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女鬼”乱明朝——帝国太监魏忠贤的权谋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3 13:18:29

　　【在理论上也要把东林党一棒打死】
　　
　　
　　阉党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把东林党的标杆人物六君子从肉体上全部灭掉了，用以杀一儆百。就这，他们还嫌不够。为了给阉党恶政搞一套漂亮的包装，魏忠贤还想从理论上做一番“正名”的工作。
　　
　　他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对万历史末年以来的“三案”彻底翻案。不把“三案”翻过来，东林党就永远是国家的功臣，那么打击东林党，岂不是证明了自己是坏人？
　　
　　这个工作，其实在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就已开始发动。当月，御史周昌晋上了一道疏，攻击东林党在移宫案中危言耸听、以移宫而邀功。这只是一个试探。因为要翻“三案”，最麻烦的就是翻“移宫案”，这里面直接牵扯到天启本人。如果说当年驱逐李选侍不对，那就等于说天启不应该亲政，而应让李选侍垂帘听政。这岂不是否定了天启皇权的合法性？
　　
　　可是天启在政治上基本等于白痴，他的批复，虽然没有否定移宫案的定论，但却痛骂杨涟、左光斗等人“向来浊乱朝政”（《明熹宗实录》）。
　　
　　这个效果，是周昌晋上疏前就预见到了的。他选的时机，正是杨、左刚刚被驱逐的时候，天启对两人的火正大着呢，此疏一上，必然会有这样的批示下来——小臣有时也可以左右皇上。
　　
　　既然皇上说了，移宫案中的大功臣杨、左是一贯胡来，那么翻案就大有希望。
　　
　　于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二月，阉党正式发动了。由御史杨维垣出头，以比较容易翻案的梃击案做为突破口，公开翻案。杨维垣说，当年混进宫里棒打太子的张差，分明就是个疯子，跟李选侍无关。这一道疏，天启倒是心领神会，马上批示查处。结果，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王之寀立刻被革职为民。
　　
　　等到“辽案”爆发，对六君子的逮捕令下达后，魏忠贤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就决定在“三案”问题上发起总攻。四月初十日，给事中霍维华上疏，要求全盘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
　　
　　霍维华写的这道奏疏，平心而论，逻辑相当严密，即便是强词夺理，也是抓住了“三案”中一些很悬疑的问题大做了一番文章。奏疏把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全部牵连在内，逐一攻击。
　　
　　天启患了高度健忘症，移宫时对李选侍的恨与怕已全忘个干净，此时只是恨东林诸人。他看了奏疏，大为赞赏，马上让文书官把它送到内阁，让内阁票拟意见。并且口头传达了他本人的意见，说是：“这本条议一字不差!”要求把刘一璟、韩爌、张问达、孙慎行等五人削籍。
　　
　　可是这次阉党内阁再次表现出奇怪的态度，他们不仅不赞同，反而认为处理过当，写了揭帖论救，说“若以一疏削五大臣，不论是否削当其罪，亦与陛下优礼大臣之礼相抵触”。
　　
　　这已经是阉党内阁第二次不配合了，这一次的原因又何在呢？这是因为，所削之人全是退职的重臣，其中有两个还是前阁员。现任内阁兔死狐悲，决不能让皇上开这个口子，否则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会同样倒霉。
　　
　　这是官场惯例压倒了党派利益。从这一点看，阉党也和东林党一样，并不是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不过就是一伙利益、观点相近的官员罢了。他们的步调，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天启见拗不过这帮大臣，就降旨对刘一璟等人“姑不深究”，下令把霍维华的这道奏疏交付史馆，如实记载。此外，对前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编篡的《光宗实录》里的有关评价，也要修改过来。《光宗实录》就是天启老爸当皇帝一个月的历史记录，“三案”跟这段历史密切相关。
　　
　　《光宗实录》一修改完，原先在“三案”中获罪的人就等于已经平反，各个都得到起复和晋升。那个在“红丸案”中因为献药把皇帝给吃死了的李可灼，也跟着沾光，从遣戍地回家闲住去了。
　
　　在梃击案中曾因隐瞒案情而得罪的岳骏声，此次也获起复，只是还要等等合适的位置。可他老先生官瘾太大，为了早点儿得到实职，就上疏再论梃击案。诬陷东林党人王之寀在梃击案中逼供，勒索皇亲郑国泰二万两银，还将郑国泰之子郑养性驱逐出京，等等。
　　
　　天启既然想翻案，他对此的反应也就近于完全疯狂，把父子两代受郑贵妃家族欺压的前仇全然抛弃，恩将仇报，下诏让地方抚按对王之寀追赃，并准许郑养性回京居住。最重要的，是下令立即起用岳骏声。
　　
　　——只要官到手，良心可喂狗。官场的险恶风波，常常就这样由私欲而起。
　　
　　最可惜的是王之寀，此时已从刑部侍郎退下，在家乡被逮，后又于天启七年（1627）解入镇抚司诏狱，最后死在了狱中。死的时候，距天启“驾崩”仅有三个月！
　　
　　天启五年（1625）这一年，阉党除了在不断打击东林势力外，还一直在抓舆论工作。正月，魏忠贤为摧毁东林党的根基，鼓动阉党成员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上疏，说“假道学不如真忠义”，请将京师书院改为忠臣祠，天启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同年八月，阉党御史张讷又奏请“毁天下讲坛”，把“三案”惹出的乱子，都归结于书院。
　　
　　天启立即批复，将天下书院尽行禁毁。原主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大书院的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无论生死，全都削籍。
　　
　　到天启五年年底，经过一年的整肃，东林党被驱逐削夺的官员，已有二百人之多。阉党认为有必要对东林阵营的人员来一个总的清理。此前，阉党成员也各自搞过《天鉴录》、《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但人数差别比较大，所列人名也有出入。阉党为了统一步调，由御史卢承钦出面，奏请“将一切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使其躲闪无地，翻案无期”（《三朝野记》）。
　　
　　天启也很快同意了，下诏以上谕名义刊刻并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录有309人。当时就有人把这比做“元祐党人碑”。
　　
　　党争起，国将亡。阉党是一伙“做官党”，只要我这一派的有官好做，什么是非正邪，都他娘的一边去。北宋末年的乱象又在明末重演了。

　　东林党既然被全面击溃，那就应该有一个法定的文件把他们永远钉死。阉党中陆续有人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启五年的五月，吏科给事中杨所修奏请，翰林院应该把与“三案”有关的奏章编辑成“学习材料”，刊行天下。不久又奏请仿照世宗御制的《明伦大典》，把“三案”奏章编辑成书，颁布天下。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他以藩王入继大统，异想天开要追封自己已死的老爸为皇帝，因此闹出一场“大礼议”风波。他干的这事情于礼法不合，为了堵人的嘴，就搞了这么个《大典》，作为历史定案。
　　
　　天启对这个建议，当时未有明确态度。到九月份，又有在移宫案中为李选侍辩护、跟杨涟互掐过的御史贾继春建议，杨涟等六人虽死，但受贿不过是小罪，他们的大罪在于结交王安、毁谤先帝、逼辱李选侍和“皇八妹”，所以应该把“三案”档案公布，让万世都知道杨涟他们犯了什么罪。
　　
　　天启这次同意了，但对于怎么编、由什么人来编及怎么发行等等，都没有具体指示。
　　
　　到天启六年（1626）正月，肃清东林党的运动告一段落，天启觉得关于“三案”的历史定论可以出笼了，于是发布特谕，说是为了让“天下万世，无所疑惑”，特命开馆编篡《三朝要典》，凡是那时候的“公论”，都要保存下来，凡是“群奸邪说”，都要尽量摘录，再由史官加上批判语，“以昭是非”（《明熹宗实录》）。
　　
　　编辑这本大批判材料的总裁官是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这全是铁杆阉党。其余副总裁官和编篡官，也都是一样，可以说是明朝的“石一歌”了。
　　
　　阉党不仅精心挑选了负责官员，还认真筛选了誊写人员，政治不可靠的一律不要。顾秉第一次报上去的誊写人员名单中，就被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查出，有四个人有东林嫌疑，不仅没批准，还把这四人削了籍。
　　
　　编篡工作进展得十分神速，到三月底，全书编完。不过，崔呈秀看了看初稿，觉得问题还没有讲透。初稿是从梃击案讲起的，他觉得要从“争国本”讲起，才能把万历年的老案全翻过来。于是，他索性上了《三案本末》一疏，把这段历史重写了一遍。天启当即下诏准予采用。
　　
　　四月份，又有工科给事中虞廷弼上疏，说有了这本官刻的《三朝要典》，此前私人搞的的什么《点将录》之类，就太不严肃了，应该废止。天启大概还没忘那个“托塔天王”的典故，也就马上批准了。
　　
　　六月十九日，万事具备。天启在皇极门内殿举行了《三朝要典》编成的进献仪式，百官同来称贺。正本共24卷，送到皇史宬收藏，副本由礼部刊刻，赠给百官，颁行天下。
　　
　　紧接着十月，开馆重修《光宗实录》。

　　与修《三朝要典》相始终的，还有一个插曲。就在这一年正月，刚开始修《三朝要典》的时候，阉党又抓了一个东林党人惠世扬。
　　
　　惠世扬原任给事中，在梃击案和移宫案中，都是相当激进的分子。他还参劾过大学士沈潅，说他“交通客魏”，因此得罪了阉党，被罢免。天启五年九月，他不知怎么被牵连进了杨涟案，天启下令逮捕进京追究。到天启六年正月，被押送到京城。
　　
　　审他案子的，是三法司的官员。那时刑部尚书徐兆魁刚被魏忠贤提到这个位置上才七天，所以决心好好弄一下这个案子，以报大恩。
　　
　　都察院的头头周应秋，也不是什么好货，是魏忠贤的“孙子辈”走狗，平时没事就请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到家吃炖猪蹄，人称“煨蹄总宪”。他对魏忠贤无比忠诚，一次聊天，老魏问他：“你是江南人，但是为什么好粥啊？”周应秋这个江南人听不大清河北话，听成了“你为什么好竹啊”。当下，他没正面回答，打个哈哈过去了。过后，立刻写信给儿子，叫把家里庭院中的竹子统统砍光——老魏的心事你莫猜！
　　
　　就这样一帮东西，三法司的会审，结果不问而知。
　　
　　惠世扬，悬了！
　　
　　会审大堂设在城隍庙，那时候六君子已死，审官们没把惠世扬当回事儿，都想捉弄捉弄他，而后判个死刑就拉倒。
　　
　　河南道御史徐扬先抢先问话：“你说过邵辅忠（由沈潅推荐入阉党）是小人，现在看来，他是小人吗？”
　　
　　惠世扬不是白给的，他早看明白了形势，从容答道：“你们高明，看他是君子。而我愚昧，故看他是小人。”
　　
　　周应秋见话不对，就接着问：“你说，徐大化、孙杰是否好人？”
　　
　　惠世扬说：“是好人。”
　　
　　周应秋紧逼：“那为何要参劾他们？”
　　
　　惠世扬答：“这正是犯官的愚昧处，此罪该死，我情愿死！”
　　
　　这几个狗官升堂，不问案情，胡诌八扯，想消遣消遣惠世扬，却不料被惠世扬一通含沙射影地挖苦，不禁大怒。
　　
　　他们喝令衙役打二十五大板。一顿板子打完，几乎把惠世扬给打死。打完也不审了，把人关起来，几个人就七嘴八舌把判词写好了。他们揣摩了天启的心理，干脆把惠世扬窜入移宫案去处置，说他“结交王安，大恶备矣”，应处斩刑。
　　
　　天启和魏忠贤对这判决书都很满意，但是魏忠贤不想马上把惠世扬砍头，想等到《三朝要典》和《光宗实录》都修好后，再拿这惠世扬祭旗，以图个圆满。惠世扬从这时候起，就蹲在大狱里等死了。哪知道，大批判材料编好后才半年多一点，天启就一命呜呼了。忙乱之中，阉党竟然没来得及杀惠世扬。
　　
　　真是九死一生啊！后来这个惠世扬在崇祯朝官当大了，一直当到了副都御史和侍郎。

　　编篡《三朝要典》，把东林君子说成是狂悖小人，把有奶便是娘之徒说成是磊落之士，这得有唾面自干、当众舔主子屁股的厚脸皮才做得下去。在阉党精心挑选的“石一歌”中，也有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实在是干不了。
　　
　　精神之阉，甚于割卵！
　　
　　比如副总裁、礼部尚书姜逢元，是一位大书法家，因与东林无涉而被选中。在修书期间，他老夫子“每搁笔而叹，忠贤朝闻夕逐，令其闲住”。这还算不错的，没丢命。
　　
　　还有编篡官杨世芳、吴士元、余煌等，也都尽力隐瞒一些东林党人的奏疏内容，或“匿其全义”、或“删去已甚”，以免给党人带来更大的祸患。这样做，也是把脑袋别到了腰带上，很悬！但是不这样做，他们受不了，因为——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阉党当中，绝大部分却是不要脸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既迷信文字的力量，也迷信“谎言重复几代人就成了真理”的定律，所以才坚持要以钦定的形式来敲定东林党案。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还有仅剩的一点廉耻——毕竟想到的还是身后名声。不管当世做得有多卑鄙，总还是想留个清名给后世，以免儿孙因为祖宗蒙羞。这恐怕是制约阉党作恶的唯一道德羁绊了。
　　
　　——从某种角度讲，这样的恶人，倒也恶得可爱。总比关到死牢里再挤几滴“对不起皇恩、对不起百姓”的假泪要真实得多。
　　
　　《三朝要典》的光芒照耀了全明朝。可是，魏忠贤是想不到的：历史虽然是强势者所创造，却不是强势者能写成的。好与不好，青史之名不会根据你自己写的牛皮文章，而仅仅在乎亿万人心！皇皇《三朝要典》，想做的是千秋文章，而实际寿命只有一年多。随着天启的驾崩，它顷刻就成了废纸万张。
　　
　　
——咦！眼看它忽喇喇大树将倾，眼见得倏忽间猢狲四散，哪里有什么赤胆忠心永不变，何处有铁打江山万万年？

　　
　　大梦，大梦而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5 12:10:31

　　【“丙寅诏狱”又掀起滔天浊浪】
　　
　　
　　魏忠贤害死了东林六君子，让天下缄口、万民颤栗。那么，他的杀心是否就收敛了一点儿呢？没有！
　　
　　这家伙杀上了瘾，好象是领略到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到天启六年（1626）二月，六君子的血迹还未干，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天启又兴起大狱，下诏将东林党人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七人逮入诏狱！
　　
　　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丙寅年，所以此次大狱，史称“丙寅诏狱”。又因为被祸的是七个人，所以也称“七君子之狱”。
　　
　　这一批“七君子”，也是私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而且到了这时候，东林已完全偃旗息鼓了，那他们是怎样撞到魏忠贤刀头上的呢？
　　
　　是因为魏忠贤贼人胆虚、太过敏感了，生怕被正直之士伺机掀翻。所以，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传闻，他就又开了杀戒，顺便把以前的一些老帐也给清理了。
　　
　　引燃此事导火索的，是一位比魏忠贤资格老得多的大太监李实。这位李太监，是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六年（1578）就进了宫，比魏忠贤早11年。他是泰昌帝常洛当太子时的伴读，根儿正。一到泰昌元年（1620），就顺理成章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兼掌御马监。他是泰昌帝身边的大红人，不比王安差多少。
　　
　　但是此人粗鄙，不识字，因此泰昌帝一死，也就坐不稳中枢位置了，被调到江南任苏杭织造，负责管理官营的纺织作坊，常驻苏州，同时也算是皇家在江南的一个眼线。这也是个大大的肥缺，不算蠕没他。李实的资格很老，并非魏忠贤的手下，两人算是井水不犯河水吧。
　　
　　这人名誉倒不是很坏，但是手下有两个管家，樊得和孙升，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他俩常以李实的名义搜刮民财，随意增加织造定额（好给自己发福利）。
　　
　　明朝末年江南的纺织工业之盛，是远远超出今人想象的，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江南给这两个小人物一搅，闹得四处民怨沸腾。
　　
　　当时苏州的同知兼代理知府杨姜，因这个事对李实很不满，也不大去逢迎。李实见他不礼貌，就找了个茬儿参了他一本。
　　
　　此时恰逢新任的应天巡抚周起元到任。周起元对李实这么干，也很不满，就上疏为杨姜辩护，并职责李实才是有问题。李实立刻反弹，干脆诬告杨姜犯了法，给逮了起来了。双方就此结怨。
　　
　　这件事说明，李实跟有的东林党人，关系是很僵的。
　　
　　但是，他也很敬佩另外一些东林党人。据说，黄尊素被罢后，回到家乡余姚，没事就常到湖上去玩。李实曾慕名前去拜访，可是黄大人不肯见（《启祯两朝剥复录》）。李实知道自己不够格，也就算了。这事情传到民间，就成了黄尊素经常与李实在湖上来往。
　　
　　武宗时大太监刘瑾专权，廷臣刘一清为了干掉刘瑾，就联络皇帝很信任的另一个太监张永，一举除掉了刘瑾。传闻就以此事为例，生发开来，说黄尊素正是想效仿前代事，借李实之手干掉魏忠贤（《明史》）。
　　
　　空穴来风，其源有自。估计这是恨魏忠贤的人合理想象出来的，如同近世之“总理遗嘱”。谣言传入京师，魏忠贤心惊肉跳——巩固魏忠贤专政，就是要防微杜渐啊！他立刻委托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就地访听一下。这个沈演，是阉党盟友、前大学士沈潅的弟弟，当然靠得住。
　　
　　结果沈演回话说：有这事！
　　
　　魏忠贤急了，这还了得！李实是先帝宠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要是和东林搅到一起，危乎哉！于是立刻派出几批亲信，火速赴江南暗访，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这期间，李实的司房（负责誊写文书的宦官）正在京城办事，得知了消息，大吃一惊。他赶忙跑去找阉党“领导班子”成员李永贞求助。
　　
　　李永贞是他的熟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魏公公起了疑心可不是好事，为了避免嫌疑，就请你们李公公出面，参黄尊素和其他几个东林党一本，不就证明李公公清白了吗？
　　
　　司房问：要参哪些人？
　　
　　李永贞一个个给他数，说了七个人的名字。
　　
　　司房救主子心切，觉得这主意好，就央求李永贞给代写个奏疏稿。李永贞见事情有门儿，就一口答应，并很快写好了。
　　
　　那司房来干这事儿，恰好是近水楼台，他身上就有盖了李实大印的空白奏本，当下拿出一份，三下两下将稿子抄上，顺便就呈进了宫里。
　　
　　这个小角色也来不及跟主子请示一下，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件事，在《先拨始志》、《三朝野记》、《启祯两朝剥复录》上的记载，都差不多。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魏忠贤的爪牙天天去李实家里，数落李实不该跟黄尊素来往。李实百口莫辩，就派人去京城向李永贞和崔呈秀求情，结果是崔呈秀出的主意并代笔写的参奏稿。
　　
　　从后来清算阉党时的情况看，还是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在崇祯初年，法司追查这件事，认为李实以一片纸杀了这么多忠臣，拟以大辟（砍头）。但是崇祯帝觉得，这事儿不能怪李实，李实的疏上有用朱批修改的墨迹，实属魏忠贤的心腹所为。后来经过君臣间的折衷，李实未定死罪，而仅仅被革职充军。
　　
　　不管怎么说，这道疏一上，天启又发了雷霆之怒。于二月二十五日下诏，由锦衣卫将七人逮送来京，此外，让李实安心供职。
　　
　　这个诏书，八成也是“领导班子”给拟的，还不忘记安抚李实一下。
　　
　　这七个人，是怎么得罪了阉党的呢？我们在这里简要说说。
　　
　　周宗建，字季侯，号来玉，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少小时听人讲杨继盛故事，由衷钦佩，曾叹道：“忠愍（杨继盛）不死！”
　　
　　他从知县干起，后任监察御史。在客、魏刚刚联手的时候，他就先后上疏分别弹劾过这两个家伙，且语言特别激烈。说客氏赖在宫里，“恋上不舍，将何为乎？”把天启也给敲打了一下。说魏忠贤“目不识一丁，岂复谙其大义”（《明史》），皇上把他留在身边又有何用？把魏忠贤气得发疯，在文华殿指着奏疏上“目不识一丁”一句破口大骂，声音之大，连皇上都给惊动了。
　　
　　这两次，周宗建都险些受杖刑，多亏众臣和叶向高极力维护，才得以免。他也因此而名动天下，谁都知道他胆大、敢说话。
　　
　　天启三年（1623），他又上了《清宫禁绝祸本》一疏，再次攻击魏忠贤，说现在“权珰”和言官互相借重，罢斥忠良；又说，当今内有魏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为典兵示威，又有小人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善类，天下事怎么得了？
　　
　　魏忠贤看了这道疏，又怒又怕，带领刘朝等喽啰跪在天启面前大哭，请求剃光自己的头发以示“请罪”。天启被激怒了，又要打周宗建的棍子，由于阁臣力争而作罢。
　　
　　在周宗建最后出任湖广按察使时，弹劾了冯铨的爸爸冯盛明，冯铨对他怀恨在心。后来，冯铨的门生、工部主事曹钦程投效阉党，诬告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贪污，魏忠贤立刻矫诏将这几人削籍，还命令巡抚毛一鹭负责对周宗建追赃。
　　
　　到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嫌追赃速度太慢，又没抓周宗建，就把周宗建列入李实空印奏疏，给他安了一万三千五百两赃银，逮进京城来好好整治。

　　七君子的第二名，缪昌期，我在前面已讲过他的一些事儿。他少年多才，成年后更是文名满天下，顾宪成与他是忘年之交。四方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讨教，搞得他家门庭若市。遗憾的是科场不大顺，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为翰林院检讨
　　
　　天启元年（1621），缪昌期到湖广主持考试，出的试题是论赵高和仇士良。赵高不用说了，是秦代赫赫有名的大宦官。那么，仇士良是何许人也？他是唐代文宗时期著名的“宦竖”，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专横跋扈。其权力之大，能把皇帝当傀儡。唐文宗不甘受制，与两个不成器的小人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因计划不周，未能成功，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事变后，仇士良借机大肆屠杀朝官，操纵朝政二十余年，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以至文宗自叹“受制家奴”，郁郁而死。
　　
　　出题让考生来骂这两个阉宦，无疑是影射当朝的魏忠贤。从此魏忠贤就记住了这笔帐。
　　
　　后来，魏忠贤在玉泉山为自己造墓，听说缪昌期的书法写得好，又有文才，就请老缪给写个墓志铭。当时老缪要是写了，大概骂赵高的事也就一天云散了。可是，几次请托，老缪一点面子不给，魏忠贤就彻底把他打入了黑名单。
　　
　　叶向高离职后，东林党要人纷纷被逐，先后有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每次，当时的首辅韩爌都要上疏挽留。韩爌并不是东林党，这样做无非是出以公心。阉党同志们理解不了，就怀疑是老缪在后面搞鬼。东林这几个人被罢后，门庭冷落，谁也不敢靠前。只有老缪不忌讳，常去走动走动。诸君子离京时，他也要去送。
　　
　　有人劝他就不要去送了，少惹事为好。他正色道：“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东厂的人就在一旁在盯着，他也不在乎。
　　
　　这就注定了魏忠贤对他，势必除之而后快。
　　
　　当时有人推荐老缪去南京当翰林院的院长，魏忠贤不准许，派小宦官到内阁去，扯着娘娘腔大喊：“就留缪昌期在京师送客吧！”
　　
　　缪昌期知道朝中是待不住了，就上疏请求退休，魏忠贤偏不让他体体面面地走，矫诏将他罢免，后又革职。这次抓他回来，给他安了三千两的赃。
　　
　　第三个，周起元，字仲先，别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为官清廉，除了书籍，别无长物。自己的一点儿工资，也都尽量拿来资助地方教育。周起元从知县干起，历任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员。天启三年（1623）为太仆少卿，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这差不多是个副部长级的大官了。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声望也极高。曾经为前面我提到的杨姜辩冤，又弹劾李实在江南的种种劣迹，搞得李实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这么做，惹到了魏忠贤——打击宦官，就是打击阉党！周起元就是这么得罪阉党的。
　　
　　这时候有个小子——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出面弹劾东林元老邹元标聚众讲学，未果，反而在天启三年“京察”时被外调为苏松兵备道，成了周起元的下属。
　　
　　朱童蒙丢了在京城的好差事，恼羞成怒，到了苏松就拿老百姓撒气。每次外出动不动就鞭打行人，打得人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周起元大怒，准备参他。他也知道这官是做不长了，就声称有病，弃官逃跑了。周起元不能让他就这么跑，立刻上疏弹劾他“庸鄙无才，只知敛财”。
　　
　　奏疏到了阉党“领导班子”手里，他们还记得这姓朱的参过邹元标，就有心抬举他，搞垮周起元。最后，天启下诏，不准朱童蒙告病辞官，而是调到京城来做副部长；而周起元则因“排挤正人，削职为民”。
　　
　　巡抚参一个小小的属官，不仅没参倒，结果反而是属官连升几级，自己被罢免。这样的事例，在大明朝几乎绝无仅有。
　　
　　这次抓周起元，阉党给他栽的的赃，是说他在巡抚任上“贪污国库银十万两”——恶人政治，一般都是谎言政治，谎越撒越顺溜、越撒越大。即便是把煤说成白的，也能说出煤之所以白的一二三点来。魏忠诚贤在这一点上，已是炉火纯青了。
　　
　　第四位，周顺昌，字景文，号蓼州，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为福州推官（审判长）。他的故事，我们前面也已有所涉及，就是在魏大中被逮进京途中，在苏州盛情款待并与魏大中结为亲家的那一位。
　　
　　周顺昌疾嫉恶如仇是出了名的。先前在杭州任司理时，到任的当天，同僚设宴接风，席间有艺人演出，演的是岳飞故事《精忠记》。当演到秦桧和他老婆商量怎么设计陷害岳飞时，周大人按捺不住，飞步上台，揪住演秦桧的演员就是一顿痛打，众人目瞪口呆。
　　
　　天启时他曾任吏部文选郎，后辞官。在六君子案之后，魏忠贤的义子倪文焕挟嫌报复，上疏弹劾周顺昌“与罪人婚”，还诬告周顺昌在吏部选干部时受贿太多，回乡时连船都压沉了。
　　
　　其实周顺昌辞职后是经河南从陆路回家，并没有走运河，哪里来的什么船？知情者无不痛斥倪文焕瞎编。但魏忠贤不管这诬告有没有“硬伤”，借机削了周顺昌的职。
　　
　　在苏松巡抚周起元被罢后，周顺昌正在家闲住，写了一篇《赠周公罢归序》为周起元鸣不平，顺便讽刺了一下继任的巡抚毛一鹭。毛一鹭读了这文章，气晕了，发誓要找机会报复。
　　
　　周顺昌当初在送别魏大中的时候，曾当着缇骑的面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敢这么干的人，那时已是天下罕见，魏忠贤于是就把他记住了。
　　
　　第五位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当过一段时间的御史，因为触怒当时的阁臣王锡爵，被贬官后，因亲丧回了家。他和顾宪成一道发起东林书院，从者甚多。居家30年，大臣多次举荐，但万历皇帝都不起用。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出任光禄寺丞。前面已经说过，他曾经弹劾崔呈秀在淮扬一带贪赃枉法，吓得崔呈秀上门去给他跪下，请他放手，但被他严词拒绝。
　　
　　崔呈秀就因为这个转而投阉，立即实施报复，攻击高攀龙和赵南星等朋比结党，高攀龙被迫挂冠而去，不久又被削了籍。这次阉党抓他，是因崔呈秀还嫌不解气，把他的名字窜入了李实空印奏疏，并入周起元一案。
　　
　　第六位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秉公执法，昭雪沉冤，被当地军民视为包青天大人再世。天启三年（1623）升任御史，曾经上疏指责魏忠贤滥用立枷。枷重三百斤，受刑者活不过几天，前后枷死六十余人。他建议，罢魏忠贤东厂之职。此后，在万燝被杖死、林汝翥被刑杖、魏大中被逮的事件中，都公开跟魏忠贤作对。
　　
　　崔呈秀被高攀登龙弹劾，奏章就是李应升起草的。当时崔呈秀求不动高攀龙，又跑去李应升的住所，给李下跪磕头，乞求高抬贵手。李应升没答应，只说：“事情要交付公论，非敢私。”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崔呈秀唆使党羽诬告李应升，李因此而被革职。六君子死后，李应升悲痛欲绝，设牌位祭奠。他自然也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
　　
　　第七位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任御史。在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他也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他质问皇上：“天下有政归近倖，大权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乎？”言辞相当尖锐。
　　
　　在杖责万燝、林汝翥的事件中，有一次众大臣在内阁中争论处理办法，魏忠贤派了几百个小宦官到内阁肆意辱骂，内阁辅臣无一敢吭声，惟有在此议事的黄尊素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内阁乃国家重地，即便司礼监太监，不奉旨也不能来，你们要干什么？”众宦官摄于他的威严，才乖乖退去。
　　
　　黄尊素不仅敢干，也很有深谋远虑，曾经劝邹元标京师不是讲学之地，易于惹是非；劝杨涟若没有太监做内援，就不要发起总攻；劝魏大中不要攻魏广微太急，以免他去投阉；但是东林的这些要人都没有听他的劝告，否则的话，东林党的处境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魏忠贤在第一次逮住汪文言的时候，就想牵出一批东林党来，结果黄尊素跟管镇抚司的刘侨打了招呼，给搅了局。魏忠贤从那时候起，就发誓要灭此人。
　　
　　这些还都是旧帐，现在又加上与李实“湖上密谋”，那还得了，所以黄尊素也难逃此劫。
　　
　　魏忠贤在前一年，切瓜砍菜地灭掉了六君子，没见全明朝有什么抗议和反弹，所以这次底气很足。有崔呈秀出主意，抓着李实这个冤大头，一口气就可以再灭七个。
　　
　　天启发了话以后，锦衣卫缇骑就大批南下去抓人。因为周宗建和缪昌期在圣旨下的时候就已另案被逮，正在押解途中，所以这次要抓的是五个人。
　　
　　奉旨抓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五更亡。什么天理、人心、良知，恶人们心里哪怕存着其中的一点点，国家怎么会到这步田地！
　　
　　可是，从大阉党到小阉党，还有那憋着劲儿想去犯官家里敲诈勒索的缇骑，都把事情给想简单了。
　　
　　百姓真的是老黄牛吗？任你鞭笞而无知觉？
　　
　　人心真的是狗尾草吗？任你践踏而无声息？
　　
　　错！
　　
　　魏公公，皇帝可以是你们家的皇帝，但人民绝不可能是你们家的人民。
　　
　　他们有知觉，他们要发声。他们要让你明白：一万年不动摇那得看人心的向背！

　　魏公公自天启元年以来一路顺风，打击正直的官僚势如破竹，却还不知道人民有多厉害。
　　
　　此刻他在京城一声吼：“抓人！”其效果有如山摇地动。锦衣卫掌堂田尔耕不敢怠慢，当下派出张应龙、文之炳等一共60名旗校，出都门，昼夜兼程。
　　
　　此行江南，油水可大乎？
　　
　　这60人的心中，萦绕的大概都是这个问题。
　　
　　可他们忽略了，江南这地方，文明程度高，又是当时世界上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已相当成熟。文明程度高，孔孟之道中的民本思想就渗透人心；市民社会发达，舆论就有相当独立的立场和原则。
　　
　　缇骑们只以为江南柔弱地，一鞭子就能把人给打老实了，他们忘记了这里自古也是出豪侠的地方。去年缇骑在湖北、安徽等地抓六君子的时候，江南一带就民情汹汹。不过那时人们还有幻想，以为六君子终能洗清冤屈，或者早晚能够生还。他们没闹，是不愿给六君子添麻烦。
　　
　　今年不同了。这回要抓的五人，除了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苏州、常州人。四路缇骑下江南，要来抓清清白白的东林党，这本来就令江南士民义愤填膺。再者，以去年为例，江南人这次全都知道了：几位大人一被抓去，就绝无生还的希望！
　　
　　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
　　
　　一面是倒行逆施的阉党权贵，一面是正直清廉的下野官员，民心靠在哪一边，那是想也不用想的。
　　
　　因此，当10天后，消息一传到江南，无异于火星掉进了火药桶！
　　
　　60名缇骑，以为手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就可以所向披靡了。他们可知道：江南等着他们的有百万之众？显然是知道。但是，狗腿子们从来眼睛里看不到有人民。这些人民，吃什么，喝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与大明朝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按圣旨办！
　　
　　——他们这一脚，可就真正踏入地雷阵里去了！
　　
　　惹出大乱子的地方，是在他们并未看得太起的人物周顺昌的家乡。
　　
　　周顺昌官不大，也没什么钱，辞归后家中只有几间破屋。但是他在苏州当地深得民望，乡中百姓有冤，或者郡中有大事，大家都来请他主持公道。
　　
　　缇骑出京后，周顺昌自知不免，早已有思想准备。
　　
　　三月十三日晚，好友殷献臣的两个儿子来拜访，周顺昌一向喜爱这两个年轻人，当夜留他们做彻夜长谈。周顺昌聊到了宋代朱熹的事：“朱子尚未不能免被人排陷，何况我呢！”又聊到《文天祥传》，为两个小友详细地讲解了这文章的内容，并以古今第一完人文天祥自勉。
　　
　　三月十五日傍晚，缇骑到达苏州。亲友们闻讯都来到了周家，人人面带悲戚。
　　
　　周顺昌却很坦然，说：“我知道诏使一定会来，不要效楚囚对泣。”他叫过长子茂兰，叮嘱道：“家无余财，倒省得你们兄弟经营了。将来要勤于读书，安于清贫，无损清白家风，我自是虽死犹生！”
　　
　　夫人吴氏当场哭得几次昏死过去，几个儿子也跪地大哭，声闻四邻。但是周顺昌仍神态自若。
　　
　　——人生固然有无数悲哀，但只要死得光荣，也就不算最悲哀的了。
　　
　　——千秋的《指南录》，万代的文天祥！
　　
　　衮衮衣冠，古来多少皆做了土。大丈夫若能死如文天祥，能让万代的妇孺小儿称诵其名，那么，即便两袖清风终其一世，又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傍晚时分，知县陈文瑞带着公文来到周家。他是周顺昌在吏部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对周的为人一向敬重。来的路上，一路痛哭不止，泪水将衣襟都湿透了。
　　
　　周顺昌听说知县到了，立刻换上待罪的囚服，出门迎接。随同来的衙役上前一把逮住周顺昌，被陈文瑞厉声喝住。
　　
　　陈文瑞与周顺昌相揖进门，知县大人请周吏部料理一下家事，然后跟他去县署候命。周顺昌说：“无事。”
　　
　　他的妻舅吴尔璋问，你难道就这么悠然长往了么，要不要留下几句话——这是生离死别啊！
　　
　　周顺昌说：“没有什么事可乱我心怀！”
　　
　　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块牌匾，猛然想起：“我答应给龙树庵僧人题字，今日不写，有负诺言。”说罢，提笔写下“小云栖”三字，字大如斗，酣畅淋漓！
　　
　　写罢，掷笔而起，浩气满怀：“此外，再无一事了！”

　　到了夜深时分，周顺昌对陈文瑞说：“大人在舍下，无以招待，歉甚！”他让家人熬了一锅粥，请陈文瑞吃。陈文瑞不便拂其好意，但是如何能咽得下，在场亲友也都泪落如雨。
　　
　　十六日一早，周顺昌拜别了家庙，就随同陈文瑞前往巡抚衙署。分别的一刻，儿子牵衣不舍，阖家号啕痛哭，独周顺昌一人意气自如。
　　
　　因为他在当地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因此在前往巡抚衙署时，百姓都想来瞻仰其风采。“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明史纪事本末》）周家门前的街上，处处人山人海。
　　
　　朝廷要逮周大人的事，早已传遍郡中，即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连夜赶来，聚集在巡抚衙署的门前，要看看“周吏部”。从十六日起，每一天，必逾万人！
　　
　　苏松巡抚毛一鹭没想到有这个阵势，吓得胆战心惊，生怕出问题，就让陈知县赶紧将周顺昌换地方。一日几易其地，且明令不许百姓聚集。
　　
　　但是官府说不出个名堂来，老百姓怎能听你的？苏州城内众口一词：“周吏部清忠亮节，何罪而朝廷逮之？”
　　
　　听说周大人被转移到了吴县县衙，老百姓又前往县衙，在门前聚集不散。次日天明，复又聚集。这样的场面，从三月十五日一直持续到十八日，通城惶惶！
　　
　　缇骑们计划在这里歇两天，于十八日开读圣旨，读完了人就要带走。滞留的这几天，是他们向犯人家属索贿的时间。
　　
　　这帮家伙根本不知道、或者视而不见群众已达临界点的情绪，按照惯例放出话来：“不送钱来，则周某途中不保，纵然是枉死，谁敢去告御状！”
　　
　　恶奴们向来就这样直来直去，省却了高官的假仁假义。
　　
　　然而周顺昌，清官一个，哪里有什么钱！他身上只有七钱银子，日前又把三钱资助了朋友的丧葬费，此时袖中只有四钱银子。
　　
　　面对缇骑的勒索，他厉声道：“七尺之躯，今已交给你辈，即不送一文，能奈我何！”
　　
　　不过，他的好友杨惠庵还是怕缇骑在途中加害，私下里发起募集钱款，以备打点这帮恶狗。
　　
　　苏州城内一些士民闻讯，都纷纷慷慨解囊。有的穷打工的预支了工钱，有的小贩把自己的旧裤子也典当了，都聊表心意，总共凑得了一千两银。
　　
　　缇骑们见一吓唬就来了银子，好不高兴，便得寸进尺，索要更多，不然的话还是“途中不保”！
　　
　　缇骑的话传开来后，县衙前群情激愤，道路喧哗。整个苏州城，到处都在议论这事，这古城犹如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有个平素对周顺昌怀有怨恨的衙役，不知道深浅，在大街上对人说：“痛快，不想周爷也有今天！”
　　
　　话音刚落，就有人一把揪住他的头发：“众人皆怒，何以你独痛快？说！”
　　
　　围观群众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险些没把那小子打死！
　　
　　这是山雨欲来的前夕……
　　
　　十七日，前来县衙探望与声援周顺昌的士民，比前日更多。周顺昌出来，对大家侃侃而谈。
　　
　　看着周吏部平和的神态，听着他那中正的议论，众人无不泪下！
　　
　　自从缇骑一来，苏州商户就开始罢市，抗议抓人。老百姓痛恨缇骑头子张应龙、文之炳。但一时没人敢率先发作。
　　
　　商人之子颜佩韦，家资丰饶，为人慷慨豪侠。他挺身而出，手执焚香在全城漫游，边走边哭喊：“欲救周吏部者，从我！”他的好友马杰，也敲着梆子大声呼喊，“一时执香从者万人”！
　　
　　苏州市民或议论、或流泪、或大骂，全城已经开了锅！
　　
　　诸生王节、文震亨、刘羽仪在一起商议道：“人心怒矣！吾辈读书人应去谒见抚按两台，请他们制止缇骑，缓解众怒。”他们又出面劝说群众：“父老勿过激，过激，只能加重吏部之祸！”市民们也同意有所约束。
　　
　　这一天日暮之后，一帮好友前来县衙陪伴周顺昌。陈文瑞特地备了一桌酒席。周顺昌考虑到陈文瑞的身份，不想给他惹麻烦，就坚持不让他做陪，只与朋友们一起饮酒。
　　
　　席间，周顺昌慷慨谈生死，气概绝伦。他对诸友道：“我即使不能像古代禅师那样把临刑就义视为剑斩春风，但也决不会乞怜苟免。审讯之日，我必骂鼠辈矫诏擅权，死了也要去太庙向二祖列宗（指明朝各位先帝）陈诉，以诛此贼！”

　　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又讲到朝政日非的现状，不禁都激愤起来，觉得国家没有希望了。周顺昌独不气馁，说道：“先朝权珰如汪直、刘瑾辈，依附者众，看似燎原之火，然而一朝扑灭。魏阉亦不会长久，只是我不能亲见其覆灭而已。”
　　
　　说罢，索笔将旧作七律两首题于扇面上，其诗句曰：
　　
　　云宵事业看雄剑，吊古惟应问烈夫！（《周忠介公烬余录》）
　　
　　其心志、其节操、其胸襟，直追前贤。即使在今日，亦能愧杀万千贪鄙之徒！
　　
　　三月十八日，是预定的圣旨开读之日。苏州城内，民众倾城而动，来到县衙送周顺昌前往西察院听旨。时逢大雨，但不期而至者竟有几十万人。每人手执香火，焚烟如雾，街道两旁边只见拈香点点如列炬。
　　
　　中午时分，周顺昌被押出。一路上，百姓夹道而送，哭声震天。不断有人高呼：“愿救我周爷！”
　　
　　由于道路拥挤，巡抚、巡按、苏州知府、吴县县令的大轿都难以前行。
　　
　　察院此时大门尚未打开，这里也是一片人山人海。察院的衙署紧邻城墙，不少人就爬到城墙垛口上，上下遥相呼应，喊冤之声震天。
　　
　　全城的诸生五百人，身穿公服，在门口列队，准备向巡抚（省长）和巡按（省政法首长）请愿。
　　
　　周顺昌目睹此景，为之动容。他四面作揖，请众人散去，但却无一人离开。
　　
　　不一会儿，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的大轿到了，百姓纷纷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
　　
　　毛一鹭命令打开大门，民众便趁机蜂拥而入。
　　
　　这时，只见堂上已摆好宣读圣旨用的帏幕仪仗，锦衣卫校尉侍立一侧，虎视眈眈。堂下犯人下跪的地方摆着镣铐和枷锁。
　　
　　诸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等一干人，走出人群，含泪向两位大人进言道：“周吏部清忠端亮，众望所归。一旦触犯权珰，遂下诏狱。百姓怨痛，万心如一。明公为天子重臣，何以慰汹汹之众，使事态无崩解之患？”说罢，诸生皆失声痛哭（《明季北略》）。
　　
　　周围民众也齐声喊道：“周爷若死，民亦不愿生！”
　　
　　毛一鹭惊恐异常，良久才说：“圣怒如此，奈何？”
　　
　　诸生中立刻有人说：“今日人情如此，明公独不为青史计乎？何不据实上奏，请皇上开恩，周吏部不必押解京师，请抚按就地勘治！”（见《周忠介公烬余集》）
　　
　　毛一鹭只得漫声以应：“好，好。”
　　
　　此时又有人说：“今日之事，实乃东厂矫诏，且周吏部无辜，不过是话说多了而遭祸。明公若恳切上奏，如幸而事成，即是明公不朽之事。就算不成，而直道犹存天地间，明公所获名声亦大矣！”
　　
　　这边正在交涉，那边缇骑等得不耐烦。他们在京城骄横惯了，不察民情，便交头接耳道：“这帮人图的什么？”
　　
　　只见人丛中有两人奋力挤出来，跪在地上不起。一位叫杨念如，是服装店老板；另一位叫沈扬，是市场经纪人，这两人此前都没见过周顺昌，只是久闻其名，心中感佩。他俩哭诉道：“大人不答应，我们不起。”
　　
　　带领众人请愿的马杰，按捺不住，在人群中高声痛骂魏忠贤为“逆贼”！
　　
　　锦衣卫校尉见哭哭啼啼的没完，来了狗腿子脾气，蹿出来用棍棒打伤了沈扬。周顺昌的轿夫此时也在人群中，他自听说主人被逮的消息后，痛哭了三天三夜，米水未进。见校尉如此没良心，怒从心头起，上去就要抢夺校尉的棍棒，结果被校尉打伤了额头。
　　
　　缇骑头头文之炳见众人居然敢阻挠执法，勃然大怒，大骂：“东厂逮人，鼠辈敢如此！”说着，把一副镣铐掷于地上，大呼：“囚犯安在？速押上槛车，送东厂！”
　　
　　在明朝，执法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并非一回事。东厂是太监掌管，锦衣卫是由政府节制。东厂势力远大于锦衣卫，有权监视亲王、国戚、阁臣和全国军民。在京城提到东厂大名，首辅大臣也为之胆寒。文之炳这么说，既有冒东厂之名压人的意思，也是指抓人是出于东厂头头魏忠贤之命。
　　
　　他这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苏州不是京城，百姓不是官僚。草民又不想加官进爵，他们服气的是好官，不服的是恶政！东厂之名，臭遍天下，不提便罢，一提那还得了！
　　
　　文之炳的这两句话，无异是把火种扔进了巨大的火药库！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6 07:37:42

　　众人闻言，都怒不可遏，纷纷喊道：“我们还道是天子之命，原来是东厂呀！”
　　
　　请愿领袖颜佩韦高声质问：“你言东厂逮官，难道此旨是出于魏监么？”
　　
　　校尉们哪见过对魏公公敢这么不敬的，厉声叱道：“大胆，剜了你的舌头！旨出东厂又怎么样？”
　　
　　颜佩韦再也压不住火，他回望身后千万人，举臂而呼：“吾辈还当是天子下诏！他东厂何得逮官，分明是矫诏。打啊！”说罢，从人丛的肩头一跃而过，劈手夺过缇骑手里的棍子，抡起来就痛打文之炳。
　　
　　打！打！打！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四人也发了一声喊，一起冲上前去，痛揍这些穿着“飞鱼服”的王八蛋。
　　
　　群众早已忍无可忍，随即一拥而上，势如山崩海啸！堂堂察院衙署，顷刻之间栏楣俱断。
　　
　　砸这帮狗日的！众人纷纷脱下木屐（木拖鞋）向堂上甩去，瞬时密如矢石。
　　
　　匹夫之怒，亦能翻天！
　　
　　缇骑平日里欺压百姓成了嗜好，哪想到百姓也敢公然“抗法”？一怔神间，各个被砸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
　　
　　什么叫“汪洋大海”？什么叫“一小撮”？
　　
　　这就是！
　　
　　众缇骑见势不好，各个抱头鼠窜，有的逃进厕所里，有的攀到房梁上，有的躲进花丛中，但都被民众搜了出来，一顿暴揍。
　　
　　当此民不畏死之时，缇骑的威风瞬间就化为乌有。这些平日里牛逼坏了的“飞鱼服”们，此时只能在民众面前叩头如捣蒜，苦苦哀求。
　　
　　百姓哪能饶得了他们，将这些家伙分别围住，拳脚齐下，尽情痛殴！
　　
　　一个校尉逃得快，爬到了堂后阁子的顶梁上。哪曾想顶梁晃动，他惊惧过度，咕咚一声摔了下来。杨念如一步抢上去，几下就把他打死了。
　　
　　从尉李国柱被众人围殴，有人一脚踢在他头上，屐齿刺入后脑，当场毙命！
　　
　　有的校尉被打得急了，拼命翻墙而出，结果又被墙外的民众抓住痛打。
　　
　　呜呼！今日何世，乾坤倒转若此？
　　
　　周顺昌目睹此景，心里难过。他说：“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百姓闹成这样，我一死不足惜，倘若贻害地方，如之奈何？”
　　
　　他的好友殷献臣也极力劝阻群众。但是，众人正打得痛快，哪里肯罢手。大家知道毛一鹭也是阉党一伙，都恨他陷害忠良，嚷着要把这狗官也揪出来。毛一鹭大惊，官架子也不顾了，仓皇跑进内院，躲在厕所里。估计是干脆跳下了粪坑，才免于一劫。
　　
　　知府寇慎和知县陈文瑞，平素爱民有道，说话还比较有市场。他们怕事情闹得太大，于周顺昌和众百姓都不利，就多次出面劝谕。待百姓稍稍息怒，赶紧派人将毛一鹭护送离开了现场。
　　
　　直至半夜，民众才逐渐散去。
　　
　　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一次民变。
　　
　　王朝到了末世，奸臣公然践踏民意，贪官不顾民之死活，维系社会的纲常实际上已经瓦解。朝廷权威，在民众心里一钱不值，而朝廷反而比以往更加滥施权威。官民之间，不要说鱼水，就是陌路关系都达不到，双方互为仇寇。这样的情势，因一事一人而起，触发民众骚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这已经可以嗅到朝廷解体、天下民众揭竿而起的气息了。只有蠢到如天启之辈，才认为老百姓造反不过是说笑话。

顺昌当夜宿于署内，犹吟诵于谦的诗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民变后，苏州百姓为抗议皇帝无道，纷纷罢工罢市，纺织机匠“不行织机”，“负担者息肩，列肆者罢市”，事态有扩大之势。
　　
　　五位民变领袖谋划道：“我辈拼死为国除害，可以一千余人拿下武林，杀税使，焚其府；另以一千余人下昆山，抄顾秉谦之家，然后自囚请死，虽寸磔有余快。”但颜佩韦不同意，他说：“不可，吾侪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贤士大夫尚多，使置我辈而反借此倾诸贤，是我辈累之也。”（《碧血录》）最后他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才没酿成更大的变乱。
　　
　　毛一鹭那边，当然也忘不了躲粪坑之耻，派人密查带头闹事者姓名，苏州城内顿时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形势仍是一触即发。
　　
　　魏忠贤在苏州安插有东厂密探，目睹民变，胆战心惊，连夜屁滚尿流跑回北京去告变：“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
　　
　　紧接着着第二拨告变的又到：“已劫周顺昌而竖旗城门，城门昼闭！”
　　
　　第三批告变的更是夸张：“已杀巡抚，断粮道而劫粮船矣！”
　　
　　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魏忠贤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阉党上下，人人为之震动。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9 12:10:59

那几天，整个苏州地区“举国若狂，几于不可收拾”（《明熹宗实录》）。
　　
　　肇事之首、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听说了民变的消息，惊慌失措，闭门痛哭，致使两目尽肿。
　　
　　周顺昌见形势仍然危急，便对亲友们说：“我若不赶快起行，祸事不已，我不能以一身而累全城！”
　　
　　为此，他几次请求毛一鹭等赶快批准起解，但毛一鹭和巡按徐吉疑心这是周顺昌用的计策，他们怕途中有变，不想行动。最后，知县陈文瑞以自己的官职担保，这才决定于三月二十六日晚间启程。
　　
　　这夜，敲过二鼓，街上人踪渐稀，在府县派出的军卒护送下，缇骑一行乘船离开苏州北上。
　　
　　出得城来，到了望驿亭，见四周都是荒郊野外，缇骑们才战战兢兢取出诏书，念了一遍，草草完成了读旨仪式。几个胖头肿脸的小子，撇下两个留在苏州的“烈士”，押解着周顺昌连夜北遁——来时的牛逼已荡然无存！
　　
　　周顺昌的长子周茂兰，不忍就此与父亲永诀，徒步随船一直走到京口。周顺昌怕儿子被缇骑所害，喝令他马上返回。周茂兰只能从命，驻足远望江上帆樯远去，哭得昏死过去。
　　
　　此时在北京，魏忠贤也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这次的诬陷和逮捕，主要是崔呈秀出的主意，魏忠贤遂迁怒于崔，把这小子叫来罚跪，喝叱道：“你教我尽逮五人，今日激变矣，奈何？”
　　
　　崔呈秀惊恐万状，频频叩头请死，被魏忠贤喝退。
　　
　　阉党毛一鹭在民变平息后，也赶忙上疏告变。他担心皇上埋怨他办事不力，就故意夸大民变程度，说苏州已大有揭竿之势，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
　　
　　奏疏到了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光禄寺卿（宫廷餐饮部部长）、苏州人徐如珂得知了内容，大惊：这疏上去，不是就要血洗苏州了么？为家乡父老计，他连忙找到相熟的通政司官员，请他们缓上此疏，由他去另外想办法。
　　
　　正在商议间，巡按徐吉的告变奏疏也到了。徐如珂拿过来读了一遍，见徐吉只说是士民无知逞狂，现已平息，没说是要造反，心下便一松。他请通政司的人先把徐吉的奏疏呈上去，毛一鹭的就先压一压。
　　
　　民变平息的情报同时也到了魏忠贤那里，老魏这才稍缓了一口气。但一听说有缇骑被百姓殴死，不禁又恶从胆边生！
　　
　　此时的朝臣，已绝大多数为阉党一伙，只恨东林不死绝。众人纷纷敦请魏公公，赶快请旨，发大兵前去苏州屠城。
　
　　徐如珂见情势紧急，忧心如焚。他突然想到，可以借顾秉谦之力去劝魏忠贤不要发飙！但转念一想，自己去求顾秉谦怕是面子不够大，就偷偷传出话去，故意让顾秉谦的家人知道：“苏州人知皇上将派兵屠城，皆言：圣旨必由首辅亲拟。故拟举火焚烧顾家，然后等死！”
　　
　　顾的家人闻言，大为震惊。回去一说，顾阁老也觉得非同小可，情急之下，半夜三更跑到徐如珂家里去问计。
　　
　　徐如珂没别的话，只说：“顾公您正当国，家乡却要兴大祸，如何向父老交代？厂臣（指微忠贤）最听您的话，何不劝阻其发兵，以平息众怒，消弥祸患？”
　　
　　顾阁老是油滑之人，凡事不肯冒险，因此对苏州的家产不能不顾及。他左思右想，只有自己出面去拦阻发兵了。
　　
　　于是他进宫去见魏公公，长跪不起，曰：“苏州是钱粮重地，倘若大乱，国赋将如何？”
　　
　　魏忠贤闻言，心中有所动，怒气稍息，答应只处死倡乱者，余皆不问（见《全吴纪略》）。
　　
　　这一段情节，在《先拨始志》中则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这日，魏忠贤亲自去内阁指示处理办法，他对阁臣说：“上怒甚，必诛尽为乱者！”
　　
　　当时首辅顾秉谦因家乡发生事变而吓得病了，内阁代拟诏的是阉党丁绍轼。这个家伙还算较有头脑，他劝阻道：“公误矣！京城仰仗东南漕运粮（从运河输送粮食）数以百万计，地方有事，正应示以宽大，而反以严旨激之，若有他变，谁任其咎？”
　　
　　魏忠贤一时语塞，默然良久。
　　
　　冯铨年轻气盛，不同意丁绍轼的说法，一把抢过丁绍轼手中的笔，要自己拟旨。但要下笔时，却心中茫然，不知如何写才好。
　　
　　魏忠贤不大懂这里面的奥妙，只顾在一旁催促。
　　
　　最后还是由于丁绍轼拟旨，呈进天启看过后，由魏忠贤传达下来：“将周顺昌逮到酌议。小民无知，为何拥众呼号，几成鼓噪，法纪安在？果即日解散，故不深究。再有违抗，为首的定行拿究正法，且加重本犯之罪。”
　　
　　这道圣旨确实相当温和。看来，统治者也有威风不起来的时候。后来，顾秉谦病愈上班，又在这道圣旨上添了“漏网魁渠”之语，为逮捕民变首领导埋下了伏笔。
　　
　　圣旨一锤子定音后，通政司才将毛一鹭的告变疏呈进宫去，因而没产生什么影响。
　　
　　总之，这件事，肯定是阉党内阁不愿承担屠城的恶名，怕无法向后人交代，从中起了阻遏作用。苏州人才侥幸免去了一场血腥屠戮。

　　毛一鹭和徐吉看到圣旨，见毫无责备之意，才放下心来。那毛一鹭的脑筋也转过弯来了：把事情说大于他们自己没好处，因此在覆奏中，就尽量往小了说。两人统一口径，说变民乃乌合之众，起哄闹事，由于抚按两台高度重视，及时果断派了官兵戒严，所以群众旋即散去，苏州社会已恢复稳定。现已责成知府知县，马上缉拿首犯。
　　
　　此外，两人还把责任往缇骑身上狠劲推，说这帮缇骑身负皇命，到了苏州却不马上开读，无故滞留，勒索商民，结果激成民变。
　　
　　这道覆奏上去，天启和魏忠贤终于明白苏州事件是怎么回事了，很快就有诏下来说：“愚民（老百姓的觉悟就是低）狂逞，至挤伤缇骑旗校，虽说是变起仓促，然抚按等官平日教育的功效在何处？据奏犯官既已前来，姑不深究。还着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及无辜。”
　　
　　这奏疏，不知是内阁哪个人的手笔，政策性极强。缇骑撒野惹了事，皇家面子丢不起，死也不能跟天下人说实话。因此只说“挤伤”了执法人员，死的缇骑“烈士”也就委屈点儿吧。这样，把事态的结果说小，只抓首犯也就说得过去了。不累及无辜，是叮嘱下面千万不要扩大化，万一真的激反了江南，还得我们几个老爷子耗神费力的平乱。
　　
　　圣旨到了苏州，颜佩韦等五人闻知，都自动到官府投案，坦然声称：“首倡是我们，胁从也是我们，切勿累及他人！”
　　
　　毛一鹭将五人下狱后，仍在秘密查访，先后共抓了13个人。吴中士民见官府秋后算帐，都日夕相惊，不知要逮多少人，不知要抓到什么时候为止。有人还传说朝廷即将发兵坑杀（活埋）全城，富户们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跑。
　　
　　寇慎和陈文瑞见不是事，连忙出面安抚，士民见日久无事，才渐渐安定下来。
　　
　　开审时，五壮士神态自如，视毛一鹭如猪狗，斥道：“你陷周吏部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吏部死，百姓小人大。”可怜毛一鹭，做官做到了省一级，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拎不清，被平头百姓鄙视到这个熊样子。
　　
　　面对毛一鹭的问话，五壮士不屑一顾，只扔下一句话：“为吏部死，复何憾！”（《碧血录》）
　　
　　10天之内，毛一鹭连上三疏，汇报审讯情况，花言巧语地哄上级，说是“缉获首难狂民，地方帖服”。
　　
　　本案最终审结，毛一鹭的判决出来了：带领生员请愿的诸生王节、刘羽仪等五人被夺去生员资格；河边暴打另一伙缇骑的戴镛、杨芳等发配边境卫所充军；颜佩韦等五壮士被判死刑。
　　
　　五壮士的这个死刑，只是个判决，还留有余地，也就是待决，有时间不定的缓刑期。而且皇帝也有权改变或否定判决结果。
　　
　　知府寇慎感其忠义，吩咐司狱说：“此俱是仗义人，不须拘禁，即家属送饭，亦不可阻。”地方监狱本来就没有诏狱那么恐怖，再加上有知府大人的关照，五壮好歹没受苦。
　　
　　狱中有人安慰五人道：“当朝首辅顾秉谦是吾辈同乡，你们或可不死。”颜佩韦叹道：“顾秉谦已认魏忠贤为父，诸大臣都血肉狼藉，我们如何得免？我们宁愿从周吏部而死，不愿因奸相而获生！”闻者无不泣下（《周忠介公烬余集》）。
　　
　　他们所追随的周吏部，后来果然被害死，十月，灵柩运回苏州。五壮士痛哭不止，马杰说：“忠臣已死，速杀我等，好辅助他老人家做厉鬼击贼！”颜佩韦道：“上奏是毛都堂，今诏下，生死都在他。我辈被杀后，做鬼也先去寻他！”
　　
　　毛一鹭听到这话，大怒，不禁起了杀心。
　　
　　这时吴中一带的情况很不稳定，顾秉谦等阁臣关于要抓“漏网魁渠”的精神又传达了下来，似有将同情东林党的地方绅士一网打尽的意思。这时候，朝廷因为民变事，换了一个新巡按王珙来接替徐吉。王珙也是个阉党，他还未到任，在京中了解到吴中的情况，就建议将五人杀掉，了结苏州民变一事。
　　
　　不久，有圣旨下，同意执行。五壮士的命运就此被决定。

　　毛一鹭在执行时，怕再出什么乱子，就指派兵使张孝去监斩。张孝对五壮士深为敬佩，但又无法抗命，内心痛苦万分，在行刑过程中泪如雨下！
　　
　　五壮士从容走向法场，相顾笑别。马杰道：“大丈夫假若病故，则与草木同腐，默默无闻。而今吾等为魏党奸贼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去！”颜佩韦笑对众人说：“列位请了，学生我走路去了。”
　　
　　说罢，五人引颈就戮。《五人墓碑记》上说他们“意气扬扬，呼中丞（巡抚）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这篇墓志铭代代传诵，至今仍载于中学语文课本内。烈士英名果然不朽，千载之下，仍能映衬那些注定速朽的钻营之辈，是何等可笑，何等卑劣！
　　
　　行刑完毕后，五人的头颅被挂在城头示众，有贤明士绅花了五十两银，将头颅购回，精心放置在匣子里。
　　
　　五壮士就义前数日，恰逢大雨如注，狂风怒号，稼禾皆摧，太湖暴涨。人皆曰：此乃五人忠义感动了上苍。
　　
　　据说，后来毛一鹭未得好死。一日，他在家中正与来客一起阅读邸报（中央通讯报），恍惚见五人前来索命。他惊恐万分，连忙奔入内室，客人也甚骇异。不一会儿，听到内室有哭声，紧接着毛一鹭大叫一声，气绝身亡！
　　
　　不管这是事实也好、附会也好，此人已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就在烈士就义11个月后，魏忠贤轰然倒台。毛一鹭为拍马屁在虎丘给魏阉修建的“生祠”也随之荒芜。苏州人感念五人的忠义，将他们合葬在生祠的旧址上，刻石立于路边，名曰“五人之墓”。
　　
　　据说，碑上题字是由天启二年(1622)的状元文震孟所手书。此外，崇桢三年（1630）的解元、复社领袖杨廷枢题写了墓园门额“义风千古”。复社领袖张溥亲撰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他在文中叹道：“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是啊，缙绅（为官者）富贵不能移的，有多少？大字不识的小民却能知晓大义，又是何原因？
　　
　　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究竟应表现在哪里？知识改变命运，它同时还改变了些什么？
　　
　　明末抗清奇人查继佐，在他的史著《罪惟录》中说，颜佩韦等人不过是市井小民，连姓名都不为周顺昌所知，平日见到县里的尉簿小官，他们都会面红耳赤说不成话，可是一旦临难，气雄百夫，虎虎生风，徒手对凶顽，竟然使权珰气沮，缇骑不复出都门。这五人虽然没能让周吏部活，但却让无数像周吏部那样的人活下来了。而周吏部因有了这五人则不死，虽死而犹生！
　　
　　他的话，说得透彻！缇骑自从在苏州挨了一顿痛打后，吓得再也不敢出京城半步，魏忠贤也不敢再兴如此的大狱。其余不知有多少东林正人，在此之后得以保全。
　　
　　匹夫一怒，血溅三尺，就是秦始皇也要退让三分。
　　
　　敢问那些视民意如粪土者，难道比秦始皇还要胆大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19 12:15:12

　　【“七君子”碧血丹心永照青史】
　　
　　
　　似魏忠贤者流，无才无德，靠权术起家，赖庸主提拔，才侥幸爬到了高位。他不会知道，这不过是畸形政治下的蛋。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权力幻觉，以为自己具备了某种天才，天下事没有他摆不平的。
　　
　　这种家伙，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民本意识。尽管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胸襟也还是一个市井无赖之徒。“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像这样最浅显的治国之道他都不懂，动不动还想以屠城来泄党争之忿。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其荒诞无耻，其逆民心而动、背潮流而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逮捕周顺昌，在苏州遭到强烈抵制，并不是一个孤例。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所触犯的已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内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他是在与民众直接对阵。
　　
　　魏忠贤的专权，迄今为止节节得胜。他环顾海内，也许感觉已无对手。看吧，天下噤口，君子毙命，官场惟余无骨的小人。
　　
　　但这种情况的背面所潜伏的危机，他感觉不到。是啊，此时此刻，谁还有力量能掀翻他？
　　
　　在古代历史上，皇权就是独裁，因此独裁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在于，要想独裁得安稳一点儿，就要把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气顺，大厦的基础才能牢固。
　　
　　就算是皇权政治中的天才，一旦把百姓当猪狗，杀之、困之、镇压之，也就离瓦解之日不远了！天才，救不了暴虐统治的命。
　　
　　因为，在政治这个天平上，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码！
　　
　　魏忠贤胸无点墨，他不懂历史。魏忠贤是靠拍马起家的，他没见过“民不畏死”是个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历史绝不是一条“静静的顿河”。它总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转折处。当这种转折一旦降临，要致他于死命的人，打的就是民意这张无敌王牌。
　　
　　他脚下的基础，在逮捕七君子之时，就已经开始摇晃。
　　
　　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时候，吴江县就已经发生过万民号泣相送的场面。
　　
　　在苏州民变的同时，常州也有士民万人恸哭于道，挽留被缇骑逮走的李应升。这与苏州的情形非常相似。
　　
　　当时李应升听说逮报已到，就穿上囚服，自行来到解所候命，神态自若。有人问他：“可曾与家人作别？”他慨然答道：“我志在以身殉国，安能恤家也！”
　　
　　这就是成语里所说的“义无反顾”，决不回头再看一眼。
　　
　　当知县带着公文一到，他就随同一起去了府城。常州知府曾樱，慕其忠义，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此外，几位好友也事先来到南察院，与缇骑们商议贿银数目，以免李应升途中受苦。
　　
　　后来北行到达武进后，李应升的业师吴钟峦不怕受牵连，留李在自家住宿，两人作慷慨诀别。李应升感念身世，心情极沉痛，叹道：“世道如此，读书何用？我叫儿子不必读书了！”老师说：“书何必不读？只是不能像你那样真读书。”李应升抬眼望望，此时置身的小亭上，有匾额题曰“清风亭”，他顿然振奋，曰：“此去必不让此亭笑我！”
　　
　　临别时，他还向老师要了一本袖珍本的《易经》，准备在路上和狱中研读。
　　
　　——生死在天，闻道则无悔。志士之慨，怎能不万古流芳！
　　
　　后来在路过滕阳驿站时，李应升见壁上有国初方孝儒获罪时题的一首《念子》诗，不禁凄然，也援笔题诗一首，其诗句曰：“最是临风凄切处，壁间俱是断肠诗！”
　　
　　三月二十一日，在开读的那天，常州也有令人激动的一幕。南察院前，聚集了数千士民，填街塞巷，马不能前。众人愤怒高呼：“李官忠臣，何忽见其就逮？”（《三朝野记》）
　　
　　一些士民手持短棍，鼓噪道：“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周围民众齐声呼应，訇然有如雷鸣。
　　
　　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仅十余岁，当街大呼：“我恨极矣，魏忠贤杀却江南许多好人！”说罢，奔跑到一个肥胖校尉身后，撩起他的“飞鱼服”，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来，扔到地上让狗争食。
　　
　　见此壮举，民情顿时汹涌，人人疾呼击杀缇骑。校尉们吓得魂飞魄散。

　　知府曾樱闻讯，连忙赶到现场劝解，同时又请出了李应升。李应升向众人拜求道：“诸君诚然是爱我，但为何要蔑视朝廷？”他再三劝解，众人才渐渐散去。
　　
　　当下，曾樱安排缇骑转移到东察院去住，并派了重兵护卫。在开读诏书时，怕发生意外，将大门紧闭，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内。
　　
　　这一伙缇骑，不仅尝到了甘蔗刀的厉害，同时也听到了苏州民变的消息，知道那里的同事脑袋都被踩爆了，着实害怕了，对李应升未敢有任何刁难。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悄无息地押着李应升北上了。
　　
　　此次缇骑南下，任务是逮回五人，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却有一人没有逮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龙。
　　
　　缇骑来到无锡后，准备三月十八日开读，有人把这消息告诉了高攀龙。此时他已无欲无求，完全超然于物外。
　　
　　十七日一早，高攀龙去参拜了宋儒杨时的祠堂。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也是宋代东林书院的创始人。而后，便与自己的两位门生和一个弟弟，在自家后园池上饮酒畅谈。
　　
　　他听到周顺昌被逮的消息后，淡淡说了一句：“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之后，与家人谈话，平静一如往常。
　　
　　他写了一张纸条，封好，交给儿子世宁，说：“明日若事急，可打开。”然后叮嘱家人：“勿急，我欲静思良策，明早处分，当无大祸。”说罢，将所有家人遣出，闭门独坐。
　　
　　到夜半时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后来到后园，纵身跳入池中自尽，时年65岁。
　　
　　家人于后半夜不见屋内动静，连忙撞门而入。见室内只有一灯荧然，高攀龙人踪不见，便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后园发现高攀龙人已在水中，面向北，双手捧心，屹立不动，死了多时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洁，仅湿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污泥，口中也未进水。所以，乡人都传说，高大人并不是淹死的，而是魂归于自然，与天地万物合一了！
　　
　　打开他临死前写的纸条，原来是遗疏一道，是让家人递上去的。里面说：“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原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三朝野记》）
　　
　　此疏在亲友乡邻间宣读时，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宵小当道，正人途穷，天地间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想见300多年后北京太平池的类似悲剧。忠或不忠，在人间已讲不清楚了。千古艰难惟一死，生逢浊世，这“一死”倒也不难。
　　
　　生如狗，何可留？死如鹏，得自由！
　　
　　——悲哉，人世！悲哉，大明！悲哉，亿万苍生，忍做楚囚！

　　高攀龙就这样驾鹤而去，其余六人则在诏狱中遭受了与六君子同样的命运。
　　
　　周宗建、缪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后，立即送入诏狱严刑拷问。
　　
　　繆昌期被逮时，也是很悲壮的。缇骑至江阴，他慷慨而行，曰：“早知此矣，既与应山（杨涟）同事，则应与应山同祸！”三月五日起解之前，他还写下了一篇《漫记》，将生平大事逐一记下，交与儿子虚白说：“日久事定，方可拿出示人，不要徒取灭门之祸。”
　　
　　他在《漫记》里对自己的评价是：“为文有笔而无学，为学有识而无养，种种欠缺，人所共见，而不敢存营私背君、欺心卖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鉴也！”（见《碧血录》）
　　
　　君子与小人，志士与贪夫，磊落之人与两足之兽，所有的差别，关键也就是这一点而已！
　　
　　北行过江时，他赋诗一首曰：“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所过之处，百姓拦道迎送。有人听到是他被起解，都忍不住泪下。
　　
　　四月，李应升、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黄尊素的那一路缇骑，在苏州挨打后逃回，黄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还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样遇到了麻烦。据《漳州府志》载，缇骑到了漳州后，地方官员听说退赃即可赎身，就把这话放了出来，家乡父老立刻在四个城门设立了募捐柜，筹款还赃，“不数日钱满，士民如数交迄，缇使也为之感动”。
　　
　　不过这个记载恐怕有误，因为周起元在巡抚苏松十府的时候，既得罪了李实、又得罪了毛一鹭，所以被安的赃银最多，达十万两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贤的还厉害（再次印证了“阎王好惹，小鬼难搪”之定律）。漳州虽有海运之利，但士民一下凑齐这么多钱，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极有可能是如《罪惟录》所说，这是大家凑钱来贿赂缇骑的。周起元在巡抚苏松二年中，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离任时，“吴人无老少皆随送，涕哭声塞市”。家乡人也以他为荣，他一出事，来捐钱的络绎不绝。有老妇人取下头簪扔入；也有轿夫在抬客人的时候，特意绕个弯过来，捐出十几文工钱。最终凑齐了贿银，打发了缇骑。
　　
　　这一路也险些出了大事。有一义士在城中奔走呼号，聚众为周起元鸣冤。百姓围住衙署，怒不可遏，差点儿就要痛打缇骑夺人了。
　　
　　周起元连忙跪求众人：“父老爱我，勿陷我不义！”民众才罢了手。
　　
　　此时苏州民变案已轰动全国，作为专政机关的缇骑，彻底被人民群众打服了。逮黄尊素的那一拨，死也不敢再南下；准备押解周起元的这一拨，也不敢带着人上路。
　　
　　这两个犯官如何办？成了烫手的山芋。魏忠贤也不敢再来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变，万一天启脑筋开了窍，将危及他自己的权势。于是，经过研究，让天启下诏，改由当地巡抚派人押解。最后的这两人，分别在五月和闰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陆续下狱后，曾有阁臣上疏请求，在镇抚司审过周宗建等人后，尽快将他们移交刑部议罪。为阉党所控制的内阁为何有这样的提议，不得而知。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也许是想推卸谋害忠臣的责任，总之很蹊跷。
　　
　　但是天启充耳不闻，也可能是魏忠贤早给他进了言，就是要把此案连带六人的命在诏狱里面了结。
　　
　　皇上没发话，魏忠贤却发了话，他严禁将一人发往刑部。上次六君子案中，漏了一个顾大章到刑部，结果杨涟等人被拷打致死的惨状就给泄了密。因而这次一个苍蝇也不能放出。
　　
　　后来有狱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说六人死状极惨，一点儿不亚于六君子，且大部分真实情况已永远无人能知了！
　　
　　忠魂无归处，不见“燕客”来！
　　
　　七君子中的狱中诸人，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抗争细节，永埋黄土，这是最令人慨叹的一件事。
　　
　　其中缪昌期入狱较早，阉党始终怀疑杨涟所上的“二十四大罪疏”是老缪代的笔，所以许显纯对他用刑尤狠，平日也要比别人多加一副镣铐。在酷刑之下，他十根手指全部脱落，只剩下秃秃的手掌。到四月三十日，入狱40多天时，毙命于狱中。
　　
　　合当是天怒人怨，就在缪昌期死后第6天，京师突遭一场千年奇灾！
　　
　　天启六年（1626）五月初六日，上午巳时，也就是9、10点钟的样子，“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塌陷）。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荡叠，秽气熏天，瓦砾盈天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碧血录》附录《天变杂记》）
　　
　　这就是著名的王恭厂火药大爆炸事件。
　　
　　事发突然！规模骇人！景象惨烈！
　　
　　王恭厂在北京内城西南隅，也就是今天的宣武门内，大约在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这里是明朝工部的火药库，内藏10余万斤火药。当时凡京营火器所需的铅子、火药都是由王恭厂制造。
　　
　　事故的原因不详，当时先是王恭厂地内有声，如雷鸣阵阵，而后火药突然自焚，产生巨大的爆炸。在王恭厂做工的30余名工匠，瞬间全部被烧死。
　　
　　据今人推算，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波及面积2.25平方公里。
　　
　　爆炸时的情形极为恐怖、怪异。据明代的正史和各种笔记、小说记载，随着一声剧响，只见空中有飙风一道，内有火光，紧接着蘑菇烟云冲天而起（宛如核爆），平地立刻下陷。长安街一带，纷纷从天上落下许多人头来，德胜门一带落下无数人的四肢。这一场碎肢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实在骇人听闻。
　　
　　爆炸威力之大，也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石驸马街上有一个五千斤重的石狮子，平日几百人都推移不动，当时竟被气流一卷而起，飞到了顺城门外。还有大木头甚至一直飞到了密云（今日开车也得好几小时）、人体飞到了蓟州。
　　
　　爆炸波及的地方，无论死人活人，皆是赤身裸体。衣服全部飘到了西山，密密麻麻挂在树上。昌平县的校场上，也落下了成堆的衣服，里面还夹杂着锅碗瓢盆、银钱首饰。
　　
　　当时正走在街上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七人连人带马没了踪影。
　　
　　更为蹊跷的是，承恩寺街上行走的女轿，事后只见轿子被打坏在街心，女客和轿夫都不见了踪影。元宏寺街上当时正有一妇女坐轿子路过，气浪掀起轿顶，这女子身上衣服瞬间随风而去，惟余妇女一人赤裸坐于轿中，身上毫发无伤（轿夫估计都裸奔了）。
　　
　　约有两万多人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一片狼籍，连牛马鸡犬都难逃一劫。王恭厂一带地裂十三丈，火光腾空。东自通州，北至密云、昌平，到处雷声震耳，被损坏的房屋无数。爆炸中心周围有侥幸活命的，也都是披头散发，状极狼狈。
　　
　　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熹宗实录》、《国榷》、《酌中志》、《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均有记载，尤其是一位佚名者根据当时邸报撰写的《天变邸抄》记述更为详细。
　　
　　这些火药如何自燃？为何事先不见一点儿征兆而瞬间爆发？最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说是火药库失火爆炸或地震引起灾变等原因，都难以解答。
　　
　　今人将这场奇灾，与印度3000年前的“死丘”事件、旧俄时代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迄今仍争论不休。有地震说，火药爆炸说，飓风说，陨星说，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爆动力说，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等，不一而足。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0 17:24:13

　　爆炸发生当时，天启正在用早膳。感觉有大震后，他起身便冲出乾清宫，直奔交泰殿。“内侍俱不及随，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奔跑间“建极殿槛鸳瓦飞堕”，正中那位近侍的脑袋，顿时砸了个脑浆迸裂。天启吓得魂不附体，一口气跑到交泰殿，躲在了一张桌子底下。
　　　　
　　当日皇宫也是狼狈已极，“乾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正在紫禁城内修建三大殿的工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
　　　　
　　大爆炸震动了全明朝，上自公卿，下至黎民，无不震骇。朝臣中有同情东林党或对兴大狱不满的，便以上天示警为由，纷纷上疏，抨击客魏，反对诛戮大臣。天启也有上谕给内阁，表示了“饮食不遑，栗栗畏惧”，告诫大小臣工“务要洁虔，洗心办事”、“痛加深省”等等。同时还拨出一万两白银抚恤死难者家属。
　　　　
　　从这个官样文章来看，他似乎是有修省之意。但实际上，天启是历史上最不怕上天示警和因果报应的皇帝之一。他的这个上谕，说得恳切且面面俱到，但就是没行动。这也符合中国政治谋略中“干打雷不下雨”的传统原则
　　　　
　　当时钦天监有一位管占卜天象的周姓官员，借机奏报说：“地鸣者，阴有余也，主弱臣强。一曰（另有一说）：下谋上，政在妇寺作乱，杀戮不由上（皇上），政令从下出。”魏忠贤也是个不信天只信自己的人，当即叫人杖死这个占卜官（《玉镜新谭》）——即使老天发怒，也不许你胡说八道！
　　　　
　　兵部尚书王永光也委婉表示了对兴大狱的不满，他说：如今罪囚半归诏狱，追赃即立时毙命，虽然他们罪有应得，但这与“好生之德”不是太不合了么？他提出，今后应慎刑狱，停缓建三大殿，圣旨应该由内阁票拟而不应径发“中旨”。当时这类的议论很多，都是针对魏忠贤而发的。
　　　　
　　天启总是以一个“知道了”搪塞过去，诸臣说多了，他还要为魏忠贤辩护。灾异一过，又马上给魏忠贤记功加赏。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你就得学会没脾气！
　　　　
　　由于发生特大灾异，京中忙乱，且天启有明令天下停刑，魏忠贤一时也顾不得诏狱中的这五个人了。
　　　　
　　据说，锦衣卫有一个重要部门就在王恭厂，估计也崩得剩不下什么了。缇骑们心里害怕，互相告诫不可太作恶，尤其不可南下。
　　　　
　　凡此种种，周宗建等人才稍获喘息之机。但是到了六月中，天启想起了这几个人，便又下了严旨，继续“追比赃私”。
　　　　
　　许显纯对周顺昌又开始了五日一比，起码要打四十棍。周顺昌性格刚烈，每次过堂都要痛骂魏忠贤。许显纯怕魏忠贤派来“听记”的宦官听见了，回去告状，就命人狠狠掌嘴。
　　　　
　　周顺昌脸被打紫，仍大骂：“奸贼，打得我的嘴，打得我的舌吗？”
　　　　
　　许显纯暴跳如雷，亲执铜锤，把周顺昌的牙齿全部打落，然后问：“还能骂魏上公否？”
　　　　
　　好个周顺昌，把满口鲜血向许显纯脸上唾去，仍大骂不止。
　　　　
　　魏忠贤派来的听记连忙飞报主子。魏忠贤听了，大为气馁，遂与李永贞商议，于六月十七日夜里，害死了周顺昌。
　　　　
　　次日许显纯上报周顺昌病故，两天后才有旨允许安葬。周顺昌的家人来领遗体的时候，只见皮肉已经腐烂，面目莫辨，惟有须发根根竖立，犹有生气！

　　七君子中，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以文盲身份乱政，因此许显纯对他用刑尤重。
　　
　　多次毒刑后，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卧于地上，不能出声。许显纯仍攘臂怒目，喝叱辱骂，问周宗建：“还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御史王心一见前已有六君子之祸，很同情周宗建等人遭遇，便去见冯铨，说逮了周宗建等人，朝廷大失人望，希望他能出力解救，以挽回人心。冯铨不肯，王心一知事不可为，只得含泪而出。
　　
　　最后，魏忠贤命许显纯以铁钉钉入周宗建身上，惟求其速死。见周仍不死，就给他套上锦衣，浇以滚水。周宗建顿时皮肉卷烂、赤肉满身，在极度痛苦中熬了两日，于六月十七日含恨死去（《明季北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酷刑。他知道早晚躲不过一死，就赋诗一首以明志。周宗建死后，因周起元路远尚未解到，狱中惟余他和李应升两人。黄尊素看到李应升受刑很重，就把自己家人拿来的完赃银转入李应升名下，以减轻他的追比之苦。
　　
　　两人囚室仅隔一墙，黄尊素预感死期将至，便敲壁与李诀别，说：“仲达（李应升字），我先走了！”
　　
　　李应升大声应道：“足下先行，应升踵至矣（我脚跟脚就到）！”
　　
　　壮士死义，如赴郊游。其浩然之慨，掷地有声！
　　
　　次日，黄尊素果然被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的父亲。黄家赤贫，虽坐赃不足三千两，也还是拿不出。后多亏故旧、同年及乡邻捐助，才得完赃。
　　
　　第二天，轮到李应升。他在死前赋绝命诗二首，其诗句曰：“十年未敢忘朝廷，一片丹心许独惺。”又写好遗书，与父母儿子诀别。
　　
　　他的儿子那时尚小，他特别叮嘱儿子：若将来上进有望（能做官），则早早开始奉养祖父母；若上进无望，那么无论如何要做个读书秀才，将我的文稿、书简整理好，因为这是“文章一脉”。我苦于生前未能尽到供养之责，所以你祖父母百岁之后，一定要葬在我的墓侧，不得远离。
　　
　　而后，他将遗书交给监狱卒，伏地向朝阙遥拜：“纍臣以身报国，死无所恨。”又望家乡遥拜父母：“忠孝不能两全，今生无复见二亲矣！”当日即在狱中遇害，年仅34岁。
　　
　　待周起元被解到时，前面诸君子尽已死亡。
　　
　　说来，在阉党的指控中，周起元才是七君子的“祸首”，其他多人都是被“窜入”（并案）的。王化贞在李实的空奏疏上，填的赃银数目大得惊人，竟有十万两。他入监狱后，魏忠贤指示说不用审，就照十万两追比，这显然是一心要杀他。
　　
　　为了完赃，周起元家产被充公，仍远不足数目，以至株连亲友无不倾家荡产。他本人到九月，也为狱卒所害。

　　从天启五年初以来兴起的两次大狱，把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赶尽杀绝。在肉体消灭和思想控制两手并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开投靠，或者百鸟压音，“举朝结舌，而谄谀颂德之风纷起。”
　　
　　在最黑暗的时代，却到处都有颂歌盈耳。这样的怪事，恰好说明凡有“老王卖瓜”的地方，必是恶政横行之处。
　　
　　天启这个傻皇帝也很高兴：魏公公种的瓜，真是越来越甜了！他乐得耳根子清静，不用再听东林党人的噪聒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路走歪了还不许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别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论是没有用的。
　　
　　真正能让他清醒一点的就是民意。天启六年三月间的苏州民变，给阉党的全胜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不仅是缇骑不敢再出京逮人，就是魏忠贤本人，也对民意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当后来，他想出手最后扼住大明命运的喉咙时，就是民意这道铜墙铁壁挡在了他面前，使他不敢再前行半步。
　　
　　自作孽，不可活。杀了那么多无辜和正直的人，还想有个善终吗？还想让后世的人念你一声好吗？还想一世、二世乃至传之万世吗？
　　
　　他真是太看低了天意、人心和公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0 17:25:19

　　【在悬崖绝壁上的最后狂舞】
　　
　　
　　这时候的魏忠贤正是踌躇满志。
　　
　　——放眼看去，只见天低吴楚、众生匍匐，真是几千年未有的好日子。
　　
　　好虽是好，但他也知道，高处是绝壁。要维持住当前这地位不坠，对上要死死控制住皇帝，对下要让老百姓服服帖帖。对上倒好办，宠着那半傻的皇帝玩就是了。麻烦的是对下，靠感化、靠恩德是不行了——老百姓能相信有杀人如麻的菩萨吗？
　　
　　只有使用恐怖手段！
　　
　　无德小人，又想倒行逆施，所以他不用这手段没别的办法。魏忠贤专权时期，由此成了明代特务横行、罗网密布的最黑暗时期。今天的人对明朝的印象一直不太好，除了明成祖清洗建文旧臣一事太残酷外，跟魏忠贤搞的特务政治大有关系。
　　
　　所谓特务政治，就是无论城乡遍地都是“番役”。这个番役，就是东厂的密探、眼线，即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业余的无非就是京中的地痞流氓，只要提供了线索就有赏钱。
　　
　　这些密探，是官方默许的黑社会。不拿“驾帖”，无须证人，就可以闯进民宅查案子。当事人若明白，给够了贿赂就没事。否则往东厂一报，逮入镇抚司，刑重比法司重十倍，人也就别想生还了。
　　
　　倒行逆施者为什么喜欢养恶奴呢？因为恶奴可以制造冤案，只有冤案不断，人们才会有恐惧感——不犯法你也有危险。这样，才能保证老百姓服服帖帖。
　　
　　魏忠贤也许是自己没有卵的缘故吧，所以看不得天下有堂堂正正的老百姓。只有人人战战兢兢，满腔怨恨又强装笑脸，才是他所要的效果。
　　
　　最奇特的，是王朝的专政机关，居然把王朝的行政官员也普遍列入监视对象。每月几百个番役，轮流抽签去各衙门侦察，称为“坐记”。对被监视官员，无论公事私事，都要逐一报上来。以至官员家里的争风吃醋、油盐柴米事，很快就能在宫中传开。
　　
　　中书舍人吴怀贤在家里读杨涟的奏疏，忍不住击节称赞，结果被奴仆告发，难逃一死。
　　
　　即便阉党里的重要人物，也不能幸免。阁臣丁绍轼与缪昌期是好朋友，闻昌期被害死于狱中，不由叹息了几声。据说东厂马上报告了魏忠贤，立刻矫诏赐死。
　　
　　魏忠贤时期的密探，遍布大街小巷。“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这样严酷的情况，大概只有秦始皇时期才有过。
　　
　　《玉镜新谭》里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举朝但知有此二人（魏忠贤、崔呈秀），而不知有圣上也。威福日盛，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间无敢偶语者。驿使停骖（官员出差途中休息），即卧榻间无一敢提魏字者。身在京华，童仆往来（派仆人办事）无敢带一家书者。去国诸臣（被罢免出京的官员），典衣觅骑，萧条狼狈，全无士气，而一经削夺，门无敢谒，郊无敢饯者。虽师生戚友之谊，亦荡然扫绝，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默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其婚丧宴会亦不敢设矣。三、四年来，普天率土，凡智慧者化为愚蒙，辩捷者妆成喑哑。中官之威动海内，未有若此大神通也。”
　　
　　社会生活到了这个程度，已非常态。官员和老百姓都不能正常过日子了；自由而快乐的，只有阉党中三百余人，又岂能奢望平安明朝？
　　
　　魏阉杀人，心冷如铁，就是幼童也不放过。在一起所谓“逆妖”案中，竟有“怀抱孺婴赴市曹骈斩，尚盹睡怀抱中未醒者”（《酌中志》）。即使在皇权制度下，这也属骇人听闻，触犯了人道底线。无怪乎他本人倒台后，牵连亲属，也遭了同样灭族的报应。
　　
　　有一则流行的事例，被载入《明史》：
　　
　　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信，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子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此事，在夏允彝的《幸存录》中也有相似记载。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人相聚饮酒，其中一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定会倒台。另外四人心生恐惧，并未附合，有的人还劝他慎言。那人高声道：“魏忠贤再利害，也不能将我剥皮拆骨！”
　　
　　当夜，众人正在熟睡中，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数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将议论时政的那一个逮走了。稍后，又把另外四人逮去，带到一处衙门，见先逮的那人赤裸卧于堂下，手足皆被钉在门板上。堂上有一鲜衣显宦，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道：“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日不妨一试。”
　　
　　他命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待沥青冷却，再用锤子敲打，沥青便与人皮一齐脱落，成了一张完整的皮壳（酷似今日黑屠宰户给鸭子拔毛）。四人魂飞天外，魏忠贤赏给每人五百两银以压惊，并将他们放走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4 09:28:57

　　对东林党人，魏忠贤防范得就更加严密。自六君子大狱起后，侦骑四出，凡是与六君子有关的人，无不受到监视与跟踪。
　　
　　魏大中被逮至京后，其子魏学洢也潜入了京师。“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明史》）完全像是在做地下工作。
　　
　　杨涟的亲家陈愚，在杨涟被逮后全力以赴帮助杨家进行救援，结果也被东厂盯上，“逻者交迹于门。”
　　
　　高压之下，人情世态立见冷暖。志士被祸，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即便亲朋好友也躲得远远的。顾大章在北行途中，一路上，他所认识的好友都闭门不敢相见，正所谓“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顾大章《道经故人里门》）。
　　
　　背后发发牢骚，慷慨激昂几句，谁都敢。真要玩命的话，勇敢者百不及一。仕宦者，智识者，知识改变了命运者，大多是纸上的英雄。这才会有——人间道德文章连篇累牍，宵小猖獗于途无人敢问！
　　
　　周顺昌的一个同乡朱祖文是个例外，他曾在周顺昌被解到京之前，先期到京设法营救，又去定兴、吴桥等出筹款，为周顺昌完赃。
　　
　　朱祖文是一名诸生，其祖父曾任都督。他写了一本日记《北行日谱》，将北上一路上的经过逐一记下。其文朴实生动，绘声绘色，堪称古代最好的纪实体文字之一。
　　
　　日记写道，他与周顺昌的两位仆人唐元、严秀从苏州出发，北上过江，在江边就看到有锦衣卫旗校群集。船到杨州等候过关卡时，两个仆人登岸，就有一位长髯公招呼他们：“你们来了？”两人未答理。该人又说：“你们是苏人。”言语间仿佛是很熟悉的样子。两人虚应了两声：“是啊，是啊。”那人才离去。
　　
　　仆人回穿后，告诉了朱祖文，朱大为惊异。
　　
　　他们一行从清江浦登陆后，有一个差人，骑马驰过后，忽然又返回来问他们：“你们已经来了？”三人不答。那人也是说：“你们是苏人。”朱祖文虚应了两声：“是啊，是啊。”那人才离去。
　　
　　唐元悄声说：“听他口气，像是知道了我们的行踪。”
　　
　　朱祖文怀疑这是苏杭织造李实的手下，专门来缉拿六君子亲属的。此时他身上还带着周顺昌写给北京朋友的信，想烧掉以减少危险，但又怕进京后没有凭证人家不肯帮忙。晚上住在旅馆里，心里正七上八下，忽然有一群人猛擂旅馆大门，其声甚厉。
　　
　　朱祖文想，这必是缇骑来抓我无疑。再一细听，原来是县里的衙役来喊里长有事。
　　
　　抵达北京后，朱祖文考虑到京城正在戒严，有必要先找个藏身之所。他来到与他祖父有世谊之交的宗都督家，设想这里可以停留几天。叩开门后，他诈称是因别的事情到京，请求留宿。
　　
　　宗都督已过世，长子在外地做官，家中有二、三子在。两人相视一眼，皱着眉头对朱说：“此间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倘客非其人（假如留宿了可疑人），十家连坐。君以异乡入吾门，比邻已有密伺者，君其务就逆旅乎！”
　　
　　这边外乡人一进门，那边邻居就有盯着的，看来京中的小脚侦缉队早已有之！
　　
　　求一宿而不可得，要求暂时存放一下行李也不可。三人只好返回，在长安道上另寻客舍。
　　
　　可哪知道，就连旅馆老板也是东厂眼线。朱祖文在京中不过呆了十多天，就被盯上了。

　　旅馆老板看他们主仆三人谢绝宾客，又时时密语，不禁起了疑心。一天晚上，居然有一长髯公闯入（看来密探都有一口好胡子），四下里探看他们几人的行装。
　　
　　到离开旅馆的时候，严秀因为计算住宿费，跟老板起了争执。老板很生气，几次说出疑心的话来威胁。朱祖文担心出意外，连忙将一件行李赠送给老板，让他消气，这才解除了危机。
　　
　　这期间，朱祖文还去找过周顺昌的好友朱尽吾，想借宿，朱尽吾却告之“寝所不便”。他又找到自己的好友蒋士衡，蒋失声道：“此乾坤，何世界，兄奈何自投此地？”蒋还叮嘱道，听说东厂针对周顺昌特别派了三十余人，专门抓来跑关系的人，万望小心。
　　
　　周顺昌另一位在京的仆人钱真，后来果然打听出来：“厂卫缉访果有其人，且五十余辈！”按此计算，那就是派出了300余名侦探，针对六君子的家属亲友进行监视。
　　
　　十多天中，朱祖文感到找人办事太难。若不是老乡，人家轻易不肯见。对方若是老乡，又怕“番子”早就盯上了。朱祖文万分警觉，与人会面时，都事先约在古庙中。随身携带的信件，有时“糊于壁间”，有时“粘之敝袜底中。”
　　
　　他后来到定兴县去借款，专挑荒僻的小路走，但还是没躲开侦探的堵截。在半路被几个番役拦住，喝叱下马。当时情况甚危急。朱祖文和和严秀在前，把行李交给三人检查，又东拉西扯的转移侦探的注意力。唐光趁机把周顺昌写的求助信扔进嘴里嚼掉，这才免于大难。
　　
　　到吴桥去借款的时候，离北京差不多有700里了，友人仍嘱咐千万不能到闹市去。
　　
　　朱祖文叹道：“世道至此，真可畏哉！”
　　
　　魏忠贤专权，一方面滥施淫威，以镇压之权防人之口，谁也不许说不好；另一方面，又贪功冒赏，要把世间的好处一个人捞完。
　　
　　按他这种人的习惯思维，功劳不是靠才干、靠勤勉奋斗出来的，而是靠狗仗人势、巧取而来的。
　　
　　特别是自天启五年（1625）坐稳了位置后，无论朝中还是边境，凡诸臣有功，他必居首功；有赏，他必得其上赏。
　　
　　天启六年（1626）正月，袁崇焕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明军大炮击伤，不久郁闷而死。魏忠贤在此事上寸功未立，却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世袭都指挥使；其侄魏良卿为肃宁伯。心腹党羽毛也各有赏赐，惟大功臣袁崇焕赏赐却甚薄。后在舆论压力下，才升袁为兵部右侍郎。
　　
　　兵部右侍郎不过是兵部三把手，不知全明朝还有几个用兵能超出袁崇焕的！
　　
　　越是能干的，就越往后排，这也是庸官用人的特色之一。但是打仗是关系到明朝国运的事，魏阉之流荣华富贵全赖国运，他们这样用人、这样办事、这样考虑问题，真是蠢到了家，好象就怕明朝不早亡似的——正人君子其实不该忧愤，只管看热闹就是。
　　
　　时隔不久，魏忠贤又进封宁国公，魏良卿加太子太保，4岁侄孙魏翼鹏封平安伯，3岁侄儿魏良栋封东安侯。
　　
　　真个是：赌徒出身，文盲学历，一门公候！
　　
　　你能怎样？
　　
　　——生于浊世，要是太认真了，不等人家把你整死，气也要气死了。

　　袁大人被压制，完全是功臣之悲。真是卖命的不如玩狗的。
　　
　　那一仗，打得不容易。魏忠贤提拔起来的兵部尚书高第，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得知努尔哈赤大兵出动，闻风丧胆，下令全线撤回山海关，连十多万石军粮都扔掉不管了。只有袁崇焕拒不从命，决心独守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
　　
　　正月下旬，努尔哈赤率6万余八旗健儿逼近宁远城，号称20万大军，而袁崇焕麾下守城的明军仅有2万。袁崇焕写血书誓与城池共存亡，将城外居民动员进城，房屋粮食烧毁，坚壁清野。
　　
　　宁远城上，还置有11门西洋“红夷大炮”，严阵以待。这红夷大炮，是购自澳门、由葡萄牙制造的新式大炮。
　　
　　二十四日，后金大兵摆开攻城架势，袁大人纹丝不乱，只与一名来“天朝”办事的朝鲜国翻译韩瑗在城头阁中，谈古论今，大有诸葛孔明之风。
　　
　　“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
　　
　　宁远，仿佛一座深不可测的空城。
　　
　　总攻开始后，后金军人马有重铠，前锋有战车。一时箭飞如蝗，宁远城上，箭簇密如刺猬。
　　
　　待敌逼近，明军的西洋大炮开始发言了，每炮一响，烟雾飞腾，后金军里必是一片死伤。
　　
　　但后金军拼死的劲头也真是了得！有少数战车冲到了城下的炮火死角，突击队员开始猛凿城墙。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处地方被凿通，情势危矣！
　　
　　袁大人稳如泰山：你有拼死精神，我有经济规律。他命人把官库中仅有的一万两银子搬上城，凡击倒一敌，当场即赏银一锭。士卒精神大振，无不用命，有面中流矢亦奋勇不退者。
　　
　　袁崇焕还亲自挑土堵塞缺口，一不小心中箭受伤，就撕下战袍一角裹上再干。主将如此，士卒哪里还肯退后！
　　
　　明军还将一些被褥里包上火药，从城头扔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估计后金的后勤保障也不大好，一见有免费的好货就纷纷上去抢夺。待城头一放火箭，下面的被褥立刻腾起一片火海，后金战车尽被烧毁，人也烧死不少。凿城运动完全失败。
　　
　　这一天一直打到夜里二更，“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努尔哈赤见城下战士死尸枕藉，心为之沮，只得收兵。
　　
　　第二天，再来一遍。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了望台，监视后金军动向，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才命炮手瞄准敌人最密集处发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这一天，后金阵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中炮（具体是谁不明），有关史料均有提到：炮击“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张岱《石匮书后集》）
　　
　　据推测，正在督战的努尔哈赤大概也是在这一天负了伤。
　　
　　无敌八旗，此时已被明军吓得魂飞胆丧，任凭军官如何挥刀督战，一到城下掉头就跑。这一天，激战最为惨烈。到晚上，后金军基本上是不行了。
　　
　　第三天，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虽然还围困着宁远，但都离得远远的。一靠近，西洋大炮就是一顿猛轰。
　　
　　努尔哈赤完全没了主意。后来偶然发觉附近的觉华岛上有人烟，就派大部兵力去攻打。岛上有七千明军，是负责看守岛上粮草的。由于装备不足，且是水军，战斗力不强，最后全部阵亡。努尔哈赤心里才算是稍微平衡了一点儿。
　　
　　大战三天之后，努尔哈赤知道斗不过袁崇焕，只得撤军。到二月上旬，大军全部撤过辽河以东。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大获全胜！
　　
　　当初“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如今宁远捷报一到，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天启也下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七年初，后金皇太极发兵攻朝鲜，约6万大军跨过鸭绿江，把朝鲜一举打服。
　　
　　这一时期，袁崇焕一面与后金议和，一面争取时间抓紧修建锦州，中左所和大凌河三城，把防线向前推进170里。天启也完全赞同这种暗渡陈仓的办法。
　　
　　皇太极发现了明军的这一动向，觉得三城若是建完，无异是钉在自己脑门上的三颗钉。于是就沉朝鲜大胜利之机，发6万大军，从沈阳出发，渡过辽河，于五月十一日包围锦州。
　　
　　明军守卫锦州的是赵率教、守卫宁远的是满桂等人，袁崇焕在宁远指挥全局。袁崇焕一贯主张“守为正着”，以坚城厉炮，对付后金铁骑攻城，是以强项对弱项。因此各城只须守住，不须救援，不给敌人野战的机会。
　　
　　天启也很赞同这一战略，并且他还看好宁远才是山海关的屏障，责令袁崇焕本人不得离开宁远一步。这样即便锦州失守，宁远也决丢不了，从而动摇不了根本。
　　
　　在宁锦一线，天罗地网就这么摆下，等鱼上钩。
　　
　　皇太极这人，比他老子努尔哈赤的功夫差得远，在24天之内，与明军大战3次，小战25次，一点儿便宜没捞着。其间在锦州和宁远来回跑了一圈儿，两围锦州，攻而不克，中间又偷空去了一趟宁远，就更不能得手了。
　　
　　比较惨的是六月四日第二次打锦州。明军用西洋大炮、火炮、火弹和箭、石组成火网，后金军连城墙边都靠不上。
　　
　　后金突击队员冒死以车梯强渡护城壕，被火炮轰死无数，城下尸积如山，一仗就死了3000人。士卒回营后，抱头大哭，如丧考妣。
　　
　　皇太极知道再打也是白死——继承了皇位不一定能继承天赋，何况老爹都打不赢袁崇焕。当天夜里，就撤军了。
　　
　　此为“宁锦大捷”。
　　
　　在两次大捷中，天启皇帝头脑相当清醒，用人不疑，指挥若定。后勤、兵员保障都很及时。要是给他记个功，那还差不多。
　　
　　但此次魏忠贤又贪天之功为己有，还指使其党羽攻击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污蔑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导致朝鲜被攻。甚至连撤消宁锦防线的议论都出来了。袁崇焕不服，上疏乞休。
　　
　　天启这时候也翻了脸，不承认自己曾同意议和。袁崇焕只能凄凉返乡，回到东莞水南，
　　
　　到七、八月间论功，举朝又是盛赞魏公公英明，吏部尚书周应秋称：“厂臣壮志吞胡，赤心报国……将洗三朝未雪之恨，褫十年匪茹之凶。伟哉，浴日补天！允矣，安内攘外！”其余的，也大都是这个调子。
　　
　　顺理成章，魏氏一门又是一番厚赏。魏良卿甚至封成了太师，这叫什么事！就连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几天才得到这份荣誉。
　　
　　蚂螂之子，翻为太师！
　　
　　天下沐猴而冠者何其多也，不过像这样低劣的猴，像这样吓人的冠，大概三千年中绝无仅有。
　　
　　那时，首投魏忠贤的阉党分子霍维华，已经当到了兵部代理尚书。他从其爱妾的弟弟那里听说，天启已病入膏肓，活不长了，就起了背离阉党之心，想悄悄为自己谋个退路。于是上疏，请将给自己的恩荫，转给袁崇焕。气得魏忠贤矫诏骂他：“好生不谙事体！”
　　
　　老魏哪里知道，霍维华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魏忠贤不仅要抢军功，其他的功劳——缉奸功、殿功、陵功等，一样也不放过。
　　
　　天启六年三月，辽东人武长春在逛妓院时，一时高兴放了些狂话，讲到了辽东边境明军与后金军作战的情况。他哪知道，就是在窑子里也有东厂眼线，结果被东厂逮入诏狱。
　　
　　只要落在了许显纯的手里，老母鸡也得变成鸭。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武大嘴承认了自己是后金奸细。恰在此时，明军在辽东前线有小胜，捷报驰入京师。许显纯趁机为魏公公邀功，上疏说：“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说这个间谍要是不抓住，那得惹出大祸来，全赖魏公公大智大忠立下奇功！
　　
　　这功立得也确实够奇的。天启一高兴，封魏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还嫌这不够，赶紧献媚，说应该追封魏公公的祖先。天启就一口气追封魏忠贤的四世祖先为肃宁伯，这才叫“祖坟冒青烟”了。
　　
　　可怜这武嫖客，一张臭嘴惹来身受磔刑，连骨骸也回不了家乡了，只便宜了魏忠贤一门老小。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武长春确为后金奸细。后金的谍报工作是由明朝降将李永芳负责的。他每月花银一百两，收买与明朝辽东官员素有交往的刘保，令其按月递送情报。更有甚者，为了刺探军情，他还派了自己的女婿武长春，“出入京师，窥探消息，谋为不轨。”（《三朝辽事实录》）
　　
　　武长春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后金的天命三年（1618）开始当间谍，混了一个明军的假身份，以催饷为名潜往京师。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陷辽阳后，武长春一度私自回到山海关，后又受命返回京师。
　　
　　其时，李永芳托人携银700两交给他，令他在京活动。其任务是：只要拿到有价值的情报，就马上送到“山东平度州陈一敬家”。武长春为了便于在京城潜伏，特意买下了窑姐儿李凤儿，在杨美竹斜街马家坊租房住下来了。
　　
　　此间，武长春收买明官季应诚、李廷柱、周应元、李廷栋、薛应魁等人，花费白银1400两；又冒顶杨武举的履历，钻营谋个守备官职，意图掌握兵权，充作内应。宁远之役打响之前，武长春又潜入宁远，但见明军防范不是一般的严，连街道小脚老太太都在参与肃奸，没办法只得逃往回京。后被东厂缉拿归案，凌迟处死。
　　
　　这个说法，言之凿凿，似乎更可信一些。但是别忘了，许显纯就是干这个的，不把口供做得像模像样，他哪能轻易骗过皇帝？
　　
　　就算第二种说法是实，抓到一名间谍和打赢两场保卫战，功劳孰大孰小？封侯的到底应该是谁？一望而知。可魏公公喜欢功名啊，那就什么好处都得是他的。
　　
　　就连天启皇帝完婚，魏公公也有荫封，不知他这“空前绝后”的老家伙对这有什么功？
　　
　　此外，凡是重大工程完工，魏公公都少不了有封赏。天启五年（1625）正月，泰昌帝的庆陵修好，魏忠贤荫都督同知。天启六年（1626）九月，皇极殿落成，魏忠贤晋升“上公”，加恩三等，赐田二千顷。就连王恭厂大爆炸，都有人上疏请论魏忠贤“救火功”，结果还真的就有封赏。
　　
　　这样的冒功无计其数。真个是“今日荫金吾，明日拜崇侯”，“一门之内，锦衣三十余人，公侯七人”，鸡犬鸭鹅，一齐升天！
　　
　　整个魏氏家族，只要能沾点儿亲的，叔侄孙甥，无一不封。魏良卿原来不过是一市井佣夫，也就是街边找零活儿干的民工，后来又卖过菜。到今日，封伯封侯，加太师、赐铁券（免死牌）、乘大轿，又代皇帝去祭天、祭祖宗。以致天下人都疑心：魏公公这不是想要篡位了么？
　　
　　这个魏良卿的发迹史，史上独一无二，可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民工。

　　对于魏忠贤的历史作用，在明末就已有定评，阉党残余在南明小朝廷时期，虽也曾一度翻案，却只能越描越黑。
　　　　
　　但是近些年来，国人思维日渐活跃，有些年轻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不管是现代思维也好、是逆反心理也好，总想说魏忠贤没有那么坏，且有治国能力；说东林党无能且小肚鸡肠，甚至说天启时代的东林党人私德也很糟糕，与阉党半斤八两。
　　　　
　　这些新鲜之论，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想要彻底翻掉这个案，一是要有证据，二是要合逻辑。
　　　　
　　东林党固然有偏激和策略失误的问题，但作为政府官僚，绝大多数是正人，能够做到清廉、爱民、不谄附恶势力。在任何时代里，能做到这三点，就是好官，无须其他技巧技能或者风度。他们虽然迂腐、固执、对人品要求太苛刻，但这些，都不是罪恶！
　　　　
　　东林的六君子也好，七君子也好，若有一人像阉党那样半斤八两，何至于被追比成那样也交不够钱？他们不过是退休官员，无权无势，又怎么能赢得百姓舍命保护？
　　　　
　　设身处地地想，我们自己大多都愿意“父母官”是个好官，恐怕没有什么人喜欢官员越坏越好。如果有人喜欢，其身份大抵是开发商或包工头，那也无须来关心这段历史了。
　　　　
　　所以我说，有一种东西叫公论，这东西就是历史的慧眼。是非善恶，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作为。他在政治舞台上窜红有七年时间，真正当国有两年多一点儿。这个人，究竟有哪些经天纬地之才，我看不到，也推论不出来。
　　　　
　　前面我已讲过，他所干的，无非是杀忠臣、驱良将、哄皇上，霸朝堂。对忠良的戗害，起的是离散人心的作用。对大明来说，罪莫大焉！朝中乌烟瘴气，朝廷的公信力也就贬值到一文不值，社会逐渐呈现解体之势。要知道：民心散易，复聚难矣。
　　　　
　　一个代表公平正义的朝廷，却以无上权威干了那么多坏事，那不是皇帝下个罪己诏或者新君即位就能洗白了的。
　　　　
　　人心是白纸，你的点点滴滴恶迹，都记得一清二楚。民众对朝廷的认同感一旦完全消失，政权也就如沙上筑塔，眼看着就是——“倒了！倒了！”
　　　　
　　草民我极力想在历史的边角里，找到关于魏忠贤对明朝做的好事实事。但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人若是好，不是某史家的一枝笔就能埋没掉的。况且，古代人的“史笔”，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
　　　　
　　我在这里把史料上记载的魏忠贤做的“好事”，尽可能地凑一凑，看他是否功大于过，或者可以两相抵销。
　　　　
　　一、魏忠贤救火。天启六年，御马草场——天师庵草场失火，火势凶猛。魏忠贤亲自督率内外官员救火，三日方把火扑灭。据说他还亲自端盆浇了水。但是，当今也有史家认为，他大可不必亲自动手，其目的还是出风头、想捞取封赏。
　　　　
　　二、魏忠贤节约。他曾经下令取消后宫长街的路灯，以此节约灯油。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他和他的爪牙晚上在宫里干坏事。
　　　　
　　三、魏忠贤搞旧城改造。由于万历怠政，紫禁城内多处建筑颓败荒凉，内金水河也好完全淤塞，成了互不连接的小水洼。魏忠贤亲自抓改造，将破败建筑修理一新，金水河也得以全部疏通。
　　　　
　　四、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但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进马，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当然，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你要马，我就花少少的钱买一匹老马病马来应付。马匹交到宫中后，又没有人好好喂，等分配到前线的时候，那是随到随死，哪里做得成什么战马？倒是可以常见军士们改善生活，大嚼马肉。

　　五，魏忠贤对待公文非常“认真”。魏忠贤的官职是秉笔太监，但他同时又是个文盲，这一对矛盾集中在他身上，却也没难倒他。《酌中志》说“魏逆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他看文件，掌握朝中大事，是靠听人家朗读。由于他“颇有记性”，又“担当能断”，所以他比天启还是要“勤政”得多。
　　
　　可是，一个不称职的人骤居高位，抛开党争的偏见不说，就他那点儿能力，在政务上也常出笑话。天启六年初，兵部请示，要把蓟镇镇虏关的提调（武官名称）董节，升为都司佥书衔，兼管一个军事单位的“游击将军”事务。可是，报告到了魏忠贤这儿，发现了有问题。他了解到，提调这一级别与游击将军之间，中间隔了一级。此人为什么会跳级擢升？他认为必有隐情（行贿了），于是降旨责问。
　　
　　兵部很快就有了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历来很少有“实缺”，就是说这仅是一个官级，往往没有可以实际负责的事务，所以提调一级的武官任满升职，都以都司佥书一职兼管游击将军的事务，这是惯例，并非跳级。
　　
　　但魏忠贤是不肯认错的——上级领导怎么能有错儿？他矫诏把兵部主管武官人事的职方郎中余大成削籍为民，把人家的干部资格都给剥夺了。兵部尚书王永光急了，再次说明情况，为余大成讲情。但魏忠贤还是不听，训斥兵部，今后提拔武官要“循级序升，不得越次兼管”（《明熹宗实录》）。
　　
　　此谓典型的“以不知为知之”。
　　
　　在这前后，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倒霉的是阉党的一个小喽啰——礼科给事中李茂恒。李茂恒写了一份奏疏，里面有一句话是“曹尔桢整兵山东”。魏忠贤一听：不对！这个曹尔桢刚给我送过一个大红包，我给了他山西巡抚的位置，他原是民事行政官，只有到山西当巡抚（军民都管）才可能整兵，怎么在山东就整兵了？哼，读书人，连山东山西都分不清。在“领导班子”朱批的时候，他就吩咐要批评一下。
　　
　　偏偏这个小小阉党李茂恒，非要坚持原则：我他娘的就是没错！上疏辩解说，曹尔桢原为山东布政使（民事省长），虽然已经升职山西，但还未到任，不可能在山西干什么事。而年初辽东有警（皇太极要挑衅），兵部曾经令曹尔桢督促地方部队戒备，所以说“整兵山东”没什么错儿。
　　
　　这一说，还得了！这不等于说我魏某人是白痴么？于是魏忠贤矫诏，斥责李茂恒“不恭”，也给削了籍。对李茂恒来说，是九十九个头都叩了，就差这一个不肯叩，好不容易混成个阉党，却把前程给毁了。
　　
　　以上所列，就是魏忠贤屈指可数的“政绩”。要说他有才能，也就这一点儿。须知，干部选用，必由正道，是千年可循的规律。天启把这样一个文盲加流氓的人硬给提到国家中枢位置，能干成什么样，那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的救火、节油等等，可以说的确是政绩。但他一个伙食科长出身的太监，未经过从政的必要训练，也没有从政的眼光和胸襟，目力所及，也不过就是宫里的那点儿事。“朝菌不知晦朔，蝼蛄不知春秋”。民生、吏治、边防，这关乎大明兴衰的三要素，他怎么能弄懂？又怎么来管？
　　
　　大明这辆疯狂马车，在他的驱赶下，不朝悬崖狂奔才是怪了。
　　
　　魏忠贤，究竟好在哪里？

　　国家的事，天启皇帝愿意交给他去折腾，也就罢了。那么魏忠贤的私德如何？
　　
　　他是个太监，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大，尽管身边也有“鸭”。关键是在当今国人比较敏感的贪污受贿问题上。
　　
　　魏忠贤位居一人之下，操控用人大权；加之旧时官员任命权力又集中在中央，因此要想当官的，必须奔走其门。索贿受贿这一条，魏忠贤他跑不了。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就更是公开收受。阉党阁臣魏广微有一年冬至忘了给魏忠贤送礼，惹得老爷子大怒，埋下了日后失宠的伏笔。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受过大苦的农民，出于对官僚腐败的痛恨，他制定的俸禄标准出奇地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这就必然引发官员大面积的灰色收入。比方，正统年间御史陈泰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钱不够用，就只好贪污，这也是人性化的表现。到今天我们就不必掩盖这一点了。
　　
　　明嘉靖以前，由于士风较正（明朝士风之正与邪，都属历代罕见），对贪污受贿尚有所遏制。
　　
　　到嘉靖这个昏庸皇帝上台，重用奸相严嵩，满朝贿赂公行，官场风气一溃千里。史称嘉靖时期“贪官暴吏，布满中外”；嘉隆以后，更是“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张居正整顿之后稍好，到魏忠贤起，贪风又大盛。买官卖官猖獗不可收拾。
　　
　　大概情况如何呢？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上《劝廉惩贪》奏疏，从中可见一斑。他说，想当都抚（省军级）一级的官儿，没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的好位置），非得两、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县各官，都有定价。
　　
　　官职有定价，这已和严嵩时代一样了。特别是大批谋到了官的人，“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这道理，今人不用点拨就会明白：既然花钱卖了官，就要加倍赢回来。怎么赢？古今都是同样的办法——“侵渔百姓”！
　　
　　韩一良是个本份人，他如实报告：即使像他这样“绝无交际之人”，曾有两个月内，就退还了人家的贿金五百两。他是个多大的官儿？从七品，就因为能够参与官员的考核，便有人送钱。两个月五百两！所以他在奏疏慨叹：“他可知矣！”其他人怎么样，可想而知。
　　
　　这样的老实人，大概只有明代才有。“绝无交际之人”——想想看，诸位是否可曾遇到过？
　　
　　再回想阉党给魏大中栽的赃，不过三千三百两；给黄尊素栽的不过二千八百两。诸君子过去要是有心捞的话，这点钱，最多两年时间就捞足。从这上，也可看出东林诸君子实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贤总共收了多少？因为他死后定的是“逆案”，崇祯皇帝算的是政治帐，似乎没有财产统计，也没有籍没家产。但他失势后仓皇出京，随行携带的金银珠宝有40辆车。事急的时候，为贿赂崇祯身边太监徐应元，一次就送给人家私宅30余所，连带里面的财产与用人。
　　
　　——对比一下，他和东林党君子的经济情况，何来“半斤八两”？
　　
　　而且阉党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人人都贪，少有例外。这一伙蝗虫总不是造钱的吧，无非是上啃国家、下吃百姓。
　　
　　魏忠贤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贪污被劾，才跟东林党闹翻的。投阉党后，“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收受的稀世珍宝无计其数。
　　
　　那个把“好粥”听成了“好竹”的周应秋，是因为向吏部尚书赵南星求官被拒绝，而和东林党闹翻的。杨涟、左光斗被害死后，他兴奋异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就这么个臭名昭著的“煨蹄总宪”，在当上吏部尚书后，天天与下属文选郎李夔龙商量，怎么卖官，怎么索贿，怎么敲诈百官。还定了指标——“每日勒足万金”！北京城里都叫他“周日万”（《三朝野记》）。
　　
　　这个贪污集团，不仅仅是他们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三亲六故，也都为人奔走，放手受贿。社会资财，就这么源源不断流向一个特定的集团。
　　
　　贪官们要贪，必然会排斥正人进入这个集团，以免妨碍他们作恶，这就导致吏治败坏。吏治一败坏，国家受害，百姓受穷，中央权威失去公信力，社会矛盾尖锐化，也就是所谓的“国将不国”。这就是阉党给明朝带来的最大祸患。
　　
　　魏忠贤，何“治国才能”有之？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了：东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标准，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员队伍，一定要是清流，国家才能正常运行。这条河要是浑了，臭了，腐了，国家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