的数量也不少。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向唐朝请求互市，得到允许。在那之前，中原刚刚结束战乱，耕牛缺乏，通过这次互市，中原从吐谷浑那里买进了许多耕牛，使得农民不再为更添没有牛力发愁。

　　吐谷浑建国之初，同匈奴、鲜卑、柔然等一样，属于纯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住在毡房里，没有城郭。而到了后期，吐谷浑王开始为自己营造宫室，但吐谷浑百姓仍然居住在毡房里。《吐谷浑人毕竟以牧业为主，无法定居，不能大量建造土石结构的房屋。后来，吐谷浑又逐渐掌握了农业技术，种田的多了起来，主要作物是大麦、粟、豆；但吐谷浑国的北部，因为气候寒冷，环境比较恶劣，只能种植芜菁（即蔓菁）、大麦。因为有了农业，许多吐谷浑人此时开始过起定居生活，城市也在吐谷浑国大量出现了，仅见于史册者已有曼头城、伏俟城、西强城、洪和城、浇河城、树墩城、贺真城、鸣鹤城等，皆具有相当规模。因此，吐谷浑人实际上已是室居和庐居两种形式并存的民族。

　　在农业得到发展的同时，吐谷浑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吐谷浑国境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出产黄金、铜、铁、朱砂。他们早就知道矿产的开采与利用，士兵们所使用的弓、刀、甲等铁器都是本地冶炼的，而其他游牧民族手里的铁器，大多是从中原取得、重新冶炼的。史书记载，公元519年（天监十三年），吐谷浑向南梁献上金装玛瑙钟两口。这说明吐谷浑不但金属锻冶已达较高水平，而且其精巧装饰工艺也已相当不错了。　　

　　矿产的开采和铁器的制作，使吐谷浑掌握了一大财源，也带动了吐谷浑商业的发展。自从青海路凿通以后，特别是占领鄯善、且末以后，吐谷浑同西域诸国的商业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与此同时，同中原、江南诸王朝保持着丝马市易。这些贩来的绢帛又转贩于西域。汗国财富日益增多。

　　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吐谷浑的社会组织似仍以部落为单位，但由于吐谷浑与当地的羌人多代通婚、混血，所以除王族以外，其余部落大都已由血缘关系演变为地缘关系。每个部落内部都混杂着血缘关系相对松弛而地域共同的若干族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私有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家庭成为吐谷浑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带有一定的封建社会性质。

　　在婚姻风俗上，吐谷浑没有受中原封建礼制的影响，仍然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盛行收继婚。父兄死，子弟可以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后母以及嫂子。例如吐谷浑王视嚣死后，他的弟弟乌纥提就把视嚣的妻子念氏收为自己的妻子，又如隋朝光化公主先是嫁给吐谷浑世伏可汗，世伏死后，其弟伏允又娶光化公主为妻。这种婚制具有保护本家族经济利益的功能，牢固控制劳动力和财产不致流失，因而一直常盛不衰。

　　在盛行收继婚的同时，由于财产、等级分化现象的日益突出，吐谷浑开始出现旧的掠夺婚和新的买卖婚并存的现象。吐谷浑中贫穷的，就会到有女儿的人家把女子抢去，类似于抢婚；有钱的，则会给出丰厚的聘礼，娶妻子过门。窃妻属于掠夺婚，纳聘是封建社会买卖婚的特征。前者是吐谷浑传统的婚制，无论贵贱一律实行抢婚，后来却成为贫穷者的无奈之举，而为富者所不齿了。这意味着吐谷浑国妇女地位的下降和男性权威的确立都非常明显，极具封建社会色彩。

　　丧葬方面，吐谷浑人死后实行土葬，这一点与一些游牧民族的火葬、天葬大不相同，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但是，吐谷浑的土葬习俗又与中原人停灵、守孝不同。他们为死去的亲人穿戴的孝服，在葬礼结束后就会立即被除掉。这是一种鲜卑旧俗。根据《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就是人死后实行土葬，不堆建坟茔。至于出殡，“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吐谷浑出身于鲜卑部落，西迁后虽然已经羌化，但祖俗还有一定遗存。

　　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吐谷浑人以肉酪为食。但是，因为农耕的出现，吐谷浑人开始荤素搭配，把肉酪与粮食巧妙地结合起来，例如以乳油拌和熟青稞粉制成糌粑，作为主要食品。　　

　　吐谷浑人的发式、服装带有复杂的多元文化色彩。吐谷浑人的发式，依照祖俗应为结辫发式，然而事实上吐谷浑男子却同华夏族一样结发。据《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夸吕可汗“椎发氍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结发于顶成椎形，戴黑色帽，与华夏族风俗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吐谷浑初为十六国时代地方民族政权之一，经历了由王国时代到汗国时代的历史演变。在吐谷浑王国时期，吐谷浑力争得到汉族朝廷的承认，一度奉南朝为华夏正朔，受其册封，后又结好于北朝，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改变发式也是结好中朝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坐金狮子床，则是受西域的波斯风俗影响。

　　对染男子发式从汉俗，但吐谷浑女子发式则依旧保持鲜卑祖俗，不椎发，而是“束发”，亦即留辫发，披发为辫。《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可汗的妻子“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头戴金花冠”。《旧唐书;吐谷浑传》中也记载说，吐谷浑的妇女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动则摇曳生姿，中原称之为“步摇“，所以唐朝称吐谷浑首领为“步摇酋渠”。这种金步摇本为树枝形，源自贵霜，其更古老的故乡则是波斯。传入吐谷浑以后，步摇的形制已有重大改变，进而传入中原，对后世，特别是对唐代妇女头饰影响很大，多次成为唐诗中的吟咏对象。

　　吐谷浑的服饰变化更多。在《晋书》的记载中，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魏书;吐谷浑传》则记载说，吐谷浑国男子的“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而《梁书河南传》的记载中，吐谷浑人的衣着变成“著小袖袍，小口裤，大头长裙。”通服长裙是中原汉人的基本服装式样，吐谷浑国刚建立时服装式样以汉服为准；小袖袍，小口裤则带有浓厚的鲜卑服装特色，《魏书》所谓“略同华夏”实指略同于北朝，舅舅是拓拔鲜卑，可见吐谷浑服装式样因其先臣于南朝后又臣于北朝，前后有所不同。不过，“罗幂“原是吐谷浑人的发明，是一种以面纱遮面而防风沙的护面装备，本为适应高原气候而创。由于罗幂样子别致、飘逸，不久就风靡北朝，到至唐朝时竟成为贵族妇女及宫女的常服。

　　作为出身于原始游牧民族的一支，吐谷浑人原本也信仰萨满教，但随着世代的变迁，佛教后来成为吐谷浑的国教。《晋书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开国始祖吐谷浑对弟弟慕容廆派来向自己致歉、挽留的长史乙那楼说：“先公称卜筮之言……”，说的就是吐谷浑与慕容廆的父亲曾让巫师占卜，得到吐谷浑与慕容廆二人日后必将发达的预言。可见，慕容鲜卑尊奉的是萨满教，刚刚脱离慕容鲜卑的吐谷浑应该也存在着专业卜筮的职业萨满巫师。吐谷浑的儿子吐延被羌酋姜聪刺死后，其子叶延志在复仇，每天都扎一个草人，说那就是姜聪，一边哭一边用箭射，射中了就嚎啕大哭，射不中就嗔目而怒，大声呼喊。这种扎草人诅咒仇人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巫术，为萨满教所惯用，直至唐朝还发生过吐谷浑人“谎称祭山神”，要把可汗诺曷钵可汗劫持打破吐蕃的事。这足以证实吐谷浑曾盛行过山川崇拜和山神、河神的祭祀活动，这种万物有灵论观念是萨满教所特有。　　

　　在信奉萨满教的同时，从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吐谷浑王慕利延西征于阗之后，佛教开始传入吐谷浑。当时，僧人慧览经于阗返回中原，慕利延的太子琼等人早听说慧览是大德高僧，就派人修建了一座右军寺，请慧览到寺中主持。到拾寅即位后，《梁书》在记载中已经称吐谷浑“国内有佛法”，又记载了公元514年（天监十三年）吐谷浑上表请求允许他们在益州立九层佛塔的事。吐谷浑东邻北朝，南邻南朝，两国都是为大乘佛教的传布区，吐谷浑受到了很大影响，所接受的佛教也属大乘教宗。

　　吐谷浑本是鲜卑的一支，语言原属阿尔泰语系东胡语族，但后来在羌地建国，日益羌化，语言也就逐渐与藏语接近。吐蕃文献中就已把吐谷浑人视为同族。但由于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吐谷浑上层统治者长期以来一直通用汉语、汉文，史书称其“颇识文字”或“颇识书记”，就是指其通用汉文。

　　吐谷浑的音乐属北狄乐的一部分。《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白净王太子》……”等等，乃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从题名判断，似是吐谷浑人先祖西迁的史诗，并以鲜卑语演唱。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界中，“金庸”绝对是一个极具分量的名字。金庸一生创作的武侠小说，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越女剑》共15部，大多都在武侠小说爱好者中备受赞誉。其中的“天”字，就是指《天龙八部》。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叫作慕容复的人物，精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有“南慕容，北乔峰”之誉。在小说中，慕容复是慕容鲜卑后人，是燕国皇族后裔，一心想恢复故国。

　　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慕容复并非完全是金庸的杜撰，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天龙八部》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在辽宋对抗时期，历史上真正的慕容复却生活在唐朝中期。　　

　　公元68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冬，塞外漠北寒风萧瑟，而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大将军慕容复的府第却是张灯结彩，喜气盈门。就在这年十二月，唐德宗李适颁旨，慕容复嗣位安乐州都督，袭爵青海国王，加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称号。当然国王也罢，可汗也罢，无非是个显贵的尊号，并不是真正的裂土分茅，但来自朝廷的封号毕竟非同小可，值得隆重庆贺一番。

　　这位慕容复大将军在历史上并没有辉煌的功绩、显赫的声名。新旧唐书对他都是一笔带过。那么，唐德宗为什么对他如此垂青，加封显爵呢？原因只有一个：慕容复是与大唐有姻亲关系的吐谷浑王族的后代子孙。

　　吐谷浑西迁先到了阴山，不久又西移甘陇，渡过洮水，在羌族的故地建立了国家。这时是公元312年（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末年），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正在到来，不过僻处西陲的吐谷浑并没感受到多少冲击。在北起甘松，南至白兰，东临洮河，西至于阗的数千里疆域内，吐谷浑人过着宁静的游牧生活。吐谷浑本人活到了72岁，在当时是难得的高寿，并且还留下了60个儿子。

　　继承吐谷浑事业的是他的长子吐延，在位13年，留下12个儿子。因为和昂城羌族首领姜聪争夺草场，吐延被姜聪用剑刺伤，伤重不治。临终前，姜聪托孤于大将纥拔泥，让他辅佐自己10岁的长子叶延继位。叶延饱读《诗》、《传》，后来宣称既然自己的曾祖父奕洛韩曾被封为昌黎公，那自己就是公孙之子。根据周礼，公孙之子可以用王父的字为氏。所以，叶延把姓氏改为吐谷浑，放弃了原本的姓氏慕容。不过中新旧唐书等多数史书提到吐谷浑王族，依旧称他们是“慕容氏”，所以说，慕容复其实应该名叫吐谷浑复。

　　叶延有才略，有大志。可惜天不假年。在33岁时，正当壮年的叶延就去世了。其后继位的几代吐谷浑王，或父子相承，或兄终弟及，虽然也有王族政权的内部纷争，但没酿成什么大乱，算是比较太平。后来，叶延的曾孙阿豺（《资治通鉴》作“阿柴”）即位，致力于开疆拓土，吞并了相邻氐羌两族数千里的地盘，使吐谷浑成为陇西一带的强国。

　　然而，阿豺没有因此而狂妄自大。一次，他来到垫江（原为亵江，今四川重庆垫江，嘉陵江与涪江在此交汇），见识了奔腾浩荡的两江殊途同归，感叹百川虽大，最终仍要归海，觉得自己是边塞小国，应当有所归属。于是，阿豺遣使南渡，向南朝宋少帝纳贡称臣。以边塞贫弱小国向强大的中原政权臣服，是吐谷浑求存之道。但当时中原正是南北朝并立局面，吐谷浑哪边也得罪不起，只有两面称臣，委曲求全的份。阿豺的同母异父兄弟慕瑰即位后，虽然有作为，有才干，但也是只能将吐谷浑作为大国北魏的附庸。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大夏的战役中，慕瑰率骑兵30000伏击夏军，生擒大夏皇帝赫连定。拓跋焘非常高兴，册封慕瑰为“大将军”、“西秦王”，并且把大夏的金城、枹罕、陇西三地分封给慕瑰。南朝的宋文帝为了拉拢吐谷浑，也在此后加封慕瑰为征西大将军，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一时间，吐谷浑左右逢源，春风得意。　　

　　慕瑰之后的两任吐谷浑王，依旧奉行两边称臣的外交政策，试图两边讨好，不得罪任何一方。然而，夹缝求生之道终难长久，墙头草固然可以随着两边的风势左右摇摆，但如果其中一边的风变得异常猛烈，墙头草还是会被折断。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终于不想继续容忍忍吐谷浑的不专一，以吐谷浑王拾寅向宋明帝进献珍兽为由，下诏讨伐吐谷浑。国小力微的吐谷浑根本无力抵挡北魏大军，拾寅部被赶到了白兰，损失驼马40余万匹。眼看要收获的庄稼也被北魏割去作牧草。

　　昨日还一派繁荣景象的吐谷浑此刻几近破，缺衣少食，难以为继。拾寅一再哀告讨饶，但文成帝铁了心要斩草除根，不肯罢兵。直到文成帝的孙子——北魏孝文帝亲政后，看到吐谷浑国几乎要变成丐帮了，想起吐谷浑好歹也是鲜卑一脉，才下诏准许他们返回故地。经此打击，拾寅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和南朝勾勾搭搭，乖乖作北魏的忠实属国，年年纳贡，岁岁来朝。

　　刚不可久，再强的风也会止些，北魏也是如此。北魏宣武帝元恪死后，秦州反叛，河西的朝贡路线被断绝，吐谷浑借此摆脱了附庸地位，完全独立。拾寅的曾孙夸吕放弃北魏的封号，自号为可汗。

　　吐谷浑是小国寡民，夸吕在位期间也并没有多少政绩值得夸耀，但他却创下一个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君王比不了的记录——从公元500年（北魏宣武帝初年）直到公元591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因病去世为止, 夸吕做了92年可汗，《北史》、《隋书》说他活了120多岁。在史书中，三皇五帝都是寿星，彭祖还活了880岁，但这些终究是传说。实实在在的长寿君主，罕有能与夸吕匹敌的。

　　“老而不死是为贼”，夸吕本来就脾气暴躁，年纪大了，做事也就越来越糊涂，动不动就责杀部下，侵扰边城。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当时中原正是隋朝，吐谷浑屡屡同隋朝叫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颇有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劲头，让人难以猜透夸吕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仅玩命地进攻隋朝，夸吕还屡废太子，屡杀太子。在似乎得了失心疯一样的父亲的威胁下，夸吕的儿子中有13个率领自己的部落降附了隋朝，连太子可博汗也因为害怕被废杀，打算绑架父亲举国降隋。不过，隋文帝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降服吐谷浑的好机会，表示不赞成这种以子劫父的忤逆之举。可博汗的计划没能实行，后来还真被夸吕杀了。

　　夸吕毕竟不是神仙，总有死的那一天。他所立的最后一位太子世伏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在公元592年（开皇十一年）夸吕病死后继承了汗位。他一改夸吕与隋朝做对的政策，到长安纳贡称臣，还打算把公主献给隋文帝。但是杨坚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不敢接受世伏的好意，反而在公元597年（开皇十六年）把宗室女光化公主许配给世伏。可惜世伏得意了没多久，就在第二年的吐谷浑内乱中被杀。世伏的弟弟允伏被拥立为王，迎娶了嫂子光化公主。

　　虽说两国结下了姻亲之谊，可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崇尚武功，萌生了吞并吐谷浑之意。他扣留了到长安哭奠文帝的外甥吐谷浑顺，在公元608年（大业四年）派黄门侍郎裴矩授意铁勒部侵袭吐谷浑。随后，隋炀帝又派遣杨雄、宇文述率大军出击吐谷浑，俘获吐谷浑10万余众，牲畜30余万头。吐谷浑故地几乎尽入隋朝版图。允伏率残部逃奔党项，吐谷浑顺则被迫长期留在隋炀帝身边陪王伴驾。

　　隋炀帝的统治很快灭亡，允伏趁着天下大乱又回到故地，并以为唐效力平定凉州为条件，换回了嫡子吐谷浑顺。就在唐与吐谷浑关系的蜜月期，允伏却以为天下打乱之时有机可乘，忘记了当初几乎被隋朝灭国的教训，主动进攻大唐。唐太宗即位后，允伏派兵劫掠侵扰鄯州、兰州、廓州等地，唐太宗大怒之下，派遣名将李靖、侯君集大举讨伐，一直打到黄河源头，诗人因之留下了“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的诗句。不过，允伏据传是被其部众所杀，也有人说他是自缢而死。太子吐谷浑顺举国降唐。

　　吐谷浑顺久居长安，大唐君臣对他都颇为满意。唐太宗封他为郡王，还让他回国当可汗。但吐谷浑顺在中原浸染太久，各部大人不服，当被派来声援他的唐军撤走以后，他就被杀害。他的幼子诺曷钵被拥立。大臣们趁机争权。唐太宗怕再出乱子，派兵声援诺曷钵，又封他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在诺曷钵成年后，还把宗室女弘化公主嫁给了他。

　　经过几起几落，吐谷浑的国力已经颇为不济。而青藏高原的吐蕃则强盛兴起。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蕃大举入侵吐谷浑。为了挽救吐谷浑，唐高宗派大将薛仁贵出兵援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唐军在大非川溃败，吐谷浑王族后妃随唐军撤回凉州，自此吐谷浑国境被吐蕃吞并，再也没有复兴。

　　后来，唐高宗本打算封诺曷钵为青海国王，将其安置在凉州。但凉州实在太荒芜了，而且离吐蕃也太近，吐谷浑上下都觉得那里难以立国，诺曷钵也一再要求举族内迁，所以，吐谷浑宗族百姓最后被安置到了灵州地界，筑城而居，高宗赐名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希望他们能安居乐业。可惜过了几代，安乐州还是被吐蕃攻陷了，吐谷浑的族人再次内迁到山西晋南一带，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聚居于青海省东部湟水以北、黄河两岸及其毗连地区的土族。

　　前边提到的慕容复，就是吐谷浑王族的末裔。虽然他被唐德宗加封了一大堆头衔，但在他死后，吐谷浑慕容王族就不再有封爵，延绵了300多年的吐谷浑王系就此香火断绝。到诺曷钵国破内迁为止，吐谷浑共存世352年，传位19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慕容复正是吐谷浑乃是慕容鲜卑的最后一位国王——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甘肃武威市城南20公里的南营乡青嘴湾，峰峦起伏，峡谷纵横，大水、冰沟两条大河湍流急下。在两条河汇合处，有一座南营水库，一座古墓就坐落在水库对面祁连山南麓的山岗上。

　　由于史书缺乏记载，千百年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座古里葬着什么人。

　　清同治年间，满清政府制造民族矛盾，引起回、汉仇杀，甘肃武威当地的百姓纷纷上山挖窑洞避难。有个性梁的人家，凑巧挖进了这座古墓。他们取火一看，只见墓中金碧辉煌，壁画满墙，随葬器物很多，除有彩绘的木俑、马、牛、骆驼等大批木器外，还有不少铜器和金玉珠宝，琳琅满目。梁氏将金玉珠宝盗走贩卖，发了一笔横财。

　　从此以后，古墓的厄运接踵而来，但人们只注重金银珠宝的寻找，绝大部分珍贵文物包括墓志在内却未遭大的破坏，保存尚好。没有人去探寻这古墓的主人是谁。

　　1915年4月，古墓又被人掘开，掘墓者挖到了一块墓志，收藏起来，密不告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不长，方圆数十里便家喻户晓，前往掘墓者家参观墓志者络绎不绝，犹如赶庙会一般。当时的武威知县唐敷容是个有见识的人。他知道武威自古是西陲重镇，一定会有古代的石刻埋藏于地下，因此吩嘱商务会会长贾坛代为寻访。贾坛无意间得知青嘴湾古墓有墓志出土，立即找到了收藏墓志的人，将墓志带回，放到武威文昌宫里保存。　　

　　墓志为正方形，志盖正中篆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四周雕刻缠枝草叶花纹图案。雕刻极为精美。志底文字25行，满行24字，字体端庄秀丽。大周，在历史上是武则天称帝够的国号。从墓志上看，古墓主人是大周西平公主。经过对墓志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古墓的主人大周西平公主，是一个被称为弘化公主的人。墓志中称这位弘化公主“诞灵帝女，秀奇质于莲波；诧体王姬，湛清仪于桂魄；公宫禀训，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规，挺□闱之睿敏。”显然，弘化公主是位非常漂亮而且有教养的皇室女性。此时，大家才知道竟然有一代公主葬于武威。那么，弘化公主究竟是谁呢？

　　弘化公主，武则天时赐姓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出生于公元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是唐宗室淮阳王李道民之女。这位弘化公主，成就了唐朝的一段历史。

　　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吐蕃松赞干布与羊同（居住在今西藏自治区西部和北部的古代游牧部落）共同进攻吐谷浑。次年，吐谷浑又遭唐军攻击，大败，分裂为东西二部。西部吐谷浑由伏允次子率领西退，以新疆鄯善为中心，后降服吐蕃；东部吐谷浑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以伏俟城（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为中心，依附于唐。唐王朝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来，慕容顺被其臣下所杀，唐朝廷又立慕容顺之子燕王诺曷钵为吐谷浑王，封其为河源郡王，后又改封为“青海国王”。诺曷钵颁行唐朝历法，奉唐朝年号，与唐朝关系很好，后备唐朝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公元636年（贞观十年），诺曷钵赴唐都长安晋谒唐太宗，并向唐太宗请婚。太宗慨然应允，表示要将宗室女弘化公主许配给诺曷钵。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二月），弘化公主18岁，出落得才貌双全，丽质美艳。李世民遣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民及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携带大批物资护送弘化公主到吐谷浑，与诺曷钵成婚。

　　那一年，弘化公主离开长安，远离富贵之乡，远离父母亲人，来到了辽阔无垠的高原草地，人烟稀少的荒山秃岭，过起了“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七年后，也就是25岁时，弘化公主与诺曷钵生下了长子慕容忠。

　　从弘化公主和亲吐谷浑开始，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关系日益亲密。10年后的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唐高宗李治继位，封诺曷钵为驸马都尉。次年，诺曷钵遣使向朝廷敬献骏马。公元652年（永徽三年），弘化公主请求入朝省亲，唐高宗派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前往迎接。十一月，弘化公主和诺曷钵到达长安，朝见了高宗。弘化公主是唐代外嫁的十几位公主中惟一回过长安的公主。高宗优礼相待，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赐嫁诺曷钵长子慕容忠，金明县主赐嫁诺曷钵次子。

　　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蕃击溃吐谷浑，诺曷钵携弘化公主，率残部逃到凉州，向唐求救。但唐军救援不力，致使立国350年之久的吐谷浑王国最终灭亡。

　　公元670年（咸亨元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兵攻击吐蕃军，打算护送诺曷钵回归故国。可是，薛仁贵被吐蕃军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海南州切吉乡旷原），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吐谷浑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

　　公元672年（咸亨三年），唐朝将诺曷钵迁到鄯州（今青海乐都）大通河之南。诺曷钵惧怕吐蕃，不安其居。唐朝便又将其徙于灵州（今宁夏同心一带）。弘化公主在吐谷浑生活了58年，于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病逝于灵州，享年76岁；于次年初迁葬于凉州。

　　弘化公主在吐谷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心血。弘化公主入吐谷浑，也是唐将公主嫁于外蕃的开端，是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使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很快得到改善，而且也促进了唐与吐善的友好往来。

　　在弘化公主的墓志上，还有一首不知何人所写的诗：

　　南雪山分百鸟城，邦嫒殂分此瘗灵。
　　塞草初凋兮哀挽声，幽泉已闷几时明？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唐人以及吐谷浑人对弘化公主的爱戴与怀念。

　　从发现弘化公主墓志之后，武威地区又先后发现了8座唐代吐谷浑的墓志铭，分别属于代乐王慕容明、安乐王慕容神威、青海王慕容忠、政乐王慕容煞鬼、金城县主、燕王慕容曦光、元王慕容若夫人、大唐故武氏夫人。根据墓志记载，从弘化公主到慕容曦光四代的墓，都葬在武威。

　　吐谷浑在武威地区并没有生活多长时间，为什么死后都要归葬于此呢？

　　原来，凉州南山离原吐谷浑中心青海较近，隔祁连山就是他们原来的领地，今天的祁连、旦玛乡及武威的南营乡青嘴、喇嘛湾是其休养生息的主要地区。葬于此地，既可受到唐朝的保护，又靠近故乡，可以抒发眷恋故土、怀念游牧生活之情。在青嘴喇嘛湾发现的慕容氏墓葬，都是墓门向南，建于山岗之上，大有望乡的含义。其次，慕容氏虽迁到了安乐州，但此地仍有吐谷浑部落游牧。基于以上原因，凉州才成为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坟茔。

　  自从知道古墓为弘化公主墓之后，当地人就填塞了盗洞，使墓内公主遗骨及大批文物得以保存。同时，又在墓旁山岗上建造了公主庙，绘画了公主像，远近群众经常前往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1927年，公主庙不幸毁于地震。　　

　　后来，由于疏于管理，当地群众随意掘墓取砖，破坏墓穴，并将大批彩绘木俑及陶瓷器物扔在山下。直到1980年，专家学者才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对弘化公主墓进行了清理。

　　从弘化公主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结构、形制等，可以看出吐谷浑民族的丧葬习俗。墓室为单室砖券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甬道及墓室呈过洞式，以条砖叠砌，室内有棺床。随葬物多以木器为主，并有漆器、陶器、瓷器、骨器、铜器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金银珠宝。在木器中，除男女侍俑反映了王族的奢华外，马、驼及家禽之类随葬较多，反映了吐谷浑民族“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

　　弘化公主墓中出土的彩绘木俑，造形生动，神态逼真，为研究唐代的雕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出土的漆器和镶嵌银花的漆器，虽大部已残，但仍可看出高超的工艺水平。从丝织品残物可以看出，锦、绢、绮的质地细密牢固，提花准确，颜色搭配得当，彩色鲜艳，纱薄细透明，艳丽无比，反映了唐代精湛的织丝技艺。吐谷浑长期居于甘、青、新一带，位于丝绸之路要道，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些文物，既是唐代丝路贸易发达的实物见证，也是吐唐友好交往的实物见证。

　　吐谷浑从正式建国到最终覆亡，共存在了350年之久。在最初的100年间，经过树洛干、阿豺等几代国君的努力开拓和苦心经营，吐谷浑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强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四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吐谷浑整体上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同时长期向它们朝贡。可以说，吐谷浑是一个在夹缝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的国家。

　　吐谷浑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是他们在经济活动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

　　开辟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在汉朝以后曾经一度冷清，到了吐谷浑时期，青海道开始被重新利用起来，成为当时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由于青海道横贯吐谷浑国境，所以也被后人称之为“吐谷浑道”。当时的吐谷浑道可谓四通八达：向东可达北朝的北魏以及后来的北周；向南可以沿黄河南岸到达洮河上游地区，并经由此地到达建康（今南京）；向西可达西域；向北可以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柔然、东魏和北齐。　　

　　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首先充当了外国使节和商人的翻译和向导。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的使臣来南朝时，都是由吐谷浑人带领，经过吐谷浑道到达中国的。除去穿梭来往的使节，在这条路上络绎不绝的还有东西方各国的商人，以及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和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

　　东西南北各色人等的往来交通，使自汉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同时也对吐谷浑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吐谷浑人原本并不信奉佛教，但在慕利延统治后期，佛教开始在吐谷浑流行，原因便是佛教经吐谷浑道从西域和南朝传入吐谷浑。这也说明了吐谷浑道对吐谷浑的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

　　当然，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是和外国商人进行中转贸易，并由此介入国际贸易；同时，他们还与南朝和北朝从事“以献为名，通贸市买”的商业活动。在这种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中，吐谷浑靠着“中介”的地位，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许多富商大贾腰缠万贯，“泼天富贵”，以至于国家的财政支出由这些人承担。公元553年（西魏废帝二年），吐谷浑可汗夸吕派使团到北齐去朝贡。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使团返回的消息后，率兵袭击，俘获跟随使团的商人240多人，夺得骆驼、骡子共计600多头，各种丝绸彩绢上万匹，其贸易规模之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讶不已。

　　1983年以后，在都兰县的吐蕃墓葬中陆续发掘出大量的丝织物，品种有锦、绫、罗、缂丝等，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以及中亚粟特人的“波斯锦”，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都实属罕见。这些丝织品以及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

　　在青海省会西宁的黑市上，贩卖吐蕃大墓文物的活动十分猖獗。市场上偷卖的某些都兰吐蕃大墓文物可能比正式发掘出的还要珍贵许多。而在十几年前，许多珍贵的丝织品就已经流失到海外了。遥远时代的吐谷浑人肯定无法想象，他们苦心经营和伪装的墓葬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疯狂盗掘。

　　丝绸之路上最后一块处女地正在遭受巨大灾难。这是文化上的灾难。

　　公元329年（东晋咸和四年），叶延继承汗位，以第一代可汗的名字做姓氏和国号，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　　

　　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隋军大败吐谷浑，将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划归隋朝版图。隋朝末年，吐谷浑可汗伏允尽复失地，吐谷浑国复兴，但强盛时期已成为历史。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发10万唐军兵分三路直指青海，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取得了全面胜利。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唐太宗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慕容顺不为国人拥戴，在内乱中丧命，其子燕王诺曷钵继位。吐谷浑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国。

　　公元636年（贞观十年腊月），诺曷钵向唐朝请求和亲，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相许。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冬，诺曷钵到长安迎娶公主。翌年二月，唐太宗派遣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民送亲，并陪送了大量珍贵妆奁。从此，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关系日益亲密。

　　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蕃禄东赞大举进攻，在吐谷浑亲吐蕃大臣的帮助下，顺利攻入吐谷浑。吐谷浑国就此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1:57:26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契丹民族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后被金国所灭。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被迫西迁，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后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在英语中的名称为“China”，来源于中国的瓷器名称，然而却有很多其他的外国语言并不这样称呼中国。在俄语中，中国被称为“Kitay”，还有希腊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都是采用的这样的名称。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Cathay”来代表中国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以C缩写的简称时，并不全都是“China”的缩写，比如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的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英文名称中也用Cathay来代表中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称呼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Kitay”、 “Cathay”这两个词又是源自哪里，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来源于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在古代还被翻译成Kita1a或CathaIa、Cathay，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契丹（汉名），阿拉伯－波斯语（Khitai），蒙古语（Kital）。”《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称中国人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Khita”、“Khata”，这都是从契丹演变而来。既然契丹是一个消逝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会用它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呢？

　　契丹族生活在我国的北方并建立了国家，曾经创造过非常繁荣的文明。那时，契丹兵强马壮，令周围的许多小国望而生畏。我国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向西、向北的丝绸之路，经西域到达中亚、西亚，再辗转到达欧洲国家。契丹占据着沟通我国内地与欧洲国家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我国的对外窗口。来自欧洲的外国人首先要经过契丹才能进入我国内地，这里也就成为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对于处在我国北方的俄罗斯，因为契丹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必经之路。随着契丹的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理解。甚至很多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契丹而不知道中国有宋朝。　　契丹不仅在对外联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发达，它还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传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印象。外国甚至认为契丹就代表的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就把契丹作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来，虽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随着消失，但是那些已经形成习惯的欧洲国家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契丹国名、族名代表中国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这些国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它的原意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从这个词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时是何等景象。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少数民族，是鲜卑族衍化出来的一支，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十州管辖，封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后来，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实力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于突厥，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唐与突厥间徘徊。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部落逐渐的发展壮大，开始称霸草原。唐武则天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因受唐朝官员的侮辱而起兵反抗，自称“无上可汗”，率领数万大军击退了唐朝的军队。契丹的部队兵勇马壮，战斗力很强，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武则天数次派多大几十万的大军前去剿灭，才把契丹打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唐朝一直分分合合，朝贡与冲突并存。直到公元842，契丹才与唐朝正式恢复臣附关系。

　　唐朝灭亡后，契丹开始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权来。公元907年，契丹内部的耶律家族中的杰出人物阿保机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雄姿英发的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后世称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契丹不断向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国家发动战争，凭借着强大的兵力连续赢得了许多战争的胜利。后晋石敬瑭在对契丹战争失败后，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口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公元947年，辽世宗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宋朝建立后，辽国不断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辽圣宗统治时期，辽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再加上他本人杰出的领导才能，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取得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公元1104年，辽国的军事胜利达到了顶峰，逼迫宋朝与其签订了澶渊之盟，迫使宋朝割让了淮河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在对外扩张的同时，辽十分注重与周边强大的其他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用以牵制宋朝的军事势力及战斗部署。它与西夏订立了联盟，共同抵御宋朝，从而使当时的形式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在以后的将近200年的时间中，辽国多次易名。公元983年，圣宗皇帝统和改国号辽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又恢复了大辽的国号。辽国共经历了九位帝王，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在国家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十分广大，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人口也达到了20万之多。随着契丹国的东征西讨，国家不断强大的同时，契丹的统治者及贵族也开始腐化。

　　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他们崇拜佛教，为此不惜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庙宇国势因此而日渐衰落，民不聊生。辽兴宗时，他向天下召集佛僧讲习佛法，在开泰寺铸造了巨大的银质佛像。辽道宗时，佛教更为盛行，曾经出现过一天就有3000余人出家为僧的记录。那时，朝廷光供用全国僧尼每天吃的饭就要花费36万贯。1059年，他又下令大修大吴天寺，竟然耗费了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而此时，朝廷征收户部欠款才44万贯，可见耗费之巨。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造成各部落间互相倾轧，辽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

　　辽朝皇帝的腐败使国力大大受损，而辽朝下属的女真族的一支却悄悄的发展起来。1114年，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连败辽国的数十万大军。辽国的腐败统治还使其统治下生活贫困的各族人民效仿完颜阿骨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辽国的统治。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紧接着东方的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安生儿和张高儿领导20余万人攻城略地，董庞儿聚集了一万余人起义，北面和西面的乌古、敌烈、阻卜等都先后叛归女真或各自为政。一时间，辽国统治者陷入了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境地。

　　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中失败，耶律大石率所属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领下逃到伊朗。1125年，辽国灭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并改信伊斯兰教，被当地人渐渐融合，不再具备契丹族的特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 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从此契丹正式灭亡。

　　随着国家的消亡，契丹辉煌的文化、艺术也被历史尘封。我们只有从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残存的契丹遗迹上追思它曾经的辉煌。契丹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创造了一系列文明。

　　契丹在与中原政权的交战争，俘虏了许多百姓和士兵。他们让这些被俘的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不仅使契丹贵族的财富日益积累增多，也促进了契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游牧的契丹逐渐出现了定居放牧的形式。他们在草原上筑起城镇，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皇帝在这些都城内轮流处理政务。那时，皇帝的行宫叫做捺钵，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在官吏制度上，契丹设南面官和北面官，采用了“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思想，并采用了汉族的科举制选拔官吏。

　　契丹是一个极力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制造众多先进的兵器，大力发展冶铁业。现在发现的一些契丹时期的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契丹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上层的契丹人大都十分注重文化修养，有的有诗文集，有的精通契丹文、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契丹的绘画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稀世珍宝。

　　契丹人在服饰、发型等生活方面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与汉族大大不同。他们的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 kūn）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与周边的国家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南唐、吴越常有使节到契丹，后晋、北汉依赖契丹，吐蕃、吐谷浑、党项、西夏、回鹘部落等都经常去向契丹皇帝朝贡。此外，契丹还与外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朝鲜、日本、波斯、大食等国都与契丹有着贸易或是政治上的联系。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国家。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一出古墓葬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书籍。这些书籍里的文字既不是汉字，也不是留存下来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谁也没有见过。

　　陵墓中出土的哀册和碑刻上显示着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考古学家们因文字的大小而称呼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一种与汉字的结构十分相似的方块字，有的还包含着一些汉字的偏旁，但是又与汉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不同于同样发源于汉字的朝鲜文和日文。小字与大字的风格迥异，是一种类似于拼音组成的文字，由300多个原子根据不同的排列顺序组合而成。这些字虽不是汉字，但却带有明显的汉字风格和特点，比如在文字的写法上也分为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小字的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即使到现在，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完整的破译其中的一个句子。

　　考古学家们为了弄清这到底是哪一族的语言，便对墓葬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墓葬属于辽国也就是契丹国的答案。由此推断这种文字也就应该是契丹文字了。

　　于是，考古学家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文献资料，终于在宋代王易所著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里找到了几个收录的契丹字，它们与这些文字十分相似，考古学家们正式确定这就是失踪了将近千年的契丹文字。

　　人们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了，契丹国前前后后只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又是远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凭借着什么力量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字的呢？

　　据历史记载，契丹改国号为辽之后，统治者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创制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两种形式，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的结构和偏旁创制的，有3000多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为拼音文字，约500个发音符号，书写起来比契丹大字简便。有文献记载，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就是“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的意思。这两种文字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蒙古文字非常相似。契丹文字的创制开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制字的先河。把汉字笔画和书写法的艺术与拼音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文字学方面的一个奇迹。

　　契丹文创制完成之后，统治者立刻在全国颁布使用。但是，这种文字并没有被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契丹国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他们都使用汉字，并不愿意接受新创的契丹文字。并且，在契丹本民族中，也有很多人更为崇拜汉族的文化艺术。这样，契丹文只是在上层社会的小范围内流行，尤其是统治者大都通晓契丹文字，用以增强本国的威信；而在辽国民间，契丹文字大多只被用于刻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方面。

　　随着契丹的对外扩张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契丹文字逐渐向周边地区流传。后来的女真族为了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契丹文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契丹文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

　　辽国被金所灭后，契丹文字并没有被废止，仍在使用。契丹的余部逃亡后建立的西辽政权也延续了祖先创制的文字，这就使契丹文字在契丹亡国后保存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191年，金章宗为了巩固对前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下令废止契丹字。1211年，西辽政权也灭亡了，契丹文字失传。这种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7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辽代墓葬。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两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马图》。第一幅图描绘了一位留着胡须的契丹引马人，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身向前冲，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两人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第二幅图描绘了一位契丹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面站着另一个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

　　在这两幅图中，着重突出了对马的描画。马背上那精致的马鞍更是引人注目。在我国历史上，契丹鞍是最受兵家欢迎的一种马具。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马鞍不仅十分适合战场上使用，制作也十分精美、讲究。在北宋时，契丹鞍与中原地区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契丹鞍也是辽代墓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营子发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美、奢华的铜鎏金马鞍具以及全套马饰具，多达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时辽国马鞍具的先进与兴盛。

　　在辽国的历史上，马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马匹获得食物、生活用品。马还是契丹人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往来驰骋，放牧马群、牛羊。马还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作战工具。战马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将若是没有一匹与之相匹配的战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契丹有着数量众多的强壮战马，才能在草原上征战驰骋，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并给中原的汉族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由此获得了中原地区的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契丹国才不断的发展壮大。因此，战马在契丹国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爱马匹，也最敬重马匹，把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为了更加方便地驾驭战马，契丹人不断地对马鞍进行改造，使之既能满足骑马人的要求，舒适、适用，又能合理的保护马匹不受伤害。在辽国，为了进一步提高契丹鞍的制造工艺，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制造马鞍、马具的部门。经过多年的改造，他们发明了独特的契丹鞍。

　　长于骑射的契丹把铁、皮革和木器原料被用于制作契丹鞍。契丹贵族所用马鞍，十分考究。从辽太祖的儿子东丹国王耶律倍所画 “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贵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对契丹马鞍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契丹鞍还被作为礼品送给契丹周边的国家，我国历史中记载的辽馈赠宋朝、高丽国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种类繁多，精致之极。

　　契丹人以鞍马为家，也十分注重其他马具的装饰。许多契丹贵族的马鞍上都用黄金包裹，上面镶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鞍桥外包镶錾（zàn）花鎏金饰件，呈拱形，正面锤鍱展翅双凤及牡丹纹，异常精美。1999年，在辽宁省彰武县苇子沟乡朝阳沟村还出土了一件双面人头鎏金银铃，也是马鞍的装饰品。银铃由双面人头和上窄下宽的六面体组成，所刻画的男性形象栩栩如生。

　　另一件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就是鸡冠壶了。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出土了一把辽代仿皮囊式鸡冠壶，壶通体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年代久远，多已脱落。这把鸡冠壶高21厘米，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鸡冠壶是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称马蹬壶。鸡冠壶的式样很多，有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等等。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鸡冠壶壶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负责烧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据考证，这座瓷窑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在鸡冠壶的颜色上又有单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鸡冠壶的釉色以绿色为多，白釉黄釉等级不高，酱釉和茶叶墨绿釉最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窑”官窑烧制的。

　　鸡冠壶的发明和使用与契丹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处游牧是契丹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时如何携带水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普通的瓷壶都是圆形或方形的，不便于携带。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随着契丹的发展壮大，契丹人对水壶的追求也越来越精美。这种皮囊壶由于不美观渐渐的被人们所淘汰。契丹人对外部美观，但不实用的传统的瓷壶进行了改造，把水壶设计成皮囊壶的样式，使瓷壶与皮囊户的优点充分的结合起来。鸡冠壶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难分辨出是皮囊户还是瓷壶。

　　随着时间的发展，仿皮囊鸡冠壶开始渐渐的脱离皮囊的原形。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皮囊壶的特征已经不明显。

　　通过鸡冠壶，可以看出辽国制瓷业的兴旺发达。辽代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生产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制成。有了陶瓷业后，所烧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过去的简陋。从辽国的陶瓷业中，还可以看出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辽国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辽三彩器仿唐三彩而来，釉色较唐三彩器更为浓艳，海棠长盘则为模仿波斯式金银八曲盘形制作成。这些都反映了契丹对周边文化的吸纳。

　　上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yù）在做一项调查时，偶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从祖上传下来的珍藏多年的两份家谱。这两份家谱由于时间的久远已经变黄了，透露出浓郁的历史气息。它们一份是用蒙古文字书写的，另一份是用汉字书写的。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15年，一份颁于民国1918年，均用蒙文书写。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

　　后来，经过当地考古学家对这两份家谱和文书的多年研究，认定叶长青所属的叶氏家族是古契丹后裔，族源出自耶律氏。考古学家通过各方面的资料断定“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契丹灭亡后，契丹族在历史上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样一个曾经称霸蒙古草原、创制两种文字、经济发达的强大民族为何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丝痕迹呢，契丹人在亡国后又去了哪里呢？从“耶律”到“叶”姓氏的转变，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最终归处。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中了。

　　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经常被大家忽视，这就是姓名文化。这种文化不像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那样明显，是一种长时间逐渐衍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姓名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姓名史上，中原地区的人们先有名字。随着统一的多名族国家的发展，人们为了区分自己的所属地区、家族等情况，开始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群体的统一标志，于是姓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多是以封地为姓或以国家的名称为姓。

　　契丹族的姓名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姓氏的出现比中原晚。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契丹族姓名还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无论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契丹族的人们都是有名无姓的。契丹族传说中的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名为：乃呵、口呙呵、尽里昏呵，并没有姓氏。契丹发展史中记载的阻午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也是以名字来划分的。《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即使在北魏、隋唐时期，契丹族已经逐步发展壮大，但仍然没有出现姓氏。那时，人们区分不同的地区是依靠部落的名字，如：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部、郁羽陵部、日连部等等。即使是契丹的统治者，也没有自己的姓氏，比如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叔父述澜，德祖国撒刺的都只有名字。

　　契丹归附于唐朝后，唐太宗在那里设置松漠都督府，封窟哥为都督，赐契丹姓“李”、“孙”两姓。李姓的契丹首领有李尽忠、李失活、李过折，孙姓的契丹部落首领有孙散曹、孙万荣等。这时，契丹族虽然有了姓氏，但只有李、孙两姓，且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有姓，一般平民是没有姓氏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契丹皇族、后族均以耶律、萧为姓。“耶律”在汉族中就是“刘”，以“耶律”和“萧”作为姓氏是因为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崇拜中原的汉高祖刘邦和贤相萧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中层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也开始使用“耶律”和“萧”作为姓氏。契丹族的两姓制的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辽国灭亡。此外，契丹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出现，东丹王耶律倍入后唐，即被赐名李慕华，后改名李赞华，他的五百名随从也被各赐穆、罕、罗、易、盖等汉姓。

　　契丹族取名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比较直接、粗俗、浅显。辽西郡王，辽景宗之弟耶律宗政之子取名耶律驴粪。在《辽史》中，还记载了有叫耶律马驴、耶律赤狗的的人。有按在家族中辈分排行来命名的，如耶律郭三、耶律吴九、耶律韩七、萧杨六等。有以出生时的体重取名的，如石抹五斤、耶律八斤。有以宗教术语取名的，如耶律观音、萧观音、萧和尚、耶律佛留、耶律大悲奴等。辽国的一位公主就名为耶律观音女。还有一类是比较儒雅的名字，一般都是契丹贵族选用的，汉族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被包含在名字里，如耶律仁先、耶律义先、萧德温、萧德良、萧孝穆等。

　　辽国灭亡后，契丹成为被统治民族。虽然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辽，仍保持了耶律、萧两个姓氏，但在西辽被蒙古大军灭亡后，即逐渐被当地的回鹘等土著民族同化了。由契丹人八刺黑在伊朗中部建立的起儿漫王朝，则改信伊斯兰教，后裔姓名更是少有契丹姓痕迹。

　　金朝统治者为了报复辽国以前对金的欺压，把耶律改成移刺，萧改为石抹。《元史•食货志》记载，移刺是牵马的马卒，而石抹是奴婢的意思。此外，金国统治者为了拉拢安抚契丹的上层贵族，也曾把国姓“完颜”赐予他们。此外，金国还赐予了契丹族女真姓“蒲察”。但是，契丹人对金国的赐姓大多是不满的，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因此仍有人以耶律、萧为姓。

　　元朝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号召契丹人参加灭金、南宋的战争。契丹人因骁勇善战而屡建战功。许多契丹人奏请朝廷，要求复归本姓，并被批准。故元代契丹人耶律与萧，移刺与石抹四姓并存。在这一时期，契丹人还有改为黄、王、郑等汉姓的。现在，云南施甸等县的契丹后裔就是随蒙古大军征战到这里的，先由阿姓演变成“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后改成汉姓蒋、杨、李、赵。元朝以后，契丹姓氏已经大大减少，在史书中很少出现。

　　契丹姓氏的演变，促进了契丹文明的发展，也加快了契丹与其他民族融合的速度。因此，在契丹国淡出历史舞台后，契丹人也在历史记载中随之渐渐消失。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契丹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公元947年，辽世宗将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辽国正式建立。

　　公元983年，辽圣宗皇帝改国号辽为大契丹。

　　公元1104年，辽国在与宋军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逼迫北宋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国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

　　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恢复了大辽的国号。

　　公元1031年，辽圣宗去世，辽国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掀起了反辽的序幕，也是辽国的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失败，次年辽国灭亡。

　　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立“西辽”，是辽国复国的标志。

　　公元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辽国正式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2:23:22

　　西夏是指党项（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西夏后期，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曾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却在西夏国门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后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投降，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灭顶之灾。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西夏还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在史学界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研究西夏文化，请到俄罗斯!”

　　西夏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那为什么研究它的文化历史却要到万里迢迢之外的俄罗斯寻找答案呢？这并不是因为西夏人在亡国之后流亡到了俄罗斯，而是由于那里珍藏着无数的西夏珍宝，有瓷器、有金玉、有图书等等。在俄罗斯的珍贵的西夏文物甚至比国内的还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要从一座消失了的古城——黑城说起。

　　在内蒙古的最西端阿拉善盟额济纳河下游的东方、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有一座残存的古城遗址。遗址呈长方形，周长约1公里，四周有残存的城墙。在东西两面的城墙中设有城门，并筑有瓮城。这些城墙虽然已经历经千年的大漠风沙，残存下来的仍然有10米之高。城墙为夯土板筑，内有横木、绳索和荆棘相勾连。成池的内部有街道、房屋、墙壁在黄沙中露出头来。在城外的西南方向，还有一座礼拜堂完好无损的屹立在荒漠之中。这座礼拜堂呈蒙古包顶，壁龛样式的清真寺造型。城墙西北角，有5座高低不等的覆钵式佛塔，十分惹人注目。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

　　黑城是北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的古都，也称黑水城，党项语叫“亦集乃”。黑城蒙古语意为“哈日浩特”，是西夏国一个繁华的边镇和驻军重镇。西夏国王李元昊为了巩固国家的边防，在这里设置了兵强马壮的“黑山威福军司”。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黑城由地位很高的王公戍守。黑城繁盛时，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遮天蔽日的黄沙景象。那时，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林木众多，人们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西夏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公元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攻破黑城，黑城就从此废弃了。 .

　　西夏国都兴庆府被蒙古大军攻破之后，黑城尚未失守，其间西夏国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和金银财宝被转移到黑城，并在此掩藏，从此丰富多彩的宝藏故事就开始传播开来。

　　民间传说引来了无数的盗宝者，黑城闻名于世就是因为探宝而意外发现的文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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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是第一个来到黑城的现代人。他在额济纳河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黑城遗址。他的到来揭开了一个古国文明的神秘面纱，但也给这个古国的文明带来了灾难。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城，买通当地王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掠夺了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古籍数千种，征用了近百峰骆驼才得以把这些文物运走。这些文献书籍中，仅罕见的书籍就达34种。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书稿。科兹洛夫将这些典籍运回了俄国彼得堡，分别珍藏于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轰动了全世界。科兹洛夫为了炫耀他到中国“探险”的功绩，写了本名为《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的书，书中写道：“他赠送给探险队一大批收藏品，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纸卷、手稿，约有300多幅画在亚麻布，细绘料和纸上的佛像……，很有价值，体现了不同文明程度的金属铸像和木雕泥塑、画板、塔的模型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哈拉浩特遗址度过的几天中，探险队总计得到下列各种物品：书、文字。纸、金属钱币，妇女装饰、若干家庭用具和日用品，佛像之类的东西；在数量上，我们收集的考古资料装了10个普特重的邮箱。”一普特相当16公斤，也就是说，科兹洛夫第一次盗掘了160公斤重的我国西夏文物。

　　科兹洛夫在黑城的盗宝之举吸引了更多的盗宝者来到这里，以各种名义挖掘地下深埋的宝藏。从此，黑城就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盗掘之中。

　　1915年，英国人奥莱罗•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以“探险”的名义来到黑城盗宝。经过了一番挖掘之后，他和他的探险队发现230册珍贵的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雷勒斯•杰恩又在黑城进行了10天的发掘工作。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带领的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掘得一部元刊本《大藏经》。1930~1931年，中德西北考察团发掘出10000多枚居延汉简，现在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就这样，一座反映西夏古代文明的以及周边国家文明的巨大图书宝库被肢解了。

　　在黑城遗址，我国发现了最多、最完整的西夏文书资料，如西夏的《天盛改定新律》、《官阶封号表》、《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元朝的统治者在攻克西夏国都后，肆意烧杀掠夺，涂炭生灵，西夏的许多珍贵典籍横遭劫灭。而元朝统治者更是对西夏历史不屑一顾，编修《宋史》、《辽史》，却偏偏不修西夏史。西夏的历史、文明从此被黄沙掩埋，几乎遗亡。

　　在西夏王国灭亡的时候，黑城却由于远离西夏的统治中心并接近蒙古草原而没有遭到破坏，书籍文献也没有被烧毁。黑城众多西夏文献、文物的面世，弥补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断层遗憾，把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西夏历史、文化，1982~1983年，我国专门组织了联合考古队，正式对黑城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次挖掘中，考古学家们根据黑城的遗址摸清了城市布局，并发现了大量文书和其他文物。这些文书汇聚了我国的许多民族语言，也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历史学家们通过对出土文献中的整理研究，发现了很多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信息，还根据出土的西夏文字文书解读了西夏文字，为研究西夏、元朝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我国西北的贺兰山一带，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把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宇。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支党项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势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中原汉族王朝的统治。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党项族本来生活在青海东南部，到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壮大，强盛起来。唐时，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赐予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李姓。党项族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便在唐朝统治者的许可下迁往内地。经过上百年的稳定发展，党项族的各部族形成了几块统治区域，分别是以夏州为中心的平夏部，庆州陇山以东的东山部，横山地区的南山部等聚居地。这些党项部族都臣服于唐。

　　在唐末的动乱中，党项族的部队因为骁勇善战而被唐政府征到甘肃一带剿灭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并因为剿匪有功而受到唐朝的封赏。唐授予党项族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州等五州地区，进爵夏国公。在此后的200年中，党项族一直控制着贺兰山的兵权。唐朝灭亡后，党项臣服于后来的宋朝。他们占据了贺兰山一带的广大领土，并凭借山脉的险峻为坚守的阵地。宋朝实行消弱藩镇势力的军事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威胁到了党项的统治，迫使其献出五州领土。但是，党项首领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夏州定难军管首领李继迁利用宋朝其周围辽国的矛盾关系顺利的收复了旧有的领土。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他采取倚辽和宋的策略，即向辽、宋称臣。这样党项既能获得宋朝的赏赐，又能依靠辽国的威势牵制宋朝。宋、辽统治者对李徳明的政策十分满意，争相为他加官进爵。他还带领党项部队向西进军掠夺吐蕃的战马和财物，向北收服了回鹘的精锐部队，使部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大增。

　　李徳明死后，李元昊继位，他就是西夏的开国之君。李元昊为了使党项族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增加军事力量，就在民族内部采取了许多提高民族意识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时对党项族的赐姓，改姓氏为嵬名，严令“国中袭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发、耳垂重环、“改大汉之衣冠”，确定民族服饰、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部落都团结起来，整个党项族也就更加强大了。

　　党项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猎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进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发展种植业，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放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元昊为了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大兴水利，并亲自主持修建了从青铜峡的引水工程。世人为了歌颂他的功绩，把这项引水工程定名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见国家富强、兵强马壮、人民富足，就感觉到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为称帝做起了准备。他把兴州升为兴庆府，并在城内大兴土木，建设宫殿。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国号大夏。因为大夏国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汉族的政治制度，并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称帝后，元昊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种请求当然没有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批准，于是宋朝与西夏发起了战争。此时，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军心稳定，战士们各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战斗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西夏的部队在1041年1042年与宋朝的两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败宋军。面对强大的西夏军队，宋朝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承认元昊为夏国皇帝的要求。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西夏在全盛时期，疆域十分广大，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抵大漠。随着西夏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使当时的中国版图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态势。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被自己的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但是，宁令哥并没有如愿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为致使满朝文武及全国的百姓都对他十分不满。宁令哥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帝位由年仅1周岁的小皇子继承。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无法亲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国后的48年是国家的建设时期，这一时期西夏大力发展军队，开疆阔土。加上西夏的前几位君主都比较勤政爱民，因此，国力蒸蒸日上。之后，西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继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长达54年。李仁孝强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在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后，西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从继任的帝王开始，西夏就受到了外来军队的猛烈进攻。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组织了一支兵强马壮、战备充足的部队。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必然就会向周边的西夏发起进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给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机。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

　　在战争的中早早期，由于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双方互有进退，可以说西夏还是处于上风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时也受伤后来不治而死。但是，这种胜利不但没能使西夏摆脱蒙古军队的进攻，而且使战争更为激烈。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发誓要为成吉思汗报仇，在战争中表现更为英勇。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共建国190年，从元昊算起经历了10位帝王，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也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西夏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后期在短短的20几年中就更换了5位皇帝。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盛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上层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激化致使国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军的进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时，与金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冲突，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军进攻西夏之前，西夏统治者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生活在长期的稳定、安逸中，早已经忘记了前几任皇帝征战沙场的往事。随着社会的安定，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慢慢开始变得腐朽堕落。而且那时的西夏社会大行汉风，人们向往做那些风流倜傥的儒家雅士，不愿意在征战沙场。因此，在西夏的部队中，将帅人才出现了断层，军队戒备松懈，兵不习战，军事素质下降。

　　西夏在战争中还犯了战略性错误。为了得到部分领土，西夏的统治者与蒙古军队结盟，一同攻打金国，却忽略了金国灭亡后就会使自己单独面对蒙古军队，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对金战争中过多地消耗了许多战斗力。当蒙古灭金后，很快就撕破了与西夏的战时同盟协定，转而向其发动进攻。西夏没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牵制蒙古的军队，失败也在所难免。在与蒙古军队作战时，西夏又犯下了严重的指挥错误。他们分散兵力，坚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境地。蒙古大军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对西夏的城池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现在，只有贺兰山上留存的规模宏大的西夏皇陵还能证明这个国家曾经的繁荣。

　　“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这首诗是苏东坡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的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诗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剑的剑鞘，这把剑锋利的达到了吹毛即断的地步。

　　西夏剑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磁、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的犀利与名贵。

　　由制造精良，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技术非同一般，在当时处于顶尖水平。西夏剑只是先进的冶炼技术的一个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制造得十分精良。史书记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西夏的神臂弓“以糜为身，檀为销，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１米，直径达３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３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６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著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与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西夏人对于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便认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掌管着人间万物的运行、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每天都按着固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很少会出现变化。于是，西夏人就认为这些天体是永恒的，在控制着人的命运。一旦这些天体出现了变化，他们就认为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阳、星星等。

　　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夏人开始接受一些外来的思想。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的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于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书籍中，《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都说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举行法事活动的具体过程。西夏的朝廷专门设有观测天象的机构“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术的术师负责。这些人自称能看懂天上星相的变化，可以预测出人间的吉凶，并且能够凭借自身修行得来的法力帮助那些被灾难、祸事笼罩的人们走出困境。西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就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场所。

　　专家从对西夏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罗喉神、计都神。

　　西夏人认为罗喉神、计都神是两颗会带来祸事的星星，每当他们出现时，就会遮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月勃星也是一颗灾星，是由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一旦出现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在印度神话中，罗喉神和计都神星曾是一个神因为受到惩罚而一分为二的。这个神偷盗了不死药，被日神和月神告发，天神毗湿奴对他的行为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部分并没有消亡，而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星体，即罗喉神和计都神。他们便以制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报复告密的日神、月神。

　　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紫炁星是一颗福星，是由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吉祥、幸福。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攘除灾星带来的灾难，并祈求福星带来祥兆，每年都要在规模较大的佛寺中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为了表现虔诚，他们一般都把举行法事的坛城修建的十分富丽堂皇，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护佑诸神、鬼怪和恶魔。在坛城准备好之后，统治者及术师就会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法事时，术师就会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处派遣天神来搜捕各方恶魔，并命令他们把捕获的恶魔驱赶到坛城的西南角予以处死。同时，术师还会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带来灾难和不幸，并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过这些法事之后，西夏人慌乱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他们相信，那些四处游荡的恶魔已经被处死了，而灾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灾难也消除了，从此天下太平。

　　在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许多星曜崇拜图中，西夏人把每一个星曜都赋予了人的形象。图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间佛的本源的阿弥陀佛或手持法轮的炽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云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别侍奉在佛的两边。

　　日神在众星曜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光明和阳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头冠上饰有太阳的象征——三足乌。月神代表黑暗和阴性，通常都是手托绘有玉兔的圆盘的皇后形象。在我国的传说中，圆盘代表着月亮，玉兔在上面炼制长生不老药。

　　土星在星曜诸神中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黄色为主，在印度神话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着宽大的袍服的老者，拄着长杖，手持象征法力的印信，他头饰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征。金星的形象与佛经中描绘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黄色衣裙，弹奏着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诉讼、大赦、惩罚的神灵，可以保护国家免受鬼怪的侵扰。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现，旁边还有象征着惩罚的粗木棍和斩头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对内执掌官府，对外统领军队，他的形象也与佛经中描绘的极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剑和敌人的头颅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书卷的女性，头冠上有猴形的饰物。

　　在星曜崇拜图中还有黄道12星宫。这些黄道星宫与古希腊对黄道星宫的描绘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

　　公元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建立了大夏王国。

　　公元1041、1042年，西夏对宋朝的两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西夏的地位正式被中原王朝确认。

　　公元1139年，西夏皇帝李孝仁继位，他在经济政治方面都进行了大力的改革，西夏从此进入全面繁盛的时期。

　　公元1193年，李孝仁去世，西夏王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同时，由于他的去世，西夏的实力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揭开了西夏与蒙古战争的序幕，也揭开了西夏被外族侵扰的序幕。

　　公元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夏时受伤去世，战局的胜利由西夏转向蒙古。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西夏灭亡。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4-10 22:40:50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自西周起，匈奴开始威胁中原王朝，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汉武帝时，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后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北匈奴逐渐西迁，从此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原始社会时期，黄河、长江流域分属两大部落联盟，一支为长江流域的九黎族联盟，以牛为图腾，首领就是蚩尤；另外一支则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联盟，以龙为图腾，首领是炎帝。

　　中国古代神话中说，神农帝就是炎帝，是炎帝部落的领袖。那时，黄帝所在的部落不过是华夏族的一支小部落而已，因为居住在最北，环境极为恶劣，人丁稀少，实力很弱。后来，黄帝成了族长，鼓励全族习武，民风彪悍，在华夏族中逐渐强大起来。

　　最终，黄帝部落不再服从炎帝部落领导，并击败了炎帝部落，成为了华夏族的新领袖。神话传说中的祝融、共工大战，就是从此演化出来的。

　　黄帝成为华夏族的首领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华夏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汉族人的先民。

　　华夏族得以发展后，黄帝不再安于黄河流域，开始南侵九黎部。当时，九黎虽然不如华夏族发达，但他们已经有了青铜武器。中国古代神话中多次提及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臂的兄弟，其实这里的铜头铁臂就是说那时的九黎部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在被九黎部连续九次击退进攻后，黄帝吸取经验，总结了战略战术，最后终于击败了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

　　黄帝的部落此时得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周围也再没有别的民族的威胁了，便对周围的民族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且将当时小的部族都分封了国主。当时的炎帝、九黎等被击败的部族除了大部分被黄帝一支所融合外，剩下的部分和一些小的落后部落被分为了蛮、夷、狄、戎四部。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中国神话中说黎人被击败后居住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其实真正的黎人都迁到了南方的广密的森林中；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就是后来的殷商部落；狄，一部可能是鞑靼（dá dá）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有名的中山国，就是这个部族的一支；戎，可能是一支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分支或其与黄种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经过漫长的游牧生活，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游离于中原之外，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猃狁（xiǎn yǔn）、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义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 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者，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开始时，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山西一带，并逐步推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主要居住在黄河西北的苦寒之地，南有燕、赵强国，东有月氏、东胡，西北则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月氏、东胡都是匈奴当时不能战胜的强国，燕、赵虽不如匈奴强大，但由于匈奴曾斩杀了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北方诸国有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观念，全部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匈奴，因此，匈奴无法向中原发展。当时的匈奴，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处境艰难，过着并不风光的生活。这个时候，匈奴族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首领——冒顿（mòdú）单于。如果没有这个人，匈奴可能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就已经被灭亡了。

　　冒顿的父亲是匈奴人的单于，叫做头曼。在秦国灭六国时，头曼单于曾经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后来秦朝建立，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出击，打败匈奴，匈奴国力大衰。头曼单于行事随意，对亲情并不看重。他与后妻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称其君主的妻妾为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出于对后妻的宠爱，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除掉长子冒顿。父亲无缘无故要杀儿子，肯定会招来议论，头曼单于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冒顿到强国月氏当人质，随后立刻派兵袭击月氏，想激怒月氏，假月氏人之手除掉儿子。

　　不料冒顿有勇有谋，见事情不妙，先抢了月氏人的战马，孤身一人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不仅没害到儿子，反而得罪了强国，陪了大量的财物才平息了战争。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头曼单于产生不满，冒顿更是怀恨在心。

　　有心机的冒顿没有立即表现自己的不满。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后人称之为鸣镝（dí），射出去时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冒顿自己的下属颁下军令说，自己用鸣镝射哪里，大家就必须一起向哪里射箭，违令者斩。计划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着。冒顿先是在狩猎时将鸣镝射向猎物，有手下没射，就会被砍头；后来，冒顿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又有手下不敢射，同样被杀了；再后来，冒顿竟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手下不敢射了，又被给杀了。见识了冒顿的手段，手下只要一见鸣镝，都不敢犹豫了。最后，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头曼的坐骑，手下全部响应，把头曼的坐骑射成了马蜂窝。这样，冒顿确定手下没有问题了，便在一次同头曼游猎的时候，将鸣镝射向了头曼。理所当然地，头曼立刻就被儿子的手下乱箭射死。冒顿除掉了父亲，成为新一代单于。

　　冒顿成了单于后，没有致力于战争，而是竭力为匈奴创造能够发展的环境。

　　冒顿的妻子阏氏当时是漠北有名的美女，东胡的国王听说后，就派使者来索要阏氏。冒顿单于问众人：“阏氏这么美丽，能送给东胡吗？”手下人都说：“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绝不能给。东胡人实在无礼，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冒顿笑笑，说：“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焉能因为女人而伤了两国的和气？送他好了！”于是，匈奴人的王后就这样被送给了东胡。后来，东胡国王听说冒顿有匹千里马，又派使者来索要。众人都说不能给，可冒顿依然送给了东胡。东胡因此对匈奴颇为轻视，而冒顿就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使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

　　在冒顿的手中，匈奴的实力日益增强了。隐忍多年的冒顿开始了对东胡的反攻。

　　在匈奴和东胡的交界处，有一块非常荒芜的土地，叫做瓯脱，没人居住。东胡看上了这块地方，又派来使者，让冒顿单于这块地方也送给东胡。冒顿的一些手下有了前边的例子，以为单于惧怕东胡，又觉得那块地方不要也罢，就讨好说：“瓯脱那么荒凉，没人愿意住，东胡要送给他们好了。”冒顿大怒，把说“可以送”的手下都杀了，然后说：“女人、马匹不足惜，土地却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送人？！”说完，他立即发动大军攻打东胡。此时的匈奴已经非常强大，东胡却一直没把匈奴放在眼里，轻敌大意，结果被匈奴杀了个措手不及，东胡也就这样灭亡了。消灭东胡之后，冒顿单于又率大军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匈奴人迅速统一了蒙古草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统一草原后，匈奴已经是中国大地最强大的势力了。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他们入侵山西，围攻首太原。汉高祖刘邦从未见识过匈奴人的厉害，不知深浅地率领大军赶去救援，反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上，七天七夜不得脱险。后来，多亏陈平献上计策，刘邦派人贿赂匈奴阏氏，声称如果匈奴再不退兵，汉朝就要将公主嫁给冒顿为妻。匈奴阏氏怕汉朝真的嫁公主过来，动摇自己的地位，力劝冒顿退兵。刘邦这才从白登之围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诗人们所哀叹的：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草原的“野鸟”。迫于匈奴的压力，不得不数次派公主和亲，连汉朝人自己都觉得屈辱。

　　然而，事还不算完。冒顿单于自从汉高祖刘邦遣使和亲，并承诺每年送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等做礼物，倒也很满意，没有再为难汉朝，一连数年没有发兵侵扰，但冒顿也因此骄傲起来，认定汉朝软弱可欺。

　　不久，刘高祖病死了，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应该有所动作。但与刘邦盟誓在先，冒顿也不想被人说成背信弃义之徒。机智的他决定激怒汉朝，让他们首先动武，然后自己在一举击溃对方。

　　于是，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呈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

　　身为皇太后，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人，身份至尊至贵，冒顿这封信，言语极尽猥亵、挑逗，是对吕后最大的侮辱。吕后大怒，召大臣商量对策。樊哙（kuài）挺身说：“臣愿意率领十万精兵，扫平这些不知深浅的蛮子。”大将季布立即表示反对，说：“当年高帝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樊哙当时也随从出征了。结果，先皇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樊哙根本没能力解围。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现在歌谣未绝，兵士受的伤刚刚愈合，樊哙却吹牛说用十万大军就能打败匈奴，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我觉得，匈奴人本来就是禽兽，他对咱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他对咱们进行侮辱，也不值得生气。总之，是绝不可以出兵的。”

　　季布说匈奴人是禽兽，声称他们说什么都不必介意，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上上下下都知道，连刘邦带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

　　吕后的回信，原文并未记入史册，据说内容是这样的：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得单于垂青，本应立即前往侍奉。可惜我年近七十，色衰神弱，牙齿头发都脱落了，走路也不方便了，要是让我见了您，我自己羞惭不说，也污了单于您的眼睛。因此，我只好违背单于的召唤了。谨献上后宫美女三十名，锦帛十万匹，御用精米八十万斛，精酿宫酒百石，敬请大单于笑纳。”

　　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后人不得知。但是，仅凭史书中没有记载吕后的回信这点看，就足以证明回信的内容确实是有伤国体人格了，甚至或许比人们猜测的更不堪。

　　一代皇太后，遭到被视为“蛮夷”之族的匈奴单于如此调戏，既不敢发兵也不敢指责，反而卑辞厚币，曲意逢迎，足见当时匈奴的强盛了。

　　击败了强敌的匈奴人，恰好赶上了中原王朝衰弱的时期，这既是冒顿单于的功劳，也是一种幸运。在冒顿单于的手中，匈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病故了。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先后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单于继续奉行冒顿单于制定的政策，仍与西汉和亲；又以汉人中行说为军师，学会中原的先进文化，因此政治、经济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匈奴贵族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匈奴的实力也开始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的儿子逃到汉朝，被汉朝收留。伊稚斜单于对此大为恼火，屡屡发兵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等人率10余万大军反击，获胜，次年再次出兵，战果不凡，但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却全军覆没，赵信也投降了匈奴。

　　赵信本来是匈奴人，后来投奔汉朝，在汉朝做官。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因为赵信熟悉汉军、汉地，就对赵信着意笼络，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企图利用他对付汉军。

　　不知进退的伊稚斜单于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汉朝已经不是当年“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汉朝了。他还以为对方是软弱好欺负的，他还想重现当年冒顿单于的风光。错误的认识，让他和匈奴付出了惨重代价。

　　西汉初期，中亚大陆是属于匈奴的。深以被匈奴人凌辱为耻的汉武帝下定了决心，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匈奴人彻底击溃。

　　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但是，定居新乐土的月氏人已经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不再怀念故土。而且，他们曾被匈奴人杀得惨败，不敢再与对方交手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汉武帝还是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很幸运。虽然没有外援，他手下却猛将如云。大将军卫青，足智多谋，是不可多得的帅才；骠骑将军霍去病，是骁勇善战的奇才，天生是匈奴人的克星。飞将军李广，数十年威震匈奴；其余的将领，也都是经验丰富、各有所长，领兵打仗各有一套。仰仗着文景之治留下的深厚家底，依赖着猛将名臣群策群力，汉武帝对匈奴人的惩罚开始了。

　　当时，匈奴正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发起习惯性的袭击。西汉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人击败。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甘肃一带赶走，原本占据这里的两支匈奴小部落——浑邪部和休屠部，不再向单于称臣，转而归附汉朝。公元前119年，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1.9万匈奴人被消灭、俘虏；霍去病从上谷出发，深入外蒙古近1000公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　　

匈奴人刚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

　　西汉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反击。但由于被一系列内战所削弱，他们没能进行反抗。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为了多得统治权，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由于西汉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单于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西汉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单于，率部向西逃到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匈奴的盟邦。这一支匈奴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成为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西汉没有给郅支单于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震惊天下的誓言，率军在一次近乎玩命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了郅支单于，并砍掉他的头。

　　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单于迁到威海边的匈奴人在史书中消失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匈奴人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匈奴人进入欧洲时，离开蒙古草原的家园已经有300多年了。这300年间，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详情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往日的不可一世使匈奴人成了落水狗。那些曾被匈奴侵略、奴役的民族在匈奴人过境时献上了最猛烈的“欢迎”。匈奴因此不得不继续西迁，寻找新的生存家园。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200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匈奴人在顿河草原一带打败了阿兰人，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在他们的西面，是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巴兰姆巴尔单于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东哥特人从没有见过骑马作战的人，从没有见过那样迅猛的攻势。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的日尔曼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他们连根拔起，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也同样打击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记载称：“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

　　虽然败给了西汉，但匈奴人的军事能力还是超过了欧洲的日尔曼蛮族和罗马人。他们作战时发出混乱的震天呐喊，作战机动性异乎寻常，优良的骑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而近距离搏斗时，他们根本不顾及自身的安全，当敌人企图躲他们的利剑时，他们就扔出一张网把敌人套住，使其动弹不得。

　　在匈奴人的驱赶下，日尔曼人疯狂逃向罗马帝国境内。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多，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日尔曼人，最终迫使日尔曼人奋起反抗。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日尔曼人的反抗中被打死。后来，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临终前，他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

　　日尔曼人被匈奴人驱赶出来以后，也变成了四处游荡的侵略者。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横冲直闯，甚至多次攻陷、洗劫著名的罗马城。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日尔曼王国相继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来。

　　日尔曼人在四处点火，匈奴人却并没有趁火打劫。在给予欧洲人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一带为中心，在中欧地区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他们常常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出手相助，作为回报，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匈奴人一定的财物。后来，匈奴人的力量更强了，东罗马人不得不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匈奴人在故乡战败，却在异域取得了更大的辉煌。而将匈奴人带上巅峰的，是一位简直只能以神话来形容的人物——匈奴王阿提拉。

　　匈奴人彻底震撼整个欧洲的崛起，是在阿提拉登基成为匈奴王之后。

　　公元433年，阿提拉与兄弟布来达一同从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匈奴帝国的王位。那一年，阿提拉27岁。3年之后，阿提拉谋杀了布来达，独掌匈奴帝国大权。与历代匈奴王相比，阿提拉更具雄心，更富于侵略性，而且才智超群。他统治下的匈奴帝国，是匈奴人拥有政权历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尔曼人丧胆，具有令欧洲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

　　关于阿提拉本人的记载，西方史书上有些贬损，但也能从中看到其真实的一面。

　　据说，阿提拉曾自称拥有战神之剑，所以他的部下晋见时，如若正面直视他则必须同时后退，否则自己的眼睛会被战神之剑烧坏。阿提拉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却能容忍部下的奢侈。他的臣民都对他非常惧怕，凡见到他必向他欢呼以示敬畏。在西方历史传说中，阿提拉极为残暴凶狠，做尽了劫掠城市的恶行，身上集中了极端的邪恶，婴儿被他看见都会死去。阿提拉的相貌也令人不敢恭维。据记载，他身材矮胖，双肩很宽，短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有粗硬的黑发和稀疏的胡须，鼻子扁平，一双黑眼睛锐利而阴鸷。毫无疑问，鼻子扁平，黑眼睛，黑头发，是东方人的形象。尽管经过了300多年的迁徙，匈奴人并没有因为与其它民族通婚而失去原来的体征。

　　阿提拉当政时期，匈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定居的民族，不再是原来的游牧民族。大匈牙利平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匈奴人放牧马群。所以，阿提拉不得不发展步兵团来弥补规模远不如祖先的骑兵力量。他的军事力量极为庞大，能够实施包围和攻城等大型军事行动，而其它的蛮族军队则望尘莫及。

　　阿提拉称王两年后，就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供俸。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狄奥多修斯二世乞降。阿提拉不仅得到了东罗马往年欠交的贡金，还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2100镑黄金的年贡，同时被赠予多瑙河以南面积可观的领土。这次战役，使东罗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史书记载说，匈奴人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血流成河。他们抢劫教堂和修院，遍杀修士与修女……他们彻底摧毁了色雷斯，使其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旧貌了”。获得了对东罗马的狂胜后，阿提拉放过了臣服的东罗马，把目标转向西面。西罗马是他要征服的新猎物。

　　那时，西罗马帝国因为与日尔曼民族的数十年的战争，实力大大减弱，而日尔曼人的实力却在崛起。在匈奴帝国最为强大的情况下，罗马人与日尔曼人都想拉拢匈奴人以制服对方。而阿提拉则利用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周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对于阿提拉来说，打击东罗马不过是一个前奏，彻底占领高卢地区才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在随后的几年里，阿提拉作了充分的准备，并获得了足够的理由。所谓高卢地区，主要包括内高卢和外高卢两部分。前者指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世纪始就己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后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争夺高卢的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今法国香槟省境内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史称“沙隆之战”。这是中古欧洲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双方投入兵员之多，伤亡之惨重，在那个时代是空前的。

　　引发沙隆之战的，是一桩婚姻。

　　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与宫廷侍卫的私情被发现，受到其母干涉。那宫廷侍卫被处死了，霍诺莉娅被送到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囚禁。这位公主显然不愿意这样度过自己的余生，而且也对心上人的惨死怀恨不已。情急之中，她派人给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送了一封信，称若能被解救则宁愿将自己许配给对方为妻。而充满戏剧性的是，霍诺莉娅同时也给阿提拉送去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奥多里克以此为由，直杀入东罗马，大肆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东罗马的巨额“劳军费”后才退兵。

　　西哥特人走了，阿提拉的威胁还在。东罗马皇帝令人买通阿提拉身边的侍卫，想用行刺解决对手。阿提拉挫败了这个了阴谋，却仍派人给东罗马皇帝送去重礼，并捎口信说：“你我都出身于贵族，但你的行为使你失去了继续保持这份头衔的资格，而我却以我的功绩保留了荣耀。我们因此可以分出高下了。”东罗马皇帝再次屈辱地向匈奴人交纳大量的黄金，想躲过浩劫。

　　阿提拉并未罢休，他要求霍诺莉娅的哥哥把把包括高卢在内的一半西罗马割让给他作为嫁妆。他率领数十万大军越过莱茵河，宣称要履行婚约，迎娶霍诺莉娅。关于匈奴大军的具体人数，各种史书记载不一，从30万到70万的说法都有。匈奴大军越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占领了美茨（在今德国境内），紧接着，包括莱姆斯、美茵兹、斯特拉斯堡、科隆、沃姆斯和特里尔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大城市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扫清了莱茵河流域的障碍之后，阿提拉率领他的士兵们包围了奥尔良。

　　匈奴人猛烈的攻势不仅使西罗马危在旦夕，而且更直接地威胁着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日尔曼国家的安全。罗马大将阿埃丘斯受命组织了一支同样强大的联军迎击阿提拉。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埃丘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公元451年9月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以楔形深深插入。西罗马军团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直冲，而是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猛烈的攻击，但联军中的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局势没有按照阿提拉的计划发展，强悍的西哥特人抵挡住了匈奴大军的攻击，他们用含不畏死的冲击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匈奴人被压了回去，尤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因为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东哥特人的逃跑引起了连锁反应，整个匈奴大军迅速崩溃，被重整旗鼓的西罗马联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退。在欧洲大陆无往不利的匈奴人最终没将罗马纳入自己的版图。

　　连年的战争和疾病消磨了匈奴人的实力，匈奴帝国元气大伤。公元453年的一天，匈奴王阿提拉与年轻漂亮的日尔曼少女伊尔迪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是在美酒与欢歌狂舞中度过的。当晚，醉熏熏的阿提拉带着新娘入了洞房。次日清晨，人们却惶恐地发现，可怜的新娘倦缩在床角发抖，阿提拉在酩酊大醉中被自己的鼻血呛死了。

　　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3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为了安葬自己伟大的王，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阿提拉的坟墓在何处，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阿提拉死前并未立下传位于哪个儿子的遗嘱。他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他的儿子们和党羽迅速陷入了内讧和争夺。

　　公元454年，匈奴帝国内的东哥特人和其它日尔曼部落起兵造反，阿提拉的儿子们无力对付这种局面，帝国迅即瓦解了。从此以后，东哥特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匈奴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俄罗斯南部地区，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他们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学会了农业，并作为一个势力又继续存在了几百年。7世纪时，东罗马皇帝还招募过匈奴士兵同波斯人打仗。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匈奴人西迁，将日耳曼蛮族赶出丛林，匈奴的铁骑和日耳曼强悍的入侵引发了欧洲的巨大动荡，并使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衰弱，直至灭亡，欧洲从落后的奴隶时代进入了封建时代，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

　　在西汉的打击下，匈奴很快衰落，不久又陷入内乱。公元前602年，虚闾（lǘ）权单于死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取得优势，占据了单于庭，并归降汉朝以为藩臣。与呼韩邪单于对抗的郅支单于见汉朝大力支持呼韩邪单于，怕不利于自己，遂渐渐率众西迁。

　　汉元帝时，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嫁，将已经友好的汉匈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一直到王莽篡汉位置，匈奴与汉朝的和平隶属关系保持了40多年。

　　王莽篡汉以后，骄傲自大，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趋于紧张，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公元46年，左贤王蒲奴成为新一代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矛盾，导致政局不稳。同时，匈奴境内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匈奴役使的原东胡后裔乌桓部乘机反叛，迫使匈奴部落向北迁徙。居室的混乱加剧了内部的矛盾。

　　公元48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右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效法祖宗归附中原，卫护汉匈友好关系的意志和决心。然后，他率部南迁，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他为南单于。从此，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单匈奴的实力比北匈奴弱，在东汉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东汉极力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并支持鲜卑、西域各族为摆脱北匈奴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在多方的打击下，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利用北匈奴内部矛盾和新遭自然灾害，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单于接连大败，率部分族人西迁，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漠北地区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10余万人。他们归顺了鲜卑，以鲜卑人自称，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

　　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先迁到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一带），以后有部分继续西迁，最终可能跟着之前西迁的匈奴人进入欧洲。还有一部分匈奴没有继续迁徙，留在了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之间。他们经常侵袭车师后王国和山北六国，给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以及西域各国的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直到公元151年，汉朝军队才最终消灭这支匈奴残部。从此，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基本消失了。还有相当多的北匈奴人归降了汉朝和南匈奴，被安置在北方边郡。后来有些又叛逃而去，继续游牧于大漠南北地区。两晋时期，塞外仍不断有匈奴人归降，可见即使在北匈奴政权崩溃后，仍有不少匈奴部落分散游牧在塞外大草原上。

　　原本实力弱小的南匈奴已今非昔比。由于东汉政府的扶持和不断吸纳降众，在北匈奴破灭之后，南匈奴已拥有近24万人口，精兵5万。公元140年（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侵扰，将河西、上郡、朔方等郡内移，塞外匈奴随之进一步内迁，大多数定居于汾水流域一带，这为他们由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并进一步入迁中原提供了有利环境。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各地封建割据势力趁机而起。受本民族贵族以及汉族割据势力驱使，匈奴人也卷入了这场逐鹿中原的混战中。当时，袁绍、袁术、曹操和董卓等军阀的阵营中都有匈奴人，匈奴由此进入了中原腹地。

　　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对南匈奴采取分而治之和限定居住范围的政策，以便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公元216年，呼厨泉单于率诸王朝见曹操，曹操趁机把单于留在邺城，而让右贤王回去管辖各部。随后，曹操又把呼厨泉的部众分为5部：左部10000余户，居于太原郡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6000余户，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3000余户，居于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000余户，居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6000余户，居于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每部以贵族为领导者，并用汉人对他们实行监督。从此，单于徒有虚号，没有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域。单于庭虽仍在平阳，单于却被困邺城；五部帅虽也分驻五部，却都家住晋阳汾水之滨。匈奴的部落组织虽然保存，但匈奴上层贵族已不能直接统治他们的部众，统治的实权已转移到曹魏手中。从此，南匈奴部众被纳入曹魏政权体系，他们接受所在郡县地方官的管理，并被编入户藉，与汉人一样都是平民了。

　　在南匈奴淡出历史舞台时，其它匈奴部落却活跃起来，其中一支称“屠各”，又叫“休屠各”，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后裔。他们原本被安置在西北边郡，后来被刘渊统帅，人数多，实力也很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获取匈奴贵族的支持，刘渊对外声称自己是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其后，屠各匈奴和南匈奴联合起来，建立了前赵。

　　另一支是叫做“卢水湖”，定居于甘肃张掖到武威一带，都曾经是卢水湖的主要聚居之地。沮渠蒙逊曾在此建立北凉政权。

　　还有一支是叫做“铁弗匈奴”。这一支是鲜卑与匈奴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民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塞内。公元407年，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国，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于统万城。

　　屠各、卢水湖和铁弗匈奴这3支匈奴是匈奴民族消亡前较著名的3支，他们都曾建立过地域性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往往都是与汉族等其它民族上层共同建立的，其性质与从前的匈奴单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都不是单一民族政权，而是多民族同建共处的政权。随着上述几个政权的灭亡，匈奴民族也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入迁内地的匈奴人民最终大多数融入汉族之中。

　　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人很多，或许其中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姓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民族渐渐被汉族同化。那么，西迁的匈奴族又是什么命运呢？匈牙利人说，这支匈奴人最后定居在了匈牙利，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和许多匈牙利人一样，裴多菲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

　　有人认为，欧洲匈奴帝国瓦解之后，一些匈奴部落定居于多瑙河中游。９世纪初叶，散居在乌拉尔山和卡马河、伏尔加河之间的游牧部落经过南俄草原，迁涉到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流域。以马扎尔部落为核心的七个部落结成联盟，和定居当地的匈奴人后裔融合在一起，奠定了今天匈牙利的基础。今天的匈牙利人，所使用的语言从语系上说正是属于东方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

　　匈奴人到底在哪里？要确定这个问题，还要更认真、细致地求证。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民族之间在2000年前曾有过不睦，但我们也有着和平相处的美好回忆。每个华夏儿女都在关心着匈奴人这个失踪了的同胞。

　　属于匈奴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匈奴国成为了历史。那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故事，那带着草原风情的传奇，渐渐的，成为了越来越难解的神秘。

　　公元前7~8世纪，匈奴族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

　　公元前772年，申侯联合匈奴举兵攻入西周。因周幽王此前曾烽火戏诸侯，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周幽王惨败，带褒姒、伯服等人逃至骊山，被杀。匈奴攻破西周国都镐京，掠走褒姒，西周遂亡。

　　公元前206年，冒顿杀死了父亲头曼单于。他先对东胡示弱，趁机休养生息。在强大起来后，匈奴消灭东胡，西逐月氏，建立起了地域辽阔的北方强势政权。

　　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率大军入侵山西。刘邦御驾亲征，被匈奴困在白登山上，一连七天七夜不得逃脱。谋士陈平带厚礼游说匈奴阏氏，白登之围才得以化解。此后，汉朝实行和亲政策，频频命所谓的公主下嫁匈奴，并赠予财物，以求边疆安宁。

　　公元前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原被匈奴控制的河套地区被汉军攻取。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校尉霍去病出击匈奴。匈奴人所依赖的富庶的河西走廊被霍去病占领。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匈奴狼居胥山被霍去病占领，匈奴王庭被卫青扫平。匈奴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匈奴单于及匈奴左贤王逃走。

　　公元前73年，西汉与乌孙组成20万联军进攻匈奴，匈奴右谷蠡王庭在此战中被领军扫平。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占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靠汉朝。在西汉的支援下，呼韩邪单于占了上风，占据漠北王庭，郅支单于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

　　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屡杀汉使，胁迫西域。为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号，率军远征康居，斩郅支单于之头而回。郅支单于所部匈奴继续向北方逃亡，数百年间，再没有这支匈奴的消息。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汉朝派王昭君出嫁。从此数十年间，匈奴与汉朝和睦相处，边疆地区出现了难得的太平。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匈奴日逐王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另一部分匈奴留居漠北，称为北匈奴。后来，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从中国历史中消失。

　　公元187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后来，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真正的匈奴王朝就此从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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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消失的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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