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心得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09:57:25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支持，心甘情愿地抛弃家室，不辞劳苦，跟随大禹劳碌奔波，奋战在治水的第一钱，终于开辟了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州的土地，疏通了弱水、黑水、黄河、洋河（汉水）、长江、沇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九大水系，凿通了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潘冢、内方、岐山、熊耳等九座大山（上述之“九”，只是概言其多而已）。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禹陵，有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一副对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其中“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上古圣君。大禹其所以能像乾隆皇帝对联中说的治水“绩奠九州”，能成为上承尧舜、下启三王之首的伟大人物，能够赢得古往今来人们的交口称赞，“其身正”是其根本的缘由。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09:58:33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鸡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鸡相斗，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鸡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鸡的时候造成对方鸡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鸡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鸡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鸡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以德为本，德法兼用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18岁到21岁改为16岁以上，要强征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魏征这番话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他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已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09:59:50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人呢？”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了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打他30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后来惊魂未定地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

　　别的秀才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一个秀才的私节不修，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公开惩罚秀才的话，就会彻底毁掉秀才的前程，让他从此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自甘堕落。屠公的包庇看似没有原则性，但却是儒家宽和精神的真正体现，秀才以后的改过自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而违背百姓心愿的严苛厉法，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出现负面的作用。秦始皇为政残暴，法令苛刻，应征的戍卒如果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预期地点的话，就一律斩首，这条法律不谓不苛。而陈胜与吴广正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日期，赶去报道也是死，举旗造反也是死，所以才会义旗高举，天下响应，短暂的秦王朝就这样葬送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法令之下。

　　过于严苛的政令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将心思用在保全自身性命之上，谁也不愿意因为替百姓执言而惹祸上身。

　　武则天建立大周时，为了镇压百官对于她夺了李氏皇权的不满，就设立了严苛的法令，一旦有人举报官员有不轨之举，就以酷刑逼供，朝中之人，人人自危。

　　当时秋官侍郎周兴是有名的酷吏，大臣来俊臣与他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密报说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就命令周兴查清此事。

　　于是周兴在刑部设宴招待来俊臣，席间，他皱眉说道：“现在我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个人谋反从逆，却拒不招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来俊臣听了后，就兴冲冲的建议道：“这好办，只要一口大瓮，下面烧上炭火，让谋反之人坐进瓮中，一定会得到口供。”周兴听了之后，就马上命人搬来一口瓮，下面烧上炭火之后，对来俊臣说道：“请君入瓮。”

　　由于周兴酷爱在刑法之外另立私法折磨人，时人称之为“牛头阿婆”（地狱里的鬼怪），百姓怨声载道。周兴知道后，丝毫不以为然，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奇怪！”于是他题书于衙门口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就都没有话了）。”

　　由于法令严苛，武则天在位时的许多大臣从升任到满门抄斩，其间相隔不足两个月。但是大臣们私下议计，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高官厚禄，就足以让人不惜飞蛾般扑火趋炎附势了。而且，许多贪官情知时日无长，索性于灭亡之前大肆搜刮，反而使得百姓更受其苦。

　　一方面是自感时日无多，贪官更加疯狂地大肆搜刮，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群臣们唯恐勤于政务引来政敌，导致祸事加身，索性大家都不理政事，只顾没羞没臊地大拍马屁。有一次，有人向武则天献上一块石头，声言：“这块石头有赤心，忠于陛下。”当时的侍郎李昭德听了这牵强附会的胡言乱语，忍不住驳斥道：

　　“这石头有赤心，其余的石头难道都想造反吗？”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皇帝大行苛法的时代，也正是为政者人人自危，拼命搜刮百姓，各种谀词奉言层出不穷的时代。由此看来，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观点，实在是很有预见性的。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10:02:31

　　第三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的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纣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了。”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子路说：“假如卫国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第一件事打算做什么？”孔子说：“首要的是报各种名分辨别确定下来！”

　　子路说：“名分有这么重要吗？老师的迂腐竟这样严重！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况且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混乱时期又什么是正呢？”

　　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不懂的事，大概采取保留的态度吧！并不妄下断语，你却如此粗莽。”

　　第三章

　　孔子周游列国图

　　水至清则无鱼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一句至理名言。水至清则无鱼，需要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在一个食物链里，大鱼需要吃小鱼，小鱼需要吃更小的动物，最小的水生物需要吃水藻，而水藻类的微生物存在是不会让水非常清的，也就是说如果水非常清了，就没有水藻，就没有食物喂养上一级食物链的鱼。

　　人至察而无徒，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能追究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做的所有事，是不是都是对你有利的，做人如果过于苛刻，就容易失去人缘。与人相处时，难免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小矛盾，对别人的小缺点不要太在意，千万不要做一个小肚鸡肠、神经过敏的人，否则即使是本来很亲近的人，也不会喜欢和你携手共事的。映射到万物，就是大家说的，对于所有事情都不要太斤斤计较。放眼于未来，不但要谨慎、周全，也要宽容，才能成大事。

　　宋朝的吕蒙正，就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吕蒙正刚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后面指着他对别人说：“这个无名小子也配当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大步走了过去。其他参政为他忿忿不平，准备去查问是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包天，吕蒙正知道后，急忙阻止了他们。散朝后，那些参政还感到不满，后悔刚才没有找出那个人。吕蒙正对他们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就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样多么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去查问此人姓甚名谁。其实，不知道他是谁，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呀。”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气量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有缺点，对人才而求全责备，即使有大才在身边也视之而不见。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500乘兵，即3.75万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说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侯说知道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弃掉它。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说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才能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了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只是不能知人，且将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君主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当权者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落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孔子对仲弓问政特别强调：“赦小过，举贤才。”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齐桓公发现宁戚是个人才，决定要用他时，有人主张调查他是否有问题后才确定，桓公说：“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也。且人固难全，权有其长者。”于是，封他为卿，用宁戚之长，让他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后桓公能称霸，宁戚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用陈平，有人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从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因而不计较陈平小过而重用之，后刘邦能开创汉朝，陈平是立了功的。

　　范仲淹选拔人才也多取气节而略小故。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选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一只猴子生活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那里绿树成荫，芳草鲜美，瓜果飘香，是猴子生活的乐园。花园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那是猴子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它经常调皮地在石头上窜上跳下。有一天，猴子忽然心生好奇，它想，这块石头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它不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掀翻了这块石头。结果，它在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条蛇。猴子很害怕，它急忙把石头放回原处。然而，那条蛇在它心里投下了阴影，从此，它再也不敢去石头附近玩耍了。渐渐地，它对整座花园都不再喜欢，终于有一天，它离开了这里。

　　那以后，猴子经过了许多地方，但是，它再也没有找到像从前的花园那样令它开心、愉快的地方。它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直到孤独地死去。

　　那么，这只猴子不幸的根由在哪里呢？试想，如果它不去搬那块石头，它就可能永远快乐地居住在花园。然而，一时的好奇却摧毁了它一生的幸福。

　　有些事情，“不知道”远比“知道”要快活得多。“水至清则无鱼”，这世上原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面对好奇，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绕行，否则，它将可能成为解不开的心结，成为一切“不愉快”的根源。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人生不会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完美,我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期待,但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因此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求全责备,坦然地度过每一天。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10:03:28

　　责人不如修身

　　古往今来，成功的执政者以及管理者，总是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知人善用的。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下属哪里有不敬、不忠、不劝的道理呢？

　　季康子问孔子：“请问，我要让老百姓对我保持虔敬与忠诚，要让他们逆来顺受的服首贴耳，怎样做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孔子回答他：“如果你想让民众心悦诚服，那么，首先你就必须从你自己做起。如果你以庄重的态度处理国家政务，那么就会赢得百姓的敬重。如果你以孝慈之念治家，那么百姓就会被你的德品而感召，对于有好的榜样却仍然不知道仿效的人，就要耐心地劝导他们。”

　　孔子的回答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年来的国政指导，仁人君子莫不是先从自己的德品开始，临之以庄，孝慈治家，并将这种思想延伸到政务的治理中去。

　　魏太傅李延实，是孝庄帝的舅舅。永安年间，他官拜青州刺史。要去上任的时候去和皇帝告别，皇帝对他说道：“‘怀砖’的习俗，社会上号称是难治的病，舅父应该认真想想，对得起朝廷的委任。”李延实回答说：“为臣的岁数已经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离人间渐渐远了，一天天接近坟墓。为臣早已请求退休，陛下却念及甥舅之情，宠幸到老臣，让我这个夜间走路的残疾人管理广阔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失误堕落。”当时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不明白“怀砖”的意思，私下问舍人温子升。温子升说：“我听说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听跟着他一块到青州的宾客说，齐地的百姓，风俗浅薄，高谈空论，专讲名利。太守刚入境时，百姓都怀揣砖块磕头，用来赞美太守的心意。等到他被下任取代而回家的时候，百姓又用这些砖打他。这是说人心的向背比翻转手掌还快。所以京城里民谣说：‘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的含义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俗话说，群众的心里有一杆秤，对于为政者的得失，民众看得清清楚楚，怀砖以迎，表明了民众的期望，掷砖相送，则是民众对政务的直率评判。从怀砖到掷砖，不过是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民众对处理政务的人天差地远的两极评判，所以明智的人在处理政务之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历史上明智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责人不如修身，己身不正，何以正人。这个道理再也简单不过的了，但是责人容易，修身难，所以有时候昏透了头的昏君，在小人的谀奉面前偶尔也会爆发出灵智的火花，让这沉闷的历史变得有趣起来。

　　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大臣太不成体统，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大臣不像大臣，那是因为皇帝不像皇帝。

　　所以，如果管理政务的对老百姓不满意，那么，可以确信，百姓对这位管理政务者的评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风气的好坏，责任同样是在管理政务者的身上。凡为政者，不可不察。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10:04:25

　　第四章经商之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

　　仁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生活的原则。对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过把瘾就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了。面对激烈的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还有什么仁道的原则可遵循呢？如果说有，那也是“盗亦有道”的原则——目的就是一切。

　　这已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选择问题了。

　　任何人都不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也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当面对眼前的诱惑时，一定要坚持仁道的原则，否则只能陷入无法挣脱的圈套。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县人。弘农杨氏是汉代的名门世家。杨震客居他乡20多年，靠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州郡闻其名，屡召不出，直到50岁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应聘到州里任职。将军邓骘久闻杨震贤能之名，举为茂才（秀才），先后担任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等职务，为官以廉能著称。

　　安帝元初四年（117年），杨震被调到朝廷任太仆，转任太常。他因举贤杨伦等一批贤能之士为博士官，扭转了选举不实的局面，因而受到朝野的赞扬。永宁元年（120年），他晋升为司徒。

　　杨震入仕之前家境窘迫，长期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除了教授学生之外，还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亲自耕耘，维持生计。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但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从荆州调到山东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路经昌邑县（今山东金乡西北）时，昌邑县令王密特来参见。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举荐的秀才，他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趁夜深人稀，怀揣十斤黄金献给杨震。

　　不料杨震却批评他：“作为老相识，我比较了解你，你怎么却不了解我呢？”

　　王密连连道歉，收起金子辞别而回。从此杨震拒金的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市场竞争的激烈，使每一个做着发财梦的商人不得不绞尽脑汁，以免沦落到破产的境地。于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便不惜瞒天过海，坑蒙顾客。在美国费城西区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廉价品商店，两个店的老板是死敌，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价格战。“出售爱尔兰亚麻床单，甚至连有鹰一样眼睛的瑞伯女士都不能找出任何缺点，不信请问她。而价格却低得可笑，只需6美元50美分。”当一个橱窗出现了这样的手写告示时，两小时后，另一家橱窗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示——“瑞伯女士该配一副近视眼镜了，我的床单质量一流，只需5美元95美分。”而且，两店的老板常站在店外，尖声对骂，几乎每次都发展到拳脚相加。最后，总有一方的老板败下阵来，咒骂另一个是疯子，买他东西的顾客也是疯子。这时附近的每一个人都会拥入获胜的廉价品商店，将床单和枕套抢购一空。直到后来，两个廉价品商店各换了一位新老板，他们各自对两店前任老板的财产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有一天，他们发现两店之间有条秘密通道。并且在两店的楼上两个老板住过的套房中发现了一扇连接两套房子的门。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死对头原来是兄弟俩。所有的诅咒、谩骂、威胁以及一切相互间的人身攻击全是在演戏。一个微妙的邻里关系制造了所有的骗局，他们所卖的商品全是二流货。

　　兄弟俩为了赚钱，不惜天天施展苦肉计，手足相残，其手段确实高明，但终究只是小本经营的雕虫小技。只有经营者设身处地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以诚待客，以心换心，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诚实的企业形象，以此换来顾客对产品的信任和青睐，才是企业生财的长远之计。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一些人利用经济生活尚未完全有序的空隙，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与其劳动付出不成比例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中不能反映本质的“泡沫经济”现象，再加上国有企业至今尚未完全理顺的分配机制等因素，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导：劳动未必是致富的可靠手段，才能未必是获取社会报酬的必要条件。于是社会上掀起新的读书无用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发育、成熟和有序化，社会的劳动报酬也将不断地趋于公正和合理，“一夜暴富”的梦想将越来越难以成为现实，这使真正的能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富裕起来，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10:06:54

　　第四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摆不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经商之道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孤：单独，（年幼）而没有父亲。这里是少或失去的意思

　　邻：靠近的，连，相连接。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道德不失去，就一定会有人亲近。”

　　译文

　　第四章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在当时奴隶制的野蛮情况尚存在的情况下，孔子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不但显示了他对于德、礼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且表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精通。事实上，人心的“规律”确实如此，强制只会引起表面的恭顺，暗中却积聚逆反情绪；而用积极的教化疏导手段，则会激起其自身的内在的“自治”因素，从而使民心净化，天下安稳。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们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是适宜的。”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适宜的地方。”大臣们见文帝不赞成严刑峻法，就说：“皇帝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赶得上的。让我们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令。”从此废除了连坐法。为了广开言路，倡导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治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

　　在执政13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汉文帝一方面省刑罪，另一方面又注重“勤德而无私”。在他执政的后期，有一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成灾。文帝加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官员，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

　　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持政，使得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可喜局面。汉文帝坚持以德化民的举措及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从实践上印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确实是安邦定国之道。

　　钱钟书先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面有一个说法：世道不好了，坏到连魔鬼都失业的程度了，大家琢磨这话，很有意思。魔鬼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干坏事的，他为什么失业了？因为坏事被人干了，所以他就失业了。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归。”终身被功名所束缚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本意应该归结到何处。高人重道，常人重术，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把追求财富的手段发展到无以复加，然而注重钻营之“术”，而不修身养性，我们的企业就会被“物欲”所控制。庄子说“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要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本性都失去了，把良心都弄丢了。

　　思想家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虽然追求功名，但是不被功名所束缚。日本有个人叫涩泽荣一，参加过明治维新，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改行经商，一生当中创办了150多家银行和企业，是日本劝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一生以《论语》作为自己的经商之道，而且到处宣讲，被日本人视为“经营之神”、“经营之父”。他到了80多岁退休时和朋友办了一个书院，继续宣讲《论语》的伦理道德，也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叫做《论语加算盘》，论语讲的是一种道德修养，算盘代表追求经济利益，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涩泽荣一觉得这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香港大学的校训就叫做“格物明德”。“格物”的含义是人生当中要从各种道德实践、生活实践中不断接触事物，不断地探讨道理，积累知识，这叫“格物致知”。儒家非常强调生活的细节，孔子强调“慎独”。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乱来，但这不算真功夫，真正的功夫体现在独处的时候，你还能坚持良好的道德品行，那才是真功夫。

　　美国富兰克林在《修身规则》中讲到，一个人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们常说庸人自扰，为了一点小事老是放不下是做不了大事的，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看得很清楚，我曾经协助一个企业与别人谈判，款项大概是70来万，谈判的气氛很紧张，很不愉快，谈得很晚就在酒店开房间和老总住在一起，这个老总很有度量，他很快就睡着了，但我却很久没睡着，钱不是我的我都睡不着，若是我的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态不够大度。　　魏征说：“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将有大作为，大的方案要实施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度，不断地做这种大事就要劳民伤财，比如说汉武帝到最后连年征战，唐太宗出征高丽国而败北，因为他们总是被一个观念支配，不断地连年征伐，耗尽钱财，不懂得知止以安人。李自成，打下北京才40天就全军崩溃了，不是因为没有善战的将领，没有久经沙场考验的士兵，而是因为一进北京城就立刻掠夺财物，贪图享受，忘乎所以，所以40天就败了。

　　“君子先求诸己，后求诸人”。一个君子、领导、为帅之材，要先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领导之道在于领导的身正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小人道德就像草一样，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动，领导要影响下属，而不是一味严厉规范下属。有位老总说现在招聘想找既忠诚又能干的人实在难。当然，如果我们坐等这样的人才很难。没跟你交往很久，怎么会对你忠诚，对企业忠诚呢？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领导者的熏陶而形成的。即使是有才无德的人，有才能运用机制让他不敢为非作歹，那才是领导者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只有德，才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3-18 10:08:33

第三部分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回薛。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成功经营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作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冯谖毛遂自荐，愿意为孟尝君效劳。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唯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回薛。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利义兼顾，最终会创造极大的财富，这在加拿大商人林思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今的加拿大华人，与欧美其他国家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样，已走出了餐馆、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企业的工程师、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会计师、音乐家、艺术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大财团的总裁乃至政府官员、部长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加拿大有位叫林思齐的华人，他是近20年来华人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林思齐博士原来定居温哥华。1988年7月27日他接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通知，被马尔罗尼总理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任期为5年。1988年9月9日，林先生在该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的总督府内宣誓就职，成为加拿大立国以来首位华人总督。林思齐祖籍广东省揭阳市，1924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祖父林绍勋是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的创办人。

　　林思齐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市的培正学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1948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取得了学位后，他又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回香港，从事教育、工商、金融事业，曾任嘉华银行总经理。

　　林思齐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当时他已44岁。他想利用50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到家族成员的反对，他只好自行创业。此时他只有4万加元的资产，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移居到陌生的温哥华，准备创一番事业。岂知天涯处处都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他到达温哥华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一家5口人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花去一大半。有常识和有志气的林思齐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他在找工作的同时，进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作为一位年近半百的人，在生活重压之下还坚持读夜校，可见他的决心和毅力确实过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思齐掌握了一定的房地产业务知识后，果然在温哥华找到了一份经纪工作。他就任后，尽管极为努力工作，但工资微薄，家庭生活仍较为艰难。然而，机会总会降临到有准备的人的头上。林思齐在香港嘉华银行工作时，与香港不少客户有接触。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出现一股移民加拿大的热潮，其中有位老朋友找到林思齐请他帮助在加拿大买地产。这位老朋友出自对林思齐的信任和了解，愿借钱给他合作经营房地产买卖。他们的合作方式是各出资一半，林思齐的资金由那位朋友先借给他。这样，林思齐获得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于1973年创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

　　林思齐运用自己在美国读书及在加拿大夜校时学习到的知识，再加上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的经验，发挥合作者的资金作用，不断把握时机，吸纳地皮，然后与人合作，建成物业。在短短10年多时间内，林思齐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拥有的20多处物业价值达5亿多美元，在房地产经营中名利双收。

　　从1981年起，加拿大房地产业步入发展高峰期。林思齐的地产多在温哥华豪华住宅区Westend，他迅速出售其中的大部分，把赢得的资金扩展到加拿大其他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时，林思齐的财产估计已超过10亿美元。

　　随着名声的鹊起，实力的增强，加上渊博的知识，林思齐于1987年荣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一年后又成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表。

　　林思齐在经济事业成功后，一直热心慈善公益活动。从1983年起，他每年捐赠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给各项慈善事业。他积极为加拿大华人服务，捐献大量钱财给有困难的华人及兴办图书馆。因此，1987年7月他又获得加拿大三级勋章，被誉为“杰出的华人慈善家”。

　　林思齐创业的成功，验证了当今工商界的两句名言，这就是“OPE”和“OPM”。“OPE”全称是Otherpeople’sexperience，意思为别人的经验；“OPM”全称是Otherpeople’smoney，意思为别人的金钱。这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当今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注意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和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在借助外来力量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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