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1:23

　　守静的道理容易懂，可如果落实在行动上，多少会让君主感到不放心。他们担心偌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指挥和干预，大大小小的事情将没有人来处理，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有，韩非曰：“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那些有主意的人将会主动表达意见，那些善于行动的人将会自愿采取行动。就是说人们将会主动的向君主效劳，当然意见和行动中都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们之所以如此主动，一方面是由于君主是威之所加、利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芸芸众生都有向上的意愿，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 尼采说，生命意志即是权力意志。要知道在智力、才干和勇气方面，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是及其有限的，而蕴藏在群臣和百姓之中的智力、才干和勇气是无限的，管理政府、壮大国家力量所要做的工作也是无限的，用君主有限的力量去完成无限多的工作，诚不可得也，做君主不是学雷锋。雷锋同志最大的心愿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样的精神用在众人是国家的大幸，用在君主则是才智的浪费。对于一国之君来说，才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好钢要用在刃上，君主的宝贵才智不是用来处理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的。况且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君主的才智与众人的才智是矛盾的，君主用智、用力、用勇，众人则废智、废力、废勇，只得惟命是从，消极奉旨。在这种非此即彼，出力不得好的情况下，君主不如主动退出，使众人的能力得以发挥。“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
　　
　　把君主为什么要从具体事务中退出来搞明白之后，就非常容易理解君主应该具备的岗位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用人。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说一句做领导的关键是用人，而不是做事。这一句话，说起来简单，用起来却深无止境，但首先要树立这种意识。
　　
　　除了用人之外，君主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形名参同”，就是对预期与结果，方案与实效、名义与实际、不同人、不同方案主张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并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选择或者赏罚。这一番比较下来，君主的收获是大大的，不仅各种意见的好坏，行动的优劣便暴露无遗。而且君主的英明也能尽显。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单独的一个方案，并不容易掌握它的优劣，但若干方案放在一起，孰好孰坏就容易知晓了。在学习中，有一种对比学习法，据说效果极佳。我记得在大学有一次参加一科考试，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来没有上过这门课程，连书都几乎没有看过。如果不出意外，挂科是必然的。好在咱哥们人缘还不错，前后的同学都愿意提供帮助，考试那天我上下其眼，坚决将照抄进行到底。最后公布考试成绩的时候，向我提供答案的俩哥们一个是62分，一个是68分，而我是75分。这个成绩让他俩非常吃惊，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通过对比能够甄别出不同答案的好坏，进而折其善者而从之。不过我也要批评自己一下下，我应该把从不同答案中分析出来的正确答案与他俩共享才是。
　　
　　“形名参同”对君主也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应该具备相关领域内最基本的知识。第二，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对国外一无所知的官员，无法从事外交；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官员，无法主抓高新技术；对经济学没有任何概念的官员，不可去管经济政策。说句实在话，专业门槛越高的领域，君主进行“形名参同”的难度也就越大。好在韩非所处的是农业社会，行使政府职能，处理国家事务的专业门槛不高，常识基本就能胜任。
　　
　　君主所处的独一无二位置确保他能够有效地开展形名参同工作。君主的智商不一定比群臣的高，但只要掌握形名参同这项本领，就可以比群臣高明。这是由于君主特有的势位使他成为各类信息的中心，大臣所掌握的信息只是某一方面，而君主所掌握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君主凭借大量的信息，再加运用“形名参同”的本领就能对事物形成更完善、更深刻的认识，进而达到“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看来人们常说的“皇上圣明”也是有道有理有根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皇上圣明”并不是皇上生而圣明，而是势位使然。从某种意义讲，不是小兵虑事周全而成为主管，而是小兵成为主管之后而虑事周全，因为接触的信息面比以前大了。关于势位后面还有专门的讲解。
　　
　　韩非沿着老子“知道——无为——虚静”的理论路线图一路走来，却到达了与老子截然不同的目的地，老子到达是心灵的福祉，而韩非却让君主实现了大权紧握。在这里不得不对韩非的改造能力表示一下赞叹。韩非不厌其烦的告诉君主要深藏不露。这几乎要成了君主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擒虎之关键。
　　
　　明察不是善于探知他人的想法，而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隐藏自己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臣下总是千方百计探测君主的心意。对于臣下的各种表现和提议，君主应该来着不拒,不发表意见，看见的问题装作没有看见，听到的事情装作没有听到，明白的道理，装作什么都不明白。这是君主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驾驭臣下的方法，因为君主也无法判断大臣的主张是不是试探。有时候大臣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从《说难》中可知，大臣在提出正式一项主张之前，很可能提出一个相反的、并不成熟主张以做试探。如果君主反对，那正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君主赞同，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做到全身而退。面对大臣“由其出观其入”的试探，君主只需“你有千条妙极，我有一定主意”即可。无论你提什么主张，我一概答应，让你去施行，但是对你的所言所行我一概进行无情的“形名参同”。你说所言所行的好坏优劣我一概心知肚明，最后跟着的是赏罚。在“形名参同”和赏罚之下，大臣一切狡猾的试探都全部失灵，谁都知道千骗万骗、骗不过实践，千包万包，包不住火苗，最后只能用心做事，实心事君。
　　
　　这种大口进、小口出，秋后算账的做法很高明，也很阴险,是对人类贪婪与“记吃不记打”心理的无耻利用。武则天当年就是用这手把戏将李唐王朝的读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敞开大门授官，达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对具有反抗意识与作奸犯科的官员大开杀戒，几乎达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官位与铡刀之间，士人只得放弃抵抗，入彼彀中。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1:43

　　韩非还主张“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意思是每个职位只配备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这是韩非对政治结构的一种巧妙设计，很可能还受到了军事学的影响。稳定的君权应该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大臣之上，大臣与大臣之间彼此隔离，只对工作负责，只对君主负责，不应该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和交往。韩非对大臣的心理有过细致的研究，他知道如果大臣只是为君主做事，是没有必要相互通气的。大臣之间相互进行超脱于工作之外的交往，主要是为了相互帮忙。一个官官相护的官僚群既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也不是君主想看到的。结成网的大臣比散沙一片的大臣更难对付。君主要打破大臣工作之外的联系，就可以达到军事学上所谓的各个击破的效果。
　　
　　接下来,韩非向君主传授了“防虎秘笈”。虎是指君主身边那些有野心的大臣，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后世的那种将君臣严格隔离开的“礼治”，大臣篡位在意识形态和舆论上所受的压力比较小得多，在韩非子的体系中，没有绝对忠诚的大臣，只有无法让大臣保持忠诚的君主。君主原本对大臣有绝对的优势，大臣不可能与君主正面交锋，大臣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只能从君主那里借力。也就是扯虎皮做大旗，扛着红旗反红旗。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用这种手段危害自己，就需要深深隐藏自己的心迹，让大臣无法猜度，大臣无从凭借，也就无法施展野心。君主的威力正式存在于这不可度量的虚静之中。虚静的君主好像漆黑的夜晚，大臣篡位的火苗将无从隐蔽，一旦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凌厉的诛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心机深不可测是善于掌权的君王、政治领导人的共性。秦始皇的性格是有名的深藏不露，露必伤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旧唐书》说李世民：“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明史》记载朱元璋“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韩非子总结了君主权力被臣下截留的五个方面：1，信息权；2，财政权；3，行政权；4，布道权；5，用人权。此五种情况中其余四条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布道权需要多说几句，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君主不但应该是实际政治中的首脑，也应该是宗教中的教皇，这里的宗教应该大而化之，包括君主一切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之与后世，在历代王朝，君主应该是儒家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梁山水泊，君主应该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首席代表；在太平天国，君主应该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意识形态的力量千万不可小视，有时候直接决定现实政治，有时候是现实政治的副手。一个英名的君主一定要同时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袖地位，由于君主在意识形态内的活动主要靠像牧师那样的布道，所以我称之为布道权。韩非的原文是“行义”，只指就道德方面，我将其引申为意识形态，如果韩非看到我这样来解释，想必他也会同意的，他那个时代对布道权只是个模糊的认识，人类历史在经过两千年后，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晰。韩非提出的这五种君主必须掌握的权力，虽然年代久远，但丝毫没有褪色，现在看来也无须补充。
　　
　　最后韩非谈到的是赏罚之道，行使赏罚权是主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君主通过：知“道”——无为——虚静——用人派事——形名参同———赏罚，形成一个闭环，意味着功德圆满，修成正果。在这条链中，越靠前越具有哲学意味，越靠后越贴近实践。赏罚的前提是形名参同。君主依据大臣提出的方案授予其相应的责权，并根据责权考量功效。方案与责权；责权与功效两两相符才能获得奖赏，任一环节不相符都要受到惩罚，可见韩非对臣下要求很严格，不但要结果正确，还要过程正确。赏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赏如春风化雨，罚如电闪雷鸣。行使赏罚的要领是：对事不对人，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心眼，论理论法该赏的，即便是最讨厌、最卑微的人也不能疏漏；该罚的，即便是最讨厌，最高贵的人也不能回避。在那个年代，与孔子提出的“刑不上上大夫”想比，韩非明显进步了许多。
　　
　　《主道》这一篇为君主之道树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出发，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随后的几篇是对主道的补充和深入阐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2:27

　　2、“有度”与“守道”———以法治国，一用就灵。
　　在韩非的理论体系中。法是治国之本，术是御臣之鞭，而势是法术的载体。法与术相互渗透、又相辅相成，同样是为君主做加法，但又有所不同，法主要侧重于总量的增加，而术主要侧重于比重的增加。法是前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有度》和《守道》两篇从不同角度讲君主为什么要任法治国以及如何任法治国，因此放在一起。
　　
　　《有度》就是要有法度，一开篇韩非用二十一字就道破法度与国势之间的关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世上没有永远强大的国家，也没有永远衰弱的国家。一国之内奉行法律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律的人弱，国家就弱。话说到这就没法往下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理已经被说尽了。就像《古文观止》一样，好的古文看到这里就不用再往下看了。既然道理到此终结，我们只能折回去韩非为什么这么说。
　　
　　任何一套政治学说体系，都对一番对历史规律的自我解释。儒家对王朝兴衰交替的看法是：天下非小弱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非同样承认国势强弱变化无常，对于内在规律则认为是奉法者的强弱决定了国势的强弱，放在古代，这种说法不说是另类也是冷门，但依现在的眼光来看，则别有一番新意在里头。韩非举出了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的例子，楚庄王、齐桓公是春秋霸主，燕襄王、魏安釐王是战国诸侯国君，也是一时之雄。这四位爷的共同特点是，在位之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开创了一番事业，但如昙花一现一般，即开即灭，没有传承下去。原因都是在统治晚期私行当道，坏了公法。公法一坏，纷乱四起，新任君主为了应对危机，只得求诸于私行以为权宜之计，结果私行更加深重，陷入恶性循环。
　　
　　韩非的论断在后世得到了反复的验证，一个朝代的建立初期都会下很大功夫去完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也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到了后期，一些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的个人开始出现，规章制度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关系，私人利益，继而造成社会矛盾，引发外敌入侵或农民起义等灾难性后果，到最后即便有君主想扭转乾坤，也早已被环境同化，不是从整顿纲纪开始，而是采用了与私行同样的做法，不外乎拉拢、靠个人关系、搞派系斗争等等，无异于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只能获得短期疗效。
　　
　　私是法的天敌，有私行的地方就没有公法，公法能带来的好处，私行必然破坏。公法之所以为公法就要求公正、严明、客观，只对事不对人；君主实行公法就应该大大方方，堂堂正正，说说什么是什么，明明白白我的心。韩非子特别反对君主在法度上搞伪诈，在量功度罪的时候偏心眼。如果韩非知道后世有本《三国演义》的书，书中有个曹操的人，一定会对他的某些做法嗤之以鼻。《三国演义》中记载：有一个晚上，曹操的反对派在许昌放了一把获，造成了骚乱，曹操怀疑某些大臣参与了纵火。第二天曹操召集群臣，当众宣示，昨天参与救火的站到一面旗下，在家老实呆着的站到另外一面旗下。群臣站好之后，结果参与救火的那群大臣拉出去统统被杀。也许不少读者会在心里暗暗赞叹曹操的高明，其实在韩非看来曹操的做法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没有好处。曹操这样做的依据是干过坏事的人才会掩饰，考究起来这样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是简单地认为说救火总比说在家躲着强，要不显着没有责任心，于是就稀里糊涂冒充了一回，这部分人虽然不诚实，但总不至于挨刀。以曹操在历史上的英明，我极疑心这一段是罗贯中杜撰的。在英明的君主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一种近视的小聪明，一时耍耍还行，长期使用将不利于官僚队伍建设，也会给君主的形象能带来负面影响。李世民对这个问题有很有见地。有一次他表示，对待大臣不可以刻意使用诈术。
　　
　　法度是君主的保护神，是国家利益的保护神，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法作为一种照顾到君主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正道，总是不如只满足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私行来得方便和报酬丰厚，所以只要私行能够行得通，人人都会放弃公法。虽然私行横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成为受害者，但还是会为了私行奋不顾身，因为大环境已经形成，人们别无选择。
　　
　　公法的败坏，私行的猖獗造成的结果是守法的贫穷又命断，造恶的富贵又寿言，富贵向标杆一样极具传染性，其余的人看见造恶能带来富贵，于是造恶成风。统治到了这种地步，不是被外界的对手击垮，就是被内部的对手翻盘，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六月就下起大雪。嗯，打住，这里是讲解《韩非子》，不是写《窦娥冤》的读后感。法度是君主利益之所在，国家利益的保护神，让奉法者强大起来，是君主、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仍然能看见韩非对人性趋利避害的利用，既然人趋利避害，那么就让奉法者获利，让背法者遭受惩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高官富豪都是恶迹斑斑的人，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有问题。前些年经常听人感叹，社会风气不好啊，不贪污受贿，不投机倒把，根本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即便现在，一个善于通过走动关系获得法外利益的人也颇能获得他人由衷的敬佩。在老美那边最受人的尊敬的品质是勇敢和诚实，在我们这里勇敢的面对不如利用潜规则四两拨千斤，诚实更是窝囊、缺心眼的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反对权术的。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2:43

　　趋利避害的天性为人类与动物所共有，但在行为方式上只有人才具备完整的理性，这是韩非学说人的模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理性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依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理性主义曾经长期统治哲学界，现在人类的许多活动领域也依然建立在理性之上。正因为人是理性人，所以才能与同样具有理性精神的法实现无缝连接，法才能作为人行为的指导。理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动之前先对结果进行预期，孔子曰“三思而后行”，阿Q谨尊圣人教诲打架之前要先估量了对手。因为人能预见，所以韩非子不惜用牛刀杀鸡，“以其所重禁其所轻，其所难止其所易”，目的在于预防。人们不做违法之事也是基于算计，违法办事成功的几率低、风险高，因此只得遵纪守法。如果偷盗的收益不如种地，就没有人从事偷盗，如果抢劫的收益不如打仗，参军就是受欢迎的。
　　
　　法应该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守道》中有言“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人们依法进取，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国家、君主也能从中受益，这就形成了一个双赢格局。对照前文的“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可以看出，韩非在法制结构上的设计有其合理性，趋利避害的天性和强国尊君的要求通过法度实现了有机的整合，这也是韩非的学说为什么没有沦落为乌托邦的空想，能在日后大行其道的原因。
　　
　　法虽然是君主的命根子，可法这个东西看起来却一点都不讨人喜欢。法是客观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样，不会主动去讨君主喜欢，相反它很矜持，只有君主对它好了，它才会主动加倍回馈君主。法是冰冷的，它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不会通过声、香、色来给自己做广告，相反君主只有付出智慧、心血和时间之后才能感受到它对自己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强有力的支持。在君主身边，法有许多强劲的竞争对手，它们虽然实行起来有害，但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妩媚动人。
　　
　　头号对手是派系，派系的产生源于人们自我保护的心理，谁都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大臣有意无意地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对君主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他们的意见从四面八方对君主进行围攻，相互之间无孔不入的帮衬抬举，君主的意志也是由概念、逻辑、推理、欲望、意识等构成，想不被影响实在是难。派系对于君主的诱惑在于：如果君主采纳了他们提出的建议就能获得一个圈子里所有人的支持和拥护。派系的利益出发点不会是法度，只能是他们这个小圈子的利益，所以对君主的支持和拥护只是表面上的，受益的不是君主，而是派系小圈子。派系的存在还能对君主的权力形成分流，别的大臣见依附派系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纷纷前来投奔，结果君主的人越来越少，派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韩非说：“亡国之廷无人焉”，并解释说朝廷无人不是朝廷里面没有人，而是没有君主自己的人。法度遭到派系的破坏，其结果是奉法忠君之人因不依附派系遭受打击，而背法行私之人依附派系坐收名利。法度与派系不共存，有法度则无派系，有派系则无法度。在前篇《主道》中已经说过，君主的安全基于一盘散沙的大臣，所以君主不可因表面上的拥护而放松对派系的警惕，对于派系要见一个灭一个。
　　
　　法度的二号对手叫毁誉。毁誉就是舆论社会风气对一个人的褒扬或贬斥。毁誉的迷惑性在于占据着道德高度，很容易影响人心。君主顺从舆论的毁誉，就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赞扬。可是舆论依然是靠不住的。说到这里，必须暂且打住，插入一段对古代舆论的描述，我可不想因冒犯现代人的奉为规咎的信条而被列为反动文人。在现代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舆论已经成为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现代化的科技和工作方法已经使得新闻调查成为一项日益精密的活动，出错的几率极低，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因此这种基于新闻调查而起的舆论是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所不得不重视的。古代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新闻调查手段，舆论的来源更多是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这些不可靠的信息再经过层层传播和集体心理的放大经常会变得与事实完全扭曲。《马季下蛋》这个相声形象地展示了信息的在传播过程中的逐渐失真。明末的抗清英雄袁崇焕在北京菜市口遭到了北京市民的肆意侮辱，平日善良的市民竟然生吃袁提督身上的肉。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袁崇焕的错，也不是北京市民的错，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了错。舆论虽然很有影响力，而且也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但有个致命的缺点，容易失真，因此就可以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如果君主以毁誉来决定赏罚，将会形成一种有害的价值导向。群臣不再依法度行事，而是一股脑地去追求他人的赞誉，竞相结交那些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人士，弄虚作假，盗世欺名。
　　
　　来自舆论的影响是对君主的心理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诱惑，压力与诱惑都来源于君主自我观念的不强。韩非已经明确指出君主的着眼点与众人不一样，所谓的廉忠仁义信并不能作为君主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君主判断事物的好坏标准是法度，法度才是君主的“道德”。两千年后，西方的尼采将道德二分法推向及至，他将道德分为贵族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贵族的道德是统治的道德，而平民的道德是被统治的道德，平民的道德虽然受众较多，但比贵族的道德低一级，历史的发展靠的是贵族的道德而不是平民的道德。在韩非子这里，君主的道德集中体现于法度之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法说了算；什么人是需要的人，什么人是不需要的人，法是判定的标准。韩非子勾勒了一个理想中大臣的样子，“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他沐浴在君主的光辉之下，又红又专，没有二心。在朝任劳任怨，是活就干，在军兢兢业业，从不拈轻怕重，凡是君主的指示都坚决执行，凡是君主的法令都严格遵守，时刻准备着为君主的事业而贡献终身，从不因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有嘴巴但是从不为自己利益说话，有眼睛但从不为自己利益东瞅西看，凡事听从君主的号令，永远跟随君主走，走到天涯也不罢手，咦尔呀，呀乎咳，风风火火闯九州。如果全社会能够形成一股学榜样的风气，那就实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3:09

　　《主道》中说“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道幽深不可见，法是道的具体体现，但并不唯一的形式；同理。君主任法而治也是守道的一个方面；法作为群臣众人的行为准则，是非的判别标准，正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所以可以简单的说，法是条文化的君主，君主是肉体化的法，法与君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如果要问法大还是君大，在别的学说体系里可能颇费言辞，但在韩非这里很简单，法与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不存在谁大的问题。就像问人的灵魂重要，还是肉体重要。不过成文的法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于传播，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人手一册，一看便知，而君主却只有一个，他宝贵的耳朵和眼睛在同一时间只能在一个环境下发挥作用。一国之内的事务千千万，君主也没有分身术，再怎么忙也只能抓一漏万，再说君主也是人，也需要休闲娱乐，因此不如任法，任法则一定百定。
　　
　　这么干讲比较乏味，下面我搞个噘头做例子。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数千名解放军叔叔举着道具变换汉字的那一幕给世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以往大家见惯了舞台上用人做波浪起伏状，以波浪起伏的道理推汉字起伏，那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人与人之间配合太难以掌握了，人们不禁要对张艺谋表示崇高的敬意，不过呢，本人虽然不是文艺出身，但要搞这种场景，一点不比张艺谋差。只要有足够多的解放军叔叔，我可以让他们现场展示国粹精品《韩非子》，一页五百字左右，还能翻页。要知道我对人员没有特殊要求，能够熟练掌握俯、蹲，站动作的基本要领即可，至于智力嘛，IQ大于80就行。由对智力的要求可见我并不要求他们悟性极高，记忆力良好，我估计由10万字，200页形成的动作形态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掌握，如果再加上对时间的把握和与他人的配合，天呐，没有几个月恐怕是训练不成。不过我的承诺是1天成形，2天定型，整齐划一，一字不差。如果我拿着这个方案去竞标，再施展我从《说难》学来的游说术，嘿嘿～～。
　　
　　北京奥运会我是赶不上了，伦敦奥运会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从那八分种来看，英国佬的开幕式很可能玩的是小情趣，所以现在我免费把方案贡献给大家。不知道网友中间有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人都知道技术就是窗户上的一层纸，一捅就破（真想换种说法，不过我还是克制住了，毕竟俺君子呀，呵呵），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露馅了。搞这种舞台效果，最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我的办法根本不用配合，每个人只要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表现出整体效果。具体做法是将每个战士抽象成一个点，先根据文字的整体变化反推出每一个点的运动轨迹（在有电脑的今天，干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难，到了专门人士那里，就是几段计算机程序），然后再将每个点的运动轨迹翻译成战士们能够看明白的指令，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到什么时间，做什么动作。当然每任的指令都是不一样的，这些相互独立的指令同时运行就能展现出想要的艺术效果。最后表演的时候，每个战士照着指令独立做动作就行，根本不用看别人怎么做，也用不着导演现场指挥。讲到这里有人看出来了，这种让每人独立按指令行事的构思虽然巧妙，但关键在于那指令以什么形式来表达？一个包含着诸多时间和动作指令系统绝对不能太复杂，注意当初的承诺哦。既然都免费了，我就继续大赠送吧，感谢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想直观就搞个类似MP4的东西放在身边，把指令做成视频，让每个人照着视频做动作就行，反正人藏在舞台台下，没有人能看到是照着视频做动作；要简单就把指令做成音频，每个战士耳朵里塞个微型耳机，照着耳机里的声音做就行，听到“蹲”就蹲；听到“站”就站：听到“俯”就俯。说了这么多，其实原理与演奏交响乐差不多，那么多种乐器单靠指挥的一根棒子是无法协调的，每个人面前还需摆一份乐谱，而乐谱就是一种指令。
　　
　　还是让我们从舞台上的《韩非子》回到《韩非子》的文本。君主就相当于舞台表演的导演，君主指挥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的运转就像导演指挥数千人搞文字变换的舞台效果一样。如果君主只凭个人的能力，累得吐血也不见得能让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协调运作，所以君主应该放弃自己直接指挥，转而搞一套指令体系———也就是法度，让法度帮自己约束群臣就能实现轻轻松松掌大权。
　　
　　任法而治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能有效的防微杜渐。“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是说大臣侵夺君主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积攒到质变的过程，像搞和平演变一样，凭感觉很难察觉，等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法作为客观恒定的标准能够有效防止人心理上的麻痹，凡事用法参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与其相信自己的感觉，不是相信法的客观。一个人凭手感并不容易分辨50斤与51斤物品的重量，但借助于秤就能轻易地区分出来。
　　
　　法实在是君主居家旅行必备之佳品，今天你法了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3:34

　　3，《功名》与《大体》———严而不苛
　　
　　在上一篇中，韩非反复强调了任法的重要性，从许多方面论证了任法的可行性。虽然如此，在韩非的体系中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执行力与可行性的法必须扎根于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则之中。或许，从逻辑上应该这样讲，君主的强大并不是不受各种规则的限制，而是能够很好的遵循规则，利用规则。在一个开放的头脑看来，规则不是限制人活动的，正好相反，是帮助人进行活动的，因为处处都是规则。按照孟子的说法，君主也可以好色，只要让天下人都能享受鱼水之欢就行。君主也可以玩物，但前提是不丧志，自己有的玩，也要让全国人民有的玩。法也一样，法作为君主治理国家群臣万民的代理人，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代表的是君主的意志，但法的自身属性是必须严格得到执行。君主严格则法严格，君主宽厚则法宽厚，但无论严格的法还是宽厚的法都应该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
　　
　　君主首先需要明白天理，所谓“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这并不是要让君主去干星象家、天文学家、气象工作者，地质专家的工作，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常识即可，当然知道的越多越好。最起码应该知道大家生活的地方西边东低，南热北寒，冬天冷夏天热之类的问题，往深说还应该知道国内重要的地理特征和城市，粮食的亩产量，人口数量与文化程度，军队的数量、分布与组织结构，周围国家的情况等等；作为一国君猪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具备，难免要闹出司马衷“老百姓吃不起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的笑话，这样的君主其实应该被称为君猪，做一般性工作都勉为其难，更别说管理国家，驾御群臣了。君主的工作范围广、责任大，对具体领域的认识可能没有大臣深，但知识面应该比群臣广，如果知识面有限，领悟能力强也可以行。同是老刘家的开国君主，刘秀属于典型的知识面广，刘邦属于典型的领悟力强。深度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参验来弥补，但广度上的缺失将导致被臣下蒙蔽，这点我在企业深有体会，如果领导让我负责他也不大了解的业务，我就可以从容应对，必要的时候也敢打打马虎眼；如果让我负责他非常了解的业务，我就得小心应对，确保做到滴水不漏。
　　
　　君主不但应该是知识上的通才，更应该是人性大师，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主道》中我们讨论过君主的职责不是做事，而是用人做事，既然用人，前提是必须了解人，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教育要因材施教，御下有因人而御。韩愈的《马说》告诉我们，同样是马，千里马与驽马的特质与功用大为不同，同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千里马的表现不如驽马；同在吃饱的情况下，驽马的表现就不如千里马。御马者在使用这两种马时就得注意了，得问问自己在乎草料得多少还是在乎速度的快慢。
　　
　　天理与人性用康德的讲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两种事物赢得了古今中外许多严肃的学术大师的尊敬，但也不乏狂妄之徒试图推翻，最多不过是一时得逞，不久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型。在韩非学说体系中，这两种事物依然是君主活动的框架，法术势皆在这个框架下运行。在《大体》中有“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在《功名》中有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可见在韩非看来，这些不依赖于君主意志为转移的天理和人性首先应该得到尊重。法是君主的意志与客观规则之间的博弈。君主的意志不外乎多快好省；客观规则的特点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某种意义上讲，君主对天理和人性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他们权力的大小，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君主无不注重这两方面的积累。那些有志于成为某行某业某个范围内的君主业不妨以此自勉。照顾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强调一句：后者更为重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3:59

　　天体运行与人间万象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用俺们工程界的话讲叫符合正态分布，越靠近常态，出现的概率越大、越靠近两个极端、出现概率越小。法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无法照顾到天与人的方方面面，只能追求大概率事件，也就是顺应绝大多情况下天的运行，照顾绝绝大多数人的表现。例如老天爷的脾气是夏天热冬天冷，可是突然被厄尔尼诺这个调皮的小男孩搅和了一下，结果夏天一点不热，冬天一点不冷，可国家在制定农业发展计划可不能以这种特殊情况为准。再例如有的人工作效率极高，有的人工作效率极低，企业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既不能以最高的人为标准，也不能以最低的人为标准，而应该以效率的几何平均数为标准。若干评委在打分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天理和人情只指有规律性绝大多数。
　　
　　君主心中有了天理和人情，就具备了大体观。极端的事件，偶然的问题既无法避免，也对全局影响不太，不应该在它们身上动脑筋、废功夫，虽然有时候让人情绪上感觉很不爽。真正值得花心思，下大力气的是通常情况下的绝大多数，所以韩非说：“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好钢要用在刃上，小疵不值得吹毛去求，难知不值得洗苟而察。
　　
　　天理与人情是君主任法的根本。法是强制性的，天理与人情是自发自为的，使法扎根于天理与人情之中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应该保证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不费劲的执行，如果绝大多数人感到别别扭扭，法制迟早要分崩离析。商鞅制定的法律虽然苛刻，但是却非常适合秦国对外战争的需要，对战士而言有战争就有立功的机会，能立功就能加官进爵；对农夫而言，有战争就要大量消耗粮食，多种粮就能得到国家的优待奖励；战士和农夫占了秦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加官进爵与优待奖励是人之所好。国法虽严但能让绝大多数人受益，所以秦国战车滚滚向前，无可阻挡。可是秦国统一之后，战争没有了，战士无立功之地，粮食多余了，农夫的劳动开始贬值，秦国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法中获利，但法律依然保持着高强的压力，有战争的时候压力能够转变成动力，没有战争的时候压力就形成了内伤，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秦始皇一死，秦国马上分崩离析。现在看来，三个代表中“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有着渊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能够照顾到大多数的法制实行起来阻力小，也容易得到臣民的认同，“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前提是法制顺应天理人情。当法不再符合天理人性的时候，就意味着民众中的绝大多数被逼到了法的反面，当社会上聚集起众多的反对者时也是统治的尽头，无数王朝的垮台基本上是在不停地复制这个过程。
　　
　　在《有度》中韩非主张用重法治严防惩治犯罪，这与我们今天的法理不同，现在制定法律讲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如果轻罪重罚那就是量刑过重了。韩非虽然酷爱重刑，但也要求法制符合天理人情，在他看来如果法制定得合情合理，违法后果再严重也并不可怕。老百姓并不害怕如果聚众闹事会被定为死罪，老百姓害怕的是聚堆聊天也会就被定为反革命。
　　
　　在理论上法是天理人情的反映，可是法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智力活动，一经制定出来就具备了独立的生命，像绘画、诗词歌赋、乐谱一样具有内在美，内在美通常应该与它们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相统一，可是内在美的发展也会脱离客观世界，就变成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文字而文字，为了音乐而音乐。法也会出现为了法而法，以法本身体现出来的精确性、逻辑感，完全具备这种资格，所以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法是根本，还是天理人情是根本？
　　
　　天理人情是根本———实用主义者韩非如是说。
　　
　　韩非虽然了谈了很多法，但都是立足于天理人情谈法。不能因法的精巧严密而片面的追求法以至于伤害天理人情，法只是工具和手段，不是本体和目的。“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不因匠石精巧而坏泰山山体，不以孟贲、夏育威猛而伤害万民人情。贲、育都是古代的猛士。在匠石、孟贲与夏育之外有大体。为了法律而法律只能成为法学专家，而不是君主；为了绘画而绘画的只能成为画师，不是是艺术家；为了文字而文字的只能成为文字工作者，而成不了大师；为了音乐而音乐的只能成为乐师，而不是音乐家。
　　
　　在《功名》篇里，韩非讲到君主要树立功名应该具备四种条件，一，天时；二，人心；三技能；四，势位。其中第一条第二条是对天理与人情的尊重和利用所取得的成果。顺应天理便能得天时，顺应人情便能获得人心，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具备技能，占据势位，这四者缺一不可。其中天时是大前提，而且只能被动的顺应无法改变。无论什么庄稼能手，只有春种秋收才能收获果实；；人心、技能与势位三者各不相同，但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有技能没有势位，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屈着，不过凭借才能能够赢得势位，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生而拥有势位，有的人因奋斗而拥有势位。拥有势位、具备技能并不意味着就得人心，但合理运用势位和技能却能够赢得人心。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天时是必须顺应的，技能是必须具备的，而人心和势位是必须争取的。
　　
　　《大体》和《功名》两篇都是对君主任法而治的深入与补充。法不是悬在头上让人时刻提心吊胆的刀，韩非也不总是精明算计、冷酷心肠。通过这两篇，我们发现冰冷的法之下有一丝含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不过，这丝人文关怀与法那刚猛冷酷的外表相比太细微而不易察觉，所以总是被君主忽略，失去人文关怀的牵制，法很容易被予智予雄的君主推向极端，伤人太重的后果是群起而攻之，亢龙有晦成了亢龙无悔，当然这是后话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26 09:04:17

　　天体运行与人间万象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用俺们工程界的话讲叫符合正态分布，越靠近常态，出现的概率越大、越靠近两个极端、出现概率越小。法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无法照顾到天与人的方方面面，只能追求大概率事件，也就是顺应绝大多情况下天的运行，照顾绝绝大多数人的表现。例如老天爷的脾气是夏天热冬天冷，可是突然被厄尔尼诺这个调皮的小男孩搅和了一下，结果夏天一点不热，冬天一点不冷，可国家在制定农业发展计划可不能以这种特殊情况为准。再例如有的人工作效率极高，有的人工作效率极低，企业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既不能以最高的人为标准，也不能以最低的人为标准，而应该以效率的几何平均数为标准。若干评委在打分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天理和人情只指有规律性绝大多数。
　　
　　君主心中有了天理和人情，就具备了大体观。极端的事件，偶然的问题既无法避免，也对全局影响不太，不应该在它们身上动脑筋、废功夫，虽然有时候让人情绪上感觉很不爽。真正值得花心思，下大力气的是通常情况下的绝大多数，所以韩非说：“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好钢要用在刃上，小疵不值得吹毛去求，难知不值得洗苟而察。
　　
　　天理与人情是君主任法的根本。法是强制性的，天理与人情是自发自为的，使法扎根于天理与人情之中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应该保证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不费劲的执行，如果绝大多数人感到别别扭扭，法制迟早要分崩离析。商鞅制定的法律虽然苛刻，但是却非常适合秦国对外战争的需要，对战士而言有战争就有立功的机会，能立功就能加官进爵；对农夫而言，有战争就要大量消耗粮食，多种粮就能得到国家的优待奖励；战士和农夫占了秦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加官进爵与优待奖励是人之所好。国法虽严但能让绝大多数人受益，所以秦国战车滚滚向前，无可阻挡。可是秦国统一之后，战争没有了，战士无立功之地，粮食多余了，农夫的劳动开始贬值，秦国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法中获利，但法律依然保持着高强的压力，有战争的时候压力能够转变成动力，没有战争的时候压力就形成了内伤，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秦始皇一死，秦国马上分崩离析。现在看来，三个代表中“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有着渊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能够照顾到大多数的法制实行起来阻力小，也容易得到臣民的认同，“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前提是法制顺应天理人情。当法不再符合天理人性的时候，就意味着民众中的绝大多数被逼到了法的反面，当社会上聚集起众多的反对者时也是统治的尽头，无数王朝的垮台基本上是在不停地复制这个过程。
　　
　　在《有度》中韩非主张用重法治严防惩治犯罪，这与我们今天的法理不同，现在制定法律讲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如果轻罪重罚那就是量刑过重了。韩非虽然酷爱重刑，但也要求法制符合天理人情，在他看来如果法制定得合情合理，违法后果再严重也并不可怕。老百姓并不害怕如果聚众闹事会被定为死罪，老百姓害怕的是聚堆聊天也会就被定为反革命。
　　
　　在理论上法是天理人情的反映，可是法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智力活动，一经制定出来就具备了独立的生命，像绘画、诗词歌赋、乐谱一样具有内在美，内在美通常应该与它们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相统一，可是内在美的发展也会脱离客观世界，就变成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文字而文字，为了音乐而音乐。法也会出现为了法而法，以法本身体现出来的精确性、逻辑感，完全具备这种资格，所以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法是根本，还是天理人情是根本？
　　
　　天理人情是根本———实用主义者韩非如是说。
　　
　　韩非虽然了谈了很多法，但都是立足于天理人情谈法。不能因法的精巧严密而片面的追求法以至于伤害天理人情，法只是工具和手段，不是本体和目的。“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不因匠石精巧而坏泰山山体，不以孟贲、夏育威猛而伤害万民人情。贲、育都是古代的猛士。在匠石、孟贲与夏育之外有大体。为了法律而法律只能成为法学专家，而不是君主；为了绘画而绘画的只能成为画师，不是是艺术家；为了文字而文字的只能成为文字工作者，而成不了大师；为了音乐而音乐的只能成为乐师，而不是音乐家。
　　
　　在《功名》篇里，韩非讲到君主要树立功名应该具备四种条件，一，天时；二，人心；三技能；四，势位。其中第一条第二条是对天理与人情的尊重和利用所取得的成果。顺应天理便能得天时，顺应人情便能获得人心，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具备技能，占据势位，这四者缺一不可。其中天时是大前提，而且只能被动的顺应无法改变。无论什么庄稼能手，只有春种秋收才能收获果实；；人心、技能与势位三者各不相同，但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有技能没有势位，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屈着，不过凭借才能能够赢得势位，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生而拥有势位，有的人因奋斗而拥有势位。拥有势位、具备技能并不意味着就得人心，但合理运用势位和技能却能够赢得人心。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天时是必须顺应的，技能是必须具备的，而人心和势位是必须争取的。
　　
　　《大体》和《功名》两篇都是对君主任法而治的深入与补充。法不是悬在头上让人时刻提心吊胆的刀，韩非也不总是精明算计、冷酷心肠。通过这两篇，我们发现冰冷的法之下有一丝含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不过，这丝人文关怀与法那刚猛冷酷的外表相比太细微而不易察觉，所以总是被君主忽略，失去人文关怀的牵制，法很容易被予智予雄的君主推向极端，伤人太重的后果是群起而攻之，亢龙有晦成了亢龙无悔，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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