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女鬼”乱明朝——帝国太监魏忠贤的权谋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27:39

　　【自己上门来找死的万郎中】
　　　　
　　　　
　　叶向高千算万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皇上也好，魏忠贤也好，一点面子没给他留，批头盖脸就是一顿驳斥。
　　　　
　　这样一来，叶向高一下子就没有什么转身的余地了。明朝的高层政治机制，就是“皇帝——大太监——首辅”这三驾马车联动，首辅若失去皇帝和大太监的支持，就别想干出什么名堂来。
　　　　
　　叶向高之所以对局势持温和态度、关键的时候上疏调停，说明他还抱有将来操纵全局的野心。而现在，一切落空，只余下退隐一途。可是如果就现在这个样子退隐，等于放弃了防护层。魏忠贤既然对他叶向高有了怨恨，就随时都会再次提起。说起来，在台上的人，要想整治一个下了野的首辅，跟抓一只兔子也差不多。
　　　　
　　不寒而栗啊！
　　　　
　　本来是逼人家下野，现在倒是自己要考虑下野后的问题了，造化真是弄人！叶阁老，“调停”不成，反而惹了一身骚。
　　　　
　　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或者减弱魏公公对他的怨恨呢？
　　　　
　　时过不久，京城士林里忽然传出一个说法。说是这个劝魏忠贤下野的奏疏，其实是叶阁老被自己的门生谬昌期逼迫不过，勉强写出来应付舆论的。
　　　　
　　这个说法，在流传过程中又逐渐衍化为：不仅如此，就连杨涟的奏疏也是由缪昌期代笔的。
　　　　
　　缪昌期，字当时，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年轻时就有文名，但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中进士，那年他已52岁，主考官是叶向高。他做了官后，经常来往于师门，但对叶的软弱却屡有不恭。
　　　　
　　他成了这两个传说的主角儿，没有什么人站出来纠正。传得多了，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可怜的老缪，后来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说，第一个说法，就是叶阁老自己散布出来的，为的就是金蝉脱壳——让那个桀傲不驯门生去搪灾吧！
　　　　
　　人若做到如此，不要说士大夫骨气，就连“人”字的两划也当不起了。
　　　　
　　所以，我个人不大相信叶向高会如此不堪，更何况他后来对自己的软弱还是有所悔悟的。
　　　　
　　京城的事情，也就如此了。由于古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不快，南京方面众官员的反应，在一个月后才渐渐强烈起来。可是所有的奏疏，被天启以“所奏事情屡经论明，已有旨了”一句话。通通给压住。
　　　　
　　东林今后能否再次跃起一击？不得而知。
　　　　
　　而魏公公经此一劫，却是陡然起了杀心！
　　　　
　　血，能使所有的人住嘴。这是太祖皇帝的经验，也是人性不堪一击的软肋。
　　　　
　　老祖宗对这个已经屡试不爽，今天，我也要来试试！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小人物触发了历史的机括，使得大明朝的高层政治一下就充满了血腥气味。
　　
　　历史发展中也有许多“蝴蝶效应”，此处一阵清风，彼处即掀天大浪。
　　
　　就在魏忠贤正考虑如何一劳永逸收拾东林党的时候，他的一个爪牙给他出了个主意。这是一个很见杀气的建议，就是可以动用刑杖，压服诸臣——谁再敢罗皂，就大棍伺候！
　　
　　天启固然昏庸，但上台四年来，对文臣还是抱有起码尊重的，一次杖刑也没用过，比起嘉靖、万历等他的太祖、乃祖们要文明得多。
　　
　　而今，刑杖一开，必会死人。阉党要开杀戒了！
　　
　　提出这个恶毒建议的，谁也想不到，竟是个面目姣好的“小男儿”。他就是时任翰林的冯铨。
　　
　　这个冯铨，字振鹭，是北直隶涿州人，后来成了阉党著名人物，而且政治履历横跨明末清初。而在一开始，不过就是个普通的词臣。他是万历四十一（1613）的进士，入仕后在翰林院供职。那时少年得志，正是可以准备大显身手当“好男儿”的时候。
　　
　　但老天爷既照顾他又不照顾他，让他生了一副水做的胎子，唇红齿白，宛若处女。
　　
　　这一来，这个“宝哥哥”可就倒了霉了。
　　
　　明代官场上有恶习，那就是男风极盛。小冯铨长得少年貌美，那不是等于一脚踩到了狼窝里？他的同僚们，经常把他们当“鸭”来戏弄。
　　
　　这种事情，要是放到现在，立刻成爆炸性丑闻。但在那时，也就是聊博大伙一笑，没人当回事。
　　
　　那时候，缪昌期恰好在翰林院系统任“左谕德”，管太子读书的事情。老爷子也有好男色的毛病，对冯铨“狎之尤甚”。什么叫“狎之尤甚”？要说古人真是能拽文，其实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翰林院的办公室里，把冯铨给“强暴”了。
　　
　　过了不久，冯铨又在办公室里被数位同事“集体施暴”。
　　
　　挖靠！这叫什么事？
　　
　　腐败之风，习以为常，也就没人上升到道德高度去看了，就连万历皇帝都养了好多男宠。明朝，嗬嗬，厉害呀。
　　
　　当然，这事也有另外的说法。有人说冯铨为人浮躁，人品不大被人瞧得起。缪昌期对他鄙视尤甚。老缪是蒙古血统，野性犹存，就以这种方式表示了蔑视。老缪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
　　
　　不管怎么说，这事是有，且士林皆知，毕竟是奇耻大辱。
　　
　　冯铨含泪吞声，当然要图谋报复。
　　
　　据说，在政治立场上，冯铨当时还属于东林一派，但是受不了东林的老爷们儿老是这么欺负，于是有了离心倾向。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冯铨断然脱离了东林。

　　冯铨的父亲冯盛明，曾经以布政使一职兵备辽阳。也就是以省长身份在辽阳统兵防守。其时，后金大军气势汹汹，冯盛明不愿身处危地，便告病乞休。他走了没多久，恰好后金军队就卷地而来，大败明军，攻陷辽阳。
　　
　　辽阳失守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朝中舆论大哗，有人弹劾冯盛明“闻敌而逃”。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丧师失地，总要有人来负责任。冯盛明就这样被舆论套牢，最终给逮进了监狱。
　　
　　那时候，对后金的关系，连皇帝都不敢玩忽。“误国”是个天大的罪，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冯铨救父心切，赶紧去求相识的东林党朋友帮忙。
　　
　　按理说，冯铨救父，这是“尽孝”，大家应该援手。但是他老爸的罪名不好，是为“不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东林党人都是重名节的人，哪个肯给他帮忙？缪昌期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
　　
　　冯铨颜面扫地。新仇旧恨，郁结在心，一心想找个机会报复这帮东林老爷们儿。
　　
　　天启四年（1624）初，魏忠贤奉旨前往诼州进香。正巧冯铨因事被劾，在家里歇着。他考虑再三，决定投靠，就置办了酒菜果品，“伏谒道旁”。也就是跪在道边上迎接魏公公。
　　
　　因为死心塌地的想投靠了，所以他下的本钱也就很大，“迎送供张之盛，倾动一时”。这就决不是一桌酒菜的规模，估计是请了不少民工，拉着横幅，打着旗，奏着乐。
　　
　　魏忠贤到，冯铨恭恭敬敬将一柄价值两千银的珍珠幡幢（佛教用品）赠送上去。
　　
　　魏公公是大老粗，见了冯铨眼睛一亮：哇！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玉人？
　　
　　再看这迎接的阵势，也真是舍得了本钱的。魏公公不禁大为感动，下得轿来，与冯铨聊起了家常。越聊，越觉得这“宝哥哥”机灵，心下就十分喜爱。
　　
　　忽而，又见冯铨一下就涕泪交流。魏公公诧异，忙问其故。
　　
　　冯铨见火候到了，就把父亲的“冤案”向魏公公做了申诉，说全是东林党陷害所致。
　　
　　魏公公哈哈一笑：小……子，别愁，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魏忠贤此次对冯铨印象极深，回到北京，一想起这姑娘似的小伙子来，还忍不住对身边人啧啧称奇。当然，冯盛明的案子，他顺手也就给解决了：无罪释放。
　　
　　这个魏大珰，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在还没“珰”时，在老家曾经娶过一房妻子冯氏。冯氏也是涿州人，跟了他，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后来改嫁走了。老魏念旧，可能也有些歉疚，心里没忘了这女人。他在这个时候忽然琢磨：冯铨和我那老婆是不是同宗啊？自此，他对冯铨相当留意。
　　
　　经过一番活动，不久就让冯铨官复原职了。
　　
　　冯铨感激涕零，从此成为铁杆阉党。他在此后发挥的一系列作用，给东林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可叹东林君子，在与魏阉做斗争的漫长时日里，这样因小而失大的事，比比皆是！

　　冯铨自此开始，显露出了相当老辣的斗争谋略。杨涟上疏后，他分析了朝中形势，心中有数了。东林的攻势，前所未有，却没动得了魏忠贤一跟毫毛。这证明，天启对魏的信任，已无以复加。对东林，完全可以破除迷信了，如果采取主动，这帮老爷们儿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
　　
　　荡平外廷，正当其时。
　　
　　他想到做到，提笔就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写了封信，明确表达了两个意见。一是“极言外廷不足畏”，二是请启用廷杖，制服诸臣。
　　
　　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言。信，很快摆到了魏忠贤及其核心成员的面前。
　　
　　很巧，王体乾也早就有此意，前一段几次向魏忠贤提起过。廷杖，是本朝旧制，一抓就灵。嘉靖初年的“大礼议”风波，一百多位廷臣，就是生生给打服了的。
　　
　　客氏也赞同这个意见。她心肠之狠毒，在王安事件中就已表露无遗，可以说又胜过了魏忠贤十分。此次，她力劝魏忠贤早做决断。
　　
　　魏忠贤也不是不想下狠手，但他是统帅人物，遇事总要稳一点，他担心猛然使用这个极端手段，会激起不测之变，因此还在犹豫。
　　
　　冯铨的密信，引起了魏氏集团核心的共鸣。在大伙的鼓噪下，魏忠贤终于跺了跺脚，狠下心来“欲尽杀异己者”。
　　
　　东林党，我看你们有多少屁股可以抗得住！
　　
　　——草民我只叹史上的有些“正人”，自认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偶尔就放胆做点儿坏事。殊不知历史的刁钻就在这里：好人做坏事，必有报应，而且就在现世！十年都用不到，就要你加倍偿还。
　　
　　阉党悄悄的把网张开了，就等有人来撞。想不到，第一个撞进来的并不是什么东林党，而是一个局外人物。
　　
　　这个送上门来的人，是工部郎中万燝。郎中，相当于司长。
　　
　　万燝，字闇夫，江西南昌人，是前兵部侍郎万恭之孙。他少年时就很好学，尤其注重名节。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21)，因辽东兵事紧急，工部缺人而被调为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京城九门的城墙。
　　
　　由于这个工程他督办得好，不久就升为工部的虞衡员外郎，负责铸造钱币。
　　
　　当时泰昌帝的庆陵正建得如火如荼，钱花得像流水。朝廷经费奇缺，铸钱所需的铜不够用，把万燝急得够呛。他找工部直属宝源局（中央造币厂）的人商量，怎么才能淘弄一批铜料来，宝源局的人说：“宫里的内官监有许多破烂铜器，不下数百万件，只须移文索要，旦夕可至。”
　　
　　万燝一听这主意不错，立即行文给内廷的内官监，请求拨给。魏忠贤得知后，大怒。那些废铜烂铁他倒不心疼，他恼的是：万燝怎么敢把手伸到他的地盘里来了！依例，外臣不能刺探和干预宫中之事。这万燝不光是知道了宫内有铜，而且还公开移文索要，眼里哪还有魏公公？
　　
　　魏公公当下玩起了扯皮：我管你铸钱不铸钱的，公文压下，不办。
　　
　　万燝急得火上眉毛，却一连几个月没等到答复。托内廷的熟人一打听，才知道是魏公公不高兴了。
　　
　　按官场的习惯，这时候就要托人去疏通。可万燝是个高干子弟，不吃这套。他脑袋一热，就直接上疏天启，请发内官监废铜以铸钱。庆陵那边一大摊子工程正等米下锅呢！
　　
　　哦喝，兔崽子！魏忠贤看到这道奏疏，暴跳如雷。他马上派人到天启那儿，告了万燝一个黑状。天启当然不知道里面的猫腻，就下诏斥责了万燝。
　　
　　诏下之日，万燝已经升任工部屯田司郎中，直接负责督建庆陵了。
　　
　　就在杨涟上疏风潮之后，凡是跟着弹劾魏忠贤的廷臣，皆陆续遭到天启的申斥。万燝又憋不住火。在风潮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六月十六日，奏上了一本，再言废铜、陵工诸事，点名痛斥魏忠贤。
　　
　　这个奏疏，有感而发，也是滔滔不绝——
　　
　　人主有政权，有利权，不可委臣下，况刑余寺人（太监）哉！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斯养（受贿）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威加缙绅。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宠忠贤，亦以此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念。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规制宏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建佛宇，璇题跃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已坟墓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忠贤窃陛下权，内外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
　　
　　奏疏里，把魏忠贤对庆陵工程的冷漠和对营建自己坟茔的热衷，放到一起来说，也是相当刁钻的一状。尤其是把民间流传已久的口头禅“内外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给捅了出来，就更加触目惊心。
　　
　　魏忠贤已经让东林党住了嘴。看见万燝跳出来，他更是一点儿也不怕：说曹操、曹操就到，那就拿你这不想活的郎中开刀祭旗吧。
　　
　　但是，对第一个开打的案例，魏忠贤还不想做得太莽撞。他决定不矫旨，而是想法让天启自己发话，打这个瞎了眼的郎中。

　　凡事都要讲机会，魏忠贤现在大概正是好流年，一伸手就是一个机会。就在万燝上疏的前两天，天启的皇二子病死了。古怪皇帝，儿子死得也很古怪。他的皇长子刚生下来就死掉了，死后十天，皇二子生。天启痛惜长子，就特别爱怜这个皇二子。不料皇二子才七个月大时，在天启四年的五月二十九夜，因为宫里的群猫齐叫而受了惊吓，得了惊风病。勉强活到六月十四日，也夭折了。
　　
　　天启不知道这是猫叫惹的祸，只叹命不好，一连几天都是极度的悲伤。
　　
　　魏忠贤看天启这时候心烦，说不定就要拿谁撒气，于是就安排好，让近侍装啥也不知道，给皇上念万燝的这份奏疏。
　　
　　天启一听，怎么又是弹劾魏忠贤？头痛啊，这万郎中难道是从火星上来的？
　　
　　近侍刚念完，王体乾和客氏就故作大讲小怪，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拿这些烂事儿来打扰皇上？皇上有旨，他不知道？知道了还在皇上忧伤时来说这些，不是明摆着捣乱吗？这样的人，不狠治怎么行？
　　
　　几个人，神态都很天真，义愤也都很真诚——领导啊，我们实在是担心您的身体！
　　
　　天启心里的火果然被撩拨起来，大发雷霆。王体乾当即建议：廷杖万燝，以儆效尤。
　　
　　天启昏头昏脑，估计也没大听清，就说：行行，你们赶快拟旨。
　　
　　六月十七日，有旨下，曰：
　　
　　陵工费工浩繁，内府废铜能几（能有多少），局中何人见知？万燝轻信奏请，前旨已明。今又僭言渎扰，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皇子死亡），便来激聒，好生狂悖无礼。着锦衣卫拿来午门前，着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
　　
　　圣旨一下，廷臣大惊：怎么会责罚得如此厉害？叶向高等人估计：这一打，要出人命，便慌忙上疏营救。工部尚书陈长祚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属下受酷刑，也写了奏本论救。天启均不理睬。
　　
　　第二天一早，数十位年轻武阉蜂拥而来，冲入万燝的寓所，给万燝戴上刑具，押往午门。
　　
　　从公寓到午门大约有三、四里路。一路上，这些明朝的红卫兵们，有的揪头发，有的扯衣服，对万燝横拖竖拽，拳脚相加。万燝本来身体就弱，及至午门，早被打得奄奄一息。
　　
　　王体乾亲临午门监刑，他摩拳擦掌，喝令一声：“重打！”
　　
　　这杖刑，是明代的刑罚艺术，由锦衣卫执行。朱元璋老皇帝创立这个制度的时候，杖刑时，受刑官员要以重毡包头，同时允许在官袍里面衬上棉里子，以防重伤。除个别情况外，责打一顿，也不过是示辱之意，并非真用重刑。
　　
　　直至大太监刘瑾专权，因恨外廷大臣不合作，才矫旨令廷杖时需扒下官服，杜绝厚棉衬里，自此便有当廷杖死大臣之事。
　　
　　打棍子的时候，主事者有“打”和“重打”不同的口令，轻重程度很不一样。每五棍就要换一人执棍，就怕行刑者打得不够用力。
　　
　　一百棍打完，万燝早已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小宦官们毫不怜悯，为了表示对反魏分子的仇恨，他们拖着万燝的脚，在午门外方砖地上倒转了三圈。而后，拖出长安门外（交给家属用门板抬走）。
　　
　　刚拖了没几步路，又跑出来一帮小太监，人人手拿利锥，往万燝身上一顿乱扎。
　　
　　我叫你攻击我们魏爷爷！
　　
　　万燝身上霎时千孔血流如注。好个万燝，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高干子弟，但骨气硬，就是咬牙不叫一声！
　　
　　抬回寓所后，万燝一息残存。苦撑了四日，终于含愤而死，留有一诗传于后世：
　　
　　自古忠臣冷铁肠，寒生六月可飞霜。漫言沥胆多台谏，自许批鳞一部郎。欲为朝堂扶日月，先从君侧逐豺狼。愿将一缕苌弘血，直上天门诉玉皇。
　　
　　这首诗里说的“批鳞”，是说龙的喉咙下有倒生的鳞片，也就是“逆鳞”。“批逆鳞”，古代是比喻忠言直谏，触犯真龙天子。
　　
　　“苌弘血”也是一个典故。苌弘，是东周景王和敬王时大臣刘文公的所属大夫，因遭受谮言，被放归蜀地。后来想不通，自己剖肠而死。蜀人感念他，用盒子盛了他的血，三年而化为碧玉。
　　
　　“碧血”一词，就来源于此。这是说：为正义蒙冤，死亦有精诚不灭！
　　
　　万燝之死，激起了士林义愤。
　　
　　想靠杀人来维持邪恶政治，也就是魏忠贤这样的低能政治家才有的水平。他们不知道，既然有所谓“豺狼当道”，也就有所谓“义薄云天”！愿死心塌地做奴才的人，在人数上从来不会过万！
　　
　　不服的人，你总不可能都杀完。
　　
　　面对邪恶，东林党人没有坐视，立刻有一批人一跃而起。李应升、黄遵素、刘廷佐、周洪谟、杨栋朝南北两京科道官员纷纷上疏，交章抨击魏忠贤，为万燝之死鸣不平。
　　
　　其中李应升的奏疏尤为催人泪下。他说，万燝死的太冤，“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倚闾，旅梓无归，游魂恋阙”！
　　
　　义士之忠魂，点燃的是人心，这就是将来历史复仇的星星之火。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29:28

　　【无意中砍倒东林党一杆大旗】
　　
　　
　　对于廷臣的异议，天启已经习以为常，自有他的一套对付办法。所有替万燝喊冤的折子，他一律不看。开始还批个“已有旨了，不必渎扰”下去，后来干脆留中不发——让你们的抗议没声没息。
　　
　　魏忠贤轻松除掉万燝，气焰顿时大张，觉得暴力镇压这一手还真是解气。他睁大了眼睛，扫视外廷，觉得一个小小的万燝还是太不过瘾了，想找个影响更大一点儿的来狠狠收拾。
　　
　　他现在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可巧，又一个机会撞上了门来：有两个宦官向王体乾告了巡城御史林汝翥一状。
　　
　　魏忠贤得到了报告，查了查林汝翥的背景，不由大喜。
　　
　　这个京城治安官到底有什么来头？
　　
　　他和首辅叶向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林汝翥，字大葳，福建福清县人，是叶向高的同乡，在祖籍两家离得很近。京中都盛传他是叶向高的外甥，可见两人关系是够铁的。
　　
　　他是在天启四年（1624）的六月才出任这个职务的，刚上任不久，就亲手处理了一件民事纠纷。
　　
　　京师小民曹大的妻子与小民牛臣的仆人因故吵架，曹妻一时想不开，服毒药寻了短见。这曹大虽不起眼，但与宦官曹进、傅国兴有点儿关系，估计与曹进是同宗。
　　
　　这下牛臣等于捅了马蜂窝——关系学没学透，一脚踩炸了营！
　　
　　曹进、傅国兴带领二十多名流氓地痞，不由分说闯进牛家，把财产抢掠一空，还用锥子把牛臣扎了几百下，让他终身别忘了要学好关系学。
　　
　　事情当然是报了官，但因为事涉宦官，京城各级刑官谁也不敢插手。案子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林汝翥的手上。
　　
　　这林汝翥相当于首都公安局局长，他没有地方推了，同时也不想推。当即就提审曹大，一顿杀威棒，曹大就把曹进和傅国兴都供出来了。林汝翥大怒：宦官又如何？谁都不是法外臣民！他立刻办了驾帖（逮捕证）拿人，结果只拿到了曹进。
　　
　　宦官在民间触犯了刑法，最终处理是要移交给内廷。巡城御史问清楚后也不能办罪，只能通过奏疏弹劾，由皇上下诏给予处罚。
　　
　　曹进怕就怕把事情捅到皇上那儿去。他见林汝翥不是个用钱能买通的主儿，就哀求道：“大人只要不参我，我情愿受笞刑。”
　　
　　林汝翥想想，也行，就命手下打了他50下竹条子。这东西也很厉害，但比打板子强，一般死不了人。
　　
　　本来这事情也就算了了。没想到，一日林汝翥在巡城时，忽然跑来一个不男不女之人，拦住他的马头就破口大骂。
　　
　　京城里还有敢这么撒野的？林汝翥立刻叫人把这家伙逮了，一问，原来他就是傅国兴。
　　
　　正找你找不着呢，倒送上门来了。林汝翥把惊堂木一拍，指指卷宗说：曹进都招了，你想怎么办？
　　
　　这俩阉竖，可能是属于低等宦官，既怕治罪，又拿不出钱来贿赂。傅国兴也只好自请处分——你打我一顿得了。打完了，林大人就把他也给放了（见《明史*林汝翥传》）。
　　
　　这场官司，应说处理得不错，错就错在时机不大对。官司办完几天后，就碰上了杖死万燝的突发事件。
　　
　　小宦官们虽然没什么政治头脑，但宦官势力这次是把朝官势力干败了，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
　　
　　屁股被打肿的曹、傅两人，一下子就起了复仇心，跑到王体乾那里，挤出几滴眼泪、揉几下屁股，求王公公给他们做主。

　　王体乾和魏忠贤是全体宦官的头儿，自己的手下被巡城御史揍了屁股，主人脸上也无光。两人碰了碰情况，都很恼火，便商议着要报复。可巧又听说林汝翥是叶阁老的外甥，两人就更不能罢手了。
　　
　　至于林汝翥是不是叶阁老的外甥，史料上记载不一。《三朝野记》和《启祯野乘*一集》上都言之凿凿说是，《明史》和《明熹宗实录》则说是传闻。因此现代史家各自采用的说法也就不同。
　　
　　不管是不是，总之有瓜葛。
　　
　　好，这次我老魏也要来一下打狗欺主。
　　
　　于是，他们由王体乾出面去忽悠天启，客、魏在一旁溜缝。轻车熟路，把天启又给激怒了：宦官是皇帝的服务员，打宦官就是冒犯天威！六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杖责林汝翥一百下，削籍为民。
　　
　　林汝翥猛然接到圣旨，魂飞天外！
　　
　　这巡城御史原本是个很牛的官儿，责任就是管理京城街道的治安，老百姓又称之为“巡街御史”。出巡时的派头，可谓地动山摇。队伍前列有两个兵卒手抡长鞭，辟空“啪啪”作响。小偷、流氓、车匪一听到这鞭声，都撒丫子就跑，躲得远远的。
　　
　　有时候六部九卿的车夫狗仗人势，在大街上争道，谁也不让谁。要是碰上巡城御史路过，立马就和解。有那眼神不济的，还在争执，林大人一声令下，当场按倒就打屁股，不管你的主子是谁。
　　
　　巡城御史揍两个小宦官，不也是小菜一碟吗？这是国家法度。
　　
　　可是，法能大过人吗？开玩笑！
　　
　　林御史这回知宦官的厉害了。廷杖？万燝刚被一顿棍子打死，我还能活吗？他越想越怕，反正官帽子也没了，就跑吧！
　　
　　他怕被东厂的人盯上，就翻过自家墙头，躲到邻居家一座空房子里，藏了一天一夜。然后瞅空子溜出城去了。
　　
　　前首都公安局长潜逃！
　　
　　魏忠贤也没想到林汝翥还有这一招。派去抓他的宦官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
　　
　　这林大人能跑到哪里去呢？如今遍天下谁还敢窝藏他？
　　
　　魏忠贤一推理，觉得这人没准儿藏到叶阁老家去了。
　　
　　于是他派了一批宦官去叶阁老家里要人。宦官们得了令，如狼似虎，先把叶府团团围住，然后进去“喧哗搜捉”（《三朝野记》）。
　　
　　叶阁老家中当然交不出逃匿的犯官，小宦官们就咋呼着“打倒”、“炮轰”的，不肯撤围。
　　
　　叶向高哪里受得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朝第一大臣，受魏忠贤的气也就罢了，如今居然连小宦官也敢来家里闹，还有没有《大明律》了！
　　
　　他立刻奋笔上疏求去，说：“中官围阁臣第（宦官包围阁臣家宅），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
　　
　　说二百年来未有，是夸张，但确实是太不像样子。
　　
　　事情报到了天启那里，天启也觉得宦官这么闹，有失国家体统。于是下令：赶快撤了。
　　
　　撤是撤了，但围也就围了。围困宰相府，没受到任何追究。抓坏分子嘛，过激也就过激一点儿了。
　　
　　这个林汝翥一跑，最没面子的是监察系统的头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他手下的属官，一贯是监察别人违纪犯法的，怎么能就这么跑了？即便皇上要重罚，粉身碎骨也得挺着——娘打孩子嘛，错了也可以理解。就是不能跑！
　　
　　孙大人正卧病在床，手拿不动笔，就叫李应升替自己起草奏疏，要参这个贪生怕死的林御史。他说：“林汝翥不肯做强项之人（亦即坚持真理不低头的人），竟成了逃跑之臣，致使皇帝座下少了一个取义成仁的忠臣。御史台有这样贪生怕死的官员，实在有损国威！不听皇上的话，就是破坏法纪！”
　　
　　这奏疏固然是对林御史临阵脱逃有气，但骨子里还是在讽刺皇上糊涂到顶。
　　
　　其实，林汝翥并不是真的想一走了之。他一个朝廷命官，即使削了籍，还有起复的可能。如果真的跑了，那就永为罪人，前面的几十年都白干了。
　　
　　他这次是跑到了遵化，进了顺天巡抚邓汉邓大人的衙门，算是投案自首。逃离京师，不过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想要躲开宦官的毒手。
　　
　　七月初一日，邓汉如实上报。但天启并未有所松动，让继续执行前旨，还是要打。
　　
　　都察院这下炸了锅！这叫什么话，堂堂监察大员，被宦官逼得逃命，完了还要打。一帮御史们就商量着要上疏论救。
　　
　　李应升也跑去找孙玮监察长，说：“林御史投案，法纪幸未破坏。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能代皇上公正执法的部门，而不想死于宦官之手。而且，以我们御史大人的一百棍，对宦官的五十竹条子，于法也不公啊！”
　　
　　孙玮一想也是，就叫李应升赶快写疏论救。
　　
　　长官带了头，十三道御史（分管十三省区的监察官）就纷纷上疏救人，但天启一概不理。
　　
　　林汝翥没有躲得了一顿打。但他这一跑，引起了舆论轰动，还是对保命起了作用。一是锦衣卫虽然照打，可终究没敢把他打死了；二是小宦官们也不敢再跑出来拿锥子扎了。
　　
　　前后一个月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这其中，首辅叶向高内心的震动最为巨大。他看明白了：在皇上的眼里，在魏忠贤的眼里，原来他这个三朝元老、当朝首辅什么也不是。无论万燝事件，还是林汝翥事件，他们对自己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将来又谈什么有所作为？
　　
　　大明的朝政，眼看着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就随他去吧。
　　
　　只可叹数年来小心翼翼的“调停”，一腔心血，全泡了汤。
　　
　　学富五车，位极人臣，还赶不上个“卵切除”的混混儿！真是天理何在？孔孟何用？人间何世！
　　
　　阁老万念俱灰，在家躺倒了。把大门紧闭，不再上班了。

　　他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了。复出以来，他的辞职报告一共写了18份，大多是“以退为进”的官场虚套。不过是提醒皇上：我对你有所不满，希望你能改一改。自从出了万燝杖毙事件，他就一连上了多道辞呈，去意渐浓。至林汝翥被杖，他就更坚定辞官归田的打算了，不再有任何虚情假意。
　　
　　正好天启对他这一段以来的别扭态度也不满，于是君臣俩心照不宣。天启也虚情假意地挽留了几回，就于九月初七下诏，允叶向高致仕，一切待遇从优。
　　
　　叶向高在临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对自己主持“东林内阁”这一段的做法相当懊悔，曾经在给朱国桢的信中说：我就像个赌徒一样，老本已经统统输光，这都是因我谋划不周所致，怨不得别人。
　　
　　叶阁老具体懊悔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与虎谋皮”是谋不来东西的，他大概已彻底明白。当初还不如脖子挺一挺，协调大家跟阉党方面死拼一下，或许还有个活路。如今战也不成，和也不成，确实是满盘皆输。
　　
　　但是，叶向高在天启党争中的作用，也不好一概而论。他的“调停”策略，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负作用是没能以阁臣之重，统率、协调众臣与魏忠贤决战，反而起到了涣散斗志的作用。正面的作用是，毕竟魏忠贤对首辅略有顾忌，叶的周旋对整个东林阵营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他毕竟是一面墙，尽管老而朽。当他一旦倒塌，东林党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未来的形势，已可嗅得到血腥味。
　　
　　在另一阵营，魏忠贤的目标倒是非常明确。杨涟上疏的时候，他就精确分析过形势，提出了“必去叶向高而后可”的总路线。
　　
　　他注视着叶向高蹒跚而去的身影，额手称庆。也许心里在说：余皆不足虑矣！
　　
　　车辚辚，马萧萧。秋来又辞长安道。
　　
　　阁老的心里，弥漫的也是秋之悲凉。他这一去，“东林内阁”等于轰然倒地，虽然还有韩爌，还有朱国桢，但他们真的是“不足虑矣”！
　　
　　他行前上的一份“陛辞疏”、也就是御前告别信，还试图最后对皇上、太监、廷臣三方面分别进行劝告。但强势的一方怎肯收手？弱势的一方又怎肯束手就擒？
　　
　　血战，是注定要来的。
　　
　　叶阁老纵有高瞻远瞩，谁又能听得进去——“事久必自明。历观前史，自汉唐以至本朝，中官之邪正善恶，昭然若揭，未尝歪曲漏掉一人！”
　　
　　宦官不相信坚如磐石的权力能消亡，廷臣等不得让历史来做最终结论。
　　
　　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过招吧！
　　
　　明朝的这悲剧，来自我们民族的母血。
　　
　　孔孟万年，汉唐千载，问世间：“和”为何物？
　　
　　——更无一人领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却又见连营百里。这，就是我们的母血，滔滔无尽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34:07

　　【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
　　
　　
　　宦海沉浮40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子就暴露于外。现在东林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的“原则的化身”，我们民族历来太少。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可是自从现代有人提倡“脑袋都没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之后，这样的人，几乎渐渐绝迹。很多人学乖了，美丽其名曰“务实”。可是我看很多的人脑袋虽然无虞，幸福却一点点也没有了，活得生不如死。
　　
　　以软弱换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民的幸福。
　　
　　天启四年（1624）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元老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要，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却劝他不要退缩：“如今钻营的人多，你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怕什么？若皇上不批，我们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报告送上去了，按例，有三个工作日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东林众人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二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大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是千古疑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自有他的主张：“大计”还是要用东林的人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这小子。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冷冷看着这小人如何表演，面色如霜，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日，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让吏部勘察。
　　
　　赵南星心中有数：还勘察个屁！官贪不贪，平头老百姓都知道——披一袭官袍，堆一脸的恭顺，不过就唬了皇上您一个人。于是他立刻上疏建议“遣戍”，让那小子劳动教养去吧。
　　
　　天启看了，知道这崔御史是什么货色了，就下诏予以革职，责成淮扬地方官查清贪污数目。
　　
　　这下，崔呈秀把胆都吓破了，走投无路之中，决定投奔阉党。他穿戴上表示身份卑贱的青衣小帽，连夜跑到魏忠贤家投靠。一见魏公公，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他哭诉道：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挟私排挤，请魏公公千万给予保护，我愿永世做您老的干儿子。
　　
　　魏忠贤转了转脑筋：这个崔御史。说他不贪，三岁小儿都不信，但是可以为我所用！于是老魏绽开笑脸，安慰了一番，当场收了个高素质的儿子。
　　
　　崔呈秀以前一心想加入东林，人家不要，想不到现在入阉党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心生感激，立刻建言道：“老爸啊，不除去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你我都不知会死在哪里，其余的人也没一个能站住脚！”
　　
　　这个建言，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一下子就点醒了魏忠贤。他在此前的剿灭行动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此之后，就明显地有板有眼了——专挑关键的人物定点清除！
　　
　　东林党，又给对方“贡献”了一名军师。

　　高攀龙与崔呈秀的冲突刚完，紧接着东林诸人又与阁臣魏广微起了冲突。
　　
　　魏广微那时是阉党在内阁的内线之一。叶向高去后，内阁首辅由韩爌接任，韩虽然也是直臣，但分量上比叶阁老要轻得多了。魏广微大概也就有些放松，在一次宫廷活动中出了大纰漏。
　　
　　十月初一，皇上照例在殿上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法，群臣列班朝贺，魏广微却把这事给忘了，在家里睡大觉。颁完了历法，皇帝上又亲率群臣去太庙祭祖，叫做“时享”。时享是朝廷大典，四季之初和年终各举行一次，极之隆重。由皇上带领群臣向祖宗牌位供酒水，行大礼。
　　
　　等到仪式接近尾声时，魏广微才睡眼惺忪地赶到，慌慌张张地挤进廷臣行列。
　　
　　大家正在庄严行礼，一位阁臣却是这么个狼狈样儿，众人无不气愤！
　　
　　典礼一完毕，负有纠察纪律之责的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想上疏弹劾。黄尊素却担心此举会有连锁反应，劝阻道：“魏广微气量狭小，且极好脸面。如此攻他过急，恐生变，不妨搁置。”
　　
　　魏大中不听，还是上了一本，痛斥魏广微甚微执政近臣，“倨傲不拜正朔（大明历法）”，猖狂有如辽东建州女真和西南的叛贼。
　　
　　魏广微去太庙祭祖迟到，严格说来不过是个考勤的问题，跟人品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政治立场。魏大中弹劾他一下也就罢了，但不该上纲到奉不奉“正朔”的高度上。这种无限拔高的党争陋习，恐怕是近世“浩劫”中大帽子满天飞的早期渊源。
　　
　　如此一激，魏广微当然要气得跳脚！
　　
　　他立刻上疏自辩（理由总找得着，譬如为国事操劳过度睡过了头等等），同时四处展开活动。这小子早就暗投了魏忠贤，内廷的宦官对他很买帐。一时之间，不光阉党成员，就是宫中的一般内侍，也纷纷为他说好话。连客氏都亲自出马，向天启进了言，说魏大中这不是小题大做、要排挤人么？
　　
　　天启平时就很厌烦廷臣之间的纠纷，见魏大中的话说得确实比较过头，就于十月初八下了一道敕谕，也就是告诫书。
　　
　　他说：“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及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望风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堕废。”他总结道，这种风气的原因是“纪纲不肃，结党徇私”，因此警告廷臣要反思，要改弦易辙。
　　
　　抽象地来看，天启这道谕旨说得不错，特别东林方面是有这些问题。大臣一受攻击就引退，小臣依照“政治划线”评判人物，结果党争只能越来越激烈，于国事丝毫无补。
　　
　　东林党人只强调品德、操守和“划线”问题，对国计民生始终没能提出好意见，就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惠民强国的措施了。天启对他们的弱点，还是看得很准的。
　　
　　当然，阉党方面，问题就更严重，远不止这些。但是天启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以为意——与自己较亲密的下属，那是越看越可爱啊！
　　
　　本来这个特谕针对的并非一党，是对大家说的。可是在魏广微被劾之后颁布，就明白地带有袒护的意思。天启就是再傻，也不能直接为魏广微迟到的事开脱，而这个特谕，恰是最冠冕堂皇的开脱。
　　
　　皇上居然坐歪了屁股，连公然违礼都不追究，东林方面当然有人不服！

　　压不住火的是都察院御史李应升，他于十月十一日上疏，对魏广微的自辩狠狠砸了一家伙。
　　
　　本来魏广微的自辩也还算讲得有点儿道理，一是说自己“罪止失仪”，根本没到“不拜正朔”的程度；二是说言官有“风闻生事”的恶习，让人不能自安。
　　
　　然而东林的官员们，逻辑思辨都相当厉害，且又站在道德制高点，所以砸起人来，势不可当。魏广微哪里是对手？
　　
　　李应升的驳斥句句击中要害，他说：“如果是行礼中动作出错，那才是‘失仪’，而魏广微是误了典礼。按照《大明律》，失误朝贺，应笞四十；失误祭享，应笞一百。魏大人应该领哪一条呢？”至于说到言官，李应升认为：“国家设言官，称为耳目近臣。所言若涉及天子，则天子改容以听；所言涉及大政，则宰相闭门待罪。魏广微之父曾为言官，公正发愤，敢直言，因得罪阉臣而去职，美名传诵至今。魏广微为何不思其父？至此，广微应退读父书，保其家声，勿再与言官为难。如此可上对神明，下对士林，异日九泉之下亦不至愧见其父！”
　　
　　这一顿砖头，砸得魏广微脸面全无，想与东林撕破脸皮吧，又觉得还没到时候。无奈之下，想起了李应升有个老师孙承宗，现为督师辽东的大学士。这个孙督师与自己既是同年（考中进士）又是同乡，也许会帮忙圆场。于是他立刻上疏，向天启提出：孙承宗督师辽东有功，皇上应给予特别恩典。
　　
　　他拍孙大人这个马屁，是为了换取支持。
　　
　　他所考虑的这些因素都不错，而且孙大人也确实劳苦功高，但他就是忘记了一点：孙大人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直臣，满腹文韬武略，又曾是天启幼年的老师，他怎么能吃这套？
　　
　　有功不有功，论不到你来说！
　　
　　孙承宗全不顾什么老乡同年的情面，上疏给予驳斥，说魏广微这是居心不良，行钻营之术。
　　
　　魏广微又吃了一瘪，知道自己与东林再无调和余地，于是才公开投到魏忠贤门下。原来还仅仅是自称“宗弟”，现在降了一辈，自称“宗侄”了。
　　
　　那边李应升的奏疏当然是触犯了天启——刚发了特谕不要纷争，怎么又来说？皇家尊重大臣，你何必借故轻侮，还要引用《大明律》！那么今后大小各官再有迟到的，是否皆依律惩处？
　　
　　客、魏在一旁，又是假装气愤地一通忽悠。天启来了火，又想动用廷杖。韩爌听到了消息，赶忙写了个条子递上去劝住了，改为罚俸一年了事。
　　
　　魏忠贤正准备杖死一个东林党祭旗，结果被韩爌给搅黄了。他这下连眼睛都气白了。
　　
　　又是你！
　　
　　韩阁老，有一笔老帐咱们还没结清呢。
　　
　　杨涟上疏的时候我四面楚歌，求到你，你不肯帮忙。现在我要打击东林党一个小小的御史，你倒这么起劲！
　　
　　看来，内阁的石头还没有搬干净。你们这些东林同路人，是否也应该统统给我开路了？
　　
　　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跑过来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大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前年的十月，明朝的第82届状元、翰林院编修文震孟上疏，不指名地纠弹魏忠贤。疏文里曾说皇帝诸事不理，上朝“犹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个傀儡戏班子入宫，为天启演了一场，把天启看得手舞足蹈。戏毕，魏忠贤就说：“万岁爷，这就是傀儡登场呀！”天启这才回过味来，气晕了，下诏把文震孟廷杖八十。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越发觉得东林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文选郎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院、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有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部、院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搀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日，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又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在有明一代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爌、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见得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喏喏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事情就这么简单。小人不谄笑，他靠什么本事固宠？君子有才干，他怎么肯低三下四献媚？于是，在低能的领导眼里，就有了亲和疏的分野。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夥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帐的日子也就到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40:49

　　【关于孙阁老提兵逼近京城的传闻`】
　　
　　　
　　阉党到目前为止，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不过名声还不怎么样。阉党的首领终究是个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不免鬼鬼祟祟。如今，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了，扬眉吐气地喊一声“有奶就是娘”了。
　　
　　但是，吾土吾民，干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比如“黑猫”这名字不好听，若叫成了“非白之猫”，也就多少理直气壮一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阉党谋士在欢喜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碰头，凑了一篇特谕草稿出来，要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给东林党扣一顶黑帽子。
　
　　 ——舆论工作要是不做好，咱们就是胜了也还是鬼鬼祟祟。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

　
　　天启对东林正憋着劲儿，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人士“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近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援而后快！罔上之心，却使人尽缄口，然后满足其无边之欲矣！”
　　
　　这一通连珠炮，把东林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什么叫“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送给你们。
　　
　　谁是千古罪人？谁是坦荡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谁能保证皇帝说的都是真理？
　　
　　 ——不用保证，无须逻辑。有了最高权力，逻辑还有什么用？
　　
　　这道特谕对东林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今元凶已放（放逐），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如果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那我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脑袋了，顶风上了一疏，为赵南星、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么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事深可虑矣！
　　
　　他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是好像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晚了。在当初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两边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一旦杨涟爆发，东林全体就应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百人集体被杖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然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势力出来圜转，达到新的平衡。捱个几年，魏也就完蛋了。
　　
　　可惜，东林跟魏忠贤的斗法，多没有章法，单打独斗。人家那边一反击，当枢要的东林大臣就挂冠而去，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看扁了——“技止此耳”！

　　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的高压。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跟东林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什么叫“怙恶不悛”？就是近世曾流行过一时的“死不悔改”之意。
　　
　　古往今来，想要整人，连帽子都很相似。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皇家的事，你为他呕心沥血了也没用。他看重的不是你的忠诚，而是你“有没有用”。
　　
　　想不到东林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在古代，小人就懂得——所有的勾当，都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即便是抢人家东西，也要抢得名正言顺！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现代意义的“民主原则”，但“改革”这个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的帐。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原也猜测韩爌可能会摔耙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嘻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加官荫子的一大串。但天启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以乘坐驿车之外，啥也不给了。
　　
　　中国的管理问题，没有啥别的问题，就一个问题：魏徵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这样的领导，你就是把古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韩爌柄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回家后不久，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报了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本来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天启在魏忠贤鼓动下，却下令分权。目的就在逼朱国桢，但就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他。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捞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头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先拨志始》）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1624）的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已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经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政府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正人去国（离京）纷纷若振槁”。
　　
　　天地惨变，大地萧索。但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宵小奸佞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的私人宅，密报：“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啦！”（《三朝野记》）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凡奇才在年轻时必有异行。他和边塞上的豪杰、将士谈得高兴了，千金裘、五花马都拿来换酒喝了，大有太白之风！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的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也就是当了天启皇帝的老师。
　　
　　孙承宗为人清正，敢于任事，讲课的效果也极佳，天启对他极尊重。皇上每次听完讲，总要感叹：“开窍了，开窍了！”（《明史》）
　　
　　天启即位不久，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辽东形势危若累卵。孙承宗因以文臣而知兵，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阁臣之一。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兵备弊端，深为天启嘉许。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视察，力排众议，支持袁崇焕主张的坚守宁远、积极防御的意见，反对退守山海关。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守住了宁远，也就是扼住了辽西的咽喉，能确保身后二百里外的山海关无虞。
　　
　　此后，经过数年的经营，辽东终建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宁（远）锦（州）防线，后金骑兵撞破了脑袋也不得逾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均望宁远而叹息止步。这个决策，不仅保住了天启朝的平安，就是崇祯一朝也得益颇多。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明史》）随后“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此外又修筑关城，安置大炮，辽东明军实力由此大盛！
　　
　　宁远城修筑竣工后，孙承宗调袁崇焕镇守，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就是说，明末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此时还不过只是孙大帅的一员爱将。当时关外一派晏然，逃亡百姓纷纷回归，宁远一带“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随着宁远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也在不断扩张。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三朝野记》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万历末年的辽事大坏，变成了天启发年间的辽事大好！
　　
　　天启有福，终其一朝几乎不闻边警，就因用对了一个人！
　　
　　魏忠贤当然知道孙阁老既有才、也有背景，所以颇为敬畏，曾数次想把孙大帅收归自己名下，但孙承宗为人既正直，又在天启心目中极有分量，所以根本不睬魏公公的那一套。

　　孙承宗是个文武两手都很硬的人，于“文斗”方面的谋略，也在很多东林党人之上。天启对他，惟有崇拜的份儿，几乎言听计从。若不是他常年督师在外，魏忠贤怕也翻不起这么大的浪来。
　　
　　由于他常年在辽东，所以两派都将他视为化外之人。在内阁争权时，谁都没把他算一个。
　　
　　可是孙阁老却没有忽略朝中的斗争。眼看正直之士一个个被清除，大明的天已经塌了大半，他坐不住了，决心以自己的威望，全力一击，把这个混蛋魏忠贤打下去。
　　
　　孙承宗的这一想法，有很大的可行性。可惜动这个念头动得太晚了，此时，朝中已无一个正直之臣能在高位上予以应援了。
　　
　　他如果提前半年下这个决心，情况可能会很不同！
　　
　　如今，东林党人的喉咙全被扼住，能够跃起一搏并且可能有效的，只有他自己了。
　　
　　他早看清楚，东林党人的攻击手法太陈腐，只知道上疏弹劾魏忠贤。难道恩不知道。所有的奏疏在第一时间都会落到阉党手里，结局如何，完全是任人宰割。
　　
　　所以他考虑：根本不能露一丝痕迹，要迅雷不及掩耳直接面见皇上。他相信，以自己的威望和谋略，肯定能说动皇上，起码是疏远这个乱了朝纲的大太监。
　　
　　但要做到这点，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天启已被阉党铁桶般围住，像自己这样一个与阉党不合流的人，如何能够毫无阻碍地靠近皇上？
　　
　　这个机会，他想，就在十一月中旬皇上的生日。假如以贺寿为名，面陈朝政，那是最好不过的。
　　
　　并且这个图谋，决不能让阉党察觉一丝一毫！
　　
　　于是，他在十一月初巡防来到蓟镇，这地方离京师只有几十里。他含含糊糊地写了一份奏疏，派人送进宫，只说是：三年未睹天颜，如今巡防到此，离京仅有数十里，很想在皇上万寿之日，跟大家一起看看您！
　　
　　他还报请了日程计划，即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面君，十四日随内阁大臣贺寿。然后另择日向皇上面奏军机。之后再和有关衙门会商一下军事。
　　
　　他怕阉党起疑，还特别在奏疏里说：如今朝中事体纷纭，他本不该冒昧入京，但边防有未决之事需要请示，陛见之后，当速出国门，以免猜疑（见《明熹宗实录》）。
　　
　　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可能正是这“不漏”，引起了魏忠贤的怀疑。魏忠贤此时的韬略，已不是三、四年前那个不要命胡来的水平了。他在想：这孙阁老，是有什么企图吧？
　　
　　他的爪牙因为没有权力幻觉，也就看得更明白：哪能放孙阁老进京？魏公公别是糊涂了。公公固然霸道，但那脑袋瓜还斗不过孙阁老吧？
　　
　　可是这话不能明说，于是大家会意，就到处放谣言，说孙阁老此次来，肯定有异动！
　　
　　魏广微就是造谣者之一。他说，孙阁老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早就串通好，此次拥兵入京，将有大举（什么大举？要您的脑袋）。
　　
　　魏忠贤一听说“清君侧”，有如遭受电击，一下就明白了：他来，毫无疑问就是干这事的！
　　
　　这可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他老魏可以说谁都不怕，惟独就怕这个孙大帅。
　　
　　——天启再糊涂，到此时也没把军权交给阉党一系的人。这说明，这个半傻的皇帝，还具备起码的君主素质：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也留了一手。
　　
　　魏忠贤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要是过不去这道坎，前面的什么都等于白干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招可行——

　　只有激怒皇帝，孙阁老才进不来。
　　
　　他顾不得夜已深，急忙赶去奏报皇上。天启已经归寝，魏忠贤硬把天启叫醒，汇报时还不忘把谣言修正了一下，使之更具有可信度：“孙承宗率甲兵五千，离山海关向京师进发，内外合谋，欲清君侧！”
　　
　　“唔？”天启一听，吃了一惊：孙阁老能干这事？
　　
　　清君侧？如何清？难道要拥兵把我废掉？
　　
　　天启心里升起一股寒意，从龙床上蹦下来，绕着床踱步。越想，越怕，心慌意乱之下，竟倒退着走起来。
　　
　　魏忠贤见天启不仅没激怒，看样子好像被吓傻了。他顿时崩溃，也跟着皇帝绕着御床走，捶胸大哭：“万岁爷若放孙阁老进来，老奴活不成了！”
　　
　　天启脑筋转了几个弯儿，以他对孙承宗的了解，兵变绝无可能。大帅想回来一趟，也不过就是回来，倒是魏公公给吓成这样，实在太可怜。
　　
　　天启一念不忍，就发了话：拟旨，让孙阁老不要来了。
　　
　　天启根本不信孙承宗能造反，所以他相信一纸上谕，就能把孙阁老给挡住。
　　
　　那边厢顾秉谦早有准备，一道严旨已经拟好，命孙承宗“马首速转向东，急还山海，待犁庭扫穴、失土尽复之日，再回京。”
　　
　　天启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夜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这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明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不过天启还是没有理睬。
　　
　　后来在天启五年（1625）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籍。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后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二十八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是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孙承宗６９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作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尊，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又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凛然浩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另一个传说就更有意思，是说孙承宗和袁崇焕殉国，民间感其忠义，因此有谶语广为流传：“灭清者必为其子孙”。
　　
　　不过，这大概也是清亡以后人们的附会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43:28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
　　
　　
　　天启四年（1624）冬，周天寒彻。东林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只能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命运裁决。
　　
　　杨涟等人被驱逐之后，魏忠贤顾盼得意，心情放松了不少。但是他的狐群狗党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东林大臣被逐，只是暂时离开了庙堂，焉知什么时候天心回转，还会卷土重来。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恶人的喽啰，往往比恶人还要恶，这是他们的固宠之道。这时便有人提醒魏忠贤：“不杀杨涟，公公之祸不日将再起！”
　　
　　这话说得对，但只对了一半——即使杀了杨涟，公公之祸也一样逃不了！
　　
　　然而魏忠贤品味此话，却觉得甚有道理，当下颇感不安，忙与“领导班子”诸人商议，如何能想个万全的法子来消除隐患。
　　
　　讨论的结果，是定出了两项决策。一是将东林官员尽可能地逐出，空出的位子由本党人士补上，让朝中没有东林党复燃的余地。其二，就是兴起大狱，斩草除根！
　　
　　自“三大案”以来，廷臣们对各次政治事件都有很不同看法，即便是一党之内，也不尽一致。因此东林不东林的，有时不易分辨。
　　
　　天启对东林已经厌恶之极，一度有逐尽东林的想法，但他深知甄别不易，就做罢了。在宣判东林党的特谕里曾经提到：“本当根株尽拔，彻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万钧讵可骤施？”
　　
　　他高高在上，当然不知道详情，就连魏忠贤也说不清楚。
　　
　　但是“小的们”却行。同僚之间交往，不须深谈，一颦一笑，便知是不是同类。顾秉谦、魏广微就是在这时上的《缙绅便览》和所谓“正人名单”，供魏忠贤逐斥东林党和提拔狗党做依据。
　　
　　此后，各大小喽啰们又有黑名单陆续呈上，崔呈秀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王绍徽献《东林点将录》，沈演献《雷平录》，温体仁献《蝇蚋录》，阮大铖献《蝗蝻录》、沈演（或杨维垣）献《杂稗录》，这些黑名单，统称“七录”，供魏忠贤备用。
　　
　　其中《东林点将录》（作者是谁，其说不一，以王绍徽可能性最大）最有特色，全部参照《水浒传》108将的绰号、排序而写成。首列“天罡星”36人，有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等；次列“地煞星”72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这些黑名单的原件，都由魏忠贤的男宠李朝钦保管。“领导班子”王体育乾等人分别命手下人将名录抄在摺子上，藏于袖中，每天看奏折时拿出来参照。
　　
　　初时，阉党使用这些黑名单时还颇为保密。人们惊异于“圣旨”对东林党人的辨认竟然如此之准，冥冥中似有天助。
　　
　　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东厂搞的勾当，后来阉党越来越猖獗，也就不保密了，经常说：某人在某录上有名，故予以处分。人们这才明白真相，
　　
　　一次魏忠贤在得意之中，将《东林点将录》进呈给天启过目。但天启从小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没看过《水浒传》，劈头看到“托塔天王”四字，竟大为不解。
　　
　　魏忠贤赶忙给他讲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并说：“古有能移塔之人，本朝李三才善于蛊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正与移塔相似。”
　　
　　天启本是个好武之人，听了移塔故事觉得回味无穷，忍不住鼓掌大叫：“勇哉！”
　　
　　魏忠贤一听，知道弄拧了！忙把名录收起。后又叮嘱众喽啰，不能再让皇上看到名录，只能偷着用（见《明宫词》）。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的视野。
　　
　　天启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当即就被逮进京，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1625），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帐了！

　　这个徐大化，是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冬才彻底靠上魏忠贤。
　　
　　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13人，给魏忠贤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在杨涟上疏后，为帮助魏忠贤摆脱困境，他建议要以皇上的名义为魏公公正名，并亲笔起草了一道诏旨，以100余字赞扬魏忠贤是何等德才兼备。叶向高看到诏书后，大惊：“此绝非阉人所写！”
　　
　　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
　　
　　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皇上你那时候就是个傻×），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又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啦）？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吓着俺们了）？党人之力，至此极矣（这不是要搞政变么）！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
　　
　　——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帐统统理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今日有些急于“上进”诸君，终日摩拳擦掌，不如到《明熹宗实录》中将这一篇疏文抄了。要打击异己，就照此篇的逻辑罗织罪名，可以省去许多功夫。
　　
　　天启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象得了白痴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白痴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当了皇帝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罪名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1625）的三月，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趁着听课（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明熹宗实录》）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残余势力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或者不愿意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日，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刑力度大不一样。
　　
　　镇抚司就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就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边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万历野获编》）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知道他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仁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银，买得此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这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了起来追赃。
　　
　　魏忠贤眼巴巴等有大家伙出来，指示许显纯加大审讯力度。
　　
　　许显纯受恩于魏公公，当然要拼死卖力以报恩。他便明明白白地诱供，要汪牵出东林大佬来。但汪文言也不是吃素的，死也不肯说了。
　　
　　汪文言的外甥去探监，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眼见活不久了，不禁泪如雨下。
　　
　　汪文言厉声喝止道：“死，何足道哉！勿学小儿女状！”
　　
　　许显纯无奈，就建议魏忠贤以“移宫案”为突破口，直接把杨涟、左光斗抓来算了。
　　
　　徐大化却不同意，他说：移宫一事，无赃可言（有赃的是你魏公公），你凭什么杀人家？莫不如说他们受了熊廷弼的贿，则封疆事重，杀之就有据了！
　　
　　魏忠贤觉得这主意好，就下了死命令，务必严刑逼迫汪文言，让他说出杨涟等人受过熊廷弼的贿。
　　
　　顿时诏狱里又是一片忙乱，审讯行刑，昼夜不停。
　　
　　施用的刑罚有多可怕？据亲眼所见者说，比较常用的有镣、棍、、夹棍、械五种，都是专门夹、抽打、敲打手脚这些神经敏感部位的，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又不能马上死掉。
　　
　　此外还有脑箍、拦马棍、钉指、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等等，仅看字面就令人毛骨悚然！以“刷洗”为例，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为止。
　　
　　据记载，有一种最厉害的，“名曰琶，每上，百骨尽折，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荼酷之下，何狱不成？”（《明书*刑法志》）具体怎么行刑，不详，估计是拿铁家伙把浑身骨头一根一根敲断。
　　
　　古人折磨人，过于惨毒了，余下的就不详述了。
　　
　　任你再是刚强铁汉，也是吃不住劲！汪文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地说：“我之口终不合你意，你想要我招供什么，我认就是。”
　　
　　许显纯见有门儿，便扳着指头一个个数：东林党人某某，受贿多少、贪污多少。汪文言已濒临崩溃，许说一个，他应一声：“是。”
　　
　　说着说着，许显纯又按下一个手指头：“杨涟……”
　　
　　不等他说完，汪文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然坐起，凄声大呼：“世上岂有贪赃之杨大洪（杨涟别号）哉！”（《明史》）

　　妈的，老子不认了！随后，他坚决否认了许显纯刚才的胡编，抵死不肯诬陷东林诸人。许显纯恼羞成怒，让人在汪文言身上再上一夹。汪只是咬住嘴巴，不吐一词。
　　
　　许显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第一个骨头就啃不下来，这怎么交差？
　　
　　他只好硬起头皮，编造了一套假供词，将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20余人牵进，分别加上罪名，说他们这批人逼选侍移宫是为升官、整顿吏治是为揽权、为熊廷弼说情是为求贿。
　　
　　三月二十九日，假供词报到了天启那里。按照惯例，镇抚司审理完毕，案件要交给刑部再审并定罪。
　　
　　许显纯也按这个程序，报请将汪文言移送至刑部，他就算交差了——这个姓汪的可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但是魏忠贤比他想得远：要想全面剿灭东林党，从汪文言身上牵出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块骨头还得继续啃！
　　
　　魏忠贤知道：自己蓄势几年，就在今朝一搏。他催促皇上赶紧下诏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到京；同时亲临镇抚司坐镇，继续审问汪文言。
　　
　　四月初，汪文言意识到许显纯已经在编造假供词，知道关系重大，搞不好东林诸人要因此全军覆没，他便对许显纯嗔目呼道：“休得妄书，我就是死，亦要与你面质！”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许显纯。此案搞得这么大，免不了将来要在什么公开场合审理，如果出现对质的情况，他造假的事就会露马脚。到时候责任都是他许显纯的，魏公公不会替他承担。而且连个汪文言都没有制伏，魏公公也会瞧扁了他。
　　
　　许显纯想，反正假证已经做出来了，总算牵连出一批人，不如趁机就把汪打死，来个死无对证。拷掠致死，这是镇抚司常有的事，魏公公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于是，没过几天，许显纯就安排人把汪文言秘密害死了。
　　
　　许显纯这么搞，是歪打正着。这么一来，在杨涟等人到京后，就已无“首告”可以对质。这个假案，也就此“锻炼”成了铁案。
　　
　　天启同意逮捕六人后，锦衣卫“缇骑”立刻离京四出，分赴杨涟等六人的家乡逮人。
　　
　　这一批逮的六人，就是天启惨案中赫赫有名的“六君子”。
　　
　　“六君子”在各自的家乡深得民望，缇骑到时，乡里一片骚动。
　　
　　咱们明朝的百姓，不懂孔孟之基本原理、不懂君为臣纲的世界观。但是哪个官儿清白，哪个官儿无耻，还是分得出一二三的。逮人的消息传到杨涟家乡后，郡县百姓大恸，有数千“勇士”涌入公署，欲砍断官旗，衙役们紧闭内院大门方才得免。缇骑到达宣读圣旨之时，又有各乡数万百姓汇集城外，哄声响彻云天。
　　
　　杨涟被逮走时，百姓夹道号哭。一路上，州县村舍，到处有人焚香迎送，设醮祈祷生还。路过郑州时，情况也是一样，前去送杨涟渡黄河的人络绎于道。
　　
　　此一去，易水萧萧！
　　
　　只恨那浩浩苍天，今日竟如聋如盲。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民心里的忠奸之辩。世之楷模，时之豪杰，那决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
　　
　　一人被逮，万民悲戚，这就是好官！
　　
　　一人被逮，炮竹满城，这就是民贼！
　　
　　什么是检验官员的唯一标准？这就是！

　　当日缇骑来抓杨涟时，杨涟正在家中奉母教子，整日闭门不出。一日，有家人来报，说应山县城来了缇骑，不知是为何事。
　　
　　杨涟一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锦衣卫此来，必是抓自己无疑，于是，就请出八旬老母、50多岁的老伴及三个儿子，向母亲从容说道：“此番进京，断无生还之理。儿死不足惜，然养育之恩未报，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儿死之后，望不必悲伤，知儿为国尽忠，虽死犹荣就是。”
　　
　　八十老母闻言，泣不成声！
　　
　　杨涟又叮嘱夫人，一定要替自己尽孝：“吾九泉之下当深感夫人大恩！”说罢，向夫人深深跪拜。
　　
　　杨夫人大恸，连忙相向跪下，劝慰杨涟道，此去也许苍天有眼，可保全老爷性命。
　　
　　杨涟叹道：“但愿如夫人所言！”
　　
　　随后又叮嘱三子：“为父官居三品，但未有积蓄，只传给你们‘清白忠直’四字。我死后，汝辈自食其力，切勿鸡鸣狗盗、有损家声！”
　　
　　此时，应山县令已经来到家门，请杨涟到驿馆去接旨。
　　
　　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逮捕令），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里有现成的大把银两在手？只好向亲戚告贷，凑得几百两。锦衣卫还嫌少，声称还是要“依法办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解囊，这才让锦衣卫的狗官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押解启程时，百姓又闻讯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狗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制止得住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曰：“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万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那里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汝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昂然而行。
　　
　　壮士赴阙日，生离死别时。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并且不等百姓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到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再说左光斗。缇骑到了他的老家桐城，他得知消息后，神色坦然，只是悄悄对他的子弟叹道：“父母老矣，如何道别！”
　　
　　妻儿知道大难临头，都环绕在他身边哭泣，他似无所见，只是叮嘱平时跟随他学习的子弟，要以读书为善。
　　
　　左光斗为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本城的贫苦百姓，多有赖他接济才得以存活的。当地百姓奉其为父母。
　　
　　弱势群体也不是永远弱势。一听说缇骑要逮左大人，立时群情耸动，举邑若狂！市民在四个城门插上旗帜，相约要到京城去上告。还有数千“暴民”闻风而动，祭祀神灵之后，围住了押解队伍，攘臂要痛打缇骑。
　　
　　左大人极力劝阻道：“如此徒然给逆党提供口实，非但不能救我，反连累诸位同死，何益！”说罢自上槛车而去。
　　
　　从桐城到庐州（今合肥市）一路上，父老攀附马首号哭，声震原野。众人焚香求天，一路相送，直至黄河方回，连缇骑也为之感动下泪！（见《颂天胪笔》等）
　　
　　魏大中被逮时的情景，亦同样是感天动地。四月初，汪文言被逮的消息传至浙江嘉善，正在家中的魏大中即知自不可免，便暗中做好准备，于四月十一日为次子学濂完婚。十天后，缇骑到达郡中，魏大中才叫出家人，讲明了原委，叮嘱家人不必悲伤。
　　
　　四月二十四日，缇骑来到乡里，将魏大中叫出，宣旨后逮捕。这一拨锦衣卫狗官也想趁人之危、敲诈一笔钱。他们以防自杀为名，把大中双手各套上一个竹筒，使其百事不能自理。大中家人苦苦哀求，均不允。大中之子学洢、学濂只得当尽家产，送了他们银两，才得勉强去掉竹筒。
　　
　　魏大中考上进士以前，是在乡间做塾师，其道德学问无人不晓。百姓听说消息，都纷纷赶来送行，又募集银两给大中作为路途之资。
　　
　　北上路过苏州时，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正巧愤于权阉当道，在家休假。他不顾众人劝阻，特地来到押解舟中，与魏大中相会。
　　
　　虎狼当道，怕事者避之惟恐不及，但却有周顺昌这样的好汉，敢向刀丛而行。他与魏大中见面后，相扶而哭，并把大中接到家中，款待三天，同卧同起。其间，周顺昌激励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之下，知有继杨继盛而起，乃魏某人，亦不负读书一场！”（《明季北略》）
　　
　　押解官员多次催促启程，周顺昌怒道：“你等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去请告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明史》）
　　
　　说完此话，他攘臂叫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大中向他嘱托家中之事，他一口应承。大中最不放心的是孙子在今后的安危，周顺昌立即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
　　
　　临行时，周顺昌对魏大中道：“联姻之语，小弟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明季北略》）
　　
　　孤帆远去，满目的春色何其惨然。
　　
　　惟人间正气，不随残花凋零。
　　
　　正所谓，壮士一诺，泰山亦轻！丑类虽狂，奈何赤心！
　　
　　此次壮别，缇骑回京后，当然一五一十汇报给了魏忠贤。这事，当然也成了周顺昌后来遭难的原因之一。
　　
　　说来，这周顺昌与东林并无关系，完全是为东林党人的忠义所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我居然见今世有的史家，指责他此举甚为不妥。说魏阉既然已诬陷你们结党，为何偏要跳出来授人以口实？
　　
　　这真是，天理昭昭，奈何有人目盲？卑琐之心，怎度高洁之怀？
　　
　　冤狱将至，自是有忠贞之士慨然就戮，他们选择的就是“好死”。古今百代，退缩者苟活之愉快，正是壮士唾弃之腐鼠。
　　
　　——惟有忠义，才是人心中不倒的丰碑！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09:47:12

　　【“六君子”狱中浩气贯长虹】
　　
　　
　　天启五年（1625）的五、六月间，六君子陆续被逮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日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日才送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六人相见，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握在一个无赖手里，真是福祸难料！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人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疾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日，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全体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到二十八日，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而外，其余五人同日开始了恶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酷，却又粗通文墨。为了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早已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已经安排好给各人“受贿数目”：杨涟为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的银两交上，就可以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须知当日的一两银，可不是今日一元钱能比得上的，我们也就知道了这分量有多重。当然借款也可以还赃，但君子之交，也大都是君子，哪里有肥得流油的朋友可求助？且高压之下，人人畏避，即便是央告借款，也是万难！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么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徐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锻成“铁案”。然后把汪杀死。
　　
　　由于魏忠贤最恨杨涟、左光斗（自移宫案时就恨起），所以给他俩就编的比较多。同时，魏忠贤和徐大化又最恨顾大章（因几次跟他们对着干），结果给顾大章编得就最多，让他成了六君子中最“贪婪”的一个。
　　
　　顾大章过去当过刑部主事，待下属相当仁义，如今入狱，狱卒见了都不忍，纷纷叩头掩泣。
　　
　　恰在这几日，诏狱院内的土地庙前，有一株大树上长出一支黄芝，艳丽异常，观者皆以为奇。有狱卒认为这是吉兆，竟跑去向顾大章道贺，说没准儿不日就可释放。
　　
　　顾大章却不以为然，叹道：“芝乃瑞草，今困于此，吾六人其不终乎！”（顾大章《狱中杂记》）他有预感，怕是今生也难走出这虎狼窝了！
　　
　　那么，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万历二十五年(1597)，熊廷弼29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而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之所以被问罪，都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6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个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职（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杀头也难抵其罪（万历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
　　
　　有了调查，就有了发言权，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搞生产建设兵团。“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钳制努尔哈赤。
　　
　　万历见他说得好，就干脆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干上也很有一手。他先后主持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的七百余里边墙（关外长城）；还修建了新城7座、墩台100余座、粮仓17所。三年之内，积谷30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搞得很好，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各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战略，后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可惜，他后来与辽东巡抚（省长）杨镐意见不和，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之败亡，这是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大关节。
　　
　　由于他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作派。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弹劾，丢了官，回乡一待就是7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辽东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大败，损兵折将。朝廷这才又想起熊廷弼，赶紧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命他宣慰辽东。熊廷弼受命后，兼程来京，但朝廷却又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他只能在京城干等着。
　　
　　到了六月，努尔哈赤攻陷了开原。熊廷弼忧心如焚，上疏请急赴辽东，并要求大权独揽，以避免多方牵制。万历这时候大概是急了，马上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并赐以上方宝剑——你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七月，熊廷弼离京，在赴辽东途中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后，更是差点儿没把他气晕：辽阳已半是空城，官绅大都逃离，留下的也都人心惶惶。
　　
　　熊廷弼此行应变的身手果然不凡，一路上他不断命令逃民返回原地；一进辽阳，就逮捕了有退缩之意的知州李尚皓；又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开原、铁岭死节将士。三下两下，便初步稳住了军队和民心。
　　
　　此时他得到情报，说是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占辽阳。如果如此，明军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抗，熊廷弼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日夜督促士兵造战车、制火器，加强防务。还斩了贪将陈伦，撤换了纨绔子弟、懦弱无能的总兵李如桢，以振奋军心。
　　
　　就这样也还是不行，熊大人索性玩起了孙子兵法，他把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调到辽阳，大飨军士，摆开阵势，佯装要进兵。
　　
　　努尔哈赤虽然经常品《三国》，但此刻还是中了熊大人的空城计，在疑虑重重之中，没有立刻进攻辽阳。
　　
　　你不来，我就要忙了！熊廷弼趁机加固了辽阳城防。另外还有更绝的：他不满足一般的吓唬，还亲自出马，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冰冒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前。熊大人坐在马上，虚张声势，以鞭指点地形曰：“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的哨探听到。
　　
　　努尔哈赤闻报大为恐慌，以为熊廷弼真的要冲关了，连忙砍树堵山口，运石头整修关隘，累得满头冒汗。熊廷弼却以此赢得了时间，继续大修辽阳城。三个月后，一座城垣壮固的辽阳城赫然雄峙于辽东，防卫形势为之一变。
　　
　　努尔哈赤这才回过味儿来，跌足不已。
　　
　　熊廷弼用兵如神，决不是虚名。他算准了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就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两地城防，用以扼住抚顺。然后命令总兵官贺世贤率兵3万去守沈阳、柴国柱率兵2万去守奉集。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进攻这两个地方，都被明军击退。八月，后金又以六万大军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抵抗，又让后金白忙了一场。
　　
　　熊廷弼不仅把努尔哈赤玩于股掌中，还提出了能够彻底剿灭后金的“坐困转蹙”战略设想。大致的方略是：将辽东的明军分为四路，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这几个点上，每路三万人，相当于能攻能守的独立战区，各路相互策应。
　　
　　这样，既能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消灭后尽零星扰边的小部队，又能在农忙季节对后金境内进行频繁袭扰，使之不得耕种，日见困乏。然后四路兵马可相机同时进征，一举灭掉这个辽东大患！
　　
　　万历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一位懂军事的皇帝，他很欣赏老熊的这一套，就不断给老熊拨兵、拨军器。
　　
　　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经集结了兵力13万，重200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重80斤的大炮3000余门，“百子炮”数以千计，战车4200余辆，铁箭、火箭42万余支。
　　
　　老熊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打算一到冬季，就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先震慑一下后金，让它士气低落。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再统率大军驻抚顺，步步进逼。要是后金傻呼呼地出来迎战，则不与其交战，把它的主力压制在那里就行。主要的战斗，是从叆阳、清河、宽奠这几个点上不断以小部队出击，反复袭扰后金的后方，使之疲惫不堪。同时再采取招抚的办法，分化瓦解其内部，等实际一成熟，就给它一锅端掉！
　　
　　那个时候的熊大人，大概也没把努尔哈赤看得怎么特别了不起。后金，眼看着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他绝想不到，这个被他死死压住了的部落，后来居然能占了他身后大明的万里江山。

　　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威镇辽东的总兵官李成梁第一次解职以来，辽东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过，敌不敢再犯，且失土略有收复。朝廷上也屡有人夸赞熊廷弼的“全辽”之功。
　　
　　但木秀于林，必有风摧之。熊大人的功业，到此也就走到顶点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年，总体形势很好，但在八月里，后金胜了一仗，攻陷了我方蒲河，明军寡不敌众，损兵七百。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有人却不能宽容。朝中嫉妒熊大人“全辽”业绩的，也大有人在，对他的攻击从来就没断过。在万历朝，熊廷弼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原因是万历对他给了无条件的支持。史书上记载，凡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明史》）。
　　
　　熊廷弼这人脾气大，喜欢骂人，和几乎所有的文官关系都不好，尤其是言官，都把他当成眼中钉。只是由于万历后期一直在压制言路，所以言官们摇撼不了熊大人。
　　
　　万历直到临死前，仍对熊廷弼的意见很重视，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批。
　　
　　万历一死，熊廷弼立时失去保护屏障。
　　
　　言官们被压制了十多年，终于可以出头了，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改革万历时期的弊政。万历时期的内政，确实一塌糊涂，但是他的“攘外”还是做得不错的，言官们却不管那个，一勺烩！
　　
　　给事中姚宗文首先在朝中散布流言，纠合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紧接着，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兵科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
　　
　　熊大人的功绩在他们的眼里成了“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尤其“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
　　
　　就这样，在泰昌元年十月，正是所谓“众正盈朝”时，熊廷弼被免职，以右佥都御史袁应泰取而代之！
　　
　　这简直是乱点鸳鸯谱了！袁应泰固然是个非常称职的文官，清正爱民，品德无私，但对于用兵作战却一无所长，就像今人所说，“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他到任后，一切以宽大为怀，把熊大人那一套严密的边防设施给改了个七七八八。到了第二年三月，清兵猛攻沈阳，袁应泰守不住，城陷，他也自刎殉国了。
　　
　　辽东形势从此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咱们还有个“全辽”的功臣在家闲待着呢！于是，急召熊大人重新出山，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以诸城人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这次复出，是让老熊驻在山海关，也是赐了尚方宝剑的，负责节制诸路人马。这好象跟万历年间很相似，起码权力是一样的。
　　
　　但实质却大不同！
　　
　　今天有人为他此次出山而甚至感惋惜，说他“不知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什么关节？
　　
　　可以说，这次的情况相当凶险，辽河以东，城寨尽失，比不得当年了。这还不算，最成问题的是自己人，他老人家遇到了连皇帝也很头疼的“经抚不合”难题。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
　　
　　当时努尔哈赤方面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占领辽、沈后的内部矛盾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要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不免，双方都在憋着劲儿做准备。
　　
　　可是熊大人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根本不做进攻的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还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我方只要出兵，势在必克。
　　
　　王化贞是个“上面有人”的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进攻策略。
　　
　　可他的能力实在也是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朝廷方面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化贞。调往辽东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就自行分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也不答理。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完全被架空了。他上疏请朝廷节制王化贞，结果上面让他不要管王化贞的事。
　　
　　王化贞甚至还上疏，放出狂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
　　
　　看来，下一场大战，在准备阶段，可以说明朝方面就已经输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发五万大军，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陷。罗一贵殉国。
　　
　　就在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镇武堡守将刘渠急速增援。王化贞则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去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带着这部分兵马与刘渠汇合，一同前去增援。
　　
　　努尔哈赤闻讯，分兵一部迎击明援军于平洋桥。这个孙得功，实际早已暗中投降后金。刚一交战，他就在阵后大呼：“兵败了！”喊罢，率先策马逃跑。明军阵后顿时大乱，三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刘渠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立即封了府库及火药库，声言要捉住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那时全城遍布奸细和想投降的人，幸亏有部将掩护，王化贞才仓皇逃出广宁。在大凌河，王化贞遇见熊廷弼，不禁失声痛哭。
　　
　　熊廷弼则冷笑道：“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一句话，说得王化贞惭不能言。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王化贞虽是个赵括式的书呆子，但忠君爱国之心还是蛮执着的，他喘息稍定，就向昔日闹内讧的死对头熊大人征求意见，想调集部队夺回广宁。
　　
　　这个意图，在技术上可不可行是另一个问题；不甘心失去广宁，则是辽东统帅起码应有的觉悟。
　　
　　但是熊大人却兜头给了他一盆凉水，说道：“已经晚了！”他主张：当下情势，只有护送广宁难民入关这一条路好走了。
　　
　　经广宁之败的挫折，王化贞已知用兵不是儿戏，没有熊廷弻的参与，他绝不敢再战了。
　　
　　于是熊廷弻将自己从山海关带来的五千兵交给王化贞，让王化贞殿后，掩护难民队伍撤退。他本人则带领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尽焚关外军资，然后退入山海关。
　　
　　熊大人的这个建议和行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错误决策。
　　
　　经抚不合、窝里斗，固然可恨；熊大人立了大功反而遭打击，固然可悯；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决不能意气用事。当今有史家评论说，他无意出兵收复广宁，并不是被后金的攻势吓住了，而是心灰意冷，还在生王化贞的气。
　　
　　事实看来也是这样。在平阳桥大败后，就有人建议熊廷弻赶快驰援广宁，这在当时还是可以一搏的事，可惜未能成行。
　　
　　王化贞逃离广宁两天之后，努尔哈赤的前军才抵达广宁。在这两天时间里，明军回兵广宁，从叛将孙得功手里夺下城池固守，是极有可能的。
　　
　　在广宁，王化贞的逃离，不过是叛将作乱，并不是直接败于后金大军。因此，广宁失守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次败仗。返身再把它夺回来，明军在心理上、士气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障碍。
　　
　　至于夺回以后守不守得住，有一多半的因素就要看熊、王二人的智慧和意志了。
　　
　　退一步讲，即使广宁不可复，锦州、宁远这些地方还是可以坚持一下的。有几颗钉子扎在辽河以西不动，对努尔哈赤的气焰总还能起到遏制作用。
　　
　　而一退回山海关，辽河以西的四十余城就尽入敌手，明军防线也几乎撤到了山海关一线，关外再无屏障，后金从哪里都可以突破“边墙”杀进来。这样的边防，实在是太脆弱了。
　　
　　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后，纵军大掠、焚城，而后撤回辽阳，仍是将辽阳作为前进基地。辽河以西的军事主动权尽归后金，明朝若再想恢复辽东，不说是“无望”，也是前景非常渺茫了。
　　
　　熊廷弻的错误，就在于此。
　　
　　广宁失陷的败报传回京师，满朝大哗，人人震恐！
　　
　　原先袒护王化贞的人怕累及自己，就纷纷起而追究王、熊二人的失土之责。结果，王化贞、熊廷弼一起被逮入京，论死，被关在狱中等候处决。兵部尚书张鹤鸣因为事发后表现恶劣，不久也被罢免。
　　
　　一代豪雄熊廷弼，落得个如此下场，后人多有为他感到不平的，认为他是代人受过，吃了王化贞瞎指挥的“瓜络儿”。
　　
　　辽西的总崩溃，缘于平阳桥之败，这明明白白是王化贞惹的祸，与手中只有五千兵的熊大帅有什么关系？
　　
　　这两人逮进大牢后，辽东统帅出缺，东林的杨涟、左光斗就推举了孙承宗出来。天启也接受了教训：打仗解决不了“经抚不合”还打个屁！于是，让孙承宗既任兵部尚书，又兼职东阁大学士，再去经略蓟辽。这么高的位置、这么大的权，明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下子，没有人能掣孙大人的肘了。
　　
　　先前，要是早给熊大人这样的权，何至于辽东全部丢光！
　　
　　熊廷弼被逮，这是天启二年（1622）的案子，他和王化贞就这么一直关着等待砍头。实际上，这是一种缓期执行，一旦形势或者舆论有变化，没准儿也还能活下来。
　　
　　没想到，熊廷弼这只死老虎，在启五年（1625）被魏忠贤大大利用了一回，用来打击东林党人。
　　
　　若论熊廷弼与东林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不大好。老熊是看不大惯东林党喜欢挑人毛病的那个劲儿，东林的大佬叶向高对熊廷弻也不大感冒。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东林人士都跟老熊过不去。
　　
　　比如，老熊第二次出山，就是东林重臣刘一璟极力推荐并运动成功的。刘一璟认为，临危受命，非熊大爷莫属。
　　
　　还有，在熊廷弼被逮后，对他怎么处置，朝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他和王化贞都应该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化贞是死定了，但熊廷弼应从轻。东林方面的叶向高、黄尊素、顾大章等，就是持从轻意见的。
　　
　　一开始审理这案子，援引了“议能”、“议劳”的条例，也就是考虑罪臣以往的能力与功劳予以减轻，初审议定王化贞死、熊廷弼判流刑。可是朝中反对意见非常大，坚决反对的人当中也有东林的要员，比如魏大中。
　　
　　所以，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评价和态度，并不是以党派来划线的，他们各有各的观点，都有一定原则。
　　
　　总体来讲，说东林党专以打压熊廷弼为能事，这不符合事实。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不睦，则大致可信。
　　
　　但魏忠贤是以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名目，抓了“六君子”的，这个案件在当时就叫“辽案”。这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
　　
　　“熊廷弼——东林党”，这两者之间虽不是水火不相容，但起码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怎么能搭得上边呢？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10:00:44

　　【“六君子”中浩气贯长虹狱】
　　
　　
　　熊廷弼被判死刑后，因为朝议争论太大，结果在狱中一关就是几年。他在铁窗下反思，越想越冤：辽东大败，罪不在己，却当了个替罪羊，不服啊！于是就利用缓期执行的这段时间，让家属四处托人，以求活命。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将来翻不了身！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找了一些人，都帮不上忙——他这案子要从轻改判，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有个王化贞在摽着呢。同样判死的人，要活其中一个，这得是多厉害的人才可以办到？
　　
　　三找两找，到了天启四年（1624）初冬，他想到了汪文言。他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古道热肠，关系又广，应该能打通路子。
　　
　　这个思路也没错，汪文言果然一口答应，因为他也觉得熊大人太冤了。当下就开始活动。
　　
　　官场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人托人呗。古代的人际关系比现在还要更讲究一些，像什么同乡、同年、师生、僚属等等，都是管道。托人办事，就像水滴渗透，只要你有耐心，总能渗透到你想达到的地方。
　　
　　这个“万金油干部”汪文言晃开膀子一活动，居然通过中间人，把关系走到了魏忠贤的门下！这倒也不算荒谬——权力寻租，利益驱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个思路其实也对。在朝中当时能不动声色翻这个大案的，还真就是魏公公才能办得到。
　　
　　魏忠贤倒也爽快，熊廷弼过去跟他无怨无仇，救人拿钱，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跟中间人谈好价，四万两银，多一钱不要，确保熊大人能出狱、免死罪。
　　
　　这事情直到这一步，还是“正常”的。魏公公确实能办到，而且也没多要。活个人，四万两还多吗？搁现在的话，就是治疗个人，有的也不止此数啊。
　　
　　糟就糟在——熊大人是个清官，家里也没有开商号的，他没钱！
　　
　　魏忠贤是很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放出话后，见迟迟没送钱来，就差人打听。一听说没钱，他不以为是穷，以为是熊家嫌要价高，于是恼了：这不是捉弄人么？
　　
　　公公发了火，吩咐手下：去打听一下，这臭事是谁出头办的？
　　
　　结果一问，是那个上次没搞住的汪文言！
　　
　　魏忠贤火冒三丈：好小子，你忒胆大了！一百棍子没打死你，不老实待着，反而玩到公公我头上了！好好好，你不是想让熊大人活吗？告诉你，熊大人是活不了啦，你本人也得陪着他去，还有你身边的那一帮东林党，通通给我到阴曹地府报道去！
　　
　　汪文言在此事中浮出水面，给了魏忠贤一个灵感——辽案，事关封疆，是要死人的。而汪文言恰好与熊廷弼、东林党两边都有关系，自己又送上门来！
　　
　　——这不是天照应我魏某？
　　
　　我的干儿子们教给了我一招，那就是：可以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汪文言，这回你就交代你是怎么向东林党行贿的吧！

　　这个莫须有的“辽案”，就是在我们现代词汇中仍在使用的“栽赃”之本意。
　　
　　以受贿案扯进来“六君子”，打击的对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不必说了，他们既是朝中占据要津者，又是魏忠贤一向的死敌，当然要首先搞死。那么，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是怎么和魏忠贤结的怨呢，这里还须简要介绍一下。
　　
　　袁化中，字民谐，别号熙宇，山东济南府武定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从县令的位置干起，后巡按宣、大，官声一直不错。天启四年任河南道御史。
　　
　　他之触怒魏忠贤，是由于在杨涟上疏受挫后，他带领河南道的同僚继续上疏弹劾。
　　
　　这道奏疏不长，但使用了很厉害的“用间术”。他说：魏忠贤逞威作福，杀内廷外廷如草芥，神人共愤。这当然是在陛下不知情的情况下干的，魏忠贤毕竟还存有一点畏惧心理。如今杨涟告他的折子已经上了，魏忠贤必然害怕陛下处死他。这样一来，他极有可能挺而走险。那时候，受害者恐怕就不是大臣、而是皇上了。陛下您想想：深宫之中，怎可让多疑多惧之人伺候左右，一点儿防备都没有呢？
　　
　　这道奏疏，估计天启看不到，但老魏却恨得咬牙切齿。
　　
　　此外，魏忠贤素所庇护的边将毛文龙为冒军功，抓了12名百姓作为战俘献上。魏忠贤大喜，吩咐要记功，却被袁化中揭露，说12名战俘全为百姓，且其中有8名是妇女儿童，后金难道沦落到要用妇孺打仗？
　　
　　结果，毛文龙记功的事情泡了汤。这也大大杵了魏公公的肺管子。
　　
　　还有就是在崔呈秀的政绩考察问题上，袁化中没说好话。崔呈秀曾经求他帮忙掩饰一下劣迹，他不答应，在考察时如实上奏，揭露崔品行不端，导致崔要被法司处分。后来崔呈秀投了阉党，就立马报私仇，鼓动魏忠贤把袁化中给降级外调。
　　
　　有了上面的这些过节，这一次的“辽案”，当然就少不了这位耿直的御史大人。
　　
　　周瑞朝，字思永，别号衡台，山东东昌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最初授中书舍人，相当于内阁的文书，与同僚杨涟、左光斗等情谊深厚。
　　
　　周瑞朝在天启即位之初，曾上疏请皇上开“日讲”，也就是每天上点课，学点帝王之道。对这个建议，天启大为赞赏，并马上实行了。
　　
　　天启元年，周瑞朝任礼科给事中，仍然很受天启器重。三年，又升左给事中。这一年，他上疏弹劾大学士沈潅以重金行贿，结交客、魏和刘朝，大办“内操”，搞得皇宫乌烟瘴气。这其中，也牵涉到阉党里的邵辅忠和徐大化。从此，他就与阉党一班人结下了梁子。
　　
　　熊廷弼被关起来后，阉党徐大化不知受何人指使，放过王化贞不提，一个劲要求“立斩” 熊廷弼。周瑞朝则针锋相对，认为熊廷弼才堪大用，罪不宜诛，可以让他戴罪镇守山海关。
　　
　　这又惹毛了徐大化，两人连续上疏互掐，直至有人出面调解才算拉倒。后来，周瑞朝升了太仆寺少卿，徐大化一百个不服，一心要除掉他。
　　
　　于是，周瑞朝也逃不过这一劫。

　　顾大章，字伯钦，别号尘客，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他是个高干子弟，其父顾云程，曾任南京太常寺卿。顾大章中进士后，最早任的是泉州推官，因看不惯上司的独断专行，就弃官回家养病了。三年后复出，任常州教授，继而又任国子监博士，开始与朝官互通往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升任刑部主事，天启年间改任员外郎。
　　
　　在刑部，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年辽阳失守，京城气氛紧张，五城兵马司和京营巡捕日夜抓奸细，将200余名无辜流浪汉、算命先生、和尚等收监，问成死罪。刑部官员明知这是瞎胡闹，但宁肯辞官，也不敢替他们辩白，竟致有四分之三的人枉死狱中。
　　
　　顾大章实在看不过去，就对刑部尚书王纪说：“以我一身换五十条人命，我心甘之。何况，只拿我一顶乌纱帽来换！”于是出面张罗，对还活着的50多人进行会审。结果，只审出3个人有嫌疑，其余的人，尽皆予以释放。
　　
　　首辅叶向高初回京城不久，曾经受到魏忠贤挑拨，对阁僚刘一璟有很大看法。魏忠贤便趁机矫诏，要罢免刘一璟。别人惧怕叶阁老位高权大，都不敢说话。顾大章作为叶的门生，不愿坐视，就约了缪昌期一起去向叶阁老陈说利害，从中极力调解，终致刘一璟平安离任。
　　
　　顾大章跟阉党结怨，是因为阉党徐大化遭上司弹劾，徐怀疑奏疏是顾大章帮上司起草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恰好在熊廷弼问题上，顾大章是主张从轻一派的，徐大化就唆使亲信杨维垣出面，弹劾顾大章徇私枉法。所谓顾大章受熊廷弼之贿四万两的谣言，最先就是由杨维垣放出来的。
　　
　　叶阁老见自己的门生被陷害，当然力主调查，调查结果是毫无根据。但顾大章经此风波，也不得不告病回乡了。
　　
　　到了天启五年，顾大章复出，任礼部郎中。这时徐大化已升任大理寺丞，成了阉党一员大将。他和杨维垣商量了一下，一家伙就把顾大章给砸到“辽案”里去了，连赃款数目都和当年造谣时的一样。
　　
　　可以说，天启“六君子”个个皆正气凛然、忠心报国，都能为朝廷和百姓做一些好事。尤其他们的个人品德，更是无可挑剔。至于魏忠贤非要把他们与熊廷弼案拉到一起，分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里面，绝无所谓“东林党要搞死熊廷弼，而魏忠贤恰好利用熊廷弼案搞死东林党”这样一个因果链条。
　　
　　在朝士中，对熊廷弼印象好的人不多，因而主张将熊廷弼处死的官员，不仅有魏大中和其他东林党人，也有大批阉党人士。“六君子”因熊廷弼案而遭横祸，不存在“一报还一报”或“咎由自取”的问题。当今网络上某些流行的说法，我看是无法成立的。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许显纯把栽给“六君子”的赃款数字填写在奏疏上，上报皇上，然后命令，对犯人各打40棍、拶手敲100下、夹杠50下。“六君子”都是读书人出身，体质文弱，一顿酷刑下来，个个都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然而君子就是君子，“六公各辨论不屈”，怒斥魔头。北镇抚司的大堂，名为“明心堂”，魏大中昂首怒目，指着堂上牌匾斥道：“若如此，不是明心堂，是昧心堂矣。”（《先拨始志》）
　　
　　不过，这还只是个下马威。七月初一，魏忠贤矫诏，说既然六人招认受贿是实，就继续押在诏狱中追赃，“着不时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
　　
　　这是什么意思？追比，就是规定每过几天交多少“赃款”，交不上就拷打。什么时候家属把全部“赃款”凑齐了交上，在诏狱的事情就算完了，余下的是移交刑部议罪。
　　
　　所以开头的那一顿打，只是小菜一碟。这五日一追比，才是惨毒无比。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阉党的重要成员、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忽然出面为六人说情。
　　
　　事情起于吏部尚书崔景荣。这位，也是个阉党，这时候能占住这位置的，不可能是别的党。不过，他深知这“追比”的厉害，怕这六人一下都给打死，对舆论怕不好交代。于是就跑去找魏广微，把利害关系讲了一通。
　　
　　这魏广微也是陷害“六君子”的主谋之一，但是在这时候被说动了，也担心出现这种后果。于是就赶紧上了一道奏疏，说杨涟等人诚然是罪人，但前不久毕竟还是朝廷要员。纵使赃私是实，也应转交法司。岂可逐日严刑、让镇抚司法追赃？人非草木，重刑之下，死也就是一瞬间的事。这不要说有碍仁义，且与祖宗之法相违。如此，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就大不相同了啊！
　　
　　这奏疏的草稿，就是崔景荣起草的，魏广微以自己名义递了上去。
　　
　　他这样做，动机究竟何在？草民我一直看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只能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也许魏广微坏是坏，但他整人也就整到罢官削籍为止。把人往死里打，则超过了他的道德底线。或者，他是知道：把对手赶跑，一旦历史翻了个儿，也不过就是个“路线错误”。如果把人整死，则将来免不了要以命抵命。
　　
　　不论什么原因，他是把这道奇怪的奏疏递上去了。
　　
　　魏忠贤一看：这什么呀这是！大怒。魏广微一害怕，连忙把崔景荣的草稿拿出来，证明并非自己本意。结果是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被撵出内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倒因祸得福，没有继续作孽，因此清算时罪也相对较轻。
　　
　　魏广微劝阻不成，七月初四开始第一次“比较”。六君子前几天才被打过，此时都还没缓过来，不能独立行走，由狱卒扶着蹒跚而行。
　　
　　六君子出来后，只见个个面色暗淡，头发全脱，额头缠着布，衣服上血迹斑斑。
　　
　　其中数杨涟的模样最惨，胡子在几日之内全白，染上了鲜血，极为醒目。
　　
　　六人缓缓走到公堂，都伏于屋檐下。许大魔头把这六人轮番训斥了一遍。幸而未打，又送回了狱中。
　　
　　这日为什么没打？原来许显纯先前拷打汪文言时费了牛劲，对东林党的硬骨头有点儿打怵，想把案子直接推给刑部。
　　
　　但是魏忠贤哪里能让他偷这个懒，七月初七，有旨对许显纯严厉训斥，仍旧限他“五日一比”。
　　
　　到初九，第二次“比较”，许显纯看几人还是没恢复，怕打多了打死，就每人打了十棍。惟有袁化中病得起不来了，得免受刑。

　　七月十三日，又开始“比较”，六君子被拖至公堂，许显纯露出了狰狞面孔，喝令今后每五天一“比较”，每次要犯人家属拿出四百两银来，否则就要受重棍。
　　
　　六君子当中，袁化中、周朝瑞家境略好，其余人皆为清贫之家，在被逮时又被缇骑搜掠一空，因此每五天拿四百两银简直是天方夜谭。
　　
　　魏大中的一个儿子魏学洢，悄悄跟随父亲进了京。因为栽到魏大中头上的赃款最少，只有三千两，所以学洢在京很快凑齐，委托旧日邻居刘启先，入狱探望了父亲并交上了银子。原以为这就可以免去追比了，结果还是不行。
　　
　　许显纯宣布了“五日一比”的决定后，左光斗小声分辩，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三人伏地不语，杨涟则把随他进京的家人唤至左右，大声道：“汝辈都从速回去，好生服侍太奶奶，告诉各位相公，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
　　
　　杨涟此时已然明白，魏忠贤这次是非要六人的命不可，所有幻想，尽可抛去。他的这番话，既是说给堂上审官听的，也是告诉同伴们不要再心存侥幸。
　　
　　这日比较，又各打了三十大棍，执棍者的呼喝声震天动地！六君子旧创未复，又添新伤，各个股肉腐烂脱落，其中杨涟受刑最重。魏大中因身体虚弱，受刑后连喊痛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次之所以用刑较重，是由于魏忠贤直接施加了压力。初四日的比较没有动刑，当天魏忠贤就知道了，把许显纯臭训了一顿，因此从初九日开始，拷打一次比一次加重。
　　
　　两天后，七月十五日，是杨涟的54岁生日。早上，其他五人都挣扎着起来，向杨涟贺寿。
　　
　　杨涟勉强支撑着起来，南面遥向老母拜了几拜，百感交集。他把诸人叫到身边，低声讲了他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生还已经无望，希望各位早做准备。
　　
　　诏狱里对六君子的审问，天启一概交给魏忠贤去办，具体情况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而魏忠贤则派有专门的“听记”在审讯现场监视，对审讯的进度和力度，是完全掌握的。
　　
　　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夫复何言！六君子的家属，虽然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在设法筹款，但六人心中都已明白：来日无多了！
　　
　　当天，杨涟就写好了遗书。又猛喝凉水，只求速死。
　　
　　果然，第二天魏忠贤又矫诏下了中旨，斥责许显纯、崔应元追比不力，各降一级。原定五日一比，也改为三日一比了。
　　
　　魏学洢听到这个消息，万念俱灰，知道父亲必死无疑，就向刘启先提出，要自己去衙门交银两，好借机见父亲一面。刘启先怕魏学洢被人暗害，没有同意，只是让学洢在衙门外等消息。
　　
　　到七月十七日比较，杨涟、左光斗挨了三十大棍，其余人未用刑。杨涟左光都只是咬住牙，不吐一词。许显纯威胁说，下次如再不交银，就要受“全刑”了。全刑，就是五种常用的刑罚一起上。
　　
　　这一天刘启先进去见到了魏大中。魏大中身体状况更为恶化，只能以微弱的声音说：“吾不久矣，毛孔皆痛。勿教吾儿知道。”刘启先告诉他，学洢想进来见一面，魏大中大惊，坚不允许。

　　由于这天的比较，除了杨、左外，其余四人没有受刑。魏学洢如同绝地逢生，连忙出了京城，赶到京畿的定兴县江村，到与父亲曾是同僚的鹿继善家里求借银两。
　　
　　鹿继善此时任兵部主事，正与孙承宗同驻山海关。家中鹿太公受到儿子的影响，对六君子寄予同情，曾经帮助过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筹集银两。六君子的家属也多有人来过他家告借。鹿家帮助魏大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鹿继善是个清官，因此家中可说是已无分文了。
　　
　　鹿太公慷慨豪侠，不忍正直之士受此磨难，就发动村邻凑钱相助。乡人淳朴，虽然大多并不知道魏大中是何许人也，但却知道人以群分，六君子必是好人无疑，都纷纷解囊相助。
　　
　　甚至村中有许显纯的族人，受良心的拷问，也拿出钱来帮忙。
　　
　　乡间民穷，大家七凑八凑，才勉强凑出不到五十两银。危难时的慷慨相济，最能显出人性之光。魏学洢接过银子，心中五味杂陈，既感激，又伤悲。他谢过大家后，又匆忙奔回京城去打探消息了。
　　
　　七月十九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受全刑，惨烈异常。周朝瑞、顾大章各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因病免棍、拶敲五十。
　　
　　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行刑之时，杨涟尚能大号，左光斗的声音却只能呦呦如小儿。魏大中在行刑后自知不免，把家人（仆人）叫到身边说：“从十五那天后，我闻到饭味则呕，每日只饮冷水一碗、吃苹果半只。这条命，想来也就在旦夕了。速为我准备棺木。家贫买不起好的，能掩埋我的骸骨就可。”家人掩面痛哭而去，以十五两银买了一具简陋的棺木（《碧血录*附录》）。
　　
　　七月二十日，杨涟的家人送饭时，不知为何在茶叶里掺了一点儿金屑，被狱吏发觉。家人怕受牵连，连夜逃走了。从这天起，就再也没有人给杨涟送饭了。
　　
　　一代名臣，终局凄楚若此！杨涟早年丧父，其母视他如珍宝，倾心培养成才。却不料，人生半百刚过，他就要走在白发老母的前头了。
　　
　　志士何辜？忠良何罪！天理何在啊！
　　
　　我向来以为，真正的英雄，都仅仅在文艺作品中才可能光彩夺目，而在实际中，则是最为悲惨的一群。没有信念的支撑，无以成英雄；不咽下人类最深的苦难，不能算是英雄。作秀者固然能博得喝彩，但若真正以血肉之躯去扛那黑暗的闸门，谈何容易！
　　
　　天启五年夏的这二十几天，可以说是明朝开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六君子在魔窟里所承受的，不仅有肉体上的创伤，还有正义不得伸张的深深绝望！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六君子受刑时，排列跪在阶前。打手们喝骂百出，裸体辱之。创痛未复，不等过夜就再加拷掠。到后来，审讯时诸君子甚至无法跪起，只能戴着刑具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泪！
　　
　　刚入监狱不久的时候，左光斗曾经对诸人提建议道：“阉竖杀我辈，有两个法子。一是借我们不肯诬服，再三拷掠，直至掠死，二是在狱中加害，隔日报称病死。若我辈诬服，则当转至刑部拟罪，或许尚有见天地之日。枉死狱中则无益！”
　　
　　众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都“自诬服”了。可是，他们太过天真了，恶人岂能容你有空子可钻？自诬服换来的则是更为严厉的追比——既然认了，你就交款吧。众人到这时大悔失计，但已经晚了！
　　
　　许显纯是个滑头，他并不想担杀死六君子的恶名，几次都想搪塞，可是魏忠贤催逼得越来越紧。二十一日，又有一道严旨下来，责令对杨涟等还要加大力度。

　　扬涟是东林最有名望的人，又是反对魏忠贤最力的一个，因此对他的拷打尤为惨酷，每次都被打得肉绽骨裂，髓血飞溅，几度昏死。而许显纯仍嫌不足，命人专打杨涟的头和脸，直到打得牙齿尽脱。
　　
　　好个杨涟，生就的是一副铮铮铁骨，早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许显纯追问他有关熊廷弼行贿一事，杨涟怒斥道：“熊廷弼在辽阳尚未败时，我就能参劾过他。及至广宁失守，我更力斥他何辞不死！熊廷弼恨不得欲杀我，岂能托我营求免罪？你昧心杀人，天下后世，汝肉不足人食！”
　　
　　许显纯被驳得哑口无言，大叫：“加刑！”
　　
　　杨涟坦然对曰：“加刑何用，如今有死而已！”
　　
　　许显纯恼羞成怒，命人以钢针刷狠命将杨涟身上刷得体无完肤，肉碎如丝，但杨涟仍骂不绝口，痛斥匪类！
　　
　　正邪人物，对眼前世界的看法，其差别往往有如天壤。施暴政者，以为死能吓住天下的良心；正义者却以“好死”为平生的心愿。杨涟在入狱前就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告岳武穆疏》，里面讲：“自古忠臣受祸者，何独涟一人？如武穆王何等功勋，而‘莫须有’竟杀死忠良。何况直臣如涟，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杨大洪集》）
　　
　　的确，在杨涟的身上，可见岳飞的精魂传承不泯。中华之正气，绝非汹汹一时的颓糜之风就能掩埋得了的！
　　
　　义士不屈，浩气弥天。在生死关头，杨涟以最后之力写了《狱中绝笔》。其文曰：“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杨涟将这两千余言的绝笔，亲手托付给顾大章。为防止被狱卒搜去，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帝像背后，后又埋于狱室北墙下。因侥幸之故，最终传到了杨涟之子杨之易的手上，才得以传之后世。
　　
　　他又以血蘸指，写下280字之血书，其文曰：“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气竭之际仍字字如剑，直刺人间奸邪。
　　
　　血书写好后，藏在了枕中。于杨涟死后，随尸体一同抬出，才被家属发现。
　　
　　到二十一日比较，天下大雨，用刑的棍子湿重异常，“且尽力狠打，故呼号之声更惨”。杨涟的家人日前畏祸逃走，无人来交银两。用完刑后，许显纯大声责骂，杨涟“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
　　
　　这天，其余人受刑后均已抬入狱内，惟有杨涟、左光斗二人被放在户外没人理睬。其时大雨如注，两人“臀血流离，伏地若死人”。雨中，杨涟被激醒，大声呼叫，许显纯才命将二人抬进狱中。
　　
　　左光斗被抬走之时，已不能说话，仅能以目光搜寻来交银的亲属。但是，亲属前来，虽能见上一面，也只站能在一丈开外。且交完银后，立即被赶走。可怜左大人这凄凉的一瞥，哪里还能见到亲人的影子！
　　
　　咫尺天涯，就这样生死隔绝。
　　
　　这里有的只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恶人做恶，向来就这样，他们不怕有来世的报应。
　　
　　世间怨毒，就是由这帮人造成。民族精华，就是由这帮人摧残殆尽！

　　为了防止诏狱中的惨烈情况被泄露出去，狱中防范甚严。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得知恩师入狱后，就赶来京城打探消息，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二十一日，他听说老师又受了全刑，且被炮烙，心知老师将不久于人世，就以五十金贿赠狱卒，痛哭哀求。狱卒亦被感动落泪，让他穿上了破衣草鞋，装扮成清洁工，混进了监狱。
　　
　　史可法幼年穷困，念书时曾借住在古寺中。某一日风雪夜晚，左光斗微服出游，见史可法正伏案打盹，袖下压着刚写好的文章。左光斗抽出一阅，不禁大为赞赏，连忙解下貂皮衣服为史可法披上。此后，左光斗一直对史可法很照顾，曾激励他说：“童子勉之，前半节事在我，后半节事在汝！”
　　
　　进得监室后，史可法见左光斗背倚墙壁，席地而坐。面目焦烂，不可辨认，乃炮烙所致。左膝以下，筋骨皆脱，其状惨不忍睹。
　　
　　史可法不由肝胆俱裂，抱着恩师的膝盖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就用手拨开已经焦烂的眼皮，目光依然炯炯，骂道：“庸奴，此何地，你竟敢大胆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你竟轻身而昧大义。倘遭不测，天下事由谁支撑？赶快离去，不然，不等奸人构陷你，我就先将你打死！”说罢，就用手去摸地上的刑具，作投击状。
　　
　　恩师既出此言，史可法不敢违抗，忍不住热泪横流，起身快步离开了。后来，他经常向人讲述此事，每次都哽咽不止，说道：“吾师肝胆，皆铁石所铸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史可法后为崇祯朝的进士，为救国难，赴汤蹈火。南明时期，在著名的扬州保卫战中以身殉国，名垂万世，没有辜负恩师生前的一片苦心。
　　
　　可叹，天下虽大，却容不得一二忠贞之士卓然而立。
　　
　　惟见小人猖矣，世风下亦，纲纪危矣！

　　六君子的遭遇，引起了无数正直人士的同情。有一位化名为“燕客”的人，就混进了诏狱，想对六君子有所帮助。他目睹了六君子的最后时刻。
　　
　　七月二十四日比较，左、杨、魏又受了全刑。魏大中的家属本来已交给齐了“赃银”，为什么还要对魏继续用刑呢？
　　
　　原来，魏忠贤曾认为，魏大中和自己同姓一个“魏”，便有笼络之意，只是一直没有效果。这次给魏大中栽的赃在六君子中最少，就是为了给大中最后一个机会。
　　
　　但魏大中在受刑过程中竟无一个悔字，使得魏忠贤大为恼怒。七月初，京师西城御史倪文焕因责打了小宦官，得罪了太监“领导班子”，自知不能免祸，就投靠了崔呈秀，请崔代为斡旋，并把魏大中在入京途中与周顺昌结为亲家的事报告给了魏忠贤。两件事加在一起，魏忠贤对魏大中便不再抱幻想了，下令说，不管魏大中完不完赃，只管往死里打。
　　
　　二十四日这天，情况相当严重。刘启先到镇抚司堂上交银的时候，见魏大中已无力跪起，趴在堂下。
　　
　　刘启先连忙膝行过去，想给魏大中拢一拢头发，却见魏大中半个脊背血肉狼藉，满是蛆蝇。他鼻子一酸，泪水滚下来，哽咽着问道：“魏公，能忍否？”
　　
　　魏大中以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
　　
　　刘启先又问：“想食粥么？”
　　
　　魏大中艰难地睁开眼睛，急促地说道：“余事莫问，速教吾儿离去！”
　　
　　刘启先知道诀别时刻已到，忍不住放声痛哭。衙役们听到了，跑过来对他一顿喝斥责打。
　　
　　刘启先退出后，哭求守门的兵卒，在墙缝处偷看了一会儿里面的情况。开始还能听到魏大中的呻吟之声，到后来就声息全无了。
　　
　　当天六君子被拖入监牢后，许显纯吩咐小牢头说：“今晚六人不得宿一处。”随后，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送去了大狱。
　　
　　混进牢里打杂的“燕客”感到奇怪，问狱卒是何缘故，狱卒叹息道：“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挺壁者。”挺壁，为方言，就是死之意（《碧血录》）。
　　
　　当夜，杨、左、魏果然被害死。有人告诉“燕客”说，三人之死，是锁头（监狱头目）叶仲文所为。负责六君子的几个监狱卒中，叶文仲最狠毒，颜紫其次，郭二再次之。惟有刘则一人比较忠厚。
　　
　　外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二十五日早上，魏大中的亲友们发现有一些异常。到下午，杨、左的死讯传了出来，但魏大中却没有消息。到二十六日，魏大中死讯才传出，究竟死于何时，无人知晓。
　　
　　到七月二十九日，三人的尸体才从诏狱后门被拖出，都用被褥包着，外裹苇席，用草绳捆住。
　　
　　据说，在最后行刑的时候，许显纯以铜锤猛砸杨涟的胸膛，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又命人对杨涟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明史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夜，许显纯命令用大铁钉楔入杨涟头部，致其当场殒命。至于左、魏二人是如何死的，无人得知。
　　
　　诸人每死去一个，许显纯就剔下喉骨，装入盒内封好，送给魏忠贤以示任务已完成。
　　
　　当时天气暑热，许显纯为了掩盖酷刑的痕迹，故意延宕了几天，才把尸体发送出来。
　　三人的面目，已不可辨，只是枯骨腐肉而已。各人家属不忍细看，草草以污衣血单裹上，放入棺材内抬走。杨涟家人买的棺材，竟然被阉党田尔耕丧心病狂地抢走，仅能以破木棺掩埋了事，见者无不为之饮泣。
　　
　　杨涟死前写的绝笔，被顾大章藏在牢房地下后，因为换了房间而可望不可即。狱卒孟某感于忠义，伺机偷出，交给自己的弟弟带了出去，转交给了燕客。另有杨涟藏在枕头里的血书，被牢头颜紫查出。
　　
　　颜紫本是狠毒之人，读了血书后，竟然被感化，对人大哭说：“异日翻案，我就持此以赎罪吧！”

　　杨、左、魏三人死后，比较日期该为隔两日一比，但用刑的次数却大大减少了。这是因为魏忠贤已经除去心头最恨的三人，怕一下子死的人太多，不好向天下人交代。到八月十二日，袁化中将一万两全部交完。十四日，周朝瑞的一万两也全部交完。但是当日仍有严旨下来，命令继续严追，并不放人。
　　
　　这两人在六君子中，家境是比较好的，交款的压力不是很大。尤其周朝瑞对生还有很大幻想，他曾对同案人说过：“忠贤所恨，惟有杨、左，杨、左若死，吾四人可生还，”（《先拨志始》）
　　
　　自完赃后，周朝瑞的心情不错，便整理鞋帽，逍遥狱中，以为厄运结束之日快要到了。但他忘了：阉党一伙，从来不按牌理出牌。所谓追赃，不过是一个迫害的借口，他们岂有让政敌生还之理！
　　
　　果然，八月十八日晚间，袁大中被单独押至关王庙，狱卒颜紫动手将起害死。
　　
　　第二日，许显纯上疏，报告周朝瑞病重，这是下手谋害的前奏。皇上看了，不明所以，还专门派了医官去诏狱看病。医官胡里糊涂进了诏狱，病人没有见到，被许显纯喝斥出来。
　　
　　周朝瑞此时还蒙在鼓里。他是个重厚耿直之人，刚入狱时，常说：“死亦何难？只需尺布便了（意谓上吊自尽）。”但他在完赃后，却有心生侥幸之念，并不安排后事。顾大章和狱卒孟某心里着急，就商议如何想个办法点醒他。
　　
　　八月二十日，顾大章凝视了太阳许久，对孟某说：“听说鬼不能见太阳，趁还未死，多看一看。”
　　
　　周朝瑞闻听，心中奇怪，也凑过来看。孟某就假做严肃地对顾大章说：“先生到此地步，不思大事，却终日浪谈，何意？”
　　
　　顾大章便转头看着周朝瑞说：“所谓大事，就是身后之事，我自七月后就知断无生理，因此诀别家人，遗书已写了甚久，只是无法送出，今仍留在床下，怎能说我终日闲聊、不思大事呢？”
　　
　　周朝瑞这才猛醒：“既如此，我也写几行吧！”
　　
　　他把遗书写好，与顾大章的放在一处藏好。
　　
　　可怜周朝瑞，遗书写完还不到10天，大限就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中午，周、顾二人正在和狱卒孟某一起吃饭，狱卒郭二跑来叫道：“堂上请二位爷说话。”说着，便给二人戴上刑具，向外走去。
　　
　　走到监狱门口，另一狱卒刘某从后面拉住顾大章，小声道：“爷回来，今日没你事，是里头要周爷的命！”
　　
　　周朝瑞被押至大监后，没多久，便有死讯传出。
　　
　　据说，周朝瑞的“速死”，跟他的耿直也有关系。他完赃之后，许显纯从中贪污了五十两，称赃银尚未交齐。周朝瑞不服，拿出帐目来，要和许显纯对质。许显纯哪里还能等到对质，先就下了手。所以有狱卒事后说：“公死之速，在此一算也。”（见《碧血录》）
　　
　　周朝瑞死后，狱中的监管更严，遗书无法送出。顾大章将情况偷偷告诉给燕客，由燕客贿赂了狱卒，才在周朝瑞的尸体发送出来时，取出了遗书。燕客将遗书保存好，后来南归，托人交给了周家。
　　
　　到此，六君子中的五人已先后冤死，只余下顾大章一人。

　　顾大章自入狱起，就对结局不抱幻想，他在自己的狱室墙上写了一副对联，曰：“故作风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并嘱咐家人，以此联作为自家祠堂的楹联。
　　
　　追比以来，阉党认为顾大章最有钱，对他栽赃最多。为了追出四万两银来，也就让他活得最长。在受刑过程中，他曾三次被拷打昏死，家人见此惨状，都悲伤不已。
　　
　　顾大章平素信佛，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开，他对家人笑道：“汝辈慎勿作儿女态！”（《碧血录》）
　　
　　诸人既死，全部压力就落到他一人肩上，圣旨上还特地申明，要从严对顾大章追赃。此时，义士燕客则在狱内外积极活动，设法能在最后关头让顾大章逃脱厄运。
　　
　　九月初二，狱卒刘某对燕客说：“堂上已在商定顾爷的死期，甚迫，奈何？”
　　
　　燕客说：“与你钱，能缓五日否？”
　　
　　刘某说：“能！”
　　
　　此时延展死期又有何意义？原来，五位君子在数日内先后死于诏狱，这事情在外界引起的舆论甚大。阉党崔呈秀、徐大化为此感到忧虑，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向魏忠贤提出建议说：“若六人皆死于诏狱，无以服人心。”不如将顾大章交刑部定罪，以示此次铲除六君子的行动光明正大。
　　
　　魏忠贤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去忽悠天启，马上下了一道诏书，命将顾大章发到刑部定罪，明昭天下，以定是非。
　　
　　古代奸人做恶，也忘不了要披一张光明正大的遮羞布。这就是政治权术中“台面上的话语”。
　　
　　初六日，圣旨下到镇抚司，燕客知道后，深怕许显纯下黑手，当夜紧张得一夜未合眼，所幸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狱卒刘某跑来说：“五日之期已到，今晚必不能保全，奈何？”
　　
　　燕客成竹在胸，说道：“合当有变！”
　　
　　刘某不信，摇头窃笑而去。
　　
　　果然只过了片刻，许显纯就将顾大章提至堂上，宣读了将他移交到刑部的命令。读完，许显纯拍案大喝：“你十日后，复当至此追赃！”
　　
　　何来此言？原来，这是许显纯怕顾大章到刑部后，把诏狱的黑幕讲出去，所以才以此进行威吓。
　　
　　在去刑部的路上，顾大章如释重负，对燕客道：“这一向在诏狱中，如有人扼吾之喉，不让吐一语。一腔怒气，无从得伸。今来刑部，虽无多日，但许显纯之凶恶及凶手姓名就可播之天下、传之同道者了。异日世道复清，此辈断无遗种，吾瞑目矣！”
　　
　　顾大章身处绝境，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料定在魔掌之下必无生路，但也预见到奸人必不长久。今日奸人的所有恶行，必是彼辈将来之绞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杨涟等人在狱中受刑和惨死之状，果然在刑部审讯时由顾大章一一说出，很快就公之于世。

　　但此时的刑部审官，全都屈服于阉党的淫威，已根本不能主持正义。九月十三日会审，会审官有十人，在堂上喝令顾大章承认六人受贿之事。顾大章愤而驳难，冷笑道：“吾岂能代死者诬服乎！”
　　
　　最终，刑部尚书李养正等商议，依据镇抚司转来的“供词”，以移宫和封疆两案判六人斩刑，算是给这次迫害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十审官良心已被狗吃掉，不仅揣度着魏阉的意思判决此案，还嫌顾大章申辩而下令打了十竹板。而后，将他们的名帖和判词恭恭敬敬交给内侍带走。魏忠贤接到文件后，大喜过望（好干部真是多啊），立刻矫诏公布天下。又指示道：十七日将顾大章押回诏狱，继续追比。
　　
　　顾大章得知消息，觉得心事已了，全无贪生之念，说道：“有刑部十天，则诏狱百日不为虚度。何也？可与家人相见诀别。再者，原为流言者，已由我亲身证实。如此，比起已死诸君，我已属幸运，更有何求？”
　　
　　燕客知道先生已抱决死之念，甚感悲戚，连忙劝先生再等两日，也许就会有转机。
　　
　　顾大章淡然一笑：“吾自八月初，已将家事处置写于一二纸上，封之又开，凡五六次，思无剩语……今日已将这副皮囊置之度外矣！”
　　
　　说罢，仰天叹道：“吾安可再入此狱！”
　　
　　他主意已定，视死如归，以右手仅剩的食指和大拇指，握笔疾书绝笔一幅，曰：“我以不祥死，犹胜于老死窗下而默默无闻者！”
　　
　　十四日一整天，在刑部监狱他米水不进。其弟顾大韶前来探监，兄弟二人在一起饮酒诀别。在此之前，他曾让人在自己的酒中下毒，但因药力不足而未能死去。当夜，趁人不备，毅然自缢而死，
　　
　　九月十九日，顾大章尸体从刑部监狱中送出，衣帽整齐，神态安详，面容有如熟睡。
　　
　　烈士高行，苍天亦泣！
　　
　　国家无正气，才会有这令神人共愤的惨剧。
　　
　　天下为一家一姓所有，才会有这忠奸不辨、是非颠倒的恶果。
　　
　　叹只叹：神州有多少忠良，能禁得起如此摧折？
　　
　　百代之下，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能为烈士掬一捧同情之泪，也就算天良尚在、并非鼠类了！

　　阉党泯灭天良，已毫无人性。“六君子案”本是政治案件，追赃不过是个借口，但杀害了六君子之后，阉党仍不放过六人的家属，逼迫家属继续完赃。
　　
　　杨涟为官清廉，全部家产还不及千金。杨涟入狱后，家人将家产尽数变卖，也凑不出二万两之数。老母妻儿无处安身，只得栖居在城门上的一间破屋里，两个儿子以乞食来供养老人。应山知县夏之令心中不忍，公开为杨家立簿募捐，乡人争相资助，连卖菜农民也施以援手。
　　
　　左光斗死后，左氏亲属多被逮追赃，长兄左光霁受牵连而死，其母因丧子之痛日夜痛哭，不久亦死，但追赃仍不停止。桐城知县陈赞化尽力维护左氏宗族，终因势单力薄，无法避免左家众亲族倾家荡产。
　　
　　魏大中死后，长子魏学洢护送灵柩返乡。阉党在原有的“赃银”三千两之上，又多加了三百两，指示地方官追逼魏学洢交出。魏学洢来往乡间，四处借贷乞求，也无法还清，加之晨夕号泣亡父，竟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家人送汤给他喝。他怀念父亲，以手拒之，说：“诏狱中可有人半夜送汤乎！”终痛哭气绝而死。
　　
　　大明朝最黑暗的一幕，就此终结。
　　
　　暗夜中，虽只有星辰寥寥，但其光焰却永悬于人心之中！
　　
　　朝堂上，阉竖们虽弹冠相庆，却终归阻不住江潮浩荡、山崩地裂。所有的暴政，都不会有十年之期；所有的恶政，都不会有百年之运。在火山口上舞蹈的日子，长不了。
　　
　　——世代皆如此，绝无侥幸！

　　六君子亡故之时，正值英年，都不过50岁左右。“诸贤之死，天下为之流涕”。
　　
　　但同在一片天下，对正邪的判定，却有天渊之别。没心没肺的天启皇帝，把自己的肱股大臣视为仇寇，毁自己的江山有如狂欢。八月中，他在经筵听课时，对内阁诸臣说：“杨涟等罪恶多端，今虽在狱亡故，其未完赃私，令地方抚按立限追比。”
　　
　　九月下旬，刑部议罪奏疏呈上后，天启好像恨犹未解，一口气批了200多个字，称六君子为“凶恶小人，目无法纪”。说罪人虽然已庾死狱中，还应戮尸都市，现姑且从轻，以示法外开恩。还特别指示要将六君子案“宣付史馆，颁行天下，以示朕仁孝开明之治，以服万世人心。”（《明熹宗实录》）
　　
　　真是昏君、昏话、昏乱思维。一日都不能服人心，居然还奢望服万世的人心！堂堂大明朝，经过嘉靖、万历、天启这三朝不遗余力地自毁自灭，若要不亡，已是没有天理了！
　　
　　反观草民百姓，却不乏豪侠仗义之士，敢为六君子伸张。六君子死后，一直在暗中守护的“燕客”仍滞留京中，每每想起六君子的音容，都觉悲愤难抑，慷慨长啸。一日与人喝酒，又讲起六君子冤案，忍不住热泪涌流，不能自已。他的言行被阉党侦知，立即派人拘捕。
　　
　　燕客人闻讯，急忙装扮成商人，纵马向南，一日一夜狂奔300里，才逃脱了魔掌。
　　
　　六君子在狱中的种种情景，就是他冒死写下来，才传诸后世的。他的书，仅有薄薄的14页，书名曰《诏狱惨言》，又曰《天人合征纪实》，逐日有翔实记录。署名为“燕客具草撰”，据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该人的真实姓名叫顾大武。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0 10:02:41

　　【一代名臣熊廷弻从容就戮】
　　
　　
　　六君子全部被害死，“六君子案”却不能算结束，因为此案的“肇始者”——熊廷弻还没有处理。
　　
　　六君子一死，熊廷弻当然也就活不成了，为什么呢？
　　
　　明末有人说：“当时失封疆者，不独一熊也，杨镐、王化贞安坐福堂，而独杀一熊，，熊不死于法，而死于局。”（《三朝野记》）这话说得不错。这里所说的“福堂”，是指刑部监狱，当时人认为刑部监狱与诏狱比起来，不啻是天堂。
　　
　　熊廷弻难逃一死的原因，首先当然是魏忠贤收受贿赂不成，感到受了愚弄，因此他“誓速斩廷弼”。老魏一发火，谁还能有生路？
　　
　　其次，就是六君子因“受贿”被拷掠死了，而“行贿人”岂有活下来的道理？因此熊廷弻必须死，一则是为了平息舆论，二则是为了灭口，让“封疆贿案”成为“服万世人心”的铁案。
　　
　　其三，熊廷弻本人对“行贿案”的态度，也注定他必死无疑。熊廷弻是条好汉，不因杨涟、魏大中曾经力主要判他死刑而衔恨，反而在狱中写了一份揭帖（宣传单），力辩杨涟等人绝无受贿事，让人带出去广为传播。这个釜底抽薪的义举，激怒了魏忠贤，他焉能不死？
　　
　　最后还有一条，就是直接促成熊廷弻掉脑袋的人，是阉党的冯铨。当时坊间有一部绣像小说（带插图的章回小说）《辽东传》刊行，里面专有一章是“冯布政父子奔逃”，写的是冯铨的老爸冯盛明当年临敌脱逃的事，大概是把胆小鬼嘻笑怒骂了一通。冯铨读了后，又羞又怒，疑心是熊廷弻指使人所撰，于是心生歹念，要把熊大人立马搞死。
　　
　　本来阉党关于杀熊廷弻的舆论，是从六君子被逮入京时就开始发动的。先是实习御史门克新受魏忠贤指使，于五月初五上疏“请立诛熊廷弻”。可是在内阁票拟时，阁员们谁都不愿承担这个杀封疆大臣的恶名，于是建议推迟到秋后再说。
　　
　　天启对此很愤怒，发回让内阁重议，内阁却以当下的行刑时间不合祖制为由，再次拒绝。
　　
　　这一幕很有意思。按说这时候的内阁，已经是“阉党内阁”了，为什么还要抗命？原来，这是明代官场的一个惯例：主子要杀谁，我没意见，但是不能让我来背这个杀人的名儿。古代的恶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荣辱观的，他们终究有所顾忌，很怕在历史上留下大的恶名——爹妈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可不能让人千年万年地唾骂啊！
　　
　　可是，熊大人必须得死，总要有个人出头来背这个恶名。
　　
　　这个人，当然有！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杨、左、魏三人已经殒命后，冯铨趁着在文华殿讲筵之机，从袖中拿出一本《辽东传》呈给天启看。他说：“此书为熊廷弻所撰，流传市面，掩饰夸功，希图脱罪。”
　　
　　天启翻开一看，文字很浅显，哪里会是进士出身的熊廷弻所撰，但是狼要吃羊，有个由头就行，管他娘的那么多！于是他下诏，让内阁速议处决。
　　
　　内阁其他人仍是不愿沾边儿，冯铨恰好是八月份入的阁，就由他起草了诏书。按例，票拟文书入宫后，由王体乾先行审阅，王看完后说：“这明明是小冯欲杀熊家，与皇爷何干？”他建议，请皇帝御笔加入“卿等面奏”之语，把杀熊廷弼的责任推到内阁身上。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修改过的诏旨下达，里面果然把进呈小说的情节详细写出，并且说是“卿等五员面献”，让内阁的人一个也脱不了干系。这道奏疏，对熊廷弼咬牙切齿，连“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等词语都用上了，命令立刻把熊廷弼给“决了”（《明熹宗实录》）。
　　
　　天启为何对熊廷弼如此之恨？
　　
　　因为熊廷弼遭遇的广宁之败、河西之失，是在天启二年，正是天启皇帝刚上任不久。这是一件很丢皇帝面子的事，天启耿耿于怀，总要找个人出气。熊廷弼当然就难逃罪责。
　　
　　第二个原因，是新上任的领导，往往对前任领导所信赖的重臣有很微妙的心理，不愿意重用、不放心使用，甚至要找个茬子干掉。新领导总愿意使用由自己发现、或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熊廷弼在第二次出山后，权力远不如万历年间，此外还有一个嘛也不懂的王化贞在掣肘。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式定律在起作用。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天启也是一个很懂军事的人，对辽东方面的战略形势，他并不糊涂。可能是看出了熊廷弼“最后的奔逃”是在跟他赌气，因此不愿饶恕老熊。
　　
　　熊廷弼的悲剧决不是孤立的，他之后的孙承宗也是一样。在天启一朝孙承宗恩宠甚隆，但到了崇祯年间就“不得烟抽”了，让给了袁崇焕。而崇祯皇帝不知兵，也不按牌理出牌，因一次失误，就把自己应信任不疑的封疆大臣给杀了。这是袁崇焕的命不好。
　　
　　皇帝有了处决令，魏忠贤心花怒放，但是他知道这熊大人可不是一般人。熊廷弼在辽东镇守多年，颇得人心，部将衷心拥护，万一有个不听邪的家伙带一帮死士来劫法场，那就麻烦了。于是，他让内阁议一个妥善的处决办法。内阁议来议去，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哼哼，最好就是不杀。
　　
　　最终，还是魏忠贤的同乡、阉党内阁的黄立极说了一句：“半夜传旨，即能了结。”
　　
　　这一句话点醒了魏忠贤，就是这办法好！半夜下旨，也就意味着要立即处决，等不及天明拉到西市（明代刑场，在今北京西四）去了，只能秘密处决，干净利落。

　　大约在八月二十六日，凌晨的五鼓时分，有宦官手捧驾帖（提人手续），来到刑部监狱提熊廷弼。当时掌提牢的是刑部山东司的主事张时雍，他睡眼朦胧地一看来人，就知道熊大人今晚休矣！
　　
　　张主事连忙叫来牢头，吩咐撒个谎，把熊老爷哄出来。
　　
　　熊廷弼一听说要他出去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日子到了！他从容起身，沐浴梳洗，换了一套干净衣服，把一份早就写好的奏疏放在一个小布袋中，挂于胸前。这份奏疏，是一篇申辩文字，此外还有他对边防的一些建议。
　　
　　忠心耿耿的人，死到临头也还是忠。国家固然是皇上说了算，但是国家并不等于就是皇上。天下的事，总有一种东西，是超越一家一姓而永恒的，那就是“青史”！是非黑白，瞒得了一时，大抵总瞒不过三十年！
　　
　　熊大人雄才大略、正直一生，自信无愧于天地间。他抖抖衣服，稳步迈出了狱室。
　　
　　一出门，他就大声说道：“我是大臣，必当拜旨，岂能草草从事！”
　　
　　牢头将他引至庭中，见到张主事和宦官，他还想说话。
　　
　　张时雍抢先说道：“芝岗（熊之别号），你失陷封疆，应得一死，还有什么话说呢？”
　　
　　熊廷弼闻听此言，一怔，当下默然。
　　
　　张时雍看见他胸前挂的小布袋，便问：“袋中何物？”
　　
　　熊廷弼答道：“辩冤疏！”
　　
　　张时雍冷笑说：“大人没读过《李斯传》？不知‘囚安得上书’？”
　　
　　熊廷弼傲色不改平日，斜睨了张司官一眼：“是你未读过《李斯传》吧，此乃赵高之语！”
　　
　　张时雍竟一时哑口无言。稍后，才回过神来，请熊大人将奏疏解下来，交给他暂时保存，天明后复命时将为他代奏。
　　
　　熊廷弼解下布袋交给张时雍，轻喝一声：“拿笔来！”
　　
　　接着，提笔书写绝命诗一首。诗曰：
　　
　　他日倘拊髀，安得起死魄？
　　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
　　
　　这诗的意思是说：他日若想重振雄风上沙场，一个死魂灵又怎能复活呢？绝笔之时只叹可惜了一腔抱负，这浩叹能令天地失去颜色！
　　
　　高山仰止，庸碌小人即便攀梯又焉能及！
　　
　　绝命诗写罢，掷笔，从容就戮。
　　
　　熊廷弼气概凛然，挺立不跪。刽子手无法，只好迎面而砍，一刀只及颈半，又慌忙从另一侧补上一刀，状极惨烈！
　　
　　可惜，熊廷弼临终前写的辩冤疏，因张时雍怕事，没有递上去，而是偷偷毁弃了，未能流传下来。
　　
　　天启杀了熊廷弼，仍不解气，下诏传首九边（明朝北方的九大军区）。
　　
　　传首九边，有何用？无非使将士寒心、仇敌雀跃而已！
　　
　　从此熊大人身首异处，尸身弃于漏泽园。直至崇祯二年（1629），才允其子收拾骸骨头颅归葬。
　　
　　熊大人归天后，正在前线御敌的袁崇焕闻讯，悲愤难抑，随即赋诗二首，哭熊经略。
　　
　　其诗句曰：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是啊，“功到雄奇即罪名”。谁说古人都是愚忠呢，他们和现代人一样，都能够看得清、看得透。
　　
　　可是，看透了又能如何？
　　
　　有个武弁叫蒋应阳，按捺不住，某日为熊大人喊冤。第二天，就有人在在乱草丛中发现他的尸身，疑是被东厂诛杀。太仓进士顾同寅、生员孙文豸作诗悼惜熊廷弼，为兵马司缉获，被斩。
　　
　　最令人切齿的，是“死者长已矣”，却又不让你生者能偷生。天启下令，将熊氏家属驱逐出京，不得在京居留。紧接着，又有阉党梁梦环蹦出来，诬告熊廷弼生前曾贪污军资十七万两银！

　　那么，说人家贪污十七万两，根据何在？没有，莫须有，不必有！熊大人还能起死回生张口辩冤么？反正辽东军资的帐本，都已毁于广宁兵火，我没说你贪污七十万，就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然而不客气的人也有，御史刘徽紧跟着就检举道，熊廷弼有家资百万，既然是罪臣，就应该抄没以助军资。这也是莫须有，是根据前一个诬告推算出来的，贪污加上受贿、敛财，估计应有百万。对坏人，用不着讲实事求是，说啥是啥。
　　
　　天启被这些舆论所打动，也动了发一笔小财的心思。对所谓“家产百万”，他倒还有常识，没有相信，但下了严旨，就按十七万之数追赃！
　　
　　可怜熊廷弼的家人，就是马上去刨石头，也一下刨不出十七万两石头啊！经查，熊家的家产远不抵十七万，没收之外，仍要追赃。其妻子儿女被凌辱，长子熊兆珪被逼自刎，女儿熊瑚忧愤交加，吐血而死。
　　
　　这个追赃行动，直到天启七年（1627）五月时还在进行，熊廷弼的族人和姻亲都遭到查抄，以至倾家荡产。熊的姻亲、御史吴中裕也被冯铨陷害，由天启下令“着实”杖责一百。行刑人员遵旨用了力，致使其重创而死。
　　
　　强敌在侧，就这样迫害功臣良将！看昏君奸臣的样子，都是一副不败尽江山不罢休的劲头。如此大明，亡了也罢！无怪后人读史，读到朱家末日时孤家寡人、子孙授首的惨景，同情的不多见，解恨的不少。
　　
　　其实，草民遭逢乱政，只要抱了看客心态，不必急，也不必忧愤，看就是。好戏必在后头。君不过两代，时不过20年——欠债的要还，一切都报！倒行逆施而不想偿债，那可能吗！

[ 本帖最后由 iceinsummer 于 2007-6-13 13: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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